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大同梦，道家的天道梦，《硕鼠》诗中的乐土梦，墨家的兼爱尚同梦，都是共产平均主义，强调结果平均。而航海经商古希腊人直接从血缘部落民变成了自由平等的独立公民。荷马史诗奥德赛唱到：“有个地方叫克里特，在酒绿色的海中央，美丽而富裕，四面是汪洋，那里的居民稠密，有数不清的数量，90个城市林立在岛上。”克里特文明属于海上商业文明。从遗留下来的壁画中可以看出，克里特妇女享有与男子同样的自由和社会地位，这与其他地区完全不同。克里特城市完全不设防，表明他们海上力量强大以及岛内各村社的和平相处。克里特村社比大陆上村庄更奉行平等主义，他们的平等是一种权利平等的法权制度，强调起点平等。
一，中国诸子百家的初心——共产梦
道家《黄帝四经》里的黄帝曰：“唯余一人，兼有天下，今余欲畜而正之，均而平之，为之若何”（见湖南马王堆出土的《黄帝四经.十大经.果童》）？这表明黄帝也有平均他所有的天下财富的意思。1912年恽代英开始信仰“无政府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者通过援引《礼记.纪法篇》“黄帝明民共财”之言宣传社会主义学说，认为“共财”二字“足证太古以前确为共财之制”，并主张“财产废而为公共，无食人与食于人之分”。
道家的理想是小国寡民，每一小国的人民都从事着极端落后的生产以维持生存，废弃文字，尽量不使用工具，人人满足于简陋低下的生活而不求改进；同外部世界断绝一切联系，即使对“鸡犬相闻”的“邻国”（实际上是邻村），也“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而舟车等交通工具是根本用不着的。《老子》鼓吹的是天道平均主义，即：“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带着鲜明的愤世性和反剥削、反压迫的色彩，从而成为后世起义农民求“大同”，争“太平”的重要思想旗帜。
庄子提出了“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共性）；一而不党（均一而不偏私），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庄子.山木》）。
不难看出，“至德之世”是理想化了的原始社会，它有下列特征：无私有观念和剥削，“少私”“不知藏”；人人劳动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自然需要，是维持生存的最基本需要；不追求物质享受，寡欲无欲，故无工艺和商业活动；共利共给，与而不报，“四海之内，共利之之谓悦，共给之之谓安”（四海之内，人人共得其利就叫喜悦，人人共享财货便是安定；《庄子.天地》），在消费品上实行平均分配原则；人性归真返朴，“不知义礼”，完全融合于自然，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人与百鸟禽兽共居安处。
农家“并耕而食”的理想是人人劳动，没有剥削；社会生产基本上以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主，但存在若干独立的手工业，并进行着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之间的交换，没有商业欺诈；不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不存在专业的脑力劳动者，连君主也和人民“并耕而食”。农家的这种理想，实质上是小生产者对自己落后的经济地位的理想化。
儒家的大同理想比农家、道家的理想更详尽，更完整，也更美好，更具有诱人的力量。在《论语》里，孔子理想国模式是“有道”，即所有人都按照礼制的规定各出其位，各行其事，全社会贵贱有等，上下有序。经济上则是“均无贫”的平均主义，“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做到“均无贫”的方法是“博施济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儒家大同理想是在《礼记》的《礼运》篇中提出来的。《礼运》篇产生于西汉初，言孔子参与一次祭祀活动毕，走出祭堂后，慨然而叹。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同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可以说，“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是在吸收先秦诸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讲信修睦、不独亲其亲、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乃孔子“博施济众”、“老安少怀”的发挥；“大道之行”的“大道”乃出自道家术语“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选贤与能”与墨子的“尚贤”十分相似；“老有所终，壮有所用”接近墨子的“兼爱”；人人劳动、“谋闭不兴”又有战国农家的影子。可见，“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是诸子百家思想的综合。
儒家大同的理想没有私有制，人人为社会劳动而不是“为己”；老弱病残受到社会的照顾，儿童由社会教养，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没有特权和世袭制，一切担任公职的人员都由推选；社会秩序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对外“讲信修睦”，邻国友好往来，没有战争和国际阴谋。
南宋康与之虚构了一个与封建等级制度根本对立的“计口授田”，人人耕桑，自食其力，劳动成果平均分配的乌托邦式社会景象。明代何心隐创立“聚和堂”，在本家族进行共产制度的实践，士大夫们为建立一个“大同”的理想社会进行了不懈的追求。
二，“大同”导致中国人心赤化
大同思想是中国牌的共产主义，它经过了康有为（1858-1927）的改装，更具有现代色彩，所谓“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与马列“乌托邦”所幻想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简直是一对孪生姐妹。
孙中山受儒家的“大同主义”的影响，强调“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 孙中山屡言，“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而居，又共产主义之矣。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他手抄《礼记.礼运》篇中的文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他甚至用“大同主义”去理解俄国共产革命的性质。宋教仁也认为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1920年参与了苏共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研究会，还起草了最初的中共党纲。
康有为的《大同书》应为今天的中国共产社会负责，正是他全球大同的共产思想，导致以后人们信马列。难怪毛泽东把它们捆到一起，惋惜康有为只是写了《大同书》，却没有找到通往大同的路。这条路毛泽东当然找到了，那就是，“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论人民民主专政》)。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同中国妇联党组谈话时说：“毛主席讲过两次，家庭是要消灭的。毛主席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前后娶过6位妻妾的康有为在《大同书》里主张要破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产…；而且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毛在大跃进时，多次萌生消灭家庭的主意，他和康有为一样坚信，不消灭家庭，便难彻底消灭私有财产及其观念；只有共产了，私有的念头就失去了社会的基础。
康有为门生陈焕章（1880-1933）提出了儒家社会主义的概念。陈焕章认为，儒教社会主义比现代社会主义更加彻底。他说：“在儒教中，重要生产资料应属于公众，统治阶层只应得到傣禄。不过官员阶层可以将俸禄积累而成为资本家。现代社会主义不禁止拿薪水的官员从事赢利性活动，而儒家完全禁止他们取利。我们可以说二者的不同是由于古代贵族允许世袭官职，而在现代这是不允许的。因此，儒家有必要禁止他们从事赢利性活动。这个说法不错，应是孔子的原本思想。但儒家社会主义意义更深远。首先，儒教不允许贵族政治，没有人可以世袭官职。其二，即使在封建制和贵族政治废除后，甚至对于临时官员，这一不得争利原则仍然适用。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社会主义比现代社会主义更加彻底。”
儒者希望中国实行高度计划性“统制”。章士钊建议，在此基础上建立地方上的“公共买卖局”，建筑道路，改良建筑，办小学及“文明应有之机关”，一概“由公共买卖局设立”。“统制”将使中国出现平均主义的“乐园”：“凡国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谋所配置之，取义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远。”社会产品悉据“物品之消息盈需而分配之”。即使私人住宅也不复存在，“只有公所、旅舍，更无私室”；吃饭一律排队进大食堂，“饮食列座万千，日日皆如无遮大会”，“亦有机器递入会室，听任取乐。”
三，儒士梁漱溟信服毛制
陈独秀、李大钊并不生来就是马列信徒，他们最初是儒学的秀才和举人；杨度还是儒学的翰林，他们最后都信奉了马列共产主义，说明他们心里的儒学与共产主义并不冲突，而是具有同一性。儒士们鼓动起来的全民反西方文明的义和团运动，与马列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帝国主义的运动，也具有同一性。可以说，义和团运动是后来华人反西方的先声，一直影响到如今。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是计划经济的坚决倡导者。胡适与吴景超“希望中国社会仍走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发达工商业，繁荣都市的路”。梁漱溟斥之为“主观的梦想”。他坚信中国“走集团主义国家统制的路来开发中国的产业，进行中国的经济建设”。1937年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承认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是人类大势所趋，当时西方的学者如哈耶克却在批计划经济。
梁漱溟说：民国元年的时候，从家里的旧书堆里拣得一本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其中讲到“资本家”、“劳动者”这样的话，虽然没有骤然接受书中的观点，但其中反对私有制的意思却深深地印进了脑海。“我即不断来思索这个问题。愈想愈多，不能自休。终至引我到反对财产私有的路上，而且激烈的反对，好象忍耐不得。”
梁漱冥在晚年对毛也屈服了，失去了自由精神。文化大革命初，梁漱溟不甘寂寞，写信给中央文革并转毛泽东，表示赞成文革：“主席此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广大群众振起向上的精神，鄙视资产阶级，耻笑修正主义，实为吾人渡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之所必要……当红卫兵来临，我以维护此一大运动之心情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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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自幼 于 2020-6-29 15:08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