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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二二八事件，發生在抗戰勝利後的國共內戰期間，幾乎所有二二八的責任都指向國民黨，指向蔣介石，卻忽略了“共產黨”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每逢二二八事件周年前夕，都會出現不少各地“蔣公”銅像被拉倒的現象……而中共不僅高調紀念二二八，還承認對台灣二二八事件領導和發動的史實。
二二八事件回放
1947年2月27日傍晚，台北因為緝查私煙事件發生警民衝突，2月28日台北發生暴動，有民眾佔領台北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向全省發出廣播，這次廣播是二二八由台北擴散至全省的關鍵。3月1日前，新竹、台中、彰化、嘉義、高雄，都有民眾襲擊警察局與軍械庫，並搶奪武器。
3月1日到3月8日在全台，身穿日本浪人服的暴徒在車站路口打殺不會講台語或日語的外省人，可見是有組織的行動，並強佔政府機關，圍攻機場等。3月7日蔣介石下令派整編21師赴台平亂，9日國軍基隆登陸，10天左右暴亂平息，史稱二二八事件。
2009年在美國舊金山灣區的“台灣二二八事件真相”說明會，90歲的賈尚誼發表報告，當時他任陸軍整編21師145旅433團第一營營長，3月9日晨，如時抵達基隆港碼頭登岸，並立乘預置火車，趕赴台中，進軍霧社，追捕潛台共干謝雪紅歸案。
賈尚誼表示，台灣光復之初，中央將陸軍70軍調駐台澎，自然誰也不敢妄拈虎鬚。不過，當中央擬將70軍調離台灣，改以整編21師（當時是美式裝備之精銳部隊）調台接防，而整編21師又遲未調台時，給了（動亂）可乘之機。
在這場真相說明會上，武之璋認為，當時蔣介石派兵平息動亂是很正確的決定。“當年3月6日全省除了澎湖外統統淪陷，警察不是參與暴動就是逃亡，縣市長不是被俘就是逃亡，外省人不是被打殺，就是困在機關或軍營里，全省機關學校多被砸毀或遭搶劫。”
光復前的台灣共產黨
1921年，台灣人連溫卿與日本左翼份子山川均在台灣推行“農民組合活動”，這是國際共產黨觸角伸進台灣的最早記載。
1928年4月15日，台灣留俄學生林木順、謝阿女(即謝雪紅)、翁澤生等人，在上海集會，決定成立“台灣共產黨”。共產第三國際、日本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當時就為新誕生的台灣共產黨擬定了一份台獨綱領，有三大主張：台灣民主、台灣革命、和台灣獨立。並決定以現有“台灣文化協會”及“台灣農民組合”為活動中心，推選林林順、林日高、庄春火、洪朝宗、蔡教乾等五人為“中央委員”，以翁澤生、謝阿女(即謝雪紅)為“侯補委員”。
1929年，由於台灣中南部農村，在“台灣農民組合”的煽動下，發生小規模暴動，日本警方乃有第一次“台共大檢肅”案，計逮捕“台共”59人，38人被起訴，有12人被判刑。
1931年，日本警方發動第二次“台共大檢肅”，計捕獲“台共”重要幹部王萬得、謝阿女(謝雪紅)、潘欽信等107人，均以違反治安罪，判處重刑。經過兩次檢肅後，“台共”重要份子，或則坐牢，或則逃返大陸(如蔡孝干)，或則潛伏，已無力展開活動。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警方對台灣作全面性的嚴厲控制，“台共”遂一蹶不振。
在日據時期，“台共”組織的產生，完全受國際共產黨指使；以後，又與“中共”及“日共”發生組織關係。至於其主要活動，則是一方面藉“台灣文化協會”，與知識界發生聯繫；一方面藉“台灣農民組合”對農村進行滲透。
其後雖遭日本警方連續加以檢肅，但其組織既已建立，且與“中共”、“日共”、“第三國際”等發生組織關係，當其一旦恢復活動，發展上就非常迅速，因為有國際共產黨作為依靠與獲得助力之故。
二二八第一女主角：台共謝雪紅
謝雪紅籌組武裝勢力，吸收許多前日軍退役軍人和學生加入。煽動民眾群起包圍市警局，並取走警察武器。蔣介石針對二二八事件發表的書告和演講內容中，也指出共產黨煽動為二二八事件的原因之一。許多紅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冤獄，都是由於為了肅清的台灣共產黨的黨羽而發生的。以下就是二二八第一女主角，台共謝雪紅的介紹。
發生在1947年台北的二二八事件中，有名號的共產黨員並沒有直接露面。但是在台中，老牌共產黨員可就非常活躍，並且反應迅速，馬上可以召開人民會議，攻佔台中警局與公賣局台中分局，還能成立人民政府。最令人驚奇的是幾天之內就成立了武裝部隊，而且指揮策劃者還是位女性：謝雪紅。
1925年謝雪紅抵達上海，參加過五卅運動。1925年10月至莫斯科東方大學就讀學習。1927年11月回到上海，1928年4月在上海參與創建“台灣共產黨”(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的工作，為候補中委及駐東京代表，負責與日共聯繫。由於參與左派運動，謝雪紅曾經兩次被日警逮捕，第二次被捕時系獄將近十年之久。
謝雪紅在1939年出獄後經商，1945年日本投降後，曾發起組織人民協會、農民協會，任中央委員。中共稱她是1947年台灣二二八“起義”中，台中地區的“起義領袖”，是這次事件中很有影響的人物。
“起義”失敗後，轉赴上海、香港，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1月參與發起組建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並且擔任主席。


1949年謝雪紅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1954年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大表大會代表，還擔任過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政務院政治委員會委員，全國民主青年聯合會副主席，全國婦女聯合會執行委員，台盟總部主席。
儘管謝雪紅在中共政權中有這麼高的地位，但從1957年11月10日至12月8日，謝雪紅遭受了與劉少奇同樣的命運，台盟對她總共進行了十次批鬥大會。在這十次對謝雪紅的總清算里，幾乎把1952年整風運動里的“罪狀”重新又翻炒一次。
北京的《光明日報》說：“謝雪紅在1947年混入共產黨，十年來她以‘老革命’和‘228女英雄’自居，目空一切唯我獨尊。共產黨內曾對她長期進行教育，耐心地等待她悔改。但是謝雪紅始終抗拒黨對她的教育，這次更利用黨整風機會放出許多毒箭，向党進攻。”
在中共主控的這場批鬥中，謝雪紅被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批鬥謝雪紅犯下“四大罪行”。其中一項罪狀是，“共產黨叛徒，228的逃兵”。
面對如此慘烈的鬥爭，謝雪紅站起來答覆：“是的，我下流，我卑污，我做過許多不可告人的事，但是，那種污泥式的生活難道是我要過的嗎?如果不是為了黨，為了黨的指示和黨的紀律，我會如此嗎?”“污泥中的生活，在共產黨人的人生觀來說應該是光榮的。如果這也成了對我攻擊的罪狀，你們去打探打探，今天黨的領導同志，不問男和女，都比我污泥生活不知要爛污多少倍。”
假戲已沙盤推演多次
“當時大陸京畿戰場，國軍威力原本大於共軍，雙方兵力之比相對懸殊，共軍更有吃不消的感覺。為此據說中共中央慌了手腳，即令飭謝雪紅，應在台灣掀起戰亂，以吸引國軍兵力迴流台灣，來疏解中共蘇皖新四軍陳毅部之壓力，故中共高層三令五申催促謝女設法，而謝雪紅只得鼓其如簧之舌在台各方遊說。”賈尚誼說道。
從駐軍離台之日起，有心人士就在準備發動二二八事件，賈尚誼還說，販賣煙酒婦人作為導火線引發衝突，用以顯示警察濫用公權力，暴政虐民，激起民憤，爭取同情，連抱不平的民眾都是假的，預先安排好，並經精密設計。據說販煙女販的假戲都不知沙盤推演了多少次？定要使這雙簧劇演得天衣無縫。
賈尚誼質疑，當年通信與傳播工具，並不如今日之普遍，茍非預謀，何能於一夜之間，全省串聯？齊聲造反？行動一致，甚至連臨時政府也已組成，印信旗章亦已一應俱全，儼然政權轉移。
“以女共干謝雪紅為首的潛台共產黨徒，主要任務是企圖赤化解放台灣，並聽命執行有助於中共整體戰略之行動。她才是這次事變的主謀者。”賈尚誼強調。
暴民的反常理行為
田野調查者windchiu在綠色執政前曾經勤跑台灣文獻館，訪問經歷過二二八事件的一些老人，他認為，二二八真相調查小組所做的二二八真相調查，公信力乏善可陳，因為有諸多的關鍵事件在該網站中都沒披露，譬如謝雪紅等諸位領導人，在該網站中都未提及。但是根據windchiu所做的田野調查，謝雪紅及其組織的二七部隊，卻是在二二八事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windchiu提出兩點值得玩味的問題：
一、根據事後調查，暴民攻擊政府機關是有系統、有組織的行動，由此不難推測出在暴動幕後是有黑手操縱。另外，暴民在佔領廣播電台後，不僅未予砸毀，反而是利用廣播號召更大的反抗運動，其中就出現很大的疑點：在那時代，操作廣播器材是一門非常專業的技術，平常的播音員尚且還要經過特別學習才會操作，區區的暴民怎麼可能會操作呢？由此可見，操作廣播電台、號召更多人參與暴動的人，鐵定是特別學習過廣播技術的人；而那種人，會是一般暴民嗎？
二、從謝雪紅組織二七部隊與指揮多次戰役可以看出，她並不是一般的人，而是有受過系統的軍事訓練人才，而其偷渡技巧也證明絕非尋常人等。另外，群眾是愚昧的，在群眾中夾雜著一些異議份子，帶頭打砸搶，群眾就會被鼓動而起，演變成一場浩劫，這是共產黨慣用的群眾伎倆，製造輿論、操縱輿論、主導輿論。
透過田野調查，windchiu得出結論：經證實，二二八事件乃是當時中共所精心策劃的一項活動，藉著台灣民眾對政府的衝突而引發暴亂，目的在於瓦解政府對台灣的掌控，進而創造中共佔領台灣之契機。所以追根究底，二二八事件並沒有誰錯誰對，外省人也好、本省人也罷，都是受害者，真正的受益者是中共。
蔣介石一封重要電報被忽略
2007年2月，當政的陳水扁根據2006年出版《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指稱二二八事件是國家大屠殺，蔣介石是元凶，並採取一連串“去中正化”活動，包括中正機場改名為桃園機場、移除蔣介石銅像、中正紀念堂改名為自由廣場等。
針對588頁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著有《二二八真相解密》一書的武之璋評道，中國近代史其實是一部中國抵抗侵略的血淚史，但是坊間學者研究二二八，往往對當時的中國大歷史背景略而不談。
1947年2月10日，蔣介石蒸電陳儀特別提到“共黨份子已潛入台灣，漸起作用。此事應嚴加防制……”武之璋認為這封電報非常重要，但卻長期被學者忽視。武之璋還認為，“二二八後，共黨份子幾乎逃離台灣，防共對台灣日後生存發展影響深遠。
“至於二二八責任歸屬報告甚至討論到蔣的刑事責任，整篇東拉西扯，作者連最基本的史學常識、法律常識都不足，把學術當成政治鬥爭工具來歪曲歷史。”武之璋表示：“總有一天台灣回歸正常社會，雲淡風輕之後，《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會變成學術界的笑話。”
武之璋還表示：“二二八的歷史背景複雜，發生原因很多，責任歸屬也不全怪國民政府，更不是單純的官逼民反，國民政府的應變措施也並非一無是處。”他建議，“政府正視史實，面對真相，會引起陣痛，陣痛過了，傷痕自然消失，否則台灣永無寧日。”
二二八中共指導委員會
《誰是新中國》作者辛灝年，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一場演講講到，中國共產黨就是台獨的製造者，當時，他發現有位老先生聽眾顯得局促不安。演講結束，老先生偷偷的把辛灝年拉到一邊問道：“你怎麼也知道台灣二二八中共指導委員會啊？”
“我知道啊，我還知道你也是二二八中共指導委員會的一個委員。”辛灝年回答。老先生緊張的趕忙說道：“你千萬不要說，千萬不要說啊！”2005年在美國費城的《九評共產黨》研討會上，辛灝年提起1997年偶遇這位二二八中共指導委員。
隨後2006年在加拿大溫哥華與蒙特利爾演講“中國命運與台灣前途”，辛灝年都進一步談到台灣二二八的問題。
二二八事件剛剛爆發時，毛澤東在延安的廣播講話就說：“我們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部隊，完全支援台灣人民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鬥爭。我們贊成台灣獨立，我們贊成台灣自己成立一個自己所要求的國家。”辛灝年表示，以上談話可見諸《解放日報》1947年2月底的社論和毛澤東的廣播講話。
中共高調紀念二二八
中共在1949年建政之後，除了文革期間之外，每年都在舉行二二八紀念。（網路圖片）
中共在1949年建政之後，除了文革期間之外，每年都在舉行二二八紀念，並始終將“二二八事變”定調為“台灣同胞反對當時國民黨當局專制統治的愛國、民主、自治運動，是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一部分，是台灣同胞光榮愛國主義傳統的重要體現”。
  
二二八事變”是中共用來統戰台灣本省籍反對人士的工具，中共始終把“二二八事變”定位為中國人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份，地位難以撼動。
而台灣在民主化後，愈來愈多人跳出來反對當年的總統蔣公，稱他是“獨裁者”、或“二二八凶手”，迫害許多台灣人民。每逢二二八事件周年前夕，都會出現不少各地“蔣公”銅像被拉倒的現象。
袁紅冰在《台灣大劫難》一文中引述一名中共高層的話說：“過去台灣能自主創造經濟奇蹟首要的是精神原因。當時台灣政治的自信還存在。政治的自信中又產生出一定的精神凝聚力，台灣社會和台灣人還能以這種精神凝聚力為依託保持自信心。在這種政治精神背景下，才產生了台灣的經濟奇蹟。現在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台灣不再有政治的自信，也失去精神凝聚力和自信心。……整個台灣社會藍綠分裂，族群分裂，喪失政治目標，思想混亂，人心離散，連許多政治人物、大資產者和社會名流都人人一本外國護照或者綠卡，隨時準備作鳥獸散。”
辛灝年在2004年4月在美國芝加哥講演“只有中國問題，沒有台灣問題”時，指出：“今次（台灣）大選之前，中共不打自招地供認了，它對台灣二二八事件曾領導和發動的史實。”辛灝年還表示，2004年台灣大選，中共發表社論，講二二八事件是它指揮的，根本與台獨沒有關係。
發動、利用“二二八”分化、赤化、消滅中華民國，共黨的目的十分明確。辛灝年就經常開玩笑說道：“台灣朋友什麼才能都有，就是缺少和共產黨抗爭的才能。”“台灣朋友善良，比我們大陸人要單純得多。可是，單純雖然可貴，但你面對一個狡猾的狐狸和兇惡的豺狼的時候，你的單純就會葬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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