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的故事在二维码后)
台湾的竞选文化
台湾中山大学教授廖达琪说：“台湾如果要跟中国大陆做比较，中国大陆毕竞是极权。台湾一开始就没法一党极权，只能威权。1950年台湾开始建设时就已经开始地方选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机制，地方选举在1950年就有县市议员跟县市长的选举。国民党虽然是独大，但它也没办法来禁止自由参选，而且自由参选还会当选的。”反对势力茁壮成长的同时，国际情势出现变化。廖达琪说：“1971年退出联合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国际舞台上的重大挫败，引起蒋介石父子的危机感。”紧接着蒋介石过世，中美建交，台美断交，蒋经国内忧外患；其对策是“新科技才能生存，拼经济”。1979年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运动人士在高雄游行演讲，要求解除党禁和戒严，引爆警民冲突，警方大举逮捕党外人士，并进行军事审判。美丽岛事件之后的几年是国民党政权最脆弱的时候，内外压力逼使禁锢的枷锁一一解开。
1945年的《双十协定》和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都是美国（也有苏联）压力的产物。《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1月1日生效，但紧接着内战爆发，国民政府于1948年4月颁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总统的权力增大了，可以不受宪法条款的约束。蒋介石就利用这一临时条款颁布了全国戒严令。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施行1946年宪法的就只剩台湾。同时，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又颁布了一个台湾省的戒严令。因此台湾受三个约束：宪法、临时条款、49年戒严令，台湾被捆得死死的。但有两点是临时条款和戒严令没有约束的：直选、竞选。所有要选举的职位，包括公务员，都要进行直选、竞选。从1950年到1981年的31年当中，从选省议员、县长到国大代表选举、立法委员选举，最后还有总统选举。31年间共选举了43次，平均每年1.4次。而且选举是非常认真的，不走过场。
竞选人到田头、地间、超级市场去拜票，希求民众把票投给他，选民把手一摆，现在认得我，当年干嘛了？那条路早该修了怎么不修？专制时代“跑官要官”，通过竞选制度的周期运行，变成了“跑民要官”。这是巨大历史进步。无民选制，官员可以毫不顾忌老百姓的意见，人民就得向当官者下跪。有了民选制，当官就得向选民拜票，公民可以教训任何不负责的官员。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要搞县市自治。1949年1月5日，陈诚一上任台湾省长就发表“人民至上，民生第一”施政方针，要在台湾真正实践三民主义。为了实现“民生第一”的原则，陈诚推动了一连串的土地改革，打破佃租制，也赢得广大佃农的民心。另一方面，为了达到“人民至上”，他展开了地方自治，向本土扎根：组成“地方自治研究会”重新划分行政区，由8县9市，改为16县5市，随后决定在来年举办县市议员、县长直选，扩大国民党执政的正当性。
1950年4月24日，刚刚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就公布了《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就开始了县市长、县市议员、各乡镇市长及乡镇市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允许党外人员参与竞选。从1950年7月开始，依此纲要分期分区举行了县以下各级民意代表及县长、市长和乡镇长的选举；到1951年7月底止，各种选举全部完成。
1950年10月15日，花莲市开始了一人一票选县长。这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上老百姓头一次有权决定自己的父母官。花莲县共有6人竞选，经过2轮投票，10月22日，中华民国第一位民选县长、由无党籍的留美人士杨仲鲸胜出。华人世界的第一道民主曙光，就从太平洋岸的小城花莲射出。杨仲鲸的任期为：1950年11月15日到1954年6月2日。杨仲鲸任期卸任后孑然一身，还必须租房子。
1952年10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七大上作报告，指出“孙总理的最高目标是建立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以及“本党的根本任务是实行地方选举，为我国民众实行民主创造一个牢固的基础。”在1954年的县市长选举中，国民党党外人士获10%议席。
1969年6月蒋经国任“行政院副院长”，主张有控制地扩大政治参与，不但可以巩固岛内的统治，还能以民主自由的形象重塑国民党的新形象。1969年全岛举行了县、市级选举，在省议会71席中，国民党赢得61席；15个县长席次，国民党当选了14席。党外人士赢得了高雄、台中和新竹的市长。反对派掌控了台湾4大都市中的3个。虽然在私底下这些新当选的党外市长痛批国民党掌控一切的制度，可是，一就职他们就专注行政管理与建设开发以及培养自身势力。此时，不论他们多么仇恨国民党，还是得按照国民党的游戏规则办事。
蒋经国允许各候选人史无前例地抨击政府。1969年底，台北市议员选举拉开序幕。和以往一样，选民可从电视广播中听到冗长乏味的竞选演说。这一次，有一个艋饼店长达的20岁的加油站工人康宁祥，竟放胆站出来竞选。康宁祥1938年生于台北市万华区。祖籍桃园县，祖上以农为业。父亲年轻时来台北市开艋饼店。康1957年入中兴大学法商学院行政系，1961年毕业。当过家庭教师、推销员和加油站工人。他根本不相信政治是劳心者们的专利，猛烈抨击国民党的腐败专制，并以切身的体会，诉说台湾人民的种种痛苦，打动了在场的听众，获得了阵阵掌声与喝彩。1969年11月5日，康宁祥以高票当选为台北市议员，开始步入政坛。
1969年12月，台湾举行3年前就答应的“立法院”增额选举。党外候选人“郭大炮”郭国基和黄信介甚至要求直接民选台湾省长，结束戒严统治。郭国基和黄信介都当选“立法委员”，这表明“立法院”里首次出现两位真正的反对党人士。
1970年代初兴起的台湾的第一次民主化高潮中，在高俊明主持下，“长老会”于1971年国民党被赶出联合国之际，发表《国是声明》称：“我们反对任何国家罔顾台湾地区1500万人民的人权与意志，只顾私利而作出任何违反人权的决定，人民自有权利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促请政府诚意地推行民主政治”。1971年1月，《大学杂志》发表了刘福增、张绍文、陈鼓应联名发表的《给蒋经国先生的信》，呼吁“政治革新”。为了警告青年知识分子不要有太高的政治期望，蒋经国3月间下令逮捕了李敖。异议人士并没有因此就退缩，10月，《大学杂志》再发《国是铮言》，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文章尖锐批评道：“20几年来，我们始终在维持着一个庞大、衰老而且与广泛大众完全脱节却以民意为名的特权集团”， 这几乎触及到了国民党统治的底线。蒋经国并没有弹压取缔，反而邀请《大学杂志》主要成员参加座谈会。他在会中听取这群知识分子的意见，宣称，“青年应该多讲话，多关心国是”。
1972年5月26日，立法院通过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蒋经国强调各级官员要廉洁正直有为，要求政务公开化。他决定除了国防经费、外交经费之外，政府预算一律公开。国民党政府史上第一次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人民可以看到至少一部分税款花在什么项目上。1972年12月选举将近，在政界新秀康宁祥和“小钢炮”郭雨新、黄信介等党外活跃人物主导下，100多名党外政治人物在台北集会，呼吁修改选举罢免法规。这是党外人士1960年以来首度正式集会。蒋经国不断接到报告，详述党外候选人挑拨性质的集会之言行，情治单位建议“应该办几个人”，“总政治部”副主任王升还说，“康宁祥是匪谍”，但经国不理会这些报告。开票结果，蒋经国非常满意。选民投票率逾七成，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当选率高达97%，囊括全部的县、市长。
1972年底康宁祥当选“增额立法委员”，从此随着台湾新兴“党外”势力的崛起，他和黄信介成为并驾齐驱的“党外”领袖。康宁祥1973年2月就职，4月16日初试啼声，针对违宪征收的电话、电报临时捐（税）质询行政院长蒋经国，发问很尖锐；10月再对省县自治提出法制化，均未获蒋经国响应。而在1975年质询时，康宁祥首度将台湾抗日运动搬上国会殿堂，他说，台湾人受日本欺辱，不下于大陆同胞，例如，1915年“噍吧年事件”，台湾先烈余清芳、江定、罗俊领导的武装抗日失败后，日军命令村中壮丁在效野整列，命令他们携锄掘壕，壕沟完成后，把他们包围起来，开枪扫射，再把尸体埋葬在壕沟内，全村不分老幼尽被剿灭。蒋经国把“噍吧年事件”等抗日史实纳入了教材。
1975年4月5日深夜，蒋介石逝世；蒋经国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蒋经国宣布大赦，有约200名政治犯得到减刑，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异议人士李敖。1975年4月6日，蒋经国在日记里记载：“余在立法院提出总预算报告，康宁祥提出挑拨政府与人民、台籍与大陆籍同胞感情之质询，用意恶毒，余以理直气壮之态度答之，但由于激愤之情过盛，所以感到讲话过于激动，有失一向保持的平和之道，事后颇为后悔，盖小人之言，不必以如此之态度处之。”就在前一天的深夜蒋介石病逝于士林官邸，日记写有“儿痛不欲生”，在此特殊时刻，蒋经国仍不忘记下与康宁祥的答询，显示他对老康确实另眼相看。不过，满脑子儒家垃圾的蒋虽然检讨自己答询时过于激动，有失风度，事后感到后悔，却又说康的质询只是“小人之言”，犯不着为此生气，可以看出至少在这个时期，蒋经国并没有把康宁祥当诤友。
1975年康连任后，蒋经国几度邀康宁祥到“院长”办公室茶叙。有一次蒋经国对康说，“康委员，上个星期，我一整个礼拜心境非常不好”。一问之下，原来蒋陪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到溪头走动，中午在路旁小餐厅用餐，饭后，李光耀随性走到路旁跟一位卖槟榔的欧巴桑聊天，十几分钟没回来。蒋经国看他们聊得很投机，一走过去，自己楞在那里，李光耀用闽南话跟欧巴桑聊天，但他在一旁都听不懂。蒋经国说，“外国的政治领袖到台湾来，可以跟我的人民讲话，我自己却不能跟我的人民沟通”。
1975年8月，钱复核准康宁祥、黄信介等党外人士申请发行《台湾政论》。这份刊物不仅抨击国民党，呼吁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还公开要求本省人、外省人之间的权力分配要更平均。在以前，这可是大禁忌！《台湾政论》第5期刊登邱垂亮的文章，号召台湾人民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这一来逾越了言论尺度。蒋经国同意警备总部的看法，认为这是“煽动叛乱”，勒令停刊。1976年5月，两位知名的党外人物以“意图以非法手段推翻政府”罪名被处徒刑。
1977年6月，美国国务卿万斯（Cyrus Vance）发表《一个中国政策》（One China Policy），并启程前往北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建交谈判，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决定致函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乃由牧师郑儿玉以英文发表了《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人权宣言》称：“我们坚决主张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1700万住民决定”，并呼吁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成为新而独立的国家。
1977年11月，台湾地区举办中央及地方五项公职人员选举（省民意代表、台北市民意代表、县市长、县市民意代表、乡镇长），这次选举对台湾这种“控制下有限的民主”，提供很好的见证。投票日之前，李焕向蒋经国报告，国民党有可能丢掉几个重要席位。蒋经国表示，“党应该好好运用自己的优势，但不该允许有作弊行为。”他说，“我们只要掌握51%就可以。”
11月19日，星期六。五项地方选举同时开选，将要选出1318个职位。由于不同层次、竞选席位众多的选举一起举办，更增加了选举的复杂性。投票当天，作弊之传闻绘声绘影，到处都有。大约下午2点，中坜某投票所的选务人员被人看到，协助不识字的一对夫妇投票。党外候选人许信良的监票员高声抗议。群众围拢上来，威胁这位选务人员。警察把他带到投票所对面的中坜警察分局保护。群众围在分局前，人数越聚越多。有人高喊：“法律有什么用？法院是他们家开的啦！”下午4点钟，上万群众砸毁中坜分局玻璃窗，桃源县出动镇暴车，被群众砸毁；选民谴责国民党的腐败与漠视民主。警政署立即请示“行政院长”蒋经国如何处理。蒋经国匆匆召集开会，有人建议派军队恢复秩序，蒋经国宣示：“我们不用军队。”中坜分局长接到命令，任何情形都不得朝群众开枪。晚8点，火光熊熊，浓烟冲天，14部警车和60多辆民用车被烧毁，6栋警察宿舍被烧。第2天凌晨台湾官方宣布涂污选票的投票所监察主任姜新林被移送法院审判，并宣布反国民党的许信良以61.5%的高票率当选桃源县长，人们才在一种满足心理下自然散去。
这次五项公职人员竞选，国民党只赢了76%，还丢掉好几个县市长的位子。
1978年3月21日，经“国民大会”通过，蒋经国名正言顺当上了总统，总统府立即照会新闻界，第一不要称“领袖”，第二不要叫“万岁”。蒋经国还说，现在是民主时代，他只是个普通党员、普通百姓，不许称蒋经国时代。政府替蒋经国购置了一辆防弹的卡迪拉克轿车，可是他把新车送给“副总统”谢东闵使用，自己照例坐那辆用了多年的别克汽车。于是乎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副总统”坐着一辆漂亮的新车刚出现，后面来了一辆旧车，来人竟是“总统”！
台湾情治机关继续严查叛乱案，对于逾越政治活动许可尺度的人士也没有放松。在王升主导下，国民党政军特成立“安基项目”，动员国家机器对付党外人士。警察指控8个人涉及中坜事件暴乱，没收了上万册动乱的书刊，少数敢言的民营报纸之一的《台湾日报》遭受当局压力，把报纸转售给政府。1978年4月10日蒋日记记载：“内忧者在于国内少数野心家和卑鄙的败类如康、黄、张、林之类，被共匪所利用从事破坏捣乱和打击，余决以沉着坚定而对之。政治是不讲情面的，绝不可上当。”康是指康宁祥、黄是黄信介、张是张俊宏、林是林义雄，显示至少在那个时期，蒋经国不仅没把康宁祥当作诤友，恐怕还视之为三合一敌人。
不过，台湾政治气氛依然昂扬。反对人士稳定地扩大辩论的领域。省议会一些“议员”强烈批评警方，1978年10月间有一家重要报纸更提出终止戒严的议题。康宁祥在“立法院”质询时，呼吁蒋经国采取明确措施，走向政治民主。蒋经国的回应是，要达到民主的理想，必须兼顾到现实，需要“一步一步”来。他还指示军方不要影响士兵及其眷属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如何投票，情治机关不要滋扰反对派人士。
1978年冬举行“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民间反对派统一在全岛各选区布局，推举康宁祥、张春男、黄天福、姚嘉文、吕秀莲等人为候选人。1978年11月24日“党外人士助选团”正式注册成立，康宁祥为主席，黄信介、余登发为总联络人，施明德为执行秘书长兼总发言人。他们举办各种座谈会、记者招待会，还公布了党外人士《十二项共同政见》：“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省市长直接民选、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化、思想学术超然化、禁止党派党工控制学校、言论出版自由化、参政自由化、旅行自由化；解除“戒严令”；大赦政治犯、反对对出狱政治犯及其家族的歧视。这些政治主张可谓史无前例。忠诚于国民党的主流媒体首度刊登党外候选人的照片、姓名，甚至政见。国民党中央党部文工会主任楚裕秋公开表示：报界的开放是“好现象”。台湾的民主气氛已相当浓厚了。
1978年12月16日美国与台湾断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同时宣布1979年1月1日建交。对台湾当局形成极大心理冲击。蒋经国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据，发出“三项紧急处分事项”，宣布延期选举。12月22日，警备总司令汪敬煦宣布“中华民国”进入非常时期，禁止一切集会游行，停止选举。但是，此举遭到“党外人士”一致反对。许信良、余登发等人在12月25日发表了《社会人士对延期选举的声明》、《党外人士国是声明》，要求恢复竞选，并主张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
1979年1月21日，台湾当局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的罪名，逮捕“助选团”总联络人之一、前高雄县长余登发和他的儿子。桃园县长许信良第二天带领20多人，到余氏家乡高雄桥头乡游行抗议。这是台湾岛内戒严几十年来，第一次民间组织的公开游行。史称“桥头事件”。游行违反戒严法，4月20日，“监察院”通过“弹劾案”，许信良被处分休职两年。
余登发被逮捕后，在施明德等人的努力下，党外人士组成了一个60人的“人权保护委员会”，与国际特赦组织合作为释放余登发而努力。在1979年3月9日开庭时，由姚嘉文任辩护律师。1979年5月26日“人权保护委员会”在中坜凤仙饭店举行了2万多群众参加的许信良生日晚会，抗议当局对余登发父子和许信良的政治迫害，并发售了党外政论书刊和地下报纸。6月2日，党外成立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党外候选人联谊会，并在各地举办群众性演讲。随着管制的强化，许信良被迫在1979年秋前往美国。
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吴乃德指出，没有美丽岛事件，就没有台湾民主。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康宁祥未被逮捕。但是由于康宁祥问政过于温和，导致党外新生代的不满，在各政论杂志发起“批康”运动，康宁祥于1983年落选。1980年代“党外”力量在选民中的支持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1986年的立法委员增额选举，民进党拿下了进三成的得票率，康宁祥重新当选立法委员。康宁祥主张，鉴于国民党政权仍是“台湾政治发展的主导力量”，因此，“党外”应该采取“先求生存，后求发展”的策略：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与其“同舟一命”，“革新保台”。“党外”应该采用和平渐进的“体制内改革”，通过民主选举，逐渐达成“台湾政权台湾化”的目的。
1987年被病痛折磨的蒋经国觉得时日无多，7月15日正式解除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随后又解除实施了三十多年的党禁和报禁。“国策顾问”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只回答了一句：“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1989年底的大选是解除戒严后的第一次选举。民进党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在立法院方面，国民党得72席，民进党得21席，其它党派和独立人士得8席；在省议会方面,国民党得54席，民进党得16席,其它7席；在县市长选举方面，国民党赢得14个，民进党赢得6个，其它1个。国民党虽然仍赢得多数，但却是40年来得票率最低的一次。民进党则获得明显进步。此次选举显示，竞争型政党制度在台湾得到确立。
1996年，李登辉与连战搭档参加台湾第一次完全开放和平等的总统选举。最后，李登辉以54.0%的得票率，赢得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统的职位。2000年3月18日，举行第2次直接总统选举，陈水扁吕秀莲以39.3%的选票当选总统副总统，结束国民党50多年的执政地位。《华尔街日报》社论说，国民党失败了，台湾的民主胜利了。
2000年台湾第6次修宪，主要内容就是把国民大会虚化。2004年3月21日，举行第3次总统直选，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再次当选。2005年第7次修宪把选举制度全部改变，改为单一选区两票制，国民大会从1947年开始，到2005年被废除。
2008年3月22日，台湾第4次直接总统选举，马英九当选，以后马英九连任。
2016年举行第6次直接总统选举，蔡英文当选总统。2020年1月台湾大选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此次选举投票率达到史无前例的75%。中华民国第15任总统、副总统及第10届立法委员选举1月11日举行，是中华民国第7次正副总统公民直选。蔡英文以817万零231票的史上最高票数当选连任，占投票比的57.1%。韩国瑜得552万2119票，占38.6%。宋楚瑜得60万8590票，占4.3%。
在立法委员选举，民进党区域立委48席，不分区立委13席，共计61席，确定国会过半，再一次完全执政。国民党区域立委25席，不分区立委13席，共计38席。台湾民众党不分区立委5席，时代力量党不分区立委3席。其他区域立委：无党籍立委5席，台湾基进党1席。
蔡英文胜选后保证“绝对不会因为胜利就忘记了反省。”她还表示，“这一次选举结果，揭露了一个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我们的主权和民主，被大声威胁的时候，台湾人民会用更大的声音，喊出我们的坚持。”她说“和平、对等、民主、对话”这八个字是两岸要重启良性互动、长久稳定发展的关键，也是能够让两岸人民拉近距离、互惠互利的唯一途径。她说：“和平，就是对岸必须放弃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对等，就是双方都互不否认彼此存在的事实。民主，就是台湾的前途要由两千三百万人决定。对话，就是双方能坐下来谈未来关系的发展。”蔡英文也不忘向对岸提出期许。她说，“两岸关系不是单方面的责任，所以我要呼吁北京当局必须体认到台湾的民意和台湾内部最大的共识，本着和平及对等的原则，双方共同寻求良性互动的方法，我们可以建构一个可持续而且健康的交往模式，这样才能符合两岸人民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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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的故事
马英九父母是湖南人，为国民党官员。1950年7月13日，马英九生于英属香港九龙油麻地广华医院，是家中五个孩子里唯一的儿子。马英九在家中排行老四。马英九儿时曾随家中长辈一同在天主教堂受洗，1952年随双亲移居台湾。先后毕业于静心幼稚园、台北女子师范学校附小、台北市立大安初级中学、台北建国中学、台湾大学法律学系。1968年夏，参加成功岭大专集训班，在开训典礼中代表一万多位学兵，向主持典礼的国防部部长蒋经国宣誓。1968年6月，正式加入中国国民党。1974年，取得中国国民党中山奖学金赴美国留学。1976年，获得纽约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同年与法学硕士同学周美青结婚。1980年11月，长女马唯中在美国出生。1981年，获得哈佛大学司法学博士学位。
1981年，在钱复的推荐下，返回台湾担任时任总统蒋经国先生的英文翻译。1982年，马英九以非公务人员身份担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1984年，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三副秘书长，负责政党外交工作。1988年，出任行政院研考会主委，兼行政院大陆工作会报（陆委会前身）执行秘书。1990年，任国家统一委员会研究委员。1991年升任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并当选国民党全国不分区国民大会代表。
1993年2月27日连战出任行政院院长，马英九受邀出任法务部部长，打击毒品，消除童妓并大力肃贪。半年内，在全台883位县市议员中起诉了341位，里面的国民党议员跑去告状，说马英九“动摇党本”。李登辉批评他“差点把国民党搞垮”。
1997年辞官，向政大提出申请教职。同年8月任政大政治系副教授。1998年复出参加国民党内初选并胜出，12月25日以51.13%的得票率当选台北市市长（陈水扁得票率45.91%、王建煊得票率2.97%）。2002年，以64.11%得票率连任，是迄今得票率最高的台北市长。
1998年，参选市长时表示：“选他当市长，台北市绝对不再淹水”。2001年9月，纳莉台风来袭前，马英九表示“台北市已做好万全防台准备”，结果因为玉成抽水站设置于机房外的冷却系统被水淹没而自动停机，造成台北市史无前例的大淹水，夺走三十多条人命、捷运因为淹水而停摆，财产损失保守估计上百亿元，事后马英九认为这是“天灾”，并表示“雨量太大没有办法”。
2005年百年（1895-2005）老店国民党，首次在党内实行政党领袖的直接竞选。马英九2005年2月宣布参选党主席，同年7月，以72.36%得票率击败王金平。2007年2月13日，因特别费案遭到起诉，马英九依承诺辞去党主席，副主席吴伯雄代理并当选党主席。
自从结束一党专制后，国民党断绝了政府拨款，活动靠党费和捐款。所以，国民党主席没公车，没有公款吃喝！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说：“大陆人可能很难想象，国民党主席在今天是没有公车可用的，请客也需要自己掏钱。你去参观我们中央党部了么？大家都可以随意进出，我们只是普通的民间社团。”
马英九当选总统之后，除妻子周美青辞去兆丰银行董事以外，大姐马以南辞去中国化学制药公司副总经理，周美青的二哥周伟奇为了避免产生利益冲突疑虑，也辞去联合液化石油气公司董事长的工作。马英九的夫人、舅子以及大姐3人的月薪加起来少说至少85万，为维护公平正义，他们坚决放弃了。其实，无论是坐地铁的卡梅伦和布隆伯格还是坐公交车的周美青，无论是乘经济舱的骆家辉还是吃快餐的马英九，人家做的只是一个日常的习惯动作而已，充分地体现了人家的核心价值观。
马英九2008年就任总统后，2009年10月再任党主席。马英九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马总工作繁忙，十餐有九餐不能与家人一道吃。他在“总统府”或下去视察，全部吃便当（快餐），一年要吃700多盒便当。有的便当，就是一碗面。马英九说：“国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不是强大军事，而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保障社会弱势群体不被淘汰！此为国之根本！”
2014年3月，爆发了反对服贸协议及两岸经济整合的太阳花学运，是立法院首次遭到民众占领的事件，期间长达二十余日。期间官民、警民、蓝绿及统独两造大小冲突不断。甚至创下行政机关一度遭群众攻占破坏的首例。抗议期间，亦有民众向妈祖祈愿，求马英九下台。
2016年9月26日，受东吴大学邀请担任严家淦法学讲座教授，在东吴大学主讲“台湾的国际法定位”。2017年3月14日，台北地检署依违反通讯保障及监察法、泄密罪、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起诉马英九。2018年5月15日，台北地检署起诉指控前总统马英九，于任内涉犯泄密、违反《通讯监察保障法》案件，二审宣判有期徒刑四个月，得易科罚金，可上诉。2019年7月12日，台北地检署起诉指控前总统马英九，于任内涉犯泄密、违反《通讯监察保障法》案件，台湾高等法院更一审审结，马英九无罪定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