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记

文章日期：2012年8月3日


【明报专讯】今年是1967年左派发动暴动45周年，适逢香港又被一场基本上由左派主导的所谓“国民教育”的“洗脑”工程所困扰。对比两次事件，内容当然十分不同，但本质上却甚相似，都是“左”一个字惹的祸。所以，笔者不禁要问：45年来，香港左派成长了吗？

“六七暴动”为人们理解今天为什么要反对“洗脑式国民教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发生在45年前的事件，香港主流社会称为“六七暴动”，左派称为“反英抗暴”。它的成因，有本地因素（即香港1960年代中期积累下来的政治矛盾，包括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有外来因素（即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向境外蔓延），而以外来因素为主。

复杂的心理因素

本文不是重点探讨其缘起，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余汝信先生的《香港1967：文革漩涡中的香港》、江关生先生的《香港地下党（下）》，以及张家伟先生的《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等著作。3位从不同的历史档案都得出相同的结论：“六七暴动”主要是香港左派藉口本地矛盾，引入“文革”式斗争的结果。

左派朋友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有意无意间都只侧重在本地矛盾而不敢去揭露“文革”外延的祸害。这里有一些复杂的心理因素：

第一，强调本地因素（即反英斗争），就能够突出他们发动这场暴动的正当性和英勇性，但如果强调外来因素（即引入文革），却只会显得他们盲目、冲动、愚昧、极端的一面，和欠缺独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人，大抵多数会回忆自己正面的东西而不想去回顾负面的地方。

第二，在香港，批判港英没有危险，可是批判中共却不是小事。所以很多当年错误政策下的受害者，包括很多相当无辜的“少年政治犯”在内，过了45个年头后，仍然只敢批判港英如何残暴，却不敢批判中共如何荒谬。

第三，由于中共已全面否定“文革”，所以因输入“文革”而出现的“六七暴动”，也遭到被全面否定的下场。由于“大老细”否定了，下面的人自然不敢再提“文革”这个因素，所以“六七暴动”的参与者，也就只能从“本地矛盾”中去寻找可以自我安慰、自我合理化的理由。

当年“爱国教育”的特点

在“六七暴动”中，左派之所以能够发动一场“持续几个月，祸及全港九新界”的暴力事件，同当年左派圈子里推行的所谓“爱国教育”有直接的关系。当年的“爱国教育”有几个特点：

一，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要“培养对毛主席的深厚阶级感情”；

二，鼓吹对中共的无限忠诚，自觉维护“一党专政”的不合理体制；

三，吹嘘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的一些严重问题，或则推诿为“阶级敌人”的破坏，或则轻描淡写地说是“十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四，组织香港左派学校学生到内地接受单一、狭隘的“阶级教育”或所谓“革命传统”教育等；

五，抵制港英政府的“奴化教育”，不学英语，不参加会考，自鸣“爱国”，其他人都只是“中、落”（即“中间”和“落后”，这是左派描述其他人的特定词汇）始终自外于香港主流社会。

这种“爱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们，不可避免地只会盲从，不会质疑，不会思考，更不会反省。很多人在这种盲目爱国主义的驱使下，到处撒传单、放炸弹。从那时有些“爱国学校”的实验室竟然变成制造土制炸弹的“兵工厂”可以看到这种“爱国教育”对青年人毒害之深。

今天我们看到的所谓“国民教育”，虽然远远没有文革年代左派学校的“爱国教育”那么极端和荒谬，但从《中国模式》这本参考书观之，则其吹嘘共产党，吹嘘社会主义制度，却是一以贯之。香港社会是否愿意接受由左派主导、用公帑来推动、徒使年轻人闭目塞聪的教育？这是摆在香港父母面前的一个大问题。

历史弃儿

45年前因为盲从而被捕的年轻人中，他们的处境如何？这里我想引述为他们抱打不平的张家伟先生的一段话：

时光荏苒，当年十五、六岁的少年犯已成为两鬓斑白的花甲老人。这些“小人物”多年来无人闻问，还要背上“左仔”、“暴徒”一类的恶名。部分人当年因左派宣传需要，在左派报章当了几天“反英闯将”或“抗暴英雄”，却当了一辈子的“暴徒”。

这些当年锒铛入狱的人，其实是北京错误政策的受害者，许多人至今仍然因涉及六七年的抗争行动而在社会上抬不起头，及背负难以洗脱的刑事纪录。

回归前夕，这些当年满腔热血、听从左派领导层号召投入反英斗争的左派基层群众，盼星星、盼月亮，希望九七后“翻身”或洗脱当年的罪行。但年复一年，北京及左派机构对他们基本上不予闻问，认为为了香港社会的稳定，不宜再纠缠往事，一些左派工会更指他们当年“走错路”，告诫他们不要“吃老本”。当年为了斗垮港英不惜“坐穿港英牢底”的左派群众，如今沦为历史弃儿。

（见张家伟网志：《为了忘却而回忆》。张家伟最早研究六七暴动，著有《香港六七暴动内情》、《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伤城记─六七年那些事》等书）。

这番话，正正道出了当年接受左派盲目式“爱国教育”的祸害。他们的不幸，就在于欠缺了独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但这种错，不在他们，在于左派推行的、祸害无穷的盲目式“爱国主义”教育。

最近，读到吴康民校长的鸿文〈国民教育问题已被政客骑劫！〉（载《明报》7月27日），认为国民教育“早已经给政客们骑劫，作为反对中央，反对一国、反对特区政府的重要武器”，认为这是“香港的利益集团，联同‘港英余孽’、泛民主派，对中央及驻港的中联办，以及传统爱国左派进行总攻击的时候”。这篇文章确实使我不禁要问一问：45年来左派究竟有没有反思？有没有长进？

左派究竟有没有反思？

吴校长经历了文革、见证了它的荒谬性，作为培侨中学的校长，他也亲身主导、参与了制造“盲目爱国主义者”这种本身有违教育理想的工作。培侨和其他左校的学生们，很多都成为张家伟上文所讲的“历史的弃儿”。吴校长如果设身处地，自应反思自己曾经积极推行的所谓“爱国教育”是否有问题，从而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今天这么多教师和家长会走出来反对洗脑式的“国民教育”，而不是推诿于所谓“敌对势力”、并动辄挑拨中央出手干预特区内部事务。

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见《诗经．大雅．荡篇》）从文革的悲剧，到香港的暴动，都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而不是远古往事。近60年来中华民族这些灾难，都是国民教育的上乘材料，认真总结这些灾难，可以帮助我们民族认识问题、避免错误。作为这些灾难的见证人，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还不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呢？还要容许“盲目式爱国教育”继续荼毒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