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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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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中小发表于 2012-6-10 07:50 只看该作者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死敌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死敌

1．马克思主义为何打击遗传学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由猿进化来的，“利己心”不是人的不变本性。遗传学家认为：物生其类，鸭蛋孵化不出鸡雏，这就是遗传。但是，亲代和了代之间，子代和子代之间只有相似而没有相同，这就是变异。马和驴杂交而生骡，但马与驴不会单独变异成骡。猿猴就是猿猴，人就是人，猿猴即使通过劳动也绝不会变异为人，这就与恩格斯的“劳动使猿变成人”的谬论相冲突。他们还认为，人的利己心是不变。共党认为这些遗传学理论违反了“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教旨；莫诺针锋相对地说，生物的特性是不变性，而不是进化。因此，共党就要迫害遗传学科学家。

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论：认为人性是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生产向自动化发展，劳动者自由时间的增加；这一系列的变化，就为新的人性诞生创造了条件，也就是“新人”的产生。《共产党宣言》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使传统的小生产者小手工业者趋于消失，这些人都加入到工人的队伍，随着工人阶级队伍日益庞大，就可以暴力消灭资本主义政权，然后通过共党国家垄断教育来培养无产阶级的后代，使他们成为与传统绝然不同的大公无私的“新人”，从而建成共产主义。这一思想恩格斯在1847年10月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就阐述过。

孟德尔是19世纪奥地利修道院的院长，他坚信神造万物，通过杂交实验，1865年发现了遗传规律。20世纪初，他的学说被重新发现，美国生物学家摩尔根等对染色体的研究，使得基因学说得到飞速发展。遗传学强调生物基因的先天决定作用，这与共党通过制度的变换来把人改造为大公无私的新人战略相冲突。所以，1930年代，以李森科为首的“米丘林学派”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完全否定孟德尔-摩尔根的染色体-基因理论。李森科给基因学说扣上“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帽子，把遗传学打成了“资产阶级伪科学”。

2．遗传学的成就宣告了马克思主义彻底破产

孟德尔曾经历过考试的失败，由于他的思想和传统概念太不融合，因而不能为主考官们所理解，他们抱怨说：“该考生置专门的术语于不顾，他使用他自己的语言，表达他自己的观念，而不依赖传统的知识。”在主考官们的眼里，孟德尔是很愚昧的，学习思想行为方法是错误的，他不能成为一个学者，甚至不能承担起正式教育青年的责任。孟德尔全然不理会这些世俗的眼光，他觉得这些主导官不可能有什么正确的认知。他没有因此就离开在植物园面向黄土背朝天的研究和劳动，继续使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所选择的道路，是从大自然本身去发现并证明大自然的隐而未显的秘密，而不是完全死守传统的知识教旨；为了找到可能的答案，他把修道院的花园变成了一本活的教科书。

孟德尔认为：生物体表现出来的大小、高矮、颜色等形状，是人们感觉到的表面现象，决定这些现象的内在原因被他称为“遗传因子”，可不变地遗传给下一代。

孟德尔分析的奥妙之处就在于在不知道基因是什么，也不知道它们究竟怎样控制表型，而是用抽象的符号假设遗传因子来想象分析杂交结果和运用基因的分离和自由组合定律来预期杂交结果，甚至于在这个过程中都没有涉及到基因的结构和它们在细胞里的位置。孟德尔不是先进行观察然后再归纳出基本规律，而是首先假说，达到理论上的解决，然后才进行试验以证实或驳倒这种理论上。这种方法后来被奥地利学者波普尔总结为证伪法。

在孟德尔生活的时代，欧洲有许多园艺家做了大量的杂交实验以培养蔬果花卉的新品种，但都不能预见杂交的后果，惟独孟德尔通过实验发现了遗传学的两条定律，提出了遗传因子的科学假设。这是由于孟德尔的方法独特。孟德尔认为，任何实验的成败都取决于是否选用了合适的实验材料。实验所选择的材料必须能最大限度地表现对象的本质；要从复杂多样的生物性状中寻找出统一的遗传规律，应采用“纯化”的方法，先人为地撇开一些东西，让研究对象内部的一些东西突显出来，从纯粹的形态上加以考察。要保持材料“纯系”的性质，采用的植物必须在其生长过程中严格自花授粉，特别是在开花期不受异花传粉的干扰，唯有用不同的纯种作为亲本，才能得到真正的杂种。他创造了一整套全新的遗传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单因子分析法、数学统计法和测（回）交实验法等，实践证明这种以杂交子一代个体再与其隐性纯合亲本进行测交的方法完美而巧妙，成为遗传分析的经典方法。严谨正确的科学方法，把遗传学的研究从单纯的观察和描述推进到定量分析的阶段。美国学者邓恩（L.Dunn）指出：“对于生物学思想的发展来说，孟德尔的研究方法的意义更为重大。”

任何一门学术的创新发展，都伴随依赖着方法技术和工具的创新进步，其中薛定谔在生物学上引进的模型方法、X射线衍射方法以及强调化学方法尤其突出，对遗传学从传统到现代的飞跃作出显著的贡献。《生命是什么》为大批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投身遗传本质内在的研究，提供了研究的问题和方法，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最终导致了分子生物学的诞生。

法国分子生物学者雅克.莫诺（Jacques L.Monod(1910～1976)）1971年发表了一本引人注目的小册子《偶然性与必然性》。莫诺发现整个宇宙的基础是偶然性，生命的起源和发展以偶然性为基础。作者认为，生物是赋有目的或计划的客体，这种目的性寓于生物的结构中，通过生物的动作显示出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环境因素是遗传过程中动的向前发展起主导作用的方面，是形成新种的主要因素，而遗传基因是静的被动方面，在不同的环境中才有不同的物种产生。莫诺则强调生物自组织的意义，“生物的结构同外来的力的作用几乎毫无关系，从它的整修形状一直到微细末节都是客体本身内部的‘形态发生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进化依赖于核酸分子的突变，突变本质上无法预言，突变所造成的蛋白质功能效应是纯粹偶然的。莫诺看到了偶然性在基因突变中占有重要地位，得出了偶然性支配整个有机界的哲学结论。莫诺早期参加过法国共产党，担任过“战斗法兰西”参谋长和“法兰西国内武装”第三局负责人，积极参加过反法西斯战斗，但他觉醒后退出了法共。他敏锐地察觉到李森科的错误何故以此的深层次根源，是由于作为李森科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错误。他通过李森科事件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于现代生物学认识是不适用的，并认为生物研究的分析方法和一切生命过程的物理化学解释与辩证法是对立的，揭露了马克思主义的反科学性。莫诺在书中断言，辩证唯物主义是“万物有灵论”；辩证规律是“炮制”出来的；反映论已经“破产”。他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深邃的评论，认为它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除了让人服从之外，不可能再有别的选择，从而向人们昭示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就是奴隶专制主义。由莫诺的论述再看共党国家思想学术界的死寂也就不奇怪了。

将客观对象从世界中剥离出来加以孤立化研究的模型方法、排除法等形而上学的方法，如今已广泛运用。百年来遗传学的辉煌成就向世界展现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方法的灿烂光辉，并宣告了一元论的破产。顾准说：“真正的科学家，读了《反杜林论》而抛弃他原来习以为常的方法，而来彻底地改造思想，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者，那么，他的科学生命就完蛋了”（《顾准文集》418页，199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每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各有他自己的方法论与世界观。方法论是在他自己的工作中摸索出来的，不是承袭得来的。新的科学发现，同时也是一种新的方法论的创造。方法论就是哲学，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哲学。唯有多元主义而不是一元主义，才是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要求的。人人皆有所偏，“以一个人而论，是以偏概全；多少人的‘偏’凑合起来，也就接近于全了”，但这要求新闻、言论、出版等自由。麦克斯.玻恩说：“相信只有一种真理而且自己掌握着这个真理，这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最深刻的根源。”人们所享受的所有现代文明都未在共党国家创新出现，谁正确谁错误谁科学谁欺诈不就昭然天下么？要掌握当代科学，就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伪科学是谬误，就必须承认现代科学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正确的，就必须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

控制论的创立者诺伯特.维纳指出：“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中共依然在坚持对科学教育文化的绝对领导，禁止科学家自由结社组合，自由讨论交流信息，因此，中国真正的科学技术和教育都无从谈起，更不能茁壮成长。

3．共党国家迫害遗传学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孟德尔的发现仅仅是根据他自己豌豆杂交实验得出的个别现象，按照马克思主义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来看没有普适意义，不能算作是科学发现。李森科们甚至把西方的遗传学家诉为“苏维埃人民的敌人”，因为孟德尔的思维方法反证了苏维埃立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一堆垃圾。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苏联学者们将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界定为 “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和“反动的”。

李森科作为苏联著名科学家米丘林的继承人宣称：遗传是有生命物质的一种普遍的内在特性，只有细胞才是遗传的单位，坚持生物进化中的获得性遗传观念，否定基因的存在性。李森科学派说：“在有机体中和细胞中，没有什么特殊的遗传物质。”他们认为：“问题的本质在于‘遗传物质’是摩尔根主义杜撰出来的，它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尤其是孟德尔的研究方法“任何试验的价值和效用是由作试验的材料是否适于达到目的来决定的”；带有人工杜撰造假的痕迹，更是形而上学割裂孤立的思维方法，违反了辩证法客观全面取证的思想。李森科们大肆炒作米丘林的“无性杂交”，以及外部物质环境在遗传特征形成中起决定作用等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生物理论，并被李森科捧为“纠正和完善了达尔文学说”。

马克思主义国家是不能容忍科学界的自主创新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强调要以统治阶级的意识统领全国的一切，而领袖人物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因此社会上的任何人必须服从党和领袖的意志，服从各级领导的意志。所以，任何独立于领袖和领导意志以外的自主意识和行为，尤其是组织上的自由组合都是不容许存在的，孟德尔似的别出心裁早就被掐死在萌芽状态了。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统治的国家是不会产生孟德尔遗传学的。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共党领导们，不懂物理学却要指导物理学的发展，不懂生物学却要指导生物学的研究。当新科学刚刚破土萌芽时，那些马克思主义信徒们立即挥舞马克思主义大棍子残酷无情地批判摧残，任何一点那怕是微弱的自主创新还未萌发就早已经扼杀埋没。

享有国际声誉的遗传学大师尼.瓦维洛夫（Vavilov）是苏联农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他的贡献得到了国际科学家的普遍认可。他向苏共中央上诉，斥责李森科排除异己、缺少文化以及对学术上反对他的人进行报复。1935年瓦维洛夫被解除了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原定于1937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遗传学因为瓦维洛夫受到批判而改在1939年英国爱丁堡举行，在缺席的情况下瓦维洛夫仍被当选为大会主席，1942年英国皇家学会选举瓦维洛夫为会员。1940年8月，瓦维洛夫及其助手们被陆续逮捕，被诬为“间谍”，被苏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43年被枪毙。一大批具有正义感的遗传学家成为“人民公敌”而深陷囹圄，整个苏联遗传学界万马齐喑，农业一片萧条，持续到赫鲁晓夫的跨台。

1948年8月，苏联召开了千余人参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又称“八月会议”)。李森科在大会上作了《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他赞扬了“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米丘林生物学”；用马克思主义批判了“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他指出许多遗传学家在哲学上属于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学派，都居于剥削阶级的地位，与无产阶级相对立，为反动统治服务。在共党专政制度下，苏联的生物学界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并用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无产阶级生物学也应运而生。努日金明确地说，“新旧遗传学的一个根本不同点，是站在什么立场看问题。”一些“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科学的观点和科学家纷纷受到冲击和排挤，被清除出科技队伍或受到控制使用，许多正直的持有异议的科学家受到惨无人道的打击迫害，并由此引发了清查“资产阶级科学理论”的急风暴雨，苏联的科技也因此受到毁灭性的摧残和致命的打击。

尤其荒唐的是，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基因的载体DNA的双螺旋结构，苏联和当时的中国的批判依然尘嚣甚上。从基因、染色体到DNA，人家一件件真凭实据都已经摊了出来，还要喋喋不休的反对，脸皮也真厚了。但是，纸包不住火，米丘林学派的首席科学家，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终于现了原形，原来不过是一个伪造实验数据的江湖骗子。

这期间还有一个滑稽插曲。一位名叫勒柏辛斯卡娅的女人声称发现了一种非细胞形态的“生活物质”，能够演变为细胞。眼看着非生命体可以演变为生命体了，再不需要上帝了，这是何等了不起的伟大成就！伟大的辨证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科学研究，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伟大！勒柏辛斯卡娅学说受到广泛宣传，写进高等学校的教学大纲中。苏联政府号召大家学习，还授予她斯大林奖金，真是名利双收。但是，以后发现所有一切都是伪造。

1955年李森科在苏联已遭到批评，而在中国仍然视若神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胡先骕（1894～1968）在1955年3月出版的《植物分类学简编》，对李森科“创造性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提出异议，批评李森科靠政治力量来支持其理论。结果，作者被定性为：诋毁苏共，反对共党领导科学，是一个“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1955年10月底在北京农大召开的纪念米丘林诞生100周年大会上，童第周在大会开幕式报告中对胡先骕进行了不点名地批判，胡先骕的书被全部销毁并遭群众学生批都。1976年3月，中共的著名党棍、迫害过许多遗传学家的乐天宇听说中国科学院即将召开基因工程会议，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从林奈的神创论，孟德尔的‘遗传因子’，到魏斯曼的‘种质不灭’，到富有宗教思想的摩尔根提出神创论的总和，而伪装为基因论。现代基因论者乃发展为DNA基因论。资产阶级御用的学者们代代相传，都以伪装的面貌出现。……所谓的基因论设想和人造的基因工程流毒甚广，致使生物科学长期为资产阶级所利用”。1977年2月，乐天宇鼓动一位中学美术教师打着肃清“四人帮”流毒的旗号，向当时的国家主席华国锋以及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上书，要求开展对“反动的”“唯心的”“资产阶级的”摩尔根遗传学和新

的基因遗传工程进行批判。有几位著名的生物学家也写信给这位中学教师，表示支持他上书。

然而科学的历史证明：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是正确的进步的，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是片面的、反动的。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李森科主义在苏维埃科学院被投票否决。至此李森科丧失了在苏联生物学界的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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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中小发表于 2012-6-10 08:05 只看该作者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谬误
所谓的“自然辩证法”就是说整个自然界都遵循了马的辩证法“规律”在发展。恩格斯专门写了《自然辩证法》，闹出了各种笑话。恩格斯反对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增原理；同意电磁波和光线在宇宙空间必然通过某种物质即以太的振动来传播。恩格斯认为数学基于物质直观，总喜欢将各种数学运动和物质运动直接对应，并认为计算机不过是不可靠的“数学演算同纯逻辑演算的滑稽的混合”。此类谬论，不可胜数。
马克思主义就是谬误。如《自然辩证法》说，“细胞的发现是施旺和施莱登”，1984年中文版的《自然辩证法》改为“是施旺和施莱登发现了有机细胞。其实，早在1665年英国科学家胡克就已经通过显微镜观察软木片发现了细胞。”恩格斯把蛋白质看作是僵硬的小块，而莫诺对变构蛋白的研究表明，由多亚基组成的变构蛋白，其亚单位虽刚，但其可通过构象变化调节活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说：“完全没有结构的蛋白质”，而当代的认识是，所有功能性天然蛋白质都具有三维结构。《自然辩证法》还说：蛋白质是生命“唯一的独立的承担者”，当代的认识是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主要承担者；《自然辩证法》说：“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的新陈代谢”。恩格斯还在《反杜林论》里说：“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恩格斯生命的定义为以新陈代谢为存在方式的蛋白体（这一术语现代已不用），抹杀了生命和蛋白体（生命体）的差别，混淆了生命和生物的概念差别，违背了认识的逻辑规律。蛋白体在今天看来，就是普通蛋白，而普通蛋白在一切和它相近的物质中，是最没有生命的，起着最被动的作用，它和蛋黄一起仅仅是胚胎发育的养料。核酸、蛋白质、糖类和脂类等原生质只不过是构成生物体的物质，本身并不是活的。现代细胞学认为，细胞才是生物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是生命活动的皮瓤的基本单位，而每个微小的细胞都包含了生命的所有信息。分子生物学在1940年代确定了遗传信息的携带者——基因的分子载体是DNA而不是蛋白质。今天我们只能用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正确新发现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放弃错误和乃至全部过时的马克思主义。
当然，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数理逻辑、量子力学、相对论、控制论和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等20世纪的新科学都是伪科学，都需要大力反对。因此，20世纪所有的新科学都不是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诞生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放弃计算机的普及使用；因为计算机的原理数理逻辑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主义、直觉主义和逻辑主义。
辩证法是科学的死敌。爱因斯坦就曾否认辩证法对他的科学事业有过任何用处。顾准认为，近代自然科学是实验科学，其所需要的方法论是“实验逻辑”，辩证法对之全无用处。顾准说：“西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是因为不存在辩证法的教条之故。”辩证法作为批判的、“破”的武器，是有着巨大的价值的。一旦它成为统治的思想，它的整体性的真理，它的“一元主义”，却都是科学发展的死敌。在辩证法未成为统治思想的地方，科学的发展十分迅速。顾准举例说，罗素的新实在论、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原子主义、控制论和基本上承袭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逻辑原则，与辩证法是抵触的，然而它是电子计算机的哲学基础。“只要辩证法继续是教条，苏联永远不可能成为电子计算机这类划时代发明的故乡。”
斯大林断然否认，人的思维部分地可以为机械运行所代替，他断然拒绝在苏联也研制电子计算机，说这是唯心主义的荒唐想法。结果呢，1946年2月5日，出于美国军方对弹道研究的计算需要，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埃尼卡（ENIAC）问世。这个重达30吨，由18800个电子管组成三层楼高的庞然大物就是所有现代计算机的始祖。后来发展了半导体技术，采用了晶体管，体积大大缩小，现在手提电脑的运算速度已经大大超出最初的埃尼卡的运算速度。唯物主义哲学的指导，使斯大林大大地丢了一次脸，使唯物主义声誉扫地。
马克思辩证法学说（包括“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及“主观辩证法”即“思维辩证法”）不是科学，即不是正确的哲学理论，无论怎样改造、修正或发展也不可能成为科学。唯物主义者宣称，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到一起产生的辩证唯物主义，是研究自然科学战无不胜的锐利武器。辩证唯物主义的三大规律自然就是辩证逻辑的规律。共党认为：形式逻辑不过是刻板的死脑筋，而辩证逻辑则能适应千变万化，具有更高级的意义；实际上是诡辩哲学。“辩证法”对于人类的社会发展以及科学学术研究也没有真正普遍的指导意义。无论是黑格尔的“辩证过程”还是唯物主义的客观辩证法，这都是主观臆想的形而上学体系。它们无法得到实证的检验，是没有意义的本体论学问，应该清除出人类知识的殿堂。
爱因斯坦关于狭义相对论的第一篇文章《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发表于1905年，长篇论文《广义相对论的基础》发表于1916年。没听说过爱因斯坦受到他的同胞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的指导（此书第一次全文发表于1925年的苏联）。1929年，恩格斯的弟子和秘书伯恩斯坦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交给爱因斯坦征求意见。爱因斯坦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评论，全文如下：“爱德华.伯恩斯坦先生把恩格斯的一部关于自然科学内容的手稿交给我，托付我发表意见，看这部手稿是否应该付印。我的意见如下：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么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完全就是胡说八道、疯人之作。可是，我可以这样设想：如果考虑到这部著作对于阐明恩格斯的思想的意义是一个有趣的文献，那是可以勉强出版的”(此段文字也可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 (商务印书馆出版)，1977年，第202页中找到) 。爱因斯坦强调：数学概念无论如何都不能从经验中推导出来。当然，经验始终是数学构造的效用的唯一判据。在这里，经验事实与自由创造保持了必要的张力。相反，由于受唯物主义的拘束，恩格斯为了说明数学概念的唯物性却不得不煞费苦心为“无限”和“微分”寻找现实原型（见《自然辩证法》，第160-161页）。
在对比了康德的《形而上学导言》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后，武谷三男“感到自然辩证法实在毫无道理、愚蠢透顶、无聊之极。”恩格斯主观上试图“表明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客观上却不知不觉地陷入了黑格尔的将思维规律“强加在自然界和历史上面”的老路。例如，恩格斯从运动、变化的绝对性这一辩证规律出发提出了“运动不灭性”的理论。作为一个哲学理论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恩格斯却试图将其作为一个科学论断去说明整个宇宙的演化。由于没有任何实验作基础，恩格斯不得不一再借助于“铁的必然性”这类哲学信念来完成他的推导。卢卡奇说：“辩证法的一切基本要素——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思维之变化其基本原因也就是作为范畴基础的现实之中的历史变化，等等——在我们关于自然的认识中是不存在的。”
施米特说：“自然界不存在辩证法最本质的一切要素。”萨特说：“自然辩证法规律只是先验的，没有得到证明的，即使自然科学的范例是辩证的，也只能证明人的理性是辩证的，并不能证明自然本身是辩证的，辩证法只存在于社会历史中。”罗素说：“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矛盾学说都是从黑格尔那里拿来的，凡是从黑格尔那里得来的思想都是不科学的，最好把黑格尔主义的礼服脱掉，马克思主义应完全抛弃辩证法。”卡尔纳普：“我们拒绝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下于我们拒绝自称为能起逻辑作用的黑格尔辩证法。”
由于辩证唯物主义定义的研究对象更接近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加上强调实践的作用，必然以哲学的力量阻碍真正科学的发展。在辩证唯物主义大旗下干预和践踏科学，从二十世纪初的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开始，在中国的文革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时间跨度长达近70年，涉及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十多个国家，几乎覆盖了所有自然科学领域，被残害的科学家成千上万，是人类历史上的大悲剧；无论在规模上、延续时间上和涉及的范围上，都远远超出了以前人类历史上对自然科学的干涉和践踏的总和。结果遗传学、爱因斯坦、马老的新人口论都被当成资产阶级的毒草而消灭，中国闹得民不聊生。且往下看：
物理学：1）热力学：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迟早将处于“热寂”状态。唯物主义主张宇宙无始无终，绝对不能接受此说，苏联和中国，几乎每本热力学教科书既讲热力学第二定律，又不得不对“热寂论”进行猛烈炮轰，搞得前言不搭后语。2）狭义相对论：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是受到马赫思想的启发。彭加莱是狭义相对论的前驱。马赫和彭加莱都是实证主义学者。辩证唯物主义眼看着沾不到边，恨得牙痒痒的，对他们一个劲儿的恶骂。3）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发表后，被苏联认为是唯心主义。为此，苏联科学院院士福克专门写了一部名为《时间、空间和引力理论》的书。据说，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指引下写出来的。然而，尽管有院士威望，却响应者寥寥，以后连半点声息都没了。4）量子力学：海森堡根据实证哲学，由测不准原理推出了不确定原理。对海森堡的批判是一定要进行的。尴尬的是，前苏联和中国的量子力学的教程里，一方面到处要引用不确定原理，却偏偏只说是测不准原理，搞挂羊头卖狗肉的买卖。脱离了原理的来历讲原理，讲的人越讲越糊涂，听的人如堕入五里云雾之中，教出来的学生到头来只能死套公式。
宇宙科学：根据广义相对论，宇宙有限。20世纪哈勃等人的天文观察也表明，宇宙在不断膨胀中。以后，科学家又提出了宇宙大爆炸理论，并得到大量观察证实。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却说：宇宙就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客观世界，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的。其他的理论都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苏联从1930年代起就开始谴责相对论宇宙学，1949年后的中国沿袭了这个立场，使得宇宙学成了一个禁区，甚至把英文中的cosmology一词译成宇宙论而不是宇宙学。结果，二十世纪宇宙学蓬勃发展，却没有前苏联和中国人的份。
化学：1952年《科学通报》刊载了6篇苏联科学家批判美国科学家鲍林的“共振论”的文章，认为共振论是唯心的、反动的伪科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鲍林却因为这项工作获得了1954年诺贝尔化学奖。鲍林是量子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创始人。由于他的工作，许多重要的化学概念得到更新。由于他反对核武器和反战行动，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生物学：①物种演化：在前苏联和当时的中国，长期以来把法国科学家居维叶提出的“灾变说”，当作是《圣经》里大洪水泛滥的诠释，予以严厉批判。然而，一系列考古表明，地球上发生过不止一次巨大灾变，例如：寒武纪的生命大爆发，6500万年前恐龙等物种的大灭绝等等。居维叶在这方面并没错。②基因和遗传。19世纪末20世纪初，孟德尔-摩尔根的基因学说得到飞速发展。前苏联以李森科为首的一伙人，建立起据称是高举辩证唯物主义大旗的米丘林学派，对孟德尔-摩尔根学派进行火力最猛的围剿和批判。
几乎所有自然科学的重要领域，不是让辩证唯物主义的“死对头”占了先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硬要出头结果闹得个大败亏输。可以说，辩证唯物主义在所有前沿科学领域无不一败涂地，全军覆没。辩证唯物主义在前苏联和当时的中国被奉为官方哲学，哪位科学家还敢冒着被戴上唯心主义或资产阶级学者的帽子，去对着干？即使想对着干，也拿不到科研经费。非但如此，在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幌子下，许多科学家不得不天天做检讨，思想受到严重禁锢。因此，包括：宇宙科学、量子化学、遗传学等许多科学领域的研究，在前苏联和当时中国都受到了严重阻碍。这些都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法大旗下对科学的粗暴干涉的严重后果。
除了粗暴干涉，还有严厉的打击和镇压。在苏联受到批判的观点还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孟德尔的遗传学和摩尔根的基因说、鲍林的共振理论、玻尔等人的量子理论、维纳的控制论、弗里德曼(1888～1925)和伽莫夫(1904～1968)的宇宙学等等。受到批判或者迫害致死的著名科学家包括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物理学家约飞和朗道、火箭设计师科洛廖夫(1907～1966)、物理学家朗道、生物学家瓦维洛夫(1887～1943)，等等。包括科学院院士在内的许多持正义立场的科学家，遭到残酷的政治迫害、流放、坐牢，甚至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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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中小发表于 2012-6-10 08:09 只看该作者

4. 中共围剿爱因斯坦
中共建国以来，用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的思想改造工作，愈演愈烈。1949年后，与轰轰烈烈的仇美运动相适应，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学技术横遭贬斥，美国的科学技术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先生1950年春在南京的一次演讲的主题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科学在衰落。其它如《美国科学为垄断势力与军国主义者服务》、《美国科学的军国主义化》等针对美国科学的政治批判文章更是连篇累牍。
苏联的科学技术被捧上了天。贝时璋说：“苏联科学是人民的科学，因为它是服务于人民的，服务于共产主义建设的。苏联科学是最先进的科学，因为它是以战无不胜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为指导思想的。”苏联的生物化学是世界第一，“苏联的地质科学是最先进的”（此为张文佑一篇文章的标题），苏联的其它学科莫能例外。
当时主管中国意识形态的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声称：“在伟大的列宁斯大林旗帜下的苏联的科学站在世界科学的最前面，……当然，我们学习苏联科学，这并不是说，英美的科学家的东西不可参考。是可以参考的。但一般说来，凡是英美科学上好的东西，苏联都把它集中起来了，所以向苏联学习是最快、最好的”。1950代初，中国科学院组织了几乎所有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去苏联考察学习。与此同时，一大批苏联学者来华传经授宝。苏联科学就这样从体制到观念全盘移植到了中国。
科学是意识形态，苏联的这个时髦的口号在当时的中国非常流行。自然科学也存在姓社姓资问题。批判量子力学是唯心主义、批判化学中的共振论和中介论是唯心主义、批判控制论是“一种反动的伪科学”、是“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思想武器，而且是实现他们的侵略计划的手段”。这些煌煌大作，都见诸中国最权威的传媒《人民日报》。
最典型的是批判相对论。“相对论”进入中国后一直受到赞誉。然而，1952年，苏联掀起了批判爱因斯坦及相对论的运动，指责爱因斯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中国紧跟“老大哥”其后，在1953年1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日丹诺夫的文章，指责爱因斯坦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攻击爱因斯坦对人权、民主、自由的赞誉，爱因斯坦被说成是个“反动分子”、“民主个人主义者”和“旧民主主义者”。
1955年4月，爱因斯坦辞世。李四光和周培源代表中国科学界发了唁电。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周培源的悼念长文。文中说：“爱因斯坦的逝世是正义人类的一大损失。他对科学的贡献是划时代的。他热爱科学和人类；他反对德国军国主义，种族主义，以及美国的帝国主义。他不知疲倦地为和平、民主及自由奋斗。中国人民深深地哀悼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和为人类的和平事业奋斗的伟大战士。”一个月后，在另外一篇纪念爱因斯坦的文章中，周培源写道：“我们还应不带任何偏见地看到爱因斯坦的弱点……他对于他所发现的原理的哲学观点却是唯心的。错误的哲学观注定会阻碍他在科学上的进步。我们应该批评爱因斯坦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从而更好地完善他的理论，以便更有效地研究现代物理学。”
1965年《中国青年报》开展了“又红又专”的讨论。一部分人以爱因斯坦为论据，认为：一个人即使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仍然可以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为了反驳这种观点，4月，中国科学院的两名人士撰文说：爱因斯坦不是一位超越了阶级和政治的科学家。事实上，正是爱因斯坦建议美国制造原子弹，使之成为美帝国主义手中一个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热爱和平国家和人民的砝码。这场辩论进行得十分激烈，以至于钱学森也受约写了一篇讨论文章，同样用“原子弹”一例，来说明爱因斯坦并未脱离资产阶级的政治。
1967年末，湖南醴陵中学的数学教师周友华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宣传他的关于“场论”的“革命性理论”。他以“京区场论小组”的名义印发了一篇题为《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的论文。该文根据毛的教导，批判了物理学中的场论，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批为“没有跳出机械唯物论的泥坑”，“完全违背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物质的矛盾运动规律”。中科院革委会“认为周友华的文章在政治上是正确的，是应支持的‘新生事物’”。于是，一个名叫“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小组，于1968年3月在中科院正式成立。学习班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是北京航空学院的教师，毛泽东的女婿孔令华。他们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的严重错误就是目前阻碍自然科学前进的最大绊脚石之一”，因此“（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自然科学才能前进，新的自然科学理论才能建立。舍此，就不能把自然科学理论推上一个新阶段。”6月，学习班印发了第一篇批判文章，题为《彻底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评相对论的基础光速不变原理》。相对论的“罪行”如下：“相对论是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也就是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光速不变原理“深刻地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终极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的极限这种反动的政治观点”，“根本违反了唯物辩证法，而且也没有得到实验的直接验证”。为了增强说服力，此文引用了未发表过的毛泽东1937年的哲学讲稿中一段论哲学中的相对主义的话，同时又搬出了林彪的一段话来论证光速不变原理的“错误”。这篇文章被上送毛泽东、林彪、中央文革小组。
第二篇批判文章《相对论批判》(讨论稿)在1969年8月问世。该文提出了一个论据：如果按照相对论所说的那样，同时性是相对的，那么，1969年3月在中苏边界上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中，我们说苏联开第一枪，苏联说我们开第一枪，事实上究竟哪一方开第一枪，就无法作出客观判断。这个论据如此“有力”，本来一些反对批判相对论的人也不敢再为其辩护，因为：谁要替相对论辩护，谁就是替“苏修”辩护的卖国贼。
两个月后，《相对论批判》（修改稿）完成，并散发到全国各地，鼓励开展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群众运动。这篇批判文章准备在《红旗》上公开发表。因对这一批判公开发表的后果没有把握，1969年10月23日，时任中科院负责人的刘西尧奉陈伯达之命召开了一个特殊的会议，除了“学习班”的代表，受邀与会的还有竺可桢、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等。中国“原子弹之父”王淦昌也在被邀请之列，但他拒绝参加。
据《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记载，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就是量子场论专家何祚庥。何赞成批判爱因斯坦，并声称，‘批判爱因斯坦不（应）限于相对论’，实际上‘有四大问题’须要批判。他认为，批判爱因斯坦不仅要批判相对论中的‘相对主义时空观’，还须批判‘统一场论’、‘宇宙有限论’，以及爱因斯坦否定量子力学的某些观点。”——这是记录在案的中国最早批判爱因斯坦宇宙理论的言论。钱学森婉转地说：“鉴于爱因斯坦的工作有很重要的国际影响，恐怕我们应该对此事慎行。”吴有训说：“我认为这篇文章没有经过仔细思考，如果我们发表了，将会成为一个笑柄。”竺可桢则直接批驳那个“珍宝岛论据”，指出苏联与中国同在一个地球上，同用一个参照系，因此，根本无法从相对论得出那个“无法作出客观判断”的结论。周培源说：“相对论是可以讨论的，但无法被推翻。”因此，《相对论批判》没有通过审查，该文后来只能刊登在一份名为《相对论问题讨论》的刊物上。
1970年3月，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到北京大学召开集会，要求全面开展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群众运动，甚至要求中小学生也参加进来。在他的催促下，中科院革委会派了一名军代表负责领导运动，专门成立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和刊物编辑部。3个月后，批判专集出版，名字叫《相对论问题讨论》。这份杂志的第一期出版于1970年6月，在编者按中，第一句话就是陈伯达1966年的名言：“人类的文化是从东方开始的，后来转到了西方；经过一次往返，现在又在更高的水平上回到了东方。”这期杂志上还传达了陈伯达的最新指示，要求科学家向中小学生学习，“创造出资产阶级老爷们臆想不到的奇迹，把牛顿、爱因斯坦远远抛在后面，响亮地发出无产阶级的声音。”该刊的第一期尤以上海一个中学教师的文章为甚。他说：“爱因斯坦不仅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哲学上是唯心的，在科学上也是十分荒谬的”；“光速不变原理是形而上学的谬论”；“光速不可超越是自欺欺人的谎言”。
该刊的第一期还刊登了一篇署名“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的文章，题为“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文章说，“爱因斯坦就是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又说“相对论的组成部分是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形而上学的宇宙论（和）神秘主义的方法论。”这个“上海理科批判组”是当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班子的一部分，主要由文汇报记者、复旦大学的物理、哲学、历史教员组成，常用“李柯”的笔名发表文章。他们动员物理系的教授翻译外文资料，为他们的批判提供靶子。当时除了爱因斯坦，批判组还把西方的许多著名科学家也放进大批判的名单，包括巴甫洛夫和居里夫人。
1971年林彪9.13事件后，周恩来以批判林彪的“极左”为口号，逐步恢复了科学刊物，其中最早的一本叫做《物理》杂志。1972年《物理》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关于标量—张量理论中含物质及黑体辐射的宇宙解”，作者是中国科技大学的讲师方励之。毫不夸张地说，这篇文章是中国进入相对论宇宙学研究领域的开端——而且是在文革这样极左的年代！然而在当时，它的发表却让“上海理科批判组”有了最新的攻击目标，因为该文所支持的大爆炸宇宙论直接与辩证唯物主义有关宇宙无限的教条相抵触，因而被认为是反动学说。
1970年代初，以方励之为首在中科大物理系形成了一个天体物理研究小组。今天的很多中国人也许很难相信，在毛泽东年代，尤其是文革时期，参加一个非官方的研究天体物理的小组是有政治风险的，研究宇宙论也是如此。因为到1960年代末，在西方天文学中，越来越多的观测资料都倾向于宇宙是有限的结论，尽管这种结论并不是最终真理，也可以有不同的模型来表达。于是研究天体物理和宇宙学就免不了要碰上这个直接挑战马克思主义命门的问题。很多物理学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不愿意研究宇宙学。但科学家的责任感驱使方励之和他的同道投身于这项研究。方先生说，当时他并非有意要挑战官方的宇宙学论断，但问题是他要做研究，要做研究就没法不去碰那些教条。他们的研究不久就和四人帮在科学领域的代言人——上海的“李柯”和《自然辩证法杂志》发生了冲突。《自然辩证法》发表了大量文章批判天体物理学中的“异端”，甚至还“邀请”方励之等参加“讨论”，引诱他们暴露观点。《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说：“方励之公开支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大爆炸宇宙学，激怒了‘上海理科批判组’和其他正统马克思主义批判者，他们组织了一场批判方励之及其支持者的运动。从1973年初至1976年秋，在全国性的报刊和学术杂志上，至少有30篇文章针对大爆炸理论或方励之的论文做了批判，其中许多批判文章出自‘上海理科批判组’。……1975年秋，方励之及其同事们得以发表一篇回应批判的文章。在这篇题为‘河外天体红移是可以认识的’的文章中，方励之认为：‘无论大爆炸理论正确与否，射电天文学等最新进展已使得宇宙学成为一门实验科学，可以通过通常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哲学讨论来研究’。”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和南京天文台等地科学家的支援下，方励之等人对宇宙论的研究一直坚持了下来。当然，从根本上来说，在1970年代，思想控制再严酷，也不可能达到否定那些被天文学界用科学方法观测到的资料的程度，就象教会在四百年前也不能否定用望远镜看到的宇宙现象。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真理和观测资料成了思想异端的庇护所。
1979年春，为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科学界人士在北京集会。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批判爱因斯坦的闹剧的终结。但是，方励之还有后来的许良英等人与马克思和毛主义宇宙论教条的战斗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后期。直到1986年，胡乔木还专门写信给北京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对这份杂志发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宇宙无限”的文章兴师问罪。可笑的是，无论是四人帮还是后来的毛主义左派，都把为了坚持宇宙无限的信念而被教会烧死的布鲁诺抬出来为自己辩护。但事实上，在科学的发展已经提供了相反证据的时代，在共产党中国和苏联，正是那些认为宇宙有限的科学家成了英勇无畏的布鲁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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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中小发表于 2012-6-10 08:14 只看该作者

5．共党迫害物理学者
我国高校自1950年代起，就普遍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但是至今没有培养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除了集体攻关的“两弹一星”外，也鲜有重大成果。为数有限的成果如杂交水稻等，研究者（如袁隆平）也没有说是“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取得成功的。用百十年前的马克思主义看世界，越思越糊越理越乱，去除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枷锁，突破马克思主义的限制，抛弃马克思的辨证法，是中国思想界变革的首要任务。
方励之说，他1952年到1956年在北大物理系读书，当时教科书都是从苏联过来的，其中有一本是由苏联著名基本粒子物理学家布洛金采夫写的，序言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教和对西方当代科学家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哲学理论的批判。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海森堡说：布洛金采夫写了那么多页，就是为了证明列宁的一句话是对的。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里，处处挥舞政治狼牙棒。事实上，在受马赫思想影响而诞生的狭义相对论已发表了三年之久，才出版的这本著作，列宁居然还把马赫等人骂成最凶恶的敌人。以这样两部书为依据来指导自然科学，还能指望有什么好结果。方励之说，任何学物理学到一定程度的人，都会觉得列宁说的那些没有道理，列宁在他的《唯批》中对奥地利物理学家兼哲学家马赫的批判是乱扣帽子。方励之先生说，当时在北大的学生和北京的物理学家中有和他类似看法的人不少，但对问题感受的深刻程度不一样。方先生后来在反右中被下放劳改。
反右斗争中，大批科学家和教授被打成右派分子，即使有重大成就的科学家，也未能完全幸免，钱伟长、曾昭抡、雷天觉、袁翰青、孟昭英等9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被划为右派分子，撤销学部委员称号。文革期间，仅中国科学院直属单位、第七机械工业部两个研究院和17个省、市的单位，受诬陷、迫害的科学技术人员就有5.3万多人。
1957年北大和清华学物理的学生中，右派的比例高得出奇：北大1/3的右派学生是物理系的，清华技术物理系一半学生是右派。北大当时最有名的右派学生(也是物理专业的)谭天荣说：这是因为物理系的学生喜欢刨根问底，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学的是数理逻辑，受的思想训练比较严格，而这种训练容易和共党的教条发生冲突。由于物理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最密切，学物理的学生就最容易怀疑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学物理的大学生中有这么多右派。当然，物理专业的学生当时成绩最好(尤其是清华技术物理系的学生，当时是挑选出来造原子弹的)，因此思想和个性独立的人比较多，难免反感共党的奴性原则。
谭天荣说：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毛泽东思想更不是科学，但它们都自命为科学，还要指导科学，这就和真正献身于科学的人们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在50年代上半期中国生物学家对苏联李森科学派的斗争中已经有了表现，但这种冲突更深刻和持久地表现在中国物理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怀疑和反抗上。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物理是一门特殊的科学，物理学中的微观和宏观部分，即基本粒子理论和天体物理，尤其是宇宙学，接触的是物质世界的起源和基本结构，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门。
马克思主义和别的意识形态相比，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它的政治和社会分析归根结底并不是建立在对人和社会组织的行为分析上，而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宇宙观”之上。这种宇宙观由一套简单而清晰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组成：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物质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物质内部充满矛盾，这种矛盾就决定了物质是运动的，这种运动是有规律的，可以被人的认识所掌握的。物质的存在是无限的，它的运动也是无限的，时间和空间都不过是物质运动的表现形式。因为物质和运动都是无限的，所以时空都是无限的，宇宙在宏观和微观上都是无限的。这套原则据说揭示了宇宙的（天人合一的）根本规律，因此掌握了这套规律的人不但能解释社会，也能解释宇宙和自然。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各派掌门人都不但以政治家自居，更自命为哲学家甚至科学家。马克思主义这种自命的宇宙普遍真理说，早期反映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上，他写的就是古希腊的原子论，后来他和恩格斯有一个不成文的分工，自然科学由恩格斯负责，所以恩格斯有《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列宁有《哲学笔记》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种宇宙观晚期可以说表现在秘鲁恐怖共产党“光辉道路”的领导人身上。“光辉道路”的两个主要领导人都是大学教授，主要领导人古兹曼号称“安地斯山的小毛泽东”，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康德的空间理论，他本人文革早期在中国接受过训练。“光辉道路”的另一个领导人卡瓦塔也是一个哲学家，在他们给学生讲课时，都能在半个小时之内从宇宙起源讲到人类社会的阶级矛盾。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哲学思想的深度和复杂性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后来的毛泽东古兹曼之流没有区别，而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原初理论中就已经包含了毛泽东思想和古兹曼主义的基本元素。
毛泽东号称对自然科学有三大兴趣：宇宙演化、基本粒子和生命起源，涉及的都是最根本最深奥的科学。但他自然科学的底子不要说和恩格斯，就是和列宁也无法相比，大概勉强只有初中水平，而且毫无系统。但就是凭着他对唯物辩证法的坚信，他从1955年起就教训中国科学家，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宇宙是无限的，“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六、七十年代他的这套“无限可分论”成为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不断寻找对立面，不断发起运动和斗争的“科学”根据。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说到底，如果宇宙的根本秩序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那么文化大革命和“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就是合理的，对于当时当下而言是动乱，放在整个宇宙秩序中却是和谐。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这三者都服从同一套规律。毛的这套“宇宙论”信念貌似科学，实际上不过是所有前现代统治者从神秘的宇宙秩序和巫术信仰出发为自己的统治寻找合法性的现代翻版，是20世纪的甲骨文和“天命”论。然而直到今天，新老毛主义者还津津乐道于毛泽东的“科学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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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中小发表于 2012-6-26 10:28 只看该作者

熊胆和鹅肝皆不可得 -- 谈归真堂上市
真堂是一家从事活熊取胆的企业，2012年，归真堂策划将公司上市。2月1日，中国证监会创业板发行监管部公布的IPO申报企业基本信息表中，归真堂竟赫然在列，这引起了反对活熊取胆人士的激烈反弹。随着众多知名人士联名上书证监会，归真堂开放熊场，两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介入，归真堂上市事件成为2012年初的公众热点。遇到国内外动物保护组织的强烈反对。6月4日，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总工程师严旬接受《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证监会向林业局征求过意见，我们的意见是：依法。只要他们（归真堂）符合法律的，我们就同意。”

中国人给外国人造成的印象是，对动物特别残酷。对于中国人来说，民以食为天。尤其在广州，据说是“天上飞的飞机不吃，地上跑的汽车不吃，水中游的轮船不吃，除此之外，什么都吃”。

客观地说，饮食是一种文化。如，穆斯林不吃猪肉，印度教不吃牛肉，这是宗教习惯使然，并无是非可言。另外，西方认为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所以不吃狗肉，他们认为中国人、韩国人吃狗肉是野蛮的行为。然而他们自己却吃大量的牛肉，我属牛，不禁要为牛叫屈，牛任劳任怨地为人类干活，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为什么吃牛肉就不野蛮了？胡某人下乡插队的时候就吃过狗肉，当时几乎是整年的不知肉味，偶尔吃一次狗肉有什么可以指责的？

但是中国人，尤其是富人，对珍禽异兽和各种保护动物情有独钟，鱼翅、燕窝、熊掌、鲍鱼、穿山甲、无所不吃，据说还有人吃大熊猫肉的。其实那些昂贵的山珍海味真就那么好吃吗？并不见得，无非是钱多了烧的。除了富人们自己消费之外，官场上的应酬也是穷奢极侈，大部分的山珍海味都进了贪官污吏们的便便大腹。

令人欣喜的是，最近一些中国的名人开始为动物保护代言，媒体上开始出现姚明、成龙等球星、影星做的广告，“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象征着中国人又向着文明迈出了了一大步。

上市公司的英文是“public company”，如果直译成中文，便是“公有公司”，从所有制来说，似乎是全民“公有制”的公司，极容易引起误解。公司上市的英文是IPO，即首次向公众集资“initial public offering”，既然是公众拥有的公司，理应对社会大众负责。

西方人，也许尤其是美国人，对动物保护特别重视，因虐待动物被控刑事犯罪的案例经常见诸报端，用典之重，有时甚于虐待人类。而在世界媒体上，中国人则经常被描绘成虐待动物和杀戮动物的野蛮人。在《国家地理》和《探索》频道上时常可以看到中国人参与象牙、虎骨等珍稀动物产品的偷猎和走私的节目，活熊取胆也是在国际上为中国人脸上抹黑的行为之一。归真堂上市能否获得批准，将是对中国政府和证监会的一次考验。

相对于活熊取胆，下面介绍一个“填鹅取肝”的案例，Lovenheim v. Iroquois Brands。

法国菜是全世界公认的美食，而法国的鹅肝（foie gras）则是与蜗牛齐名的法国名菜。与中国著名的“北京填鸭”相似，法国的鹅肝就是“法国填鹅”的肝脏。为了使鹅肝肥嫩，填鹅通常在屠宰前的12至18天前开始。人将鹅关在狭小的空间里，用管子塞进鹅的食道，用高压强迫注入大量的玉米面和脂肪混合煮熟的面糊，除了导致肝脏肿大若干倍之外，还导致大量的脂肪积累在鹅的肝脏，使鹅罹患“脂肪肝”，形成口感肥嫩的法国鹅肝。除了脂肪肝之外，强迫填食还会使鹅胃扩张，并造成食道创伤，严重的可导致死亡。

埃洛夸（Iroquois）是一家在美国上市的食品进出口公司，其业务包括从法国进口鹅肝。彼得•罗文海姆（Peter Lovenheim）是一个动物保护主义者，他认为填鹅取肝是一种虐待动物的野蛮行为，为了制止这种残酷而且非人道的行为，罗文海姆购买了少量的埃洛夸公司股票，然后以股东的身份，号召其他股东投票反对埃洛夸进口鹅肝。为此，罗文海姆向公司董事会呈递一份股东建议（shareholder proposal），请股东投票同意建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调查填鹅取肝是否违反道德，并考虑公司是否应该停止进口鹅肝。

美国的1934年证券交易法14a-8条规定，上市公司任何一个股东只要符合拥有股权的规定，都有权向公司提建议，并要求董事会将其建议包括在股东年会的投票委托书（proxy）材料中，供股东投票时参考。但是埃洛夸公司的董事会拒绝将罗文海姆的建议附在投票委托书材料中，于是罗文海姆将公司董事会告上法庭。

1934年证券交易法14a-8(c)(5)条中有一条例外规定，如果股东建议与公司的业务没有“重大的关系”（significantly related），公司可以拒绝将股东建议包括在投票委托书材料中。埃洛夸公司的董事会辩称，因为埃洛夸公司的鹅肝销售额仅占公司资产值的0.05%，所以公司有权拒绝将罗文海姆的建议附在投票委托书后面。

罗文海姆认为，尽管公司的鹅肝业务在经济上所占比重并不大，但是在社会道德方面却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审法院参考了美国证券委员会对证券交易法的解释，即“所谓‘重大关系’的定义，并不仅限于经济上的重要性”。尽管埃洛夸公司的鹅肝业务并没有达到5%，但是罗文海姆的建议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所以判决罗文海姆胜诉。

其实罗文海姆胜诉后，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多数股东的支持。在股东年会投票时，罗文海姆仅得到5%的支持票。然而几年之后，埃洛夸公司出于社会道德的考量，还是自愿终止了鹅肝业务。罗文海姆的案例后来成了美国法学院中有关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教科书中的的典型案例。

除了反对虐待动物之外，上市公司的股东也可以通过股东建议反对公司从事杀戮人类的业务。下面介绍一个股东反对公司制造凝固汽油弹的案例，Medical Committee for Human Rights v. SEC。

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在越战期间制造凝固汽油弹，美军将凝固汽油弹投掷在越南。医疗人权委员会（Medical Committee for Human Rights）持有陶氏的股票，他们向公司呈递股东建议书，强迫陶氏停止出售凝固汽油弹，除非军方保证不使用汽油弹杀伤人类。陶氏董事会拒绝将股东建议附在投票委托材料中，医疗人权委员会遂将陶氏告上法庭。

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14a-8(i)(7)条规定有一条例外，如果股东建议的事项与公司的“普通业务运作”（ordinary business operations）无关，便无需包括在投票委托材料中。陶氏董事会辩称销售凝固汽油弹的收入在营业额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公司也没有因此而盈利，他们之所以制造凝固汽油弹是出于爱国，支持越战。当时（现在已经没有）证券交易法还有一条例外，允许公司拒绝出于政治动机的股东建议。

陶氏一审胜诉后，医疗人权委员会不服上诉到联邦法庭。上诉庭认为，尽管陶氏生产凝固汽油弹与“普通业务运作”无关，但是陶氏并没有站得住脚的商业理由生产凝固汽油弹，完全是一种受董事们个人政治观点影响的决定，所以不能像日常经营中所做的商业决定那样得到同样的尊重。上诉庭认为公司不应该用证券交易法的例外作为拒绝股东协议的盾牌，如果股东建议提出的争议涉及公司的社会责任，或质询公司管理层个人的“政治和道德嗜好”（political and moral predilections），便是合理的股东建议。

除了通过股东建议监督、影响上市公司治理之外，在美国几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言论或行动反对或抵制公司从事有悖社会道德的业务，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私人持有的公司（private company）。下面是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

1985年5月16日，我从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与公共关系学院毕业。毕业典礼刚开始，150位毕业生和教师突然起身退场，转到汉密尔顿大楼（Hamilton Hall）前面举行自己的“毕业典礼”。

他们抵制毕业典礼的原因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董会将学校的钱投资基金，其中包括一些与南非有生意往来的公司。为了抵制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一些学生在汉密尔顿大楼面前示威好几周，要求学校从那些基金中撤资（divest），那是自1970年代初期后首次发生的学生示威。因为示威活动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学校准备给予83名学生纪律处分，并扣押了其中15名毕业生的文凭，在毕业典礼上等着他们的将不是文凭，而是装在同样信封里的一张黑纸。

在毕业典礼上，索文（Sovern）校长作了如此评论：“哥大的校园里存在不同的看法，这就是大学，这就是人类。我们不能让独裁者因我们之间的分歧而感到舒服。”索文认为，“在反压迫这一点上，所有的常春藤盟校是团结一致的，但是我们对如何才能最好地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存在分歧。”当然，几天之后这些学生还是都拿到了他们的毕业证书。

除了以上三个例子之外，还有普通人集会示威反对穿裘皮服装，抵制象牙制品，抵制虎骨和犀牛角入药，绿色和平组织反对过度捕捞鱼类和商业性捕鲸等。同时动物保护组织还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研制开发替代品，并普及科学知识，教育民众不要盲目使用那些疗效并不确定的珍稀动物产品。

为了上市，归真堂在公关方面可谓煞费苦心。他们组织各界人士参观养熊场，然后请专家回答记者的问题。当问到熊到底痛不痛苦，归真堂的一个董事轻描淡写地说，“在熊的肚子上开个洞，就像打耳洞一样，不能叫做伤口，就跟人的鼻孔一样。”当问到你怎么知道不痛的时候，他问道，“你怎么知道痛呢？”这种说法实非但难以使人信服，简直就是无赖。

鼎桥创投合伙人张志鋆在接受媒体访谈时称，中国股民的道德水平还没到那么高的程度，他们可能都会去申购归真堂的股票，所以他对前景还比较乐观。他认为，在商言商，投资首先考虑的是回报，考虑利益和效率，而不是道德因素。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归真堂活熊取胆的做法存在很大的争议。然而中国目前尚无禁止活熊取胆的法律，政府尚不能强制归真堂停止营业。也许部分中国股民目前的道德水平还没到那么高的水平，但是证监会和国家林业局等政府部门并不“在商”，而是肩负审查、监管公司的职责，不能“言商”而首先考虑回报，应该有最起码的社会道德标准底线。如果批准归真堂上市，便是向归真堂打开了通向资本市场的大门，等于在资金上支持归真堂，鼓励归真堂发展壮大活熊取胆的业务，从而在国际社会上将中国描绘成一个不讲道德、唯利是图的“蛮夷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