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文提要：1970年刺蒋未遂，让蒋经国不得不启用台籍精英，让台籍人士崭露头角，最后于1987年解除戒严令。施明德说：自由永远是反抗者的战利品，自由绝对不会是掌权者的恩赐品。没有一个掌权者会无条件的觉醒，然后把自由还给人民。蒋氏父子全面统治台湾，各界精英都受过他们恩惠的，所以美化他们的统治。全世界没有独裁者会会主动让权给人民。由于人民的抗争、反抗者的抗争，最后他不得不让步。否则的话，蒋经国很可能像法王路易16被砍头，也可能像沙皇尼古拉二世一样全家遭屠杀。
1937年10月2日，黄文雄生于台湾新竹西门的林家大厝，外公是福建历史名人林占梅的后代，父亲则担任过新竹自来水厂厂长。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北。刚到台湾不久的蒋家政权虽然继续高压维稳，但在推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颇为用心。1950年代，修筑中部横贯公路时，蒋经国亲自参与，人们甚至可以看到他在工地上与筑路“荣民”同甘共苦。他和工人一样嘴对水直接饮用的镜头，是青少年时期的黄文雄对蒋经国的第一印象。黄文雄喜欢读《自由中国》杂志。深受《自由中国》影响的黄文雄在演讲比赛中将题目定为《地方选举》，险些惹祸上身。1957年“刘自然事件”爆发后，黄文雄和几位女同学常在暗夜里扮演情侣，用弹弓石块打公园里的美军招待所。他坦言，当时若不是校长的保护和其在体制内工作的父亲，他可能很早就被当局盯上。他的同学中，不少人被无情地送往少年监狱，不论是高中生还是初中生。
黄文雄自新竹中学毕业后，考上国立政治大学新闻学系，当时就常问老师《中华民国宪法》的人权问题。1960年，雷震被捕，不久殷海光含恨而终，柏杨入狱，台湾只剩下“蒋总统万岁”的声音，进入“沉默的十年”。黄文雄情绪极为低落。“连雷震先生这样的前辈，如此温和的体制内改革诉求者，都要受到如此严厉的迫害”，让他久久不能释怀。服兵役时驻在马祖外岛“东犬岛”（即东莒岛），退伍后于1963年读政大新闻研究所的研究生。1964年，在他研究生即将毕业时，他得到电报：父亲被不明身份的人用吉普车带走。黄文雄的父亲，一个具社会主义思想的公务员，被打成“匪谍”而入狱。黄父的案件经过两轮审理后，无罪释放。
美国人在此时抛出了橄榄枝，提供了丰厚的奖学金。黄文雄1964年获得美国匹兹堡大学奖学金，到该校的社会学研究所就读，1966年则转到康奈尔大学社会学所博士班。随后，在郑自才等人的介绍下，他开始成为“台独联盟”的一员。联盟的大部分成员是台湾留学生。“身处那个时期的美国，各种民族解放思潮流行，很多朋友组织起来，上了街头，有人甚至想回国打游击，没人能完全不受影响。”
郑自才（1936年12月1日－）毕业于国立成功大学建筑系。1962年，郑自才赴美国留学，萌生台独意识。郑自才不仅是留美硕士，还是美国一家知名建筑事务所的建筑师，和黄晴美育有一子一女，原本前程大好。他到达美国后，受到美国反越战运动、新左运动、反核武运动、校园改革等社会思潮启蒙，“从一个封建的社会去到一个新大陆，很快就觉醒了”。当时美国、加拿大、欧洲、日本等地的台独组织，在1970年共同成立世界性的“世界台湾独立联盟”，郑自才担任执行秘书。
1969年蒋经国第四次访美结束后，黄文雄便从担任国会议员助理的康大同学那里听到蒋经国将有第五次访美的消息。由于此时尼克松已和北京有过秘密接触，随时可能和北京建交，为了安抚台湾，美国要求蒋经国第五次访美。
在蒋经国赴美前，黄文雄和一群台湾学生开始了策划一系列抗议。一位台湾学生突然提到刺杀计划，整个讨论活动开始迈向高潮。黄文雄暗想：蒋经国去世会打乱接班计划，但依然改变不了台湾现有的政治格局，可是“刺蒋”这个动作会让很多人明白反对人士的不满，给沉寂的台湾反对运动带来曙光。他认为暗杀蒋经国只有一个普通的台湾人去做，才能凸显政治意义，那些雇用黑人或远距离狙击的匿名攻击，都不能有力清楚地向世界和美国人传递台湾人的政治诉求：台湾人不能接受蒋家父子的独裁，也不能接受父子世袭的接班设计。而且暗杀行动执行时，一定要靠近蒋经国，如果误伤无辜，即使暗杀成功，必然会伤害此举的政治意义。
康乃尔离纽约很近，所以放假或是有时间的时候，黄文雄就会来纽约找妹夫郑自才，郑自才邀他一起刺蒋，黄文雄就答应了。郑自才负责搞枪，联络陈荣成，陈就送来两把深黑色的自动手枪。距刺杀行动日的7天前，郑自才又邀赖文雄一起参与。他们在台湾参军时都学过枪击，所以郑自才跟黄文雄就拿这两支手枪去山上练习。黄文雄没有将计划告诉其他台湾人，只告诉了两位有生死之交的外国朋友。
1970年4月18日，蒋介石的儿子，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蒋经国应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之邀，赴美做为期十天的访问，以争取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的援助。蒋经国一抵达洛杉矶，就看到了反对蒋经国访美的游行示威标语。20日蒋到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60位台湾人手持“我们就是台湾”及“台湾要自决与自由”标语，并高喊“蒋家下台“”的口号。同日蒋经国要到白宫访问尼克松总统时，华府地区台湾人再到白宫前举行第三次反蒋示威，并散发传单表明：“台湾需要的是自由，不是军援”。
4月23日晚上，黄文雄住进郑自财在纽约的家中。他们讨论谁开枪，“大家都惦惦”。3人都是高知，搞革命搞到要杀人，都是头一回。郑自才说：“要扣扳机不是那么容易，扣下去，人会流血、会死亡。”赖文雄提议用抽签决定由谁来开这一枪；郑自才说由他来开枪；黄文雄随即说：“不行！你有老婆孩子，由你开枪的话，牺牲太大了！我没有结婚，没有家累牵挂，我来开枪好了。”所以就决定由黄开枪。之后讨论如何把枪枝带到现场，决定由黄晴美早上放在她的手提包里面带到现场，再交给兄长黄文雄，让他去执行。一个是她的丈夫，一个是她的兄长，不管谁牺牲，对黄晴美的打击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她却毅然决然力挺，并以实际行动加入刺蒋的行列！郑自才、黄文雄的行动，打破了台湾人“怕死、爱钱、爱面子”的污名，也让独裁者意识到连台湾知识菁英都恨蒋家。黄晴美的支持，则揭示台湾女性随时都可能献出自己的亲人，与独裁者奋战到底的决心！试想，蒋家独裁政权焉能不胆颤心惊？焉能不对台湾人让步？
24日上午，由当时担任“台独联盟”主席的蔡同荣开车接送黄文雄等人，郑自财负责在饭店掩护行动，黄晴美负责送枪。他们的动机很明确，借助暴力手段谋杀蒋经国。他们认为：没有小蒋的台湾会给台湾带来新的生机……
4月24日上午9时，蒋经国驱车前往安德鲁空军基地飞往纽约，下榻在那里的庇尔旅馆。中午12时，蒋经国离开庇尔旅馆，在警车开道下，乘坐一辆“林蒙生”牌宽体轿车前往布拉萨（广场）酒店，准备出席在那里举行的美东工商协会午餐会。庇尔旅馆坐落在该酒店的左前方，与布拉萨大酒店仅隔两条街道。事先曾有人打电话说，一些“台独”分子正在酒店门外示威，对此蒋经国并未介意。
酒店前面有一喷泉广场，是官方组织的欢迎者以及异议者示威的地方。黄以为，广场和入口应该是护卫人员的注意重点，但饭店后侧和左侧各有巷子。后侧巷子有一幢建筑正在整修，比较凌乱，那里的防卫可能较薄弱。于是，他决定从后侧巷子转到左侧巷子，然后从那里沿饭店的骑楼走向入口地区。24日到来，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枪放在黄晴美的皮包里，因为警卫一般不会搜女士身上的东西。黄文雄、黄晴美和赖文雄按原来计划走向饭店。但走到饭店后的那幢正整修的房子时，却被建筑工人和警卫挡住了。于是，他们决定多跑半条街转入饭店左侧的巷子，当妹妹在饭店的南角把枪交给他的时候，蒋经国的座车正好转入饭店入口前面。左侧巷子果然和他们想象中一样，警卫很少。
美国时间1970年4月24日中午12时10分，蒋经国在护卫人员的陪同下，朝酒店旋转门方向走来。突然一人从侧边的大理石柱后闪出，朝蒋经国一行大扔传单。此人刚被制止，护卫人员排成两排护卫墙，让出通道。穿风衣的黄文雄很容易挤到墙角，并处在围观群众中的前三排。就在蒋经国即将进入旋转门时，枪声响了。“为台湾人报仇伸冤”的吼声从黄喉咙里发出。可让黄文雄没预料到的是，他开第一枪时，一个机警的纽约警察看到了，飞身而起将他手肘往上托，子弹擦着蒋经国耳朵飞出，穿门而入，深深嵌入酒店正厅墙上的木壁中。在黄文雄开第二枪时，蒋经国已经进入旋转门的右侧了。而黄也被一大堆警察压在身下。
被压倒在地的黄文雄大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让我像个台湾人一样地站起来）！正在示威队伍中发传单的郑自才见此景，跳进来企图救走黄文雄，也被警棍击倒在地，郑头部顿时血流如注而被送到医院急救。两人在被押进美国警车时，仍一直高喊：“台湾独立万岁！”前后只有仅仅几十秒钟，在黄和郑被带上手铐塞进车内时，正在示威的几十位同乡才回过神来，口号变得特别响亮。
蒋经国这顿难忘的午餐还未吃完，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就请蒋经国发表遇袭感言，蒋经国从容镇定：“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蒋经国希望这种“高姿态”能有助于台美关系走出低谷。但蒋经国回台湾后，黄文雄即被列入海外黑名单，情治单位对黄的家人也一直“照顾有加”，只是美国的法律制度最终成就了蒋经国的“仁慈”。事后，保护蒋经国的那位便衣警察获赠蒋随身携带的昂贵手表。
美国警方解释说：“由于刺客是中国人，而在美国人眼中，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长得太相像了，他们以为黄、郑两人也是随行人员；如果刺客是白人或黑人的话，就绝对不会有此类事情发生。”第二天上午，尼克松在白宫对蒋经国说：“在您作为美国的贵宾访问期间，竟发生如此不愉快的‘插曲’，身为东道国主人，我感到非常非常地难过和抱歉。美国是一个完全民主开放的国家，诸如此类的事情，绝非特例。希望阁下勿因意外而介意，更希望不致影响双方长久深厚的友谊。”蒋经国的回答颇为精彩：“昨天事情发生之时，我并未受惊，事后我首先关心的事情是，有没有人因我的来访而被这意外事件误伤。在知道没有人被误伤后，我便如释重负了。一夜之后，如果不是总统先生和国务卿先生提及，我几乎忘记这一意外事件了。”尽管蒋经国本人在美国人面前表现得若无其事，但此事在台湾却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消息传到台北，正是当地午夜0点30分。蒋介石被从梦中唤醒，听过报告后他阴沉着脸指示：“岛内所有新闻媒介对此略而不登。”
黄文雄、郑自财两人被送到纽约市西第54街管区警局，并于4月29日被曼哈顿法院起诉。黄文雄被控杀人未遂、携带危险武器、妨害公务等。郑自财被控帮助杀人未遂与妨害公务。424刺蒋的枪声，立即引起全世界对台湾独立运动的注目，美国、日本、欧洲、加拿大各地的广播电台与各大报纸均以头条新闻大幅报导，同时也掀起海外台独运动的高潮。由于涉及到联邦事务，当局将保释金订得很高，黄文雄需要10万美元，郑自才需要9万美元。他们的律师称，这创造了纽约当时的纪录。为了救援黄文雄和郑自财，海外同乡设立“台湾人权诉讼基金”，各地发起救援募款以筹措黄、郑二人的保释金20万美元，并分别在5月26日和7月8日将二人保释出狱。黄文雄认为：这也证明刺杀行动的成功，如此迅速筹到保释金就是另外一种投票，等于对蒋氏王朝做了一场民调，也对美国政府的台湾政策带来一定冲击。
刺蒋案后，台独联盟声势一度如日中天，但没多久就陷入分裂危机，内部存在“行动派”与“和平派”两派路线争执，黄文雄与郑自财都离开台独联盟。两人担心：在监狱里不安全，二来逃亡到其他国家，可以把台湾独立的声音传递出去。一些美国人主动递上援手。康纳尔大学几位社会学家则制定了一套陪审团筛选方法，以帮助辩方律师。但是最终，黄文雄和郑自才选择了弃保逃亡。他们得到了负责出入境工作的几位外国朋友和台湾老乡的帮助，顺利在FBI的监视下逃亡。
郑自才潜逃瑞典寻求政治庇护，没多久黄晴美带着儿子和女儿到斯德哥尔摩和他团聚；郑自才1972年9月被引渡回美国，先转押到英国，经过一番波折，于1973年6月14日到达美国；8月8日法官宣判：“郑自才企图杀人处5年、非法持有武器处5年，合并执行不超过5年之有期徒刑。”将郑自才送到纽约北部专门关重刑犯的Auburn（欧本）监狱。这段期间，黄晴美往返于英国与瑞典之间，同时只身负起养育儿女，维持生计的重任，充分表现了她的坚强意志与毅力。郑自才被引渡回美以后，因为距离太远，黄晴美也就无法立即跟随来美。1973年12月中旬。黄晴美终于有机会向她工作的单位请假，带着两个子女远从瑞典飞到美国探监。在服刑8个月后获得假释，1974年郑自才重返瑞典时已和黄晴美想法不同。郑自才和黄晴美离婚之后，黄晴美和子女定居瑞典，郑自才移居加拿大。1991年偷渡回台湾，以偷渡入境罪被判1年徒刑。
柏杨在台湾第一次见到黄文雄时，很认真地对他说，“文雄啊，你开那枪后，我们牢中的原来判轻罪的都改判重罪，原来判重罪的都改判枪毙了。但我们都不怪你，只怪你枪法怎么这么差！”4.24枪击事件令蒋经国终身难忘，蒋经国常常对周围的亲随自言自语地说：“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蒋经国自此没有再离开过台湾一步。正是在这样的反思中，国民党政府向台湾本土年轻人开放，李登辉、连战、吴伯雄这些台湾人得以进入体制。1979年美丽岛事件爆发后，蒋经国当局又制造了林义雄灭门惨案和江南案，最后在美国人压力下和台湾人反抗的大趋势下，为了避免蒋家遭到清算，于1987年解除戒严令。
郑自才说，如果没有黄文雄开的那一枪，“我觉得台湾的改变会比较慢”。在台湾服刑期间，郑自才开始作画，在牢房里把纸箱拿来当桌子，画起二二八纪念碑设计竞图，最后还拿下首奖。有时他也会在狱里写生，最后画了近40幅画作，1993年出狱那天，他直接在监狱大门外办起画展。出狱后转往建筑老本行，包括花莲鲤鱼潭的景观楼、台东鹿野高台大型木造凉亭等都出自于他的设计。
而黄文雄则在欧洲游荡了25年。1992年，黄文雄主动找上在欧洲访问的陈菊，陈菊回台后于《自立早报》刊载《21年生死两茫茫——喜见刺蒋案黄文雄志士》一文，台湾人才首次得知黄文雄“别来无恙”。1996年4月，黄文雄以偷渡方式入境台湾，5月6日公开现身并发表声明。偷渡入境的黄文雄后来虽被起诉，但胜诉而获判无罪。他在台湾接受的第一个电视采访中，主持人问：“现在最想说什么？”他说，“想向当年美国的女友道歉。”假如黄文雄当时没有参与刺蒋案，可能会是台湾第一位留美的社会学博士。黄文雄受访时表示：“自己行动之前已经审慎评估与思考，目的非常有限，只是希望能够打乱当时蒋家接班计划，重新挑起国民党内的权力斗争，借此松动当时的高压统治，为台湾的政治社会发展打开让人民喘息的空隙。……这是场政治运动，我要针对的是制度而非个人。”
回到台湾后，黄文雄刺蒋的细节被媒体大量报道。直到2000年，国民党人唐湘龙在《中国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他为“刺蒋暴徒”。而在同一年，他被刚当选为“总统”的陈水扁聘为“国策顾问。”不过，黄并没有因此加入民进党，他并没有像其他“海外黑名单”上的异议者一样，在台湾民主化后，把曾经的“反对者”身份作为资源，在各种选举场合呼风唤雨。他回到台湾后，依然扮演的是体制的批评者。
黄文雄发现，陈水扁政府没有积极推动人权政策，导致一些人权法案被“卡”在立法院；尤其是行政院与内政部提出“全民指纹建档”一案，明显侵犯民众隐私权，甚至在无形之中预设全体台湾人民都是“预谋犯罪者”，加深了黄文雄对陈水扁政府的不满。2005年5月24日，黄文雄与台湾人权促进会、中国人权协会等人权团体合组拒按指纹524行动联盟，公开反对全民指纹建档。2005年6月10日，针对“全民指纹建档”一案，司法院大法官公布司法院释字第599号解释，宣告该案法源“《户籍法》第八条第二项、第三项及以按捺指纹始得请领或换发新版国民身份证之相关规定”暂时停止适用。2005年9月28日，针对“全民指纹建档”一案，司法院大法官公布司法院释字第603号解释，宣告该案法源应不再适用。2005年10月，黄文雄辞去国策顾问职位，转任台湾人权促进会顾问。
黄文雄终其一生，是一个反对者。但在黄文雄的世界里，敌人只是不合理的体制，统独从来不是他关心的重点。他也不关心权力属于哪一派，真正要紧的无非民之福祉。2006年12月4日，黄文雄在台湾绿党网站发表《我为什么支持绿党》一文，公开表态支持台湾绿党的理念，以拓宽台湾的多元政治光谱，并批评泛蓝与泛绿关怀的议题主要局限于“国家认同”与省籍差异而非公共议题。
2009年，黄文雄在郑南榕去世2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发表演说呼吁非暴力抗争。人们常把他当做另外一个郑南榕。2013年黄文雄表示，年轻人突袭蛋洗行政院正是经典的“公民不服从”的表现，如果好好看他们事先准备的新闻稿，就会知道他们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只有负面的批评，也有正面的建议，而且已经准备好付出法律惩罚的代价。
2012年5月18日，政大举办85周年校庆，黄文雄获颁杰出校友，但黄文雄未出席领奖。政大传播学院副院长陈百龄说，不知何时开始新闻系毕业生名单上“漏列”黄文雄，直到1995年新闻系60周年庆整理资料，发现校友资料没有黄文雄的名字才补上。传播学院颁奖的理由包括“如果没有那一枪，台湾就没有后来的民主。”政大新闻教育六十周年纪念的《一步一脚印》一书记载：“本系廿一期毕业系友黄文雄，在纽约布拉萨饭店前开枪狙击当时访美的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为推翻国民党政权，不惜牺牲生命，更不论学位、婚姻和前途幸福，可怜至今仍然埋名漂萍天涯。”新闻系主任林元辉说，黄文雄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人权斗士，台湾当前的民主自由，是黄文雄等多位人权先驱革命换来的结果，获颁首届杰出校友当之无愧。因政大前身为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有网友称“党校进步了”。
2014年9月2日，柯文哲在Facebook表示“蒋经国时代对于政府官员操守及政商关系的严格规范，应成为台湾政治的典范，值得所有执政者学习”，引发争议。9月3日郑自才说，台湾人普遍不重视文化、艺术和历史，形同一片文化沙漠，柯文哲才会讲出这种好笑的话，“独裁者有什么好学习的？有人会喊着要向希特勒学习吗？讲出这种话真是悲哀”。不少50、60年代出生的人，“思想还活在威权时代，这样会影响到他们的小孩”。“台湾要先解决我们的头脑，要怎么解决？要透过艺术、文化来改变”。社会上讨论转型正义的焦点放在中正纪念堂存废问题，郑自才认为“中正纪念堂没有艺术价值，是一个Copy（复制）、是威权统治的象征，这个东西要拆掉，拆掉之后改变成公园、种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