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宁祥（1938年11月16日－），台北万华区人，祖籍桃园，父亲康振福十多岁到台北，在日本人开的“藤田制果”当学徒，学成后自己开店，取名“福田制饼”。二战后康振福曾被国民党吸收，当选过双园区一届区民代表。康宁祥大舅舅在二战期间曾被抓去南洋当军伕，在228事件发生后的清乡中，被蒋军枪毙。
康宁祥由于没考上高中，进入延平补校就读，与郭国基之子郭盖世成为同学，康宁祥与郭盖世互有往来，时常前往郭国基家，听他分析以往奋斗过程。1956年康宁祥延平补校高二时，适逢郭国基在台北竞选省议员连任，康宁祥便为其助选发传单，还动员康家的人都为郭国基助选。1957年大学联考，康宁祥考上台北法商学院（今台北大学）。大学毕业后，康宁祥于屏东空军机场服役。退伍后，康宁祥曾参加电台播音员考试，未录取，就待在家中制饼。随后康宁祥考上中油，当上了加油站的工人，月薪七百多。
1969年11月，在台北市改为直辖市后的首届市议员选举中，一位无党籍的加油站工人，刚刚考上华南银行的工作却没去报到，竟然放着胆子前来竞选，他决心以自己的行动闯出一条人生的路。这位在艋饼店长大的小伙子，根本就不信政治是“君子”们的专有的事业，它绝不会只有一个模式。他把当时积蓄20几万，投到政治上作些探索，哪怕失败也再所不惜。竞选的那天，他和他的伙伴来到台北街头，站在用肥皂箱子搭成的演讲台上，高举着用报纸写成的竞选标语，发表了他的第一次竞选演说。他猛烈地抨击当局的腐败与专制，并以切身的体会诉说人民得种种痛苦。他粗犷而沙哑的声音，打动了现场所有的听众，赢得了阵阵掌声与喝彩。他以高票当选为台北市议员！在此之前，没有多少人听过康宁祥这个名字，经此次选举而大名鼎鼎，震惊了准备接掌大权的蒋经国，也让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当局投来讶异的眼光。
一个月后，台湾举行3年前就答应的国民党迁台后首届增额立法委员选举。党外候选人“郭大炮”郭国基和黄信介甚至要求直接民选台湾省长，结束戒严统治。已担任过两届台北市议员的黄信介，获康宁祥的鼎力助选，康为其呐喊演讲。郭国基和黄信介都当选“立法委员”，这表明“立法院”里首次出现两位真正的反对派人士。
1969年，康宁祥受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傅岚（Jerry A.Flower）的邀请访美，然而申请护照却被搁置了半年。直到康宁祥受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召见，蒋经国问他“听说你要到美国去？”康宁祥回答申请护照却没有下文，蒋经国命令国民党组工会主任陈建中给他护照。三天后康宁祥就收到公务护照，由国民党中央党部专程派人送到他家。1970年6月，康宁祥以台北市议员身分访美。这是蒋经国向西方展示的“民主名片”。在美国新闻处安排下，康与柯尔.乔治见面，在华府与费正清见面，并在休士顿认识蔡斯将军。
1972年6月蒋经国组阁，台湾政治的新局面开始，美国WTTV电视记者专程来台采访，并且特别到市议会采访新崛起的市议员康宁祥。一个藉藉无名的人物在短时间内受到国际社会的注目，这是台湾政治史上的一个异数。
1972年当局举行增额立委选举。康宁祥9月参选，抨击国民党当局限播台语歌曲、电视连续剧不准用台语播出的歧视政策，获得民众的支持。台湾的选举有相当大的教育作用。尤其在长期戒严的恐怖政治下，人民平常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空间，但选举一到，选举活动提供在野人士一个“体制内”的发言时段，无形中，为异议人士提供一个民主运动的空间。所以，台湾的民主运动，几乎伴随着选举活动同步进行的。而康宁祥无疑是这个运动的重量级领袖人物。那时，康宁祥的政见发表会，吸引了无数的男男女女，达到了万人空巷的程度，聆听他那声音沙哑却扣人心弦的演讲，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一天晚上，康宁祥在广场上演说，突然风雨交加，人们未带雨伞却淋着大雨听着他的演说。他立刻请工作人员将台上的遮棚拆了，台上台下，大家一起淋雨。康宁祥挥舞着手势，在风雨中声嘶力竭地喊着：“今晚的风为咱吹，今晚的雨为咱落，台湾在风雨飘摇之中……咱们心连心，手牵手……”许多人听得热泪盈眶，分不清脸上流的是雨水还是泪水。
国民党台北市党部有一特殊小组，专门抹黑康宁祥。投票日将近，在康宁祥和“小钢炮”郭雨新、黄信介等党外人物主导下，100多志士在台北集会，呼吁修改选举罢免法规。这是党外人士1960年以来首度正式集会。情治单位建议“应该办几个人”，“总政治部”副主任王升说，“康宁祥是匪谍”，但蒋经国未理会这些报告，不忍伤害这张“民主名片”。1972年底康宁祥以第二高票当选立委。
1973年2月1日康宁祥到立法院报到。4月16日初试啼声，针对违宪征收的电话、电报临时捐（税）质询行政院长蒋经国，发问很尖锐；10月再对省县自治提出法制化，均未获得蒋经国响应，但康质询的时候，蒋经国院长都会站起來聆听，以示尊敬。1974年9月，康宁祥应邀二次访美。在1974年的美国《时代杂志》中，康宁祥被列入150名“全球未来领袖”之一。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称其为“台湾近一个世纪以来，持反对立场的政治人物中唯一具有政治人格者”。
在1975年质询时，康宁祥首度将台湾抗日运动搬上国会殿堂。他说，台湾人受日本欺辱，不下于大陆同胞，例如，1915年“噍吧年事件”，台湾先烈余清芳、江定、罗俊领导的武装抗日失败后，日军命令村中壮丁在效野整列，命令他们携锄掘壕，壕沟完成后，把他们包围起来，开枪扫射，再把尸体埋葬在壕沟内，全村不分老幼尽被剿灭。蒋经国把“噍吧年事件”等抗日史实纳入了教材。
有人说，台湾走向文明是儒教文化自发的结果，是“仁义礼智信”在现代的开花结果，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成立的。因为：台湾民主化并不是中国文化的结果。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后，闭门读了2年的儒家经典，因此他满脑子儒文化垃圾。1975年4月5日深夜，蒋介石逝世；蒋经国被推举为国民党主席。1975年4月6日，蒋经国在日记里记载：“余在立法院提出总预算报告，康宁祥提出挑拨政府与人民、台籍与大陆籍同胞感情之质询，用意恶毒，余以理直气壮之态度答之，但由于激愤之情过盛，所以感到讲话过于激动，有失一向保持的平和之道，事后颇为后悔，盖小人之言，不必以如此之态度处之。”就在前一天的深夜蒋介石病逝，日记写有“儿痛不欲生”，在此特殊时刻，蒋经国仍不忘记康宁祥对国防预算及中央银行内黑官泛滥提出的质询。不过，满脑子儒垃圾的蒋虽然检讨自己答询时过于激动，有失风度，事后感到后悔，却又说康的质询是“小人之言”，犯不着为此生气，可以看出蒋经国未把康当诤友。
1975年8月，钱复核准康宁祥、黄信介等党外人士申请发行《台湾政论》。这份刊物不仅抨击国民党，呼吁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还公开要求本省人、外省人之间的权力分配要更平均。在以前，这可是大禁忌！《台湾政论》第5期刊登邱垂亮的文章，号召台湾人民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这一来逾越了言论尺度。蒋经国同意警备总部的看法，认为这是“煽动叛乱”，年底，《台湾政论》被停刊。
1975年第二次增额立法委员选举中，康宁祥角逐连任，适逢康宁祥父亲在竞选活动前一周过世，康宁祥忙着处理其后事，最后以吊车尾连任。当时蒋经国在立法院说过“支持现任立委连任”，因此对于无党籍人士相对客气，不像过去发动媒体丑化党外人士。12月，康在赶路去台南市时，发生预备的车子四个轮胎都遭故意破坏之事。当时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易劲秋曾两度到康宁祥家中拜访，第一次纯粹礼貌性，第二次就问康宁祥“需不需要什么帮忙？”康宁祥对他说“只要国民党不要到万华、龙山乱买票，我就感激不尽了！”
1975年康连任后，蒋经国几度邀康宁祥到“院长”办公室茶叙。有一次蒋经国对康说，“康委员，上个星期，我一整个礼拜心境非常不好”。一问之下，原来蒋陪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到溪头走动，中午在路旁小餐厅用餐，饭后，李光耀随性走到路旁跟一位卖槟榔的欧巴桑聊天，十几分钟没回来。蒋经国看他们聊得很投机，一走过去，自己楞在那里，李光耀用闽南话跟欧巴桑聊天，但他在一旁都听不懂。蒋经国说，“外国的政治领袖到台湾来，可以跟我的人民讲话，我自己却不能跟我的人民沟通”。
罗尔斯指出，民主政治公共文化的一个永恒特点是：各种主张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多元和差异是自由制度运作的必然结果，除非采取暴力镇压，否则不可能统一思想。换言之，自由的社会的不同的想法是常态。然而。儒教以及马列，都是一元论，认为真理只有一个（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相异的观念被视为“异端”和“反动的敌人”；鼓励信徒“鸣鼓而攻之”，具有帮派思维的排他性。原因是：华人自古以来不懂逻辑，不知道如何说理；要么是法家的奴隶主镇压之道，要么是儒家的奴隶顺从之道，要么道家的“老死不相往来”的苟活避世之道。这些华夏之道对民主只有负面效应，真正能促成的民主就是不诉诸强权、不诉诸权威的说理之道——逻辑。只有逻辑才能让人口服心服。
1977年的地方选举党外颇有斩获，跟着成立“党外助选团”，为来年的中央民代选举造势，康宁祥几次演讲大为轰动，也引起国民党注意，特别成立“安基项目”，动员国家机器对付党外。
1978年4月10日蒋经国在日记里说：“内忧者在于国内少数野心家和卑鄙的败类如康、黄、张、林之类。被共匪所利用从事破坏捣乱和打击，余决以沉着坚定而对之。政治是不讲情面的，绝不可上当。”康指康宁祥、黄是黄信介、张是张俊宏、林是林义雄。蒋经国把康宁祥说成是“卑鄙败类”，把反对派当敌人；这和儒家把对手骂为“禽兽”有什么两样？这就说明了：蒋经国对康宁祥的容忍甚至“支持”都是把他当成一个讨好美国人的工具；而吴国桢由于刺太硬，不好用，就被蒋家抛弃了。可见，蒋经国能容忍的反对派，就是可控的反对派，不会对自己最高执政地位构成威胁。一旦构成威胁，就会像吴国桢、孙立人一样地被抛弃。
1979年6月，立委康宁祥出版《八十年代》杂志，并担任《八十年代》杂志的发行人兼社长。1979年12月10日的美丽岛事件，康宁祥没有参与，导致党外新生代的不满。施明德的老婆艾琳达在境外以“革新保台”与“革命保台”两种路线严厉批评康宁祥。
1980年的增额立法委员选举中，康宁祥角逐连任，当时社会气氛低迷，关心民主的学者、记者都很泄气，然而康宁祥基于多年与国民党搏斗的经验及对台湾社会的观察，仍鼓舞“晚则五年，快则三年，党外一定重新站起来。”康宁祥鼓励受刑人家属及党外仅剩的精英代表党外参选，他还拜访当时国民党省党部主委宋时选，要求互设沟通管道。他以“党外候选人联谊会”的形式推荐候选人，选举结果，他推荐10席立委，当选6人，包括美丽岛事件受刑人家属许荣淑、黄天福，辩护律师召集者之一的张德铭，以及黄煌雄、黄余秀鸾和康宁祥。
1982年5月，党外杂志《深根》开始了“批康运动”，包括邱义仁、李敖加入战局。起因于1982年立委黄正安等人提案，要求警备总司令列席立法院报告业务，共25人登记发言，然而在仅二人发言后，大量国民党立委就硬以表决方式否决提案，事后党外人事开会决定反对法案，国民党在派出党团书记长周慕文“恳谈”，使康宁祥“阵前倒戈”。李敖发表文批评康宁祥放水。1982年8月，李敖发文，批判康宁祥背叛选民。随后在1983年康宁祥针对行政院长孙运璿要求取消《临时条款》中，孙答以“充实”临时条款，获康宁祥赞同，再被批评“放水”。1983年9月，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在其杂志上发起“批康运动”，导致康宁祥于1983年底的立法委员选举中争取连任失败。党外推荐及报备候选人24人，当选率从上届60%降到25%，等于主张议会路线的“稳健派”大挫败。
康宁祥1984年6月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赴美一年作访问学者。并参加台湾同乡会演讲，也拜访里根在休士顿的竞选总部，接触了共和党当地操盘者，了解当时共和党对墨西哥裔社区的经营。其间康宁祥曾于1985年1月前往巴西，会见台独运动参与者、政治犯锺谦顺。
1985年3月回到台湾，康宁祥参与了1986年民进党创党“工作小组”，为建党18人之一。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成立，蒋经国没下令抓人。蒋经国的想法是：“大家都在反抗政府，那就开放让你们参政，大家一起堂堂正正进入国会来议事。”蒋经国曾对当时国民党秘书长李焕说：“台湾老百姓已经很好、很善良了，否则再这样（指戒严）下去他们要革命了。”加上当时许多留美留欧知识菁英，纷纷回国效力，他们长年吸收国外的民主思想，早就有了民主经验与民主素养，解严水到渠成了。因此，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宣布解严，顺势而为，没有发生任何动乱。台湾解严后，在李登辉领导下终于走上了较为公正的民主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