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很想写出专业性质的书，但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想做到这一点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尽量追求真实吧。
对于网友提出的疑问我会尽量回答，不过限于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在有些问题上可能偏离了提问者原先的定义，所以若是出现这种情况，还请朋友们多多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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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德的问题，写书时原本没想要单独讨论，因为一来这超出了我的能力，二来是我对道德问题所持的怀疑态度。但最后通览了一下全书，发现关于这个问题还是占了不少篇幅，所以最后考虑了一下，还是把零散的内容集中了一下，就是现在的P42，第一章5.4。
关于道德，我想应先从概念上确定一下，以免大家都在用“道德”这个词的时候，实际上说的是不同的概念。
我认为，“道德”这个词一般是指两个概念：一个是指真正的道德，另一个是指大众普遍认可的，个人不得不去遵守的思想、行为准则。
尽管受到表达能力的限制，我很难表述什么才是真正的道德，但我认为它还是存在的。我个人认为，各种与社会联系过于紧密的道德多半就是第二种道德，真正的道德与现实社会有一定的疏离，而是与人性直接相关的。至少有些道德标准是没争议的，是能够经受住历史和不同社会形态考验的，普世价值（P44，5.4.4）应该算是真正道德的其中一部分，至于其他部分，恐怕我暂时无力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在这方面有心得的朋友，还请不吝点拨一二。
在正常、理想的社会条件下，这两者是没有冲突的，因此不少人将两者等同起来；但在非正常社会，或者思想观念激烈动荡冲突的时代，这两者并不等同。可以设想一下，在纳粹时代，一个为了“民族复兴”而奋斗终身的人，一定会认为自己是符合道德，当时整个社会和国家也这么认为。而那些坚持真正道德人，则有进集中营的危险。如果加大历史的跨度，道德标准的差异更加明显：在远古时期，遗弃老人是符合道德的（P8，第一章2.4、P44，第一章5.4.3），而在古代，抛弃老人就不符合道德了。
第二种道德，到底是不是道德，可能有争议。但大家可能也都注意到了，就算有争议，这些争议大多也局限于专业上的或学术上的，对日常生活影响有限。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的“道德”，要么就是两种道德的杂合体，要么其实就是第二种道德，而且后一种情况占了大多数。
也许暂时放弃道德这个词汇，用其他词汇来替代会更容易理解一点。（当然，这么做有学术上的风险，可能会更进一步偏离了道德的本质含义。）
第一种道德也许应该称之为“人性”。具体含义就不多说了，只说一个关于人性的传闻：在未掌权时，某中共高官的夫人为了筹措革命经费，卖掉了自己的子女。网友们的评论是：“有党性无人性。”
至于第二种道德，也许称之为“意识形态”更恰当一些。大家想必已经见识过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冲突了，具体也不用多说了。
所以，大众的心理和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遵循了被普遍认可的意识形态。因为这个，大多数人就理所当然的，把意识形态和道德这两个概念混淆了。
不过作为非专业人士，我不能确定这种见解是不是同时扭曲了道德、人性、意识形态这些概念，只是我目前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也不能排除以后逐步修改自己见解的可能性。所以，如果有朋友对此有不同的见解，还请坚持自己的看法，也许经过自己独立思考后的结果，才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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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提供的道德标准，其实是第二种道德，也就是意识形态。真正的道德，是权力无法提供的，但可以被权力扭曲或消灭。（例如，某些政权对普世价值积极歪曲和消极抵抗）
关于权力和道德关系，我倾向于是权力直接提供了道德标准。至于权力对道德的解释、解释权，我认为那并不是重点，重点是权力能够垄断道德，至于解释权，只是垄断导致的必然的附带结果。强权自然能够垄断对道德的解释，消灭那些不符合权力利益的解释，所以才有火刑柱、文字狱这些东西。在很多时候，权力如果认为对原有道德体系的重新解释（这种解释也可以称之为侵蚀、窃取、变异）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它就会新造各种理论。当然，权力一般不会费力气从哲学角度来制造新理论，而是选取已有哲学理论中最有市场、最容易被权力所用的理论。例如，中世纪并没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这些东西，这些都是近代才产生的道德体系，在近代，纳粹选择尼采的理论打造自己的意识形态，共产党选用马克思主义打造意识形态。我倾向于，这些道德体系从何而来并不是关键，真正的关键点是，这些道德体系都是经过权力重新打造的，这种重新打造的结果，使得最终的理论偏离了最初的哲学理论。而且，就算这些重新打造过的理论，落在新的权力者手中，还是会根据新的实际需求再次重新打造，结果就是更进一步偏离。所以，不能认为这些反复打造过的东西，是对原有东西的重新解释，还不如直接将其视为“新”的、不同的东西。这个问题上增加历史的长度就容易看清楚：马克思主义经过苏联、中国、红色高棉的辗转传播，每经手一次就被重新打造一次，当接力棒传到最末端时，已经变得与原始理论完全的面目全非了。有谁会认为，朝鲜现行的意识形态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呢？所以，我认为，权力提供的是“新道德”，而不是对原有道德的重新解释。就像在《1984》中，权力提供的“新语言”。
当然，对于那些有着古老历史传承的道德体系，这种解释牵强了一点，例如对“忠”的问题，皇权对忠的窃取和侵蚀是非常缓慢。但我依然认为，上古时期，古人对国君的忠诚，与满清时强制要求对鞑虏皇帝的忠诚，是不同的概念。
但无论权力提供的道德是什么，忠也好孝也好，都是个意识形态问题。强权所坚持的意识形态自然对其有利，至于这些意识形态的外衣是什么，并不特别重要。
强权并不在乎道德体系从何而来，它只会传播那些它实际需要的，不管是对传统道德体系的重新解释，还是引入外来的道德体系，或者发动御用文人新造道德体系。权力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原则和顾忌。强权甚至会提供各种相互矛盾的道德体系，以适用不同的需要。就像在文革中，大家刚唱完《东方红》“你是人民的大救星”，接着就会唱《国际歌》“重来就没什么救世主”……
现实中国就是最好的例证，没人能说清楚，近30年来中国出现过多少种道德体系。强权并不指望大众信奉这些制造出来的道德，权力需要的是民众的臣服，其结果就是使得民众实际信奉“强权即真理”这个事实上的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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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63#网友的疑问的一些说明：
比如说，一个大前提是，权力中心成为道德中心(P64 2.2.2.2 最后)
——这里的道德是指第二种道德，也就是意识形态。这个前提在等级社会才成立，非等级社会中的权力中心并不一定是道德中心。
在等级社会中，高等级对低等级的道德优势近乎天然的，或者说，低等级天然具有道德原罪。低等级的一些行为会受到道德方面的指责，如：指出高等级的失误、对高等级不够恭顺……；而高等级就算有一些过分的行为，也有道德上的豁免权。道德要求上的不平等，自然产生了指向性。而处于社会最顶端的，自然获得了最大的道德豁免权——完全豁免，也就是说，处于权力中心的皇帝，永远不会是错的。
而意识形态的打造，并不是皇帝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各种御用文人和御用理论都参与了其中。
当然，以上状况在平等社会、公民社会中并不能成立。
理论上，皇帝一定是品德高尚的人(P62 倒数6行)
——在历史上，秦朝之前，国君自称“寡人”，即：寡德之人。至少那时候的国君认为自己不参加劳作，在道德上理应处于下风。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各国间的战争，儒家提出仁政的主张，认为国君应该成为尧舜那样的道德圣人，以此达到天下归心的程度，不用战争、或通过很少的战争，就能统一天下。
而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时代，则片面的截取了儒家的观点，把已经统一天下的皇帝，直接等同于儒家学说中的“圣人”。皇权和儒家一拍即合，儒家成为御用学说，而皇权获得由儒家提供的理论支持。在逻辑上，这其实是一个循环论证：因为他是道德圣人，所以他成为了皇帝；因为他是皇帝，所以他是道德圣人……。但对于强权来说，学术上的逻辑错误只是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用权力打造出来的理论，用学术是攻不破的。
说到这里，我才突然发现书中一个明显的疏漏：皇帝与道德之间的问题，并不是个道德问题，也不是个社会问题，而是个宗教问题。即：皇帝的圣人、道德完人之类的属性，其实是个神权属性。
在书中我把皇权定义为：王权+神权（P57，第二章2.1.2），并认为皇权中包含的神权主要来自自然崇拜、天命说。现在我才突然发现，这个神权远不止与此。在把皇帝打造成神的过程中，儒家居功至伟，皇帝=圣人、道德完人的属性，主要是由儒家理论赋予的。也因为如此，儒家从春秋时期的一个政治学派，逐渐具有了宗教化倾向，成为真正的国教——儒教。而皇帝就是儒教供奉的“神”，当然，认为皇帝=教宗也是可以的，因为皇帝同时还是最顶级科举考试的主持人。那些儒学大师、理论家之类的，实际上成为了祭司、神甫之类的神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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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中国帝制社会的时候，有一部分议题是皇权和族权(P56开始)，从定义上，它们是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的，………
——这个问题从历史学的角度才容易解释。在秦之前，社会是封建制，从秦之后试图实行中央集权制。但在初期并不太成功，原有的封建制在惯性的作用下，不断对中央集权制发动冲击。
在秦朝，各诸侯国被消灭，名义上不再有封建领主，国家成为一个统一在中央集权制国家，但封建制的社会影响依然根深蒂固。体现在族权与皇权的冲突上，秦之后虽然不再有诸侯国，但封建势力却以家族这种形式继续延续着社会影响。其实在中世纪的日本，各封建领主既可以看成诸侯，也可以看成各家主，各军事集团常以家主姓氏代称，如：平氏、源氏、毛利家、德川家……
封建制的特征是：君主的权力到封建领主为止。君主可以要求领主效忠于自己，但领主之下的家臣、武士是效忠于领主的，而不是效忠于君主的。即：主人仆人的仆人，不是主人的仆人。这一点在中世纪的日本最明显，天皇或将军统领各大名（封建领主），但大名之下的家臣和武士，并不受君主的节制，只效忠于各自的家主，而不必效忠于君主。如果君主和家主有了矛盾，或爆发了战争，家臣则作为各自家主的附属，参与对抗君主的战争。
大封建主之下如果还有小封建主，同样也是各自的家臣只效忠于直属的家主，而不是效忠于家主的家主。
所以在中国，皇权最初形成的秦汉至南北朝时期，代表中央集权制的皇权，在力量上是比较薄弱的，经常被代表着封建制的族权击败。在唐朝之后，中央集权制的皇权彻底取得胜利，封建制彻底没落，也就没真正意义上的族权了。
中世纪的日本和欧洲都是典型的封建社会，而中国不是。中国从秦朝开始试图施行中央集权制，但封建残余势力依然严重。这同时表现在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上。各种封建领主的势力可以很强大，这些封建集团的也就是族权集团。直到唐朝，中央集权制才彻底压服封建势力，表现为皇权绝对权威的确立，族权退出与政治舞台。所以，唐朝之前的混战局面，很像日本战国时期的诸侯混战：各个封建集团之间战斗，君主（天皇集团或皇帝集团）集团也只不过相当于特殊一点的封建集团，如果势力不够，一样会被逐出权力中心。（P64，第二章2.2.3。这个问题在书中确实没有具体论述，是个严重的疏漏，以后补上。感谢！）
中央集权制的特征是：君主的权力直达社会最底层，所有人只能效忠于君主。也就是说：皇帝的权威是绝对的，家臣也必须把效忠于皇帝，优先放在首位。实际上，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再也没有封建时代家主与家臣那种关系，整个国家都变成了皇帝的家臣。
在政治上，中央集权制的君主直接任命地方官员，而封建制的地方官员则由统领本地的领主任命。
当然，中央集权制下的皇权直达社会最底层，只是理论上的要求，实际上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在传统中国，皇权的力量只能认命县级官员，再往下，力量就达不到了，只能依靠地方上的族权势力配合来完成对基层的统治。
所以，封建制的族权和中央集权制下的族权完全不是一回事，封建制的族权可能具有发动与君主战争的实力，而中央集权制下的族权只能配合皇权行驶一些基层性的职权。虽然两者是不同的概念，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有继承关系。尽管同样名为“族权”，封建社会和中央集权制社会下，却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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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观念上，王莽和曹操的主要敌人是士族阶级，他们两人都无法对士族的观念产生影响(P63 2.2.2.2)，于是两人在这方面各有选择。前者为了顺应士族的道德观念而把自己打造成道德完人，后者则是采取*消极*抵抗政策，引来司马懿等士族阶级的鄙视，等等。
——其实，当时的王莽、曹操、甚至皇帝，都属于士族。士族和庶族的对立，是封建社会的特征。在我看来，他们之间无所谓对立与否，他们之间的矛盾根源于对权力的追逐，而与道德无关。不管道德是什么，都不会改变什么，至于夺权过程中要不要与道德发生关系，这完全要看实际需要。
汉朝没有科举制，人才的选拔靠的是举荐，高官的举荐或基层的举荐。而举荐的标准就是个人的道德品质，具体来说，就是孝和廉。所以，为了博取美名，整个汉朝盛产伪君子，父母亡故本来规定守孝3年，但守孝二三十年的人也有，比如说这位：
……山东青州就出了一个孝子赵宣。他在父母去世之后，守孝三年不够，还干脆就住在墓道里了，而且一住就是二十多年，他因此而名闻天下。后来青州新上任了一个刺史陈蕃，慕名前来拜访，却发现他有5个不到20岁的儿女。陈蕃登时勃然大怒，说你在墓道里都干了些什么？于是立即剥夺了州郡给赵宣的各种荣誉称号，宣布其罪状，并把他囚禁起来，赵宣因此就成了天下的笑柄。（百度百科，条目：赵宣）
**（我突然想起来同时代的另外一个伪君子：让梨的那个孔融。当然，孔融不象上文中的赵宣那么典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搜一搜。说起来，汉朝之后的两晋南北朝，整个士族文化都追求真情真性、放浪不羁，是整个保守的中华文化的特殊年代，这是不是对汉朝虚伪的道德体系的反攻倒算呢？想想也觉得有趣，不过我对那时的历史了解不多，也和本书关系不大，我就不去挖掘了。这方面有兴趣的朋友自己挖掘一下吧，或者请已经有心得的朋友多多赐教。）**
所以，曹操对当时的社会道德体系的态度，不是消极抵抗，而是不屑和务实。因为大家对伪君子看得太多了，所以也就不怎么在乎有真才实学的人的品德问题了。再加上曹操处于汉朝正统的对立面上，所以久而久之，就成为道德上的大反派了。至于曹操的个人品质，当然算不上好人，但从其文学水平来看，至少应该是个高雅的人，曹氏父子当时的文坛领袖的地位，是没多少争议的。
很多问题与道德、士族这些方面无关，权力斗争有自己的规律和标准，不需要附加太多其他东西，附加的东西越多，越不利于追溯本质。权力斗争的本质都是追逐利益，前仆后继的勇攀权力巅峰。这其中还不乏攀登的太努力而失败的人，比如袁世凯，明明已经处于巅峰了，可偏偏还要再往前多走一步，结果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在各种夺权斗争中，曹操、司马懿之类，算是正常路线，都是各自凭实力说话。相比之下，王莽的路线就另类了一点，他利用当时皇权理论上的漏洞，成功进行了和平演变，但依然不能忽视王莽背后的实力因素，当时的王莽家族，也是政治豪门，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族权”团体，王莽更是利用宰相的权力，党同伐异，网罗自己的羽翼。最后逼宫时，王莽派人去王宫讨要传国玉玺，老太后大哭后，无奈将玉玺扔在地上，摔破了一角，王莽得到后用黄金补上（这就是金镶玉的来历）。至于曹操，他要杀受到株连的皇后时，提着宝剑直闯皇宫，估计曹操如果想要玉玺，没人胆敢摔给他。
说起和平演变，王莽既不是唯一，也不是干的最漂亮的。赵匡胤的黄袍加身比王莽干的漂亮多了。王莽的问题在于，他是整个皇权历史中，最响亮的那记耳光。皇权和儒家刚刚结合没多久，蜜月还没过完，就出现了王莽这么一个处心积虑的“道德圣人”，一记耳光直接指出了整个理论体系中的漏洞，
尽管有理论漏洞，却无修补的必要。权力斗争很快就回到了曹操、司马懿这样的正常路线上来了。至于理论支持，那只不过是锦上添花的东西，有没有都不是问题。还是那句话，用权力打造的理论，用学术是攻不破的。王莽造成的漏洞，后世皇帝随手就给补上了，也不需要儒家画蛇添足的进行理论修复。对于王莽这个另类，儒家咬牙切齿之余，也只能拼命攻击这是他的个人品德问题，**而没法承认这是个理论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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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于道德的解释权究竟是怎么落入皇权之手的呢？
——随着皇权权威的上升，对道德的垄断自然逐渐加强。到皇权成为绝对权威时，自然就垄断了解释权。
其他：
皇权确实没有能力完全对传统伦理置之不理，必须有一定程度的顺应。但真正原因，只不过是因为皇权还不是最顶级的专制权力。
当出现比皇权更甚的专制权力时，它确实可以做到完全不用顾忌任何约束，生造灭绝人性的任何理论。
熟悉近现代历史的朋友，应该都能理解这段话的含义。这种权力形式在近百年中还不止出现过一次，作为见证者，真不知道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不幸还是幸运。我认为，我们这些见证者，有责任阻止这种东西再次出现；就算没这个能力去阻止，也有责任如实记录下来。如果遗忘，必然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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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回答完了，只是没有按照发问者的顺序回答，而是按照我自己的顺序。可能显得比较杂乱，而且还不能排除再次修改的可能性。不够成熟的地方，容我慢慢修正，见谅。
感谢诸位的批评指正，让我发现作品中的很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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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咳～～，又修补上去了一点，用**标上了，不过不算什么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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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斯吉·利兹 于 2012-11-4 23:42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