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抗强权成就民主
希腊神话说：宙斯不是以孝的名义而是以正义的名义推翻了父辈的统治。所以，西方人最喜欢讨论的问题就是正义！在荷马史诗中，宙斯是普遍正义的化身，但宙斯依然残存着滥杀无辜的病毒性。这就是后来希腊人改信基督教的原因。宙斯娶墨提斯为妻，墨提斯为宙斯出谋划策，打倒了吃人的父神克洛诺斯。盖亚预言，在墨提斯生下第一个女儿后将生下一个儿子，成为神人之王。宙斯惧怕预言成真，遂将墨提斯整个吞入腹中（吃老婆啊，践踏了人权违反了正义）。但胎儿在宙斯的头颅里继续生长，给宙斯带来了剧痛。医神阿波罗对他医治无效，当火神赫菲斯托斯遵从宙斯的命令，用斧头把宙斯大脑劈开时，一个全身披戴铠甲的女儿从宙斯大脑中跳出，这就是雅典娜。雅典娜出生，意味着智慧就是对专制强权的反抗，最高权力掌管者必须竞选轮替或轮流坐庄。“雅典娜”的意思就是“雅典的少女”，雅典卫城主体建筑帕特农神庙就是纪念雅典娜女神的神庙。
荷马史诗《奥德赛》唱到：有个地方叫克里特，在葡萄紫的海水中央，美丽又富裕，四面是海洋，人口多得数不清，九十座城市林立在岛上。约公元前1450年，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王宫被迈锡尼人占领；后来被完全摧毁，米诺斯文明戛然而止。考古发现：米诺斯人虔诚地向公牛献祭，还有用活人献祭的遗迹。可见，米诺斯人偶尔放弃了正义，依然残存滥杀无辜的血腥。这与殷商滥杀无辜的人殉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望尘莫及。
克里特文明属于海上商业文明。从遗留下来的壁画中可以看出，克里特妇女享有与男子同样的自由和社会地位，由于男人经常出海经商成年累月，妇女自然成了社会生活的主人，她们的性自由、性开放不亚于当今的巴黎的摩登女郎。这与大陆地区古文明完全不同。克里特城市完全不设防，表明他们海上力量强大以及岛内各村社的和平相处。克里特人比大陆人更奉行自由平等。对独立自由的人只能采取平等的说服方式，而不能暴力压服，这样，希腊政治的基础是诚信的契约，而契约是公民会议的产物。公元前18世纪，希腊人的祖先就在克里特岛建立了具有民主色彩的人民大会制度。公元前15世纪中叶在希腊文中出现的“民主”一词，是由“人民”（demos）和“权力”（kratia）组成，意为“人民的权力”，即主权在民、人民最大，由民作主。
弗洛伊德认为：由于儿子反抗父亲，这种反抗权威的精神成就了古希腊的民主。在人类早期，部落中的父亲在各方面对儿子们进行控制和压抑，当儿子们触犯禁忌时，他们就会被父亲放逐甚至杀死。于是被压迫的儿子们联合起来杀死“原始父亲”，并以一种“兄弟联盟”的民主形式取代“原始父权”，从而导致了原始民主的诞生。事实上，不仅仅是儿子反抗父权，而且女子也无视家长权，人们对专制父权的反抗生成了民主社会。
二，美女无视家长权
地中海东岸有一个城市国家叫推罗，推罗王的女儿欧罗巴长得非常美丽。宙斯看到欧罗巴后，化身为一头公牛来到欧罗巴面前，欧罗巴看到这头公牛如此健壮美丽，喜不自禁骑了上去（美女无视家长权），公牛带着欧罗巴离开了推罗，到达克里特岛现了原形。后来，与克里特岛隔海相望的大陆就叫欧罗巴。
欧罗巴与宙斯生下三个孩子，老大就叫米诺斯。米诺斯在继承王位时遭到了兄弟们的反对。他用众神的天意来证明自己承继大位的合法性，于是向海神波塞冬献祭，祈求赐给他一头神牛，并发誓将这头牛回祭给这位主神。果然，一头神牛从海中跃起；众人皆服，米诺斯顺利登基。
后来，米诺斯的妻子帕西淮爱上了这头公牛（反抗夫权），结果生下牛头人身、力大凶残的怪物米诺陶洛斯。米诺斯没法儿，又丢不起这人，就命令代达罗斯修建了一座进得去、出不来的迷宫，把米诺牛关了进去。
此时，弥诺斯的儿子被雅典人阴谋杀害。米诺斯与雅典人开战，雅典因不敌而降，城下之盟答应每9年送7对童男童女给米诺斯。实际上都被送进了迷宫被米诺牛享用。第三次，14位童男童女抽签当选，雅典人都准备好了服丧的黑帆船，英武王子忒修斯宣布自己愿意去，用不着抽签。国王埃勾斯再三要求其私生子忒修斯改变主意，忒修斯却态度坚决，保证一定能够杀死米诺牛，带回童男童女。这是男子无视家长权。
忒斯修到了克里特岛王宫，呈交贡品，不想与公主阿里阿德涅邂逅。两人一见钟情，私定终身。她（无视家长权）交给忒斯修一只线团，教他把线团的一端拴在迷宫的入口，然后跟着滚动的线团一直往前走，直到丑陋的弥诺陶洛斯居处。另外，她又交给忒修斯一把魔剑。弥诺斯把忒修斯等人送入迷宫。忒修斯用剑杀了弥诺陶洛斯，并带着童男童女顺着线团钻出了迷宫。他们出来以后，阿里阿德涅跟他们一起出逃。不久，他们在一小岛停留醉倒的时候，阿里阿德涅被酒神夺走了。忒修斯因失掉了阿里阿德涅而悲伤不已，就忘了与父亲的约定——改挂白帆（不孝啊）。当埃勾斯伫立岸边望眼欲穿之时，远处一面黑帆缓缓驶来，老国王认定儿子已死，万念俱灰，纵身跳入大海。后来为了纪念他，这海就叫作埃勾海，通译为爱琴海。
忒修斯继承王位后，就把整个阿提喀地区的居民全部集中在雅典城里，建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以防止他国的侵略。他亲自去各个村镇，找各方人商谈。为了说服富人和有权势的人，忒修斯宣布限制国王的权力，并答应制订一部保障他们自由的宪法。他说，“我只愿在战争时当你们的首领。平时当一名保护宪法的人，所有的居民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权利。”人们就接受了他的劝说。忒修斯取消了各个市镇的单独的市议会和独立的机构，在雅典建立了共同的市议会。他还给雅典人规定了纪念雅典娜的节日。他把居民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大阶级，并为各阶级规定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他让国王受贵族议会和人民会议的节制。
数年后，长大了的阿里阿德涅妹妹淮德拉遇到国王忒修斯，终成连理。最后，淮德拉（反抗夫权）爱上了忒修斯的儿子，她企图谋害忒修斯，被小王子拒绝后，自杀身亡。忒修斯最后被雅典人赶出雅典，在异国他乡被人推下悬崖摔死。
三，忒修斯之船最后成了忒修斯悖论
忒修斯与雅典的年轻人们自克里特岛归还时所搭的30桨船，那是一只能容纳30个水手同时划桨的船。雅典人为了纪念这次神奇的历险，把该船存放在阿波罗神庙，并设法保全这只船，把船上的朽木不断地更换。最后，该船的每根木头都被换过了。千年后，在亚历山大大帝时还可以看到这一古老而珍贵的纪念物。那时的古希腊哲学家们就问：“这艘船还是原本的那艘忒修斯之船吗？如果是，但它已经没有最初的任何一根木头了；如果不是，那它是从什么时候不是的？”
这个悖论讨论一个物体是否仅仅等于其组成部件之和。例如：一个不断发展的乐队，直到某一阶段，乐队成员中没有任何一个原始成员。亚里士多德认为可以用描述物体的四因说解决这个问题。构成材料的是质料因，物质的设计和形式是形式因，形式因决定了物体是什么。基于形式因，忒修斯之船还是原来的船，因为虽然材料变了，但船的设计——形式因没有变。从这个角度看赫拉克利特的河流问题，则两次踏入的是同一条河流，因为河流的形式因没有变。事物的目的决定了其目的因。忒修斯之船的目的在神话中是装载和运输，在现实中的目的是证明和纪念忒修斯，虽然材料变了，但目的没有变。从微观层面看，组成你身体的元素，与昨天有很大不同，与几年以前几乎完全不同。但是人们仍然认为你还是你。你比几年前长大了一些或者变老了一些，这是由于你身体的结构发生了一点细微的变化——组成你身体的元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发生了一点改变，而不是由于替换了元素所致。
忒修斯悖论说明了形式因即结构的重要性。同样的，古希腊民主社会的形式因即结构就是他们反抗强权压迫的精神以及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制。近代的西方民主可以说是复兴古希腊文化的形式因即自由民主精神和三权分立的民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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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病毒文化才能民主(关敏)
提要：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冲突是野蛮与文明的冲突，中国只有淘汰病毒性的血缘孝道文化才有好制度。
一，超越血缘走进民主文明
一万多年前，作为食物的动物日趋减少，人类只能种植物来谋生，在两河流域出现了最早的农业。发达的农业有了剩余产品可用来交换，于是原始的商业出现了。最早的农贸市场吸引了各方的人们，而逐渐发展成城市。随着商业的发展，城市的扩大，城市的管理制度出现了民主制。这种民主法制并行的制度最先在苏美尔人的城市中出现。以后，苏美尔被外族征服而灭亡了，但他们的精神在巴比伦地区逐渐演变为最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对公民的权利有明确的规定。
对人类文明影响最大的古希腊民主精神。古希腊城邦国家的形成不是在部落征伐中完成的，而是在契约基础上形成的。航海的希腊民族拥有理性、勇敢的素质，而频繁的海外贸易使他们拥有平等价值观。跟中国农民赶集不同，希腊人的贸易都是跨国界的，他们不可能每笔买卖都向氏族族长请示！何况，他们很可能在异邦安家，再也不回来了。那就只好经济独立；强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维护人格独立。独立人格是商品契约关系的前提：签约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个体，否则契约是无意义的。契约文化导致希腊人具有很强的个体主义色彩，每一个人都是原子一样彼此独立的个体，而不像中国人是阴阳合体的群体人（群体人是离不开伴侣的，所以，死后一定得陪葬和殉葬，如今一些人乱杀无辜就是多拉几个垫背的人殉文化使然）。这种彼此独立个体最根本的特点就是独立自由。
对独立自由的人只能采取平等的说服方式，而不能暴力压服，这样，希腊政治的基础是诚信的契约，而契约是公民会议的产物。公元前18世纪，希腊人的祖先就在克里特岛建立了具有民主色彩的人民大会制度。公元前15世纪中叶在希腊文中出现的“民主”一词，是由“人民”（demos）和“权力”（kratia）组成，意为“人民的权力”，即主权在民、人民最大，由民作主。
亚里士多德指出：提秀斯是以“说服”的形式，使阿提卡半岛的4个部落合并为一个“以雅典为其政府所在地”的部落联盟，标致着城邦国家的诞生。提秀斯说：“我在战时是你们的领袖，在平时则是法律的维护者，除此以外一切权利都与公民平等”（《希腊的神话和传说》）。正因为以“说服”为根基，各族之间维持着权利的动态平衡。公元前1068年，雅典贵族会议（元老院）废除国王而确定选举执政官的制度。公元前752年，执政官改为10年一任；公元前683年，执政官的任期缩短为一年，期满后进入贵族会议；又增加了6位司法执政官，负责司法，初步形成了三权分立的制度。此后，雅典社会完成了民主化。
据专家研究，原始时代的部落联盟权力结构有四个重要的特征：部落联盟没有最高首脑，最高权力掌握在“首领大会”手中；部落联盟的议事原则是全体一致通过；各部落（酋长）彼此独立、平等；部落联盟的权力是分散自治的。摩尔根说，原始时代的权力发展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为部落酋长会议，由各族选举的酋长组成政府，称为“一权政府”。第二阶段是由酋长会议和一个最高军事统帅并列的政府，称为“两权分立政府”。第三阶段是由一个酋长会议、一个人民大会和一个最高军事统帅组成的政府，称之为“三权并立政府”。荷马《奥德修记》把有无民众大会的开会场所当作判断一个民族或地区是否开化的标志之一，这样的认识在其它地区尚无见到。在人民大会出现之后，酋长会议依然存在，但它开始置于民众的监督、制约之下。在古希腊，“部落联盟的军事统帅巴赛勒斯在行使职务时”必须向酋长会议负责。《伊里亚特》说，“万民之王”的阿伽门农在做出决定前，需要先与众“巴赛勒斯”（酋长）及贵族开会协商，事后还要召开全军大会，战士们或呼喊或咕噜表示赞成和不赞成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只有经过这套程序，阿加门农的最高决策才获得承认。这套制度，表明古希腊人率先进入了三权分立的民主时代。
古典民主共和制是在王权尚未专制化时依靠集体治权的民主机制阻断了王权的进一步强化。雅典、斯巴达、罗马的“王制”、“王政”被废黜或被“宪政”化，都依据集体议事会的古老权力，由“公民集体决定”或由元老院议决。大约到公元前8～7世纪，王制基本上都被各式贵族制、民主制所取代。公元前594年，梭伦的立法经过了全民公决。梭伦认为：正义就是“一个人之应得”，就是要在富人和穷人之间不偏不倚，给对立的双方以一定的“界限”，实现各阶层的权利与义务平衡。为了保证公平正义，要求司法裁判官蒙眼，不受人间的物质的、血缘利益诱惑而公正地断案。这就削弱了血缘关系的干扰。在古希腊世界，平等的民主价值观始终有强大的影响，关键的原因是贵族议事会和人民大会始终存在。在民主制下，一切公共措施方案都提交人民大会听候批准或批驳，人民大会具有最后决定权或一切法律的施行或取缔都要经过这个大会通过，一切行政长官和高级公职都要由这个大会选举或授予。总之，古希腊罗马国家的产生过程是通过氏族内部及平民与贵族的斗争谈判，是妥协的结果，而不是任何一方以暴力无条件地强加于对方的命令。这种和平方式赋予了西方法具有公道、正义、平衡的民主含义 。这样的高级文化使他们对“弱肉强食的暴力元规则”产生了天然的免疫力，对西方文明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希腊民主文化就成了人类民主制度的最初源泉。罗马人衰落后，后起的北欧人、英国人、美国人都发扬光大这套民主制度。
二，中国一直就是血缘病毒社会
与古希腊不同，中国上古社会秩序不是契约，而是专制的暴力。人类社会的专制基因，如同人体内的癌病毒。病毒的生命力比普通细胞要强几十倍。它的意志不可阻挡，一旦在人体内形成气候，就会疯狂地自我复制，百折不挠地冲破重重阻碍，不完成对人命的完全控制就绝不罢休。专制基因也是这样，它一旦在人类社会起源，就会顽强地向周围渗透，试图把专制精神扩散到整个社会，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华夏古国家是通过杀戮形成的。黄帝族先胜炎帝族，两族融合形成了“炎黄子孙”，贾谊说：“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随后黄帝族又胜了蚩尤族，蚩尤就被胜方食肉寝皮。黄帝又先后征服了东方的太皋，西方的少昊，北方的颛顼，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52战而天下咸服，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是为黄帝。”即使文质彬彬的尧舜，也是在战争中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尧“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由于这一系列军事功勋，使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淮南子.本经训》）。舜则除了治水之功，更以征服“苗”族而服众。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爆发后，唐肃宗向回纥乞援，付出的代价是：收复长安、洛阳时，所有美女和财产，任凭回纥奸淫烧杀和掳掠回国。这表明：东方大陆的权力自古以来都是血腥的！
华夏国家的产生强化了血缘关系。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春秋时期，楚文王（公元前689年―前677年）曾到云梦一带打了整整三个月的猎；后来又得到舟地的美女，不理国事达一年之久。楚文王的老师葆申以先王的临终托付来鞭打文王。公元前685年，齐桓公让管仲治理齐国，让管仲当最大的官并给予全国最高的收入，管仲却无政绩。最后，桓公尊管仲为“仲父”（千年后刘禅称诸葛亮为“仲父”），齐国才富强起来。楚文王、齐桓公的故事说明：在西方已经形成三权分立的贵族公决的共和制民主文明的时候，华夏既无贵族公决的的文明因子，更无全民公决的影子，唯有片面的祖先家法和“亲亲为大”原则治国，永远停留在原始的血缘时代。一直到慈禧太后，强调都是“祖宗的家法不可变”。这就说明，古代华夏就是一部原始血缘的政治史。
欧洲和美国已经进化到一个相对稳定完美的社会机制，不管是内阁制、君主立宪，还是总统制，都渗透着民主共和的精神。而东方的华夏却不管风吹浪打，一直恪守打江山坐江山的原始的病毒价值观。不管是谁，刘邦、赵匡胤、朱元璋还是爱新家族，他们一登皇位，就开始主宰一切，拥有一切。他们的子孙、功臣跟着享受胜利者的荣华富贵。华人为统治者活着。为了统治者的利益、统治者的权力、统治者的面子、统治者的好恶。为了让统治者开心，无数的平民百姓可以成为无辜的牺牲品。臣民没有自己的价值，你能为统治者服务就是你的价值。人的价值就在于他能成为统治者的工具，满足统治者的需要。统治者会把他的需要说成是大家的需要、民族的需要、国家的需要。他要求你奉献于整体，实际上是奉献于他或他们。当年黄宗羲就看明白了，那就是以君主之“大私”，冒充天下之“大公”。人民在帝王眼里就是奴隶，就是粮食和捐税的提供者。他们没有任何权利，可以随时因为一句话被监禁，甚至杀害，甚至灭门九族。
在这种强者吞噬弱者的“胜者通吃”丛林中，不可能有正义的社会规则。因为正义规则是社会各方协商、同意的产物。在“胜者全吃”的“暴力元规则”下，谈判毫无必要。因此，中国从来不会通过谈判确立一套被各方接受的正义规则，中国的规则（法制）就是胜方的家长（圣人）拍板的产物，家族的血缘关系杜绝了正义法制的萌芽。中国自古就没有尊重契约的守法（贵族）精神；只有“胜王败寇”流氓精神；权力斗争的败者轻则失去一切，沦为阶下囚，重则掉脑袋乃至诛九族。既然谁也承受不起失败的苦果，各方都只有选择无规则、无底线、不择手段的恶斗。无正义底线的恶斗使华人越来越厚黑，越来越下流，他们不懂得：个人自由的和人权是文明社会的基石，从未把君主的专制独裁当作首要问题来讨论，因为皇帝不许文人讨论皇帝的好坏与革命问题。因此，中国从未建立一个有效的法制以保障私人财产，防止暴君们随意没收。国人以“做稳了奴隶”而骄傲，嫉恨富人，支持官方杀富济贫。所以，丛林的东方无法产生资本主义。
有人认为，经济自由化会导致政治民主化；但他们没有想到，病毒社会无民主化之动因。在英国以大炮撬开了大清的大门后，中国开始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经过30多年的打拼，清朝的海军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九，却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灰飞烟灭。皇帝在汉人影响下开始变法企图君主立宪，慈禧屠杀了变法者软禁了光绪，强调中体西用和祖宗之法不可变。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后，慈禧才开始变革制度；改革的目的是强化满清的领导，结果却是加深了满汉矛盾，最后爆发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推出共和法制，却是军阀割据。结论：不是制度问题，是我们自身的问题。那就改造国民性，搞新文化运动，却在五四运动中走向了“反帝”即反西方普世文明的马列邪路。蚂蚁与秦皇思想一拍即合，这就是茅屎。在苏联、日本争夺中国的战争中，蒋介石被耄赶出了大陆。毛立即关上了中国的大门，不是乾隆胜似乾隆，还企图领导全球。中国的历史又回到了（皇帝）独裁的原点。耄死后；小岗村的18位农民，冒着生命危险立下生死状，偷偷地包产到户。中国乃重开国门，搞“经济特区”类似于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开始了新一轮的“洋务运动”和引进西学，结果……
中国至今仍旧是一个依靠暴力维持的野蛮奴隶制社会。奴隶制概念的内涵是：“人身不自由，没有财产。奴隶制是指奴隶主拥有奴隶的制度，奴隶视为是奴隶主的财产，没有自己的人格、自由、权利，可以买卖，且奴隶主可强迫奴隶无报酬工作，且无人身自由”。中国的土地归奴隶制国家所有，因此中国百姓没有立锥之地，是一群奴工，百姓的思想和言论被奴隶制国家严格控制着，因此华人普遍没有独立的人格。华人的思想几乎都是官方灌输的，他们只会说“官话”和野蛮话。而最不容忽视的是，现代华人身上反映出来的趋炎附势，狗仗人势的依附型人格（奴性）充分显示出中国奴隶社会的实质。
三，华人主要是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的落后
许多人认为，中国的物质落后正在被消灭，甚至认为：中国物质建设已名列世界前茅，成了第二大经济体，因此连中国的文化落后也不承认了；就鼓吹“文化无高下”，就是说孔子的专制文化与普世的民主文化是并驾齐驱的，孔子的学说可以为今天所用，当局把孔子的等级制病毒文化输出到世界各国。阿Q氹头更自信了：中国文化将拯救世界和领导世界了。这太狂了！其实，我们必须承认华族落后尤其是文化落后，其表现如下：
象形文字落后于字母文字。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文明国家是字母文字！6500年前，苏美尔人创立了象形文字！3500年前海洋民族腓尼基人创造了腓尼基字母文字，使人类进入了文明，而这时中国才开始出现象形文字，远远落后于西方一个时代！华人将letter翻译为“字母”，是字的“母”，华人还将英文称之为“字母文字”，这是明摆着承认英文比汉字高一级。由于字母本身没有含义，所以，通过字母组合可以创造无数全新的概念，有助于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创造力的发展。象形文字由于基本符号都已预设了含义，无论怎样组合都是在原来的含义上延伸，不具有创造全新概念的功能，是保留原始观念和原始含义的最佳工具。这种文字能完整的保留祖先崇拜的丛林文化传统，不利于自我意识和创造力的产生。
所以，中国文化绝不是早熟而是晚熟。考古证实，世界上最早的学校出现在苏美尔，距今5500年，比埃及的宫廷学校早了1000多年。孔子办学是2500年前，晚了核心区域3000年。在华夏，起到民间交流作用的文字的是“楚简”，那是公元前400年的事，到今天才2400年！5400前，苏美尔巴比伦地区的人们就用文字记录市场价格和讨论什么最赚钱了，并写信告之家里的老婆如何适应市场。说明他们的文字已经民间化！这就是犹太人能写圣经的原因！虽然诗经记录老百姓的声音，但那是宫廷文人采编的，不是真正的民间作品！可见，中国文化落后核心地带3000年，绝不是早熟而是晚熟。
文化落后的最突出体现就是华人一直无逻辑。逻辑是西方人在数理思维中总结出的思维规律。在拼音文字中，任何一个名词都必须通过一个逻辑定义语句才能被赋予意义，一个明晰的概念体系由此建立。使用字母文字的人，说话做事都必须按逻辑规则运行。它奠定了西方人“规则至上”的思维习惯，并由此衍生出了契约至上的法治文明和哲学、科学体系。明末，逻辑由传教士传给汉人；但是，汉人把文明的逻辑当垃圾，却把动物的屎尿当灵丹妙药。
华人的思维是原始的巫术辩证法思维。汉字在感官上的具象类比，排斥了逻辑理性思维。中国早期的文字语言体系，没有精密的语法逻辑结构，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有。没有逻辑的华人就是野蛮人。说得好听一点，中国文明还处在人类文明的初级阶段，西方与日本早进了人类文明的高级阶段！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欧洲文明早在公元前400-500年就比中国文化先进得多，当老子含含糊糊谈论《道德经》的时候，希腊学者们就成果累累了。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及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等，不过是反逻辑的文字游戏。华人分不清政府、国家、祖国的区别，都是不懂逻辑造成的。儒家的洗脑灌输教育，就是要让学生无条件地接受丛林“教条”，并在学辩证法的过程中不断地为强权诡辩，消除自我独立性，最后变得跟多数人一模一样，仿佛流水线生产出来的“螺丝钉”。
中世纪的欧洲诞生了追求科学追求真理的大学，当学子们进入欧洲的高等学府的时候，中国的杨家将们正在被困两狼山，战况胶着，饥寒交迫而人吃人。欧洲的大学不断发展完善分科，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是大学或学院的教授。而中国则一直把私塾当作教育的基本，原始野蛮的四书五经一直被拜为金科玉律。由于文化教育的因循守旧，中国自上而下很难接受新生事物，包括基督教与科学。历史上，中国有多次变法，没有一次成功的，而且变法多以血腥杀戮告终。
华夏文化落后归根结底是华人价值观落后，华人的价值观是你死我活的强盗价值观。海洋民族既有双活双赢的价值观，也残存着弱肉强食的病毒价值观！基督教博爱价值观的兴起，消除了弱肉强食，在西欧率先确立了人人平等的人权价值观！而中国一直流行弱肉强食，民间说法是“抚强不抚弱”，这导致了中国人长期扼杀女婴、吃人肉、人殉（冥婚）等血腥现象！华人没有“人是目的”的意识，一直把人当着长生不老的食品。考古证实，北京猿人喜欢吃人脑；殷墟里曾出土过两个装着人头的青铜鼎，鼎内有煮熟的人脑！中医鼓吹吃人肉治病，唐武宗吃人的心肝以求长生不老。《西游记》里用小孩的心做药引，就是暗示明朝的皇帝吃人。文革时期，广西、湖南一带风行杀地主，将人肉煮了吃，甚至人脑被生吃。波尔布特学黄俄而吃人脑，所以，许多高棉人被割喉钻脑。这种食物链价值观被老子称为“道法自然”，即弱肉强食乃天经地义也，百姓不过是圣人眼中的“刍狗”或食物而已！鲁迅信奉进化论的超人哲学，主张“痛打落水狗”，不过是弱肉强食病毒价值观复述而已。
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冲突是野蛮与文明的冲突。根本不是两个文明的冲突。华夏黄种整体上是一个落后族群。必须引起注意的是，现代的世界发展并不均衡，今天的世界上（亚非拉地区）还有相当一部分国家民族，处在野蛮和半野蛮的状态，未来中国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进步，必定是在西方国家的逼迫下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