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过：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1970年代顾准说：中国没有科学与民主。为什么古中国无科学，原因如下：
1.含糊的辩证思维无法产生科学。爱因斯坦说，科学的基础有二：一是希腊发明的演绎逻辑，一是近代发现的实验方法即归纳逻辑。中国缺这两项，所以无科学（《爱因斯坦文集》）。李慎之说：在世界各古老文化中，只有希腊社会诞生了科学与民主，其它如中国文化等一概没有。为什么？
理由十分简单。第一，中国没有按严格的逻辑推理发展出一套科学理论绳绳相继，日新又新。第二，中国没有发展出以数学作为各门科学的共同语言。……祖冲之推算出来的圆周率的精确度据说比欧洲人早了几百年，…但中国从来没有几何学……”逻辑的实质就是不变，即永恒性，确定性，表现为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等三大规律，其具体化为逻辑规则。逻辑追求思维清晰明确，反对糊里糊涂、恍恍惚惚的思维；这就为科学知识的生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希腊哲学从巴门尼德开始就断然拒绝了辩证法（不能踏进同一条河）的“变”，坚持“存在者存在，不存在者不存在”（是者是，不是者不是，反对“A与非A并存”的辩证思维公式）。由于柏拉图继承了巴门尼德的思想，确定性、不变性成为之后几千年西方思想的主题。这一主题就是科学思维方式的原则。科学就是寻找规律，规律是变化之中的不变者。科学定律通常以方程的形式呈现，方程即等式，而支持等式成立的就是不变性。科学是揭示确定性、研究不变性的领域，获得是永恒的真理。譬如：三角形内角和是180度，中国人只要测量一下得出结论就认为可以了。但希腊人会问：为什么一定是180度？这就需要演绎，需要证明，于是诞生了证明的逻辑科学和如何一步一步证明的几何学。英语的logic（逻辑）的字根来自于逻各斯，各种学科的字尾（-logy）也来自于逻各斯，例如地理学（geology）。可见，逻辑乃科学之母。
古希腊哲学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永恒不变的，而现象是转瞬即逝的；对永恒不变的本质的认识才是知识，才是科学真理，而对现象的认识只是意见。所以，科学的目的是追求永恒的真理。中国由于儒家的避讳文化、讨厌真实，无法诞生科学。据专家考证，《十三经》里居然没有“真”字，说明古人根本没有这种观念。连这最起码的观念都没有，还谈什么逻辑思考！更可笑的是，古人连因果关系都不知道，要等印度佛经传进来，才知道世上有原因和结果这档子事！连因果的概念都没有，还谈什么科学研究？整个科研的目的，不就是求真求知，求出现象背后的原因（本质）吗？由于大脑固有的逻辑思维法则的限制，找到的“客观规律”必须符合逻辑。中国的直观思维、整体思维都不是逻辑思维，从而使古华人与科学绝缘。
中国人认为宇宙是一个变化着的生命场。变化是绝对的，万物都在流变之中。《道德经》的道就是恍恍惚惚、似有似无、说不清道不明的含糊之道，就是辩证法。黑格尔三大规律都是变，对立统一的矛盾律是事物变的动力，质量互变是变的程度，否定之否定是变的阶段。总之，是一部变天的谋略，更是普鲁士王变天吞并他国的称霸世界的哲学。可见，辩证法的本质是变，所以，辩证法反对永恒性，反对确定性；前者否定永恒的神本正义，后者否定了科学真理。这样一来，以“无知无欲、难得糊涂”为最高追求的辩证法民族不可能有科学。
中国古代的文言文没有标点符号，不分句子。要读懂文言文，首先要会句读，就是给文言文划分句子。麻烦不说，一段文字可能有几种句读。例如著名的“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有好几种句读。这句话通常的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意思当然是鼓吹愚民政策。华人却可以读出好几种意思，有些意思还是相反的意思。这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孔子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文言文要求读文章的人去句读，去揣测别人的意思。文言文表达意思不清楚不明确，所以使用文言文的人不可能创造出（确定性）科学理论。
（注意，新世纪以来，秋风把孔子的话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前人早就玩过的手法。利用中国传统书简没有标点的弱点，固然可以逞口舌之快，但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查：孔子不是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吗？既然如此，何必知之？他也说过“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这表明“知之”与“不可使知之”一样，都是让卑下者不要侵犯尊卑等级制度。《左传》昭公29年，晋国铸刑鼎，孔子坚决反对：“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即：民法铸在鼎上了，贵族就难以被尊敬；贵贱秩序混乱了，国将不国啊。这是地地道道的愚民术，孔子打了乱说他提倡平等的人一个大耳光。）
同样，现代汉语缺乏逻辑也难以适应现代科技。英语名词分单数和复数，汉语没有单数和复数的严格区分。例如：中文“老师”只有一种形式，只一个词。英文有teacher，a teacher，teachers三种形式，它们是三个不同的概念：老师这个职业、一位老师和老师们。譬如：汉语“张三是老师”，英文必须写成：Zhangshan is a teacher。不能省略“a”。因为a teacher和teacher是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具体的人，一个是老师这个职业，是抽象的概念。中文不分单数和复数，结果是：张三是老师，老师并不是张三。不合乎逻辑的同一律。而英文：Zhangshan is a teacher，a teacher is Zhangshan。英文可以倒过来说，符合同一律。
2.追求实用的华人无科学。
希腊科学不是有用之学。有用之学总是要服务于外在目的，只有无用之学才服务于自身，为知识而知识才是真正的自由。柏拉图说：学天文学不是为了航海；而是为了唤醒灵魂——你了解天上美妙的规律，就会觉得确实有一个理性世界存在，你的理性觉醒了，你就成人了。亚里士多德观察到，有些事物的运动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如日月的运转和四季的变换、江河水的流动等等，因此一定存在某个永恒不息的推动者——神。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神学。墨子虽然创立天志神学，但缺乏理性逻辑，只有诡辩的辩证法。古希腊哲学能进入理性神学，是希腊人已经超越了生命探索阶段，进入到了宇宙学领域。中国人了解天象、破解天意是帝王的政治需要，并不以发现天界规律为目标，也不相信存在这样的规律。帝王怕你掌握了天意后聚众造反推翻他呀！这样，国人的思维无法超越于具体的物质世界，无法进入纯精神的科学层面！ 中国人实用主义价值观导致华人无法理解科学的真谛。
希腊人探求知识奥秘，完全是非功利的爱好；哲学即“爱智”就由此而来。古希腊哲学具有纯粹性和非实用性，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自由性、神圣性和崇高性。苏格拉底把闲暇视为“所有财富中最美好的财富”，这就为欧洲人追求闲暇提供了哲学理由。丹麦著名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父亲迈克尔受苏格拉底启发，在追求到一定的金钱后幡然觉悟，不再钻营经商，而是用读书和清谈来消磨时间。而克尔凯郭尔本人靠父亲的财产为生，在闲暇之中冥思，为现代西方存在哲学拓出先河。马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被视为“新哲学与以往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其实，“解释世界”才是人所特有的理性行为，而“改变世界”是动物行为，蚂蚁在愚公移山的时候，不也在改变世界？甚至连草木的繁衍，也是在改变世界的生态环境……但唯独人在解释世界。
古希腊人有求真的执着，不在意是否有用。亚里士多德将灵魂分为理性灵魂、感性灵魂和营养灵魂三层次。感性灵魂以感官满足为快乐，理性灵魂则以德性活动特别是思辨活动为最大快乐，“德性活动的最大快乐就是合乎理智（即真理）的活动”。理智活动是一种闲暇的活动，它在自身之外别无目的可求，有着本己的快乐。他在《形而上学》中说，科学是追求超功利的真理，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的“形而上学”，它起源于人类的好奇心并发生在“人类有闲暇的地方”。科学不是实现某种目的手段，它是自成目的的活动，是自由人进行的自由思考，它有其内在的价值。因此，科学活动更类似于游戏，而不是获取实用价值的工作。基督徒保罗告诉希腊人：“追求真理”和“好奇心”在逻辑上需要一个前提：真理（即上帝）存在并相信真理存在，而宗教提供了这一终极信仰。
如果不远离功利和进入抽象，科学是不可能产生的。中国从来都没有接近过科学。中国的“四大发明”都是来自经验的技术，不是科学（其实，火药是希腊发明的，指南针是意大利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韩国人发明的，造纸是埃及人发明的。郑和宝船是当时最落后的远洋船只，只能贴着海岸线走）。中国没有数学，只有算术。数学是科学，而算术距离科学还有很大的距离。约公元前100年，汉朝人编辑的的《周髀算经》记录了勾股定理：勾3股4弦5。公元前1800年巴比伦记录了15组勾股数，最大的一个勾股数是（18541，12709，13500)。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提出了毕达哥拉斯定理，A平方=B平方+C平方。中国“发明”的是一个别人早已发现的最简单的勾股数。祖冲之也许是中国最有科学精神的人，但是，祖冲之的圆周率的计算实在不能称作科学，而仅仅是算术。早于祖冲之1000年的阿基米德早就知道圆周率的精确算法，按照他的方法，可以算出任意多位精确的圆周率，但阿基米德认为这是“蓝领工作”而算了几位就束之高阁。阿基米德创造的“穷竭法”实际上非常接近微积分，他用此来计算球的体积和面积，给出了近代用微积分才可以得到的解析解；而圆周率只是阿基米德的穷竭法的副产品。
在华人沉睡在在天圆地方的时候，古希腊人不仅确信地球是球形的，而且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还成功计算了地球的半径。他计算得到的地球半径值和今天我们知道的准确值的误差不到1%。当华人沉醉在阴阳五行的时候，德莫克利特等人就提出了原子论。古希腊人问：素数（质数）的个数是无限的吗？华人从来没有人想过这样的问题。希腊居然有人要证明这命题，欧几里德的证明极其简洁。
证明如下：假定素数的个数是有限的，个数为n，最大的素数是Pn。把所有n个素数都乘起来，其乘积S=P1.P2……Pn。现在考察S+1。如果它是素数，那么，就会有了n+1个素数，因此最初的假定不成立，于是素数的个数是无限的。如果它不是素数，那么必定可以被一个素数P整除，而P一定不是原先这n个素数中的任何一个，因为用原先任何一个素数做除数都会有余数1。于是，至少有n+1个素数。因此，最先的假设不成立。亦即，素数的个数是无限的。证明完毕。这真是一个永放光芒的证明。要知道这是2300年前，华人连这样的问题都提不出来的时候，人家就证明了这个命题。这就是逻辑的力量。看来，诸子百家加起来也没有给欧几里德拎草鞋的资格！
欧几里德不仅证明了素数的个数是无穷的，而且还有一段轶事：他曾在柏拉图学园里当校长。一个小伙子来求学，过了几天，这个小伙子满脸困惑地来找欧几里德：“几何有什么用处？”欧几里德立即叫来了教务长：“请给这位年轻人一点钱，让他马上离开这里，他居然想在这里学有用的东西！”科学的道路布满荆棘陷阱，充满艰难险阻。这是一条求真而不是觅食的道路，任何以觅食为宗旨的群体都会望而生畏，随后落荒而逃。古希腊人研究的都是无用的，是名副其实的“屠龙术”。欧几里德几何的公理系统，明末由利玛窦输入华夏，结果被华人当成垃圾扔了。这就是东西方价值观的差别就在。
华人无科学的原因就是“为腹不为目”的道家喂猪哲学造成的。“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司马迁记载这句话，说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国王把老百姓放在第一位，华族百姓却把吃饭放在第一位！猪以食为天，信仰唯食主义，不可能走上科学之路。华人认为：如果学问无用，就没有理由研究，否则就是“吃饱了撑的”。中国人时刻强调学以致用。《庄子.列御寇》：“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通“殚”）千金之家（家产）。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技巧）。”屠龙之术指极为高明的技术或本领，但是在现实中用不到，成了国人嘲讽的对象。它告诫华人：不要去学那没用的东西。“杞国无事忧天倾”——连诗仙李白都嘲笑华人的好奇心……华人一代又一代地嘲笑和惩罚那些思考无用东西的人，后来，这样的人都绝种了，哪里会有科学？他们还没有开动脑筋，就被华夏社会的思想整风打入了另册，划为“形而上学”的异己，谁还敢指望华人接近科学？
古希腊还有一个超级无用的，和欧几里德基本上是一个数量级的，叫做阿波罗尼。他研究圆锥曲线。他把一个圆锥拿来垂直放在空间里，拿想象的平面来切它，得到了如下几种曲线：平行于底面的圆；平行于圆锥侧面的抛物线；介于以上两者的椭圆；垂直于底面的双曲线。阿波罗尼几何当时没用，他认为这是对真理的追求，追求的过程就是幸福。他的圆锥曲线，至今无人能超越他。后来证明，圆锥曲线的用处太大了，那已是阿波罗尼去世以后1700年后的事情了，到了开普勒和牛顿的时代。
思考苹果为什么往下掉的牛顿如在中国，肯定会被人看成疯子。天体运动的奥秘是什么？那可是一个巨大的课题。开普勒事业的继承者牛顿证明了：任何受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力在保守场中的物体的运动都必须是阿波罗尼曲线中的一种，也就是说：要么是圆，要么是椭圆，要么是抛物线，要么是双曲线。比如我们的地球轨道是很接近圆的椭圆，有些彗星的轨道是抛物线，有些彗星的轨道是双曲线，有些行星的轨道是比较扁的椭圆，有些彗星的轨道是非常扁的椭圆。以后发现，这些圆锥曲线还有更加广泛的用途。比如：汽车的车灯反光镜是抛物线旋转形成的抛物面，灯处在这个抛物面的焦点处，射出的光就是平行光，于是射得很远，看起来很亮。否则无人可以在晚上开车，除非你是猫头鹰。如果剧场是椭圆型，把乐队放在其中一个焦点上，而把听众放在另一个焦点上，听众听到的演奏就如同乐队就在自己的身边。奇妙吗？还有，发电厂的散热塔就是双曲线旋转形成的双曲面，这样的形状使得散热最好。
3.没有个人独立就不可能有科学。
古希腊人一直保留着独立的人格，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不依附权贵，不看他人的脸色说话，只说自己的真心话，而揭示真相的真话是科学必要前提。世界上最伟大的皇帝亚历山大巡视时，看见了犬儒学派首领第欧根尼，皇帝对他说：“我可以给你一切”。第欧根尼一无所，却没有像孔子向统治者磕头，而是傲然地说：“你走开吧，不要挡住大自然给我的阳光”。可见，掌权者不应乌云蔽日，要保证研究者的独立性。若研究者被政府控制，以国家领导人的意志为科学家的意志，就不可能产生接近真相或真理的科学成果。这就是科学研究者必须人格独立、学术自由的根源。
华夏有权就等于有了一切。权力之外的一切，都向权力俯首称臣。隋文帝杨坚称帝后，当年为他相面说他有帝王之相的道士张宾，便成为宠臣。有个叫刘晖的天文学家，也因阿谀奉承张宾当上了太史令。张宾和刘晖利用权力打击当时的两个天文学家刘孝孙和刘焯。宋太宗在978年下令“诏天下伎术有能名天文者试隶司天台，匿不闻者，罪论死。”第二年，各州就送了一批天文术士进京。国家通过考试选了一些人进司天台，其余的人则黥配海岛。科学家不是官僚，就是罪犯；不存在中间出路。
阴阳辩证法哲学强调的是阴阳渗透和相互依赖，这就否定了事物的独立性，就不可能产生独立的个人和独立的思想。儒教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每个人都是父母的财产，没有独立性。儒教充满了追求权力名位的病毒，孔子不停地寻求从政的机会。孟子说：“孔子三月不做官就慌了”。整天想当官的人，要看上级脸色随机应变，当然不可能有独立性，只会有奴性。孔子看他人的脸色说话，投机取巧，说出都是些吹牛拍马的假大空谎言，那是反科学的行为，当然不可能有科学。顾准尖锐地指出：在东方专制主义之下，知识无非是“求禄”， 是“贷予帝王家”换口饭吃的玩意儿。
华人的“学而优则仕”比起欧洲的科学家们显得自私自利。因为他们当了官，就可以一跳龙门，身价百倍。而科学家的目的单纯，他们要探索物质世界，把知识献给人民；他们没有利益的追求，没有政府的支持，有的还会穷困潦倒，甚至失去生命。一个自由至上的民族才可能走上科学的道路，一个把自由视作最高价值的民族才可能在科学这条道路上走到底。古希腊的阿基米得，罗马士兵的刀架到脖子上，仍然在算他的公式。罗马统帅马克卢斯听到阿基米德被杀的消息后十分悲痛，特意为他建了一座刻有球内切圆柱图形的墓来表达他对这位伟大科学家及伟大对手的敬意。
就追求和奉献而言，欧洲知识分子的心胸要比中国文人开阔得多。中国当了官的文人会效忠主子，保住自己的地位。无论从皇帝或大臣的角度，他们都不愿意民主与科学而失去特权。如果拿“定于一”和民主科学两道菜谱给欧洲知识分子选择，他们会选后者，因为自由的氛围有利于他们的追求和爱好的实现。如果拿“定于一”和民主科学两道菜谱给中国文人选择，他们一定会选“定于一”，譬如：儒家的《礼记》规定：“作奇技奇器淫巧以疑惑众者，杀”。儒家认为发明创造是奇技淫巧，扼杀人的好奇心和自由思想，杜绝了科技创新。《老子》更是禁止科技：“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庄子更反对“人为”的科技活动：掊斗折衡——剖开量物的斗，折断称物的衡；指废除让人争多论少的斗衡；也就是消灭一切原始的科学技术。《庄子天地》云：子贡说建议老翁用机械从井里提水，老翁骂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可见，机械、机事、机心是和“道”对立的。因此，庄子要求“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摘珠毁玉，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争。”
4，没有上帝的民族必然停滞于丛林，与理性、逻辑、科学无缘。
“天人合一”实际上是“天人未分”。杨振宁认为，“《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而“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自然科学产生的原因，是人类将大脑固有的逻辑思维法则外推到客观外界去，认定自然界有一个上帝操纵的统一的规律在控制一切现象。人类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些规律。因为中国人头脑中根本没有上帝的观念，无法清除“万物有灵论”的巫术观念。上帝的虚无导致了科学发展原因的虚无，科学在华夏出现的曙光就黯淡了并且永远也无法出现了，必须依靠引进。
1087年，教皇格列高里7世在意大利建立了第一所正规大学博罗尼亚大学，它是欧洲最著名的罗马法复兴中心。随后，欧洲各地相继出现了大学。欧洲中世纪的神学院以及最早的大学，教授的是神学和逻辑学。做学问主要为了证明或彰显上帝的荣耀，与国人理解的科技是生产力根本是两码事，更与做官相差十万八千里。当学子们进入欧洲的高等学府的时候，中国的杨家将们正在被困两狼山，战况胶着，饥寒交迫而人吃人。
正是西方人“追求智慧是为了荣耀上帝，并不是为了实用”的基督教传统，奠定了西方领先世界的根基。莱特兄弟搞飞机试验的时候，没想到飞机的用处，也没想发财；他们渴望人像鸟一样自由。当时的专家说：飞机绝不可能上天！比空气重的东西怎么能飞？后来莱特兄弟飞起来了。专家又拼命去解释飞机能上天的原理，搞出了空气动力学，最后导致航天科学的诞生。不是为了实用，结果很实用。这实用的飞机是追求实用的华人追求不出来的。
华人处处追求实用，追到了什么？数数看，从电灯电话电脑电视机一直数到抽水马桶，没一样是中国人发明的。没有信仰，没有高远的境界，没有对上帝的信仰，最终一事无成。你越追求实用，越是什么也追不着；你不求实用，一心追求上帝的真道，什么都会加给你。千真万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