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印第安人的思维方式是“前逻辑”的。他们的文化都是一种原始的文化，汉字就是这个原始文化的载体。
一，第一代和第二代文字的词汇差距
文字也叫书写系统writing system。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是五千多年前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现代的文字是字母文字，也叫拼音文字。原始的文字是第一代文字，现代的文字是第二代文字。汉语就属于第一代文字。
第一代和第二代文字的差距主要在词汇的数量上。英语大约有100万个词，汉语只有一万个词。能用的英语词汇在数量上是汉语的100倍。所以，我们把汉语翻译成英语很容易，但是把英语翻译成汉语很难，因为汉语中常常没有相应的词。比如，英语frospiration，解释如下：the act of exhaling water vapor that condenses into a small foggy cloud when it’s cold. 当天气很冷的时候，从嘴巴呼出的气能够变成可以看得见的“雾”。这个现象，中文没有专门的词。这种情况很常见，所以，用中文解释英文词的时候，常常说很多话，因为没有相对应的词。
西方拼音文字的出现，是对口语发出的声音的记录。口语发明在先，文字发明在后。为了把尽可能多的各种事物用各种不同的声音说出来，以示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区别，就发明了很多不同的口语声音和后来记录他们的拼音文字。对一个特定的事物发明出一种不同于其它事物的声音应当是件容易的事，前提是两个事物一定不要同音，并获得整个社会的认同，也就是口语统一的“约定俗成”。这就需要人与人之间频繁地交流。要达到这种频繁地交流，前提是城市化。城市市民频繁的交流，达成了语言共识。比如，整个社会所有的人都同意把“树”发出“tree”的声音，而不把“草”发出“tree”的声音。西方很早就城市化了，发明口语的人们之间有交流，才产生了那么多读音不同、字母拼写不同的词；而极少有读音相同的情况，比如，blue “蓝”，blew“吹”；bear“熊”，bear“承担”。
英文的词汇是中文的100倍，原因有下面几个：
1.因为西方人际间交流频繁，所以对每一个事物发出的声音容易得到全社会认同。
2.拼音文字很容易编造，容易记录，几千年来只有20多个字母。从未见过新词的人发现新词只是字母的数量不同和排列顺序不同，很容易学习。
3. 拼音文字能用最少的字母记录最多的口语声音（词）。
4.如果看到从没见过的英文文字，试着读出来也比较容易读准。越南和朝鲜因此都把汉字改成自己的拼音文字。
中国古代人没有城市文明，所以也没能达到拼音文字这种高智慧。汉语的缺点是同音词太多，99%以上是谐音字，只有16个汉字没有谐音字，成了辩证法的含糊语言。比如，“yi”音的词可找出561个（其中包括大量冷僻词）。为什么这样？显然是最初发明汉语口语的人们各自处于地理隔离的状况，“各自为政”。中国的社会史就是几千年的地理隔离的自耕农历史。比如，有人把“一”（的意思）最先读成“yi”；另一个人最先把“衣”（的意思）也读成“yi”（口语在先，文字在后）。原因是这些人被地理隔离，没有交流过。如果他俩认识并交流过，就不会出现这种同音字即口语混淆的状况。“一”有“开始，起初，一个，少，简单，永恒”等涵义，“衣”有“衣服、外包装”的涵义，还有“可用可弃”的“刍狗”涵义，如刘备所说：“老婆如衣服”（有点辜鸿铭的茶壶、茶杯的寓意）；而“衣服”与“依附”即“奴性”同音，说明汉字系统一开始就在鼓吹“奴性”。而且易也读“yi”音，易有“简单、容易”的涵义，还有“交易，变化”的涵义。这样，“yi”音既表达永恒的“一”，也表达转瞬即逝的变化的“易”，真是一种含含糊糊的反逻辑的辩证法语言。
二，汉字是“记号文字”，英文是逻辑文字
汉字中的“车”字，没有告诉人们“什么是车”的内在含义。与汉字“车”对应的英文是vehicle，这个单词中vehi的含义是“强烈的、有力的”，而cle的含义是“圆形、轮子”，所以，英文的vehicle是有含义的陈述——“有动力的轮子驱动器具”。可见，英文里没有类似“车”的意象符号，而是直接以“车”的内涵充当概念，这是英文与汉字差异的关键，也是英文是更高级文字的主要特征。
在英文中，一个单词就是这个概念含义的直接呈现（signfile），而汉字只是一个记号（signform）而已。比如汉字以“晨”字来“记号”日出的时间，但这个“晨”字并没有含义。而英文以morning（mor更多的+ing行动时间）来给这个时间段进行定义。所以，汉字只能创造记号体系，而不能创造概念体系。
对思维来说，“记号体系”是一种多余，如自行车的英文是bicycle，bi是“两个”的意思，cycle是“轮子、圆圈”的意思，bicycle就是“两个轮子的构成物”，同理，三轮车的单词就是tricycle。英文无需“车”这个意象字，意象的文字造成了华人思维的低级，生成了大量的无含义的“意象词”，什么卡车、吉普车、跑车、火车、列车、货车、机车等等，不是一个大杂烩吗？以这样子的记号体系进行思考，必然导致思维混乱。
为什么说汉字是一种次级的“记号文字”：比如“镜”这个字，它由“金”和“镜”两部分构成，其中含义的部分是“金”，发音符号是“竟”，也就是说“镜”这个字提供了一个记号---“金”的一种派生物（竟）。很显然，“镜”字作为一种记号是够用的，中国人也使用了其上千年，基本能满足指示功能。但“镜”字没有确切含义的，只是一个记号而已。
高级的符号文字是怎么来记录的，比如英文中对应“镜”的单词是mirror，其中mi是中点的意思，mirror可以看成一段信文：产生一个对应物的中点！这段话基本与物理学中对于“镜像”的解释是一致的，即镜面是两个镜像的中点界面，mirror明显远远高于“镜”这个记号的信息量和准确度，而且在几何学的镜像作图中，关键的中点叫mid，与mirror是同一字根，可以搭建概念谱系。可见，符号文字越过了记号层次而直接书写了含义；也就是说，符号文字省略了“记号”而直接使用“包含了含义的”编码充当符号，这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只有在完成这一步之后，建立概念、搭建概念体系、进行逻辑推演等高级思维活动才能成为可能，理性文明才具有了坚实的起点。
中国文化是以汉字为基础的，也就是以“记号体系”为基础的文化类型，这使得中国文化不可避免的成为了一种“次级文化”。当人类能够创造出具有含义的符号，记号文字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们在一些原始的文化类型中得到了保留（如汉字文化）。当人类创造出能够记录含义的“符号文字”了，类似于汉字这种“记号文字”就是一种多余的存在了，这就是象形文字逐渐被所有的成熟文明弃用的原因，因为人们发现完全没有必要先建立一个记号，然后再去给这个记号赋予含义。我们完全可以直接用陈述含义的符号编码充当概念符号，而且，只有采用“符号编码”这种直接记录概念的方式，以概念为基础的逻辑思维才成为可能，高级的思维才能以此为基础展开。
人类不可能通过“记号”进行思考，所以汉字文化圈没有产生任何科学、哲学和现代政治学绝不是偶然，因为这些学科都是逻辑体系，都只能在符号文字体系中得以存在。汉字作为一种记号体系，它不能精确的表达含义，也不可能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自然不可能发展出逻辑体系的学科。所以，如果中国人不能摆脱汉字诗性思维的纠缠，就永远不可能进入“高级”的逻辑文明。华人一直沉睡在生殖崇拜的阴阳文化阶段，因此被西方视为停滞的社会，汉字的古老性就是证明。只有超越了生殖崇拜的辩证法文化，才会产生逻辑正义文明！
三，日语文化比汉字文化高一个档次
古时候，日本人都是文盲，他们只有口语，没有文字。到了应神天皇（270-310年在位）时代，285年百济国派阿直岐到日本，把中国的《论语》、《千字文》、《孝经》等带往日本，是为日本接触汉字之始。约两千年前，日本人开始学习汉字。由于文言文的汉字很难学习和使用，日本除了少数人会使用文言文，绝大多数人仍然是文盲。虽然中国使用文言文比日本早，由于同样的原因，中国也是只有少数人会使用文言文，绝大多数人是文盲。那时候交通不便，日本各地和中国一样，说各种不同的方言。
日本人嫌汉字难写，就简化汉字。简化到不能再简化的时候，就发明了假名——日文字母。唐代的时候，日本发明了通行于女性之间的假名，以此记录语言，并排列成50音图。“假”即“借”，“名”即“字”。意即只借用汉字的音和形，而不用它的意义，所以叫假名，而称汉字为真名。假名主要分为“平假名”和“片假名”两种。平假名源于汉字草书，正式使用约从公元9世纪起；片假名源于汉字楷书，正式使用约从公元10世纪起。日文的假名就是白话文。白话文比较容易学习和使用。有了白话文，日本识字的人越来越多，教育开始普及。随着教育的普及，各地的口语逐渐统一，日本变成了单一民族的国家。
中国是到了明朝，才选择了几千个汉字代表普通话的声音，写中国的白话文，比日本落后了近千年。用汉字写白话文，很多意思，例如方言口语里的一些意思，仍然无法表达；用字母写白话文，只要你能说出来，就可以写出来。这也是全世界，除了中国，都用字母写白话文的原因。不使用字母普及教育，大的国家不可能有统一的口语。中国的普通话不是汉字统一的，而是先由元朝的八思巴字母统一，后由清朝的满文字母统一的。如果没有蒙古文和满文，就没有完全统一中国的普通话。推广普通话，汉字靠不住。
庆应二年（1866），前岛密等人上书德川庆喜，提出了《汉字御废止之议》的建白书，主张废止汉字，把日本语全部改成平假名。明治七年（1874），《明六杂志》刊载评论《洋字书国语论》，认为“如果脱离了中国文字文明的影响，日本人就不需要学习汉字，就可以快速接近西洋文明。采用象征文明进步的文字，在人们的眼中也会被认为是文明开化进步的象征。我国现在使用的是被欧洲列强蹂躏的大清国从汉唐文化传承的汉字，那是朽劣的、落后的，在西洋人眼中自然会被看作是非文明和落后的象征。”
洋务运动无法使中国工业化，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没有普及教育。欧洲工业化的基础是文艺复兴 Renaissance。文艺复兴的本质是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普及了欧洲的教育。明治维新时，日本已经普及了初中教育。日本学习西方的思想和技术，很快就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1949年，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还是文盲，所以中国只能是农业国。1958年，中国创造了汉语拼音，也打算用拉丁字母写白话文。由于文化大革命，这个计划停滞了。字母白话文是发达国家的必要条件。使用汉字写白话文的中国，现在勉强可以跟在别人后面工业化。但要想和发达国家并驾齐驱是不可能的，至于弯道超车，那是做梦。
日语这种语言可以建构全新的概念，但汉语这种语言体系不可以。现代汉语的词汇多源于日语。“文化”、“影响”、“生活”、“运动”、“水平”、“概念”、“思维”，古书中就丝毫没有，更别说“精神”、“物质”、“主观”、“客观”、“绝对”、“相对”、“抽象”、“革命”、“改良”、“共和”、“社会”、“主义”、“共产党”、“干部”、“无（资）产”、“阶级”、“资本”、“机器”、“机械”、“物理”、“化学”、“生物”、“植物”、“动物”、“地质”、“冶金”、“原始”……日本人发明的新名词如潮水一般涌进中国，张之洞烦透了，乃下令限制使用新名词，不料此令一下，人家却告诉他，就连那命令中使用的“名词”二字也是日本造的。所以，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其实是一个比文化更深层的问题——“语言类型的差异”。
人类的口腔加上鼻腔只能发出50多种音素，每两个音素可以组合成一个单音节，人类能发出的单音节一共大概有400多个，所以单音节是一个非常可贵的稀少资源，因为人类语言的所有含义都只能通过这400多个音节的组合来完成。
几乎没有语言会用单音节表意，因为单音节太少了，如果用单音节表意会造成仅400多个意像字，就会把单音节这种稀少的原始语音资源消耗殆尽，所以单音节不表意成为了语言的自然选择。只要保留了这400个珍稀的单音节原始语音资源不被开采，人类就可以不断的从这个纯净的语音资源中提取单音节来建构出新的单词。
所以，一般来说语言都会将单音节空白出来，最小的表意单位从两个音节开始，以保证单音节语音是无含义的，使这个原始的纯净语音源不被污染。另外，双音节表意也可以极大的扩大基本含义的容量，因为400的二次方是16000。比如英文最小的含义单位就是两个音节（cat、dog、fish），这使得英语中的基本单词的容量是汉语的400倍以上，这个差距是非常惊人的。
但诡异的是，汉字是一种单音节的文字，它极其粗暴的污染了所有的单音节，使得所有的原始语音都被嫁接了含义，中国人想找到几个纯净的音节来排列组合出一个新含义的词是不可能的。所以，汉字的基本含义库非常小，即使算上同音字也只有3000左右。所以，中国人无论怎样翻译西方的文献都不得不使用那个几千个汉字的原始含义，也就是说华人无法越过那个巫术文字去建构全新的概念。
日语只有100多个音节，所以日本人说英语时有很多音发不出来。但日语单音节不表意，至少两个音节才表意（日语中的汉字也是多音节的），所以日语中100多个单音节就可以排列组合出接近3000个组合，比汉语400多个单音节字多了8倍！而且由于单音节不表意，使得日语具有了一个纯净的单音节语音库，可以建立新概念谱系，在学习西方文明时可以完全越过日语的旧概念而建立新的概念谱系。而汉字则没有这个无含义的单音节语音库，所以永远无法越过“巫师的汉字”而建构新的观念，这是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在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体系的道路上不断落后于日本的原因！
汉字的“单音节表意”污染了语言的源头，使得汉语成为了一种僵死的语言，停留在了前逻辑的巫术时代。汉语文化圈在接受理性文明的时候，不断被汉字强制的拖回到巫术丛林时代，不得不以汉字的原始含义作为基础来理解现代文明，永远不可能建立新的概念体系来对应新的经验。所以，我们睁眼看世界时，永远只能看到一个汉字污染过的“旧世界”。中国人普遍没有意识到汉字对于汉语与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没有看到看到汉字的语音污染导致的新概念谱系无法建立的问题，而总是误以为是一种“东西方文化不同”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