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新话题
打印

亚里士多德论民评官

亚里士多德论民评官

2019年7月真騃说:“凡是抛耄的就是好领导,否则就是坏领导,是人民的罪人。”

每文关说:“错误。判定领导人好坏的标准是民意评价或者说是公民的选票。”由民众来评价官员,这是因为:官员施政,关系着人民的切身利益;老百姓能感受到政策的好坏,所以,由老百姓给领导人打分,天经地义!这就像学生给老师(消费者给公司的商品)打分,是一样的。在中国大学里,学生给老师打分的制度已经实施几十年了,然而老百姓给领导人打分,还未开始。

真騃说:“希特勒就是全民的选票推上去的,民意岂能做标准?”

每文说:“既然民意不能做标准,那就以圣经、古兰经、马列书、胡志明金日成的书为标准,那就是唯古是从的教条主义社会,没有个人的思想自由,当然是反民主的。如果以皇帝的圣旨作为好坏的标准,那就是个人崇拜,一切以领导是非为是非,人民是个屁,当然是反民主的;而且个人崇拜在逻辑上来说就是犯了以人为据的错误!儒家把尧舜、桀纣树立君主好坏的标准也是犯了以人为据的逻辑错误。他们未摆脱具体人事的纠缠,不可能获得逻辑上的普遍的理性认识!”

真騃说:“民主不是什么好东西,会选出希特勒。”我说:“希特勒并非完全民选上台。1932年,纳粹党用阴谋与暴力打击选民,获议席196席,社民党121席,德共100席。若社共两党联合,纳粹难以上台,然而斯大林禁止他们合作,才把希特勒捧上台。”

无论是领导人上台执政还是对领导人的评价,都取决于民意。美国总统的好坏的评价就是通过盖洛普民调公司的民意调查统计出来的!台湾领导人的初选也是民调公司的民意调查来决定的。也许你会说:各家民调公司的政治倾向不同,难免会有阴谋诡计和不公正的现象,其结果难以苟同。本来,民调公司的结果是供你参考的,并不是法定的必须接受的结果。法定的必须接受的民意结果就是法定的选举和法定的公民陪审活动。公民陪审就是从老百姓中抽签出一些人,让他们来审判各种案件。公民陪审的司法活动在西方已有了3千年的历史。可见,民意评价人的历史在西方是多么的悠久!民意评价人的好坏也有不准确的如对苏格拉底的判断,但它总比皇帝圣王的独裁要好得多,在中国皇帝独断下,不知冤杀多少人!

苏格拉底被杀,是因为他主张:执政者不靠世袭和选举,也不靠暴力和欺骗,而是靠知识即“哲人统治”;他因从事了反民主活动和反古希腊多神传统而被处死。他的弟子柏拉图说:真理在哲学家手里,国家应由哲学王统治;哲学家专政比民主好。这好比:人生病会去看医生而不是江湖郎中,因为医生是专家;同理,国家的管理应托付给哲学王。“病人须遵从医嘱,医生是为你好;公民必须服从哲学王,他们是为大众好。”柏拉图的第一个错误在于鼓吹人性善。因为:社会中还有许多恶人和犯罪分子,医生中也有败类,国王也有私利,并非善体;其第二个错误是忽视了人的自主权:病人可以选择医院和医生,但人民只能接受哲学王的统治;如果公民没有选择统治者的权利,哲学王的统治必然是暴政。恰如亚里士多德说:凡是僭主(否定民选的)政体必然都是暴政。

有人说:多数群众连选举官员和审查官员的权力都不应该有,因为他们缺乏专业的知识。

亚里士多德说:多数人的智慧胜过个人的智慧。在制定法律方面,“就多数而言,其中每一个人常常是无善足述的;但当他们合而为一个集体时,却往往可能超过少数贤良的智能”(《政治学》第三卷第11章);“假如群众不是很卑贱的(带有奴性的)人们,就个别而言,他的判断力不及专家,但当他们集合起来,就可以胜过或至少不比专家们逊色”。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亚里士多德运用了“宴会之喻”。他说:“多人出资举办的宴会可以胜过一人独办的宴会。作为多数,他们每一个人都具有部分的德性和明智,当他们结合起来时,大众就好像一个具有许多手足、许多感觉的人一样,他还具有多方面的性格和明智”。

有人说:只有具备专业知识的医生才有资格对医师之功过和医疗事故之得失做出判断。

亚里士多德说:“没有必要,那些只具备基本医疗知识但不具备行医资格的人,其判断能力并不弱于医师和专家。”在这个比喻中,只具备基本医疗知识但不具备行医资格的人,比喻不担任重要官职但要对官员行使审查职能的大众;判断的内容是医师之功过和医疗事件之得失,而不是医师所开处方的科学性。这些人之所以不具备行医资格,因为他们专业知识不够。如果让他们来判断“采取何种措施来对治病救人”,他们是没资格的。但是,如果让他们来判断“某位医师对病人的处置是否得当”,他们是有这个能力的。因为前者需要非常专业的医学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而后者只需常识和经验即可(判断的对象是政策的效果,而不是政策本身)。“在某些技术中,创作者不一定是最好的评判家,当然更不是惟一的评判家”,“对于一席菜肴,最适当的评判者不是那位厨师,而是食客”。在这个比喻中,菜肴比喻官员的表现,对官员的表现进行评判的最佳人选不是官员自己,而是大众。这个比喻也意味着,食客可能是好的品尝者,但他决不应该把自己当成厨师,幻想着自己烧得一手好菜。在此,亚里士多德强调,大众应该仅限于对政治家制定的公共政策的效果进行评判,并据此来决定政治家的去留,而不是自己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因为对政治家个人的人品做出判断靠的是常识和经验,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价靠的是知觉。这些都是多数人所具备的。

有人说:乌合之众的大众可能就是强盗或哄抢集团,他们会选出危害人类的强盗头子。

亚里士多德答:多数人离不开“德性”修养。如果没有伦理维度的发展,政治将堕落为不同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的角斗场,而不是一项促进公共福祉的崇高事业。若无德性素质,他们可能联合起来操纵选举;在极端民主中,多数人作为一个集体就像一个僭主,属于变态政体,因为贫民阶级的私利凌驾于全邦公益之上是不义的。在平民领袖的煽动下,“对国内较高尚的公民横施专暴”,没收少数富室财产,搞国有制,类似今天的委内瑞拉查韦斯政权。所以,“组成城邦集体的多数必须具有勇敢、正义与节制德性,并且具备实践经验和知觉能力,这样就不会选出大坏蛋”。一个人独处时可能无力做出成熟的判断,甚至行为不端乃至犯错。但当他们在一起时,每个人都会变得更勇敢、更正义、更节制,而且能将分散的实践经验汇集起来,因此,他们作为一个集体能比卓越的个体做得更好。

亚里士多德认为:精英和大众应有所分工,大众作为集体应享有高于精英的权威,应能通过选举和监督等手段对政治精英实行有效控制。他向往的是宪政政体即三权分立的共和制,强调宪法至上。以前的历史书认为:公民大会是雅典民主的象征,是雅典政治制度的“王冠”。但事实上,法庭是比公民大会更民主的机构,甚至是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公民大会做出的决定要交到法庭再检查一遍,法庭可以推翻公民大会制定的决议或法律,并追究公民大会上倡议者的责任。


[ 本帖最后由 自幼 于 2020-6-4 10:53 编辑 ]

TOP

发新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