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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富甲天下吗?

唐宋富甲天下吗?

隋末的农军领袖朱粲是一位吃人的妖魔,他的部队用二百石铜钟煮人肉,危害了中原大地的河南湖北两省的人民。李世民皇帝时期,王君操杀死了仇人并取出仇人的心肝当场生吃,由于王吃人是为报仇,事后还获得了皇帝李世民的赦免。贞观17(643)年一月,代州都督刘兰成谋反,被腰斩。右武候将军丘行恭,探兰成心肝生食之。皇帝李世民知道后,责备吃人者,你若忠孝,就该让太子诸王先吃人肝,哪里轮到你一个人吃独食?可见,唐太宗好吃人肉(李世民在带兵打仗时肯定也吃过敌人,只是他删除了这方面历史记录而已)。

那些歌颂唐、宋比西方中世纪光明的的人,请您找出一个西欧国王鼓励或纵容吃人肉的例子来?白居易(772~846年)说:“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北宋王安石《河北民》诗歌曰:“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依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天地白日昏,路傍过者无颜色。”黄巢部队总共吃了至少60万人。而宋朝更是大规模的吃人王朝,人被称为“两脚羊”。而且宋朝也是农民起义最多的朝代,在宋朝前后300余年中经历了433次农民起义,其中230次发生在北宋,203次发生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农民起义“一年多似一年,一伙强似一伙。”这就说明老百姓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比西欧黑暗得多!

一,吹捧“大宋永不加赋”是不知羞耻

昊在微信群常说——誓碑:赵匡胤登基后立誓碑一块。碑文三条:善待柴氏子孙;不杀文人及上书言事者;永不加赋。凡赵氏子孙,有违此谕者天殛之。此碑文具宪法性质,赵氏继者也都能遵照执行。保持了两宋言论宽松,文臣敢死谏,百姓能乐业。大宋GDP能占世界80%,誓碑功莫大焉。誓碑如是出之宋民之手,就与《大宪章》有一拼了。网易的文章说:“ 这块誓碑,很有可能是曹勋根据北宋的政治生态情况,附会出来的。”曹勋杜撰誓碑没有什么“永不加赋”。师昊就是一个随意加文的骗子,把子虚乌有的“誓碑”与大宪章相提并论,荒唐之极!

宋朝没有“永不加赋”;而是不断加赋。从北宋初至徽宗初年的140年间,仅仅是上供“正额”一项,百姓头上的负担就增长了10多倍,平均每十年上涨1倍!南宋初年米一石值3缗为常情,100年之后涨价到1000缗一石,其货币贬值已超过300倍。这也是变相加税。

请看:宋代税制的特点:

第一,税制混乱。宋代税制称“二税”,也是夏、秋两季征收,性质与唐代两税基本相同,但统治者却故意混淆这种已含有人头税和户税的复合税制与田租(土地税)的区别,在“二税”之外又开征了新的人头税,即“丁身钱米”,这是一种典型的重复征税。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在“田租”、人头税之外又层出不穷地出现了多入牛毛的“杂变之赋”,在征税过程中还出现了“支移”、“折变”等变相增税的措施,并令农民服“差役”。宋朝赋税不仅正税税种纷杂,税率不一,征收办法各异,而且苛杂百出。

北宋政府官员数目,每年都在膨胀,士大夫越多。脱离生产的人也就越多。他们以全民3-4%的人数,占有全民90%以上的财富,而仍掠夺不止。这个士大夫的乐园,实质上是一个危险的大火药库。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王安石变法,目的也是精减机构,增加财政收入,确立预算制度,对行政管理作合理的改进,严厉制止私人挪用或吞没公款,结果每年为国家节省开支40%。他于是推行了一整套法令:均输法(用货币代替实物纳税,以免去运输上的困难。由各行政区在首府设立专用仓库,丰收时大量购入,歉年时就可不必强迫搜刮农民)、青苗法(当农民“青黄不接”之时,由政府贷款给农民,收取他们向地主贷款时低得多的利息。等到收获之后,再行归还)、免役法(全国每一个成年男子,都有为国家服劳役的义务。如果申请免除劳役,必须缴纳代役金)、方田均税法(清查漏税耕地,对全国耕地重新评估,依照肥沃贫瘠,分为五等,肥沃的耕地赋税多,贫瘠的耕地赋税等差减少)、市易法(设立平抑物价机构“市易务”;物价低廉时,由政府购入;等到物价上涨,再行售出。“市易务”还兼营银行,人民用金银绸缎或不动产作抵押,就给予贷款)、保甲法等等。

像减少国家开支40%,官员们自然愤怒。士大夫就是依靠农急时放高利贷,才能合法的兼并贫农土地,现在政府搞“青苗法”用低利放出贷款,阻塞了他们的钱途,自然愤怒。过去实行“差役法”时,士大夫家根本不服劳役;现在实行“免役法”人人皆有劳役,士大夫更是怒不可遏。尤其是免役法,改服役为交役钱,由国家雇佣有关人员,这既可增加国家收入,又可趁机精减吏员;此举甚得民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并税”。但原有的吏员决不肯放弃既得利益,官僚机构反而因实行新法膨胀得更快了。免役法在推行中一改再改,越改则贫苦下户负担越重;最后造成乡村下户要交免役钱几百文到一、二千文的地步。方田均税法本是为了抑制兼并,但丈量土地也要靠地方官吏去办,在执行中,官僚地主往往从中渔利,腐败更加猖獗。

以后发生“元祐更化”,司马光废止新法,苛捐杂税又不断涌现。有史学家称,宋代(包括南宋)究竟有多少苛捐杂税,谁也说不清。南宋杨万里在其《民政》书中揭露:上赋其民以一,则吏因以赋其十;上赋其民以十,则吏因以赋其百。杨万里说,原来的劳役额度是根据该民户占用田亩的数目确定的,当王安石推行“免役制”后,它很快就与民户土地数无关而成为了单独的税种,在这个税种名义下的加征加派也就没有了限制。又比如朝廷在常设税目之外,加征了佐助执行临时任务的军旅特别税,该项特别税被称为“经制钱”。后来此军旅的编制已经撤了,但“经制钱”却成了永久的税。“总制钱”的设立也是临时的,后来“总制军”的建制早已撤消了,但“总制钱”却要百姓永远缴纳。制定这些税种之初,百姓负担的税额只是粟若干斛、帛若干匹而已;但是沿革至今,其征收额度已经是:粟一倍于当初、帛几倍于当初了。此外,又生出繁多的杂税,于是今天百姓的负担,已不知是本朝初期的多少倍,更不知是汉唐时的多少倍了。

第二,税收总额呈急剧增长趋势,征收品类庞杂。宋朝税额随着统治者需要的增加而急剧增加。如宋初岁入1600余万缗,天禧末年(公元1021年)增至2650余万缗,熙宁、元丰年间(公元1063-1085年)更增至6000余万缗。财政收入仅以皇祐至熙宁为例,只短短的20年光景,便由每年的3900万增至5060万。南宋时最高收入也达6530余万缗。虽然岁入不完全是赋税之入,但赋税收入在岁入中占绝大部分则是无疑的,岁入的逐年递增,反映赋税增加的趋势。

西汉时,田赋号称“三十税一”,表面上相当轻,但加上徭役,税率当在34%左右。宋代的苛捐杂税多入牛毛。从北宋初至徽宗初年的140年间,仅仅是上供“正额”一项,百姓头上的负担就增长了10多倍,平均每十年上涨1倍(还不算名目和税额更快激增的杂税)!尤其是南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北宋李觏浩叹:“役频农力耗,赋重女工寒”;“产业家家坏,诛求岁岁新”。南宋朱熹指出:“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所以有靖康之乱。”连宋孝宗也不得不承认:“税赋太重。”总之,宋代的实情是“民间苦赋重”。

1023年北宋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官方纸币——会子,1126年发行的会子达到7000万贯,造成世界上第一次滥印纸币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南宋初年米一石值3缗为常情,100年之后有提到340缗、700缗及1000缗一石,其货币贬值已超过300倍。米一石要值钱一百万,就足够骇人听闻。况且货币贬值,等于变相加税,其负担常转嫁于贫民。

第三,商税税制日渐完备。宋之商税按征收环节区分,有住税、过税之分;按征收的物品区分,有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等。而且税则也较前代繁细。宋代税法中明确规定,对于一切过往商货,只要是官府认为需要的,就可以无偿截留1/10,名之曰“抽税”,这当然是“官府即法理”的典型表现。

在赋税征收上,宋朝以实物缴纳为主,以货币缴纳为辅。缴纳的实物中包括有谷、帛、金铁、物产四类,每一类中,又有若干品种,缴纳品种之繁多,亦属古所未有。《宋史.食货志》称:宋代田赋征收“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钱较绢,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宋代苏轼记述,即使是东南地区最为富庶的吴郡,其地农民为缴纳赋税才忍痛到市场上以极低的价格出卖自己用血泪换来的粮食,结果连第二年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茅苫一月隆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二,宋朝人吃人,何富之有?

有人说,西方在蒙古大军的面前一下子就投降了,南宋却抵抗了30-40年(其实,西夏、金国在宁死不降的时候,南宋却与蒙古狼狈为奸),最后才被灭,所以,南宋最富。如此说来,未被蒙古人灭亡的越南、日本就更富了。这是一种混账逻辑,反逻辑的谬论!

华人骄傲的宋朝更是糟糕透顶,居然是辽国和金国的儿子国和孙子国,汉人最后成了蒙古人的下等奴隶。宋朝两个皇帝都做了金人的战俘奴隶,够软弱可欺了!公元1069年,王安石推行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在国内引起强烈争议,越南李朝十万大军在辅国太尉率领下乘机攻宋,侵占钦、廉、邕三州,“尽屠5.8万余人,吞并钦、廉二州,死亡者几十万人”,邕州知州苏缄寡不敌众,杀全家36人后自焚。

熊飞骏说,中国战国时期劳动生产率是欧洲的十倍;袁腾飞之流在《百家讲坛》中大吼:“宋朝的GDP占当时世界的80%!”这都是瞎吹。

其实,6000年前,两河流域时期的大麦生产就达到了一比二十的“种子/收成”比例。而中国在新疆出土的1000年前(北宋时期)的小麦每穗只有10粒,“种子/收成”是一比十。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只有西方的50%。成汉昌指出,人均粮食,战国563斤,西汉597斤,唐665斤,宋605斤,明626,清350斤。宋代的人均粮食比唐朝、明朝都少,还得向辽金进贡粮食,所以,北宋时期中国人吃的猪狗食——米糠。

有人拿水浒传说事,说宋江、武松吃牛肉,生活水平高;其实,他们还吃人肉包子、吃人心人肝呢。北宋开宝二(969)年大将王彦升生吃战俘数百人。两宋时期,军中吃战俘是普遍的现象,连岳飞也不例外,所有才有野蛮千古的诗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1124年,民力疲困,重以盐额科敛,加之连年凶荒,民食榆皮野菜不给,至自相食即人吃人。于是饥民并起为盗。山东有张万仙者,众十万,号敢炽。张迪者,众五万,围浚州(浚州,平川军,治滑州黎阳)五日而去。浚州去京才一百六十里,而初不知。河北有高托山者,号三十万。其余一二万者,不可胜计也。1127年五月,高宗即位南京,改元建炎。“汴京大饥,米升钱三百,一鼠直数百钱,人食水藻、椿槐叶,道殣,骼无余胔”(《宋史卷67.五行志》)。路边的饿死鬼只剩骨头,皮肉都被割光了拿去充饥了。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江淮之间民众相食,人肉的价钱比猪肉还便宜,1斗米要数十千钱,一个少壮男子的尸体不过15千钱;肉质还分等级,男女老幼不等。吃人风潮席卷全社会,以至于流行用“两脚羊”来称呼人肉。齐鲁一带的汉人从山东逃到杭州,甚至把人肉做成肉干来吃,而且中医还鼓吹吃人可以延年益寿。

传统粉说,吃人是战争造成的。那么,在和平时期,宋朝的农民也是饥寒交迫,到处人吃人。请看: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大饥,人相食;“河北、京东西大水为灾,人相食,流民入京东者不可胜数”(《续资治通鉴》卷50)。《宋史.食货志》引范镇说,“岁大熟”(即大丰收)尚且“民不得终岁之饱”;若一遇灾荒呢,《宋史》引司马光之言曰:“水旱霜雹蝗蜮间为灾,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上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还是这部《宋史》,熙宁元年,知谏院吴充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民……不得已为盗贼。原因,税重。

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的弟弟苏辙在《因旱乞许群臣面对言事剳子》中说:“臣伏见二年以来,民气未和,天意未顺,灾沴荐至,非水即旱。淮南饥馑,人至相食。河北流移,道路不绝。京东困弊,盗贼群起……”

三,宋朝就是奴隶制,人比物还贱,西方自古人贵物贱

广大农村在沉重捐税和士大夫地主兼并下,产生大批农奴和士大夫的家奴。戴建国讨论了宋代的奴婢制度,他说:在宋代日常生活中,雇主以家长身分对奴婢进行监管。……奴婢在雇佣期间,犹如卖身于雇主,毫无自主权。雇佣期间,雇主可以占有女使的身体,女使没有性自主权。《金瓶梅》记载“梁中书乃东京蔡太师女婿,夫人性甚嫉妒,婢妾打死者多埋在后花园中。”这说明宋朝就是野蛮的奴隶制。

赵匡胤当上皇帝后,深感为了保证皇帝统治的稳定性,必须解决大臣废皇帝的隐患。于是赵匡胤发明了“杯酒释兵权”,对心爱的大将们说:“人生有限,转眼老死。拼命上进,追求富贵,目的是什么?不过升官发财自己既可享受,儿女们也不贫乏,如此而已。依我之见,各位不妨辞去军职,改任高级文官,多多购买肥沃田地,营建豪华住宅,搜罗天下歌童舞女,昼夜饮酒取乐。”这些搜罗来的歌童舞女,就是奴隶。

宋太祖的内弟吃了百多人,他却置若罔闻。王继勋是赵匡胤的内弟,常买民家女子,稍不如意,“即杀食之”,然后把尸骨装在棺材里抛到野外。老百姓向太祖告状,皇帝却置若罔闻。太祖死后,977年太宗将王继勋罢官治罪砍头,他供认共杀食婢女百余人。

南宋徐照《促促词》曰:“东家欢欲歌,西家悲欲哭。丈夫力耕长忍饥,老妇勤织长无衣。”戴复古《庚子荐饥》云:“饿走抛家舍,纵横死路歧。有天不雨粟,无地可埋尸。劫数惨如此,吾曹忍见之。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 

北宋:3个女奴=1张床=找证据的费用。
   
《金瓶梅》中的人——贱。譬如第七回写一妇人甘愿做妾为奴,第九回写人不如物:西门庆用16两银子买了一张黑漆欢门描金床,……却用5两银子另买一个小丫头,名叫小玉,伏侍月娘。又替金莲6两银子买了一个上灶丫头,名唤秋菊。

找证据用15两银。武二向身边摸出五两碎银子,递与郓哥道:“你且拿去与老爹做盘费。待事务毕了,我再与你十来两银子做本钱。你可备细说与我:哥哥(指武大郎)和甚人合气?被甚人谋害了?家中嫂嫂被那一个娶去?你一一说来,休要隐匿。”这郓哥一手接过银子,自心里想道:“这些银子,老爹也勾盘费得三五个月,便陪他打官司也不妨。”

王跃生在《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中提到,从乾隆后期的1781-1791年间十年间,童养媳的平均交易价是10两银子,初婚女子是12两银子,寡妇再嫁是13到15两,妻子被卖掉的平均价最高,是21.58两银子。

古希腊:1女奴=20头耕牛;或者1男奴=56头耕牛。而古希腊的荷马曾提到,一名女奴可与20头耕牛交换。据法国学者格罗茨研究,公元前410年至少要用3头牛的价钱才可能买1奴隶;前375年至少要用56头牛的价钱才可能买1奴隶。由于蓄养奴隶费用高昂(一名奴隶的年生活费相当于3-4头牛的价钱之和),因而凡购置并使用一、二名奴隶的公民,他在理论上至少可拥有8-16头牛。可见,西方自古人贵物贱。

四,频繁的农民起义--旁证宋之繁荣谎言

宋朝,由于实行募兵制,国家财政吃紧,远远不是田赋能够满足的。所以从北宋开始,就实行重商政策和禁榷专卖。通过在四川和西北的茶马贸易,以及沿着自唐代建立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东南亚以及西亚进行丝绸瓷器茶叶贸易,再加上对内的盐酒贸易,年财政收入近亿,保障了政府的需要。然而宋代重商的目的是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很多商业活动都是禁榷专卖,也就是官方垄断经营,所以宋代的重商,并没有使普通百姓富裕起来。《资治通鉴》副主编刘攽(1023年——1089年)《江南田家》云:“种田江南岸,六月才树秧。借问一何晏,再为霖雨伤。官家不爱农,农贫弥自忙。尽力泥水间,肤甲皆疥疮。未知秋成期,尚足输太仓。不如逐商贾,游闲事车航。”北宋张咏《愍农》诗曰:“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贫。”可见,宋代农民并没有充分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编造“大宋GDP占世界80%”更是不知羞耻,宋朝农民牛马不如。公元1040年(宋仁宗康定元年),梅尧臣任襄城(今河南中部县治)县令,在汝河流域。当时西夏犯边,朝廷下令征集乡兵,如司马光《论义勇六札子》所言,造成“闾里之间,惶扰愁怨”,“骨肉离散,田园荡尽”。又值夏雨成灾,河水暴涨。梅尧臣区区县令,无力改变局面。做诗《汝坟贫女》:汝坟贫家女,行哭音凄怆。自言有老父,孤独无丁壮。郡吏来何暴,官家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龙钟去携杖。勤勤嘱四邻,幸愿相依傍。适闻闾里归,问讯疑犹强。果然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质无以托,横尸无以葬。生女不如男,虽存何所当。拊膺呼苍天,生死将奈向。

大意是:汝水边贫苦人家的女儿,一边走一边哭声音凄凉悲伤。她说家中上有老父,除了她这女儿再没丁壮。郡中的官吏下来态度强暴,县官那里不敢表示违抗。催逼严厉不允许片刻担搁,老迈的父亲扶着拐杖上路忙。临走时再三拜托四邻,希望对弱女多多相帮。刚才听到同乡人回来,向他们打听父亲下落时心里疑虑不安。果然在寒冷的雨中,父亲冻死在河边堤上。我这瘦弱的女子没人依靠,父亲的尸体也无力安葬。生女儿比不上男子,我虽活着有什么事可以承当?摸着胸顿足高呼上天,我是活是死真是两难!可见,宋朝人并没有感受到生活在大宋王朝的幸运和幸福,而是一再叹息:“开工作民良久艰,谁知不如牛马福!”“人贱不如泥,三叹而已矣。”

梅尧臣《田家语》诗云:谁道田家乐?春税秋未足!里胥扣我门,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于屋。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诏书来,生齿复板录;三丁籍一壮,恶使操弓韣。州符今又严,老吏持鞭朴;搜索稚与艾,唯存跛无目。田闾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亩焉可事?买箭卖牛犊。愁气变久雨,铛缶空无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迟速。我闻诚所惭,徒尔叨君禄;却咏“归去来”,刈薪向深谷。

译文:谁说我们种田人快乐?春天欠下的赋税,秋天还没交足。乡中的小吏敲打着我的大门,没早没晚狠狠逼迫催促。今年盛夏雨水如注,大水涨得高过房屋。水已经淹没冲走了稻菽,蝗虫又吃光了粱粟。前些时诏书下达,挨家挨户把户口登录,三个中间要抽一个,凶狠地赶去做弓手编入军伍。州里的命令十分严厉,老吏拿着鞭子不断催着上路。只剩下跛子与盲人,老人与小孩也不放过。村里人谁敢叹气抱怨?父子各自悲伤痛哭。田里的活怎么去干?为了买箭早就卖了牛犊。怨愁之气化作连绵秋雨,锅子瓦罐空空吃不上一顿粥。盲人跛子如何耕种?死亡只在迟速。我听老农的话十分惭愧,白白地拿着朝廷的俸禄。还不如弃官回乡,打柴种田在深山大谷。
 
很多人认为宋朝百姓生活较好,故而没有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其实不然,从建国时就不停的发生农民起义上看,百姓生活并没有多好,之所以没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是宋立国时间较短的缘故(北宋立国160年而亡,南宋150年而亡)。西汉立国200年才发生绿林赤眉起义,东汉170年才有黄巾起义,唐270年才有黄巢起义,明260年才有李自成起义,清也是200多年才有太平天国。在宋朝前后300余年中经历了433次农民起义,其中230次发生在北宋,203次发生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农民起义“一年多似一年,一伙强似一伙。宋史的农民起义非常多,这从侧面否决了“宋富谎言”。举例如下:
  
1.965年绵州、遂州起义。宋太祖乾德三年三月,绵州士兵起义,推全师雄为领袖。邛、蜀等十六州响应。四月,遂州牙校王可僚结集州民起义。
 
2.966年阆州、渝州农民起义。乾德四年阆州农民起义,围攻州城。渝州农民以杜承褒为领袖,发动起义,攻占州城。
 
3.973年渠州农民起义。开宝六年渠州农民万人在李仙领导下起义,攻入蓬州。 
 
4.981年绵州农民起义。太宗太平兴国六年,绵州王禧等人组织农民起义。 
 
5.993年王小波起义。宋太宗即位后,川峡天灾频仍,饿殍载道,民不聊生。淳化四年,永康军青城县农民在王小波领导起义,提出“均贫富”的主张。起义军攻下青城,进而打到彭山,发展到万余人。 
 
6.994年李顺起义。李顺领导农民,胜利攻下蜀州、邛州,调发大地主的财产粮食,分给当地贫民,起义军发展到数万人。农民军攻剑州和梓州,不下。五月,宋军入成都。李顺在作战中牺牲。农民军三万人战死。农民军在张余、吴蕴等领导下继续战斗。攻下嘉州,向东川进军。十一月,吴蕴在眉州战死。995年(至道元年)二月,张余在嘉州被捕牺牲。起义失败。996年五月,王鸬鹚领导起义军攻打邛、蜀二州,失败。
 
7.1000年赵延顺起义。真宗咸平三年,益州(李顺起义后,宋朝降成都府为益州)戍卒在赵延顺等八人领导下,又一次发动了武装起义。赵延顺等推举农夫出身的军官都虞侯王均为领袖,建号大蜀国,建元化顺,署置官称,以小校(低级军官)张锴为宰相。各地农民纷纷加入起义军,起义军逐渐发展到数万人。宋将杨怀忠自蜀州领兵进攻成都。起义军在崔照、鲁麻胡等领导下大败宋兵。
 
8.1005年王长寿起义,逃亡兵士王长寿,聚众百余人起义,至陈留,攻打州县。宋朝派遣专使增兵镇压。起义军在澶州、濮州间,与官军搏斗,发展到五千余人。起义军攻入胙城。宋磁州知州许均领兵至胙城,王长寿被俘。起义失败。
 
9.1007年陈进起义。广西宜州士兵在军校陈进领导下起义。宋宜州知州刘永规统治严酷,强迫兵士率领他们的家属上山伐木,修建州署,风雨不停。士兵常遭殴打。六月间,愤怒的士兵,在陈进领导下,杀刘永规,拥立判官卢成均为帅,号南平王,据宜州城起义,宋王朝大为震动。
 
10.1043年王伦起义。仁宗庆历三年五月,京东路驻军一百多人在士兵王伦领导下奋起杀死沂州巡检使朱进,占据沂州起义。起义士兵南下攻打泗州,渡过淮水,转战楚州、真州、扬州、泰州、滁州,直抵和州。义军所到之处,宋官军望风而降。
 
11.1043年张海、郭邈山起义。商州农民千余人发动了起义;起义领袖有张海、郭邈山、党君子、范三、李宗等人。起义军环绕虢州、卢氏以东,洛阳、长水以西结集。京西路各地农民起而响应,威胁京都开封。宋朝派出左班殿直曹元喆等统领禁兵镇压。起义军长驱南下,直抵襄、邓、均、郢各州。自陕南经豫西到鄂北的千余里地带,到处燃起了起义的烈火。
 
12.1043年金州起义。九月间,金州起义军入州城,夺取府库兵仗,分散钱帛给贫民,日暮出城而去。各地义军打入州城者,约三、四十州。农民和士兵的起义,到处兴起,遍满天下。规模较大的是陕西商山张海等领导的起义。
 
13.1044年保州士兵起义。八月,驻守保州边界地带的禁兵数千人,因受官员虐待,愤而起义。保州通判石待举、走马承受宦官刘宗言上城顽抗,被起义士兵杀死,知州刘继宗逃跑溺死。保州地接契丹,宋王朝大为震恐,命宣抚使富弼统帅各路兵镇压。宋军持诏书招降,部分兵士被骗诱开城门投降。宋军入城,将发动起义者429人,全部坑杀。起义遭到失败。
 
14.1047年王则起义,领导者王则,本是涿州的农民,逃荒到贝州,给地主放羊,后来应募到宋军中当兵,起义前是宣毅军的小校。王则占领贝州后,建国号安阳,称东平郡王。以州吏张峦为宰相,卜吉为枢密使。城内起义的居民,在面部刺上“义军破赵得胜”六字,表示推翻宋王朝统治的坚决意志。 
 
15.1050年贝州起义。王则起义三年之后,贝州又爆发了士兵和农民的起义。
 
16.1084年河北保甲起义。神宗元丰七年,澶州、魏州保甲与农民联合,发动起义。澶州、滑州一带,以单安、王乞驴、张谢留等为首的保丁起义,进入卫州。 
 
17.1119年宋江起义,北宋末期,朝政腐败,对外献币乞和,对内恣意搜刮,农民苦于繁重赋税盘剥,致流离失所。北宋宣和元年至三年,宋江聚众梁山泊(今山东省梁山、郓城间)起义,反抗官府,抗击官军镇压的作战。
 
18.1120年方腊起义。当时宋徽宗、蔡京、童贯一伙贪得无厌地压榨人民,赋役繁重,“人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宣和二年十月初九,方腊假托“得天符牒”,率领农民,杀死方有常一家,以帮源峒为据点,聚集贫苦农民,号召起义。
 
19.1130—1135年钟相、杨幺起义。南宋百姓不仅要缴税服役,还遭受军队蹂躏。南宋第一大将的张俊每年收地租就达64万担,至少占有良田64万亩,南宋的“强宗巨室阡陌相望”,贫苦百姓却连立锥之地都无。南宋军队外战外行,可对百姓却是无恶不做。时任监察御使的韩璜曾上书宋高宗:“自江西至湖南,无问郡县村落,极目灰烬,所至破残,十室九空,询其所以,皆缘金人未到而溃散之兵先至,金人既去,而袭逐之师继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一遍。嗷嗷之声,比比皆是,民心散畔,不绝如丝”。钟相让他的儿子率领三百民兵北上抗金,可赵构却下了一道“归原来去处,各着生业”的圣旨。赵构一味地寻欢作乐,醉生梦死。钟相在忍无可忍之下于1130年在洞庭湖起义。义军以“等贵贱,均贫富”为纲领,很快就占领了洞庭湖的6州19县。一月之后,钟相及其子钟子昂不幸被宋军所擒,并押至临安处死。钟相牺牲之后,义军由杨么领导,人数最多达30万之众,连年抗击南宋官军和“伪齐”政权的围剿战争达5年之久。1134年,宋高宗绍兴四年,赵构以当朝宰相张浚为最高指挥官,并把驻防在抗金前线的岳飞及其所部调回,前往洞庭湖镇压义军。杨么被岳飞亲手杀害。
 
20.1141年宜章县农民起义。
 
21.1143年福建农民起义。绍兴十三年,建各地农民在管天下、伍黑龙、满山红等农民领袖的领导下,发动起义,攻打漳、泉、汀、建四州及广东梅州、江西虔州的县镇。  
 
22.1144年宜州泾县农民起义。绍兴十四年,宜州泾县农民在摩尼教徒俞一领导下发动起义。
 
23.1148年杜八子农民起义。绍兴十九年,建州瓯宁县回源峒杜八子领导农民起义,攻破建阳城。夏季,张大一、李大二等在回源峒领导农民起义。
 
24.1148年何白旗起义。福建汀、漳、泉等州何白旗起义,进至广东梅、循、潮、惠四州以及江西虔州。
 
25.1163年农民起义。孝宗隆兴元年,明州象山、秀州华亭等处农民在海上起义。
 
26.1165年李金农民起义。郴州宜章县弓手李金组织农民起义,迅速形成万人大军,攻占县城后,又攻下郴州、桂阳军。农民军进入广东路英、韶、连、广等九个州府。杀地主、官僚,没收他们的田宅财产。五月,湘阴县刘花三、李无对领导农民起义,响应李金起义军。  
 
27.1175年赖文政茶农起义。淳熙二年,湖北路茶农、茶贩在赖文政领导下起义。起义军自湖北转入湖南。六月,起义军进入吉州永新县禾山。
 
28.1179年陈峒农民起义。郴州宜章县农民在陈峒领导下起义,攻下道州、桂阳军和连州所属四县,有众数千人。 
 
29.1179年李接农民起义。淳熙六年,广西路李接(一作李楫)领导农民起义,宣布十年不收赋税,打开官府和地主仓库赈济贫苦农民。起义群众称李接为李王。农民军陆续攻下广西路郁林、化、容、雷、高、贵六州八县。 
 
30.1184年姜大老农民起义。淳熙十一年,姜大老领导农民军在汀州一带起义。
 
31.1185年平江府饥民起义。淳熙十二年,平江府玉郎等起义,海上饥民蔡八等起义。
 
32.1188年陈青军饥民起义。淳熙十五年,陈青军等海上饥民起义,在广州沿海活动。
 
33.1219年张福、莫简起义。宁宗嘉定十二年,军士张福、莫简领导红巾队在利州路兴元府起义,参加的士兵有几千人。四月,起义军攻入利州、阆州、果州、遂宁府和普州,先锋曾到达梓、汉二州,直逼成都,四川震动。
 
34.1223年蒋宗、杨德起义。嘉定十六年,武冈军士兵在蒋宗、杨德率领下起义。
 
35.1228年赣州农民起义。理宗绍定元年,赣州农民在陈三枪和张魔王率领下举行起义,以松梓山为根据地,在江西、福建和广东三路边境建寨六十,进行起义活动。三路农民纷纷起来响应。
 
36.1229年汀州农民起义。绍定二年,汀州晏梦彪领导当地农民起义,起义军以潭飞磜根据地,攻下汀州、邵武军、南剑州所属各县,发展到漳州龙岩、长泰和泉州永春、德化等地。汀州城士兵起义响应。起义军发展到上万人。
 
37.1234年赣州农民起义。端平元年,张魔王、陈三枪领导赣州农民起义。
 
没有哪一次农民起义不是因为政治黑暗和官吏贪暴引发的。农民是本分和没有激情的一个群体,不会因为人权、主权等涉及人性尊严的问题向政府讨说法,只有当他们的最基本权利——生命权受到威胁时,他们才会闭上眼睛往深渊中一跳,铤而走险反抗政府。如果这样一个农民频繁起义的朝代也称作繁荣富强,真是天大的笑话。当然这两宋的“繁荣富强”也不过是腐儒们为了复辟儒学、儒教故意制造的谎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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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敏:西欧中世纪比中国亮?

关敏提要:中国历史上农民被压迫之惨为世界之冠,其起义的次数为世界之冠,为此而牺牲的生命也为世界之冠。中西农民战争的差异巨大,不是因为中国人好战,而是因为中国人所受的剥削更重。

1.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激化比西欧早

人类历史表明,当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刚建立的一段时期,阶级矛盾比较缓和,但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久,就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西欧到中世纪后,在公元第8世纪才有农民起义的记载,而且只有地方性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其规模很小,影响不大。直到14世纪,才有较大的农民起义发生,如英国著名的瓦特.泰特起义,捷克的“塔波尔派运动”,不过三、四万人,一般则是六、七千人。

2.中国农民起义发生的频率比西欧高

中国共发生多少次农民起义?毛泽东概括为“总计大小数百次”,也有人认为,“见于记载的有600余次”。据翦伯赞《论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提供的材料推断,在中国中古时期的500年中,发生过千次以上的农民起义。北魏从公元386年到公元451年,65年中,人民反抗包括反对民族入侵与压迫的斗争共37次,百分率为56.92%,而自452年至485年33年之中,却爆发了以阶级斗争性质为主的反抗起义46次,百分率高达139.39%。人民起义或杀州郡守宰,袭城掠地,或自拥成王。宋朝由于实行募兵制,国家财政吃紧,远远不是田赋能满足的。所以从北宋开始,就实行重商政策和禁榷专卖。通过在四川和西北的茶马贸易,以及沿着自唐代建立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东南亚以及西亚进行丝绸瓷器茶叶贸易,再加上对内的盐酒贸易,年财政收入近亿,保障了政府的需要。然而宋代重商的目的是满足政府的需要,很多商业活动都是禁榷专卖即官方垄断经营,所以宋代的重商,并没有使普通百姓富裕起来。在宋朝前后300余年中经历了433次农民起义,其中230次发生在北宋,203次发生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农民起义“一年多似一年,一伙强似一伙。”

有人算出:我国由秦至清,中小型农民起义以千计,席卷全国的大型农民起义达9次。欧洲农民起义不及中国农民起义1/10,其著名的几次农民起义也仅相当于我国的小型农民起义。欧洲著名的十字军东征不过二、三万军队。中世纪1200年,西欧各国一般只有3至4 次有影响的农民战争。德国农民战争前的41年中,是农战争频率最高的时期,农民多次利用“鞋会”等秘密结社组织起义,但只有一次真正成为起义。假定西欧各国整个中世纪时期农民起义的频率都有德国这一时期那样高,每个国家的农民起义也不超过30次。

可见,中国农民起义的频率比西欧各国的总和也要高出数倍到数十倍。

3.中国农民起义的规模比西欧大

中国历史上参加者数十万到百多万众的大规模农民战争有十余次。

在西欧,法国著名的扎克雷起义只有几千人参加。其规模唯一可与中国较大规模农民战争相比的只有16世纪初的德国农民战争,总共也不过十几万人,但它比同等规模的秦末农民战争晚了17个世纪。总的说来,欧洲封建社会农民起义与中国专制社会农民起义相比,具有规模不那么大、作用不那么强的特点。

4.中国农民战争的组织程度比西欧高

中国自秦末农民战争起,每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都有较统一的领导和斗争纲领,在全国范围内坚持数年到十数年,辗转作战数千里;而且,一般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西欧较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一般都是些地方性农民战争,每一地区的农民军都各自为战,难于形成统一的核心。组织程度最高的德国农民战争,实质上也是一些地方性农民起义同时爆发,起义农民“在每省区都各行其是,向来不肯支援邻区的起义农民”。虽然德国农民战争也建立了西欧唯一的农民政权“永久议会”,但却只是一个地方性政权。

5.中国农民战争的后果特别严重

中国的王朝多次是被农民战争推翻,或给予沉重打击后而崩溃,有的农民起义领袖当了皇帝,强化了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他们常以人肉做军粮和斩草除根式的滥杀无辜。秦末2000多万人,经过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混战,到汉初,人口下降至约600万,原来的万户大邑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公元2年全国人口5959万,经过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混战,到光武中元二(公元57)年,人口2100万。中国人口减少3859万,损失率65%(2010年11月12日中央电视台说死亡率占总人口的80%)。秦皇后的中国人口死亡过半的大战乱至少有14次。

西欧农民战争一般都打着国王的旗帜,把斗争矛头指向贵族,视国王为自己的保护者。没有一次农民战争推翻了旧王朝,更没有农民领袖当上国王或皇帝的。

1920年代末,为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苏联学者最先把中国社会停滞与农民战争挂勾。如坎托罗维亚认为,“具有明显土匪性和破坏性”的人民起义是使中国社会“处于停滞僵化状态”的根源。不久,中国人也开始持类似的观点。1930年代,有人主张“历史循环论”。其中,莫非斯、陈高镛等人认为是农民暴动的周期性破坏,造成了历史循环。针对这些观点,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马克思肯定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一般是指新旧社会更替时期阶级斗争的“助产婆”的作用。恩格斯专门论述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也没有提出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认为,“中世纪所有的大规模的起义都是从乡村中爆发的,但是由于农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极端落后性,这些起义也毫无结果。”

据专家研究,与中国比较,西欧各国的老百姓负担要轻。中国历代农民的实际税费负担是西方农民负担的5~10倍。所以,西方起义少,矛盾相对缓和。

西汉时,田赋号称“三十税一”,是相当轻的,但有役重于税的特点。最近,有人对汉代一个5口之家、耕地70亩(合周制百亩)的农户所受国家的剥削作了推算:年收谷共210石,其中田税为7石,占3.3%;徭役折合谷60石,约占29%;人头税折合谷4石,约为2%。也就是说,田税及人头税相加,只占总收获量的5%,如加上徭役,剥削率当在34%左右。秦以来的中国皇帝对税款实施“强权征收”,并不征求纳税人的意见或同意;任何一种社会力量都没有可能对他进行哪怕一点点的制约。地方官员打着“圣旨”、“上谕”的旗号“畅行无阻”地征税,征收多少全凭一时一地的需要,全然不顾农民的承受能力,对纳税农民亦不承担任何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赋税的成倍、甚至是数十倍的增长,总是与王朝的政治周期相互吻合,而且通常是从王朝的中期开始凸显,这种趋势被称为“王朝中期赋税暴增律”即“黄宗羲定律”。约翰.马歇尔大法官曾说,“征税的权力事关毁灭的权力”。如果不对这“毁灭的权力”加以制度化的限制,这“毁灭的权力”必然要不断地毁灭性社会。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就是证明。


[ 本帖最后由 自幼 于 2020-7-13 07:0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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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楼主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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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一大堆谎言集合起来,让你无从驳斥的文章。
  例如:中国农民起义多,所以农民受压迫严重。
  其实,受压迫严重的地方肯定起义少。例如,眼下美国黑人在玩命闹事,北韩安安静静;而当初美国黑人当奴隶的时候,哪有现在这么闹?南北战争也是白人杀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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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欣赏  欧洲中世纪的和谐因子是基督教教会

1320年6月末的一天,太阳很早就升起来了,伯孔贝(Belcombe)这个小村庄的农民起身也不晚。“绝大多数农舍内,人们正在醒来,不久出现在门口,抬头看看天,接着开始简单的早餐,吃一块面包,喝一口啤酒,然后再次出门,从草棚里取出镰刀和钉耙,开始走上街道。几分钟后,邻居之间的大声闲聊和相互问候打破了沉静。不久,他们就路过教堂,来到敞开的田野。”男人在田间劳动,女人操持家务;大家一起去教堂做弥撒,听牧师布道;做晚祷;享用一日三餐或领主为酬劳农奴的收割而提供的丰盛晚宴;跳舞、喝酒(包括撒酒疯)、狂欢;以及出席庄园法庭等等。特别是在英格兰和低地国家,这种勃勃的生机情绪尤为明显;一个歌谣说道:法兰德斯的农民,当他喝醉时,认为世界是属于他的(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22页)。

教堂本身,通常位于村庄的中央,象征着教会在中世纪生活中的地位。人一生中的大事——受洗、婚配、葬礼——都在这个神圣的建筑物中举行。人们的生活也无时无处不笼罩着宗教的氛围。这种信仰氛围使得基督教堂成为了庄园的中心。

在中世纪的庄园中,教堂不仅是传播基督教义的中心,并且它本身就是阶级矛盾的缓冲器,是友爱和睦的纽带,是爱的源泉。在教堂里,神甫们都给庄园主和农奴们讲《圣经》:

要善待穷人、妇女和老人: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申24:19)。有施散的,反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贫乏(箴11:24)。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箴11:25)。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箴14:31)。善待弱者之例:戏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箴17:5)。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箴22:22)。不得放债取利;周济贫穷的,不至缺乏;佯为不见的,必多受咒诅(箴28:27)。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以1:17)。那行不义的盖房,行不公的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耶22:13)!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不得拖欠他们的工钱,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利19:13)。因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申命记》)。要善待外国人: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利19:33)。从这些对社会弱者保护的法例中,人们发现了圣经中的人权法根据。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分析人与神的关系,并试图发现人的价值、尊严和法律,则是12-13世纪神学家阿奎那的贡献。在他看来,人接受上帝的指引,是一个勿庸置疑的前提,但是人作为上帝的杰作,肯定不同于没有心灵的其他天地万物。人的特殊地位就决定了人自身的权利。人对上帝来说是屈从的,但是人作为仅次于上帝的存在,他有他自己的权利,这项权利可以表现为人类的法律。

教堂是宗教生活的中心,庄园法庭则是庄园世俗生活的中心。庄园法庭不仅是打官司、进行诉讼的场所,也是全体庄园成员讨论、决定庄园日常事务的场所。这个法庭是由全体庄园成员共同组成的。上自领主、管家,下至农奴,都是法官。法律的裁决由全体成员根据充分的证据作出。通过这种方式,法律随时随地而恰当地调节着庄园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领主与农民的关系以及农民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往人们只知道农奴有多种法律规定的不自由,却不了解他们还有着法律规定的许多权利。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伯尔曼语)。正是凭借着这些基本权利,农奴能争取到自由。传统理论只强调领主对农奴的剥削和压迫,却没有看到领主与农奴的互惠关系,以及农奴也参与庄园管理的事实。更重要的是,“黑暗的中世纪”不仅不黑暗,而且充满了理性之光。庄园生活史就是一部凭借法律的力量去争取权利和摆脱不合理负担的历史。农奴利用法律手段与领主抗争、较量,从而极大地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抗争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最终农奴以各种方式走上了“自由之路”。

新世纪初,在巴黎附近的一个修道院中发现了查理曼时代的庄园薄记,其中详细记录了农奴们每天的工作情况,并且生动具体地描写了生活的各个方面。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史教授根据其中一部分记录,以一个农奴的情况为例,用现代语言编译了《农夫波多》一文。文中以相当多的篇幅描述了农奴们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友好相处的具体细节。这与中国《诗经》、唐诗中所反映的流离嗟怨的悲惨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看看西欧中世纪农民的生活:英国萨塞克斯郡奇切斯特主教的一个庄园租税清册中记载:“毕晓普颀托恩、诺顿和登顿的惯例,佃农自带犁具履行两天帮工,这两天中,一天吃肉,另一天吃鱼,还有足够量的啤酒。犁队中凡使用自己耕牛的人可在领主家中用餐。所有承担割麦的人其午餐有汤、小麦面包、牛肉和奶酪;晚餐包括面包、奶酪和啤酒。次日他们将有汤、小麦面包、鱼、奶酪和啤酒。午餐时,面包不限量;早、晚餐每人限用一条面包”(霍曼斯:《13世纪英国村民》,English Villagers Of 13th Century,哈佛1942年版,第261页)。这张记录在案的帮工食谱清单,规定之具体和详细,令人瞠目。这表明:领主和佃户双方都尽量不给对方的任意性留下余地,这对农奴的怠工是一种监督;但对领主随意加码、恣意盘剥无疑也是一种限制。西欧自然经济的基本单位是封建庄园。农奴的生活必需品基本可不依赖市场;加上土地不能买卖,使农奴能在较长时期避开了高利贷剥削,生活比较稳定,较少造反。14世纪以后,庄园瓦解,商人高利贷者参与对农奴的剥削,农民生活急剧恶化,西欧才爆发较多、较大的农民起义。

西方基督教和儒家宗法制度最显着的差别为:宗法制度是血缘的,它使得血缘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唯一纽带,它使得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基督教是超血缘的,它使得博爱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欧洲人便容易冲破家庭观念的束缚,实现社会化合作。正是基督教为欧洲中世纪庄园所需要的合作劳动提供了思想基础,而且使庄园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成为可能,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是这超越家庭观念、社会化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 本帖最后由 自幼 于 2020-7-31 14:1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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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当然富甲天下,只不过底层很穷就是了。

  而西方人能让底层不那么穷,靠的是长子继承制。这一制度禁止产业随着人口增长而被自然分割,从而使人均产业不会因为人口增长而降低。
  至于唐宋和西方的制度,哪种对底层更仁慈,取决于你所关注的,是长子还是非长子。

  但对于上层,唐宋就是富甲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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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富也没有现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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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确实喜欢宋朝的夜市,唐朝的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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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归说,没有言论自由,官家控制,你没法弄清楚。从生产力上讲,应该那些朝代没那么厉害,如果真厉害,军事上就不会那么挨打。中国人民,给一个好的制度,是相当了不得的,在自我发财致富上谁也比不了。如果这次和美国的贸易争端,最终我们开放本该开放的市场,中国应该更上一层楼。看看现在,内忧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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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9# xp1999 的帖子

  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题目讨论的是“唐宋富甲天下”,不是“唐宋富甲古今”,当时的西方世界,就有言论自由?在军事上就强势?
  同一时期,基督教世界丢掉的地盘太多了,到现在都没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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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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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历史还真是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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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一下这些历史知识,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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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代都是少数人拥有绝大多数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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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上不来了,今天俄尔一试,竟成功了。太开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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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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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代都是少数人拥有绝大多数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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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顶顶顶顶顶顶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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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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