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形式逻辑中国难以民主
唯物辩证法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悖论。辩证本身要求用联系的、发展的、变化的观点看问题；而“唯”是单一、独有的意思，具有排它性。强调事物的单一、独有，本身就是偏执，就是违反辩证思维的，它的发展结果只能是片面、独断。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命题，从形式上分解开来的意思就是：用变化、发展的观点方法服务于偏执、独断的世界观。这很荒唐，讲辩证就不能有偏颇，讲“唯”就要排斥“辩证”，二者是水火不相容的，把两种相反、对立的概念揉在一起形成一种主义，并用这种主义指导人们的行动，其结果是灾难性的。
共党讲原则时用唯物，改变原则时用辩证，讲唯物可以否定人的精神本性、道德。这样一来，共产国家普遍都实行禁锢思想镇压不同意见、封锁资讯、限制自由、偏执独裁、一党专制，同时，党的政策、原则朝令夕改，出尔反尔，指鹿为马，都是辩证思维的产物。
费希特和谢林试图从形式逻辑中找出辨证逻辑来。黑格尔企图取消形式逻辑并发展他的辨证逻辑，但他的论证错误。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辩证逻辑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逻辑；黑格尔辩证法的三大规律自然就是辩证逻辑的规律。共党认为：形式逻辑不过是刻板的死脑筋，而辩证逻辑则能适应千变万化，具有更高级的意义；实际上是诡辩逻辑。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诡辩法（Dialectics汉译为“辩证法”，其原意有“诡辩术”之意）。
辩证法和辩证逻辑的根本错误就是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譬如：关于社会的“多样性”，中共就违反了同一律而自相矛盾、自打嘴巴。中共国务院新闻办的对外文章认为，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人权观的多样性，因而不可能有一个对各国来说都一致的人权观，这是一个官方津津乐道的说法。官方还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对内说法：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即便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人的思想认识的多样性，也不允许人的思想的多元性。很显然，这样的两种说法是截然相悖，不能同时成立。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然而，官方居然漠视形式逻辑，把两个说法都当成至宝，当外拒普遍人权观时，援用对外的那个说法；而内统多元思想认识时，祭出对内的那个说法。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出于何种利害考虑，才麻痹了一个正常人起码应该具有的理性，乐此不疲地一再做出这种自相矛盾、滑稽可笑的事来？如果还有尊重形式逻辑的意愿和能力，则官方明摆着只能忍痛割爱，二中择一。世上哪有违背逻辑而左右逢源、风光尽占的便宜事？
死板板的形式逻辑只知道，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能跟着独裁者的意志转，当然不合独裁者的心意。而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灵活性，最能博得独裁者的青睐，反正最终解释权在他们手中，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唯物辩证法导致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强权逻辑。这套为强权服务的“辩证思维”最受统治者欢迎。毛泽东什么都不说清楚，只是云天雾地地暗示一通，还要强调“两种可能”，让下属去揣摩圣意。如果事情办好了，他就说是他的英明指示使然；如果办砸了，他就说是你违反了他的教导──他不是早就强调过失败的可能吗？唯物辩证法成了他们最得心应手的锐利武器。俗话说得好：“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辩证法。”这可是专门针对毛的辩证法而言。
人类追求平等的前提就是人能遵循思维的形势正义——形式逻辑的要求；否则，搞类比推理，把人当牛马当猪狗当砖头当螺丝钉，最后必然走向东方似的非人社会！为了永远奴役中国人民，中共猛批所谓“形而上学”，压制逻辑学教育，使得学生成了毫无辨别能力的井底之蛙。1949年以来，中国人的教育中，完全只教辩证唯物主义，极不重视甚至完全不教形式逻辑。中国学生被告之，形式逻辑是“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是错误的思维理论。1980年后，中国才为形式逻辑“平反”。然而“平反”并不彻底，形式逻辑仍带有“初等逻辑”的帽子，而“高等逻辑”非辩证法或辩证逻辑莫属。
没有了形式逻辑作基础，辩证逻辑就成了伪逻辑。很明显，推广这套东西，势必彻底摧毁人的思维能力。它不仅不能帮助人们进行正确、有效的思维，更搅乱人们的正常思维，把人们的思维引向错误，引向根本不能产生新发现、新发明、新创造的死路。人类要正确思考，就必须遵循一套规则，这就是形式逻辑。不遵守这套“交通规则”，头脑中的各种模糊概念就只会纷至沓来，杂乱无章，永远也理不出个脉络来，也就不可能形成井井有条的思想体系。
中国“革命”的次数也不少了，为什么不能民主？因为中国人不懂正义、不讲正义。讲正义首先得讲“形式正义”——即程序方面的正义。形式逻辑就是思维方面的形式正义！没有逻辑，中国不可能民主；逻辑是理性思维的前提！没有理性，是不可能民主的！中国人根本问题是没有遵守逻辑的同一律。对他人严，对己松；对上级拼命的吹捧，对下级百般刁难愚弄。在他们的心中永远没有平等，他们只有强盗逻辑和法西斯逻辑。有人鼓吹“不平等是人类发展的动力”，真是反人类的奇闻！动物世界是不平等的世界，人类社会是追求平等的社会。要追求正义、追求民主，首先必须尊重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不矛盾律和排中律才行！
第8节 方励之中马毒不浅
马克思的信徒们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上唯一正确反映社会规律的真理，但是世人看到马克思神吹的预言一个也没有实现。人们看到却是：马列垃圾被苏东人民彻底抛弃，李森科的身败名裂，毛泽东使中国沦为吃人的动物世界，邓小平重铸了新三座大山压在国人身上。试问百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成功指导了哪一个国家的进步？使哪一个国家的政治廉洁经济繁荣科学文化教育昌盛？马克思主义者们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使工农大众翻身做主人的主义，事实是，工农大众成了共党权贵的奴隶？在共党干部看来，老百姓根本不是人！纵观百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的过程，可以断定：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乱中夺权建立极权专制的蛊惑人心的歪理邪说，从来就不是工农大众维护其人权、自由、平等的思想武器。
中国民主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中国的自由化领军人物没有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还沉浸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无限的留恋之中。本文2008年底初创，然而在海外的北京之春和自由圣火都不予以发表，说明了海外那个圈子也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
方励之在北京之春2009年第1期发表了《西（科）学东渐四百年》，文中说：“2009年是联合国的天文学年，用以纪念400年前——1609年伽利略第一次用望远镜观察天体，开创了以观测和实验的方法追寻宇宙起源的时代。伽利略观察标志着现代科学的兴起。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现代科学的发展依靠两个基础：实证方法和形式逻辑体系。爱氏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形式逻辑体系，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出这两步，是不用感到惊讶的。令人惊讶的是，这两项居然被发现了。”（爱因斯坦给J.E. Switzer的信，1953）。……
（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的影响并不限于数理学科。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依照《原本》格式展开的。50年代在北大物理系上学时，马氏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必修课。《资本论》第一卷，一开始是一大堆定义（商品，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相对和绝对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就像牛顿的“原理”一开始定义速度，速率，相对和绝对速度，加速度……。随后是有关剩余价值产生的基本方程，即剩余价值的产生等于生产劳动率乘以可变资本投入。它相当于牛顿第二定律那种动力学方程（公理）。再由此推出引理，定理等命题，如：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经济危机周期律，等等。……公理演绎体系，有助于辨别什么论断是证明了的，什么是未曾证明的，什么是不可能证明的，什么是不自洽的。而且，可以从“体系”中推断新结论，或者修正旧结论。比如，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动力学方程，可以推论，正的剩余价值可由正的生产劳动率和正的可变资本投入产生。正的剩余价值也可以由负的生产劳动和负的可变资本投入产生，因为负乘负为正。所以，在撤回资本（负的资本投入）的条件下，破坏性生产劳动率愈高（负的生产劳动率），剩余价值产生愈多。这是当年北大物理系学生根据公理演绎体系对马克思《资本论》作的一个“发展”。谁要不信这个佯谬，谁就必须找到《资本论》的公理演绎体系中的逻辑漏洞。
方励之的上述说法存在以下问题：
1．形式逻辑学的奠基人是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欧几里德（约前330～约前275）几何学是形式逻辑学的应用，欧几里德并没有创立形式逻辑体系。如果不强调这一点，会错误地以为：只要掌握了几何学，就等于掌握了形式逻辑。事实上，方励之先生精通几何学，但由于没有认真学习形式逻辑学，所以，依然没有掌握形式逻辑，以至于闹出了笑话。形式逻辑为几何学的成功奠定了逻辑基础。形式逻辑与数学相伴生，是人类最早出现的学科，几何学是形式逻辑学在数量上的表达。形式逻辑与数学都是人脑自由创造，不依赖外界而存在。人们可凭借形式逻辑，从欧几里得公理出发，一步步严格证明，诸如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等许多定理和推论来；也可以从牛顿定律进行行星轨道计算和地面上的各种力学计算。事实上，无论是各门科学还是演说辩论，都得符合形式逻辑。
2．马克思的《资本论》不是依照《原本》格式展开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认为，黑格尔辩证法是“头脚倒立”的，而我们要做的，乃是把黑格尔的“头脚倒立”的辩证法再颠倒过来。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说他采用的是辩证法（即辩证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他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中文版《资本论》P24-25）。马克思所需要的黑格尔的“合理内核”，这一“内核”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变”字，就是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变的，向对立面变。因此，“生”会向“死”的方面变，“死”也向“生”的方面变，“大”会向“小”的方面变，“小”也向“大”的方面变，如此等等。
恩格斯将形式逻辑斥为“形而上学”，马克思率先使用“辩证思维”的非人思维方式，它的特点就是从不明晰界定概念，吐出大量云雾，让你怎么理解都行。
譬如：马克思说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又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两种说法，哪个说法是定义呢？马克思没有讲。连定义的逻辑规则都不讲，怎么能说马克思象几何原本一样地遵守形式逻辑呢？根据形式逻辑的要求，揭示概念内涵的方法是下定义。下定义的公式是：被定义概念=种差+属概念。简单地说：商品是用来交换的物品。在这个定义语句里，“用来交换”是商品的“种差”；所以，交换是商品的本质属性。事实上，只有通过交换过程的物品才成为商品，决定商品价格不是劳动因素而是交换因素即供求状况。交换属性才是商品的本质属性，劳动价值不可能是商品的本质属性。可是，马克思偏偏把劳动价值说成是商品的本质属性，是典型的指鹿为马。这导致马克思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是荒谬的。
马克思用辩证逻辑的矛盾分析法把商品复杂化，什么“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的矛盾”等等。马克思强调矛盾激化的一面，忽视了矛盾消减的一面，从而陷入了“斗、斗、斗”的泥潭。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是永恒的范畴，价值是历史的暂时的范畴，这样使用价值与价值就无法对立统一了。同样，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也不成立，因为劳动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对千差万别的具体劳动的抽象，在“劳动”面前再加一“抽象”，实在是又臭又脏的裹脚布。
3．《资本论》里根本就没有公理演绎体系
按公理体系的要求，原始概念是构造一门学科的最基本的概念，它不能定义，只能大致解说，被称为元概念，用它可定义其它概念。在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首先解释了点、线、面的概念，点是几何学的原始概念。从历史主义的视角看，原始概念反映的事物正是复合概念反映的事物的起点，可见公理体系法与历史主义的研究法是一致的。马主义把从原始概念出发的公理体系法贬为唯心主义的方法。马克思说：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这样，产品就成了定义商品的原始概念。马克思未从原始概念“产品”出发却从复合概念“商品”出发来研究经济学，违反了公理体系法的要求，把经济学引向了邪路。
公理体系的最初的设定主要包括元概念和公理。几何学的元概念是点，再就是5条公理，然后按形式逻辑的规则进行构造。非欧几何学的元概念也是点，再就是5条公理，不过第5公理相反，然后也是按照形式逻辑的规则进行构造。谁是谁非？都正确。为什么互相反对的学科体系都正确，因为它们都遵守了形式逻辑。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元概念、公理是什么？显然是没有的，而且马克思鄙视形式逻辑，搞的是辩证逻辑——强权逻辑——流氓逻辑的骗人把戏！说马克思《资本论》按照公理体系构造，那只能说明这种人根本不懂形式逻辑。
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们弄了一点形式逻辑，他们用“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来定义商品，又用商品来给价值下定义，陷入了绕圈子的循环定义（详见北京大学1980年代编写的《大众政治经济学》）。只有用公理体系法才可消除循环定义。马克思尚能区分过程与结果，可马克思的信徒们把过程与结果也混淆了。南开大学的谷书堂大教授在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第6期上发表文章说：“把劳动定义为：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所支出的劳动量=劳动时间×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产品÷劳动时间；代入换算得，劳动量=产品。劳动、劳动量、产品三个概念都被谷先生弄成了等义词，从而混淆了过程与结果。
4．方励之先生中马毒不浅
方励之先生说：“50年代在北大物理系上学时，马氏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必修课。”方励之先生以上说法还是他50多年前的记忆。如今一些理工科大学生依然在上马氏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为了激起学生听课兴趣，老师故意把《资本论》与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相提并论。其实，一个是致使人脑残的三聚氢胺，一个是使人明智的真理，相提并论是对欧几里德的污辱。从这里可以看出，方励之先生的课堂笔记做得很好！方励之先生只有彻底清除自己身上的马毒，才能成为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方励之的糊涂决不是个案。象李泽厚、刘再复、郭罗基、刘宾雁、苏绍智、王若水等都曾这样公开宣称。郭罗基说：“马克思主义还是很有价值的……是斯大林、毛泽东这两个歪嘴大和尚把马克思主义真经念歪了。”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暴政能够分割开来吗？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之一是《共产党宣言》，它是共产主义在全球蔓延的滥觞。“知识精英”们这种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共党分开的想法，实质上是对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的邪恶运动的认识极为缺乏。
中国那些理工科出身的人，很多人会以为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强，可是现实的结果却极度令人失望。当理工科出身的人进入社会科学领域时，其抽象思维能力贫弱的让人不可思议。因为中国的教育制度只懂得依葫芦画瓢，在极为狭窄的领域内，按照一套标准化程式化的程序思考问题，结果出了这个狭窄的领域后，因为汉语言文字的强大类比思维方式的影响，这些人思考社会问题时，根本就不懂、也根本不会用形式逻辑对社会科学问题进行抽象思维。于是中国的理工科，在全世界面前的表现，简直让死爱面子活受罪的中国人羞愧难当。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具备抽象思维能力，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就只具备模糊思维能力，而广大的民众以类比思维为主体，这样的中国人总的思维能力平均下来，模糊思维能力都达不到，这就是中国人面对的尴尬局面。也是中国人没有学习能力、认知能力以及改变现状的预见能力的真实现状。这种连自知能力都欠缺的汉民族，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