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在遵纪守法上是否“双标”。在现实生活中,不知你是否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人员酒驾或者违章驾驶都会被严肃处理,但是遇到领导或者熟人的车违章驾驶,一般打个招呼就可放行。究此类现象的本质,就是执法者怕得罪人,违规者权力任性。古人有法,“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今,由于这样那样的牵扯,很多基层执法不敢严、不想严,这其实伤害的是群众的感情、助长的是不正之风、降低的是政府公信力。有什么样的领导班子,才有什么样的队伍。党员领导干部作为党内的“关键少数”,理应率先垂范,作出表率,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真正做到心正、身正、言正、行正。
二问——在加强自身建设中是否“双标”。“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我党一直高度重视自身建设,无论是“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都是我党在增强自身综合素质、提升战斗力的重要举措。党员领导干部作为“领头羊”,要想从根本上践行为民服务的宗旨、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就必须把学习作为终身“必修课”,既向书本学,更要向实践学、向群众学,自觉到艰苦地区、复杂环境、基层一线去锤炼作风、积累经验、增长才干,绝不能搞双重标准,只要求下级学、他人学,而忽视自己学,更不能自以为是,认为自己的知识能力足以开展日常工作,无需再学。
三问——在履职担当面前是否“双标”。“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尤需主动担当、勇挑重担。对于疫情防控、脱贫攻坚、生态环保等急难险重的任务,领导干部自己要勇挑重担、冲锋在前,不能只当“指挥官”,让他人去冲锋陷阵,自己当“缩头乌龟”;对于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民生问题不能“挑活儿”,只选择好处理、见效快或者上级容易看得到的问题,而对那些“疑难杂症”采取推诿逃避的态度,不做深入研究处理;对于触及自身、他人利益的事情,要敢于刀刃向内,一视同仁,做到“一碗水端平”,该动的“奶酪”就得动,不能畏手畏脚,欺软怕硬,选择性处理,杜绝人前人后不一样、对己对人标准不统一的现象发生。
“食”在中国语言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那么“色”,即“性”呢?在人之欲望上,饮食、男女,从来是相提并论的。何况对人的心理而言,性比食有着更大的刺激力和神秘性。性的快感比食更剧烈,性欲驱策的行动也比食更疯狂。食欲是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性欲的功能则是种的繁衍、香火之不断,因而后者在初民的眼中必是神秘而令其敬畏的。性在人类和民族的语言中必然打上或明或暗的种种痕迹。咒词中性的使用是无人不知的。不过我们以为,那些貌似中性、文雅的用语中的性的痕迹或许更可说明性的烙印无所不在。
且从一场小争论说起。
文学家王蒙在其杂文“再话语词”(《读书》,1990,9)中考证起一些北京土话的语源。他说:“棒,疑来自法语的bon。50年前, 我小时候,人们最喜说‘真棒’、‘倍儿棒’之类”。(其实今天这些俗语也仍然流行)。
不久,王蒙的这番考究引来了石鹏飞的别具眼光的议论(“我说棒”,《读书》,1990,12):
王蒙先生提出了研究“棒”字词源的一个角度。不过,我以为, “棒”字之有“好”意,恐怕乃生殖崇拜之遗。
“棒”即“棍”。“棍者”,男根也。故俗称无妻之男为“光棍”。“棒”亦是男根。譬如印度上古文献《百道梵书》就称男根为“酥油金刚杵”。杵,棒也。《说文》段注引《多辞》: “断木为杵”,可证。曲波小说《林海雪原》中,有一匪首叫“许大马棒”,不知与此有否关系,有心人可以考证。
“棒”既为男根,故其越雄强则丈夫气越重,丈夫气越重自然越好。这样,“棒”字便引申为“顶呱呱”,其中道理不难明白。
带有性色彩的词或字渐渐“雅驯”起来,例子甚多,除“棒” 字之外,时下常有见诸报端的。
未几,石氏的议论便遭戎椿年君的反击:石鹏飞以为“棒”字恐怕“乃生殖崇拜之遗”,提出了辞源问题,讲的是语言科学。科学就要有证据。试问,说“棒即棍, 棍者,男根也”有何证据?曲波小说中的“许大马棒”是土匪头的诨名,非男根也。
我们对于吃不透的字词勤查辞书也许有些好处。《广韵》、《说文》、《广雅释器》,以及通常使用的字(词)典注释,合而观之, 其义甚明,词之源起,亦无涉于男根。
……引用弗洛伊徳学说,更须慎重。(《也说棒》,《读书》,1991,5)
我们以为石鹏飞的观点是一种颇富启发性的假说,但也还只是假说。它在逻辑上远不周密,为什么“棒”一定是男根呢?棍与“许大马棒”都不能帮助解释棒与男根的关系,因为棍与大马棒本身是否意为男根尚有待论证。
以笔者对东北文化(《林海雪原》之背景)不足道的一点积累(笔者曾在东北生活8年),倒可为这一假说提供一点佐证。东北俗话中有“马子”这样一个贬义的称呼,指暗娼或不正经的女子。笔者长期不解为什么要称之为“马子”。一次与一位“老关东”闲聊天问及其根源,才知“马子”指“任人骑”,因此成了此类角色的称呼。可见“马子”是相当粗鲁直率的借喻,这倒正与东北俗文化的基调合拍。“马子”既是这种含义,“大马棒”意为男根在逻辑上便畅通无阻了。
但是,语源学寻找的是“事实真理”,推理并不等于事实。况且即使“马棒”真的指男根,从“马棒”向“棒”的推论,还缺乏证据。
尽管我们还不认为这种假说已经成立,但更不能赞同戎氏的发难。如果说石君还未能证实这一假说,那么戎氏也不能证伪这一假说。“许大马棒”当然是土匪诨名,但文化的复杂性就在其意蕴。如果辞书可以解释一切俗语以至雅语的出处,一部语源学可以收场了。不错,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不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它绝不失为认识人性,特别是认识远古人思维的一种卓见。而远古文化的最大遗迹,与其说在残存的庙宇和出土的文化中,不如说在语言中。只是因为演变、传讹和时间的封尘,性对语言的很多直接的造就,已令今人难辨初衷了。“棒”与“男根”的关系尚非定论,只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但古代性崇拜在语言和文化中打下的痕迹却是不容置疑的。越是深入考究就越是发现,这些痕迹是如此深广,尽管其间的关系已经模糊。
祖先崇拜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祖”字使人感到的是至长、至尊。但常人岂能想到,在古人造字时“祖”曾经就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郭沫若最先考证出甲骨文中的祖(且)是男性生殖器的形象。(郭沫若,1931:10)另一种意见认为“祖”字不是源于“且”,而是“俎”,不是男根。何新则根据上海博物馆中所藏甲骨文中的祖字“ ”,指出:“此字形实绝像人揖拜于‘且’——即阳具之形。”(何新,1986:132)
无独有偶。腓尼基人称男具为“亚色”,而他们对上帝的称呼是同一发音。埃及的太阳神也呈阳具形状。(卡纳,1988;魏勒,1988)
除了语言,性崇拜在人类的造型艺术上也打下了深深的印记。饶有趣味的是同语言一样,有些痕迹也在变形与弱化中模糊难辨,只有专家指出后,人们才豁然醒悟。
西方城市史研究的著名学者芒福德(L. Mumford)说:(远古时代)日常活动都围绕着两大问题:食和性;一个是生命的维继,另一个是生命的繁衍。直到进入有历史记载的时代之后,村庄的仪典形式上还供奉着巨大的阴茎和阴户造型。其后,这类造象转化为纪念性形式流传给城市,不仅见诸方尖碑、纪念柱、宝塔、穹顶厅堂这类隐晦形式,还表现为一些完全祼露的形式。(芒福德,1989:9)
据希腊作家琉善记载:叙利亚有所庄严的庙宇,庙中有两具伟岸绝伦的生殖器造型。上面刻有这样的字句:“巴克科斯(即酒神狄俄尼索斯)挺举伟器,崇敬他的岳母朱诺(罗马神后,大神朱庇特之妻)。”两具造型高约170英尺。传说这是巴比仑皇后茜美兰为供奉其母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