千龙网讯 二十世纪初的近代中国，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为激烈动荡的年代。这期间，一些历史人物的角色转换也是那么迅疾多变，令人目不暇接。《杨度日记》的作者杨度(1874年—1932年)，就是角色转换判若两人的历史人物。1975年冬，周恩来在重病中与当时的国家文物局长王冶秋交谈时指出，在重新修订《辞海》时，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要注意客观公正，对于既有反动的一面，又有革命的、鲜为人知的一面的人物，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周总理还特别提到了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当时人们听到这一消息，都难以置信，更无法理解，一个臭名昭著的封建帝制的鼓吹者与策划者，怎能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相联系呢？由于历史的误解太深，在1976年出版的一本普及读物中，杨度还是被扣着“帝制余孽”的帽子。
早年杨度参加清政府新开科举考试，但与功名失之交臂
杨度，
字皙子，号虎公，湖南湘潭人，是晚清名士王运的得意门生，平生所服膺的就是他老师所传授的“帝王之学”。后又醉心于新学，上了湖南师范，但在场屋之中，却屡战屡败。到了1903年，清政府于苟延残喘之余，也想别开生面，在“保和殿”新开御试“经济特科”，杨度是第一批考生。榜发后，后来成为北洋政府财长的梁士诒被取为一等一名，懂新学的杨度中了一等第二名。意想不到的是，有人向西太后进谗言，把梁士诒这个名字说成是“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字，康有为字祖诒的“诒”字)。于是，这帮子新式科举人物均沾上了“康梁余党”的嫌疑，正是为老佛爷所切齿痛恨的。眼看博取到手的功名，转瞬即失，杨度懊丧不已。
在日本留学期间，杨度与孙中山相识，并积极促成孙中山与黄兴的见面
为寻找出路，杨度便与他弟弟杨重子、妹妹杨庄以及妹夫王季果(王湘绮的第四子)一同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这次到日本留学，成为杨度活跃于清末民初政坛的一个重要契机。杨度是主张“君主立宪”的，他不赞成革命，并反对“政党内阁制”，但他还是托人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并与孙先生相约：“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无相妨也”(见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他还积极撮合，让孙中山与黄兴这两个革命领袖在东京相见，将“兴中会”与“华兴会”这两个反清组织合并扩大为“中国同盟会”，由孙中山任总理，黄兴任总务长。杨度为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写考察报告，并因此得名。清政府有关“立宪”的文件多出自杨度之手
1905年，清政府为了挽救危亡，迫不得已准备立宪，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他们到欧、美、日本走了一趟，回国后也是糊里糊涂，摸不着头脑，被时人戏称为“出洋看洋画”。而杨度除了日本外，哪里也没去，却被请来捉刀代笔，为这五大臣的出国考察写出考察报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没想到由此却博得大名，政府的高层人士都知道了中国还有个“懂法”的杨度。袁世凯、张之洞便借机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于是，这位仅有举人功名的杨度，便以“四品京堂”的官衔，充任主抓宪政的“编查馆提调”，清政府有关“立宪”的文件，也多出于杨度之手。此时，朝廷要搞“法治”了，王公大臣也都要跟着“学法”，于是，杨度又被委任为高级“讲师”，得以出入颐和园，为这些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
组建“筹安会”，为袁世凯当皇帝制造舆论
清王朝覆亡后，当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袁世凯想当皇帝的时候，杨度审时度势，认为施展自己“帝王之学”政治抱负的机会已经来到，于是便成为君王立宪制的狂热鼓吹者和执行者。他仰承袁世凯的旨意，亲自领衔所谓的“六君子”，组建恢复封建帝制的“筹安会”，并担任会长，准备一手包办恢复帝制千秋大业。为了给袁世凯复辟登基制造舆论，他还写出《君宪救国论》的大文，导演出一幕幕伪造民意、复古倒退的闹剧。对杨度的奔走效力，袁世凯也恩宠有加，并亲自赐匾题字，称他为“旷世逸才”。
谁料，“洪宪”帝制甫一出台，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他先前的好友梁启超的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更是对准杨度的一记响雷，文中称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而袁世凯的皇帝梦，也仅仅做了83天，便气病交加，忧惧而亡。据传在他临死前曾数次大呼“公度误我”！意指是杨度这帮子“筹安会”的人，把他捧杀于烈焰鼎镬之中的。对此，大势已去的杨度依旧不肯认输，在送袁世凯的挽联中，他这样曲意为自己辩解道：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政坛失意后，杨度先是学佛，后来接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逐渐成了一名直接受周恩来秘密领导的中共党员
君主立宪搞不成，杨度就一头钻到佛法里去了。杨度学佛，主张的是顿悟渐修，想建立一套“无我宗”的新佛学，并著有《虎禅师论佛杂文》三集问世。后来，他曾在上海拜谒孙中山，痛陈自己以往的过错，孙先生笑而颔之，劝慰有加。为寻求真理，他也成为《新青年》、《新潮》、《唯物史观》等进步书刊的忠实读者，并主动与李大钊、邵飘萍等进步人士密切交往。在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后，杨度逐渐认识到马克思才是真正的千古圣人，他决心割舍“旧我”，再造“新我”，从旧营垒一步步转入革命阵营中来，成为一名直接受周恩来秘密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利用自己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全力为党从事革命工作。
杨度的入党介绍人之谜
杨度是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介绍人是谁？鲜见于文字记载，也是许多人难解的一个谜。据香港银河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一书披露，杨度的入党介绍人是胡鄂公(1884年—1951年)，此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民国北京政府教育次长。后倾向社会主义，并秘密加入中共，在北方区委领导下活动期间，曾任西北军冯玉祥部的党代表。1927年冬南下，参与中共特科工作。抗战期间，转为孔祥熙幕僚，以后渐与中共疏远，后殁于台湾。既然胡鄂公早已与党脱离关系，晚年又远走台湾，所以杨度是共产党员的内情该不会是什么秘密的。那么在杨度身后的历史真相，为什么一直隐瞒这么长时间，非要等到周恩来弥留之际才告白人世呢？这恐怕仍然是一个历史之谜。1932年秋，杨度因胃病合并肺病不治，在上海逝世。弥留之际，他曾拟自撰挽联一副，来表明自己充满功过毁誉的人生历程：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杨度日记》可以使人们把握杨度角色转换的心态
正如这部日记的点校者所言，前些年有关杨度的某些传记与小说，似乎都太钟情于政治史的意图设计，有意无意地把他漫画成了历史风云场中的一条政治变色龙，其形象一忽变为替袁世凯称帝敲锣边鼓的“帝制罪魁”，一忽又变为貌似大隐于世、实则襄助革命铸成辉煌晚节的落寞英雄。这种突然从“鬼魅”飚升为“圣人”的情节化叙述，常常能逼真地制造出把荣辱悲欢的两种极端处境凝缩于一时的戏剧化效果，但却将历史趋势与个人选择的复杂关系简单化和符号化了。但日记却不一样，它是“历史的现场”，是由个人的生活体现和具体细节构成的，所反映出的是作者个人真实的生活常态。
这次发现的《杨度日记》时限只有五年，即从1896年到1900年，集中反映了杨度在第一次东渡日本求学前在湖南乡间生活的场面。这五年期间，中国发生了几件大事，甲午战败，戊戌变法，庚子事变，都是外强入侵，国家蒙受耻辱，知识分子变法图强的重大事件。此时的杨度，作为一个二十多岁的乡绅，已在貌似琐碎的日常叙述中，开始想象他自身与当时世界的关系了。杨度一生安身立命的理论基石是“帝王之学”，他此时已开始用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古老学问来重新构建未来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了，照今天看来，颇有些全球化的眼光。另外，作为一个传统的乡绅，是言必称科举功名的。日记中多侧面地展示出作者求取功名、协调社区纠纷等有关情况，这些都是细而具体的历史现场。这些鲜活的历史日常叙述，往往为正史所忽略，但却为今天的读者提供了一个重新解读和估价边缘性史料的机会，能使我们真正把握像杨度这样一个人物角色转换的历史心态。(作者单位：工人日报社；《杨度日记》，北京市档案馆编，新华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