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洋港（1927年6月10日－2013年4月13日）1951年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同年加入台南市税捐处担任稽查员（1951年），之后调任南投县政府民政局担任科员的工作（1951年－1953年）。1953年升任南投县政府民政局局长，任期十年（1953年－1962年）。接着又当了南投县政府秘书（1962年－1964年）。1964年，调任台湾省政府秘书处秘书，同时兼任中国国民党云林县党部主任委员。1967年2月1日，代理南投县县长（1967年2月1日－1968年6月2日），并兼任中国国民党南投县党部主任委员（1967年－1972年）。任第六届南投县县长（1968年6月2日－1972年6月16日）。1972年后出任台北市长、台湾省主席、内政部长，后又官拜司法院长。
1984年第7届总统、副总统选举时，蒋经国选了李登辉而非林洋港为副手。林洋港是当时最炙手可热的台籍政治菁英，而且每个重要职位都走在李登辉前面，包括台北市长、台湾省主席，都是“林走李接”，政坛上因此有“望洋兴叹”之说。但1984年第7届总统、副总统选举时，蒋经国提名当时的台湾省主席李登辉为副总统，而非时任内政部长的林洋港，两人的政坛追逐之路就此转向。
蒋经国为何舍林而取李？前行政院长李焕生说有4个因素：第一，林洋港省主席期间，将农田水利会总干事由官派改为民选，此一影响基层农民势力关键职位从此不受政府制约，蒋经国大表不悦。
第二，林洋港省主席期间，未充分沟通就把新竹市与嘉义市升格为省辖市，改变很多财政分配造成官场纷扰不和，阁揆孙运璇要求收回却被以辞职威胁，给蒋留下难以驾驭且做事缺乏政通人和的印象。
第三，林洋港内政部长期间未谨言慎行，在立委面前承诺3个月内改善治安做到铁窗消失，成了社会名言结果未达到，造成政府威信受损，给蒋留下此人办事说话不稳重的判断。
第四，林洋港出身南投世家，家族庞大，林洋港曾当选民选的南投县长，他的弟弟林源朗也在他之后当选南投县长。如果林洋港更上一层楼做副总统，甚至将来升任总统，难免整个林氏家族鸡犬升天，形成政治特权，长期世世代代把持政坛，是蒋经国极不愿见的局面。李登辉的家族则十分单纯，唯一的儿子李宪文在李登辉担任省主席时就已因病早逝，唯一的哥哥更早已在二次大战期间死于太平洋战场。
李焕毕竟长年追随蒋经国，十分理解蒋对人的好恶。但其实早在1978年林洋港刚担任台湾省主席不久，蒋经国对林洋港的评价就十分有保留。1978年6月27日蒋日记记载：“林洋港之为人，逐渐可以发现其好名善变，不可不防。”当时林洋港刚从台北市长调升台湾省主席（6月12日），一般认为应是蒋经国极为器重的人，蒋却在那时就指林“好名善变”，并提醒自己“不可不防”。接着在7月29日，蒋又记下：“林洋港初任省主席。由其言行可以发现，此人沽名钓誉，好大喜功，不但难成大事，恐将害事，密切加以注意。”坊间传闻林洋港于省主席任内访日受高规格接待，“功高震主”而受猜疑，许信良甚至以“帝相暴露”形容。到了8月12日，经国日记载：“林洋港有才能，但是在品德方面不够正直，在紧要关头恐怕把握不住，应深加注意，时加考核。”至此，林洋港政治之路很难再往上攀升了。
1984年6月1日，就在李登辉获提名为副总统不久之后，林洋港就从内政部长明升暗降为行政院副院长。1987年林洋港接任司法院长，曾在某次记者会的场合中，面对台湾民众普遍对台湾司法的不信任时，留下了“司法像皇后的贞操，不容怀疑”此一名言，用意在期勉法务人员能使台湾司法的形象公正廉明。
1990年，国民党提名该年总统选举的人选时，争取连任总统的李登辉公布副总统人选是李元簇，而非外界相传的李焕。部分人士不满李登辉用没有政治班底、被视为没有声音的总统府秘书长为副总统。临中全会上，林洋港等人主张票选总统以及副总统候选人。票选派一度领先，使李登辉准备了退选的讲稿。但经过激烈表决，临中全会仍以起立方式决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李李配胜出。
在3月初，以滕杰为首的国大代表们准备推出林洋港为总统候选人，与蒋经国之弟、前联勤总司令蒋纬国上将为副总统候选人的“林蒋配”与李李配对抗。3月4日，部分国代在三军军官俱乐部组成“林洋港、蒋纬国参选誓师大会”，并在现场散发指控民进党为“暴徒”、李登辉是共产党员传单。林洋港与蒋纬国则态度暧昧不明，林洋港表态“候选而不竞选”（即林氏名言“候而不选”），如果国代连署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他不会拒绝。国民党内的新国民党连线亦扬言为林洋港助选，引起国民党内部对立。
总统府利用不同方法劝林洋港退选，先是于3月2日请林洋港入总统府“恳谈”，后来更派出国民党内“八大老”劝退。最终在3月9日林洋港发表“不候选声明”宣布退选，并支持李登辉连任总统，随后蒋纬国也宣称“与林洋港共进退”，该连署行动告终。其后李登辉亲到司法院致意。当时，蔡鸿文对林洋港说：“这次你让了李总统，下次李总统承诺支持你，大家这样轮流，很好，很圆满。”而李登辉闻言则在一旁不住地点头微笑。
1993年行政院长郝柏村下台，李登辉任命连战为行政院长，更请林洋港到总统府，声言不任命林洋港为行政院长，是爱护林洋港，使林氏“从容准备三年后的发展”。林洋港于1993年宣布参选1996年总统选举，并且在1994年辞去司法院长一职。后来李登辉宣布竞逐连任、参加1996年的首次总统直接民选，而林洋港继续参选，并请前行政院长郝柏村搭配参选中华民国第九任总统与副总统，在四组候选人中以14.9%得票率排名第三，并因此次参选，于1995年年底遭中国国民党以违反党纪参选为由开除党籍，后来2005年恢复党籍。
候选人 党派 总得票数 得票率
李登辉（当选） 连战 国民党 5,813,699 54.0%
彭明敏 谢长廷 民进党 2,274,586 21.1%
林洋港 郝柏村 独立参选人 1,603,790 14.9%
陈履安 王清峰 独立参选人 1,074,044 9.98%
2013年4月13日在家中安祥辞世，享寿85岁，同年5月15日举行告别式荣获总统褒扬令及国旗、党旗覆棺荣誉，葬于南投草屯佳佳花园公墓。
1980年，林洋港访美，到了亚利桑那州，下飞机后就习惯性地走在前面，太太则跟在后面。时任亚利桑那州州长的布鲁斯.巴比特看到此景后，就好奇的问：“林主席，我们西方讲女士优先，为什么你把你的夫人放在后面呢？”林洋港听到翻译后，便对翻译赵守博说：“赵委员，你赶快跟他讲，这件事情事关国格，你一定要跟我好好地翻。你跟他说，我们以农立国，以前住在乡下，出来的时候要经过那个田埂，田埂上长著蛇，所以男人都走在前面，把蛇打死或赶跑以保护女性。这就是我走在前面的原因。”州长听了之后便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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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德柏被蒋封嘴
龚德柏（1891—1980），湖南湘西泸溪人，1913年春入湖南高等工业学校采矿科，旋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15年9月，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特别预科。1916年秋，转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正科，攻读政法、外交。1922年回国在南京从事新闻工作。历任《国民外交杂志》主编、《东方日报》中文版总编辑、《中美通讯社》总编辑等职。1923年，执教于法政大学；与成舍我合办《世界晚报》，后兼《世界日报》总编辑，创办《大同晚报》。因抨击时政，涉及当政者多，数度被捕入狱，被称为“龚大炮”。
龚德柏1927年任南京《革命军日报》总编辑；次年5月任《申报》编辑。1932年初，于南京创办《救国晚报》、《救国日报》，拥护蒋介石，被蒋聘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1935年当选为国民党五大代表。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指派张治中和龚德柏作为高级顾问参加受降仪式，赴芷江、南京受降。
1946年《救国日报》复刊于南京，他宣扬行宪反共，被誉为最反共的人，当时的《救国日报》也成为比国民党党报更反共的报纸。他因为支持非蒋介石属意的李宗仁选副总统，《救国日报》曾被广东籍的国民大会代表团砸毁，该报也曾被国民政府下令短暂停刊。
1948年3月，龚德柏写文章反对孙科选副总统，说他贪污、行贿。刚开始，孙科未理睬。见对手没动静，龚德柏以群众来信的名义揭发孙科玩女人、用黄片招待外宾，被孙中山拳打脚踢。这封信一曝光，果然激怒了孙科和广东代表团，张发奎、薛岳，亲率60多名国大代表，分乘两辆红色交通车，直扑《救国日报》，见人就打，见物就砸。而报馆的工作人员也不甘示弱，奋起还击，一时间椅子、棍子、墨水、浆糊、排字盘满天飞。其中，有一个名叫王德全的国大代表，一拳打在玻璃上，弄得自己鲜血直流。张发奎、薛岳正想上楼打进总编室，活捉龚德柏，却不料迎面遇上两把双枪，只得乖乖止步。原来，龚德柏早已拔出平时护身用的家伙，守住楼梯口，声称如有人胆敢上楼，他就开枪了。于是，铁军名将和抗日名将只好跟妇人似的隔着楼梯，与龚大炮对骂一阵，然后愤愤而去。龚下得楼来，见报馆被砸，一片狼藉，遂将孙科等人告上法庭，要求依法严惩，赔偿全部损失。孙科起先也积极应诉，开列伤员名单，并附上法医证明，也要求一一赔偿。不过，在高级将领的亲自指挥下，人多势众，有备而去，不仅没摆平龚德柏，还让一帮文人给还了手，事后也没有动用专政的力量，定一个什么“诽谤罪”、“非法持有武器罪”，让人觉得民国不可思议。堂堂的行政院长，最后也不愿扩大事态，情愿赔偿100亿元为条件而达成和解。
蒋介石在台湾的第一件软禁案，是发生于1950年的3月9日，被他软禁的人是文笔犀利的、坚定反共的政论作家龚德柏，这是标准的整肃异己、对言论界杀鸡儆猴的案例。
蒋介石带着残兵逃到台湾，龚德柏也带着家人匆匆的抵达台湾，随身仅带一只装有贵重财务的皮箱，却在转运途中不幸遭窃，经济陷入极度困境，他选择在新竹落脚后，开始以替报章杂志撰写政论文章为生，却因评人论事都不改他犀利痛快的风格，喜欢痛骂党政要人，当局对他非常不以为然。除了写文章之外，他偶而也受邀发表演讲，在演讲中骂起人来同样痛快淋漓。此时，让蒋介石忆起他在《救国日报》的旧事，1949年3月5日他发表文章《蒋公不出国，中国无救》，蒋介石认定他是李宗仁的人马，故意逼蒋离开大陆。49年5月16日国民党中央会议上确定来台，5月17日蒋经国的日记中提到：“此时中枢无主，江南半壁业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父亲决计去台，重振革命大业。”
1950年3月9日，他应邀到新竹的国防大学演讲，讲题是《新国难之由来》，谈的虽然是反共问题，但仍不改本性，针砭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时，也不忘痛骂国民党高层人物，并直指蒋介石的战略错误。演讲结束之后，他突然不知去向，当天也没有回家。
连续几天都不见其踪影，没人知道他去哪了。他的太太、朋友向国防大学打听下落，不得要领，请警察寻找，也无消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龚德柏彷佛从地球上消失了。他的太太终日以泪洗面，没有经济来源，起初靠湖南同乡救助，他太太认为靠人接济非长久之计，最后只好卖掉仅有的简陋房子，另租房子并养了一些鸡，靠卖鸡的微薄收入养家糊口。李敖曾经这样形容其窘况：龚德柏“妻儿不知其所在、朋友不知其所往，消息全无，云深不知处。这样拖了五年，老婆儿子，都从没见过他一面，老婆急到把头发秃成光顶，一家大小，啼饥号寒。”
到了1954年年初，当人们逐渐淡忘龚德柏的时候，他的朋友才听到他被蒋介石软禁的消息，不过，无法得知他被软禁在哪里。胡适在那年3月返台时，向蒋介石要求释放，被敷衍以对。1955年3月，立法委员成舍我（1956年创办“世界新闻职业学校”即今天的“世新大学”）在立法院提出义正词严的质询，这件软禁案才受到社会广泛的注意，成舍我指出：“龚德柏失踪迄今，仅差4日即届5年，他过去抗日反共之坚定立场，与我国国策，实相配合，其失踪后，政府采取不审不判不杀不放之政策，致使其一家六口难度苦日，太太甚至削发为尼，龚年60有6，身体本不健康，据闻曾数度绝食，他究竟犯法与否，应迅予审判，仅采‘拖’的政策，将可能引起公愤。”
成舍我说完，受到全体立法委员的热烈鼓掌，然而，丝毫都没有动摇蒋介石软禁龚德柏的意志，因此，《自由中国》半月刊在第12卷第6期以社论提出诸多质疑：“八个月前，俞院长保障人权的诺言，一字一句地写在立法院会议纪录上，八个月后，因莫名其妙的事由而入狱的人，仍然在缧絏之中！‘人权保障’之谓何？诺言的价值又安在？”“就龚案说，不声不响地把人捉去，是依甚么法？五年来不审、不判、不杀、不放，又是依的甚么法？不依法捉去的人，将依甚么法来处理？我们希望俞院长‘依法处理’这一答覆不是一句毫无内容的托辞，所以，我们要如此追问。”
龚德柏这段遭遇，外界所知极为有限，他自己也绝少提起，仅在《又是愚话》一书的自序中轻描淡写说：“我60岁来到台湾，在山中云雾深处隐居7年。”但是，“下山后想写点文章，混几文稿费，以帮助家用，只以‘老百姓谈三国演义’为题，写了两次，就不能写下去了。所以我对于文字一道，已不感兴趣。”显见即使软禁7年后，蒋家王朝对他的迫害从未停过。
所谓“山中云雾深处”，数年后才得知，龚德柏是被保密局所逮捕，软禁在新竹的一处军事基地，距离他的家只有咫尺之远。在这里前后关了1年多，表面理由是“在陆军大学演讲，公开毁谤政府”、“言论失检查处”，但李敖认为真正的原因是他写《蒋公不出国，中国无救》惹的祸。之后为了继续监禁，才以“思想动摇、为匪宣传”的理由交付感化三年，有了未审而扣上的罪名之后，龚德柏就被移往保密局监狱（前身是日治时期的军人监狱），因通匪而遭蒋介石枪决的吴石中将，枪决前就关在龚德柏对面的牢房。当年，蒋介石为了巩固统治正当性，雷厉风行地整肃了很多异己，龚德柏就在同监遇到不少知名的人士。龚德柏好不容易埃到三年感化期满，蒋介石竟下令继续监禁，而以“感化期间思想并未改善”为由，又感化3年。正如成舍我所言，自始至终都是“不审、不判”，完全以蒋介石的独裁意志非法执行。
蒋介石从未就他的整肃案件公开表态过，可是，对于龚德柏案却意外地公开讲话了。那是成舍我质询一个月后的195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国父纪念月会”中讲述《保障人权及言论自由问题》时，很意外地回应成舍我的质询，提到龚德柏案，“迭据感训所长报告，龚德柏在所毫无悔改之意，种种荒谬言论均存有记录可查，治安机关检核感训考核报告，其思想言论，尚无悔悟，故迄今尚在继续感化之中。”《中央日报》隔天以头版对蒋介石的讲话歌功颂德，肉麻地强调国民党政权“保障人权及言论自由”迈入新境界，其实，正暴露了蒋家王朝满口谎言、自欺欺人的本质，这段谈话恰恰证实蒋介石整肃异己的强硬态度。
在蒋介石谈话后，居然又继续将龚德柏软禁了近2年，直到1957年2月18日，龚德柏仍然“豪无悔改之意”，蒋介石毫无办法，又担忧造成党内反弹，最后只好放他出来（时年67岁），前后仅差18天即软禁满7年。
无论秘密软禁期间或蒋介石公开证实期间，龚德柏的夫人龚张孝徽无数次要求晤面、保释，均遭拒绝，即使直接写信给蒋介石，也都被阅后不理。既然“不审、不判”，又不能保释、不准晤面，龚张孝徽迫于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便在1955年9月陈情要求救济。
蒋介石一方面高喊“反共”绑架随他败逃台湾的外省籍人士，以巩固他的统治权，另一方面竟又迫害“反共”的诤言之士，经过成舍我的质询、胡适关切、《自由中国》与《自立晚报》等报刊的评论与呼吁，国民党内部的不满之声逐渐出现，隔了数月，蒋介石才施舍式地准予“每月发给龚德柏眷属生活救济金”；同时，为了安抚外省籍高层情绪，蒋介石也曾召集核心商拟后续处理方式。
处理方式之一，就是让他恢复自由后，由内政部发布递补上国大代表，其实，龚德柏遭软禁之前就已被列为候补国大代表，尚未开始支薪，当时协助他家属解决生活困境的朋友曾提议向国民大会申请，但因人失踪了而未能如愿，直到正式递补后才获得支薪。不过，龚德柏自述说：“公费不足维持生活，故我又开始写文章，以作补助，但没有刊物登载”，因为遭到封杀，迫于生活，他晚年就不再写政论，文章多以生活小品为主。他对当时的境况有这样的描述：“从前登载我的愚话的刊物，次第被人处分，使我的愚话无发表机关，这给我的打击就非常大。”“最低限度的生活总须维持，况尚有子女生活支负担，故仍非卖文不可。但政治性的愚话，固绝无销路，幸而老友陈训畲兄主持香港时报，他来台时同他商谈，我愿为香港时报副刊写小品文字，以求获得少许稿酬”（《也是愚话》自序）。
他说，“这些文章绝无一点政治性，它虽不是我的思想品性全部的表白，但至少是其一小部分。”当时的《文星书店》除了出版《文星》杂志之外，也印行《文星丛刊》；《文星书店》从1964年至1965年，请龚德柏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连续发行他的4本书：《愚人愚话》（文星丛刊24）、《也是愚话》（文星丛刊68）、《又是愚话》（文星丛刊157）、《还是愚话》。每一本都销售得很好，至少印行4刷以上。
龚德柏这四本书出版后的1965年12月25日，《文星》杂志第99期尚待排印之时，警备总部下令台北市警局到印刷厂没收待印稿件。两天后，国民党政权要求当时的台北市政府以高玉树市长的名义下达《文星》杂志停刊1年的行政命令（《文星》停刊1年期满，发行人萧孟能依法申请复刊，却未获批准）。大约一年后，《文星书店》也停业了，龚德柏的“愚话”系列由《传记文学》于1978年再版。
蒋介石软禁、关押龚德柏的结果，那就是：龚德柏发挥了资深媒体人的敏锐观察力及犀利写作力，将保密局监狱的黑幕详实记录下来，1969年完成了《蒋介石黑狱亲历记》，记载遭受囚禁期间的见闻，尤其是对“保密局的酷刑”记述详实，当时遭蒋介石整肃关在同监的高官、将官，都成了龚德柏笔下的实例。他说：“我于（1957年）2月18日晚7时回到家中，但新闻界仍不知道，我在家中记述我牢中7年之经过，以免我再遭事变，可以使从前7年之经过不被湮没。”“我相信这本小书颇有历史价值。我已做长期坐牢的决心，我决定与蒋氏竞争寿命的长短……只恐我的死不为世人所知，则未免使死我者太占便宜。”
《蒋介石黑狱亲历记》的原稿托付在知己乔家才将军手中。1975年，蒋介石死了；5年后的1980年，“竞争寿命的长短”的龚德柏也死了；再隔十年（1990年），乔家才才把原稿交给李敖，由李敖出版（李敖语）。龚德柏揭露的蒋介石特务黑牢，依龚德柏自述是：“特务有这等牢狱，使希特勒与史达林的牢狱亦为之减色”，显见蒋家王朝统治之可怕。国家人权博物馆“被折断的笔杆”展中，有龚德柏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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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自幼 于 2020-8-2 18:55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