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功及社会革命不发生只原因（奇数段为杜亚泉之原文，偶数段为白话翻译）
贵族政治（或君主政治）变为平民政治（或民主政治）；专制政治变为共和政治（或立宪政治）谓之政治革命。经济制度之社会变为劳动制度之社会；私有财产之社会变为公有财产之社会谓之社会革命。
贵族政治（或君主政治）变成了平民政治（或民主政治）；专制政治变为共和政治（或立宪政治）称为“政治革命”。经济制度的社会变成劳动制度的社会；私有财产的社会变为共有财产的社会称为“社会革命”。
凡此革命之发生与成就，皆有所以使之发生、使之成就之故，非可以模拟而企图之也。若以模仿之故，企图革命，则其革命或不能发生，或发生而不能成就。吾人苟于欧洲之政治革命，社会革命，考其所以发生所以成就之故，则我国政治革命之所以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之所以不发生其原因可以了然矣。
凡是这种革命的发生和成就，都是因为有能让它发生、能让它成就的原因，而不是通过打算、企图才做成的。如果以打算、企图去革命，那么革命或者不能发生，或者发生了也不会有所成。我对于欧洲政治革命、社会革命，考察了它之所以能发生的原因，那么我国政治革命之所以不成、社会革命之所以不成的原因就可以很清楚了。
凡一事实之发生与成就必以智识与势力为基础。例如吾人食一苹果，必先有苹果可食之思想，而后举手以摘之。夫知苹果之可食，智识也；能举手以摘苹果，势力也。二者合，而其事乃实现。若仅知苹果可食，而不能举手以摘之，是有智识而无势力；或能举手以摘苹果，而不知苹果之可食，是有势力而无智识，二者不相合，虽三尺之童，知其事之不能实现矣。
但凡一件事的发生和成功，必须以智慧见识（智识）和时势力量（势力）做基础。比如我吃一个苹果，必须先有“苹果是能吃的”这个思想，然后用手摘下来吃掉。那么“知道苹果能吃”，就是智慧见识；能伸手把苹果摘下来，就是时势力量。这二者相合，这件事才能实现。如果只知道苹果能吃，但不能用手摘下来，就是有智识而没有势力；如果能用手摘苹果，但是不知道苹果能吃，就是有势力但没有智识。这两样如果不相合，哪怕是三尺高的小孩儿，也会知道这件事不能实现。
欧洲之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其所以使之发生、使之成就者即智识与势力之结合体也。然则其智识与势力如何结合，固吾人所当考求者也。
欧洲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所以能发生，并且成功，就是智识和势力的结合体。所以智识与势力如何结合，就是我所要考察考虑的。
原始社会之人类，各自劳动以谋生活。其武力之优秀者，渐渐占势力于社会，成贵族阶级。而智力之优秀者，又凭藉其智识，以自奋于社会之间，成智识阶级。贵族阶级欲以其势力支配社会，不能不有智识之为之辅；知识阶级欲以其智识支配社会，不能不有势力以为之用。于是为贵族者亲师重道、以吸收智识，是谓贵族阶级之智识化；有智识者亦取得权位、具有势力，是谓智识阶级之贵族化。二者相结合，而第一期之文化始成就。
原始社会时的人，各自进行劳动以谋生存生活。其中武力出众的，就渐渐在社会上占有了势力，成为了贵族阶级。而智力上优秀的，又凭借其智识，在社会上自己奋斗，成为了智识阶级。贵族阶级想用他的势力来支配社会，不能没有智识做他的辅助；智识阶级想用智识来支配社会，也不能没有势力。所以贵族亲师重道，来吸收智识，这就是“贵族阶级智识化”；有智识的人也会取得权位、拥有了势力，这就是“智识阶级的贵族化”。这二者相结合，人类的“第一期文化”就成就了。
当其盛世，明良相继，文化蒸蒸日上，我国五帝三王之治、汉唐宋明之开国或中兴，罔不由此。希腊、罗马之全盛时期亦然。此期之文化为武力的势力与智识结合而产生为贵族阶级的文化，常带有贵族的色彩。以贵贵、尊贤，尚礼仪，重门阀为其标徵。
“第一期文化”昌盛，明良相继，文化蒸蒸日上，我国的五帝三王、汉唐宋明之开国或中兴，没有不是这样的。希腊、罗马的全盛也是这么回事儿。这一时期的文化是武力的势力与智识结合而产生的贵族阶级的文化，常常带有贵族色彩。以让贵族更尊贵、尊重贤才，崇尚礼仪，重视门阀为标志。
第一期文化始成就时，社会为治者及被治者之二阶级所组织。贵族阶级与智识阶级结合为治者阶级，劳动阶级为被治阶级。未几，而劳动阶级之勤勉且善于贮蓄者，渐渐积有财产，翘出于劳动阶级之上。渐至舍其劳动，专事营殖财产，以生活于社会，是为财产阶级。又智识之流布渐广，多数之智识阶级不得不降而处于被治者之地位。既无财产，又不劳动，穷屈在下，杌陧不安，是为支持第一期文化之难题。
第一期文化开始成就时，社会由治者和被治者两个阶级组成。贵族阶级与智识阶级结合成为“治者阶级”，劳动阶级为“被治阶级”。不用多长时间，劳动阶级中勤勉且善于储蓄的，渐渐拥有了很多财产，达到了劳动阶级中顶尖的位置。渐渐达到了舍弃了他原先的劳动工作，专门经营财产，从而在社会上生存生活，这就是“财产阶级”。另一方面，智识流布渐渐广泛，多数的智识阶级就不得不被减低、处于了被治者的地位。他们既没有财产、又不劳动，穷屈在底层，担心安危，这就是支持第一期文化的难题。
在欧洲社会此一部分之智识阶级，以其时政治上之地位转变无定，乃改换方向，弃其政治生活之希望，专事研究文艺。政治家亦以此为收拾人心之计，创设大学校、学士院以奖励之。科学遂因此发展，发明家辈出，能以所研究之结果应用于社会，以殖产兴业，是为智识阶级之财产化。财产阶级以营殖财产所须于科学智识者甚多，故求学者日众，是为财产阶级之智识化。二者相结合而主张人权、表扬民治，发生第二期文化。依其财产的势力，在政治上与武力的势力抗争。于是旧时治者阶级所占有之政治权渐渐失堕而落于彼等之手。或仅仅以协调之方法，让其政权之一部分，以保其残余之势力，是即所谓政治革命。经此革命以后，第二期之文化乃成就。欧洲近世史之文化即第二期之文化也。此期文化为财产的势力与智识结合而产生为财产阶级的文化，还有财产的色彩，以自由、平等、尊权利、重科学为其标徵。
欧洲的这种智识阶级，因为其时在政治上的地位、阵营很难固定，于是就改变了方向，放弃了在政治方面的希望，专门研究文艺。政治家也用这个来作为取得人心的计策，创立大型学校、学院来奖励这些人。科学于是因此而得到发展，发明家辈出，能用研究结果来应用于社会，增殖、兴盛产业，这就是智识阶级的财产化。财产阶级因为经营产业需要科学知识，所以求学的人越来越多，这就是财产阶级的智识化。这二者相结合，他们自然会主张人权、表扬民治，因而发生了第二期文化。并且凭借其在财产方面的势力，在政治上与拥有武力的势力相抗争。于是以前的治者阶级占有的统治权渐渐失去了，落到了这些人手中。或者用协调的方式使旧治者让出一部分权利，这就是“政治革命”。经过这个革命以后，第二期文化就成就了。欧洲的近代文化就是第二期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为财产阶级的势力和智识相结合而产生的财产阶级的文化，有财产阶级的色彩，以自由、平等、尊重每个人的权利、重视科学为标志。
第二期文化成就以后，社会为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二阶级所组织。财产阶级与智识阶级结合为支配阶级，劳动阶级为被支配阶级。然因经济竞争之剧烈，物质文明之发达，财产势力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多数有财产有智识之中等阶级，或失其财产、或虽有仅少之财产不足以维持其生活，乃不得不投身于劳动界，是为智识阶级之劳动化；劳动阶级中亦因教育普及，得有几许之智识，促醒其自觉，是为劳动阶级之智识化。二者相结合，乃鼓吹人道，主张公产，依其劳动的势力在生产上及政治上与财产的势力抗争。英美诸国方以协调之方法，使财产的势力与劳动的势力互相维持。而就世界大势观之，则社会革命之进行已足惊心骇目。现时第三期之文化能否成就，尚未敢豫言。而二十世纪之社会必大受此文化之影响，固无可疑也。此期文化为劳动的势力与智识结合而产生。为劳动阶级的文化，带有劳动的色彩，以泯除贵贱贫富之阶级，实行自由平等，尊重劳动，爱好和平，为其标徵。
第二期文化成就以后，社会为“支配者”和“被支配者”这两个阶级所组织。财产阶级和智识阶级相结合成为“支配阶级”，劳动阶级为“被支配阶级”。但是因为经济竞争非常剧烈，物质文明非常发达，财产势力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多数又有些财产又有智识的的中等阶级，有的失去了财产、或虽然有财产但不足以维持其生活，于是不得不投身于劳动阶界，这就是智识阶级的劳动化；劳动阶级中也有因为教育普及，得到了智识的启发促进，这就是劳动阶级的智识化。这两个相结合，于是鼓吹人道，主张公产，依据其在劳动方面的势力在生产上和政治上与财产的势力相抗争。英美等国进行协调，使财产的势力与劳动的势力互相维持。就世界大势来看，进行的那些社会革命真是惊心骇目。现在第三期文化是否能成，还不敢预言。但二十世纪的社会一定会大受这种文化的影响，这是确定无疑的。那么这一时期的文化就是劳动的势力与智识相结合而产生的。它是劳动阶级的文化，带有劳动的色彩，以泯除贵贱贫富阶级，实行自由平等，尊重劳动，爱好和平为标志。
就社会进化之大势言，由第一期文化发展为第二期文化，更发展为第三期文化，是为普通之顺序。但因各国社会情状不同，进化之方式亦不一。例如俄国以财产阶级不发达之故，智识阶级自贵族阶级出，直接与劳动阶级结合。遂越过政治革命之途径，即发生社会革命。又如德国政治革命尚未成就，贵族阶级与财产阶级以劳动阶级勃兴之故，遂互相结合，与劳动阶级对抗。此次大战德国立于主动者之地位，即因贵族阶级与财产阶级鉴于自己势力之渐次减弱，故欲与外国开衅，藉以扩张其势力。则而其结果卒由劳动阶级之排斥军国主义，发生社会革命。至于日本，虽国会成立，宪法发布，已三十年之久。然君主握大权，贵族军阀操纵政治，势力未尝稍替。明治维新之伟业，即为贵族阶级与知识阶级结合而成。表面上为第二期文化之速成，实际上为第一期文化之复振。更现我国，则辛亥革命以后，吾人方窃窃私幸以为第二期文化从此成就矣。乃八年以来祸乱相寻，吾人平心静气以观察之，方知吾国此时非第二期文化之进行，而为第一期文化之堕落。吾人既述欧洲社会进化之迹，吾人将借镜返观以论列其原因矣。
就社会进化的大势而言，由第一期文化发展为第二期文化，更发展为第三期文化，属于“普通顺序”。但因为各个国家社会的情况不一样，进化的方式也不一样。比如俄国，它因为财产阶级不发达的原因，智识阶级是从贵族阶级出来的，直接和劳动阶级相结合。所以越过了政治革命的这个途径，而发生了社会革命。又比如德国，它的政治革命还没有成就，贵族阶级和财产阶级因为劳动阶级勃兴的原因，于是互相结合，与劳动阶级对抗。这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处于主动者的地位，就是因为贵族阶级和财产阶级鉴于自己势力减弱了，所以想和外国发生冲突，借以扩张势力，可最后因为劳动阶级排斥军国主义，而发生了社会革命。至于日本，虽然国会成立了，宪法也发布了，这些事已经三十年之久。但是君主掌握着大权，贵族军阀操纵着政治，势力也没发生过更替。明治维新这一伟业，就是贵族阶级和智识阶级相结合而成的。表面上是第二期文化速成了，实际上就是第一期文化的再次振兴。再看中国，辛亥革命以后，我一直私下庆幸第二期文化这就能成了。但这8年以来祸乱相寻，我平心静气地仔细观察，才知道中国并没有进行第二期文化的发展建设，而发生的是第一期文化的堕落。我既然陈述的是欧洲社会进化的轨迹，那么我就借镜返观以论述上面这件事的原因。
吾既言多数之智识阶级穷屈在下，杌陧不安，为支持第一期文化之难题。吾国殆可谓善于解决此难题者。其最暴戾之法，即秦始皇之焚书坑儒是也，其稍和缓之法则用廷对、射策、选举（旧义）、制科及其他类似之方法以诱引之，使其不断绝政治生活之希望。智识阶级既为所诱引，人数愈多，智识之程度愈低降。除美术的文字以外，无他技能可以生活。少有财产者，安坐徒食，无营殖之能力；无财产者，除少数为精神的劳动外，殆无有能为筋肉的劳动者。故与财产阶级、劳动阶级均格格不相入，此为过剩的智识阶级。
我想说：中国大多数的智识阶级都是穷屈在社会底层，总是担心自己的安危，这是支持第一期文化的难题。中国可以说是比较善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其中最暴力的方法，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稍和缓的方法则是用廷对、射策、选举（旧意）、设置科举及其它类似的方法来诱导，使其不会断绝政治生活的希望。智识阶级既然接受了诱导，人数越来越多，智识的受重视程度也就越来越降低。除了追求美术一样的文字以外，没有其它技能可以用来过活。这些智识阶级中，稍有些财产的，仅仅“安坐徒食”，没有经营增殖的能力；没有财产的，除了少数的认识精神劳动外，也就是极少数的人能做体力劳动。所以他们和财产阶级、劳动阶级都格格不入，这就是“过剩的智识阶级”。
又劳动阶级中亦因生齿过繁，天产不辟，产出过剩的劳动阶级，即现无劳动之地位，或为不正则之劳动者。例如我国之兵即此过剩的劳动者之一种。他如地棍、流氓、盗贼、乞丐之类，亦属之。此等过剩的劳动阶级，即游民阶级。其势力在我国亦甚伟大。有时与过剩的智识阶级之一部分结合，与贵族阶级之势力抗争。
劳动阶级中也发生了因为人口过多，地产不足以养活这么多人，而生出了“过剩的劳动阶级”，社会上没有他们可以劳动的位置，或者是从事不正当的劳动。比如中国的士兵就是过剩的劳动者中的一类。其他的如地棍、流氓、盗贼、乞丐一类，也属于这个人。这种过剩的劳动阶级，即“游民阶级”。它的势力在中国是非常大的。有时候会与过剩的智识阶级中的一部分相结合，和贵族阶级相抗争。
秦始以后，二十馀朝之革命，大都由此发生，惟革命以后，彼等辄贵族化，复建设贵族政治，于社会组织无所更变。故此等革命非政治革命，亦非社会革命。只可谓之帝王革命而已。此阶级之势力与智识结合，亦产生一种文化，可谓游民阶级的文化。带有游民的色彩，即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嫉恶官吏，仇视富豪，为其特征。此文化自战国以来，至于今日逐渐发达。以时期言可为吾国第二期文化。然此非社会正常之发展，不过为第一期文化之病变，人可称为病的第一期文化。
自从秦始皇以后二十多个朝代所发生过的革命，大都是因为这个。革命以后，这些人又贵族化了，重新设置了贵族政治，社会的组织没有任何改变。所以这种革命并不是政治革命，也不是社会革命，只能称之为“帝王革命”而已。这种阶级的势力和智识结合，也会产生一种文化，可称之为“游民阶级的文化”。它带有游民的色彩，即崇尚游侠、喜欢豪放，不易受拘束，不治生计，愤恨官吏，仇视富豪，这些就是它的特征。这种文化自战国以来，到今天逐渐发达。以“时期”来进行区分，可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第二期文化。但是这个并不是社会的正常发展，不过是第一期文化的“病变”，可称之为“病态的第一期文化”。
我国社会中贵族文化与游民文化常为矛盾的存在，更迭盛衰。即贵族文化达盛时，社会沈滞腐败，则游民文化起而代之，游民文化过盛时，社会骚扰紊乱，则贵族文化起而代之。此历史上循环之迹也。辛亥革命虽由欧洲第二期文化传播于吾国而起，然欧洲之政治革命，既由财产阶级发生，而吾国之财产阶级大都不解立宪共和为何物，初未尝与闻其事，提倡之者为过剩的智识阶级中之一部分，加入者为过剩的劳动阶级中之兵。事实上与从前之帝王革命无稍异，其模拟欧洲之政治革命者，不过中华民国之名称及若存若亡之数章约法而已。革命以后，名义上不能建设贵族政治，实际上握政权之官僚或武人大率为游民首领之贵族化者。政治革命之不成就决非吾人所能讳言。
中国社会中的贵族文化与游民文化常常是矛盾所在，盛衰更替。即：贵族文化昌盛时，社会沉滞腐败，这时游民文化就起而代之；游民文化过于昌盛时，社会就会发生骚乱，那么贵族文化就起而代之了。这就是历史的循环轨迹。辛亥革命虽然是从欧洲的第二期文化传到中国而发起的，但是欧洲的政治革命是由财产阶级发生的，而中国的财产阶级大多不理解立宪共和是什么，从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提倡立宪共和的都是过剩的智识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然后过剩的劳动阶级加入它成为它的士兵。实际上和以前的帝王革命没什么区别。它对欧洲的政治革命的模拟，不过是“中华民国”这个名称，和若存若亡的一些典章约法而已。革命之后，名义上不能建设贵族政治，而实际上掌握政权的官僚或武官大概都是贵族化的游民首领。政治革命之不成，就不是我能讲的了。
或谓吾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将来或如俄德已事，超越政治革命，发生社会革命。然欧洲之社会革命，其基础于哲学上之思想，既深且远，其关于生产上、政治上之运动方法，又甚周备，即吾国之智识阶级中亦罕能言之，劳动阶级中更无从得此智识，其不能发生自无疑义。即使在较近之未来中，或有企图此种革命者，亦必出于非劳动出身者之所模拟，政治革命可以模拟，社会革命安有不可以模拟者，惟自欺欺人，有害无益。亦必与今日之模拟政治革命相等，于文化上必毫无价值。
有人说，中国的政治革命虽然不成，大概将来会像俄罗斯、德国一样，超越政治革命，直接发生社会革命。但是欧洲的社会革命，它的基础在于其哲学思想，它非常深远，它的关于生产上、政治上的运动方法，非常完备，这是中国的智识阶级几乎不可能做得到的，中国的劳动阶级更没有这种智识，所以必然不可能发生社会革命。哪怕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发生这种革命，但也一定是出自非劳动阶级出身的人去效仿欧洲，来发起革命，其政治革命可以效仿欧洲，社会革命就效仿不了了，所以只是自欺欺人，有害而无益。也一定和今天（作者写作时）这种模拟欧洲的政治革命的这种情况一样，在文化上一定毫无价值。
吾国今日尚辗转于贵族、游民二阶级之势力中而不能自拔，第一期文化之病的现象尚无治疗之方法。文化之进行后于欧洲诸国者既一二百年，断无一蹴即至之理。若今后之智识阶级犹不肯断绝其政治生活之希望，不置身于产业阶级、劳动阶级中，以与之结合，而惟与贵族化之游民为伍，则贵族势力与游民势力将日益膨胀而不可制。何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可言？文化之堕落，智识阶级不能不尸其咎矣。抑智识阶级所以不能与产业阶级、劳动阶级结合者，不尽因智识阶级不肯断绝其政治生活之希望，不欲与之结合也。近时智识阶级中之一部分，其倾向亦已渐变。如退职之官僚，革命之伟人，因厌倦政治投身于实业界者，固未尝无人，贫寒之士，欲得一劳动职业以糊口者，亦所在多有。而形势终觉扞格者，则以感情不融洽，性情不适宜也。
中国现在仍然辗转在贵族、游民这两个阶级的势力中不能自拔，第一期文化的病态问题还没有能治疗的方法。这种“社会文化”比欧洲落后了一二百年，一定没有一蹴而就的道理。如果今后智识阶级不肯断绝他在政治方面的希望，不愿置身于产业阶级、劳动阶级中，以与之结合，而只和贵族化的游民为伍，那么贵族势力和游民势力就会日益膨胀，无法控制。那么哪来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可言！文化的堕落，智识阶级难逃其咎啊。对智识阶级进行压制，所以他们不能和产业阶级、劳动阶级进行结合，之所以这样不都是因为智识阶级不愿意断绝他们对政治方面的希望，不愿意结合。近代的智识阶级中的一部分，其倾向已经渐渐变了。比如退职的官僚，革命伟人，因为厌倦了政治而投身于实业，这种人也不是没有。那些贫寒之士，想得到一份劳动的工作来糊口的，为数也不少。但整体大形势仍然“别扭”，就是因为这些阶级的人彼此感情不融洽，性情不相合适。
吾国之财产阶级、劳动阶级历史上受贵族之剥削，为游民所蹂躏也久矣。故其对于贵族与游民畏之若虎狼，恶之如蛇蝎，已成习惯的心理。而智识阶级者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故彼等之嫉恶之，与贵族游民相等。且以嫉恶智识阶级之故，遂有并智识而嫉恶之者（记者曾见一商人在群众中声言，谓天下最坏者为读书人，又闻一农人言，吾乡中决不愿设学堂。以往事证之，吾乡中苟有一识字之人则乡民无不受其累者。其嫉恶如此）。阶级感情之违反，已非一时所能消融。更就性质言之，则差异益甚。
中国的财产阶级、劳动阶级，在历史上常受到贵族的剥削和游民的蹂躏。所以他们看待贵族和游民如同虎狼，恨他们就像恨蛇蝎，这已经成了习惯心理。而智识阶级发达了，就和贵族阶级同化；贫穷了就与游民为伍，所以这些人受到的痛恨，和贵族、游民受到的仇恨程度相同。而且因为痛恨智识阶级的原因，连智识都一起予以了痛恨（作者就曾经见到一位商人在群众中声称，天下最坏的就是读书人；作者还听到过，一个农民说他的家乡绝对不设立学堂。想起往事，作者的家乡曾有一个识字的人，他的乡亲们全因为他而受了害。这种愤恨智识的情况就是这样）。阶级感情的这种麻烦，已经不是短时间所能消融的了。而且就性质而言，欧洲和中国在这方面的差别也非常大。
吾国之智识阶级向来生活于贵族文化及游民文化中，故其性质，显分二种。一种为贵族性质，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以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之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一种为游民性质，轻佻浮躁，凡事皆倾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之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往往同一人也，拂逆则显游民性质，顺利则显贵族性质。或表面上属游民性质，根柢上属贵族性质。以此性质治财产必至于失败，以此性质任劳动，必不能忍耐。故吾若不改良此性质，则虽欲置身于财产阶级或劳动阶级中亦决不能容。现时学校教育，苟求其适应于社会，则对于青年学生当以尽力淘汰此二种恶劣之性质为要。若使带贵族性质之老师宿儒、带游民性质之少年新进，任教育之事，聚讼一堂，互张其劣性，以传播于社会，则社会对于智识阶级之感情愈恶，其受嫉恶也将愈甚矣。（一九一九年《东方杂志》第十六卷第四号）
中国的智识阶级向来都生活在贵族文化和游民文化中，所以其性质，显然分为两种。一种是贵族性质，夸大骄慢，对待事情特别武断，喜欢压制人，容易自我欣赏、自以为高贵，看待别人都非常轻视、不屑；一种是游民性质，轻佻浮躁，对待事情都很偏激，喜欢搞破坏，常常心怀愤恨，看谁都觉得可恶，好像所有人都该杀。往往同样的一个人，违背他的意愿，他就显出了游民性质，他要是“走顺”了，就显出了贵族的性质。或者表面上属于游民性质，根儿上其实是贵族性质。以这种品性来治产业，一定会失败，以这种品性去劳动，一定不能吃苦。所以如果不改良这种品行，虽然想置身于财产阶级或者劳动阶级中，也不可能。现在的学校教育，如果追求的是能让学生适应社会，就应该对青年学生尽力淘汰这两种恶劣的品性为要。如果提拔了带有贵族性质的老师宿儒、带游民性质的少年，负责教育、法律诉讼等事务，他们都彰显其劣性，在社会上传播，那么社会对于知识阶级的感情就更不好了，其受到的愤恨也就更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