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连家，大家朗朗上口的就是“两代公务员累积两百亿”财产的故事。1986年连战父亲连震东过世时，因为负债1千万元，所以连战不必缴交遗产税（1980年代遗产税税率最高60%）。1990年，连战家族财产在短短数年就由负债1千万元转为拥有150亿元财产，到1993年更倍增为300亿元，财产暴增速度举世罕见。无怪乎，以前连战借给贪污犯伍泽元3628万元一事都会忘记。
根据连战在1989年的部分纳税资料，总计在连战及其老婆名下的台北市房屋共有1686.17坪。连战名下土地共计有669.45公亩（20250坪），在连方瑀名下土地也有1185.5坪。再加上为数不少的股票与珠宝等等，后来“卓越”杂志与“资本家”杂志才会估算出约300亿的家产。1990年4月1日的“卓越”杂志调查“台湾百大富豪排行榜”，连战以300亿元资产跃升台湾第7大富豪。
1995年7月25日，行政院长连战夫人连方瑀提前解约2000万元国票公债；随后，国票就爆发弊案，连方瑀逃过损失灾难，可谓一代股神。其他令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当然包括连胜文的姐姐连惠心，连惠心在1969年两岁时获得自耕农取士林天母东路“农地”，并于1972年变更为“建地”，暴利惊人。
真正“为台湾努力奉献”的是蒋渭水医师等，他进出日本人的牢狱十数次，创立台湾第一份报纸、第一个政党、第一个工会，这股白色的力量，是台湾“本土文化”与“世界文明”接轨的先驱。蒋渭水对抗连雅堂，柯文哲对抗连胜文，是台湾历史的巧合，也是悲哀。
一，谁是受虐狂“皇民”的后代？
2014年11月16日，连战为其儿子连胜文助讲拉票，批柯文哲。连战说：“他是来自一个所谓‘官二代’或‘官三代’的一个家庭。不幸的是，这个官啊，是日本官 。”同日，连战在《中国人反独复国动员大会》说：“他是改名换姓的皇民化子弟……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能让他当父母官吗？孙子官也不能当啊……现在又来他是平民 ，老子是权贵，这叫做‘混蛋’”。郝柏村称柯文哲为“皇民后裔”；新党主席郁慕明说，柯文哲祖父曾在日本时代当新竹州督学，专门管老师的思想，因此才改成日本姓氏“青山”。蔡正元称：在台湾日治时期只有柯世元一个台湾人曾当上日本督学，所以柯文哲的祖父是日本权贵。
根据当时台湾总督府的资料，柯世元在日治时期只是普通的小学教员，当时无“新竹州督学”这一职位。日本投降后，才担任国民党政府的督学，连营把时间弄错了。在皇民化时代（1937以后）因环境所迫必须改姓名，这是台湾人的无奈，就好像在两蒋戒严时代逼迫许多学生加入中国国民党一样。但是连战没有这种“同情的理解”，竟然骂柯爸是“日本皇民”、骂柯是“混蛋”。连战不骂还好，这一“皇民”的指骂，恐怕骂到自己的祖父连雅堂（连横）了！若论“皇民”，连雅堂才货真价实的献媚求荣的受虐狂“皇民”。
连横（1878年2月17日－1936年6月28日），字雅堂，号武公，台南人。连横在台湾时，绝大部份时间均任职于日人所办的报社，要不然就是被御用的台湾人如林熊征所雇，周旋于日人与御用绅士之间。1899年连横21岁，为台南《台澎日报》记者，在儿玉源太郎总督南下台南的两广会馆，主持所谓“飨老典”时，连雅堂便呈上一首《欢迎儿玉督宪南巡颂徳诗》，极尽吹牛拍马之能事，全诗如下：
“将进酒，公饮否？听我一言为启牅：台疆屹立大海中，东南锁钥遗坚守。干戈疫疠继凶年，天降灾殃无奇偶；若推而纳之沟中，万民溺矣宜援手。我公秉节莅封疆，除残伐暴登仁寿，扬文开会集英才，策上治安相奔走。王事鞅掌已靡遑，又举南巡施高厚；福星光照赤崁城，冠盖趋跄扶童叟。俯察舆情布仁风，飨老筵张隆寿耇；尤祈恩泽遍闾阎，保我黎民无灾咎。善教得民心，善政歌民口，勋猷炳烈铭旗常，立徳立功立言三者同不朽”（载1899《台澎日报》）！
把日本总督歌颂成“除残伐暴登仁寿”、“尤祈恩泽遍闾阎，保我黎民无灾咎”、“善教得民心，善政歌民口”，这真是典型的皇民化受虐狂心态。日本在台推动皇民化运动是到了1937年之后才开始，连雅堂的“皇民化”的斯德哥尔摩症则提早37年就发作了。
连雅堂这种攀龙附凤、谄媚日本权贵的性格，在他出版《台湾通史》时又表露了。连雅堂所著的《台湾通史》于1920年在台湾出版时，他大邀当时的日本名流题辞，所以卷首赫然是两位日本台湾总督（明石元二郎、田健治郎）的亲笔题辞──“名山绝业、温故知新”，其他如总务长官下村宏在序文称“近世巨观”，台南新报主笔西崎峦洲在序文称：“此书刊行……足以贡献帝国（日本）学界者不少。”看了这些日本权贵的题字和序文，再想想前面他对儿玉源太郎的谄媚，真是一脉相承。翁佳音等人认为：连氏之历史叙述多有误谬，甚至有人言连氏为“三流史家”，每页皆有错。而一本错误百出的“通史”书籍，能得国、共两党长期的垂青，可见政治力量如何干预历史了。
如果再接下来看看到了1930年他公开为文替日本的鸦片政策代言，更不难想见他真是“吾道一以贯之”的“皇民”了。
在台湾日治时期，由于台湾人民自觉抵制鸦片，吸食者少了，鸦片的专卖的收入也跟着减少。当时台湾鸦片进口是由三井物产所株式会社独占。由于吸食者少，台湾总督府在1929年1月颁布“改正鸦片令”。这项法令颁布后，引起全台有识之士的愤怒。为了抗议殖民地政府允许吸食鸦片的特许制度，蒋渭水1930年1月2日打电报给“国际联盟”（相当于现在的联合国）求助，国联派了鸦片调查团抵达台湾。
然而，连横却于1930年3月2日，在日本人御用报纸《台湾日日新报》上发表《台湾阿片特许问题》（民俗称《新阿片政策讴歌论》或《鸦片有益论》），其中有：“台湾人之吸食阿片，为勤劳也，非懒散也……我先民之得尽力开垦，前茅后劲，再接再厉，以造成今日之基础者，非受阿片之效乎？”论称“鸦片不仅无害，甚至还被称为长寿膏，是有益的”。此文约1218字，笔酬日币500圆。当时公学校正式老师(教谕)的月薪约30圆，上等稻田一甲地约值五、六百圆，五百圆可说是台湾报业史上破天荒的巨额稿费，极不合常理。可见：“日本当局收买的用心昭然”。连战的祖父连雅堂，有“无耻、无气节”的记录，他怎么好意思取笑柯文哲的父祖是日本皇民？
三，蒋渭水等人才是台湾正义的力量
国际联盟因蒋渭水的电报，才派人来调查台湾的鸦片问题，这不是事实。国联并非特别来台湾调查，调查团早于在1929年9月就已经出发，1930年1月2日蒋渭水1930年1月2日打电报给国际联盟，使总督府狼狈又气愤，蒋渭水打电报时，调查团早已出发几个月，台湾本是调查的一站。蒋渭水打电报给国联，促使国联调查团约见蒋渭水等人。
日本签约加入国际禁鸦片条约，1928年12月28日及稍后的“改正鸦片令”虽不许吸食，却有“但书”，上瘾者以及不能严禁、刑罚和治疗的借口。新法令显示日本政府没有严禁诚意，可能反会使吸食的人口增加。譬如：民众党反鸦片，但民众党的党员中就有102人领有鸦片吸食特许牌照；1929年新的法令出台后，党员中鸦片吸食者就有241人有吸食牌照。由此推断：其他民众的鸦片吸食者增长就严重了，此新法令不可能使鸦片绝迹。蒋渭水的父亲蒋老番有吸食阿片的陋习，蒋渭水深知阿片的祸害，才会领导民众党公开且全面性地反对鸦片。
蒋渭水领导民众党推动反鸦片运动，1929年就常有反对鸦片的全岛性活动，譬如1929年6月3日，举办“打倒阿片大讲演会”及散发传单。1929年10月17日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的口号中就有“打倒阿片（鸦片）”。当年的《台湾民报》登过一篇《阿片扑灭讲演会》文，描写由民众党台南支部开的讲演会。报导：该会有千余人参加，会场无立锥之地，可见盛况外，更说“听众莫不侧耳静听”。辩士（演讲者）从法律、医学及社会谈鸦片的毒害，须赶紧扑灭，会场内还发放了宣传单。
民众党配合国联调查，使台湾的鸦片问题国际化及政治化。民众党先以激烈文句抗议，嘲笑总督府“警察万能的台湾政府，独对鸦片无能为力”，批评警务局的鸦片特许制是一种只图增加公卖收入的卑劣政策。由于民众党党员中有不少医师，各地医师公会也纷纷响应，共同向总督提出类似的声明，要求废除特许制度，并禁止鸦片制造、取缔鸦片走私、强制治疗吸食者以及设立矫正院等。医师公会以医学专家立场发言更有说服力。当然，也其他不同的社团参与进来，如台北智识份子的“如水会”以及东京台湾留学生的“新民会”纷纷响应，使日本政府相当难堪。新民会是东京台湾留学生的社团，印刷了“台湾鸦片问题”的小册子，更使鸦片问题政治化。
英国早就是亚洲鸦片问题的元凶，当英国知道台湾人反鸦片后，英国提出组亚洲鸦片问题调查团，可乘机把日本说成为鸦片的祸首。打电报给国联是民众党的的策略之一，使总督府官员狼狈又气愤，御用报纸都为总督府辩护并歌颂鸦片政策，还骂民众党的电报是“伪电”，并称是“民众党儿戏”，潜称代表岛民。日外务省更为震惊，日本国际联盟协会也不满。这事件不再只是台湾的问题，也成了日本国内与国际的政治问题。总督府警务局更是坐立不安，警务部长2月底一星期内约谈林献堂3次，要他劝蒋渭水勿去见国联委员。
打电报很有意义，促使3月1日国联的调查团在他们住的旅馆（铁路饭店）约见了民众党的林献堂、蒋渭水及蔡式谷。总督府想派员参加却被档在门外不能进入，使日本当局相当难堪。林攀龙（林献堂长子）以翻译者的身份参加。他们希望国际调查团了解内情，并尽力帮助断绝鸦片。他们陈述警察取缔不严，没特许牌照者仍吸食等事实。
日本政府对调查很慎重，特别设计了这次调查的行程、节目及会见的人员。所以，报告主要用日本政府的数据，调查团重视鸦片走私问题，这方面台湾总督府做得比欧洲列强在亚洲的殖民地好，他们也说台湾对鸦片走私犯法者的惩罚最严。报告还提到：台湾是唯一有立法规定要“强迫治疗”的，这是民众党抗争所得到的结果。调查团不知道：种种强迫治疗是日本政府临时演给调查团看的紧急措施而已。
1930年11月，国联调查团出版了三大本的报告，报告只提到会见民众党代表，完全未提蒋渭水等所关心的事项。看报告知道，调查团把约谈蒋渭水等三人排在最后一天。日本政府也安排很多赞成日本的台湾鸦片政策的台湾人，跟这些委员见面或提出书面报告，甚至安排吸鸦片烟的证人。这样的安排，就让调查团听有利于日本政府的话，表达了“大多数本地人的意见不同于蒋渭水等人的观点”。
国际联盟到台湾调查，使台湾的鸦片问题国际化了。日本殖民政府的放任式的鸦片政策有了实质的改变：开始了积极治疗以及更严格的控制。另外，台湾人通过各种不同管道互相呼应所发生反鸦片运动，使鸦片问题超越了政治范畴，成了人道主义的大问题，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总督府为了给国联调查团看到日政府的矫正决心，在民众党打电报后的二个星期的1930年1月15日，就匆匆忙忙借中央研究所卫生部的疟疾治疗所病床成立台北更生院，通过治疗来矫正吸食鸦片的恶习来根绝鸦片。当然还有其他的措施来禁止鸦片。
三，鸦片世家鼓吹“鸦片有益论”
道光、咸丰年间，连横祖父连长瑞在漳州府府城枋桥头经营芳兰号烟铺，贩卖鸦片，收入颇丰。1930年3月2日，连横的《台湾阿片特许问题》在御用的《台湾日日新报》发表，还标明“台湾通史著者連雅堂氏对此问题致本社意見书”。原文如下：
“台湾阿片问题，比月以来，议论沸腾，或以为当行励禁，或以为须再特许，究之皆一偏之论，未能尽其全也。夫天下之事物，有利必有害，有害亦有利；是故利害之中，必当权其轻重得失，而后可以无憾。夫阿片之为利为害，论者多矣，不须赘言。顾以全世界而观之，出产之多，消费之巨，若以台湾吸食之量而比之，不及百分之一，似乎不成问题；然为国计民生起见，亦不得不善为处置。
“查阿片之传入台湾，始于兰人统治之时，距今已三百年。归清以后，移民渐至，旷野渐开，而榛莽未伐，瘴毒披猖，患者车取死，惟吸食阿片者可以幸免，此则风土气候之关系，而居住者不得不吸食阿片；如俄罗斯人之饮火酒、南洋土人之食辣椒，以适合环境，而保其生命。故台湾人之吸食阿片，为勤劳也，非懒惰也；为进取也，非退守也！平心而论，我辈今日之得享受土地物产之利者，非我先民开垦之功乎？而我先民之得尽力开垦，前茅后劲，再接再厉，以造成今日之基础者，非受阿片之效乎？然则阿片之害，人言啧啧，而以台湾历史观之，故亦有利也。夫乌头毒药也，可以杀人，而亦可以治病；河豚美味也，可以爽口，而亦可以损生，惟在用之得宜尔。
“道光十年，闽浙总督孙尔准以各省消用阿片甚巨，耗民损财，奏请禁止。十八年，复因御史黄爵滋之奏，下诏严禁，初犯者刑，再犯者死，于澳门焚毁英商阿片一万三千六百余箱。英人不服，遂至构兵，而订江宁之约，其禁遂弛。当是时，台湾兵备道姚莹亦奉庭旨，励行严禁，然以订约之故，时令不行，而吸食者犹故也。光绪十年，法人之役，台湾戒严，兵备道刘璈以台湾阿片既不可禁，又须购之外国，损失甚大，奏请拨给官庄，许民播种，自产自给，以挽利权，庙议许久；而台湾之阿片乃愈盛。夫台湾人民吸食阿片，固非一朝一夕之故，染之既久，积之也深，自不能一时断绝；虽过去之事，而亦足为今日之参考也。
“帝国领有之初，政府则议禁止，嗣因习惯上、人道上之故，乃立渐禁方针。是时，特许吸食者十六万人，阅今三十余年，仅有二万五千人，使非渐禁之功效，则此三十年间，户口之增加，富力之日进，吸食者当在三十万人以上。则此次再请特许者二万五千人，亦不过全人口二百分之一分强尔，无大关系，亦不成大问题，又何事议论沸腾哉！唯今日阿片问题，关系国际信义，固不可不权其利害之大小轻重，以期无憾！
“夫世界今日之吸食阿片，非仅台湾也。支那（即中国）为阿片最盛之国，十数年来，外标严禁之名，内收税金之实，则各省武人据地称雄，拥兵自卫，莫不勒取阿片之巨利；国民政府虽言禁止，而法令早已不行！南洋群岛以及产地之印度、波斯、土耳其尚多吸食，则欧洲人士亦有饮用，且多属上流社会；美为文明之国，而报载吸食阿片者达二百万人，可谓怪事！夫美国固励行禁酒矣，然而密输者如故，密饮者如故，牟利之徒且以汽船设大酒馆于公海之上，以供游客之豪饮，而政府无如何也。
“台湾阿片之害，政府无难禁止，然为习惯上、人道上而观，故有再行特许之议，命各保甲晓谕有瘾者自行申请，再由医师诊察，以验其瘾之轻重，可谓周至！今若迟疑不决，收回成命，则当局失信于保甲，保甲失信于人民，而政府之威严损矣！闻台北市内各保甲已联名申请照行，此亦民意也。夫治民者，在安民，不在扰民；在顺人之情，不在拂人之性。今政府既有特许之意，人民又有希望之心，自可照议而行。其受特许者，苟非体气之大弱，痼疾之瘾愈，自任改除；即旧时之特许者，互相劝勉，冀断其瘾，以促成政府渐禁方针之美意。如是，不及三十年，台湾阿片不禁自禁，岂非持平之道哉！”
此文的论点都为媚日，连横先大赞鸦片对台湾有功劳：“故台湾人之吸食阿片，为勤劳也，非懒惰也；为进取也，非退守也！”又进一步说台湾之“以造成今日之基础者，非受阿片之效乎？”然后强调日本的渐进政策有功，鸦片新法令“再请特许者二万五千人，亦不过全人口二百分之一分强尔，无大关系，亦不成大问题，又何事议论沸腾哉！”然后说“夫世界今日之吸食阿片，非仅台湾也”，又再度为日本政府说辞“为习惯上、人道上而观，故有再行特许之”，而且日本政府“可谓周至”。再度强调不必抗争：“今若迟疑不决，收回成命……政府之威严损矣！”只因为“今政府既有特许之意，人民又有希望之心，自可照议而行。”
此文一经发表，“全台舆论哗然，盖当时台胞方藉鸦片特许问题，义正辞严，以与日本统治当局奋战，骤见此文为虎作伥，都怒不可遏。连横顿成众矢之的”。3月6日，林献堂在日记上这样写着：“连雅堂曾在《台日》报上发表一篇，说荷兰时代阿片即入台湾，当时我先民移殖于台湾也，台湾有一种瘴疠之气，触者辄死，若吸阿片者则不死，台湾得以开辟至于今日之盛，皆阿片之力也。故吸阿片者为勤劳也，非懒惰也；为进取也，非退步也。末云仅发给新特许二万五千人，又何议论沸腾若是？昨日槐庭来书，痛骂其无耻、无气节，一味巴结趋媚，请余与幼春、锡祺商量，将他除栎社社员之名义。余四时余往商之幼春，他亦表赞成。”因此，台中诗社栎社随即集会开除连雅堂会籍，使他连带和儿子连震东遭林献堂一派人士疏离，父子两人两人因此先后到日本《昭和新报》任职充当御用文人。
连横受到台湾文人领袖的抵制，耿耿于怀，郁郁不得志，最后到大陆发展，他对连震东说“台湾不可居”。连震东（1904年4月23日－1986年12月1日）跟在张继身边15年。国民政府来台后，连震东成了接受大员中唯一台籍人士。连震东发达后，辩称此文非連横手笔，于1977年污蔑是当年《台湾民报》记者谢春木（1902-1969）冒名之作。连横早有名，谢春木只是记者，连长谢24岁，文章在御用报纸上发表，事关自己名节大义，岂有不辩白之理。谢春木于1931年转去大陆，1952年投共，从此再未归台。1977年时，谢早已辞世，除死无对证外，在台湾谁敢为投共的谢春木说话或查证。其实，谢春木是台湾反鸦片中的骁将（史料略去）。
1947年228事件爆发，国民党秋后算账，大肆屠杀台湾菁英份子，当时台湾意见领袖黄朝琴、李万居等人，特别拜托连震东，请他向蒋介石求情，不要乱杀无辜，但是连震东选择沉默。有人怀疑当年台湾菁英份子名册，是连震东提供的。这样，连震东获得蒋政权的“血酬”。1951年1月31日，原日本人逢阪增次郎拥有之土地，被台北市政府将产权移转给连震东（连战父亲）。
再说连战，2000年总统大选，因为宋出马搅局，变成三强分立，连战败选，马英九出面逼宫，李登辉问连战意见，连战却说“越快下台越好”，听到这句话，李登辉赶紧走人。事后李登辉回忆说：“这个人很无情”。连战面对如兄如师的李登辉，就是这般冷血，心中只有权位。李登辉走人后，坐上国民党主席宝座的就是连战。难怪李登辉寒心了。2015年2月21日，位于台南公园内的连横铜像，被发现四面均遭人喷漆涂鸦：正面写着“阿片有益健康”；侧身上写着“子孙不肖”、“先人媚日、后人媚共”等，另一面及背面被写上“一流药头、三流史家”。照片在网络上引起热议，甚至有网民讽其“中肯”。2015年连战参加中国九三阅兵，台湾舆论哗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