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辩证思维模式的本质就是双重标准：对自己人百般袒护，对非自己人百般挑剔甚至打击；实质上是弱肉强食的动物思维模式。
有一位北大教授，说美国限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以维持其福利不被分享是不道德的；接下来讲到中国问题，就说中国现在还不能开放城市户籍，否则农民会把大城市就会被搞得一团糟。他违背了逻辑的同一律，搞了辩证法的双重标准。这种双重标准是辩证法的特征。
逻辑的同一律思维要求人脑思维不能自相矛盾，其不矛盾律在逻辑学里表示为“A不是非A”。而黑格尔的辩证法主张“A是A又不是A”；马肯定了黑格尔的意见，他在资本论序言中说：“辩证法是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即“是”）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不是”）。”也就是说，搞双重标准思维合情合理。
《资本论》里讲了很多有关机器生产的坏话。如，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社会化生产是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是物对人的统治，是产品对产品生产者（劳动者）的统治。机器运转太快，工人跟不上机器运行的速度，精疲力尽。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丧失了人的自主性，机器将工人变成只能机械地地操作的工具，工人成了资本家的奴隶。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仍然要使用大机器生产。于是，人们要问：在机器生产的情况下，不是依然存在所谓的“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物对人的统治”和“产品对产品生产者的统治”吗？可是，在马的笔下，共产主义社会里的机器大生产是人的解放，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上午劳动（工作），下午打猎（体育休闲），晚上批判（科研文化活动）；而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则是人奴役人。显然，马克思对不同时代的同样类型的大机器生产采用了双重评判标准。
2.唯物辩证法号称全面看问题，到处一分为二，否定同一标准而搞多重标准。
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就是遵守逻辑的同一律。然而，每个人的负担不同，若按同一尺度分配收入，必然造成贫富不均。所以，“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可见，马反对“使用同一尺度”来衡量不同的人，也就是反对一视同仁；主张权利“应当是不平等的”，要因人而异搞多重标准。
儒家是以双重标准的阴阳辩证法的等级主义的服从为原则，因而儒家文化区的文人就很容易接受唯物辩证法的等级制的阶级斗争说。在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里，不同阶级享有不同的权利——无产阶级享有领导的特权，阶级敌人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奴隶。这种阶级等级制思想就是源于马克思。马克思认为：按劳分配的原则是资产阶级法权，所以，要求限制按劳分配，逐步过度到按需分配——实际上就是军事等级制下的同一等级内的平均主义。延安的按需分配就是按照军事等级来分配消费品，哪里有人人平等？王实味批评延安的这种等级制，结果被砍了脑袋。大跃进时期老百姓在集体食堂吃大锅饭，结果数千万农民饿死。1966年的“5.16”通知，中共把“自由平等博爱”彻底批臭，至今积重难返。
在《哥达纲领批判》指责“哥达纲领禁止儿童劳动”！马发出怪论“普遍禁止儿童劳动是同大工业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这是空洞的虔诚的愿望。”可见，马克思允许甚至提倡童工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指责哥达纲领“由国家实行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反对义务教育和免费教育。马克思质问道：“平等的国民教育？他们怎样理解这句话呢？是不是以为在现代社会中(而所谈到的只能是现代社会)教育对一切阶级都可以是平等的呢？或者是要求用强制的方式使上层阶级也降到国民学校这种很低的教育水平，即降到仅仅适合于雇佣工人甚至农民的经济状况的教育水平呢？”可见，马克思反对教育平等。
马在凡是涉及到权利或自由的地方，除了嘲讽外，什么都没有，他对人权根本没有概念。在《共产党宣言》（中文版）连标题在内的19624个字中，没有“人权”和“人人平等”等词。马克思评论法国1789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时说：这“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权利，即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个人权”。在《资本论》里他说：自由平等就是资本家自由地发财、自由地雇佣工人，只对资本家有利。在《资本论》第一卷第324页说：“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马克思在中、晚年几乎没有自由方面的正面论述！这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缺乏自由平等的人权因子！
三，辩证法崇拜谎言与暴力
谎言与暴力是一切黑帮的特征，很像病毒的特征一样。病毒未找到宿主前，它就装死（耍阴谋）；一旦它贴上宿主细胞，就打洞侵入进去，鸠占鹊巢，直到杀死了宿主细胞还要掠夺宿主的物资（暴力掠夺）。病毒虽然不会说谎，但它装死就像辩证法为自己的帮派说谎是一回事。
唯物主义说：“意识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象”。这样的定义，人脑就被说成了照相机。人脑不是镜子，不可能将客观事物原封不动地反照、反射出去。客观世界并没有是非善恶，但意识中却有，使用“映象”是无法解释这些的。把意识说成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或“映象”，就抹煞了意识的独立性、主动性、选择性和加工性，实际上是为制造“社会存在决社会意识”以及“存在就是合理的”埋下伏笔。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必然导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诡辩，从而共产主义的假丑恶提供了遮羞布。
马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不是人们的意志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也就是说：有何种社会存在就会有何种意识，意识只能被动地服从“存在”，并由它来决定。如果真象马设想的：先有存在，后有意识；而意识始终由存在来决定，必然滞后于存在，超前意识不可能出现。这就否定了思想自由或超前意识。这一理论不能解释一切非自然之物（原不存在的东西）的由来。人类的祖先住在天然的洞穴中，没有房屋，更没高楼大厦；何以会产生盖房屋的意识？并且在盖房的意识的指挥下行动，尔后才有了茅棚、土屋。因此也可以说：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存在。鼓吹“存在决定意识”，必然取消了人的独立性，个人独立性的丧失必然导致阶级性和奴性的泛滥，导致疾风暴雨式的阶级决斗。
马认为：有权能使鬼推磨，有权能使神下跪。“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的支配的”即不存在着个人的思想自由。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马恩全集》第3卷第52页）。既然人的精神活动可以被纳入到冷冰冰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中，那么在“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必将大规模侵入“精神生产资料的生产”，也就是说，作为功利性的精神产品，必然带有功利性，就不可能中立、客观。不客观就是主观，主观就是非科学，非科学必然祭拜谎言。
马由此推导出一个坚定的目标，这就是革命阶级为了使自己获得统治地位，必须夺取政权：“每一个力图取得自己统治的阶级，如果它的统治就像无产阶级的统治那样，预定要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马恩全集》第3卷第38页）。
请注意，“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说成”就是指鹿为马，以此考察他人是否顺从，然后对不从者大开杀戒——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随心所欲地伪造和掩盖历史，随心所欲地伪造和掩盖现实，“说成”的统治方略必然导致“假大空”的谎言盛行。
既然“有权能使神下跪”。掌权者支配着物质和精神，这样，就没有任何相反力量制约和监督，它如入无人之境，横冲直撞，野蛮而残忍……中国的专制社会文字狱密布，朱元璋杀了数万读书人，雍正、乾隆制造了无数的文字狱，死者延颈相望。可与赤潮的文字狱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自叹弗如。胡风冤案共牵连130万无辜之人。“反右”运动，将500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予以不同等级的惩处。《刘志丹》小说冤案，6万多人受害，许多人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