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文提要：中日两国的重大差距是——日本善于吸收他国精华成了文明国；中国善于吸收他国糟粕而成了病毒国。
一，当日本学习西方的时候，中国正处在野蛮的满清时代
18世纪，日本开始了学习西方文明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而同时期的中国仍陶醉于“天朝上国”之中。这使得中国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直接导致了两国的不同命运。
1754年日本医生山胁东洋首次负责解剖被处死的罪人的身体，日本首次证实了兰书的正确性，在日本医学界引起轰动，导致兰学大盛。许多人偷偷地弄到中译的传教士著作，甚至借用利玛窦关于基督教优于儒教的理论，来论证其神道优于儒教的学说，公开主张日本要向各种文化学习。
1774年杉田玄白翻译的《解体新书》的出版，纠正了汉医的错误，推动日本医学彻底摆脱了汉医学的纠缠，日本医学水平往前跨出了一大步，在社会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打破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崇拜观，确立了西洋文明崇拜观；致力于兰学学习的人群队伍越来越壮大，甚至农民和村民等下层民众都拥有了学习场所——寺子屋（TERAKOYA）。寺子屋的老师由醉心于西学的武士或医生们担任，学习西方文明的热潮在日本全国急速扩散。而同时期的中国仍陶醉于“天朝意象”之中，使得两国在西化的启动阶段就存在一个不小的“时间差”，直接导致了两国不同命运。
中国自周初至清末盛行家奴制。买来的奴隶称为奴婢，主人有随意使唤、打骂转卖以至转赠之权；如无力赎身，则世代为奴。统治者根本没有保护国民人身权的概念，民众因犯罪与债务沦为奴隶者比比皆是。清朝各帝三令五申，主子对奴才可以任意殴打、赠送或出卖。奴才无处逃避，因不堪痛苦，往往饮恨自尽；仅康熙一朝，报部自尽者，每年即达2000人。《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云：“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是面目愚蠢、装饰恶劣的民族；而使面容变丑的剃发不能不说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了蠢笨、冷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惧的奴隶态度，他们的活力被束缚，他们的希望和精神被压抑被摧毁”。
从1760年代开始，各地不断发生农民起义，先后爆发了贵州苗民起义（1795）、白莲教大起义（1796-1804）、博罗天地会起义（1802）和箱工起义（1813），等等。在白莲教大起义这上10年的时间里，全中国损失了1亿1千万的人口。郑板桥的《逃荒行》反映了乾隆时代的社会悲惨画面： 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长路迂以远，关山杂豺虎。……嗟予皮发焦，骨断折腰臂。见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道旁见弃婴，怜拾正担釜。卖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身安心转悲，天南渺何许。万事不可言，临风泪如注。
二，脱亚入欧的思想福泽谕吉
当19世纪日本脱亚入欧的时候，中国由于太平天国造成混战使中国丧失了2亿人口，因此中国的上层呼吁用孔孟之道收拾人心抵制西方文化的影响，目的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以防止造反。以至于康有为的变法也只能打着继承孔子思想的旗帜。日本由于社会平稳，所以出现彻底抛弃孔孟之道的脱亚入欧的思想。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正式开始了学习西方的新政。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又出现了福泽谕吉（1834-1901）等思想家。福泽谕吉没有赫赫之战功，只是一介书生，其身穿和服的肖像印在一万日元的钞票上，成了日本的大英雄。
福泽谕吉1834年生在一个下层武士家，从小就善于动手制作和改善器物，19岁离开故乡赴长崎学习炮术，之后又转到大阪钻研物理和医学；24岁改学英语。1860年25岁的福泽随幕府官员乘船访问美国，到美国惊奇地发现美国居然有“女尊男卑”的现象；美国总统的子女居然和普通人一样生活。1862年27岁的福泽又随幕府使节赴欧，在巴黎考察了医院、银行、邮政、兵制、议会等，深感日本的制度非变不可，同时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他讽刺中国是“不擅变革之国，一两千年只知固守古人之言而根本不知随机应变，妄自尊大之风盛行……”。1865年32岁又随幕府使节赴美，这三次出国使他亲自体验欧美文明。
福泽谕吉秉持着古希腊知识分子的非功利的欲望。他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在日本新旧政权转换时期，他既不尊崇德川幕府，又不特别亲近新的维新政权。他一直以报人和教育家的身份出现。当时的明治维新政府“三顾茅庐”招请他入阁，但他坚持拒绝进入仕途，坚持自己的”平民身份”，捍卫他的学术独立和自由精神，避免他的教育立场受到官场和政府的牵制。他说，如果因为理想而变得贫困，那就在贫穷中生活，如果因此而变得富有，那就把钱随心所欲地花掉。他还宣称他只按自己的原则做事，其余则笑骂由人，自己不喜不悲。福泽谕吉如果当时生在大清国，恐怕早就被“推到菜市口问斩”了。
1858年福泽谕吉创办了庆应义塾，这所学校不再传授汉学经典，主要教授英语和商科，培养实用人才，许多毕业生被三菱公司聘用，为日本现代化起了极大作用。直到1890年才得到日本政府的正式承认，成了“庆应义塾大学”，这个时期长达32年，很难相信有人会这样不被官方承认，却长期地坚持办学。这是日本第一所符合现代文明要求的大学。今天，她与早稻田大学一起，称为日本的”私学双雄”，影响力仅次于国立的东京大学，培养出了日本大量的人才，包括多名日本首相如小泉等政要在内，更多的是日本的企业界领袖人才。
福泽谕吉开创了日本的“文明启蒙教育”，让日本从儒教的愚昧文化中爬了出来，走上了尊重事实、人格平等、追求真理和智慧的现代文明之路。福泽谕吉于1866至1870年间，出版了三卷《西洋情事》，在日本首次介绍西洋文明（如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造成日本巨大轰动。福泽认为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不在于获取先进的技术，而在于改变政治形态，使全体人民获得精神和思想上的解放。把人从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主要意味着两点：
一是人心的解放，即人的“智德”的进步。这“智德”的进步，实际上便是文明开化即掌握普世价值。他在《自传》中写道：“将东洋的儒教主义和西洋的文明主义比较一下来看，东洋缺乏的东西有二，在有形的方面是数理学，在无形的方面是独立心”。“智”就是指“数理学”，“德”则是指“独立心”，这两点构成西方文明的本质——科学理性和人道主义。这两点，恰恰就是西方文明的特征。
二是人欲的解放，以人欲的扩张为文明发展的动力。他说：“只有人欲才是文明开化的元素，其欲愈多，心之动亦愈多；其欲愈大，其志亦愈大”。这种人欲就是浮士德式的不断追求的精神，不可遏止的生命意志的冲动。而“人欲的解放”，则要靠“殖产兴业”。“西化”因势利导，这样扩张开来，就从“一身独立”，发展为“一国独立”。大学教育应培养人的独立精神，独立精神是不能靠政府命令得到的。在公私关系上，他强调了“私益是公益的基础”，这就把国家主义的理想放在了个人主义的基础上。
福泽谕吉1872至1876年间出版17卷的《劝学篇》，造成了全国轰动，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在印刷不发达的情况下，那时的日本人竟然差不多人手一本《劝学篇》。1872年福泽谕吉发表了《劝学篇》里的第一篇单行本《学问的旨趣》，全文开宗明义提出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名言，批判了中国的专制儒学，认为文明的关键是个人的自由和独立，“个人自由则一家自由，一家自由则国家自由，天下自由”；“个人独立则一家独立，一家独立则国家独立，天下独立”。很多人因受这部书的启导，恍然大悟个人的尊严，能在独立自由的新天地间，获得精神的解放。他不仅是“个人自由和独立”理论的提出者，而且还是积极的实践者，明治33年，日本朝廷特旨嘉奖，赏金币五万元。他把这笔款项，悉数转赠教育基金。他坚守独立自由的精神，可见一斑。
在之后的第二、三篇《论人与人平等》和《论国与国平等》里，福泽谕吉平等的意思才开始和英美自由主义传统合流，比如“人权平等”被定义为“人的基本权利是完全平等，所谓基本权利，就是人人重视其生命、维护其财产和珍视名誉”。针对彼时日本人个人权利意识薄弱，在政府与个人的关系认知上存在的弊端，福泽苦口婆心地说道“假如个人的自由遭到妨害，则政府官吏亦不足惧”，这话现如今听起来不算什么，但在当时长期奴性，听到政府就腿脚发软的日本人听起来，无异于在教唆民众去犯“颠覆国家政权罪”。
福泽谕吉等学者于1873年6月，组织了启蒙学术团体“明六社”，要“以卓识高论，唤醒愚氓”。明六社因建社的1873年是明治6年而得名。明六社从1874年3月起发行《明六杂志》，共发表论文百余篇，思想新颖，颇受社会欢迎。社员还译了20余部著作，介绍民主科学思想。明六社还每月在筑地“精养轩”举行讲演会两次，听众很多。其中的一位青年植木枝盛(1857—1892)后来就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家。1874年起，自由民权运动激烈，明治政府进行镇压。1875《明六杂志》停刊，明六社也被迫解散。
1875年福泽在其所著《文明论概略》中阐释了人权平等的精义，他认为“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他告诫日本人：苛政之下有暴民，良政只在西方的公民法治社会，而不是在儒家的圣人道德那里；日本落后于西方国家，“全在儒学教育之罪”。福泽提出要全面学习西洋文明即“全盘西化”，包括医学、金融、邮政、军事、选举、议会等。他说：“追求欧洲文明，要先难后易，首先改革人心，接下来改变政令，最终达成有形的物质层面的改变。”也就是说，一个民族要崛起，需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看是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中国从1840年以来就走捷径，不搞文化、政治改革，只搞花架子的经济改革，结果是全民腐败，陷入了绝境。
1882年福泽创办了《时事新报》。他主张论事以逻辑规则为准绳，言道德则以“人人平等”独立自尊为立身行事的基本，积极开展启蒙运动。福泽从受儒学影响的中、朝、日三国，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已远远落后西方这一事实出发，得出儒学已经破产的结论。他认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学就是“事君”，“三纲五常”只在特定条件下偶然形成，并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儒家的体制是个宗法家族体制，只会造成腐朽的裙带政治，没有制衡体系，结果就是专制。孔子完全为他的时代和社会经验局限，结果他的学说虽然代代相传，但永远只能基于治与被治的固定模式上，并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文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类知识的进步其实是独立于儒学而发展的。
孔学基于治与被治的专制模式上，未析透人的本性，并非万世不易的教义，大半掺杂了政论而贬低了哲学价值。而尊孔者，亟亟于求官从政，求之不得，就惶惶然如丧家犬。对此，福泽叹曰：我真为圣人感到可耻！从权力制衡上来看，福泽认为在汉儒理论影响下，“把至尊地位和最高权力合而为一，以统治人民，左右着人心的方向。在这种政治统治下的人民必然偏执，胸怀狭窄，头脑单纯”。福泽反复说明：日本人的“虚假”落后的一面正是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日本要实现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就必须摆脱儒家文明，全盘学习西方文明。
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一文，全面地阐述了“脱亚入欧”的主张：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是未开化的野蛮国家，“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应即可。与坏朋友亲近的人也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洲东方的坏朋友。”日本要专心和欧洲的“好朋友”交往，把日本人改造成像黄皮白心的香蕉那样、具有白种人灵魂的黄种人。“脱亚入欧”口号一经提出，便被日本政府奉为圭臬，成为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列岛上下喊得最响亮的口号。他的思想使促使了日本举国上下同心学习西洋文明，让日本人放弃了“东洋道德，西洋技术”的错误观点，使日本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戊戌维新失败后，张之洞在《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夜郎自大“中学”口号。因为科学无国界，学问岂能用国家来划分？福泽不赞成“中学”“西学”的提法，认为你中国人学到手了就成了你中国的学，何必计较是谁的呢。如果不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那么把中国导向文明就是一场空话。福泽于1899年初版的《自传》中认为，中国要走向文明，必须推翻清政府，否则，再来100个李鸿章也无济于事，预言了辛亥革命的合理性。
福泽谕吉的维新启蒙教育开展30多年后，1894年，日本就轻易击败了傲慢自大的大清国，大清无敌舰队一触即溃。日本的强大，其实就是教育的成功，是日本人素质提升的结果，这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日本政府通过这次决定性的战争，深深地感受到了“新教育”的好处，更坚定了“脱亚入欧”之路；甲午海战后大清国的赔款，日本全部用于日本公立中小学的建设，而不是用于“三公消费”。甲午战后10年，它又击败了“西方列强”俄国。第一次作为东方民族，居然击败了西方民族，这是难以想象的结果。此战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震动，让西方人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
1893年日本人对自己传统上的排外、无知、自我陶醉、偏执等“岛国根性”进行了尖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1945年日本败战后，再次认真向美国学习，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将军国主义的日本改造成为民主主义的经济大国。在福泽谕吉身后百年，又一位日裔思想家福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于1992年写下《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类》，在书里他也认为，由于人类追求平等的内心动力，最终都会把不同文化的社会，推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所以人类最后的历史，一定是自由民主的历史，而当人类都获得了平等的认可，历史也就终结了。福泽谕吉西化思想后继有人！康有为、张之洞的儒化思想也是后继有人，目前中国兴起的国学热就是明证。只可惜，他们与文明化的潮流背道而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