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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朗哥1936年7月17日宣言：“政府任命的當局已經不是鼓勵而是領導叛亂，殺人者之間用子彈和機關槍作為調解分歧的手段，他們卑鄙地背叛並殺害你們，而公權力卻不能保證和平與正義。革命性的罷工癱瘓了已經陷入絕境的人民的生活，摧毀了他們獲得財富的源泉，饑餓把勞動者們拋向絕望。”

　　西班牙内战前的左右冲突，是很典型的。其基本模式就是：极左分子劫掠和屠杀人民，而左翼联合政府坐视不管。
　　这种情况从根本上否定了古典自由主义者对法制社会的设计。他们的设计是“确保政府不要荼毒人民”，而没有考虑到政府可能失效的问题。
　　至于自由主义者，他们在“政府失效对左派有利”的情况下，总是坚决赞成政府失效的；只有当政府作恶时，他们才赞成加强政府的权力。

　　我们必须认识到，正常的司法程序只有在社会状况基本正常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在社会陷入混乱以后就是无效的。如果你认为弗朗哥的宣言没有足够的说服力，那么，我要说的是：林肯在面对叛乱时，也曾经中止过人身保护令。

　　至于接下来，就简单了。既然政府不能维护法律和秩序，军人就有义务起义，以履行他们保卫国家和人民的义务。
　　而军队一旦起义，除非他们能迅速接管政府并稳定住形势，否则就只能根据战争原则来办事，这个原则就是“对等”。如同同盟国轰炸轴心国平民一样，西班牙军队也要让左翼分子自食其果。

　　最后，自由派在理屈词穷之余，会说“同盟国可以轰炸轴心国平民，弗朗哥怎么能屠杀西班牙左派呢，那可是他本国人啊”。
　　自由派在以普世价值为理由，出卖本国利益的时候，从来不分什么本国人外国人，到了他们的同党被消灭时，“本国人”的概念就冒出来了。

　　这里顺便说下俾斯麦和李鸿章的那个事。据说，李鸿章向俾斯麦吹嘘自己镇压太平军的军功，俾斯麦回答说：我国人以外战为荣，内战为耻。
　　我懒得考证这个事的真假，但有一条，俾斯麦如果真说过这个话，不是无耻，就是老糊涂了。
　　当初，普鲁士发生过请愿事件，国王也想妥协，俾斯麦竟然组织民团，上书要求镇压请愿。只是因为国王不允，他才没干成。说起来，李鸿章好歹是镇压武装叛乱，而俾斯麦当初想干的事却是镇压和平请愿。他有什么资格贬低李鸿章？

　　同理，无论是林肯中止人身保护令，还是谢尔曼的破坏性远征，他们针对的敌人的凶恶程度远不能与李鸿章、蒋介石和弗朗哥面对的敌人的凶恶程度相提并论。然而，林肯和谢尔曼却是妥妥的正面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