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道德底线？
底线是最低的限度，终极的忍受程度，超越该界线就会遭打击。体育运动中，超越底线就判你失误，对手得分或获得发球权。
道德底线指的是人们应该遵循的社会公德的最低警戒线，即对人的最低道德要求。道德底线是守卫人的最基本的尊严、良知的最低防线，是做人应该遵守的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或做人的最基本的良知），是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的分水岭，是人在最坏的情况下也拒绝做坏事的标准，是使人不至于堕落为野兽的最后防线。道德底线也称为绝对道德即做人的最低道德标准，是绝对不能践踏的。由于道德底线被多数人所接受，也叫普世道德。
普世道德的基本原则是：人是目的，每个人都应得到人道的对待。康德认为，世上的一切都不过是工具或手段；人才是唯一的目的；人的生命不能成为集体或个人生存下去的手段，而“用我们的血和肉筑成新长城”就是把人当手段而没有当目的。人的生命是平等的，不能因为性别、穷富、智愚、康残等原因而受到伤害或者剥夺。由“人是目的”可以推出的四条禁止性规则：“不可谋杀人、不可偷盗抢劫、不可撒谎、不可奸淫”。这套规则是人之为人的最起码条件，是每个人都应遵守的。它还要求政府来制裁犯规者，例如，亲人被杀后，不可直接复仇，绝不能学扣扣复仇杀人；即便你抓到了凶手，不能亲手杀死他，而应将惩罚凶手的权力交给国家。
西方自古强调道德底线。希腊悲剧《安提戈涅》强调宙斯立的自然法永恒不变，这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就是绝对道德，以后希腊人又信仰了基督教的绝对道德。犹太-基督教的绝对道德观是：善恶标准独立于人的态度之外，其绝对性是逻辑的同一律推理的结果——如果一个行为是好（坏）的，那在同一情境下，这个行为对任何人都是好（坏）的。这就是普世道德。绝不像儒家以《春秋》决狱，“原其心（动机）论其罪”，“因人而异”而搞多重标准的。绝对道德是基本的人格底线，它由一些最基本而且最可践行的戒律组成。十诫规定：不谋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欺负弱者、不做伪证、不拜偶像、不信外神（只信惟一的上帝）、不称上帝之名、遵行安息日、孝敬父母。全部十诫都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所以，又叫上帝的绝对命令。历史证明，犹太教的道德是人类史上的普世道德；十诫里说“不要谋杀（Do not murder）”，而不是“不要杀人（Do not kill）”。不道德的杀人是谋杀。犹太基督教相信杀人可以是道德的，如自卫、保护其它无辜的人、处决谋杀犯；杀人也可以是不道德的如：谋杀无辜的人、侵略战争、恐怖主义，等等。
总之：道德底线是文明的门槛，无道德底线的社会就是病毒社会，是难以文明的。所以，每个社会都应该有道德底线，才能防止集体性的犯罪（如哄抢）与无意识地全面堕落。道德底线要求人们谴责并反抗伤天害理的事。华夏几千年来一代代的重复那些灭绝人性的事，如吃人（黄帝、大禹、刘邦，一直到明清的皇帝都把人剁成肉酱分给臣民吃）、人殉、厚葬、太监、裹小脚、一夫多妻，等等，却鸦雀无声，这就说明我们文化缺乏道德底线而丧失了觉悟能力和改正能力。如今，有大学校长论文造假、法官集体招娼、假药假疫苗毒食品屡禁不止，都是无视道德底线所致。
二，无道德底线之因
1.巫术迷信万物有灵，必然不信独一真神，而且不信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绝对的道德。没有上帝，每个人都可搞一套自己的道德标准，是非善恶就是一己之偏见，这就是“道德相对主义”。如果人类没有统一的绝对道德标准——上帝之道，那么人类就失去了普世的行为准则而陷入“道德无政府主义”。华夏没有类似西方的《圣经》及其解释者教会，国人信仰的天意是模糊的，可任由人来解释——烧杀掠抢的强盗号称“替天行道”，而盗国者们更标榜自己“顺天应人”。因而，华人的道德就和西方不一样，不是超出具体经验的超验正义，而是出于“天子”需要的“相对命令”即相对道德，不是绝对的道德底线。
唯物主义认为“人死如灯灭”，佛教说“我”只是一种幻像，一旦身体消亡，“自我”就消亡了。既然“我”只是幻像，那“我”凭什么要对“我”的行为负责？康德说过，如果我们不假设一个超越肉体的上帝的存在，我们就无法为道德提供一个符合逻辑的理由。确实如此，如果“我”只是幻像，“我”为什么要遵守道德规则呢？所以，无上帝的社会无道德，当然就无道德底线了。
2.辩证法是丛林时代的巫术思维法，初民没有底线意识。丛林社会的辩证法是不承认道德底线的。百度的“辩证思维”词条解释说：在辩证思维中，事物可以在同一时间里“亦此亦彼”、“亦真亦假”的；也就是主张“A与非A”同时成立。假设“A”=“禁止人吃人”，“A与非A”同时成立，就会导致“禁止人吃人”与“非禁止人吃人”同时并存，这就打开了吃人的大门，只会助长无底线的互害。辩证法的实质就是变，反对永恒的确定性；这样就否定了永恒的神本正义即绝对的道德底线。华人为了自己活命，可以不择手段无恶不作！孔融说，为了自己活命，可以吃非亲非故的同路人！孔融的祖先孔子在《礼记.文王世子》里写道：“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就是割己肉给君王吃！至于包庇犯罪的亲人，那更是“义不容辞”的家丑不可外扬。
逻辑是以道德底线为思维前提的。宗教相信彼岸世界，而彼岸世界是看不见的。只能通过逻辑推理而信，一个民族没有成熟的思维能力，就不可相信基于推理而得到的答案，比如猴群就无法产生宗教信仰。信仰往是高级的逻辑文化中才能产生的现象，比如在古希腊文化基础上诞生的基督教。对于华人来说，所有看不见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所有不能当饭吃的东西都是不重要的；这是一种“眼见为实”巫术本能思维的特征，而不是高思维能力族群的特征。中国人由于思维能力低下，才无法接受宗教，这使得“看得见”的明君和清官成了华人最佳的选择。
3.华夏文化缺乏“人是目的”的价值观，无法为社会建立普世的道德底线。吴思的“血酬”与老子的“窃国者侯”一样，没有“人是目的”的意识。正是不把人当人，老子才以民为刍狗，无法建立起道德底线。兵家、法家以民为炮灰，人不是目的，更无法建立道德底线。儒教认为，人只是延续家族香火的工具，为此可杀死或抛弃女婴；在困难时期，可以易子而食，可以割己肉孝敬父母；为行孝道，可以说谎、盗窃甚至杀人，毫无道德底线。中国官方的词典把人定义成动物，言下之义，动物社会的弱肉强食法则同样适宜于这“人类最先进”的社会。“我是党的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生命的尊严和高贵荡然无存。1958年，中国大陆高烧不止，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置亿万人民的生命于不顾，对农民横征暴敛、导致数千万农民活活饿死。共党把人当炮灰、当“螺丝钉”、当“刍狗”，人不是目的而是工具，所以，中国社会没有道德底线。
4.帮派利益压倒了公平正义，导致无道德底线。孔子为了建立等级秩序，竟将绝对道德（盗窃属于绝对不正义）改为相对道德（包庇盗窃是正义），使华人丧失了道德底线。有人问孔子：我们那里有个小伙子，他父亲偷了羊，他就告发了他父亲，大家都认为他正义！孔子说：这不叫正义，真正的正义是儿子为父亲隐瞒丑事，父亲为儿子隐瞒丑事。现代法律的容隐制度是为了维护个人的隐私权，不是义务，是可做可不做的。隐瞒犯罪本来是不道德、不正义的，可孔子偏说是正义的，并树立为社会的样板加以仿效。可见，儒家的帮派利益强奸了公平正义。如今常有报道：出事故的货车的物资被农民哄抢，连大学毕业生办的养鱼场也被农民集体哄抢……这就是家族利益压倒社会正义。如果说二千多年前孔子主张包庇盗窃，今天的农民却是集体哄劫，真是“人心不古”啊。
墨子反对孔子的“父子相隐”对道德底线的破坏，主张不分亲疏、一视同仁、兼爱众人，坚决反对“亏人自利”；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将“不可坑人害人”的普遍性伦理原则贯彻到底了。孟子却主张窝藏杀人犯父亲和任人唯亲——同样是坏蛋，舜“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孟子视“兼爱”为无父无君的禽兽；按他的说法，博爱的人都是禽兽了。儒家的道德是熟人之间道德，没有陌生人之间的道德规范。在陌生环境里，华人可以做坏事，只要不被熟人所知就志得意满。为了自家利益常常欺负陌生人，屠杀或者吃战俘是古老的传统。大抢匪张君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说自己有道德底线，对得起父母和朋友。他的问题是：不能推恩于陌生人而是一杀了之。这一切都说明：帮派利益至上的辩证思维者没有道德底线。
5.虚无主义让绝对的道德底线虚置。孔子曾慨叹：“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在孔子看来，中庸是道德中最高道德，而平民百姓却很少遵守。事实上，中庸之道很容易与油滑混世的模棱两可（子曰：“无可无不可”）融为一体，导致道德底线的缺失。电视剧《心术》讲了一个故事，病人家属在医院打伤了一个护士，最后医院领导决定息事宁人，而身为护士男朋友的医生为了顾全大局，没为女朋友申冤，最后导致该护士愤然辞职并且和男友分手。在中国，为了单位利益而牺牲正义原则的事比比皆是。如果你爹是高官，你的就业就畅通无阻；你爹若是百姓，你的就业就困难重重。这是各单位领导因人而异，没有什么绝对的用人标准。这样的油滑混世，怎么会有道德底线？
华夏道德的短板，一是没有正确对待陌生人的道德规范，二是没有正确对待敌人的道德规范，三是不能抵制不当的非法命令。解决这三块短板，应吸收基督教的道德规范，如爱你的邻居，爱你的敌人，最爱上帝之道才能抵制非法命令和不正之风。即使补好了传统道德的短板，行动上也难以落实。原因是：华人人深受道教、佛教的虚无主义“无为”影响，以为规章制度、道德规范都是多此一举的“有为”，是反自然的；这样思想状态会使道德底线落空。
三，道德底线须上升到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
众所周知：灵魂的严肃和丰富是一切美德之源，对自己生命的意义麻木者，是不可能对他人有真正的同情心、对社会有真正的责任心的，是难以践行绝对道德的。因此，必须把普世的绝对道德规范上升到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使它成为人们的信仰一部分，即：一旦侵犯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戒条，人就不再是人，人的生命就丧失了意义。当绝对道德深入人心后，践行起来就自然顺理成章了。
只有信仰普世宗教基督教的上帝后，绝对的道德底线才有保障，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这已被北美、北欧的社会实践所证实。在基督教国家，上帝永远是正义的化身，它确立的绝对道德即“十诫”为信众画出了道德底线；它不分昼夜24小时地对人类进行着监管，确保了信徒对“道德底线”的坚守；它努力地倡导博爱，让爱的阳光照亮人类的每一个角落，为信徒们悔过自新创造了条件。上帝的存在，可以确保一个民族价值观的永恒，可以确保一个民族道德底线的永恒；更是由于上帝24小时对人类的监管，可以消除人世间的一切暗箱操作或强权，进而降低了社会管理的成本。
“人间正道是沧桑”！正道是有正确的信仰，有对上帝的敬畏之心，有不断自我反思、省察、忏悔之心，有规范自己行为的能力。那些以自然灾害毁灭人类的事实，来否定上帝的人，他们不明白：道德底线一定要神圣化才能被遵守的！没有上帝的社会，就会成为无底线的互害型社会！广东惠州市公安局原局长洪永林因犯贪污罪到了死期，不但没半点悔意，反而“悔恨”没住过总统套间，没喝过路易十三。这正是：欲壑难填，永无止境。对于良知较少的人来说，后悔永远只是功利性的反思而不涉及道义良知。制造骗局的人被人戳穿之后，不是后悔自己骗局的卑劣，而是后悔骗局做得不全，没有找到大后台为他撑腰。这种功利性的后悔构成中国人自我反思的主要内容。这种后悔不是导致对罪恶的遏止和清算，而是鼓励自己更加理直气壮、机智勇敢、滴水不漏地去犯罪。为什么国人的脸皮越来越厚？为什么国人做坏事的能力越来越强越来越狠？这些都是在功利性后悔与反思中一步一步发展和提高的。所谓厚黑学，就是在“中国式的后悔”中反思总结出来的。华人的心灵比制度更黑。可见，制度派鼓吹“制度使人变坏”是夸大其词，真正使人变坏的是心中无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