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为广州起义提供经费。1927年8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致电布留赫尔：“您关于汕头等等的意见，我们认为都是正确的。……我们不怜惜钱，我们已经给您寄去了，但是在上海被截留了。糟就糟在没有寄送的渠道。请告诉我们渠道，一切就会就绪。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去办。”与此同时，斯大林指示加拉罕“立即跟加马尔尼克商谈，并从海参崴派遣一名可靠的特工人员带去30万美元”。8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听取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后，决定“认为有必要满足乌拉尔斯基（即加伦将军）同志打算装备大约一个军的请求。为此目的拨给15000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带2000发炮弹，总金额110万卢布”；并责成“米高扬同志要紧急弄清楚在汕头设立商务代表处或另外一种经济机构的可能性”。莫斯科支持广州起义的30万美元经费又是怎样转交给中共的呢？俄罗斯历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乌索夫.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援助》一文中，披露了诺伊曼的.布贝尔—诺伊曼关于广州起义的一段回忆：诺伊曼照斯大林的嘱托，应当会见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1927年7月至11月）Ｂ.Ｂ.罗明纳兹，并且同罗明纳兹一起到广州去领导起义，同时他们应该给起义者们带去经费。于是，罗明纳兹就跟诺伊曼在中国的一个港口（预定在上海）会面。“他们（指诺伊曼和罗明纳兹）乘坐一艘大型远洋轮船，继续向香港航行……当然，他们是用假名字旅行的，并且尽量不引人注意。他们最操心的是箱子里的贵重物品。他们两人轮流在舱里值班守护。可是，当轮船行驶到下一个港口，要停靠几个小时，所有乘客都上岸观光城市去了……最终，他们在确信无人注意之后就上了岸。当他们回到码头的时候，听到了一个糟糕的消息，乘客们被告知不能再上船，因为很快就刮台风。轮船因为要遵守航行时刻表，已经开走了……就在绝望的时候，诺伊曼和罗明纳兹找到了一条破旧小船的船主，那条小船勉强能在海上行驶。小船主人同意把他俩送到船上，条件是得付他一大笔钱，他确实用他那只可怜的小舢板将他俩送到了已经准备起航的轮船上。手提箱没人动过。可是，他们不希望出现的情况恰恰出现了：他们招人注意了。不过这没有妨碍他们顺利抵达香港，再乘火车抵达广州。”该文继续写道：“在广州的一家旅馆的房间里，他们见到了中共广州分部的负责同志们，他们应当将经费转交给这些负责同志。中国人数了两次美元，情绪有些激动，低声嘀咕着什么，不知何故又进入隔壁房间交谈了一会儿，然后告诉共产国际的两位密使：钱数比等待和告知的数额差了3000美元，两位密使很震惊，这意味着当他们不在的时候，有人动过箱子。他们请中国人再点一遍钱，钱数仍是那么多，他们要求往上海打电话，询问箱子里究竟放了多少钱。来自上海的答复更加出人意料：所说出的数目比罗明纳兹和诺伊曼所带来的钱还要少2000美元。”
莫斯科发动广州起义。1927年8月13日发送给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和布留赫尔的又一封密电中，斯大林指出：“广东的暴动应在成立真正革命的国民党政府、切实实行土地革命并同共产党结成紧密联盟的口号下进行。”9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三周内准备好向中国派遣两名高级军事人员和10名中级军事人员”，“将呆在库伦的41名中国人分成几个小组派往广东，听候H部队（即南昌起义部队）革命委员会的调遣”。
自“八七”会议以来，广东暴动就一直在酝酿之中。1927 年8月22日，中央指示南方局及广东省委，在南昌起义军入粤时，“东江须立即开始广大的暴动，发表政治的口号为叶贺内应”。省委迅速制定了“起义军打到哪里，就在哪里组织暴动响应”的暴动计划。8月底，为接应南昌起义军进驻潮州，中共广东省潮安县委组织数百名农民自卫军和群众，在该县登塘、浮洋、龙湖、庵埠一带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8月31日，潮阳、普宁数百共党农军举行了起义。国民党潮阳县的官员和县中队见农军势力强大，仓皇出逃。激战中农军击毙国民党警长和汕头专署催粮员各1 名，缴枪30 多支，子弹、物资一批。同时释放被关押的革命群众100 多人。翌日，汕潮梅警备司令何辑伍派兵反扑潮普农军，两县农军与敌激战数小时后主动撤出县城。9 月3 日，在中共的组织下，兴宁县湖尾乡等地义勇军100 多人在兴宁县城县立中学进步师生的配合下，成功地举行了攻城起义。
9月9日，中央在致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信中说：“中央对你们的暴动计划均大致同意，惟须立即开始，不要等待贺、叶军队到来，技术上并可参照两湖暴动计划。”9月中旬，中共潮阳八区党组织负责人林国际、谢龙金乘攻城胜利之际，率农军惩办地主恶霸，剪断国民党军通往汕头、潮阳、揭阳的电话线，烧毁敌重要交通工具“大成轮”。9月22日，广东省委下发了有关暴动的策略的通告，要求各区县成立革命委员会，指挥当地暴动及暴动胜利后工作。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利后，中央指示省委，要“极广泛地尽可能地发动农民暴动”，“广州城内，即须准备暴动，勇猛地号召工人、手工工人、一般贫民起来，夺取驻军、警察武装，以建立工农平民代表会议的政府为主要口号。广州附近的农民尤须注意”。
在南昌起义军准备在潮汕与李济深、钱大钧部队决战时，张太雷于9月29日报告中央说：“我军直取梅县、兴宁，如胜，可击破李、钱两部的主力。张发奎、黄琪翔与我们吊膀子，互相派代表。但我们绝没有幻想，并且我们知道他们是我们的真正敌人。在张军内部，我们现已稍有工作，广州暴动的准备积极进行。”这里所讲的“在张军内部”的“稍有工作”，正是指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这支力量。10月10日，教导团已在韶关被解除了武装。紧接着，噩耗传来，南昌起义在潮汕已经失败，靠外来的力量占领广东，完全没有希望。
1927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和广东省委：“中央认为叶、贺既已溃败，在最短时间暴动夺取广东全省政权的计划，暂时已经不可能，因叶、贺之溃败而停止各地之暴动”，“广州暴动的计划应即停止”；但要以“农民为暴动的主力，坚决地领导他们继续不断的暴动”。10月底，海陆丰农军在南昌起义军余部的配合下，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
10月14日，5千名海员在广州市太平戏院前公开集会罢工，得到各业工人的援助，2万多工人举着镰刀斧头红旗，向张发奎的政府示威，示威群众用石头砸死4名“改组委员”。如果不是吃定张发奎同情工农才敢这样瞎搞的话，那么在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够胆的话也可以试试搞个类似规模的集会，肯定会镇压。17日，周文雍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为使政府答应“五项要求”，会议决定于24日举行总罢工、大示威。19日，张发奎派出军警抓捕了海员工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75名委员，解散工人纠察队，并加岗、戒严、搜查，到处张贴禁止罢工的“公告”。23日凌晨两点，周文雍一声令下，一百个工人小组从各处涌上街头，这千余举着红旗的工人很快汇集在一块，散传单，呼口号，使军警乱作一团。11月1日，2000名铁路工人和500名火柴工人在周文雍的带领下，包围了东山葵园汪精卫的公馆。这些在“四一五”后失去工作的工人愤怒地叫喊着，要汪精卫出来答复“五项要求”。周文雍当场驳斥了汪精卫，事后高呼“打倒新军阀”的口号开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行至东皋大道口被汪精卫、张发奎派遣的军警围住。周文雍与30 多名工人一起被捕。
此时，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受莫斯科的派遣抵达香港，他的到来使已经停止的广州暴动准备工作又继续进行。10月13日，张大雷自普宁流沙辗转到香港。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稍晚也到达。10月15日，在香港坚道一座楼房宽敞的大厅里，诺伊曼参加了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联席会议。他在会议上指定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彭湃6人为南方局委员，指定周恩来、张太雷、黄平、赵自选、黄锦辉和杨殷6人为南方局下设的军事委员会委员。省委由张太雷任书记，陈郁、王强亚、阮啸仙等36 人为委员或候补委员。其任务就是张太雷说的：“各地仍应积极准备，一有机会就发动起义”。
在诺伊曼（有时也翻译为“诺曼”）的影响下，会议通过了《通告第14号》即《最近工作纲领》：“既然我们广东的暴动完全是独立的行动，当然决不能因叶、贺军队之失败而取消之”，“贺、叶军队的失败，并没有增加敌人的稳定，反而更引起剧烈的内部冲突”，并预测到“李、黄、张已成为鼎立之势，而互相争夺广东政权之斗争益烈，火拼之期愈近”；而且“工农运动的高潮非特不因东江军事失败而消沉，实际上更形高涨。14 日广州海员及工人数万群众之大示威，即一实例”。因此，“省委认为广东土地革命运动仍是高涨，暴动的计划仍应继续实现，现在的暴动还不应停止，而应努力扩大”。“广东的工农斗争决不会因东江军事失败而消沉，反将完全抛弃等待军队帮助的观念，而有更自动努力奋斗之决心。”
中共中央对《纲领》中的一些内容并不满意，遂责成张太雷与苏兆征、国际代表纽曼等一道，进一步研究制定广州暴动的计划，并草拟中央关于《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11月17日，中共中央常委讨论通过了要求广东省委组织暴动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这时候，广东省委实际上已经在实施这个《决议案》。
叶剑英接到中共准备在广州举行暴动的计划后，昼夜思虑着如何把他苦心培育的教导团调进广州。张发奎、黄琪翔本来是拒绝教导团来穗的。他们听到许多关于教导团“赤化了”的传言，此时正把教导团看做是“一颗拉了弦的手榴弹”，既想丢出去炸别人，又怕留在手里炸自己。叶剑英看透了他们的心思，几次找他们陈述利害：要想驱逐异己势力，扩大自己实力，非起用这支饶有作战能力的年轻武装不可。“如果要打李济深，你部下的多数军官和部队都是李的老部属，恐怕靠不住。恰恰教导团同李济深没有任何历史渊源，可以用来打先锋。”并且一再担保，只要使用得当，调度有方，不会发生任何意外。费尽唇舌，张、黄终于被他说通，同意把教导团调入广州。10月中旬，教导团抵达广州北郊四标营。稍事休整，便获准重新发还武器，并补发了新的灰布军装。教导团进驻广州后，叶剑英便设法与团内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唐维等联系。为了避嫌，他先向张发奎辞去教导团团长的职务，同时建议由杨澍松代理团长，李云鹏（中共地下党员）等人接任营长和连长。叶剑英部署停当，即来到教导团视察。这一天，他身着笔挺的军服，佩带短剑，英姿勃勃，出现在全团官兵面前。他首先问候大家，随即庄重地宣布杨澎松等人的任命，接着，讲革命的形势和任务，最后语意双关地说：当前，在我们面前展现着一条曲折的革命道路，希望大家不要低估自己的作用。要用高度的革命精神来接受紧张的训练。一天，叶剑英陪着汪精卫、张发奎等来到教导团。叶剑英完全支持张发奎的倒李之策，并且与黄琪翔商定，把教导团作为逐桂之战的主力。
1927年11月17日凌晨，李济深与汪精卫乘的船行至黑水洋中途，叶剑英向教导团下达了战斗命令。全团官兵按照预定部署，一举攻克了黄绍竑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接着占领黄埔军校、虎门要塞等地，夺取了兵工厂，捣毁了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清党委员会等据点。教导团逮着了一次复仇的机会，二连奉命捣毁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当连长陆更夫带领两个排冲进去时，在梦中被劈雷炸醒的清党老爷们吓得魂不附体，浑身发抖，举着双手连声惊呼：“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我们不是共产党，是清党委员！”“抓的就是你！”“不要误会。”“抓的就是清党狗！”“啊呀！饶命，饶命呵！”解决石井兵工厂的战斗也很有趣，执行任务时，叶铺带着一连跑步径直进了兵工厂。岗哨的第一反应大概是：这支每天出操从门前跑过的队伍今天怎么跑到里面来啦？他的第二反应就是举起被夺走了枪的双手。
黄琪翔把李济深赶跑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监狱里上千的共产党员全部释放，对工农运动全面解禁。张发奎、黄琪翔夺得广州政权后，马上在东校场召开所谓“护党”祝捷大会。张、黄首先得意地发表演说，但未引起多大反响。随后，叶剑英登台发表支持工人革命斗争的讲话，受到了与会群众的热烈拥护。会场上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高举红旗，高呼“打倒新军阀！”“士兵弟兄们站到工人方面来”等口号。他们还当场散发共产传单。教导团和一些同情革命的士兵被深深感染，公开表示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张发奎大为惊恐，决定镇压工人运动。同时，他对教导团越来越不放心。为了控制教导团，他将自己的表弟朱勉芳派往团里当参谋长，又安插一批亲信到教导团，严密监视革命师生的活动。但是，由于教导团的中共组织基础雄厚，叶剑英的影响较深，实际的领导权仍然掌握在“老团长”的手里。
就在张发奎把注意力转向对付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时候，他们的对手李济深、黄绍竑却在暗中调兵遣将，组成东西两路军，准备打回广州。其东路军指挥为陈铭枢，辖第11军约两个师的兵力，从汕头向惠州方向进击。西路军指挥为黄绍竑，辖桂军第15军、徐景唐的第12师等约4 个师的兵力，集结于广西梧州等地，企图配合东路军夹击广州。
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张发奎赶紧召集军事会议，商讨对策。会上，有的主张全面出击，有的主张先打东路之敌，有的主张先打西路之敌。各种意见，争执不下。叶剑英在发言中，首先分析了东西两路的敌情：东路陈铭枢由福州进入潮汕，实力较强，比较难打；而西路黄绍竑从广州败退广西，刚刚纠集起残兵败将，队伍虽多，多属杂牌，且立足未稳，比较好打。因此，他主张捏紧拳头，集中兵力打击广西一路来敌，先拿黄绍竑开刀。张发奎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叶剑英见时机成熟，使出“调虎离山”之计，提出全力以赴打梧州的作战方案。张发奎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将广州防务交由叶剑英负责。黄琪翔根据叶剑英提出的作战方案，率第四军主力缪培南第12师、许志锐第26师开赴肇庆、梧州一带，进击黄绍竑；派政变后新编的教导第二师黄镇球部增防西江；派薛岳师和李福林军的两个团去江门、四邑，以钳制态势向徐景唐的13师逼进。其余部队也大都调至广州外围防守。这样，广州城内只剩下教导团和警卫团一个营等少量武装，还有盘踞在河南地区的李福林“豆腐军”。广州一时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这就给革命武装起义造成了极好的时机。
张黄事变后，中共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再次找到叶剑英，要他想尽一切办法扩充第4军警卫团，并把党的力量加进去，为日后的起义增加力量。得到组织的指示后，叶剑英马上去找张发奎，提出扩编警卫团：“我想再组建一个营，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个团。这样才能保证警卫广州之需。总指挥您看如何？”叶剑英所称的警卫团，是“张黄政变”后临时以两个营凑起来的部队。一个营是原来的第四军军部特务营，另一个营是刚刚在政变中收编的李济深的第8路军军部特务营。对李济深这个营，张发奎认为靠不住，想在这个团增加新的力量。叶剑英顺势推荐了中共地下党员梁秉枢担任警卫团团长。团长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事，张发奎交给叶剑英全权办理。叶剑英想方设法安排了张诗教、陶剑寒（即陶铸）、蔡申熙等一批共产党员担任警卫团内的主要领导职务，并将300 多名曾参加省港大罢工的工人招进该团，编成第三营，由共产党员施恕之任营长。各连的排长和班长也大部由教导团调来的进步学员担任。叶剑英将警卫团的组建情况及时报告中共广东省委军委，得到了批准。
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在广州起义前，拟订了初步的起义行动计划。他不仅秘密地准备了教导团、警卫团两支武装力量，还与其他国民党军中有革命倾向的老熟人李明和李洁之等保持联系，以便到时让他们策应起义。当时，驻扎在石龙的75团团长李明是叶剑英信得过的老部下，对共党有好感。起义前几天，叶剑英要他在广州的堂弟李新俊（少校军官）特意到石龙告诉李明作应急的战斗准备，并约定了行动方向及联络暗号。叶剑英的机智果敢和周密策划，使敌人无法逆料，连连中计。当时国民党广东省政府要员陈公博后来知道实情，叫苦不迭地说：“军队有了异动分子已经很可虑，而高级将领就是共产党，尤其无法可以预防。原来我们的参谋长兼教导团长就是共产党，警卫团的团长3000 余人的工人赤卫队和其他武装力量。
当时，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哈西斯对张发奎还存有幻想。18 日，他召集在广州的省委常委张善铭、贺昌以及吴毅等人开会。他说，张发奎与李济深、黄绍竑的冲突，是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冲突，发动广州起义，就会帮助地主阶级，主张与张、黄举行谈判。党内也有人同意他的观点，遭到叶剑英、周文雍等主张起义的同志的坚决反对。由于军力不足，张发奎也使出两手：一方面指使公安局长朱晖日严厉镇压工人运动；另一方面，又多次要求与广东的共党头子谈判，协商“共同保卫广州，不让桂系卷土重来”之事。中共的领导人以为这个约会是“鸿门宴”，不敢去。11 月20 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从上海来到省委所在地香港，否定了与张发奎谈判的意见，并向中央做了报告。在解秘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历史资料中，存有谢苗诺夫“关于广州暴动的报告”（1928年2月15日于莫斯科秘密）。该报告说，广州起义时，“说服张发奎特别是说服黄琪翔投诚的工作，一点也没有做。”又说，“我们没有利用这个时机。黄琪翔对这一点（指国共合作）很感兴趣，他是张发奎的助手，是个杰出的年轻将领，对苏联和共产党有一定的好感，他在自己军队里容留共产党员比谁都久。共产党员在他的军队里担任许多负责的职位。我一直坚持必须同他进行谈判。共产国际代表团却对谈判下了‘禁令’。只有个别一些军事人员主张谈判。”
11月26日，张太雷到达广州，当晚召开省委会议，决定在广州举行暴动，并组成了以张太雷为书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11月28日，广东省委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号召暴动宣言》：“11月17日张发奎在广州的军事行动，开始了全广东的流血战争，新的反革命政权又向工人阶级进攻了。同时，我们海陆丰的农民同志已经得到一个伟大的胜利，他们打倒一切反动势力，没收了土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现在正向普宁、紫金、惠州等处发展。……几天来，在前敌上张发奎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所有李、黄军队都集中起来从东、西、北江各方面向他反攻，而主要的战争将在西江爆发。同时主谋的蒋介石又将欺卖张发奎，而预备同李济深和南京军阀妥协，所以蒋介石已命令陈铭枢军队向东江前进，包抄张发奎的后路。在这个困难中间，张发奎不知怎样办法，一方面他向有钱的商人磕头，表示只要商人给他钱，他就去杀尽共产党；另一方面，他迭次派代表秘密的来找我们共产党，要求同他们协商怎样共同保护广州，反对李济深、黄绍竑。……我们共产党不反对协商，就是同敌人协商亦可。但我们进行协商，要当一切工人、农民、兵士面前，预先提出我们的先决条件。我们提出底下条件是：1）即刻释放一切革命的政治犯；2）即刻交还现被走狗改组委员会所强占的革命工会会所；3）完全保留并保护省港罢工工人原有一切权利；4）完全恢复议论、出版、集会、示威、罢工及工人阶级组织的自由权，共产党、革命工会及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完全享有公开活动的自由；5）逮捕处罚一切惯于用恐怖手段对付工人阶级的分子；6）即刻武装广州工人，在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指挥之下。在这六个条件实行之后，我们才能预备协商怎样组织广州工农革命的保障，以抵抗李济深、黄绍竑。……我们知道张发奎、黄琪翔等绝对不会接受我们这些条件，因为他们是军阀。我们应该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保护广州，反对李济深，同时也反对张发奎。工友们！尽你们的力量，夺取一切武装！有系统的预备广州的总罢工，反对军队！打倒刽子手李济深！打倒凶手蒋介石、张发奎！宣布黄琪翔、朱晖日的死刑！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变军阀的战争为工农兵革命胜利的战争！用群众革命及苏维埃政权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及资本家！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苏维埃的革命万岁！”
张发奎也预见到无法再与共党合作，举行了高级军官会议，研究如何对付广州的共党。广州市公安局长朱晖日报告，抓到了教导团的一个军官，审问共产党组织的情况，已有确凿证据说明教导团要参加暴动。得知这个消息，叶剑英马上对张发奎解释说：“总指挥，根据我的侦察，所谓共党暴动的情况并不可靠。”接着，他分析道，“共党发动南昌起义业已失败，贺龙、叶挺败走汕头，绝对没有力量在广州暴动，不可轻信谣言。我是教导团的老团长，更了解教导团的所作所为，担保共产党暴动不成。即使暴动了，光凭警卫团也对付得了。”听了这番话，张发奎犹豫不决。但他作了一些部署，派“雷震”、“雷兑”等鱼雷艇，另派浅水巡舰，担任省河警戒；长洲则由长洲要塞司令部恢复警戒状况，河面泊有军舰两艘，日夜升火巡弋；其虎门、鱼珠、车歪各炮台，均一律宣布戒严，检查船只。陆上方面，河北由薛岳之一部及公安局保安队担任警戒，河南由李福林部维持，并在花地、芳村、石围塘、河南尾各地，增派队伍。张发奎仍嫌市区兵力薄弱，又抽调教导团入市协防，并亲到该团演讲。他原来担心的只是工、农赤卫队搞些小暴乱，没想到这次暴动的主力竟然就是教导团。
[
本帖最后由 自幼 于 2012-6-27 09:47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