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比99的不公义：自由市场的迷思 作者：黄伟豪
文章日期：2012年8月27日
【明报专讯】今日是香港的“占领中环”行动在法院的颁令下要撤离汇丰总行地下广场的日子。与此同时，在世界其他国家，包括行动发源地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美国，其运动的声势、规模和受公众及媒体关注的程度均有下降趋势。这是否表示困扰全球的经济危机和金融海啸的威胁已逐渐解除，一切快要雨过天晴？
对于以上问题，答案绝对是否定的！
全球金融危机的威胁根本并未解除，欧美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财赤及国债是天文数字，实体经济复苏仍是遥遥无期。而随全球唯一余下来的经济火车头中国的经济也开始放缓，亚洲区的资产泡沫挥之不去，新一轮和更严重的危机爆发风险反而在不断增加。不过，自由市场今次面临的真正和最致命的危机，是在理论和价值之上，甚至是一场学术上的危机（intellectual crisis）。一度声称可以解释现实及给人类带来幸福生活的自由市场模式，似乎一夜之间失去法力。它不但不能有效解释如今所出现的问题，更把人类带入了一个黑暗深渊。
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上，一句主要的口号是“我们是99%”，反映在一个完全跟从自由放任市场的模式下，所出现的只是由社会上最有权力的1%的人，垄断了大部分的资源，其余99%的人只能面对贫困和受苦。不少学者，当中不乏经济学家，已不断走出来，指出由始至终自由市场只是一个从不存在的迷思，甚至是1%的人为了巩固和合理化有利自己的社会秩序，而建立的论述或谎言。
要了解有关自由市场的失败、局限和不足的讨论，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近年的多本著作，均极具参考价值和启发性。他和一般对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批评者不同，他的言论更有权威性，因此对盲目和无条件地接受自由市场的教条主义就更具破坏力，突显其如何缺乏说服力及脱离现实。
政府与市场互补不足
斯蒂格利茨的权威，主要来自他本身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并且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更难得的是，他绝非像不少现今的经济学家一般，只躲在大学象牙塔内闭门造车，沉迷于一些自我想像出来的数理化模型，相反，他曾任世界银行副总裁和首席经济学家，真正达到经世致用的境界。
自由市场可有效运作假设
根本不存在现实世界
早在他著有的公共财务教科书中（注一），已指出没有政府参与及有效监管的自由市场只存在于理论的层面，而非现实之中，绝大部分有效运作和健康增长的经济体系，也是奉行政府与市场互补不足的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
在2009年出版，分析2008年金融海啸成因的《Freefall》（直堕）一书中（注二），斯蒂格利茨指出金融海啸之所以出现，正正源于把本来只出现在理论和虚构层面的自由市场，毫无保留地推至现实当中。由于很多自由市场可以有效运作的假设，根本不存在于现实世界，对99%的人来说，结果出现的不是更多竞争所带来的更多选择和更美好的生活，而是企业的垄断和暴利，社会变得更不公义、贫富悬殊及缺乏上流的机会。
他的最新著作《The Price of Inequality》（不公平的代价）更可以被视为向硬推自由市场这迷思与骗局而自肥的1%所下的战书。书中揭示了很多骇人的数据，显示不平等的问题已到了水深火热的程度。在美国，贫富悬殊的严重程度是自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差的水平。在2007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居然拥有全国超过三分之一财富，而Wal-Mart（沃尔玛）6个承继人的财富，竟然是全国最底下三成人的财富的总和。更讽刺的是，不平等的现象并未有因2008年的危机而转势，反而使引致危机的1%的人变得更富有。在2010年，这1%的人占去了新增收入的93%。
不平等源于不公义制度
不平等源于一个不公义、没有平等机会的制度。1%的人利用自由市场的迷思，建立一个由他们操控和垄断的制度。正如斯蒂格利茨在书中指出，最令人不安的是，这不公义的制度把经济和政治的权力结合，制造种种有利1%的政策和游戏规则，并且渗透至传媒和教育之上，使99%的人相信自由市场的迷思，甘心接受他们面前的最差，已是在现实世界中可以做到的最好，对不公义麻木。
有评论者把斯蒂格利茨和另一位同样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同样经常把自由市场批评至体无完肤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Paul Krugman（克鲁明），视为主张政府干预的左派和凯恩斯主义学者。这一种分类是有误导和危险的，因为它把现时有关自由市场的争论和反思，沦为难分对错的意识形态之争，忽略了整个学术讨论的真正意义，是要找出谁的理论与模型最能有效解释现实和改善世界。
亦有评论认为他保守，因为他仍主要重加强政府在经济上的监管和责任，并未完全放弃市场的角色。这一评论所忽视的是斯蒂格利茨在这时代背景下的贡献。在自由市场的迷思作为共同的敌人下，打破缺口，释放想像空间，似乎是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用回斯蒂格利茨自己的语言，他主要是想证明自由市场外的另一个世界的可行性（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而非否定有比自己所提出的建议更理想的世界的存在的可能性。
在美国一个如此成熟的民主体制，也可以让1%的人高高在上，如此垄断社会上的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和资源，在没有民主体制的香港，其前景更显得不乐观。要避免比现时更极端和更荒谬的分配不均的情在香港发生，除了要加快香港的政治改革外，同等需要的是思维上的更新，思想空间的扩阔，走出自由经济的迷思，对于其他自由市场外同样可行和更公义的模式，有更多的讨论和想像。
作者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中文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参考资料：
1. Stiglitz, Joseph.（2000）Economics of the Public Sector. 3rd ed. New York: Norton.
2. Stiglitz, Joseph. （2009）Freefall: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Global Economy. NY: Penguin.
3. Stiglitz, Joseph. （2012）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 NY: Nort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