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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孔意在称帝

尊孔意在称帝

关敏/尊孔意在称帝

欧阳修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同样的,袁世凯尊孔之意不在儒,在乎称帝垄断政权也。1902年袁世凯向清廷报告:“大学堂聘用各教习,皆平素主张民权自由之人,若以此化导学生,则将来之祸,必更甚于戊戌!”在袁世凯眼里,走向文明的戊戌变法是祸害,而慈禧新政引起的民权自由即人权学说更是罪大恶极,唯有儒教的等级制是他的最爱。梁启超说,正是那些“开口孔子,闭口礼教”能左右社会的位高权重者,才真正是“败坏风俗之源泉”。

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他的姐姐是毛昶熙的儿媳。毛昶熙是慈禧太后信任的朝廷重臣,曾任兵部尚书、代理总理衙门。毛昶熙有一个家厨叫王士忠,能做一手叫绝的腐乳肉。这道菜是慈禧太后的最爱,隔段时间,都要叫毛昶熙进宫献“烧尾”。但毛昶熙死后,王士忠回老家武陟,慈禧太后就吃不到这么正宗的腐乳肉了。这时的袁世凯,已投到李鸿章的门生吴长庆手下;因为在朝鲜制兵有方,颇得李鸿章欣赏。1894年朝鲜局势失控,他即开溜回国,下榻于李鸿章处。一日闲谈时,李鸿章讲到太后的烦恼,京城竟无一人能够做出满足太后口味的腐乳肉来。袁世凯当即表态,只需准自己一个月的假,定能找到当年的那个厨子。袁世凯回老家找姐姐帮忙,果然找到了王士忠。名厨进京,麻溜地做好一道腐乳肉。当这道出神入化的腐乳肉摆到慈禧面前时,老佛爷很是惊喜。心满意足之后,慈禧对身边的李鸿章说:“这孩子怪招人疼的,又是毛家内亲,现在洋枪洋炮练新军,不正用人吗?”于是,慈禧就派他到天津小站练兵。他拿国家的钱,练出一帮私兵,军队只忠于自己。戊戌变法的关键时刻,袁大头出卖光绪,紧跟慈禧。武昌首义后,冯国章带领北洋军火烧汉口,烧死了3万余人。1913年镇压国民党起义,张勋在南京烧杀抢,多少无辜被杀,这就是袁世凯的流氓兵。袁世凯凭军力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就想称帝千秋万代垄断政权!其称帝之心表现在文武两个方面。

一,武的方面的表现就是强军扩军以便黄袍加身

从1912年3月起,他调强迫革命党人控制的南方6省(江苏、湖南、广东、江西、安徽、福建)裁兵,一年间6省裁减了27个师,36万人;湖北裁减了7个师,7万人。革命党的军队只剩下区区2万人。而北洋兵一个不裁,反而增加。北洋军队在全国军队总数的比重由原来的1/10上升到了1/5。此外,倪嗣冲、张勋、张作霖等招兵买马,袁不闻不问。革命党人不服,袁的对策是血腥镇压,1912年8月、1913年3月分别制造制造了轰动全国的张振武案和宋教仁案。1913年7-9月通过战争消灭了国民党反对派,随后自然是称帝了。于是,袁世凯派军人特务秘密监视报馆言论、监视反对派的动静。

二,文的方面的表现就是尊孔复辟帝制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信仰之自由”,由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的教育部决定小学废除读经,因为蔡元培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由于废止了孔子与儒学千百年来的独尊地位,引起了包括康有为在内主张尊孔者的强烈反对。

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下令“尊崇伦常”,提倡建立全国性的孔教会,鼓吹忠顺的公民必须信奉忠孝之道。他指责民国元年从小学课本里去掉孔夫子,是离经叛道、数典忘祖;责备学生不受驾驭,指责自由派的妇女平等观是反家庭、反社会秩序。

1912年秋,陈焕章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孔教总会”,康有为任会长,陈焕章任总干事,在各地设分会,创办《孔教会杂志》,他制定了详细的“教规”,主张以孔子纪年,还设计了黑、白、红三色“教旗”,象征三统三世之意,并在白色中画一木铎。孔教会还“特立教会籍”,规定:“凡入会者,皆为入教。当注名于教会之籍,注籍之费,务取其轻,以普及为主,拟无论男女在16岁以下者,收银五分,16岁以上,收银一角。”

康有为鼓吹半部《论语》治天下,决心把孔教会普及于全国,推广于全球。1912年12月12日,孔教会会长康有为上书袁世凯,竟然说:“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又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说:“中国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康有为认为:君主作为各族共主,可以维系多族群的帝国,而儒教作为国家宗教或者公民宗教,正好可以“形成一个代表国家凝聚和民族认同的符号”。

“孔教会”的活动立即得到了袁世凯的支助,袁世凯还发表了一系列要求尊孔的文章、公告、公文。满遗们曾一度在社会上掀起一股复古的妖风。他们为了使“人道”不致“澌灭”,曾经于“癸丑、甲寅(1913、1914年)两次会于曲阜”,隆重举行祭祀孔子的典礼。1913年春,扬州“尊孔崇道会”在孔庙举行祭祀,到会的人“大半苍苍白发,豚尾犹存,其行礼时均三跪九叩首”。可见“孔教会”之类的组织,正是复辟分子藏污纳垢之所。一时间,全国上下尊孔复古,一派乌烟瘴气。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正式发布“尊孔祀孔令”,通令恢复学校祀孔。袁世凯把孔子捧为“圣哲”、“至圣”,视孔教为“日月之无伤,江河之不废”,把民主看作孔子大同思想的实践,孔孟之道乃“国家强弱,存亡所系”,并要求国民“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衷至当,以表尊崇,而垂久远”。

1913年8月,孔教会代表陈焕章、严复、夏曾佑、梁启超上书参、众两院,提交《请定孔教为国教》请愿书,认为“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义理、学术、礼俗习惯,皆以孔子之教为依归。此孔子为国教教主之由来也。”袁非常明白“礼治”有利于独裁专断,而“法治”则是独裁的障碍,所以1913年9月28日袁世凯亲至孔庙,行三跪九叩大礼,上演祀孔丑剧。他弄了一个“筹安会”,找了一批社会贤达捧场,鼓吹“中国国情特殊论”,以此为复辟帝制作舆论准备。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在正式就任大总统的宣言中明确提出:治国要以“德治”——“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以礼义为主法律为辅。国会秉承他的意旨,相继通过“祭天”、“祀孔”两个议案,还恢复了跪拜礼节。袁明确提出以孔教纲常礼义代替西洋“自由、平等”之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径,政体虽更,民彝无改”,并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德”是“人群秩序之常,非帝王专制之规也”。

袁控制的进步党议员坚决主张孔教应定为“国教”,作为“立国之根本”和“宪法”的主要原则之一。由于国民党议员的强烈反对,最后双方相互让步,1913年10月通过的《天坛宪法草案》第19条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但国会中,反对袁世凯、主张法治的国民党员占多数,支持袁世凯、主张礼治的进步党占少数,更达不到通过所需2/3多数,所以,袁想集大权于一身的条文和尊孔入宪并不顺利。

社会舆论的反对之声更加强烈。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说:凡婚配者都要到孔庙举行婚礼,由孔教会主持婚礼仪式并收取费用,规定每起收四元钱,而纳妾者初次征200元,以后再纳则加倍征收。这些收入的一半归政府,一半归孔教会。以全国4亿人计,每年婚配者约3千万,仅此项收入即达1.2亿元;而纳妾者每年不止2、3万户,收入也很可观。所以,马相伯的结论是:“好贪心,好贪心!原来请定国教,止为金钱计耳!” 

面对强烈反对,孔教会宣告:宪法起草委员会否决孔教是“天祸中国”,结果是“家无以为家,国无以为国,人无以为人,将相率而入于禽兽”。袁世凯更是亲自出马,通电各省都督及民政长,指摘宪草不良。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也发“请颁定孔教为国教电”。正、副总统号召了,各省领导自然“群起响应”,纷纷致电参、众两院,责骂反对派议员,要求尽快通过有利于袁集大权的条款和定孔教为国教的申请。江苏都督冯国璋在电文中说:“值此国基未固,邪说朋兴,惟有尊崇我固有之孔教,或尚可为千钧一发之维。若听其谬种流传,旧防悉溃,恐斯民之陷溺日甚,不相率为禽兽者几希。”并提出由大总统袁世凯在上、各地军政首脑在下,联合向国会施压,通过有关条文。“辫帅”张勋最为积极,不仅立即通电支持,还就任孔教会曲阜总会事务所名誉所长。

但国民党议员不为所动,所以,这部宪法草案仍然于袁不利,1913年11月初,袁世凯干脆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这样一来,宪法起草委员会已不足法定人数,遂于1913年11月10日自行解散,其所定宪法草案也随之流产。1913年11月26日,袁世凯再向全国发出尊孔告令。12月23日袁世凯至天坛祭天,为称帝从思想上到舆论上做准备。由于尊孔拥袁有功,陈焕章终于得到回报,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

1914年袁世凯针对文化界的贬儒批孔,强调“中国数千年立国之本在道德,政体虽取革新,礼俗当要保守”。他命令小学必须开设儒学经典课程,而且坚持要把全部《孟子》编入初级小学的课程中。1914年2月,袁又下令恢复帝制时代的祭孔和祭天大典,他称赞孔子之道是“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国纪民安,赖以不坠”。5月教育总长汤化龙《上大总统言教育书》主张立孔教为国教。9月25日,袁世凯正式颁发了《祭孔令》,规定:于孔子诞辰之日,中央和各地方必须举行(前清的)祭孔典礼。9月28日,袁世凯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亲率文武百官于早晨6点半抵达曲阜孔庙,由侍从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荫昌引导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拜。与此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在省会文庙祭孔,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祭孔。随后,袁世凯令财政部拨款修缮北京孔庙,并自捐银5000元相助。

1914年12月,北京天坛演出了一场“祭天”的闹剧。据记载,祀天之时,袁世凯头戴爵弁,身着12云团的大礼服,下着印有千山纹的紫缎裙,陪祭人员礼服的云团各有等差,下面一色紫缎裙。袁三拜九叩,与封建帝王无二,只不过在所用的祀天祝版上改过去皇帝用的“子臣”二字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袁世凯”,其它一切如仪。

1915年江苏青浦所举行的“祝圣礼”规模更大,仅礼成后参与和诗者即达“千数百人”之多。这说明他们的复古活动有社会基础,而且影响颇大。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与康有为恢复大清理念不合,故康、陈不表支持,但仍有地方如直隶、河南、山东等省的孔教会给袁上“劝进书”,支持其自当皇帝。

三,袁世凯死后,孔教会继续复辟帝制

1916年6月袁世凯称帝失败,在万众唾骂声中死去,继任总统黎元洪宣布将“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于同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国会决定继续几年前流产的制宪工作。陈焕章又以“孔教会”总干事的名义,上书参、众两院,再次提出宪法应“明定孔教为国教”。陈的请愿书刚公布,张勋、曹锟、张作霖等一干武夫就公开发表“争孔教为国教电”,蛮横地要求国会废除2/3议员赞成才能通过原则,要求直接定孔教为国教。并威胁反对派议员说:“竟欲将多数人民信仰之孔教,使绝迹于宪法,是诚何心?即使将来宪法告成,亦不为人民所公认。倘因之更发生种种问题,危及国家,为祸愈烈,安见宗教之战,不于我国见之!彼时虽欲重治反对者流以误国之罪,亦以晚矣。”

1916年8月,李大钊写了《孔子与宪法》,他说: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今以专制护符之孔子,入于自由政权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萌芽专制之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也……此专制复活之先声也。”“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那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儒家赋予君主以天然的政治领袖和道德领袖的双重权威人格,否定了民众作为独立政治主体存在的意义,在理论上堵塞了民主的产生。李大钊说:宪法是“现代国民自由之政权,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自由的敌人“惟皇帝与圣人而已”,“自我之解放,乃在破坏孔子之束制”。

1917年3月,陈焕章等又发动山东、浙江等16省的尊孔会社在上海的代表组织“各省公民尊孔会”,再次强烈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但“宪法审议会”仍然否决了孔教为国教的提案。6月初,张勋率“辫子军”进京,7月1日溥仪复辟,康有为亲自修改的复辟的“上谕”声称:“自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复辟失败后,陈焕章又转而投靠段祺瑞,充当段氏控制的“安福国会”议员。1918年10月徐世昌就任大总统,陈焕章又投徐,被聘为总统顾问,被授予文虎勋章。陈焕章因投靠再次出任总统的黎元洪在1923年元月获大绶宝光嘉禾勋章,同年10月又投靠用武力赶走黎元洪、以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又被曹聘为总统府顾问。

从袁世凯夺得大权的1912年起,短短的十几年中各路军阀互相厮杀争战,你方唱罢我登场,掌权者象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但无论谁掌权,陈焕章却都能得到赏识,并非这些军阀宽宏大量,不计前嫌,不管他曾为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服务,而是他们都明白孔教有利于自己的统治,需要“孔教”来为自己的专制独裁服务。陈焕章也明白,自己在乱世中谋权谋利的不败法宝就是“孔教”,谁掌大权,“孔教”就为谁服务,“孔教”成为权力的婢女甚至帮凶;再不济,也能成为分杯冷羹的“帮闲”。

著名汉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观察到,“儒学准确无误地和当时所有复辟帝制运动建立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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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了个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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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看,瞧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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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称帝是哪门子错误?

  左派的特点,就是树个靶子乱打,以抬高自己,浑水摸鱼。
  例如袁世凯称帝。
  注:国民党也是左派,只是不像共产党、自由派左的那么离谱。
  如果说帝制不对,何以英国、日本到现在都有帝制?
  如果说英国日本那个是立宪君主制,你焉知袁世凯就不是立宪君主制?
  以当时中国人的水平,他们能看出袁世凯一定不要立宪君主制(他们懂立宪君主制吗)?就算他们能看出来,以他们此后的表现看,他们的眼神可准?
  注:共产党说是全国人民支持它上台的,这是胡说;但知识分子同情共产党,全国人民未能积极抵抗共产党,却也是基本事实。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危险性缺乏警惕。

  袁世凯称帝失败,是因为他在谋略方面失策;而失策的原因大略有两个:
  袁世凯父祖都不长寿,袁世凯觉得自己没时间慢慢搞谋略;在新时代背景下,袁世凯觉得没必要太拘泥于古人的谋略。

  所谓谋略:
  当初,孙权即请求曹操称帝,曹操说:这小子想把我放到火炉烤呢。
  曹操功盖华夏,尚且不敢称帝。以袁世凯的履历,称帝自然难以服众。
  这就是袁世凯称帝唯一的错误。

  至于如果称帝成功,到底是否有利于国家,则在未定之中。因为至少从名义上讲,袁世凯是要搞立宪君主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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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代都是少数人拥有绝大多数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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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 这种产物其实可以延续到人类灭绝的 ,只是要削减他们的权利,作为一种荣誉存在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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