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桢(1903-1984)，湖北建始人。1921年留学美国，1926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在美期间，他与驻英大使郭泰祺之弟郭泰桢交谊笃厚，又与宋子文及宋美龄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为日后归国从政伏下契机。1927年归国后不久，吴国桢就在国民党元老张群的举荐下进入政坛，成为蒋介石的私人秘书，深受蒋介石赏识。秘书只做了三天，蒋介石就对吴委以重任，任命29岁的吴国桢为汉口市长。抗日期间，吴国桢又先后担任武汉和重庆的市长。内战爆发前，吴国桢临危受命，成为备受瞩目的上海市长。
1948年8月，为了整肃经济，蒋介石派蒋经国以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身份赴上海稳定物价。蒋经国一到上海就专打“老虎”，一下子就抓捕了64只扰市场的“老虎”，包括“面纱大王”荣鸿元，“证券太保”经纪人杜维屏，华侨大商王春哲等等。蒋经国想抓谁就抓谁，抓完了再去找证据，要杀谁也是他说了算，完全无视上海市政府的存在。吴国桢认为蒋经国的做法无法无天，他亲赴南京面谏蒋介石直陈利弊，却未被采纳。两个月后，蒋经国在上海失败而归，于是把这笔帐算在了吴国桢头上，认为失败是吴国桢不合作的结果。
1948年12月29日，蒋介石下台前夕，为准备撤迁台湾，匆匆任命其心腹爱将陈诚为台湾省主席。1949年1月5日，陈诚就职。8月，美国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11月，曾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电约国防部次长郑介民赴美。11月17日，美国太平洋海军司令、上将白吉尔(Oscar Badger)与郑介民谈话，批评“陈诚将军之行政尚未成功”，要求“改革台湾政治”，“能代表各阶层各党派之利益，而非国民党一党专政”，吴国桢在重庆市及上海市的“成就甚佳”，是“主持台政之理想人选”，应“给予彼完全之权力”。白吉尔并称：“美援来不来，乃以中国是否接受台政改革为前提。”后来，美国政府里甚至有人提出，由吴主持国民政府，以便树立民主政治。
1949年5月，吴国桢辞卸上海市长职务，到达台湾。1949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美国人的压力下，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告诉他：“我要你今后全力争取美援。”1950年1月杜鲁门政府宣布不以武力保台；尽管如此，1950年2月1日国会通过特别法案，向台湾提供1.08亿美元经济援助。1950年11月23日，朝战爆发后首批五千多吨、价值1434.45万美元军援物资抵达台湾。同时，根据麦克阿瑟的建议，美国政府决定向台湾提供两套先进雷达，并在1951年3月1日前又提供了7套。1951年美国援助台湾达9200万美元！从1950至1957年美国对台军事援助总计14.7亿美元，而经济援助为6.83亿美元。1951年到1965年，美对台湾的经济援助接近15亿；军事援助45亿美元！一言以蔽之，1950年代台湾实行县市长的多黨竞选，主要是为了获得美国好感，以便得到美元。
1949年12月15日当晚，吴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四点施政重心：1.彻底反共，密切配合军事。2.努力向民主途径迈进。3.推行民生主义，为人民谋福利。4.实行地方自治，发扬法治精神。后来，吴国桢自己解释说：民主，指的是人民有权选举自己的政府；法治，指的是保证个人的自由。他在23名省政府委员中，任用了17名本省人，力求“让他们能真正代表岛内的不同利益”，“代表商业、劳工和农业利益等诸方面”。这是之前台湾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因此吴国桢称之为“革命性的变革”。
吴国桢担任台湾省主席期间，致力于推动台湾人地方自治、农业改革，允许地方官员职位由普选产生，并试图减少滥用警权。吴国桢认为：争取人民的向心力，其办法就是实施民主政制。陈诚当省主席的时候，省府大楼有士兵看守，门卫森严。吴国桢下令撤掉警卫，正式宣布，无论是为公事或者是为抱怨政府，任何人都可以来找我。两个月之后，吴国桢获得“民主省主席”的称誉。1950年8月7日，吴国桢的头像刊载在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
当时，台湾正在推行地方自治，自1950年7月2日起至10月29日，吴国桢陆续在台湾举行了第一届县市议员、第三届村里长、市民代表会第三届代表、各县市第一届县市长、区长等多次选举，投票率在62%至82%之间。
1950年12月，台中市长选举，无党派的台湾人杨基先与国民党籍候选人林金标、青年党廖朝洲三人竞选。杨系当地世家、台湾省民政厅长杨肇基之侄，得到其叔父的支持。初选结果，得票超过林金标1/3，但二人都不足半数，须要第二次投票。25日，蒋介石召见吴国桢，命令杨基先退选。26日，蒋介石到台中，得悉杨肇基演说中有攻击政府、攻击外省人的言论，立即致电吴国桢，要求查办杨肇基，撤销杨基先的候选人资格。28日，吴国桢向蒋报告，杨肇基辞职，杨基先愿退出竞选，同时吴国桢也表示辞职，蒋自感理亏。29日，蒋介石与张其昀等人讨论台中选举，决定林、杨照常竞选，不加干涉。30日，蒋介石反思，自觉“日前干涉台中市长选举，勒令杨某退出之非法”，日记云：“如党员林某失败亦无愧色，于是寸衷大乐，此乃读书明理之效欤？”当日，他在《上期反省录》中自记：“台中市长选举问题自觉处置错误，幸能及时改正，不致大错，堪为自慰。”选举结果，非国民党的杨基先当选。
蒋介石在台中选举态度上的转变，与其说是蒋介石“读书明理”的效用，不如说是吴国桢抗争的结果。关于此，吴国桢多年后回忆说：“看来国民党的候选人似乎要败选了，蒋总统给我发来密令，要我免去那位厅长的职务，并迫使无党派台湾人退出竞选。我不得不向蒋介石提出辞职，于是他撤销了命令。”12月28日，蒋介石记吴国桢来见，提出辞职时曾写道：“(对吴)只有劝勉。对杨事，当另行考虑，以曲在我也。”蒋的此日日记可与吴的回忆参看。
台北市长选举，竞选人有吴三连及市商会总干事高玉树等7人。吴三连为台南人，无党派，曾参加反日运动和台湾社会改革运动，长期担任新闻记者。吴国桢积极支持吴三连，而选举小组主任陈诚则态度消极。蒋介石托人劝告，要求陈“勿作旁观”。1951年1月3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决议，宣布本党支持吴三连为台北市长候选人。1月14日，吴三连以92061票当选台北市首任民选市长，得票率65.6%，超过其他6位候选人总得票的2倍还多。这样，台湾的两个最大城市的市长就都不是国民党员。这一届选举，台湾共选出县市议员814人，县市长21人。陈诚认为，“一人一票”是做到了，“秘密投票”也做到了，在中国是破天荒的一次创举。
陈诚从1949年1月5日出任台湾省省长，后于1950年3月为“行政院”院长。两者都以台湾省为主要施政对象，经常发生冲突。1950年1月初，吴国桢上任十天，蒋介石召见吴国桢及其财政厅长任显群，要求每月必须提供4200万元军费。此前，省政府的军事开支不过300万元，陈诚当省长时，军费也不过2500万元。突然增加的巨额开支使吴国桢感到极为棘手，于是，任显群决定开动印钞机，秘密增发新台币，然后设法如数收回。到1951年2月阴历年关，吴国桢、任显群额外私自发行的新台币已达8800多万元。陈诚向蒋介石告发，引起蒋介石震怒。2月16日，蒋介石召开财经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财经小组，以严家淦为召集人；台湾银行钞币归“中央银行”监督，以后发行权归还“中央银行”；免除任显群的台湾银行董事长职务。自此，吴国桢即与陈诚、严家淦更加不和，要求辞去省主席职务。3月4日，蒋介石两次与吴国桢谈话，分析其辞职之厉害得失。他向吴表示，任显群必须撤职。3月7日，任显群向蒋报告，吴已认错。10日，任显群辞去台湾银行董事长兼职，由“中国银行”董事长徐柏园接任；严家淦辞去台湾银行常务董事长，由任显群兼任。
台湾一岛，既有“行政院”，又有省政府。两者的施政范围基本重合，因此，陈诚与吴国桢的矛盾继续发展。1951年7月末，“隔阂日深”。蒋介石感叹：“内以陈、吴不合，事多矛盾，因之经济、政治皆呈停顿麻木之象。”加上财经会议之后，美国人员参加，金融发行额受到限制，并要求压缩开支。蒋介石感到财经拮据，艰窘日增，处处受制，常常梦中哭醒。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改为全力支持蒋介石，吴国桢的地位也因此下降。吴国桢曾自述：“(蒋)选我做省主席，让我放手去干，并默许改革，只是以此作为唤起美国同情和获得美国援助的理由。只要我采取的措施能加强他的地位，如税收改革和土地改革，他都会欢迎。但当涉及法治和通过自由选举实行民主政治这两个基本原则时，他便暗中生厌。”
1952年，为了迎接台湾省的第二次市县长和市县议会的选举，吴国桢启动了一项培训计划，即在台北建立一个培训学校，轮番培训从各区选出的民众代表。每次培训是三天，在三天内，要教会这些代表组成民主基础的所有原则以及如何进行自由选举。这个任务是庞大的、繁重的，从它的实际实施到1953年吴国桢被迫离台，尚未全部完成。晚年的吴国桢回忆说，“也许正是这个培训计划是蒋介石与我最后决裂的主要原因，他或许认为，我是在谋求自己的组织与权力，而那确实远非我的本意。”
1953年2月5日，国民党召开七届十二次中央常务委员会，吴国桢向会议提出促进党政关系建议案，表明了对“革新”的积极态度。28日，吴国桢会见蒋介石，汇报外汇枯竭，担心次月经济拮据。他向蒋介石建议，放宽商业统制，认为三年来农民生活已经大为改良，但对商人征税及管制都很严格，商人利益大减。吴国桢的这一意见得到蒋介石的充分肯定。
国民党特务制度是一种超越法律的法西斯统治。1949年7月，蒋介石在高雄决定，在中央党部下设“政治行动委员会”，蒋经国为成员之一，其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化”。1950年4月，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委员”，“政治行动委员会”改称“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指挥所有党政特务机构。蒋介石提拔原情报机关的中将彭孟缉，彭成立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听命蒋经国，并将主委一职让给蒋经国。蒋、彭所领导的情治机关严厉清查“匪谍”与“台独”，冤案频出。据统计，1950年至1954年之间，枪决3000人，监禁8000人，一时全台各地弥漫“白色恐怖”。
吴国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反对滥捕。一次，台湾《自立晚报》的一位编辑转抄了一首诗，其中有“阳明山六三衰翁”等字句，小蒋的政治部认为辱骂国家元首，将该编辑扣押。吴国桢认为这是一种特务手段，通知“政治部”立即放人。
吴国桢主张法治，认为军事法庭管辖的范围只限“共产党和间谍”两项，“捕人必须先有犯罪证据，搜索必须经过法律手续”，而且主张必须给被告指定辩护律师。1952年，他以辞职力争，迫使蒋介石采纳了这些意见。他对蒋介石说：“特务这么猖狂，非改革不可。任何机构如不通过保安司令部，禁止随意抓人；逮捕后14天，一定要释放或起诉。”
1950年，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因被指控与共党有交往而遭台湾省保安司令部逮捕，火柴公司被充公。吴国桢事前毫无所知，以保安司令部司令的身份要求释放王哲甫。彭和蒋经国一起见吴。蒋经国声称，捕人系根据“总统”的特别命令。吴认为证据不足。他很生气的对蒋经国说：“担任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是你还是我？”事后，吴国桢又面见蒋介石，力辩自己的“法律根据是十分正确的”。蒋介石大发雷霆，日记记载：“ (为)火柴公司经理通匪案件诸事时常发怒，而且出言粗暴，形态骄强，获罪于人，应切戒之。”8月12日，王世杰见蒋，认为王案“罪证不足”，蒋介石严厉责备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此种罪证确实之通匪资敌案而犹言无证，不知其何心意耶？”他决定将该案移交“国防部”军事法庭审判。吴国桢仍不罢休，致函蒋介石抗议，说明逮捕非法，不公正，要求释放王哲甫。蒋原拟处以死刑，读了吴函后，派秘书通知，改判七年监禁。
1951年6月《自由中国》发表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批评情治机关钓鱼执法，借机敲诈勒索。彭孟缉认为此文“侮辱了保安司令部”，准备逮捕《自由中国》编辑人员。吴国桢见到公文后，用笔打了大叉子，命令退回。后来，吴国桢告诉胡适，如非他的干预，《自由中国》在1951年初就被停刊，主编人即遭拘捕。
1952年12月28日，台湾举行第二届县市议会议员选举。选举之前，蒋经国向特务下令，以户口特检为名，一夜逮捕900余人。而最后查明仅19人有轻微违警记录，其余均系无辜。吴国桢再次出面干预，将人全部释放。基隆市有两位市议员因未遵照党部指示，没有将票投给国民党提名的议长，竞因此被捕。吴国桢限彭孟缉三小时内开释。开释后，两位议员因害怕特务报复，竟反对吴进一步追究真相。
蒋介石败退台湾初期，隔海与中共对峙，隔洋与美国摩擦，风雨飘摇，惊魂难定，只能依靠特务进行统治，因此，吴国桢和蒋经国的矛盾实质上是和蒋介石的矛盾。当时，蒋介石一意培养蒋经国，要求吴国桢辅佐。1953年2月，蒋介石派“总统府”副秘书长黄伯度和吴国桢谈话，示意吴只要和蒋经国合作，当“行政院长”或当省主席兼“院长”，由吴挑，吴拒绝。蒋介石亲自和吴国桢谈话，吴称：“经国兄当然我是要帮忙的。如果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主持特务。盖无论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之焦点。如果不做特务，做点社会福利方面的工作，我决尽心协助。”很显然，吴高估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当他发现“蒋先生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时，已噬脐莫及”。
蒋介石不听吴国桢的劝告，不仅使之控制特务，而且使之操纵党部，主持“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吴国桢干脆拒绝为“救国团”发放经费。而台湾省财政厅长任显群，对蒋经国的要求是有求必应，而瞒着省主席吴国桢。吴很清楚，他与蒋经国的关系已经坏到无法弥补，吴曾对《自由中国》社长雷震说：“我只是采用消极行动，不发给经费，所以蒋经国恨死我了”。
其实岂止蒋经国，蒋介石也早就对吴国桢的不停进言反感异常，只是由于台湾初建，需要吴国桢联系美援。随着美国援助的稳定，吴国桢对蒋介石的重要作用已然不大。所以当吴国桢与蒋经国水火不容之时，蒋介石甚至产生过除掉吴国桢的念头。
1953年4月5日，吴氏夫妇由台北乘车返回日月潭，在台中午餐后，发现所乘汽车的两个前轮插销上的螺帽均不翼而飞。这种情况，在盘旋山径去日月潭的路上，随时可能车毁人亡。死里逃生的吴终于醒悟：如今美援稳定，自己拉关系的使命已结束，蒋要“卸磨杀驴”，1953年4月吴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台湾省政府主席职务。4月16日，吴国桢的母校格林内尔大学决定于1953年的开学典礼上授予吴国桢名誉博士学位，华盛顿大学等处也纷纷邀请吴到美国参加会议或演讲。吴遂以之为理由，直接向蒋介石申请赴美护照。吴国桢和妻子得到护照，但儿子没有得到。5月24日吴携妻远赴美国。在机场上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蒋经国、陈诚都出席了，而且都与吴国桢合了影。到美国后，吴国桢夫人黄卓群几次致函宋美龄求助，宋回函说：似乎没有什么可行的法子，因为目前当局对他这种情形的规定没有改变的余地。1953年12月，吴国桢致函台湾最高当局，希望给未成年家属资格批准吴修潢来美，没有回音。1954年3月2日，吴国桢致函“外交部”。15日，再函蒋介石，声称即使国桢有罪，也不应罪及孩子。如4月15日尚无音讯，则将“采取另一种步骤”，希望蒋介石根据“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古训，从人道着想，慨然批准。这期间，美国驻台湾“使节”蓝钦也从中说话，吴修潢才拿到护照。
1953年11月6日，蒋介石宴请美参议员史密斯，席间史密斯认为台湾当局不民主。蒋以为“彼受吴国桢影响已深”，在日记中感叹“美国之士之先入为主，认吴为天下之第一等人才，而不知其欺骗美国人多少事也”。1953年11月，“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突然被蒋介石免职，罪名是“蒙混舞弊，不尽职守”，同时蒋指责王世杰曾私下批准吴国桢套汇12万美元。这就是说在美国的吴国桢属于携款私逃。
1954年1月2日，吴国桢以“一名国民党党员”的名义，致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其昀，要求转呈蒋介石，彻底查明所传“套取巨额外汇”一事，公布真相。1月15日，吴拟具《启事》，说明“为国服务廿余年，平生自爱，未曾贪污”，来美时经“行政院长”陈诚批准，仅以私人所有台币购买5000美元，作为旅费等情。吴同时声明：“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若存心浑水摸鱼，盗取公帑，实将自觉不侪于人类。……如桢个人有任何劣迹，敬请国人检举，政府查办。”吴在台北的父亲吴经明约集台北《中央日报》等几家报纸的广告科人员，请求刊登启事。当晚，张其昀到吴府，声称吴的《启事》已呈报“总统”，“总统”谕：此事政府已经明了，请不必登报。
蒋介石见到吴国桢的《启事》后，认为吴国桢的言行，已经“渐近于威胁与越轨态度”，感到不快，但蒋决定“仍应导之以理”，要张其昀“代为劝慰”。2月7日，台北《中央日报》刊出《吴国桢启事》。
1954年2月7日，吴国桢接受美国一家电视台的专访，批评国民党专政，称如不从速实行民主，台湾难以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并表示他出走美国完全是因为与蒋氏父子政见不合，不为所容。此言一出，即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一周后，吴又指责蒋介石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独断专行；国民党钳制言论，大搞特务政治，要求清查国民党的经费来源；并说蒋经国是台湾进步的一大障碍。
吴国桢于2月27日在给“国民大会”公开信中，指出台湾的问题是：一党专政，军队党有，特务横行，践踏人权，言论之不自由，思想控制；他提出的建议是：彻底查明国民党经费来源，反对把国库当党库；撤销军中党组织及政治部；明白规定特务机关之权力（即限制之）；公开接受无辜被捕者亲友之控诉以保障人权；彻底查明过去言论何以不能自由；撤销青年团，并不得再有变相之组织。
蒋介石恼羞成怒。3月4日，张道藩遵命在台北中山堂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吴国桢用“莫斯科指使下的共党”办法，来“制造人民对于政府的怀疑和责难，破坏中华民国的声誉和国家的地位”。他攻击吴在台湾省政府三年多任内“私自滥发钞票，私自抛空粮食”，“非法、乱纪、专擅”，“危害国家利益”，“包庇贪污营私舞弊、勾结奸商、谋取暴利”。特别指责他在辞职前夕，“将政府五万吨存粮私自抛售一空，使社会一度发生极大的恐慌”。蒋介石于1954年3月17日以总统名义发布命令，指吴国桢“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分化国军，挑拨政府与人民及侨胞与祖国的关系，居心叵测”，网罗了13条罪状，宣布解除吴国桢所有职务，开除党籍；对于有关“违法渎职”罪行，将彻底查办。他将吴国桢斥之为“人猿”，这在蒋介石的骂人语言中，还是极少见的。
吴国桢于3月28日第四次上书蒋介石。吴国桢列举自己在1950年、1952年向蒋介石的两次进言几遭暗算，王世杰谈话被特务录音而被免职，以及龚德柏在1949年前大胆批评政府，来台后被特务秘密拘捕等三事为例，说明：1.在台湾向蒋直言而争者有遭暗害可能。2.在台湾背后指摘蒋者有遭污毁之可能。3.在到台湾之前曾经批评政府而在到台以后并不发言者，有被非法拘捕秘密监禁之可能。据此，吴国桢向蒋介石问道：“安能有人敢向钧座在台作‘合理’之批评建议耶？”接着，吴国桢引美联社报道的蒋介石讲话，说明“依钧座之意，则凡在国外之中国人也不能批评钧座”，由此，吴国桢得出结论说：“嗟夫皇天！是钧座不愿任何中国人批评钧座而已耳。”
据美国的中文《侨报》报道：蒋介石在“国民大会”闭幕词中说：“国家之自由高出于个人自由之上。”吴国桢认为此语在理论上实可研究。他分析说：“不知钧座所指国家为何。若谓国家系一国国民全体个人所凑成，则每个个人若无自由，其集合体之国家又何能有自由？若谓国家自国家，个人自个人，则揆度钧座之意，无非只有钧座能代表国家，其他人民不能代表国家。只有钧座有自由，其他人民无自由。”书末，吴国桢恭维蒋介石“天禀聪明”，但批评他“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尤故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表示将于日内就个人所见，提出简单具体之积极建议，希望蒋“力自检讨，虚己从人”。
第五书作于4月3日。他严厉批评蒋介石“自私”：在大陆则只顾个人之政权，在台湾则于苟安之后，又只图传权于子；爱权胜于爱国，爱子胜于爱民。因此遂走上一人控党，一党控政，以政治部控制军队，以特务控制人民之重大途径。
1954年2月，胡适自美返台，出席“国民大会”期间，他曾访问蒋介石和陈诚，劝他们平息和吴国桢之间的争论。陈诚告诉胡适，美国“大使”蓝钦找过自己，表示了相同的意见；自己也已告诉蓝钦，政府将力求平息事态。胡适于4月5日自台返美后，曾与吴国桢长谈8小时，劝吴息争。吴国桢说他53年离台时，蒋经国的秘密警察已捕了1万人，胡适则说现（54年3月）已超过10万人。
1954年夏天，吴国桢在美国英文《Look》杂志发文说美国人“每年援助给台湾的4亿美元中，有3亿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并直指蒋经国是特务头子，蒋介石要传位给儿子。1954年9月5日，吴国桢在美国《丹佛邮报》发表《我反对蒋的事项》：1.台湾现有一权力浩大而以蒋经国为首的机密警察组织。2.台湾并无法治。3.台湾无新闻自由。4.无自由选举。5.政府完全为国民党一党控制，国民党为蒋介石一人控制。6.控制军队，政工干部所注意者非忠于“国家”，而是忠于蒋氏父子。7.组织青年反共救国团，控制思想。
蒋政府组织反击，请当时在美国的胡适撰文反驳，胡适照办了。胡适说“台湾是多么自由”，并直接歌颂蒋经国“很勤勉、诚实、礼貌、爱国和坚决反共”；甚至信誓旦旦说，蒋经国绝不会成为接班人。
原来蒋介石给胡适以大量的美金。胡适在美期间得到蒋9次拨款，每次5千美金。在胡适撰文反驳吴国桢那一年最多，有4笔（每次5千）。1944年蒋馈赠胡适6000美元；胡适太太从泰国赴美时蒋给了1500美元。据蒋廷黻日记，蒋还给胡适一张11000美元支票。仅这几项加起来就有63500元。胡适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图书馆长的年薪是5200（胡适说缴税后到手4500）。如此来算，胡适在美国期间，蒋介石给他的资助，相当他在普大做图书馆长14年的（税后）收入。这还是从解禁的国民党文件偶然发现的。是否还有其它“红包”没记载呢？
胡适解释他反驳吴国桢的理由是：内外有别，在外国面前不能批蒋和国民党，否则中华民国失去美国支持，会丢掉联合国的席位，让中共得利。而殷海光认为，“国家”的概念是错的，country应称为“国”。把“国”与“家”连到一起，蒋介石就把国变成他的家，建立了家天下（蒋家王朝）。殷海光说：“吴国桢批评的是‘蒋’家，哪里是我们的‘国’家；是国民党政府，哪里是‘我们的政府’”。“今日的台湾，在表面上是一个‘国’，在实际上早已成为一人一家一党的殖民地。”
此后，蒋介石向美国提出要将吴国桢引渡回台，遭到美国拒绝。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伯逊通过美国驻台“大使”劝告蒋介石不要再对吴国桢施以攻击，否则将对台湾当局不利。蒋介石只好下令禁止台湾报刊继续刊登攻击吴国桢的文章。
从吴国桢故事可以看出，台湾的民主化多是美国推动的，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相干或者可以说：蒋介石鼓吹的“礼义廉耻”的传统文化甚至阻碍了台湾民主化的进程！熊飞骏等人鼓吹中国文化特别适合民主论，是睁眼说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