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文提要：人类由野蛮人进化为文明人的标志，是超越了帮派思维进到了逻辑思维的普世正义阶段。逻辑强调一视同仁的同一律思维，加上耶稣基督平等的博爱，促成了人人平等的正义价值观诞生。而正义的确认与扩展又是以逻辑为基础的，如果暴力至上或拳头为大而拒绝逻辑规则，人人平等的普世正义就不会被承认，人们只会接受“亲亲为大”而相互包庇罪恶。有了正义价值观，人类就由原始的野蛮人进化成了有逻辑正义的文明人。华人有两大缺陷：一是缺乏逻辑，二是缺乏宗教；长期保持原始文化。今天，华人须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应通过学习逻辑在大脑中建立正确的思维方式；通过正义的信仰建立起正义的社会秩序。
一，剔除个人崇拜需放弃原始含糊的辩证思维
巫术信仰认为，每个人感知神灵的能力有异，而巫师的感知能力最强，能呼风唤雨！基于这样的观念，原始人对于“圣人、大师”有着坚强的信赖，而这些“圣人、大师”对自己也深信不疑。上世纪，钱学森等辩证法大师依然在宣传“特异功能”，可见，华人依然顽强地保留着拜圣思维。
从逻辑上来说，拜圣思维不过是以人为据的逻辑谬误！“以人为据”是违反“充足理由律”的诡辩术。在证明一个论题时，以某人的身份、地位、品质为论据，而这些论据和论题本身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如在证明一个论题时说，这是某某权威讲的，以此为论据：在反驳一个论题时说，这是某坏人讲的，以此为论据。这种推理方式是错的。道理很简单，即使是大好人，也不一定每句话都对；就算是大坏蛋，也不一定每句话都错。所以，在证明一个论题时，以权威人物的话作为论据是不成立的。
“以人为据”的实质就是把个人视为真理的化身而禁止批评。韩愈说，没有圣人就没有人类（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矣）。其实，圣人就是虚构虚构出来维护帝王统治的。孔子不是圣人吗？孔子未生之前，人类就存在好久了！老子为了稳定，要求圣人（即王）视民为刍狗。刍狗是无知无欲、可用可弃的道具，根本就无保护自我的能力，只能“水利万物而不争”。这样的圣人就是民之敌！专制精英认为：竞争是万恶之源，荀子说“争则乱，乱则穷。”所以，诸子百家想尽办法扼杀人们的竞争力，使天下的人都等于0（屁民），同时把天下的一切都归功于圣王，鼓吹：“圣人”德配天地，生而知之，无所不知，是真善美的化身，拥有制礼立法、教导万民的权力。这样一来，圣王就成了最高权威，从而建立起以君制臣、以上制下的绝对专制独裁，决不容许妄议、竞争君主大位，谁敢妄议、挑战国君，千刀万剐诛九族。可见，拜圣思维就是反民主的专制思维。
拜圣思维把圣人当作真理的化身，禁止对圣人的批评。譬如：民主粉说，不许批评民主斗士，所以，我批方励之的文章就被抵制而无法发表。其实，民主不应丧失批判精神；人为地设置批评禁区，连言论自由都没有，还搞什么民主？
以人为据就是用对人品质的评价代替对论题的论证，具体表现为“诉诸权威”、“诉诸敌我”等。
“诉诸权威”是用权威人士的个别言论代替对论题的逻辑论证。网上常流传着王朔说、小崔说、鲁迅说……之所以把一些观点按在王朔或鲁迅头上，就是为了诉诸权威。找一个权威来背书，显得这个观点更有说服力。这种诉诸权威的思维陋习源远流长。例如：“中医是不能怀疑的，因为它是黄帝认可的。”仅仅依靠黄帝来证明中医正确，是典型的“诉诸权威”。这种把自己的作品假以祖宗之名的歪风邪气，一直延续到今天，欺世盗名地说是“祖传秘方”。非常讽刺的是，被国家医药管理部门认定对人体有害的冬虫夏草，却仍然保留在中药材中。因为CFDA规定，凡是有古方依据的中药复方制剂，不必提供临床试验的证据！也就是说，只要中医老祖宗说这个药方管用，那就发放药品许可批文，不必再进行人体验证了。所以，即使冬虫夏草有毒，也必须按照老祖宗的话办事。这就是迷信祖先的拜圣思维。
诉诸敌我就是把自己的对手打成敌人而搞“因人废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你批评中医就是不爱国就是汉奸；你说西医好就是洋奴。”这种汉奸洋奴论，就是不讲正义的帮派立场思维，依然停留在儿童思维阶段，是极端原始、荒谬的。
儒家强调忠于帝王的文化是帮派主义的立场文化。国人思考问题总是“以是否有利于我自己的帮派团体”为标准，自然就落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境；不知道正义是什么（正义乃公共理性），谁也不服谁。当你效忠于某组织的领袖，也就形成了明确立场，有明确立场通常意味着无条件站在此立场，俗称“站队”，你就以领袖或圣人为标准（马克思主义极度推崇领袖即圣人的作用，绝对崇拜领袖；由于密谋起义的需要，列宁将共党改造成密谋的黑帮集团，以党魁为绝对正确者），把他的言行当作裁决是非对错的标准，这就落入了圣王崇拜的僵化陷阱，从而失去起码的判断力与推理能力；就只会迷信权威、权势——“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根本就无人人平等的理念，正义概念难以产生。这意味着：当真相与立场不符的时候就要通过“父子相隐”的做假来掩盖真相，真相、正义将不复存在，于是就形成了阴谋与不择手段，为了打倒对手，于是就有义和团或红卫兵似的打手。
在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时候，古希腊人首先实行“多数票决”的民主规则，为了避免民众投票的盲目性，希腊人又发现正确思维的逻辑规则。凡是合乎逻辑规则的论述、推理就是有理的，可以作为司法、行政的依据，否则就是无理的，被判定非法无效。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把“以人为据”的个人崇拜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追求是超越了巫术功利思维后的一种抽象崇拜，只有理性发育成熟后的民族才能把具体和抽象分开，把人和人的观点分开，从而形成“纯形式”的真理崇拜——逻辑规则为王。希腊正是有了理性思维的逻辑法宝，从而避免公民大会上的个别人诡辩。否则的话，就是墨子担心的的局面：一人一义，百人百义，万人万义，乱哄哄的，非武斗不可，最后就成了武斗的公共汽车而坠江。可见，没有逻辑，社会就难以文明。
犹太基督教假设真理在上帝那里，从而避免了对人的崇拜。牛顿发现了力学三大定律后，他说“我只是在真理的大海边拣到了几颗五彩斑斓的小石子”！这就是牛顿的谦卑精神。基督教的上帝崇拜就是真理崇拜，它是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性为基础的。西方的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淡化了神迹，圣经里讲的神迹它不否认，但认为从耶稣基督以后，就没有人能够行神迹了。洪秀全根本不懂逻辑，太平天国的那套上帝下凡都是原始巫术的偶像崇拜。
剔除偶像崇拜就必须放弃原始的阴阳辩证法思维，个人才能思维独立。由于汉字无法精确地定义概念，华人在解读世界时只能在蒙昧的边缘滑行，采用含含糊糊的词汇诸如：快慢、轻重、大小、长短、明暗、冷热……；这样子描述出来的世界自然是充满矛盾的，然后再用这样的描述来证明世界本身就是矛盾的。古华人专门从“矛盾”处开始思考：阴阳是一对矛盾，和而不同是矛盾的，哀而不伤是矛盾，战争中进退是矛盾……华人很难真正的思考，因为一开始就被矛盾揪住不放，就像一抬脚就掉进泥沼不可自拔。要打破这种反逻辑的循环论证非常简单，就是不用这些阴阳词，而改用逻辑一致性的概念，比如：以温度代替冷热、长度代替高矮、体重代替胖瘦、亮度代替明暗，温度代替冷热……在这些逻辑概念所定义的世界里，巫术辩证法的“永恒的矛盾”的思维混乱就消失了！
马来人以前连文字都没有，还是英国人帮他们创立了文字。但它的现代化程度却远高于中国，人均收入和国民素质也远超中国，这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没有阴阳辩证法思维的干扰和折腾。在华人看来，马来人很简单、很懒惰，甚至还有些笨，但他们没有传统的辩证法思维的拖累，所以他们的思维是可分析的、符合逻辑的，凭借这一点，一个接近原始的民族短短几十年就实现了现代化和民主政治，而且，马来人可以轻易的统治人口总数达到马来人一半多的华人，在马来人的管理下，马来西亚华人的国民素质远高于大陆的中国人。
二，信仰是制度的药方
制度派认为：制度好，一切都好；制度不好，一切都不好。试问：制度改好了，是不是人的一切问题就解决了？据说：美国的制度是最好的，可是2020年5月底，美国人起来游行示威抗议美国制度不好，抗议者还打砸抢烧。可见，好的制度不能解决人的兽性问题和不满问题。辛亥革命后，中国改过一次制度。刚开始一派新气象，但仅仅几年，政治腐败就成癌了。华人在国外的社区，可以说制度变好了，然而华人犯罪率也是很高的。香港最初的总督评价华人居民说：作为个人，他们的聪明才智一点儿也不比英国人差；但是从道德角度来看，他们的道德败坏是欧洲人难以想象的。英国人所谓的道德，显然指的就是公共道德。你在你家，可能很讲道德，但在家之外，每个华人都在算计他人，恨不得把别人坑死。所以按照欧洲人的道德观，华人就是一个只会弱肉强食而没有德性的丛林人。
其实，制度好坏是由人的文明程度决定的。好制度是好人的作品，好人是有好信仰并能坚守正义底线的人。基督教的成功标准只有一个：遵守上帝的正义律法。基督教不在乎你职位高低，不在乎你是否做了大事，只在乎你的道德行为是否合乎上帝的律法。凡是在行动上遵守上帝律法的人就是好人。林语堂在《信仰之旅》中说：“只有耶稣，没有别人，能带领我们这样直接地认识上帝，且进入在道德上、伦理上无可比拟的美好世界。”坏制度是坏人的作品，坏人就是践踏正义底线的人。儒教引导人们把当官作为人生目的，搞“家丑不可外扬”而践踏正义。因此，儒家的成功标准胜王败寇，成功人士都成了践踏正义底线的坏人。可见，基督教的成功标准与儒家完全不同。
新世纪之初，中美两个搜索引擎公司几乎同时起步。15年后，一个在研究量子计算机的可行性和自动驾驶，并研发了阿尔法狗这样超级人工智能。另一个则在奋发卖广告、贩假药、玩流量、送快餐。它们的名字：一个叫谷歌，一个叫百度。一个攀登人类智力的顶峰，一个践踏道德底线。这就是基督教与儒教的差别造成的。
儒教不可能确立正义的社会秩序，这已为2000多年的独尊儒术的历史所证明。孝道的核心是“顺从”，顺从是奴才的标志，从而铸就了中国人的主奴根性。儒家将“孝”当做了最高的道德标准（百善孝为先），当作治国之本（以孝治天下），并赋予“仁爱”上尊下卑的内涵，通过辈分高低的等级制意识来维护家长的绝对权威，使人丧失了自由平等意识和独立人格。儒家仁义所构建的制度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君先臣后的金字塔社会，无视个人权利，与保护人权的民宪是风马牛不相及。孔子的“父子相隐”和孟子包庇杀人犯罪的亲属，从根本上破坏了正义的道德秩序。儒教的祖宗崇拜维护的是家族利益，导致私利压倒了公利，无法形成正义博爱的价值观。今天，许多西方人将自己的财富回赠社会；华人却总是为其后代积累资产，不愿奉献社会，这就是“亲亲为大”的祖宗崇拜使然。
祖宗崇拜占据华人的大脑后，神在国人的头脑中就难以深入成宗教，所以中国没有诞生像外国的宗教，道教是模仿佛教的产物。华人信仰的是“道法自然”即自然崇拜，乞求各路神仙保佑自家健康发财，属于拜物教。刘亚洲说：儒教道教佛教追求都是物质利益，儒教讲国泰民安，道教讲长生不老，佛教有送子观音；中国人信许多神，都是为了物质利益，并不是真信仰，必然导致价值虚无和道德败坏。华人长期受无神论的毒害，自杀率最高，作恶没有道德底线，今日价值观混乱，全民拜金，以假冒伪劣和新冠病毒相互毒害，在精神上如同行尸走肉，无一不是信仰缺失造成的。
福泽谕吉《脱亚论》的实质就是剔除祖宗崇拜。日本人能够通过明治维新走向文明，最关键的把儒家的祖宗崇拜思想剔除了，从而让西方思想居于正统地位。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需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看是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满清从1840年以来就是走捷径，不搞实质性的文化、政制改革，只搞花架子的改革，慈禧太后还定了“四不变”规矩：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自己的最高皇权不能变。结果是全民腐败，陷入了绝境。
华夏要改变人心，必须通过好的宗教信仰建立起人们正义的价值观。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被人归结为制度，而制度的灵魂是正义，体现正义的制度才是好制度，否则就是坏制度。可见，正义是社会的首要问题。正义是个体为了与其它个体平等自由地共存而自愿接受的预设前提，它是终极价值。这些终极价值源于对上帝的信仰。正义需要普世道德即绝对道德来保证，而绝对道德是以十诫为根基的。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没有对上帝的信仰，美国民主制度要生存下来是不可能的。”现代民主的两个主要思想都来自基督教：一是法律必须体现正义和公平，即神本正义和摩西十戒；二是人被造而平等的圣经思想。没有这些思想，现代文明的正义秩序就不可能产生并最终胜出。所以，基督教才是真正的普世宗教，是其它任何文化或宗教都无法超越和取代的。
华人为什么需要宗教？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具有理性意识的精神贵族，而宗教就是精神贫民所需要的。精神贫民没有时间、没有兴趣去理解和发展自然哲学和理性，所以他们需要别人的经验和教育。而宗教刚好填补了精神贫民的精神空缺和需要。宗教就像一种被精心调制的精神快餐。精神贫民从宗教中获得精神安宁、精神寄托和心灵安全。人们在好信仰的指导下才能建立起牢固道德秩序，抵制形形色色的利益诱惑和各种反人权的专制的侵害。好信仰与民主制是相辅相成的。民主制作为硬件可约束权力作恶，而好信仰则作为软件可约束人性之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