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超越了帮派思维才能走近科学
公元前385年，柏拉图（前427—前347）创办了一所著名的学校——柏拉图学园。他用自己的财产购买了当时在雅典郊外的墓园，这个墓园是纪念阿卡德默这个古希腊英雄的，里面有房屋和体育馆。以后历代相传，至公元529年被查士丁尼大帝封闭为止，前后延续近千年。柏拉图学园的两个根本点为开放性的研讨学风和以数学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柏拉图在学园门楣上铭刻了“不习几何者不得入内”这一警句。
柏拉图学园中最杰出的学者当数亚里斯多德。亚里士多德17岁起跟随老师柏拉图长达20年之久。亚里士多德对老师是很崇敬的，师徒二人也是最好的朋友。然而在追求真理的征程中，亚里士多德非常勇敢、坚决地批评老师柏拉图的错误和缺点。在《政治学》中，他用了大量篇幅批评柏拉图，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国”不合实际，不合乎人性需求，是空想的乌托邦。在《形而上学》中，他在许多地方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柏拉图的“理念”是虚构之物，不是独立存在；世界上只有个体之物才是真实、存在。
于是，有人指责他背叛了老师，亚里士多德回答：“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其意思是说，我非常爱我的老师，但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没有特权，所以，我不同意我老师的观点，是因为真理比老师更重要，更值得我爱。这意味着：老师（人）与真理（事）应分开来，老师不是真理的化身，个人不等于真理，尊师不能泯灭批评自由。“爱我师”是感情和立场，是人的本能反应，“爱真理”是追求真理的逻辑思维过程，是高于“爱我师”的。可见，理性认识是优于立场帮派思维的高级思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告诉我们，只有剔除了“立场决定是非、屁股决定脑袋”的帮派思维，人们才能认识真理，走进逻辑与科学。历史正是如此，在所有的各个民族中，唯有古希腊人超越了感性的帮派思维阶段，创造了数学、逻辑和科学，接近了事物的本质。而其他民族都在巫术迷信的泥潭里沉醉而难以自拔。
柏拉图对亚里士多德的批评，毫不介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代师徒的故事带给西方人的启示是：教育的目的是开启智慧，思考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在知识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人的理性是平等的，没有“上智下愚”的贵贱之分，没有等级之别，没有圣人对常人的颐指气使的特权。任何人都没有特权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别人，即使是师生关系也不行。可是，中国老师一直是强行灌输，把学生辱骂为“负能量”（孔子辱骂学生为“朽木、粪土”），直至逼死了学生缪可馨。在古希腊，师生自古就是平等的，老师从不杀气腾腾，西方由此形成了批判传统，学生批评老师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西方一直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儒家的灌输教育输给了西方education（引导教育）。
在继承了古希腊传统的西方，批判是极其正常的。美国人把“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引申为“吾爱宪法，吾更爱人权。”有人说：言论自由应在宪法许可范围内，也就是不能批评宪法。这些人以为，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写进了宪法，就成了批评的禁区，一批评就是违宪，就该遭禁。这实在是荒谬。因为：在任何自由民主国家，“宪法至上”并不意味着宪法是神、是不可以批评的。有人会争辩道：宪法是全民公认的，怎能反对？这种指责是错的。因为，宪法不可能被每一个公民所赞同。人们对宪法提出各种意见包括反对的意见，正是民主宪法的天然要求。因为：宪法是国民的最大公约数；如果要得出全民的最大公约数，首先必须有全体公民的参与，且每个公民须有表达自由，否则就不能产生真实民意的最大公约数；而且，在宪法产生后，公民的意志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如果宪法限制言论自由，公民就不能提出与宪法不同的言论，就不能产生与宪法不同的思想观念，也就不能顺利形成新的修宪建议。所以，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真正的文明宪法。
二，不懂逻辑难免陷入黑社会帮派思维
东方与西方大不相同，普遍缺乏批判的勇气与能力。因为“老虎的屁股摸不得”，黑老大可以生杀予夺，邓析子和少正卯因言被杀，使得人们不得不“畏”老大。
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的子产把刑书破天荒地铸在鼎上，打破了藏刑书于官府的惯例。郑人邓析（前545～前501年）帮人打官司并招收学生讲解法律，“学讼者不可胜数”。打官司的人越来越多，使得一些大夫和贵族不敢再胡作非为。子产曾以不毁乡校（相似于大字报议论）获得了民心，随着老百姓的维权意识的觉醒，他深感恐惧，下令禁了大字报。邓析常发表异见，令子产很不爽。公元前501年，邓析起草了适应社会进步的新成文法刻在竹简上，史称竹刑。子产找了个“私造刑书”的罪名，把他杀了，并展尸示众，禁止法庭上讼师辩护。以后的各朝统治者都沿袭之。这就使得华人思维一直停留巫术阴阳辩证法阶段，无法进入公开的诡辩辩证法阶段。公开的诡辩者都被官方杀了，剩下就是任人宰割的沉默羔羊；在这样社会，原始的巫术辩证法足矣！
西汉刘歆指责邓析操两可之说，就是违反了逻辑学的排中律，巫术思维的民族不懂排中律。2009年10月24日下午，荆州长江大学三位学生为拯救江里的少年而牺牲在长江里。私人船老板陈波说：“活人不救，只捞尸体，打捞一个1.2万元。”在他们眼中，那些溺水的大学生不是人，而是一个他们赚钱的工具。远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朝，这种事就发生过了。当时遇到这样事的是来华的英国传教士戴德生，他急于请中国渔夫救溺水的人，但渔夫一直跟他讨价还价，戴德生把身上所有财物给渔夫，渔夫都嫌少，最后那人溺水身亡。这样的故事一直在重复，远在2500多年前就有。《吕氏春秋》记载：有一穷人在洧水河里捞到一富人尸体，觉得奇货可居，就漫天要价，双方相持不下，事情就闹僵了。情急之下，富家便向邓析请教，邓说：“你不要着急，一文钱赎金也别多出。对方只能把这具尸体卖给你，因为除了你，没有第二个人会向他买这具尸体。尸体不能长期存放，只要你拖着，穷家自然会降价！”富家觉得有理，就耐心等着。过了几天不见富家来买尸体，那穷人坐不住了，也来找邓析出主意。邓对那穷人说：“不要着急，一文钱赎金也不要降低，因为对方除了在你这里能买到那尸体，在别处是买不到的！”穷人一听有理，也不着急了。
这就是邓析的“两可之说”，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肯定与否定可以随意变化的诡辩；他被后人誉为“千古诡辩第一人”。可是，红潮学者对“两可之说”多持肯定的态度，认为“两可之说”是辩证法：“‘两可’式的思维方法”是一种“发现矛盾、分析矛盾，谋求合理解决矛盾”的方法（孙中原.中国逻辑史.先秦卷）。“邓析的两可之说基本上是对客观事物矛盾性质的一种相互的辩证反映”（周云之、刘培育.先秦逻辑史）。
邓析的“两可之说”，不仅是诡辩的问题，而且缺乏对生命尊严的起码尊重（汶川大地震的时候，2008年5月17日7时25分，日本搜救队历经16个小时的搜救，在四川青川县乔庄镇一处倒塌的六层楼房废墟中挖出两具遇难者遗体，日本人举行了向遇难者遗体默哀的仪式。这就是人性，给死者最后的尊严）。可见，泯灭人性尊严是古中国人讨厌“辩证法”的原因。
有人吹《道德经》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经典，错。《老子》第73章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白话为：自然大道不竞争而善于取胜，不说话而善于应对！即：天道似不言不争的的哑巴，应付自如。所以，人要效法这哑巴“天道”，显然老子反对言论自由！老子要人们像沉默的“刍狗”，要人们像“婴儿”般“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第3章）。老子极端仇视“知者”，在第56章中要求“知者不言”，还辱骂“言者不知”。没有言论自由，何来自由主义？老子反复要求杀标新立异的“为奇者”即“知者”，这为奇的“知者”就是邓析似的斗士，都被老子杀光了，只剩下任人摆布的“刍狗”。如：第73章云：“勇于敢者则杀，勇于不敢者则活。”老子提倡人们像乌龟一样地贪生怕死。孔子学到了老子杀“为奇者”绝招，在鲁执政7天就杀了少正卯。
儒家只倡导对知识本身的疑问和解惑，而禁止辩论和批判。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他真正赞赏的却是乖巧听话的颜回，对喜欢顶撞他的子路就很不满。孔子害怕自己的说教被反驳，就提倡“畏圣人之言”。对敢于挑战他的宰予，恨得咬牙切齿，借“昼寝”之事破口大骂：“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粉刷）也”；侮辱其人格。因为宰予曾经说过：夏朝种松，商朝种柏；西周种栗，目的是“使民战栗。”宰予揭示了周礼“使民战栗”的恐怖真相，孔子就非常恼怒地责备宰予，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成事”、“遂事”和“既往”三词说明孔子承认宰予讲的是真话。“谏”和“咎”两字说明孔子也认为西周的做法不对。但他为了周礼的统治地位，就阻止学生指出西周的阴暗面。从中可看到：孔子要使民战栗地生活，并且禁止别人揭露真相。“既往不咎”说得太好了！凡是君子，什么都是好的，小人不得妄议。历代史书，不都是把那君王吹捧的如同天神一般。天子永远正确，皇帝一句话顶过小人们的亿句话。
帮派思维的信条是：“分清敌我是首要问题；不崇拜黑老大，肯定是坏蛋”。这是以帮派的利益标准代替了思维的逻辑标准。如果你的老想着帮派成功，难免堕落为“成王败寇”的势利眼而陷入复仇滥杀的丛林。孔子就是文字狱的实践者，他在《礼记.王制》中规定：“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巧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由于儒家不懂逻辑、不会讲理；为了避免辩论不过其他思想，就只好一杀了之了。逻辑学有两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巧言令色”（哲学思辨），“奇淫技巧”（科学技术）。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企图用蒙昧的方法，防止人们利用智慧与朴素的逻辑以及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去追求事物的原理与真相。孔子只讲礼即等级秩序，从来未曾探求过什么真理真相，相反，他还利用职权以五条莫须有的言论思想罪杀害了少正卯(?-前496)，为杀害那些敢于追求真相、真理的人提供了绝妙的借口，开了十分恶劣的先例。
批判遥远的他人，在东方可以被容忍，但要批判自己圈子里的老师学长，难于上青天。华人认为：天地君亲师，老师的地位非常高贵，老师是真理的化身，不许反对。一个人要是批评老师的观点，那可是违背师德的欺师灭祖或数典忘祖。所以，中国师生之间只有传承关系而没有批判关系。“师道尊严”的紧箍咒比“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厉害得多，学生不得不畏服。其理由无非是：师道尊严，家丑不可外扬，顾全大局，批评破坏了团结，亲痛仇快，求同存异，一致对敌……。这就是帮派立场思维护短的托词。
一个动辄就杀反对者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逻辑正义的。在短短的5年之间，邓析、少正卯先后被杀，据说少正卯家族也遭诛杀，其家族的人只好隐姓埋名逃走！这说明：春秋战国是一个野蛮的时代。从孔子开始，中国文化形成了一种潜意识，一种文化心理：圣人之言不能怀疑，不容否定，后人只能崇拜圣人，只能学习、模仿圣人的思想，不能怀疑之。邓析、少正卯生活的年代比古希腊的梭伦时代晚了近百年，而且思维水平远远逊于希腊的智者。因为：诸子百家都反对自由辩论，儒、道两家既不辩也不证，都在竭力“止辩”（老子“大辩不言”、孔子“恶夫佞者”、孟子“予岂好辩者哉”），更不知道除了“有诗为证”以外如何科学地论证。连代表平民的墨子也反对自由辩论，他认为，“一人一义”是乱之源，所以，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天下服从圣王之“义”。一个禁止人们自由辩论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逻辑正义的。所以，汉人只会说“吾爱吾师，吾更爱圣王”，不知真理是什么。
孔子还是中国最早公开宣扬“父子相隐”、欺诈有理的人。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告发了，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正直的行为；但在孔子看来这却是一种丧德败行。孔子主张父亲应替儿子隐瞒罪行，儿子也应替父亲隐瞒罪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父慈子孝的道理。孟子还把帮助犯了杀人罪的父亲潜逃，称为大孝，号召人们学习。其实现代法治精神里，遇到亲情关系的案件，既不能采信子告亲的证据，鼓励告亲，也不像孔子那样搞“亲亲相隐”，而是要贯彻一条原则就是避嫌。一切不是靠告发，而是要靠证据来定罪。但是，靠证据而不是靠口供，就必须学会寻找证据，这个过程就要学会逻辑推理，学会用实验与测量以及医学解剖的知识与技能来寻找犯罪证据。可惜，中国文化在逻辑推理、实验、测量与其他科学知识方面几乎完全被忽略，因此遇到类似子告亲的案件，只好作出两种极端的选择，要么完全鼓励亲人之间互相告发，要么就完全采用包庇隐瞒真相的办法。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国文化在追求真相与真理问题上的能力太弱了，而这种能力的欠缺又与中国圣人的教导密切相关。
有人说，“苏格拉底之死说明了雅典没有言论自由。”这个论断不成立。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阿里斯多芬（前446－前386）在他的戏剧中时常谈论这场战争，雅典的英雄统帅常被描绘为小丑。雅典政府对此绝不干涉，须知当时雅典正处在和斯巴达的严酷战争中，这样的气度，就是二战中最民主的美国也望尘莫及。说到底，西方人追求的是真理，他们在探求真理上可谓殚精竭虑。最早是亚里斯多德著有《工具论》，后来又有培根的《新工具》，为了探求真理，他们把思想的工具一再改进，因为唯有思维方法的改进，他们的认识才能够更进一步。因此，他们的智慧其实就是围绕着求真而来的。谁能够探求到更多的真相、真理，谁就是真正的哲人智者，谁能够利用真相、真理为人类服务，谁就是真正的智慧之人。因此，他们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这些人推上了大智大慧之人的宝座，成为后人崇敬与学习的榜样。
文明社会是真理至上，学者有最高的社会地位！日本的启蒙学者福泽谕吉在日本最大的钞票上！古代犹太教、希腊罗马的祭司都高于王权，印度教也是祭司高于军事贵族！唯有中国是军事强人统治万万年！虽说中国有过“惟有读书高”，但唐朝秀才们的诗歌云，“哪个书生万户侯？”还是军事贵族高于一切！这就说明中国比日本印度希腊罗马更原始，只能搞病毒社会的武力压倒一切。没有理性、没有逻辑、没有正义，只有野蛮暴力与辩证法的诡辩！因此，中国没有真学者，只有跪拜强权搞帮派至上的军师孔、孟、荀。
每每遇到了困难与危局，华人首先想到的办法就是跑：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动辄“乘浮桴于海”，一种随时准备逃跑的投机姿态，毫无责任担当，与解决问题的智慧与勇气，而这样的人，竟然是华族的圣人。这样的民族不多灾多难才怪。
古人由拜祖发展到拜圣人，现代人由拜科学发展为拜科学家，都属权威崇拜。以前，大家曾迷信科学家钱学森，他说：根据科学计算，亩产百万都有可能，亩产十万斤就更不在话下。于是，我国进入了“大跃进”时代！如今，一些科技粉由于不懂逻辑，喜欢把科学家的思想等同于科学，把自己的偶像当成真理的化身，当成判断事物的好坏的最高标准，是不可批的神。把权威当真理，不敢越雷池一步，从而使真理越来越少。如果有人指出权威的不足甚至错误，就会招来滔天的辱骂。帮派人情第一，逻辑真理第二，人情压倒了真理。这些粉丝比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人还愚。
三，以真理崇拜的批判性思维取代权威崇拜的帮派思维
每文说：逻辑推崇人的理性，必然崇拜真理而反对权威崇拜！1901年爱因斯坦说：“进入人们头脑中的权威是真理的最大敌人。”基督教文化以崇拜上帝（即真理）代替了对个人的崇拜，这样，任何人的权威性都可以被质疑、被批判。基督教反对跪拜父母的灵魂牌位。华人的堂屋一直挂着“天地君亲师”的神龛牌位，供全家人每天烧香敬拜。崇拜天地（畏天命），崇拜父母，崇拜君王，崇拜儿孙（亲亲为大），崇拜官员（畏大人），崇拜导师（畏圣人之言），全是各式各样的偶像崇拜，华人心思全部用在人际关系上。这种原始的偶像崇拜几乎成了华人集体无意识。
西方也有圣人崇拜，那是上帝崇拜之下的圣人崇拜，中世纪的基督教会以扫巫运动排除了巫术的捣乱。那些被崇拜的圣人依然是罪人，绝不像中国人把孔子、老子看成天神一般的完美而容不得批评。南非曼德拉在监狱的时候就说：“圣人就是不断努力尝试改变自我的罪人”。1995年昂山素姬说：“圣人就是不断努力的罪人。”曼德拉、昂山素季有这样的认识，是他们深受基督教文化熏陶的结果。
犹太基督教第一次把人类从巫术迷信的的偶像崇拜中解放出来。旧约《圣经》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戒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可是，古代的犹太人依然违反摩西的规定而多次崇拜偶像。所以，《圣经》承认犹太人的祖先有罪并反对包庇祖先的罪恶：旧约《尼希米记》9.2：“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耶利米书》14:20，“耶和华阿，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以色列人承认祖先有罪，不断地悔改，成了最爱读书最聪明的民族。犹太人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仅占0.2%，不过1600万，犹太人占诺贝尔奖的35%。爱因斯坦曾这样评价犹太人：“为知识而追求知识，几乎狂热地酷愛正义，以及要求个人独立的愿望——这些都是犹太人传统的特征”（《爱因斯坦论犹太人问题》许良英等译）。犹太人的优点都与拒绝偶像崇拜有着天然不可分割的联系：倘若没有祛除偶像崇拜的能力，如何可能为知识而追求知识？如果没有对偶像崇拜的免疫力，如何能酷爱正义？如果心中有亦步亦趋的偶像，哪里还会有个人的独立？
有人鼓吹：“祖宗无罪，罪在我辈”。这完全是胡说！圣经说：人人皆罪人，祖宗怎能幸免？我们祖宗是有罪的，如：秦始皇、黄巢等华人的祖宗难道无罪？有出息民族都敢于否定祖宗，西方国家因为圣经的影响在不断揭开历史真相，在不断反省自己祖宗的错误中进步！唯有国人在歌颂祖宗中不断地衰落。我们因为谎言大王孔子（“三讳”）的影响在不断地掩盖历史错误中而衰败下去。汉语有一句俗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这样的酱缸文化，只能象索多玛一样的灭亡。每个民族都有荒唐的时候，关键不在于你这个民族会不会犯错，而在于你懂不懂反省。你能不能真诚面对自己的错误，大声地对人类（或上帝）说对不起。一个不懂得反省的民族注定被历史淘汰，注定会成为世界的笑话……
现代人有句名言“不自由，毋宁死”。个人如果失去了自由，也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而自由之思想，源于独立之精神。独立之精神源于人的独立思考能力。爱因斯坦指出：“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人。”“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爱因斯坦所说的独立思考就是逻辑思维，因为只有逻辑思维才有独立的品性，才有批判精神。
批判精神包括独立思考的精神、反思质疑的精神和开放兼容的精神。独立思考的精神要求人们理性自主，不能偷懒，不能依赖现成的答案、生搬硬套、人云亦云。反思质疑的精神要求审查出自己所知的缺陷。开放兼容的精神就是拓宽视野并突破自己的局限性。
批判性思维是具有批判精神的思维，它和“人云亦云”的盲从性思维相对立，是人类思维的高级阶段。在批判性思维阶段，人们可以在各种观点之间，通过分析、取证、推理等方式，作出判断，得出哪一种观点更有说服力。它有两个特征：第一，善于质疑和提问，而不是无条件地接受权威的结论；第二，能用有说服力的论证和推理给出解释和判断，包括新的、与众不同的解释和判断。批判的原则是：对批判的对象要实现宽容原则，即对所批判的对象要透彻、准确、公平（与之相对是曲解、误解、一知半解）的了解；批判的标准是中立的，即以无争议的或绝大多数人都同意的准则来作为评判的标准，如逻辑准则、科学准则、法律准则、道德准则等。
张双南说，“科学的进步和创新离不开质疑。”从牛顿的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每一个重大科学理论的诞生都不是自然演化出来的，而是伴随着新理论对旧理论的质疑和批判。但在中国科技界缺乏质疑的习惯，因为大家怕“伤和气”。这样“一团和气”的结果就是：在科研领域，很多原创思想都是外国人提出来的，中国人则负责实现它。张双南说：“没有质疑，科学精神无从谈起。没有科学精神，就不会有创新。没有创新的文化不会成为先进的文化。”可见，批判精神是十分重要的，不批判就无法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就无法寻找到真理之所在。
逻辑精神就是批判精神，逻辑不断地清理知识仓库里的赝品，助你理顺知识碎片，使你的知识系统化。如果你不懂逻辑，在积累知识过程中难免积累赝品，这些赝品就会像病毒一样让你的大脑（电脑）死机，使你成为圣人之刍狗或走狗。可见，逻辑思维是破除偶像崇拜的法宝，可以使我们不拜权威，不把古人视为真理的化身，不阿Q般的夜郎自大，正视“兴亡百姓苦”的历史事实，避免胡搅蛮缠的强强盗思维模式。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劣根性。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儒粉说：“秦始皇反过孔子，秦始皇坏，所以孔子好。”这就是巨婴逻辑——“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典型的立场定是非。事实上，两人打架，可能都是坏蛋；凭什么说孔子好？由于传统粉们无逻辑，任何新思想都会被他们扼杀。他们认为：批判中国的圣人就是无理，违反了孔子的“畏圣人”的教导。他们是思想上的懒虫，连台湾、韩国的去中国化都看不见，还在吹嘘东亚尽是儒。
当然，强调批判精神而把“人人有权批评”当作了无条件的绝对原则是不准确的。“人人有权批评政治”是成立的！因为公民是国家的主人，主人当然有权批评国家的政治！但在非政治领域，“人人有权批评”是有条件的，或者你是当事人或者你有了批评所需要的知识水平。譬如：批评中医，批评者可能不具备中医知识，但他作为消费者，是有权批评的。当然，批评者靠的是逻辑说服力而不是依靠权力或暴力迫使他人屈服，这就得让自己下苦功夫学习系列知识和逻辑学，从而能胜任批评，把话尽量说准、说对。否则，你就是浪费他人或读者的时间。
我们应宣传：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造物主赋予，而不是祖先的产物，因为祖先的生命也是造物主所造。回到起点，就是回到人性与人权这个起点来重塑中国当代文化价值取向。现代伟大的数学家陈省身是美籍华人，他认为，真理高于故国，爱真理高于爱国家、爱故乡；所以，他抛弃华人“落叶归根、魂归故里”的巫术传统，主张灵魂回归真理的故乡。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让人递过纸笔，写下：“我马上要到希腊去报到了。”希腊是数学的故乡，数学家死后都会去希腊重新集结，继续真理的征程。陈省身超越了民族主义的狭隘，真正理解了真理无国界。这就是说明：科学没有民族性，企图以“特色、国学”与文明世界的普世科学相抗衡是夜郎自大的帮派主义，只会阻碍科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