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因为无产阶级即穷人是东方社会的大多数。为大多利数人谋利益，这个高大上的口号麻醉了多少人，让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希特勒唱着这种高调而一呼百应，赤祸更是在这种高调下席卷全球。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后来干脆上升到国家利益、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就成为更加不可动摇的威摄芸芸众生的真理。可是，在这口号的掩盖下的真相是，广大人民的利益都成了权贵的韭菜，任由他们收割挥霍。
一，两种社会制度
社会制度是人们为了能共同生活而遵守的法令。建立制度，人们必须首先明确：国家权力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
个人主义的回答是：国家权力是有限的，它受到不可剥夺的人权的限制，政府只能制定不侵犯人权的法律。在崇尚个人主义的制度下，任何人都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通过一项法律以结束他人的生命；如果有人这样做了，那么他们就侵犯了保护生存权的宪法，必将受到惩罚。
集体主义的回答是：国家权力是无限的，国家可任意制定法律并强加于任何人。在奉行集体主义的制度下，只要有利可图，任何人多势众的群体（或任何自称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党）完全可以通过一项法律来结束某个人（或任何少数群体）的生命。个人的生存权利在那里是得不到承认的。
这样，人类社会就存在两种制度。在崇尚个人主义的制度下，杀人是非法的，而保护自己是完全合法的；法律站在个人权利一边，法律代表的是正义的道德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权利。在奉行集体主义的第二种制度下，人多势众的一方杀人是合法的，而自卫却是非法的；法律站在多数人的一边，法律代表的是邪恶的、反道德原则，“多数人”可以为所欲为（打砸抢烧），只要他们能在数量上占上风。人们需要拉帮结派，谁的帮派最大，谁就拥有所有的权利而成为具有绝对权力的主人，而失败者（少数派）没有任何权利而成了孤苦无助的奴隶。
美国可以作为第一种制度的典型例子，《独立宣言》就是维护“人人平等”的权利。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说：“美国所有的乡镇和县都建立在同一个信念之上，这个信念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唯一而且最好的裁判员。因此，社会无权干涉或控制任何个人的行为，除非这个人的行为侵害了公共利益或者公共利益要求他必须配合社会。美国社会有强大的自治传统，民众都习惯于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留给政府的那部分权力既弱小又受到很多限制，政府既要接受民众的监督，又要牢记权力来自于民众因而又必须服从民主原则。这种自治的习惯和审慎自律的国民性，让美国人在面对民主生活时，能够保持充分的理性和推理能力，而这些政治能力是民主生活必不可少的文化基础。这种能力让他们知道，如果你能够随意剥夺别人的权利，那么意味着你的权利也会随时丧失。”
苏联和纳粹德国是第二种制度的见证。在苏联，数百万农民或“富农”被依法消灭，列宁斯大林的理由是：“富农”和农民都是反动的，消灭他们有益于大多数人。在纳粹德国，数百万犹太人被依法消灭了，纳粹集团认为：这样做有益于大多数德国人。
二，“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忽悠人的
“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用来欺骗人类的最荒谬的口号之一。马克思的“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是纯粹集体主义教条。这句口号没有明确的意义，它只能用来为那些最邪恶的行为狡辩。这里面的“利益”无法定义，只能说是有利于最多数人的东西。那么，在具体的情况下，谁来决定什么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呢？当然是极少数党头。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说：“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请问：“无产阶级”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要求否定私有财产”的？马的无产阶级是指的工业社会的除劳动力外而一无所有的穷人。这个群体非常庞杂，其阶级的意志的表达是个很复杂的过程，不能由党头说了算。或者由全体无产者投票公决；或者经由基层逐级选举，最后由选举产生的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决议——还远远不够，还须召开全世界无产阶级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决议。“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经过这些程序吗？没有。没有合法程序，马不过是假冒“无产阶级”的名号而已。
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根本利益”指的是垄断政权，你当了皇帝别人就无法当，你还对那些想当皇帝的人诛九族。可见，垄断政权必然造成利益对立和你死我活。马的“根本利益对立论”，说明他一开始就是反对轮流坐庄的民主制而要搞垄断政权的专制制度。无产阶级专政，专政的英文dictatorship，就是独裁的意思。可见，马不过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搞专制独裁而已，他把第一国际的异议者全部开除。马克思在伦敦期间还把他的同志们出卖给警方；他每提供一条消息，就获得25元的奖赏，马克思搞得就是借刀杀人。“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不过是屠杀他人的借口而已。马恩曾批评：巴黎公社的革命者以“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屠杀反对派太心慈手软了，杀得太少。
如果你认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道德的，那么你一定也会赞同：51%的人奴役了另外49%的人；十个人中，有九个饥饿的人以另外一个伙伴的肉为食（成吉思汗的蒙古战士就实践过）。又如：在茫茫大海上的一只船上有3个人，他们水尽粮绝、饥寒交迫，当他们投票决定吃掉一个人（即“少数”）之后，“多数”也就不存在了。这种投票吃人的“多数原则”是弱肉强食的阴谋，与“人人平等”的多数原则无关，是专制而不是民主。可见，“保护少数”是民主的一个底线，这条底线的本质就是保护每一个人的人权。突破了这条底线，民主就荡然无存了。
“保护少数”是基于“人人平等”的原则对任何人的权利给予平等地保护，政府在为多数人谋福利的时候，必须以保护人权为前提，多数人的“利益”不能以少数人的牺牲为代价，也不能以多数人的牺牲为代价，不能把他人利益当韭菜一样地来收割。只有尊重个人的权利，只有当每个人都能为了自己而自由地生活时——不必为了自己而牺牲他人，也不必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人们才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根据自己的选择，实现最大的利益。只有把这种个人努力汇合在一起，人们才能实现广泛的社会利益。所以，文明的提法是：每个人通过自己自由的努力获得最大的利益。
三，功利主义要不得
中国人几乎都是功利主义者。他们从人的自私性出发，认为“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成了谋取“血缘集团”的可用可弃的工具，无视与生俱来的的人权，把赔钱的残疾儿和女婴抛弃甚至杀害，践踏了“人是目的”的人权价值观。
中国的统治者更是彻头彻尾践踏人权的功利主义者，他们把臣民变成唯利是图的工具而任其奴役和驱使，每一个活生生的人都变成营营嗡嗡的工蜂，为国家利益添砖加瓦不停干活纳税，任由皇帝挥霍。秦始皇的“富国强兵”就是。毛搞计划经济也是功利主义，它让国家利益压倒一切，也就为剥夺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提供了借口。改革开放后发展市场经济，也是功利主义的。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句功利主义的口号；它的最大问题是：作为唯一的执政党，“最广大人民”之外的少数人，就有理由不代表不保护吗？如果消灭人口中5%的坏分子，经过20次的屠杀，就把全国每家每户都杀了一遍。
功利主义哲学源于200多年前的英国。它评价任何事情的标准都是后果主义的，只要我的目标是好的，就可以不择手段。比如说，假定社会中有几个长相奇丑无比的人，绝大多数人不喜欢他们，那么，按照功利主义的标准，杀掉他们就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利益”的名义践踏人权的例子不胜枚举。
功利主义会导致社会的腐败堕落。如果为了经济增长或权力稳定而限制言论自由，必然导致媒体人借机谋取私利，导致腐败丛生。因为：功利主义就是“有奶便是娘”；谁有奶就跟谁；谁的奶水足，就是谁的孩子，这样的人岂能不腐败？同样，否定司法的独立性，法官就不会有职业道德，也必然导致司法腐败。理由很简单，法官不独立，按照上级的旨意断案，岂能自己承担责任？无法承担责任的法官是不可能有职业道德的，没有职业道德必然腐败，而法官的腐败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最后的正义底线的失守即全社会都堕落了，成了病毒互害社会。
功利主义认为：民主制度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即“富强”目标的实现？如果有利于“富强”就是好的、可以用；不利于“富强”就是坏的，就抛弃它。他们常用南非的例子证明民主是不可取的，因为南非的民主制度并没有带来经济繁荣。但从个体的自由主义的观点看，民主不仅仅是手段，也是目的。因为民主是人们行使自己权利的一种方式，民主关乎国家权力的正当性问题。
邓小平说，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姓资姓社”的争论，不要再争了，判断的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这就是功利主义标准。既然以经济发展即“富强”为标准，中南海就可以把民营企业收归国有，因为任何情况下，有些人总能找到理由说民营企业不利于经济发展。可见，功利主义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
与功利主义相对立的是正义标准，可称之为权利主义或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一些与生俱来的自由或权利，这些自由或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能被福利或物质利益所压倒。正义既不允许为了一些人享有更大的利益而剥夺另外一些人的自由，也不允许为了达到利益最大化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我们应该认识到，自由表达、自由创新、自由创业、自由交易是人类的基本权利，政府不可以任何其他的理由剥夺它们。市场不仅仅是GDP增长的工具，也是人类实现自我价值和尊严的途径。只有以人权为基础，市场经济的民主文明自然就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