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89（12）血要热、头脑要冷
回顾1989年的那场风暴，感觉学潮就像是一辆没有刹车、只有油门的越野车，不停有人去猛踩油门，却没有刹车功能。这样的结果，只能是车毁人亡。
到海外后，我曾经与胡平讨论过这个问题。我问：“为什么学运总是以失败告终？”
他的回答很哲学：“因为他们不失败不结束。”
对胡平提出的“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所谓策略，我认为没有可操作性。因为实际情况是见“坏”有人上，见“好”非但不收，反而变本加厉、更加蜂拥而上。
是后面有“黑手”操纵吗？我不认为有。因为我就是被指控的“黑手”之一，但我真的不是。我相信其他的所谓“黑手”也是徒有虚名。
我非但不是“黑手”，而且比当时许多热血沸腾的朋友都要“冷”。因为我认为学潮早该结束了，第一个刹车点是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开过之后；第二个刹车点是4.27大游行之后，因为对离谱的4.26社论成功地说了“不”；第三个刹车点是赵紫阳的五四讲话和亚银讲话之后，因为中央已经实际上改变了4.26 的定性。学生要求对话，举办各种对话了，袁木固然“扯”，但阎明复被大家公认是十分诚恳、非常善意，但对话依然无效。学生要求直播，CCTV直播了，当时的媒体对学潮的报导非常正面，难得的宽松……
而且，我们捧的是泥饭碗，我们的承受能力有限，四月份已经亏损了，五月份，还看不到转机。我已经罗列了我从5月1日以来的所有活动，几乎都是在忙家务事：拓展业务、迎来送往，没有一件和学运有关。
最近听到有一位当年一条街上一位同行，说我在1989年的时候“头脑膨胀”，我不敢苟同。因为我清楚地记得，这位老兄比我热血沸腾得多，他当时挂上了标语，带着自己公司的游行队伍上了街，他走在最前头。
就在他上街的时候，我在公司明确宣布三条：不介入、不组织，上班时间不准上街。
5月18日，有39位四通的员工向我上书，批评我置身事外：
“天安门广场的形势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地步。绝食六天来，学生们的生命危在旦夕，中央和政府的冷漠态度已经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愤慨，各民主党派、各社会集团、各阶层知名人士纷纷发表声明，呼吁党和政府采取积极态度，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民族危急！国家危急！学生危急！”
“作为全国最大的民办企业的四通公司，在这场举世震惊的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的悲壮运动中的态度，正在极大的危害公司几年来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昨天，有少数学生对公司送支援物资的人员高喊：万润南来了吗？你们早该来了！”
“这几天，公司许多同人自发地到天安门广场以各种形式声援绝食学生。许多同人遵照公司决议，不得不含着热泪不披露公司名称，不敢说出“四通”这一人民渴望听到的声音。我们认为，公司不应该再沉默。我们恳请公司领导，立即向中央、向政府、向社会各界发表声明，表明四通声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敦促党中央、国务院及早做出答复。同时，组织员工赴天安门广场游行请愿，声援绝食学生。希望公司领导尽快做出明确答复！“
“没有人民，就没有四通！”
“万总，是您一贯教导我们，要先做人，后经商！”
领衔签名的是一位公司的高层主管，他在给我递信的时候，就举邻家公司的老总为例，说明我已经落伍了。
当天晚上5点，我在公司咖啡厅召开干部会，说明我的立场。下面是讲话的录音记录。
最近形势发展很快，牵动了大家的心。公司39名职工联名上书给我，我理解大家的情绪，讲几点看法：
首先，公司在对待学运这件事情上，我们从一开始态度就不暧昧。四月份，学运一开始，我们就肯定学生的爱国民主行动。认为对中国的长远发展、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对中国的民主建设会有积极的作用。但我也讲了，要有角色分工。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要清楚自己的角色，要保持一种分寸感。怎样做才符合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
香港的报纸说：四通是学生运动的后台。在公安部的内部录像资料里，有我们的人在给学生发钱，并且有解说：“这是四通公司的副经理”。
昨天社会各界支持学生的大游行，虽然我说了“不介入、不组织，上班时间不准上街。”，但还是有四通人自己去了。我看到报纸上的报导，大标题是《敢有歌吟动地哀，5.17首都各界大游行目睹记》，其中有这样一段:“四通公司自发地组织了数百人的队伍，他们说我们都很支持学生，四通的发展是沾改革的光，不是沾腐败的光。我们这几天都没上班。几天的工资算什么？跟良心比，钱是次要的。我们公司有人把一个月的钱都捐给学生了。说真的，国家没了，公司也就没了。”还有一位四通人说：“面对绝食学生这种状态，良心告诉我们，不能再沉默了！”
其次，我们从5月15日开始，就通过北大、清华的学生组织，给广场上的绝食学生送一些药品和水等物资，每天大约要花一万多块钱。
另外，我们公司有两位同仁，周舵和曹思源，他们受阎明复的委托，正在政府和学生之间斡旋。他们参与安排了阎明复同志到天安门广场和学生直接对话。昨天晚上，他们联络了十二名学者代表，九名学生代表（包括绝食学生和“对话团”学生的代表），共同提出了四点建议，提出了让政府和中央下台阶的方案。
今天，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也起草了一个东西，呼吁大家对这次爱国民主运动给予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电台对此进行了报道。
我想告诉大家：四通公司并没有旁观。我们实实在在地做了一些事情。有一些国际联络，我们也做了桥梁，例如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全体留学生和学者联谊会，“敬请四通公司同人代转北大游行学生、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的几封信，就是我们代转的。
所以，我们不是态度暧昧，不是态度冷漠，不是没有做工作。但是，我要讲，我们做事情要有分寸感，在这一点上，你们要相信我的判断。一定要有角色分工，如果说我们也和学生一样，做同样的事情，那我们不就是学生了吗？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我们的方位在哪里？我们的利益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怎么做？大家要有清醒的头脑。我们的血要热，但头脑要冷！
这些天，学生提出的要求在“不是动乱”和“实质对话”的基础上又加了第三条，叫做“社会各界全体人民，应保持理智、冷静、克制与秩序”。学生很有水平嘛，我们不能连学生的水准都没有。有人说“国家完了，公司也完了”，说得有道理，但我怕是国家没有完，公司倒先挂了。我们要生存，就必须保持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
有人说：“现在是考虑得分的时候”，我严重地不同意，因为这是政治投机。有人认为四通在一条街上总是最冒尖的，所以在这件事上，也应该最冒尖。我要说，我们不冒这个尖。你们应当有这种认识：企业家是不干这个的。政治活动有它自己的规律，我们是搞经济的，政治与经济是密切相关，但毕竟是两件事。在这一点上，公司的干部要有共识。统一了认识，我们的事情才能做好。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很微妙的时刻。大家不要以为民主一下子就能到来，中国的政治生活就会有新的局面。学生运动的意义确实非常大，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始，但新时代的开始要伴随着阵痛和许多牺牲。我作为这个公司的负责人，要考虑在这样一个动荡阶段，一个将来有希望的“潜结构”，不要受到根本性的摧毁。我们既要维护真理、坚持正义，又要在未来可能出现各种困难的环境下生存下来。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会非常混乱、十分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
我们都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动乱的过来人，大家都知道，群众运动是不能控制的。当阎明复与学生代表谈话之后，学生代表热泪盈眶，非常感动，接受了阎明复的条件。但当学生代表回到广场，根本就讲不通。学生代表讲“你们骂我们是叛徒也好，学贼也好，但请让我们把话说完”，可广场上群情激昂，根本不让他们把话说完。
而且，政府答应了学生的两条，事情就完了吗？如果承认了“不是动乱”，那下一个问题就会提出来：“到底是谁说我们搞动乱？”邓小平就要退位，李鹏就要下台，北京的陈希同、李锡铭就要承担责任。还有上海，开除钦本立算怎么一回事？江泽民还呆得住吗？这样会变成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干部的动乱。
反过来，如果学运被镇压了，也是一大批干部下台。人家可以说：是阎明复在前台，赵紫阳在后台，操纵学生运动。说这次运动是台湾特务指挥的，有确凿证据，有录像、有照片、有录音，铁证如山！你们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面前，丧失原则、立场，想利用这次动乱给党和国家施加压力，分裂党和国家，等等。这些事情，如果只看到一步两步，不看到后面几步，我们就是不清醒。我们不能跟着群众的情绪走。要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要准备出现最坏的可能。今后的日子，我们会比别人更难过。说对学生不秋后算账，并没说对我们不秋后算账。如果秋后算起账来，我们也只好“听天命，尽人事”了。
我的1989（13）宣布戒严
回顾1989年的那场风暴，有两个关键点，注定了这场运动的失败。一是在赵紫阳五四讲话和亚银讲话之后，本该是学运和平收场的最佳时机。结果非但没有结束，反而报以更激烈的绝食抗争，这就把赵紫阳逼到了死角。二是在赵和戈尔巴乔夫谈话中公开了邓小平仍是最高决策者之后，知识分子发表了非常激进的《5.17宣言》，这就把邓小平逼到了死角。
《5.17宣言》是完全针对邓小平的：
“清王朝已灭亡七十六年了，但是，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没有这位独裁者说话，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无法否定，……这次学潮不是动乱，而是在中国最后埋葬独裁、埋葬帝制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
“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
这份宣言被认为是对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呼应。由此引发的反邓风暴，是改变邓、赵关系的转捩点。一直到5月13日，邓小平对赵紫阳还是信任的，当天上午，赵紫阳和杨尚昆一起去拜访邓小平，向邓汇报情况并陈述自己的观点。邓并没有什么成见，甚至没有再提4.26社论，只是希望赵紫阳尽快拿出办法，根据邓氏“猫论”，只要能够平息学潮就是好办法。邓对赵最后的叮嘱是：“在重大政治问题面前一定要果断，要坚持原则。当然，对这次学潮，我们要尽力采取平和的手段来解决。”
也就是说，采用武力解决学运并不是邓的初衷。问题是，赵的开明和善意没有得到理性的回应，反而是进一步的绝食“以死相逼”，这就把赵紫阳逼到了死角；知识分子的讨邓檄文，则把邓小平逼到了死角。记得是阎明复，在和学生对话时几乎是含泪相求：“请你们给改革派一点时间……”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胡耀邦和赵紫阳被认为是邓小平的左膀右臂。1987年的学潮，邓砍掉了自己的左膀；1989年的学潮，邓砍掉了自己的右臂。对邓而言，情何以堪；对改革派阵营而言，元气大伤。这难道就是“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所要的结果吗？
不要把对方逼到死角，尤其是不要把本来应该是盟友的党内改革派逼到死角，这是我们应该从1989年的悲剧中吸取的教训。
今天的共产党内，依然有开明的改革派，明摆着，温家宝就是一个。他认同普世价值，主张政治改革、提案平反六四，却被许多人指着鼻子骂，说他是在“表演”、 “做秀”，封他为“影帝”。可以认为，无论是东方、西方，普世的政治人物都是在“做秀”，关键是看他做的什么秀。有人做“唱红、黑打”的文革秀，有人做 “普世价值”的民主秀，能一视同仁、等量齐观吗？有可能的话，我也想学阎明复含泪相求：“不要把他们逼到死角，请你们支持改革派，让他们赢一回！”
扯远了，还是回到1989年。当年把改革派逼到死角的结果，便是赵紫阳下台、保守的强硬派得势，终于决定在北京地区实行戒严。
第一时间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是周舵。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心头顿时“拔凉拔凉”的，感觉“大势已去”。
5月19日，我即刻召集了干部会，下面是我讲话的录音记录：
这段时间形势变化很快，把原来每周一次的干部会改为每天一次。
我们出于人道主义，出于对学生的支持和同情，给学生送了药品、水、食物、提供了器材、捐了钱。秋后算账的时候，估计跑不了。今天《人民日报》报道，通过红十字会向学生捐款：全国总工会捐赠十万，四通捐赠五万，农工民主党捐赠一万。我们的历史地位，应该在总工会之下、农工民主党之上。
现在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如果这么发展下去，那就是一场真正的动乱。如果社会不安宁，我们企业的损失最大。
列宁说革命是各民族人民的盛大节日，有人兴高采烈，因为可以不上班、不上学、不守交通规则，不管红绿灯，车可以横着开……我们都经历过文革，群众运动起来以后，很难控制，这就是所谓大民主。最后，便是实行军管，因为你这个单位是烂掉的单位。
我们的态度很明确：
第一、我们认为学生的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他们不是动乱，我们对学生是支持和同情的；
第二、我们希望学生尽快结束绝食，回到学校，许多问题可以慢慢解决，民主政治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是几个人绝食、上街、游行、喊一通就能建立的。学生已经为推动民主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现在要尽快撤下来，只有这样才符合学运的初衷，也符合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
第三、我们要坚守岗位，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保持正常的经济秩序。一个社会应该有安定的环境。只有社会环境安定了，继续深化改革也才有基础。
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要保持头脑冷静。学生的情绪很激动，一开始得到了社会的支持。现在这样拖下去，社会承受不了。
我们不是消极，也不是暧昧，我们的态度很明确：我们是出于人道主义，我们的目的是减少损失，我们是在帮助政府和学生达成某种谅解，我们派人去斡旋，是拉架，是熄火，不是火上浇油。
现在这样的结果（指宣布戒严）很正常。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共产党，不是中国了。现在我们做事情更要小心谨慎、审时度势。千万要记住：中国的明天需要我们，我们一定要保存自己的力量。
在电视里看到李鹏宣布戒严时那种小人得志的嘴脸，那副凶巴巴的样子，不由得产生一种生理性的厌恶。反倒是杨尚昆，讲话时态度平和、中规中矩，不那么让人反感。会场上没有看到赵紫阳的身影，我感到一种失落。
我的1989（14）毁家纾难
所有跟读我这篇回忆文章的朋友，读到现在，都会产生一个疑问：你既然那么冷静，那么平和，那么“置身事外”，后来又何必流亡海外呢？还有一些人，或者是出于好奇心的三毛小朋友，或者是有任务的五-毛-大朋友，希望我讲一些当年的幕后秘密……
今天，我就回答你们的疑问，讲一个幕后秘密，满足你们的好奇心，或者帮助你们完成任务。
当戒严部队大军压境、流血冲突不可避免的千钧一发之际，用现在的网络用语，哥Hold不住，终于出手了。后来我出手做了两件事，这是我老万在1989年真正的辉煌。
而且，我做这两件事，确实有“上面”的授意。当时在四通干部会上宣布我“准备介入”时，也提到“这是‘上面’的意思”。后来戒严部队一直追查这个“上面”是谁，却不得要领。今天我就公开解密了。
这个“上面”，是我的岳父大人李昌。
5 月20日，当他用近乎颤抖的声音，要我运用在学生中的影响，说服学生尽快离开广场的时候，我可以想见他的焦灼和不安。李昌原来也是学运出身。当年12.9 运动，他是清华物理系的学生，也曾领队游行到天安门，他还担任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全国总队的队长，大概相当于现在广场上的“高自联主席”或者什么“总指挥”吧。我相信，他在广场学生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身影。所以，他对学生运动，和其他党官应该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当他看到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权，有可能对今天的年轻人开枪，情何以堪。据说，他还找过十位退休的上将、找过紫阳、找过杨尚昆、找过李鹏、找过聂荣臻……
我理解他，不要流血、不能流血，这是我们的共识。但是我一旦介入，我比谁都清楚，这对我、对四通，意味着什么。我当时长叹了一声，心头掠过一阵悲凉：“唉，就算是毁家纾难吧……”。
当时，听说深圳大学的罗征启老师也领衔发表了公开信，就更坚定了我的决心。罗老师是我一生敬佩的师长，老师都出手了，学生岂能落后？
我是行事果断、说干就干的人。5月21日上午10点，我在办公室约见了北大、清华的四位同学，他们是清华大学化工系84级的李英华、清华大学材料系84级的耿学洪、北京大学地理系87级的范九利、北京大学物理系87级的研究生王有才。
以下是我和他们这次谈话的录音记录：
对当前的局势，谈几点我们的看法。这是我们几位（我指了一下当时陪同见面的崔铭山和曹务奇）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供你们参考。
第一点，是到了“收”的时候了。现在是收的最好时机。应该说，学运当初提出的目标已经达到了。你们的目的是要唤起民众，反对腐败、深化改革，已经深入人心了。游行、绝食，本身不是目的。到目前为止，你们的活动组织得非常好，就像写一篇文章，开篇、中篇都写得很好，现在要把尾收好，但这往往是最难的。
第二点，目前的局势已经僵持不下去了。许多学生已经十分疲劳。面对强大的戒严部队和专政机器，打持久战非常不利，也不可能。
第三点，要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现在已经造成了社会生活的不安定，这又可能成为军队动武的口实。戒严部队进城了，还没有动武，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顾虑民心的向背。如果坚持对峙，出现了混乱，你们就会失去民心的支持。
当然，你们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凯旋而归。要部署好每一个行动的细节，要把退出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国有宪法，党有党章。要按宪法和党章来争取你们的权利。民主政治的建设，要靠一点一滴的积累。我们争取民主，我们的行为就要符合民主的规范。甘地说过：水晶一般的目的，要用水晶一般的手段来达到。
你们要大张旗鼓地号召市民坚持生产，坚守岗位，不要破坏公共秩序，动员公交职工把汽车开起来，社会生活正常运转起来。那些下令戒严的人就在全国人民面前输了理。现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机会。也许只有一瞬间、也许只有几个小时。你们抓住这个机会，拟定一个可操作的行动方案，然后凯旋归来，那么，这次学运，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杰作。
第二天，我又约见了75名广场上的学生代表。
再说一下我的那位泰山大人，六四后秋后算账，他差一点被清除出党，与他同命运的还有李锐、杜润生、于光远。
2010年，老人家以96岁高龄离世。我在海外不能回去奔丧，只能写一副挽联寄托哀思：
磊磊泰山石九十六年看尽东海日出百潮涌起；
沁沁半子心廿又一载望断西楼月圆千帆归来。
组织上（李老生前的工作单位中纪委）问家属：“李老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我岳母说：“李老有一个心愿就是让小万回来。”于是中纪委办公厅正式给中办发文，提出此项要求。得到的答复是“有关部门”不同意。
TNND，“有关部门”！
我的1989（15）流产的“凯旋在子夜”
5月22日下午5:00至晚上9:30，历时四个半小时，我在国际饭店的彩虹厅召集了在广场上静坐的75所院校的学生代表，说服他们在午夜十二点之前立即撤出广场，并建议把这次行动冠名为“凯旋在子夜”。
为什么是国际饭店？因为那里离天安门广场近，距离广场更近的北京饭店当天借不到那么大的地方。那时候国际饭店刚开张，彩虹厅是一个中餐厅，好像尚未启用，装潢得美轮美奂。
当我看到从广场上找来的学生代表一个个面有菜色、鱼贯走进国际饭店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不可能成功。我了解，许多朋友已经努力过了，都没有成功，我也不会创造奇迹。我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只要当局还没有开枪，我就还有再作了一次努力的时间和空间。
我注意到大厅后面出现了一排黑衣人，他们不停地照相，有人夸张地、高高举着袖珍录音机。似乎是想表明他们的存在，警告我要谨言慎行。我知道这是“有关部门”的朋友，便笑着和他们打了一个招呼。
后来我看到了他们写的情况通报，应该说，写得很客观，内容基本属实。
报告是这样写的：“下午四时许，四通集团总经理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彩虹中餐厅，召集北京和外地近八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静坐学生负责人开会。在会上，他首先肯定学生们的行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万润南说，‘同学们，如果把你们的行动比作一部作品，那将会是一部杰作。这部杰作的上篇和中篇已经写完了，如果写好下篇，写好结尾，那就更加杰出伟大了。’‘现在，你们应该不失时机地撤离广场，主动地撤离回校，这样，你们就会受到整个社会的赞扬’……”
报告里没有提及我批评学生的两段话。
当有人说“学生内部意见不统一，有人要撤，有人要留，无法形成一致意见” 的时候，我说：“你们争取民主，自己的行为方式就应该符合民主程序的规范。你们现在是小喇叭服从大喇叭，嗓门小的服从嗓门大的，调门低的服从调门高的，谁嗓门大，谁激进，谁就有领导权。这难道就是民主？”
当听到有人说不撤的主要原因是“怕走了会使市民伤心，这样就是出卖那些拼死为我们拦军车的北京市民”的时候，我愤怒了。我说：“如果你们不撤，流血的首先是北京市民。你们处在台风的风眼，反而相对安全些。市民拼命挡军车，是因为你们在广场坐着，他们是怕军车碾压了你们。如果你们撤了。他们还有必要挡军车吗？你们坚持不撤，难道是想逼着让北京市民为你们流血吗？”
我希望学生一定“要审时度势，考虑现在的处境和状况，听取各阶层的反响及国际反应，考虑到群众的情绪变化。再坐下去，无异于给军队提供镇压的理由。如果发生流血的结果，对这次运动，乃至整个民族、国家，都将是灾难。”
我说，你们可以提出撤离的条件。“有关部门”的报告是这样记录的：“当然，撤退，我们是有条件的，第一，就是军队回去，学生回校；第二，取销戒严，秩序正常；第三条，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等老人按程序光荣退休；第四条，拥护赵紫阳同志。”
我查对了当天对话的录音记录，发现第一、第二条靠谱。第三、第四条却简单化了，不够完整、准确。
关于“李鹏下台”，我首先是批评学生，“国有国法，不能你们要打倒谁，谁就要下台。李鹏是人大任命的，要罢免他，必须根据宪法规定的民主程序。只有人大召开特别会议，多数通过才能让李鹏下台。”
关于“邓小平、杨尚昆光荣退休”，我原话是这样的：“邓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你们今天能够进大学读书，就是因为文革后邓主张恢复高考。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当然，邓也是这次强硬处理学运的‘总导演’。所以，不要用‘下台’这样伤感情的字眼，党内的事情按党章的规定办，可以建议邓小平、杨尚昆等老同志光荣退休，要承认他们的功劳，处理这次学运，可能是受到了汇报者的蒙蔽。这样说，可能对整个局势更有利。总之，一切提法都要尽量符合宪法和党章。”
关于“拥护赵紫阳”，我的原话是这样的：“现在，赵紫阳被解职的事情，只有海外的报道，国内并没有正式公布。对于赵紫阳提出的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问题的主张，我们应当继续正面肯定、表示拥护”。
我问到会的一位学生，谁在同学中比较有威望？有人告诉我：王丹。
我说，派人去把王丹找来。当晚10点左右，我从国际饭店彩虹厅赶到北京饭店的咖啡厅，单独会见了王丹。他处在一种极度疲劳的半昏睡状态，仿佛是被人架到我跟前的。对我的讲话，他反应很慢。我告诉他迫在眉睫的流血镇压，他说：“不会的。”我问他：“你认为会是怎样的？”他说：“最多是用棍棒把我们揍一顿，几个人合力把我们一个个抬出去。”
我估计这是有人根据1976年天安门运动的经验给他的误导。唉，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经验既坑爹、也坑了孩子。
5月23日，曹务奇根据我与学生在彩虹厅对话的内容，起草了一份《倡议书》，征集了二十多所高校的联名签署。“有关部门”当天是这样报告的：
“由北京四通集团公司出面做工作，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二十所高校的一批学生发出一份《倡议书》，要求‘撤消戒严，军队回去，学生撤离，恢复秩序’。《倡议书》上签名的学生要求新闻单位对此进行公开报道。《倡议书》写道：‘我们郑重倡议：撤消戒严，军队回去，学生撤离，恢复秩序。我们呼吁：迅速召开人大常委会和中央全会，按照民主和法制的程序讨论并接受爱国学生和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如果军队回去，撤消戒严，我们相信在运动中一直保持理智、克制、秩序的广大同学会同意撤离。我们的撤离不是退却，而是把民主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我们认为，我们的合理要求没有理由得不到满足，如果要求不能实现，我们不答应，人民不答应。’”
“有关部门”的报告还提到：“《倡议书》发出后，北京大学赵宝煦教授、梁守德教授等六十名教师，于当天下午发出《紧急呼吁》，赞成在天安门广场二十所大学部分学生提出的倡议……”。
据说袁木看了这份报告后在国务院研究室的会议上说：“……万润南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看倾向性太浓了。”
万润南的真实意图并没有能够实现，“凯旋在子夜”的行动流产了。主张撤退的学生领袖回到广场大多被罢免，广场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永远指向最激进的方向。
我的1989（16）张福森深夜相劝
5月23日，为了二十所高校联署的《倡议书》，我们几乎忙了一整天。这一回，我们是把学生代表请到中关村的四通饭店。当时，四通饭店刚落成，还没有对外营业，没想到我们接待的第一批客人，就是从天安门广场上请来的绝食学生。
所有的组织安排、学生接送，总指挥是崔铭山。与学生切磋讨论、落实文稿的，是曹务奇。如果说周舵和曹思源是四通“介入”学运的前锋大将，那么崔铭山和曹务奇就是四通“操纵”学运的中军大将。
记得当时有一位学生对曹务奇说：“我们有一种被操纵的感觉……”
曹务奇回答：“这就对啦！”
是啊，我们就是想在一辆失控的越野车眼看就要冲下悬崖之前安上刹车，可惜为时已晚。
当天，有一大批记者在四通的咖啡厅等待《倡议书》的出笼，等他们拿到最后文本后准备发稿时，正赶上短暂的新闻宽松时期结束。“有关部门”明令该《倡议书》和所有的学运消息不能见报。很奇怪，一份呼吁撤出广场的倡议不能发声，只能理解，现在有人希望学生留在广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居心叵测”。
当晚回家时，已明显地感觉到已经被有关部门“盯”上了。
我的住所在西三环北路的厂洼街，那里有一片四季青和五金矿产合盖的宿舍楼，我住的是最小的一室一厅大约只有30平方米的最小的单元。当时，四通的许多干部都搬进了当时北京最好的万泉河路的大单元，我没有给自己分一间，仍住在四季青当初分给我的小房子里。据说，后来戒严部队来抄家时，被我家里的简陋震惊了、也感动了。
我在那个大院里有一位邻居，也是清华校友，当时他担任海淀区的区委书记，他就是张福森。
那天深夜，大约已经是5月24日的凌晨两点，我的这位邻居登门来访。这个时刻登门，一定有非常重要的非常之事。只见他一脸严肃、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说：
“万啊……”在我的姓之前既不加“老”，也不加“小”，只有张福森这样称呼我。
“如果……邓和赵之间……”他斟字酌句：“有什么不同……我们还是要……支持邓啊。”
我一向是邓大人的坚定支持者。记得在这场风暴之前，有外国记者问我：“你认为邓小平是站在你一边的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因为我是站在他一边的。”
但这一回，我没办法站在他一边，我做不到。人心里都有一道坎，这道坎我过不去。我向张福森报告了我这两天同学生接触的情况，我说，说服学生尽快从广场撤出来，避免发生流血冲突，这就是我现在的全部目的。“一旦真的发生了流血……那就毁了邓大人一生的英名啊！”
他默然。
我曾经在以前的文章里提到过这一段往事，但没有点名。我说：“我理解他的好意，但我做不到。我清楚那是为官的准则，但却不是做人的准则。那位学长六四后果然官符如火，先后做到一方大员和一部之首。我依然尊重他，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处世的方式。也感激他，对我说那番话，他完全是善意。后来他在自己的位子上，为保护四通和我的一些朋友尽心竭力，默默做了许多事情，我在海外也感同身受。”
所以，听到有人说我在1989年的时候是“头脑膨胀”、“错估形势”、“野心勃勃”、“政治投机”等等说辞时，我都一笑置之。我万润南再愚钝，有张学长这样的高人指点迷津，不至于如此不明事理、不懂利害、梗顽不化吧。
5月25日，香港《文汇报》头版头条报导了一件大事：《人大常委五十七人上书要求召开常委紧急会议》。这就是我当年出手做的第二件事情，负责实际操作的，是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曹思源。
我的1989（17）橡皮图章企图硬起来了
人大，在宪法中被赋予很大的权力，但在中国的实际政治生活中，常常被人称之为“橡皮图章”。“党大？还是法大？”当年负责政法委的彭真，在电视机镜头前向全国听众坦承：“这个问题，我也说不清楚。”
曹思源是一位杰出的院外活动专家，他曾经推动“破产法”的立法，在那个年代，居然让他搞成功了，你不得不佩服他的执着和坚持。他因此被大家称为“曹破产”。
后来他又斗志昂扬、热情洋溢地推行“人大旁听制度”，提出十条修宪意见。他主持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以后，交的第一份作业就是“让橡皮图章逐渐硬起来——中国政治改革的安全通道”，我看了以后大为赞赏。
在1989年风云变幻的五月，人大这枚“橡皮图章”，曾经企图硬起来一回。这件事情的幕后推手，就是四通。
5月25日，“有关部门”报告：
“据多方面了解的情况，今天，香港《文汇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人大常委五十七人上书要求召开常委紧急会议’的通栏大字标题，发表了综合消息，并强调指出：‘据悉，紧急会议的重点包括罢免李鹏’。据从多方面了解的情况，向该报提供这一消息的，是北京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曹思源。”
确实，是曹思源把将这一消息提供给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刘锐绍的。
“有关部门”的报告称：
“自四月下旬以来，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就一直参与有关北京学潮的活动，曹思源等人并与高自联头头有较多接触。戒严以后，曹思源等认为北京局势更加复杂，经向万润南汇报并经万同意，曹思源决定草拟一份立即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的《建议书》。万、曹等认为，‘全国人大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这个时候，召开紧急会议，是完全符合宪法原则的，也是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必要措施。’‘在此紧急关头应通过法律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
其实，这是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共同的想法，四通的独特贡献在于，把这一想法变成了具体的、可操作的行动。
“有关部门”的报告记述了这一过程：
“《建议书》写成后，曹思源即持《建议书》首先找到了胡绩伟同志，胡绩伟同志在审阅了《建议书》后，明确支持他们的行动，并在《建议书》上加了一句话： ‘如果暂时不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召开在京常委委员非正式紧急会议。’胡签名后，表示愿意以他的名义，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曹思源等人向其他常委委员办理征集签名事宜。从五月二十一日晚开始到五月二十四日上午，曹思源等四通社会发展所人士各方联系，或登门拜访，或打电话，或发加急电报，要求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在《建议书》上签名。有的人大常委委员见了《建议书》，在上面签了名；有的委员没有见到《建议书》，由曹思源等人代签，名为委托代签。这次一共有四十六位常委委员或直接签名或电话委托签名，或电话表示赞成开会或回电报表示赞成开会。”
另外还有十一位在其他场合表明过同样的态度，所以一共有五十七位人大常委委员赞成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超过了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但因为有些常委不是直接签名，算是留下了破绽，后来给我们带来了一点麻烦。
报告称：
“二十四日下午，四通社会发展所将关于提议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的信件及收集到的常委委员的意见材料交给了胡绩伟同志。胡绩伟同志又分别给万里委员长、习仲勋副委员长、彭冲副委员长写了亲笔信。曹思源等人于二十四日下午一时半将这些材料送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发室……”
5月25日，在香港《文汇报》发布这一消息的同一天，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回国。他本来就是改革阵营的一员大将，在国外访问期间，发表的讲话也相当开明。国内各阶层对他都有深厚的期待。当天，学生发起了迎接万里回国的环城大游行。呼喊的口号有：“立即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罢免李鹏”、“万里回国，人民期待”等等。
但万里回国的专机并没有回到北京，而是停在了上海。一下飞机，他就被实际上控制了起来。实施这一行动的，便是江泽民。
包遵信
我的1989（18）SOTEC讲话
5月27日，被软禁在上海的万里发表了违心的书面谈话，恢复自由后回到了北京。
当天，王军涛出面召集了“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发表了包遵信牵头起草的《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
5月27日这一天，我本来应该在香港出席IDG举办的世界信息产业研讨会。上一次会议是在1987年11月，我出席了。这一次，因为国内局势的动荡，李玉建议我不要离开北京，所以我推迟了行程，先递交了大会讲话的书面稿，当天只好请香港四通的总经理王安时在会上代我宣读。
这篇讲话的要旨是“要了解中国的信息产业和市场，不能不了解中国的民办科技企业”，其中，我引用1989年3月14日电子部《计算机信息报》公布的1988年全国信息产业的排序，来说明民办科技企业的地位。当年的综合排名如下：
1、北京四通集团公司（102,635万元）
2、中国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79,412万元）
3、北京市京海计算机集团公司（19,138万元）
4、长江计算机（集团）联合公司（18,890万元）
5、浪潮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15,633万元）
6、北方电脑公司（15,000万元）
7、国营南京有线电厂（14,722万元）
8、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即现在的联想公司，14,000万元）
9、国营北京有线电厂（即738厂，13,612万元）
10、太极计算机公司（11,888万元）
在这前十名中，有四家公司，即四通、京海、北方电脑、计算所公司（联想）是民办科技企业，他们的总销售额占这前十家的49％。四通一家就占这前十家的33．6％。也就是说，当年的中国信息产业，民办企业和国营企业平分秋色，四通则是三分天下有其一。
我在讲稿里表示，欢迎投资者来和中国的民办科技企业合作，因为我们离市场更近些，所以你们离成功也会更近些。
虽然这一天我没有亲临会场，但为了出席这次会议，我办了赴港的签证，这帮助我在六四以后，得以从容地离开中国。当时，因为出国很频繁，我同时有三本护照，一本是为出席IDG国际会议办的赴港签证；一本办的是去澳大利亚的两年有效的多次往返签证；还有一本是去芬兰的签证。中国科技代表团预定6月9日赴芬兰访问，我是代表团成员，团长是国家科委副主任李绪鄂。当时办一个签证的周期很长，有许多时间是重叠的，只能办多本护照来应对。
5月27日那一天，我没有在香港的国际会议上讲话，却应段永基的要求，跑到在四季青的北坞发表了一次谈话。那一天，是中日合资的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SOTEC）成立两周年。在SOTEC，我是董事长，段永基是总经理。
我讲话的主题是：“四通应当成为培养新一代企业家的学校”。下面是这次讲话的录音记录：
二十多年前，我们在清华学习，当时蒋南翔校长讲，清华培养的干部，二十年后，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干作用。当时不是很理解，现在刚开始有点明白了。
今天我想讲一个问题：就是四通培养的干部，要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和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今天，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迎来了一个和平建设的新时期。经济增长已经成为新时期的主题。谁是经济增长的支柱？是企业家。四通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培养新一代企业家。一位发展经济学家说过：“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总是落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一支企业家队伍”。
企业家的成长，在中国的环境下，有特殊的困难。中国新一代企业家，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农民企业家，这是一支不可小看的力量。这些人，他们原来就没有铁饭碗，一旦进入市场经济，一旦有了政策环境，他们的能力、胆量、创造性就充分发挥出来。现在乡镇企业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到将近一半的份额，现在全国工业总产值大约是10000亿左右。1987年乡镇企业是3300亿，1988 年是4500亿。二是科技企业家，相当一部分科技人员、知识分子离开大院大所出来办企业。三是从国营企业脱胎出来的经理、厂长。
成为企业家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眼光，第二是能力，第三是胆量。一般来说，科技企业家有眼光、有能力，差的是胆量。而农民企业家胆量足够大，也有相当能力，他们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远非我们所能想象，但他们的不足是眼界不够开阔。出身国营企业的，他们先天不足，后天可畏。
在中国办企业有两个很大的制约条件，一个是中国的传统体制。在计划经济的体制里面长不出真正的企业家。那里都是按照政府指令办事的官员，而不是独立的有商品意识、市场意识的企业家。第二个制约条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种分析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的社会，而美国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熟人社会办事靠人情，陌生人社会办事靠契约。在中国如果不是熟人，就不好办事。熟人社会在组织上主要是两类，一类是血缘组织，一类是地域组织。这样的企业在市场半径方面便会受到很大限制。这样的企业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现代化企业，不可能成为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的企业。我们创办时提出要办中国的IBM, 其含义不仅是要成为这个行业里最有影响的最大的企业，而且它在体制上、组织上、机制上是现代化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就需要组织创新和机制创新。
企业家的职责就是创新。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新市场的开拓，也包括管理方式的创新和组织机制的创新。
这种组织创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很难生长，基本上没有可能。这就需要吸收、引进西方文化。SOTEC是个合资企业，跟外界有比较多的联系，一开始就吸引了一批知识、能力、眼光各方面素质都很优秀的人才，我们有条件首先从这里搞组织创新和机制创新。
创新的过程是艰难的，和传统文化之间会有许多碰撞。《SOTEC之声》要我为SOTEC周年写几句话，我说，四通要在国家的经济主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独特的作用，SOTEC要在四通发展的过程当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有人讲，现代社会有三大支柱，一个是信息技术，一个是民主政治，一个是市场经济。四通、SOTEC正好是这三个集合的交。我们从事的是信息技术产业，我们是符合市场经济规范的企业，而我们的观念最接受民主政治的规范。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希望在四通，四通的希望在SOTEC。
我们正处在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不管局势怎么发展，有一条大家要有信心，就是中国只会越变越好、越变越光明。这个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我们不仅要把企业的事情办好，而且要有社会责任感。作为企业，我们是社会的稳定因素。我们最希望社会稳定，没有稳定，就没有我们的发展。社会不安定，我们会连饭都吃不上，因为我们捧的是泥饭碗。四通是一个企业，还应该是一个学校，培养新一代企业家的学校。大学的管理学院培养不出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是在企业里培养的。
至今的中国企业界，四通子弟满天下。被认为在中国职业经理人中出类拔萃的李玉琢，就是当年四通SOTEC的一员大将。
我的1989（19）亚视采访
在这场风暴过后，1989年8月17日，全国各大报在主要版面都刊登了一篇为我“歌功颂德”的文章：《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其中提到一次采访：
“5 月30日，动乱高潮之际，万接见香港亚洲电视台记者谈话时就明确地说：‘政治民主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社会稳定要有一批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云云，正是他们心目中的资产阶级。如何使‘中产阶级’大量涌现？万润南叛逃国外后，点得更透了：关键在解决‘产权关系问题’，‘就是财产所有权的问题，必须要明确的界定’。说白了，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呼唤资本主义私有制。”
“而要解决所有制问题，用万润南自己的话讲，‘这已经超出经济改革的领域，变成一个政治改革的问题。’同时，‘活跃的经济势力必然会有它的政治代表’。万润南除了自己充当这样的‘政治代表’以外，还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探讨、推行他的政治主张，这就是由曹思源牵头的‘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该所从开张之日起，就把引进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和修改宪法作为自己的重要课题。”
说实在，我至今都不认为自己说错了什么。另外，采访的准确日期是5月29日的下午2点，香港亚洲电视台的记者来公司采访，记忆中深刻的，是这样两个问题：一是问我对学运的看法，二是问我对政府做法的评论。下面是我回答这两个问题的原始记录：
记者：你们怎么看学生的行为？
万 ：我们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对于学生的运动我是同情和支持的。他们希望政府清明，坚持改革，这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意愿。这也是学生运动得到这么多人支持的根本原因。但是，民主和经济的建设是要从一点一滴做起的。要想一步到位是不可能的。政治民主要有很强的经济基础。没有整个经济发展为基础，政治上的民主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社会稳定要有一批中产阶段，他们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利益，他们不希望社会动乱。只有当这批人成为社会的多数的时候，社会稳定才能真正实现。日本战后的发展，南朝鲜、台湾的发展都经历过这个过程。这就是说，只有经济真正发达了，才能实现民主。另一方面，民主是昂贵的，要负担得起。包括这次运动，都是以很大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持。民主本身也要有经济基础。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是要埋头苦于，造就一批稳定的多数，多数人不赞成动乱，社会才能稳定。
记者：你对政府的做法有什么评论？
万 ：总的感觉是政府对群众的情绪反应慢了些。如果快点解决，有些问题处理起来就容易些。许多好的机会失去了，我不清楚里面的原因。群众要做的与政府想做的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试图来做一些交流沟通的工作，但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成效。我们在学生中做劝说工作，建议他们在一定的条件下撤出广场。要考虑到社会的承受能力，也要考虑到市民的承受能力。他们作为个人都承认我们的观点是对的，但他们没有能力把此变为行动。我们还做了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呼吁政府按照宪法和党章的规定来解决问题。不要动武。我们自己感到这是尽了社会的责任。
在8月17日的那篇文章里，还提到这样一件事：
“四通”下边有个鹭岛公司，该公司又下辖一个华成托运服务公司。这个公司的头头就曾直接从天安门广场找来一名“工自联”常委和几名闹事的学生头头，当场付给 18000元现金，一部无线电话，派给一辆解放牌卡车，并应允代印传单等等。条件只有一个：支持党内“改革派”，反对党内“保守派”，倒李（鹏）保赵（紫阳）。他毫不掩饰地说：“我就是想用自己的观点去影响广大学生。”
我一直不知道此为何许人。最近读到焦国标先生的一篇文章，才知道他叫王誉虎。他还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一个企业主的六四情结》，其中对一些六四人物有一些独到的评论，例如批评我的一些做法是“弱智”，读了不禁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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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王誉虎与“六四”人物
——《一个企业主的六四情结》读后
焦国标
1989 年“六四”镇压之后不久，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搞了一个“平暴展览”。一进博物馆的大门，就能看见院子里摆着的那一辆白色轿车。这辆车的车主叫王誉虎，它可能是八九期间学生领袖们使用的唯一的“公务专车”，后来成为“平暴”的重要战果，当时全国各大报纸都发了照片。展览大厅里还陈列有从学生那里“缴获”的打印机、复印机、无绳电话和电脑，旁边放着说明标牌“四通公司王誉虎”，意味着这些什物是四通公司王誉虎提供给学生的。针对这次展览，各大报刊发了一篇长文《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文中写道：“四通下边有个鹭岛公司，该公司又下辖一个华成托运服务公司。这个公司的头头就曾直接从天安门广场找来一名‘工自联’常委和几名闹事的学生头头，当场付给18000元现金、一部无线电话，派给一辆解放牌卡车，并应允代印传单等等。”这个头头就是王誉虎。除此之外，在六四镇压前夕的5月下旬，王誉虎还派自己公司的卡车，5天内往广场送去了八车食品。
就是这个王誉虎，日前在香港五七学社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名曰《一个企业主的六四情结》，以相当大的篇幅重温了22年前发生在北京的那场惊心动魄的伟大事件，并以他自己的视角重现了那个特定时期的几位风云人物，如万润南、周永军、柴玲、王丹、韩东方等人。
“平暴展览”上虽然称“四通公司王誉虎”，实际上王誉虎的华成托运服务公司是万润南四通公司的子公司的子公司，他与万润南没有任何业务上的关系。但是王誉虎非常崇拜万润南，他在书中写道：“西装革履的万润南气度不凡，中上等个儿，面相富态，身体有些发福，谦和的举止下深藏着几分矜持自信。”“下海5年已是百万富翁的我，……尽管已腰缠万贯，可比起万润南来，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土财主、暴发户，不够品位。”王誉虎在书中两次引用万润南的长篇讲话，甚至把1988年 2月28日万润南在北京市先进人物报告团首场报告会上洋洋万言的发言《我们的探索》作为附录收入书中。
但是对于万润南六四期间的许多做法，王誉虎很不认可。1989年5月22日，万润南召集学生领袖，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一个会议，王丹、柴玲都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万润南提出，学生撤离广场必须有先决条件：一是军队回去，我们回校；二是解除戒严；三是李鹏下台、邓小平光荣退休；四是赵紫阳复出，并建议学生回校后坚持校园斗争。对于万润南在此危机关头提出的这些条件，王誉虎极为失望，认为非常弱智，他写道：“我近乎崇拜的万润南怎么会如此糊涂！对国情怎么如此一无所知！怎么会干这种与虎谋皮的傻事！”
王誉虎对周永军着墨较多。4月18日晚上八九点钟，四五个学生被带进王誉虎的公司办公室。“其中一个叫周永军，中上等个头，儒雅帅气。”王誉虎简明扼要地表达了自己的三大意愿：一、希望学生见好就收，尽快撤离天安门广场回校复课；二、停止攻击邓小平、杨尚昆，学运的口号应规范为“坚持改革，反对倒退”、“政治改革应与经济改革同步”、“支持邓的改革开放，反官倒反腐败”等等；三是如果上述二条学生认同，王的公司可联合四通等民营企业给予资金、物质方面的赞助和支援。“周永军等几个学生耳语一番，同意回广场去商量”。
一个多小时以后，周永军带八九个大学生再次来见王誉虎。“会议室近40平米，学生们面对我坐在折叠靠背椅上。周永军要求看一眼营业执照。他的要求被满足。我推测周永军的经历非同一般。尔后得知，他是前政法大学学生会主席，是4月22日大会堂前3个下跪请愿的青年之一，现任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宣传部长。其他同来的学生有清华的何亮、李玉奇、白立舜，北大的赵体国、赵爱学、陈留才，还有2个名字不详。”
王誉虎旁征博引讲道理，劝他们见好就收，保存力量。他的讲话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无一人质疑，也没有一人反对。大家纷纷表示回广场、回学校去做说服工作。有的同学说学生很穷，没钱打的士，为了串联提高效率，最好有专车。王誉虎马上表示：“这没问题，可以给你们一部轿车专用。我手头有2万多块钱现金，现在送给你们作活动经费，不过要由你们推举一人具体负责。”
几分钟酝酿，学生们推举何亮负责车的调度和钱的使用。王誉虎马上叫来向阳（公司员工、王誉虎的内弟）和司机刘登山，叮嘱他俩要24小时值班听何亮调配，接着从讲桌下的手提箱里拿出2万多元钱交给何亮。何亮与赵体国一齐清点钱数，然后说是2万2千元。何亮说应该写个收条。“我说不必了，我这笔钱是捐赠，只要是为了上述目标，钱怎么花由你们定！”又有几个学生说，天安门广场没有电话，最好有一部手机，串联沟通就方便多了，效率可以大大提高。王誉虎迟疑了一下，然后说：“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你们今晚先回去分头作工作。如果有成果，后天晚上9点在这里碰头，活动经费如果不够我还可以追加。”
这时，一直沉默的周永军说：“天安门广场由高校绝食请愿团、首都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和北高联领导，我们都不是主要负责人。阎明复劝说后，他们已经同意停止绝食撤离广场，但大多数绝食同学不同意，最后就没撤离了。在这里开会的有几个是北大、清华学生自治会的头头，我在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负责宣传。我们只能分头去做大家的工作。我们大家尽力而为吧！”这次会议午夜零点之后才散会。
六四镇压后的8月份，已被收押在监的王誉虎还与周永军见了一面。8月上旬一次放茅，是狱警A值班，王誉虎从厕所里出来，竟遇到正在甬道排队等候如厕的周永军。两人喜出望外，寒暄问候了几句。“不许说话！”狱警A煞有介事地喝斥着，似乎在给别人听，然后叫住王誉虎，低声问：“你们是同案吗？”“是。”过几天，又轮到狱警A值班放茅。王誉虎被提前叫出去，手持扫帚，被安排在厕所附近打扫甬道卫生。这时，周永军所在牢房的20多人奔向厕所。在厕所门口，狱警A示意周永军停住蹲下，王誉虎心领神会，马上凑过去蹲在周永军旁边急促地聊了起来。“因为我与周永军之间并没有触犯刑律的隐情，所以双方只用三言两语便让对方明白放心了。令周永军津津乐道的是，前些天公安局长和看守所长找他谈话，说有东南亚的政要要探视他，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告诫周永军如何应答，并许诺周永军只要听话，事后一定从宽处理。当东南亚某政要如期探视并询问周永军时，周永军并未完全从命。公安局长自然不十分满意。”一次放茅只有5分钟，这次狱警A却给了10来分钟。王誉虎写道：“A举重若轻、漫不经心地安排了（与周的）这次晤面。”
该著第23章是《说柴玲撤兵，告王丹快跑》。5月23日傍晚时分，王誉虎和妻妹李兰敏一起，来到人山人海、沸沸扬扬的天安门广场。“我俩费劲地穿行在团团围坐的学生之间，不时地接受学生纠察的盘问，用了好长时间才摩肩擦踵地挤到了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指挥部是用几个大帆布帐篷搭建的，周围用绳索圈起，有学生纠察把守。我向纠察说，有极其重要的消息向总指挥柴玲传达。学生纠察转身走 进帐篷内，一会儿领出一个30多岁自称柴玲的女人。
“我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女人：一口京腔，30多岁，形象鄙俗，极像市井小贩。我毫不客气地说：‘你不是柴玲。我有重要消息一定要面告柴玲本人！’这个自称柴玲的女人用审视的目光端详我一会儿，很不情愿地说：‘好吧！’旋即钻进帐篷。
“几分钟功夫，真柴玲隔着围栏出现在我的面前。柴玲短发偏瘦，肤色微黑，面容清秀略显疲倦，得体简朴的学生装束，个子不高但精明强悍，有股盛气凌人的架势。
“我激动地说：你们胜利了，学生们胜利了！据可靠消息，昨晚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李鹏、杨尚昆下台，由万里、李先念接替，赵紫阳复出，还是总书记，地位稳固！戒严部队今天已后撤。你们占据广场已没有必要，应该配合赵紫阳尽快撤离广场。’我的话还未讲完，柴玲便冷冷地、强硬地说：‘赵紫阳上台下台是共产党内的事，跟我们学生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不会撤离广场！我们不怕戒严！我们要的是民主和自由，我们要用学生的鲜血唤醒人民的觉悟！’
“我目瞪口呆，未等我做出反应，柴玲毫无礼貌地转身走进帐篷。那个30多岁的市井女人轻蔑地瞪了我一眼也随后跟进。错愕的我竟呆站了几十秒钟，愤怒和失望骤然升腾起来：‘混蛋！完了，完了！学生被断送了！’我近乎咆哮地喊了几声。兰敏也愤愤不平地高声责骂道：‘真没想到，柴玲竟然是这么个东西！要用学生的鲜血唤起人民的觉悟？！这下子学生们可惨了！’我和兰敏跟来时一样费力地在静坐的学生人海中穿行，失望而又愤怒的我，面对这近10万来自天南地北的学生，一种恻隐之心油然而生。我除了愤怒、失望，还有一种无力回天、万般无奈的颓丧。当夜，我交待兰敏，从明天开始停止向广场的学生运送食品，恢复公司正常工作。”“我甚至怀疑柴玲是中共的卧底——以极左的面目把学运引上绝路。”
5月25日晚间电视新闻报道，李鹏当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3国新任驻华大使，已有26个省市自治区致电中央拥护戒严令，万里今晨因身体不适飞抵上海治疗。“沉寂了五六天，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李鹏忽然亮相了。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我马上意识到一切全完了，对学生的镇压已迫在眉睫！”“据台湾电视新闻报道，昨天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态度强硬、一意孤行，拘捕了赵紫阳及其儿子等40人，38军军长徐勤先因抗命被捕，卫星电视再度中断。我据此推断，血洗天安门邓意已决！”
26日清晨，上午10点左右，王誉虎正在办公室处理业务，何亮领来几名大学生。何亮只介绍了其中一位：“这位是北大学生自治会的领导，姓王。他想与你沟通一下，交换一下意见。”王誉虎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位学生领袖，“一米七多一点，瘦削、清秀，典型的大学生装束，气质优雅但略显稚嫩（尔后在通缉令上发现是王丹）。几个学生簇拥着王丹，有些风风火火，似乎另有急事，没有落座。”
王丹说：“何亮他们已多次把您的观点和您对我们的支援告诉过我，我也同意您的意见。但是我的意见不被采纳，因为广场指挥部和高自联根据民主程序，少数服从多数。我们各高校代表通宵开会决定，依照毛主席的教导，依照五四青年运动的方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派学生分头到工矿企业和农村去做宣传，发动群众……”
不等王丹说完，王誉虎便急切地说：“你们发动工农民众的思路是正确的，但为时已晚！昨晚新闻李鹏亮相，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当局很快就要镇压你们了！你们的当务之急是撤离广场，头头们赶快逃走躲起来，赶快跑吧！”王誉虎边说边从上衣内侧兜里掏出一沓钱，数了数，然后交给王丹：“我没准备，这1800块你们拿去，赶快跑吧！我明天也离开北京。”
王丹他们本来就像还有急事，所以没再逗留，便匆匆离开了。“王丹给我的最深印象是真诚，其次是稚嫩，政治思想不成熟，这和中共的宣传教育密切相关。这也决定了他们对中共的本质认识不清，从而在策略考量上接连失误。”
只有何亮留下没走。“何亮老实本分，长得极象农村的纯朴青年，办事一丝不苟、认认真真。”何亮拿出一张收条，上面写着收到王誉虎捐款两万两千元，落款是何亮等6名北大、清华学生，外加政法大学前任学联主席周永军，日期是89年5月26日。何亮有些内疚地对王誉虎说：“无绳电话让其他学生拿去用了，我一时要不回来，这几天我抓紧追回来还给你。”“没关系，你们抓紧用，然后交给向阳就行了。你也赶快躲起来吧！回去再给高自联头头们做做工作，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祝你平安无事！”
王誉虎没有见过韩东方，是在狱中听同号犯人斜眼儿和驼背说的。因小偷小摸进来的斜眼儿告诉后来者王誉虎：对面的牢房里曾经关着著名笑星陈佩斯。听说陈佩斯因为“六四”时站在一个平板三轮车上发表演说被抓，后经其老爸与高层疏通，仅关押10多天就给放了。“斜眼儿还钦佩地竖起大拇指说，在厕所对面那个号，有个叫韩东方的爷们儿，那才是条汉子！就是不认罪，大喊大叫，绝食好几天，所长亲自出面说好话才罢休！那爷儿们的喊声楼道里都听得清。”驼背对王誉虎说：“韩东方真是条汉子。他说他是工人们选举出来的头头，是受工人的托付为工人服务、为工人办事的，只有功没有罪！与工人阶级对抗，镇压工人的才有罪！”王誉虎写道：“此次，韩东方这个名字牢牢铭记在我的心中。”
凭心而论，我个人认为王誉虎先生此书对柴玲措辞偏苛。“六四”是一个巨型历史事件，对其中的重要人物存在各种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是非常正常的，只是我本人则只愿意把一切责任和罪过都归结到邓小平和李鹏身上，而学生，无论谁，都是好样的，我不忍说他们任何一个人一个不字。中国的一切罪恶，都是成年人、老年人犯下的；青年人无辜，我永远不想用成熟不够、厚黑不够、权谋不够、审时度势不够责备青年。我们可以责备黄花岗烈士不成熟吗？我们可以责备孙中山为什么自己不死或没死吗？
曹思源
我的1989（20）血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
5月30日，就在香港亚洲电视台播放在四通的访谈节目的同一天，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四通再次榜上有名。上次是因为4S排版软件和中国印刷技术研究所之间的产权纠纷，这次是因为推动人大召开紧急会议被六名人大常委告了状。
5 月25日，香港《文汇报》刊登了“人大常委五十七人上书要求召开常委紧急会议”的消息之后，李鹏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对人大常委签名事件进行调查。结果，有高登榜、王厚德、宋汝棼、李琦、顾明、刘大年等六名常委在5月30日的新闻联播节目中发表声明，声称自己没有同意签名，是被 “盗用名义”，是四通社会发展所造谣，要求追究四通的法律责任。
5月31日的早间新闻，又重播了6位常委的指控。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刊登了这一新闻。
当年，CCTV的新闻联播节目的是全国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节目。四通的广告就安排在这个节目之前，被称为黄金时段、价格不菲。5月31日的新闻联播节目很有意思，从四通的形象广告开始，以四通被告状结束。
后来发生的事情，那篇为我评功摆好的文章是这样描述的：
5月25日，香港《文汇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人大常委57人上书要求召开常委紧急会议”的通栏大字标题，发表了综合消息，并强调指出：“据悉，紧急会议的重点包括罢免李鹏。”
其后，知悉香港《文汇报》这条消息的一些人大常委委员，纷纷辟谣，并提出了严正抗议。“四通”内部也议论纷纷，许多员工表示怀疑和不满，插手签名活动的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也乱了阵脚。针对这个情况，5月31 日晚，万润南紧急召开了四通公司全体职工大会。会上。万态度强硬地重申：“四通研究所就是四通集团公司的！”并就5月30日部分人大常委委员的指责，发表了3点意见：“一是血要热，二头脑要冷，三是骨头要硬。”公开为他的同伙撑腰打气，要他们站稳反动立场，与党和政府顽固对抗到底。
“血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确实是我当天所说，下面是我这次讲话的录音记录：
时间：1989年5月31日，下午5:00 - 6:00
地点：公司营业大厅
万：今天临时把全体职工召集在一起，就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做一些说明。因为这个公司是大家的心血创建的，有问题也是大家的问题。我有责任把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我们对这些事情应该采取的态度，告诉大家。
昨天晚上，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中都在比较显要的位置报道了这样一条新闻，六名人大常委告了我们的状。
这条新闻播出以后，社会反响很大。昨天晚上和今天一天，许多关心我们的人都纷纷来电话询问是怎么回事，公司里职工也很关心，议论纷纷。我们今天请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曹思源同志来向大家做一个说明。
（曹思源宣读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严正声明》，今天的香港《文汇报》和《澳门日报》已发表了该声明。之后，全体职工报以热烈的掌声。）
万：有大家这样热烈的掌声，我看不需要再讲什么了。这个事情我们做得光明正大，堂堂正正。一个公民与人民代表联系，希望就当前人们关心的问题开会讨论，这没有什么错！
昨天我听到这个新闻后，马上给曹思源打了电话，讲了两点：第一，告诉他们不要为这件事背什么包袱，这个工作做得不错；第二，希望对那些发表声明的常委给予谅解，有人屈服于压力，是可以理解的。应该说，中国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你想，五十七个委员，只有这么几个表示了一下有不同看法。当然，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要说清楚。
《澳门日报》登了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这个声明，还加了编者按语。其中有这样的话：“作为一名人民代表，应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硬骨头精神。对于真理，应该服从，不能做随风摇摆的墙头草，更不能倒打一耙。对于历史——其中某一位是历史学家——应该有使命感，尤其是作为历史学家，更不能将历史任意拿捏，应当有史识、史才，而首先应该有史德。”
今天开这个会，一是给大家交个底；二是告诉大家没什么，要沉住气。一定不要外面没乱，自己先乱。外面是“动乱”，内部是“乱动”，这样就不好了。我在上次开会时讲，一、血要热，二、头脑要冷。今天要加一句：三、骨头要硬。没有什么大不了。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帮四通做了一次很好的宣传。通过电视台，我们又成了全国的热点。前有 4S，后有签名事件。
我想，一个国家的公民与人民代表之间的联系被认为是非法或别有用心，那不就奇怪了吗？这其实是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在关键时刻，很重要的一条，我们要凝聚共识、同心同德、同舟共济。
当前，我们还是要坚守岗位，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安身立命，取决于我们在市场上做得怎么样，取决于我们的经营情况，因为我们是企业。
最近我们连续开了几次干部会，确定了目前要做的四件事情。
第一是促销，促进销售。这个月销售额只完成了2,800万，四、五月份我们连续两个月没有完成计划目标了，这个月大概只完成了计划的70％。所以销售要抓紧，市场份额才是我们的身份。
第二、压仓，要压缩库存。原来的库存结构本身与销售规模的比例就有问题，在当前销售规模下降的情况下，库存结构就成为更突出的矛盾，要调整，要把库存降下来。
第三、节支，节约开支。要准备过一段紧日子。
第四、还贷，要把信贷规模降下来。
促销、压仓、节支、还贷，这是我们要关心的热点。
今天的《人民日报》很有意思，第二版发了指控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六名常委的声明，旁边发了一则风马牛不相及的新闻：《瑞丽通讯，四通八达》，又在第五版发了一篇关于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经过的正面报导。
我说明一下，本来，四通公司和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都是独立的法人，我们可以撇清关系，甚至有人建议要作切割。但在这个时候，我要讲，我们就是有关系。最早，曹思源同志要办一个研究所，要独立于企业，它现在也是独立于企业的。但是，研究所是我们资助他办起来的，所以也叫四通。我们的许多要做的研究，比如民办企业的立法和保护问题，就委托他们做。这种时候我们不用回避这种关系，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要互相支持。
最近，我参加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讨论会，会上有一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要过市场关，政治体制改革要过民主关。这两个关是密切相关的。过不好市场关，民主关也过不好；过不了民主关，市场关也会有问题。最近之所以发生学运，主要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遇到了一些问题，很难再深入下去。这时候，许多人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配套进行，同步进行。我们作为企业，面临的是市场关，作为社会发展研究所，他们研究的是中国怎样过好民主关。这是两条战线，又是互相配合的。所以，我们之间就是这种唇齿相依的关系，不用隐晦什么。
今天就讲这些，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下面再联系。
想知道当年四通被人大常委告状后的新闻效果吗？通过CCTV嚷这么一嗓子，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推动人大召开紧急会议这样的大好事，背后原来有四通的努力。民众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四通的支持。6月1日、2日这两天，四通的营业大厅顾客爆满，创造了连续两个月萧条后的销售奇迹：
6月1日，营业额208万元；
6月2日，营业额153万元。
我们真应该套一句本山大叔的话：“感谢领导、感谢CCTV。”
左起：高新、侯德健、周舵、刘晓波
我的1989（21）广场四君子
从4月中悼念胡耀邦逝世开始的学潮，至此已拖了一个半月。对朝野双方来说，都曾经有过机会，但都错过了。说服学生撤离广场的最后一次努力，是在5月27日的“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上，已经决定在5月30日举行最后一次大游行，然后全部撤出广场。
参加这次会议的学生领袖，在联席会议上举手同意了，但回到广场又变了卦。广场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永远指向最激进的方向。要想改变磁场的方向，必须投身到广场的中心位置，才会有发言权，才可以有影响力，才能去踩刹车。我认为，这是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健——后来他们被称为“天安门广场四君子”——宣布参加绝食的主要原因。
6月1日下午，四君子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绝食宣言》。
说起这四君子，倒有两个半与四通有关。周舵是四通综合计划部部长，高新是刚到四通上班的新员工。他原来是北师大的校刊编辑。有一次我到北师大演讲，北师大的校刊上整理发表了当时我和同学的对话，整整两大版。我对文字有一种特殊的敏感，觉得能把一场对话整理得条清理晰、不枝不蔓，得有相当的文字功力。立刻问：谁整理的？答以北师大的校刊编辑。我赞了一句：是个人才。后来周舵便招聘了这个人才。高新到四通报到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跟着周舵到广场去绝食。
还有半个，就是刘晓波，他算是四通家属，因为他的妻妹在我办公室工作，而且他本人也是四通管理学院聘请的客座讲师。
刘晓波后来回忆说：“5月27日在社科院政治学所开过一个会，王丹、柴玲、封从德等都去了，大家都举手同意撤出广场，而且决定当天晚上由王丹、吾尔开希和柴玲他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撤离广场。”
“但是，因为柴玲回广场后变卦，新闻发布会没有开成。”
“就这样，我决定去广场绝食。因为知识分子要用理智的声音说服学生，就必须拿出行动来学生才能信服，否则就没有控制广场的能力，就不能到广场的绝食指挥部去演讲，就不能影响学生。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起绝食。”
我相信，这是他们为了影响学生所作的最后的努力。
6月2日，周舵向我递交了他的《辞职书》以及一封《致万总并公司全体同仁的公开信》，开始参加四君子绝食。周舵在公开信中提到“我们没有敌人！”而且说明“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现在读起来，依然有意义。
6月3日，北京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报道了他们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消息，强调其中有两位是四通公司的员工。
6月4日凌晨，终于开枪了。是四君子组织了广场最后的撤退，避免了更多的年轻生命遭杀戮。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然而，他们却遭到了逮捕、关押、判刑……
就在开枪前的几个小时，我驱车巡视了天安门广场和整条长安街，从朝阳门、天安门、木樨地到三里河。我并不是刻意要亲赴现场，而是因为当晚我出席了在芬兰大使馆参加了举办的一场晚宴。6月9日，我要随中国科技代表团去芬兰访问。6月3日晚，芬兰大使在大使官邸举办酒会，算是为我们饯行。
我在赴宴的路上，途经天安门时，特地让司机小籍把车开慢些，绕广场转了一圈。广场上已经是破败凋零、偃旗息鼓，我明显地感觉到，学生们已经疲惫了，而且是疲惫到极点。也就是说，当局已经完全没有动武的必要，便可以达到“清场”的目的。
这正是我非常不原谅当局的一点：不适当地、过分地使用了不必要的暴力。如果是因为愚蠢，我无语。如果真的如传言所说，是为了“杀20万，保20年太平”，那就是故意杀人了，这是犯罪，绝不能被原谅！
那天酒会的时间拖得很长，我离开大使官邸时，已近午夜。离开元老们决定的“清场”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了。长安街上，除了军车和坦克，已经很少有其它的车辆。我的座车，一辆白色的丰田皇冠，孤零零地行驶在大街上，一片寂静，静得可怕……其实，我们并不孤单，因为我们车后一直有一辆黑车尾随。上了西三环北路，快到家了，小籍为了甩掉尾巴，机警地把车开进一条岔道，并熄灭了车灯。黑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发现目标走丢了，居然掉过车身，在大街上逆行而来，当两车几乎面对面时，小籍突然打开了车的大灯。对峙了大约有一分钟，对方有点不情愿地离开了。我感觉到有一张大网，正在收紧。
是的，就是在6月3日上午，曹思源失踪了。他是在家门口被秘密绑架的，后来被送到了秦城监狱。
我刚睡下不久，又被电话铃声惊醒。是四通的一位员工，记忆中是条法部的刘亚军，在广场附近的现场，向我报告：开枪了！他让我听现场的一阵阵密集的枪声、一波波群众的呼喊。我从电话里能隐约听到他们喊的是：法西斯！法西斯！法西斯！
我欲哭无泪。
我和曹思源在周舵家作客
我的1989（22）蛇口出境
长安街上枪声一响，我几乎彻夜未眠。铃声不断，不停有人来电话报告长安街沿途和天安门广场的消息，我默默地听，心里牵挂着广场上的同学，还有四君子……
6 月4日，是星期天，我和四通的主要干部都到公司来了，第一件事情，就是让各部门查询员工的安全。结果，OA部报告，该部的王超同学今晨在长安街骑自行车时被子弹击中丧命。中枪的伤口在正面额头，戒严部队的结论：暴徒！据说他们当时的逻辑很简单：如果是背后中枪：被误伤的群众；如果是正面中枪：暴徒！
我即刻让李玉和OA部的戴铁牛去看望家属。王超同学是科学院子弟，他的父母，一对普通的知识分子，甚至来不及悲痛，而是处在一种极度的惊恐当中。因为儿子被定性为“暴徒”，不知道以后还要面临怎样的厄运。
我给张福森拨通了电话，极度愤怒地吼了一声：“怎么可以这样？！”
他在电话里语不成句：“……你，等一下……，等……”好像他们在开会，我就挂断了电话。据说，张福森后来很后悔，认为是因为他没有及时回答我的电话，所以导致我离京出走。其实，他完全不必自责，因为悲剧已经酿成，谁也改变不了什么了。
6月5日下午，我在北坞村召集干部开会，决定暂停营业，并安排了主要干部在公司轮流值班。当晚，是李玉、李文俊和彭建伟值班。据李玉说，一晚上电话不断。
6月6日上午，我在集团公司总裁办接待了海淀区的科委主任胡定淮，他思想开明，一直是四通的坚定支持者。他谈起自己6月3日夜间在西长安街的见闻，对当局的暴行和蠢行不停地摇头叹息。
这些天，我不断接到匿名电话，接听时就是一句话：“赶快走！你随时有危险！”从运动一开始去北大看大字报被拍照留念，到首都饭店彩虹厅的黑衣人高举录音机打招呼，到6月3日上午曹思源的失踪，到当天晚上和逆行的霸王车对峙，我很清楚自己已经在“有关部门”的监控之下，而且，他们马上就要下手了！
我一直困惑是谁给我打了这些报警电话。现在我有点想明白了，我认为正是监控、跟踪我的国保人员，只有他们最清楚我的处境，而且，他们已经得到了“下手”的指令，他们是在拖延时间，他们希望我能配合……
当时的民心、党心、军心，由此可见一斑。后来听曹思源讲他在秦城监狱的经历，他说自己很快就成为看守他的那些小战士的偶像。我可以想见他随时随地都可以理直气壮、慷慨激昂地演说的样子。那些战士对他说：“将来你出去了，就是大英雄；而我们，还是在这里继续当兵的……”还说：“我们这里关过四批人，没有一批是关对的。”
6月6日 下午2:00，田志强送我去机场飞广州。为了安全，我没有用自己的证件登机，而是用了储忠的工作证。储忠是我嫡亲的同胞兄弟，在当时那个年龄段，我们非常像，以至于公司里的员工都常把我们搞错。有一次，我坐在财务办公室的沙发上埋头看报表，一个四通的女孩子，记得叫杨君，叫着储忠的名字，过来亲昵地推了我一把。我一抬头，她花容失色：“啊……对不起，万总！”
在上车去机场前，我把段永基、李文俊、储忠三个人叫到车上。我平静地对他们说：我可能要离开北京一段时间，先去南方看看。我不在北京期间，公司的大事由你们三位决定。老段管经营、文俊管常务、储忠管财务，我记得还正式给他们签署了一份授权书。
6月6日晚，我抵达广州。广州四通的总经理甄衡祥来接机，他也是我清华的同届校友。当晚，他安排我入住广州的中国大酒店。
6月7日，我离开广州到了深圳，下榻在蛇口的一家酒店。约了深大的罗征启校长来酒店会面，谈到这一段的风风雨雨，我们感慨万分。说起当局的暴行，我们痛心疾首。
我还把四通在南方的几员大将召到蛇口酒店，记得有沈国钧和殷克，殷克是专程从珠海赶过来的。我向他们通报了北京的情况，并告诉他们，明天我将离境去香港。
因为有IDG国际会议的邀请，所以我有现成的赴港签证。第二天，6月8日清晨，我从蛇口坐第一班船到了香港。我没有其他六四人士离境时经历的那种惊心动魄，我的经历平淡、顺利得几乎有点boring。也许，我特地避开罗湖海关，选择了相对冷清的蛇口海关，算是用了一点小小的心计。
实际上，国保的朋友们留给我的时间，这已经是最后一天了。6月9日，正式的通缉令到了海关。当天凡是四通的普通员工，都在机场被截留、禁止出境。
当时有好几份通缉令。我列名的那份通缉令有七个人：严家祺、包遵信、陈一咨、万润南、苏晓康、陈子明、王军涛。我们的通缉令是“无控期”，也就是说，任何时间都有效、永远有效。
永远有多远？能有效到永远吗？
（全文完）
附录：芦笛评万润南，老万心有戚戚焉
引用:
芦笛：从万润南先生的选择说到寻找“王维林”
（万润南按语）芦笛先生此文，对我十七年前做的两件事作了他的解读，谢谢他的理解。我把芦文转发如下：
从万润南先生的选择说到寻找“王维林”
芦笛
岁岁六四，今又六四，本来不想写什么文字──便是铁打的胃口，也早就让两派的表演倒了。
例如党卫军首领马悲鸣出于对公费生的“仇富心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红崽子特有的“嫉才心理”），竟然十几年如一日，将此全民悲剧周年纪念作为造谣诽谤报私仇的良机。他在昨天那烂文字里，竟然不顾我多次辟谣澄清，坚持造谣说留美公费生在看到电视上出现军民对峙的场面时高呼：“为什么不开枪？快开枪啊！一开枪老子就不用回国了！”
我已经多次指出，六月三日晚上之前，电视上只有民众拦阻劝说乘车或不乘车的徒手部队入城的镜头，从未出现过武装士兵和民众对峙的场景，而六月三日晚间一出现的电视镜头就是士兵开枪杀人。虚构出这种荒诞不经的神话来，只说明这位“网上高手”脸皮有多厚，胆子就有多大，脑子也就有多小。
更不用说在当时留美学生中，笼罩一切的乃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除了老芦这异数，不但根本就没人预见到学运会以屠杀告终，而且大众一致相信李鹏立刻就要倒台，民主就要在中国实现，就连驻华记者团事后也承认他们也是这么想的。我当时给大众泼冷水，还遭到一致批判。正因为开枪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我虽然预见到会镇压，但也没料到竟会以如此肆无忌惮的冷血方式进行），海外华人的反弹才会那么激烈与悲愤。那时谁都不知道老布什总统会下那个行政命令，怎么可能去深谋远虑地指望靠政府开枪而规避回国的责任？就算公费生当时会想到回国的事，也只会巴不得民主革命成功了，可以回去作大官。刘晓波还迫不及待地跑回去，生怕错过了那班车。把后来发生的事倒推回去欺骗网民，捏造并坚持“六四开枪是公费生力逼不撤促成的”无耻谎言，再一次说明这位“网上高手”脸皮有多厚，胆子就有多大，脑子也就有多小。
另一方面，我至今没有看到六四的既得利益者们出来，如实说清当初他们干了些什么事，对后来发生的悲剧应该承担多少责任，只看到他们把这事当成终身政治经济资本加以誓死捍卫。至今只知道在网上煽动仇恨，不敢承担自己的道德责任，遑论总结血的教训，避免中国日后再出这种悲剧。
这就是六四的真正悲剧所在：那还不光是多少无辜百姓惨遭“人民政府”枪杀，更是从统治者到人民都从此相信了“屠民治国论”。政府看到了屠民对于“维护安定团结”的神效，而人民因为看够了学运领袖的无耻表演，发现天下落到这些人手中只有更糟，于是默认了政府镇压有理。而这就是最可怕之处：既然朝野都是这种心态，六四就决不会是中国最后一个以屠杀收场的全民悲剧。
正因为明白这点，我才万念俱灰，不想再说什么废话。不料见到万先生的文字，这才忍不住来写这篇多余的话。
一、 指点“政变阴谋家”万润南
老实说，对万先生下海和网友一道摸爬滚打，我是很不赞成的：犯不上来此脏水里打滚。在这种丛林中混，时间长了，饶是圣人也会变网霸。这原因很简单，人家不是从理论上批驳你，而是进行“阴暗心理分析”，专门追究你不可告人的犯罪动机，指鹿为马，血口喷人，还不许你辩解，最有代表性的就是yoke、昭昭若昏等人这次显示的文革专案组神功。没几个凡人受得了这种冤枉，迟早要大打出手。就算不走上老芦的邪路，也得写许多追加解释的文字，结果是为人家兴冤狱授予更多把柄，非但无济于事，还要招来更多的气恼，不知伊于胡底，那又何苦？
果然不出我所料，刚才进来又见老万的追加解释。这么下去，你还干不干正事哪？犯得上么？我还是以资深网霸之身，给你“疗疗愚”，为你指点一条明路吧。
这网上主要是两类网友：党朋和民朋，两派都不是讲理的人。党朋的特点是脏口，民朋的特点是搞网上文革兴冤狱。但自从民朋从此网站大规模撤退之后，党朋近来除了“脏话卫党”的优秀传统之外，也开始“诛心卫党”，其代表者就是yoke和昭昭若昏。
谁要用脏话侮辱我，本人非常欢迎，因为这只能暴露对方的低下。如果竟然出自女士之口，那就再妙不过了，乃是绝妙的“人格自杀”。但我对民朋制造冤狱反弹很强烈，为此和伪民运头子打得乌烟瘴气，直接导致了两川分裂。之所以如此，是我觉得那些人在国人心目中砸了民主的牌子。现在党朋搞这套，我倒是很欢迎，觉得他们不但辛勤暴露自己的阴暗心理，而且其实是曲线倒共，越这么干，越能破坏中立者对我党的信心：如果一个政党及其代表的事业只能用脏话和造谣诽谤来捍卫，那这个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也就给这些同志摧毁得差不多了。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些同志乃是“托儿”，根本不必答理，除非你是老芦这种“贫贱闲人”，没事时为了开心破闷，玩上一把。
为了说明这些噪音不必答理，我在这儿代你接受所有的冤枉指控，看看那到底是什么罪，为何因此必须流亡国外。
１、你是赵紫阳的“上书房行走”。
是么？请问那是什么罪，犯了刑法哪一条？
２、你做的第一件事（亦即建议人大常委开会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乃是为了搞政变。
什么叫“政变”？据我的理解，那就是践踏法律程序，使用暴力推翻政府。中国政府乃是人大这个最高权力机构任命的，而宪法规定在人大休会期间，其权责由常委会代行。即使人大常委通过决议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那也是行使合法权力，乃是干他们的对口专业活。而任何一个公民都有建议乃至lobby人大常委召开紧急会议的合法权利，这不但是西方法治国家的标准政治实践，也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禁止过。
相反，搞政变的不是你，不是赵紫阳，更不是人大常委们，而是邓小平和李鹏。他们利用手中权力特别是枪杆子，非法干扰立法机构运作，逼迫人大常委改变立场，甚至劫持回国的委员长万里，迫使他改口，更非法囚禁党总书记赵紫阳，未经审讯宣判便将其软禁至死，写下了中共党史上最可耻的一页（老赵死前说，如果不在死前把他放了，就要开创我党终身囚禁前总书记的先例了，可惜什么用处都没有），完全是枪指挥党、枪指挥法的流氓传统作派。口口声声“法律”的党朋们却倒打一耙，颠倒黑白，兀的不令人笑煞也么哥！
３、召集人大常委会违反戒严法。
此论乃是马悲鸣那网上首浑发明出来的，所以其荒谬不是一般的耀眼夺目。听他那意思，军法大于宪法，立法机构必须接受枪杆子指挥，宪法不是决定一切子法的最高最根本的母法，反倒可以被军管冲销！这简直是蓄意为日后军人政变劫持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造舆论，务请敬爱的党中央对这种谬论提高警惕，千万不要让它在我党内部获得市场，为日后军界强人篡党夺权提供“法理依据”。
这其实正是六四给我党留下的致命遗产。老邓复出之后，鉴于毛泽东无法无天，践踏国法党纪，非法整死一大批党国元勋，一度想用法制建设来避免这种悲剧再度发生。可惜当他掌握了巨大权力之后，便把这教训扔到脑后去了，效法毛泽东粗暴践踏党纪国法，发扬“真理永远在拳头最大的流氓手里”的我党优良传统，以普通党员之身，下令非法囚禁党总书记并将其关到死。毛邓开创的流氓先例如果不在党内得到彻底清算，必将埋下定时炸弹，在国家再度出现危机时就要爆炸，党国领袖将被再次炸上西天，下场恐怕还要惨过刘少奇、赵紫阳等先驱。
所以，胡温至今不拨乱反正，其实是坑害自己。听任老邓依靠实力篡党夺权的先例鼓舞未来的强人，则我党“以法治国”的号召永远只能是梦呓，而党朋那些新时代法家们口中的“法”不过是暴露自己弱智与人格分裂的obscene joke（yoke?）而已。
还不止此。我现在才明白老万为何要流亡海外：他干的两件事都犯了大忌，老邓绝不会轻饶之。
先说第一件事。老邓对此事的党思维方式完全与joke以及昏昏若死的一致，与文明准则彻底相反。在文明人眼中看来那是解决社会危机的正道，在他眼中看来则是“政变阴谋”，属于彻底背叛了“组织纪律性”的叛变行为，而所谓“组织纪律性”其实就是“狼羊律”，亦即“羊必须永远服从狼，真理永远属于强人”，而“按法律轨道解决危机”的主张必然最终颠覆这“宇宙运行规律”。
那第二件事也同样糟糕。老邓杀心已坚之时，我看是戒严部队入城受阻之日。在屠杀前，戒严部队多次试图徒手入城，都被拦阻回去了。自建党建国以来，我党还从未出过这种大丑，丢过如此大脸。在老邓看来，如果不来真格的，大开杀戒，则此后党国威信荡然无存。因此，他需要屠杀来杀千儆亿。任何试图化解这种危机的努力都只会被他视为阴谋──不难想见，如果老赵能和平化解这场危机，必然要在全国人民心目中获得空前威望，而他以后就再没什么戏了。老赵可以作全党全国领袖，但必须是他的传人，威望必须来自于他而不能由赵本人独树一帜。
草庵有个据说是对高干作的讲话，深得我心。记得他说，连黑社会的流氓都有自己一套规矩，我党折腾几十年到现在也不按规矩行事，这对自己有何好处？我也觉得就是这么回事。
上面这些文字本来不必写，写下来倒不是真的大言不惭、僭越地指点老万，而是告诉他不必理睬混混们，真要理睬，也根本不用解释分辩──那些人是没有相信别人的官能的，只会用自己卑下的心术揣摩他人动机。不如像我这样全认下来，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
二、老万的选择
老万作的那两件事，在我看来是真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在那种危机之中可以作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不仅从道义上无可指责，而且深得西方民主政治要旨。冲突双方都让一步：学生撤出广场，政府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撤销戒严，换马以息民愤。当年英国就是如此平息人头税引起的暴乱的：撒切尔被当成替罪羊抛了出来，百姓也没再闹下去。
更重要的是，如果人民和政府都采纳了这双方各退一步的妥协建议，则中国从此就走上了真正以法治国，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解决朝野冲突的大道。苟如此，则我党也就不会失去民意监督，变成今天这种为所欲为、疯狂掠夺民脂民膏、无从制约的凶龙。
但问题在于朝野双方都不会接受这主张，国人的脑袋至今没有容纳“民主政治的操作前提是冲突双方都有让步意愿”这个常识的余地，冲突双方都坚信“退后一步就全完了”。因此，老万两面碰壁是必然的──他的主张太超前了，或许在今日提出都没有实现可能。似乎可以说：“凡是合理的就不是煽情的，为各派中国人无法接受，因而是不可行的。”
因此，如果要批评，也只能说那两件事在道义和功利上都很合理，但不符合中国国情民俗，因而缺乏现实可行基础。我早在《重释“民主恩赐”论》中说过了，毛的“斗争哲学”是一把锈锁，只要朝野一发生冲突，它就要出来把双方套牢锁死，谁也解脱不了。
但除了这么做，老万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昨天看了那文字后，我一直在想这问题：如果我在老万的地位上，我该怎么做？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大概还是只有像他那么做。我当然可以置身事外，缄默不言，但我既然出自对我党的深刻了解，预见到了即将到来的血腥镇压，在那种场合还是只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我想，老万即使一生什么事都没做，做了那两件事也就够了。许多人包括老芦在内活一辈子，连其中任何一件事的百分之一都没有做出来。历史慷慨地赋予了老万那种机会，他还有什么可抱怨的？正因为他的主张太超前，这才具有了启蒙性质的历史意义。我相信，历史是会记住先行探索者们的。和这比起来，俗世的荣华富贵实在算不了什么。
三、寻找“王维林”
前段看了一部题为《坦克勇士》（The Tank Man）的电视文献片，该片围绕着追寻那位只身拦下坦克阵的勇士的身世和下落，全面回顾了８９学运以及此后的中国经济奇迹以及深刻的社会危机，还邀请了诸多大腕，诸如封从德、童怡、吴弘达、伯克利大学教授萧强（从未听说过此人，也不知道是否这个名字）发言。据该片说，其实那勇士姓甚名谁，下落如何，谁都不知道，也没法查清。那“王维林”之名其实是记者们虚构出来的，最先发明这名字的记者是驻在伦敦的华人记者Joe Lee，而捏造出他被当局枪决的乃是英国驻华记者Passmore。最TMD无耻的是，当采访者出示了Passmore写的那则假消息之时，后者居然也就有脸否认那是他的作品！
爱你喂，反正谁也不知道挡坦克的那勇士的姓名、身世和下落，而且苦苦追寻１０几年也没查清，看来这是永远查不明白的悬案了。大腕们最后说，其实追查出他是谁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成了一种象征，一种感召，永远向世人昭示权力并不是一切。
看了那影片，我只觉得心里沉甸甸的。中国似乎从来不缺少奋起抗暴的道德感召榜样，可两千年前仆后继的反抗到底为中国进步起到了什么作用？悲剧可能正在于人们太习惯于沉湎于“王维林”式的审美迷醉之中了，看不到真正难做也真正需要学习的，其实是老万那种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引入西方实践的尝试。
引用:
《万润南的悲剧》
芦笛
和合出来胡搅蛮缠一通，倒让我想起老万的悲剧来，越想越觉得悲从中来。
许多网友表示了对老万的钦佩，觉得他为了良知弃荣华富贵如敝屣，光这一点就值得钦佩。我倒不觉得这是最难能可贵的。抛弃国内的荣华富贵跑出来的人也不光是他一个，例如体改所那伙人，若顺风转舵留在国内，现在的富贵日子又岂能是国外能比拟的？极而言之，我党当年弃富贵如敝屣的志士也不少，彭湃烈士就是一位，还带着暴民分他家的家产，这从审美角度来看当然非常了不起，但这种美学上的高尚总比不过神风特攻队或回回的人肉炸弹吧？那又给人民带来什么好处？
老万最难能可贵之处，我其实已经在和合批驳的那篇文章里说过了，那就是，他为现代中国文明化作出了难得的牺牲。光是有他那见识就很了不起了，更别说为了身体力行那见识被迫亡命海外，至今有家归不得。
89年那档子烂事，凡是长了脑袋的人都能看出来，如果朝野不是那么愚昧，完全不必以杀得血肉横飞收场，为全民留下了个无穷隐患。可惜我党的邪恶野蛮统治既败坏了朝野双方的心术，又取消了他们的政治智慧，于是就只好以大屠杀落幕。
这本是全民的大悲剧，但更可悲的还是，直到今天，整整二十年过去了，反思和激辩的文字汗牛充栋，可中国人仍然没有多少长进。无论是海内外，都仍然没多少人看出这烂事本来完全可以用文明方式解决，而六四的最大遗恨，就是老万及其同道的努力流产了。“杀得好”派的队伍反而还越来越壮大，囊括了许多当年的示威学生，当真是让人无话可说。
如果咱们心态正常、神智正常的话，那就该立即看出来，戒严令一下，朝野对立便成了难以化解的僵局。双方都难以下台：朝廷觉得丢了面子，而人家日本人早就说过了：“中国人的血管里都流着要面子的血。”中国政府在百姓面前尤其如此，因此不能不使出辣手来，让百姓从此知道敬畏自己，而学生又因为戒严令变相宣告他们是严重破坏社会治安、动摇了政府统治的暴徒，如果就此屈服，乖乖撤回去，则势必要让政府秋后算账，不但学领们要被投入黑牢，就连普通群众都得在档案上记上一笔（请别忘记那是80年代，大众对我党引蛇出洞的伟大战略余悸犹存）。因此，两边都给逼得无路可退，只好顶牛到底了。
老万当初提出的方案，正是化解这僵局的唯一方法：两边都各退一步，学生撤回去，人大常委会使用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审查国务院的戒严令并overrule之（请法律专家们别忘记，宪法规定人大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完全有这么做的权利）。如此则既使朝廷免去了学运压力，又从根本上消除了学领们的担忧，使学运能以双方妥协的方式和平结束。
可悲的是，在中国那种烂污国家，这种明智方案绝无可能让对立双方接受，只会让自己变成两头受气的风箱里的老鼠，不见容于任何一方。饱受我党“斗争哲学”洗脑的老百姓不可能接受这种“投降主义”，大概还要对这种“体制内人士”的叵测动机心存戒备。哪怕是今天，魏京生辈恐怕还要大义凛然地谴责这种 “怯懦的跪着造反”。另一方面，这更犯了朝廷的大忌，所以老万非逃不可。
和合在楼下质问老万曰：你既然劝学生撤退，又何必逃出国来？心智正常的人早该明白老万为何非逃不可了。我早写过无数文章强调指出，中国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民主化而是文明化，而所谓文明化，就是严格按照明规则办事。中国社会之所以烂污腐恶，就在于全社会都不按规则，无法无天乱来一气。这就是我党统治作的最大的孽。
上次我写《临时约法：孙大炮扔下的捆仙索》，老金看后说，其实宪法订得再合理也没用，反正大家也不会拿它当回事。我觉得这有点“倒放电影”的意思，即用今日的情况去拟想史事。
须知中国虽无西式法治传统，但自晚清预备立宪开始，朝野都学着西方规矩，抠着法律条文办事，民初尤其如此。无论是国会抨击政府，还是政府答辩，都援引《临时约法》的条文作为依据，袁大总统还为此专门延请了中西法律顾问（古德诺和有贺长雄都是国际著名法学家）。唯一例外乃是孙黄那些造反派，但那几个跳梁小丑并未扰乱大局。
正因为《临时约法》构成了政府与国会唯一的权力来源，而双方都严格照章办事，老袁才会因为它使得政府无法运作而提出改法，在国会拒绝后才借故解散国会。此后又制定了正式的约法（即《中华民国约法》又称《民三约法》），以此作为权力来源与施政依据。即使是称帝，他也严格按照了法律程序，经 “全国公投”同意将国体改为帝国，又经参政院一致推戴，这才在两辞之后“勉为其难”地同意了“国民公意”。后来西南军阀护国讨袁，老袁公布了各地的劝进书，说这皇帝是你们要我当的啊，怎么出尔反尔，现在倒来怪我了？西南军阀驳斥曰：你身为总统，宣誓效忠民国都说话不算话，我们凭什么要说话算话？
后来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府院之争”，基本上是《临时约法》对总统与内阁的权界规定模糊不明造成的。当时双方拘泥于法律到了这个程度：总统不盖印，内阁就无法施政，而内阁不副署，总统也无法发命令，为此天天扯皮。双方闹僵后，老黎炒了老段的鱿鱼，他也就乖乖卷铺盖，并没有宣布戒严，派兵把老黎抓起来。即使是遗臭万年的贿选总统曹锟也知道尊重议会，并没有不待选举就靠枪杆子自己爬上去。
这种事，能在今天想象么？谁会在乎宪法是怎么规定的？它与政府的实际权力有何相干？有谁会觉得宪法让政治局的最高统治权名不正言不顺，因此有必要去把“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改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是最高权力机关”？有哪个国务院总理真是人大选出来的？有哪位总理觉得自己的权力来源于宪法，施政时想得起宪法的有关规定来？又有哪个国家主席会觉得宪法没有明确规定他与国务院的分权，要去请求人大修改宪法？
国民党虽然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但上台后还是讲究规矩的。我上次已经说了，人家制定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还是部真法律，不是糊弄百姓的，上面明确规定了“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而国民政府又由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选出。哪像我党制定的完全是假宪法，明文规定人大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而实际上却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最高权力机关！
连宪法那根本母法都是一部毫不反映真实情况的假法律，刑法民法等子法还能是真的？这结果便是中国永远不可能变成法治国家，永远只能是以潜规则治理的下烂野蛮国家。
这就是我上次为何要建议我党停止这种欺骗行为，学习国民党，把宪法修改为反映国家实际权力结构与政治运作的真实法律，规定人大常委会由中共中央选出，以它取代现在的政治局，将实际的最高权力中心与法律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合而为一，向社会诚实化、文明化迈出第一步，最终使政府的一切权力都严格来自于宪法，结束法外施政的野蛮作法。
老万的难能可贵之处，不但在于他看出必须以妥协方式化解朝野冲突，深得西方民主精神，而且意识到必须通过现有的法律程序去作出这种妥协。如果他的考虑能够形成朝野共识，变成了现实，则中国必将向文明化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可这却犯了我党的大忌。我党施政，靠的就是毫无法律约束，任由强人随心所欲天马行空。如果真要行宪，严格按照宪法办事，则邓小平立即失去实际上的国家元首的权力。这个口子是万万不能开的。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答曰：都不大，拳头最大！
这就是我党赖以安身立命的潜规则，而老万恰恰挑战了这潜规则，那还能容忍么？真要按宪法办事，军委主席还怎么能未经人大批准，便擅自调动大军，发动军事政变，滥杀手无寸铁的平民，非法囚禁党领袖赵紫阳，非法罢免主张和平解决学运的人大常委？
因此，老万犯的滔天大罪，乃是“试图行宪罪”，他不但试图让朝野双方抛弃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和平解决彼此分歧，而且竟然试图请求党国政府兑现宪法，按法律程序解决学运问题。前者势必被对立双方视为不怀好意，后者则势必被事实上的党魁恨进了骨子里。如果他只是用请客送礼拉关系求情的“合法”手段去游说李鹏解严，则也不至于闯下大祸来。可惜他与赵紫阳一样，觉悟太超前，现代文明意识太浓厚，觉得应该按法律程序去和平化解学运，那就罪无可逭了。
不过，在我看来，老万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上次我就说过了，芸芸众生中，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能在一生中做件把让后人感念的事，而你就是这种幸运儿。如果你那时没这么干，如今当然安富尊荣，那又便如何？无非是世上多了个默默无闻的富家翁而已。那又有什么稀罕的？但若中国将来真有变成文明国家的一天，在全民唾弃了邪恶的“斗争哲学”以及“拳大即为爷”的土匪潜规则之后，则后人总会感念为中华民族摆脱这上帝的诅咒迈出第一步的先驱们，到时人们就会想起你来的。
当个人悲剧超越了个人不幸而代表了全民悲剧时，那悲剧就格外使人心碎，然而惟其如此，那个人悲剧的意义就不会随时光消逝而磨灭。在我看来，万润南的悲剧就是这种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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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万润南：《我坦白：我是“故意犯罪”》
芦兄说得透彻：老万犯的滔天大罪，乃是“试图行宪罪”。另外，我还可以坦白：我是“故意犯罪”。
当时我请曹思源到四通来，办了一个研究所，专门研究政治改革的问题。政改的目标，自然离不开大家耳熟能详的普世价值。作为做具体事情的人，我更关心可操作的途径、步骤，或说路线图。当时我们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安全通道，是使橡皮图章逐渐硬起来（这是当时的原话）。
橡皮图章自然是指人大。四通可能最早在共产党眼皮下首开院外活动的先河。曹思源成功地通过院外活动催生了企业《破产法》，同人大常委建立相当密切的工作联系。我们还先后举办了几次民间的“修宪讨论会”，在当时《世界经济导报》上都有报道。
1989年那当口，我们很自然地按此思路推动人大召开紧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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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润南《童年记忆》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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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润南《中学时代》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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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润南《清华岁月》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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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PDF《清华岁月》中有《我的学长胡锦涛》
另收录了万润南的几篇重要文章
《和共产党“分道扬镳”》
《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
《山坳上的共产党》
但缺少最新的第22章，补充于下
引用:
清华岁月（22）文革中遇难的姜文波
我们班的姜文波是在文革武斗中遇难的，遇难的日期是1968年4月26日。
房零的朱玉生也是在文革武斗中遇难的。这几天，他们班的同学在纪念他。读到他们发的诗文；看到小朱生前清秀的留影，安徽老家的父母、弟妹隐忍悲伤的老照片，我的心痛了，泪水模糊了双眼。
对姜文波，我一直都想说点什么。
1
姜文波是河北唐山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在我的想象中，大概就是姜文波这个样子。我初到清华新生报到的第一天，第一个来关心我的，就是姜文波；后来在第二工程兵学校学军，他是班长，我是他那班的战士；文革当中，因为观点相同，是我们交往最密切的一段时间。他是老四李文忠学习班的成员，自然被另一派视为眼中钉；我则泡制过许多414的狗屁文章，因此也很得罪了一些人。
那一天，当“英勇的”井冈山战士戴着柳条帽、手持长矛冲进二号楼的时候，我们一起从宿舍出来。他走了中门，我们系的老团在那里把门，认识他，便把他扣下了。我则习惯性地走了西门，把门的是动农系老团，没人认识我，所以把我放过了。
没想到这一别，便是天人永隔……
2
我选择走西门，完全是因为在文艺社团集中住宿时的习惯。因为那些“修苗”都被集中在二号楼的西头，进出自然走西门。当我走出大门，才发现姜文波没有一起出来。便转到中门外等他，因为我们还约好了要一起找新的栖身之所。
据说，当时另一派有人在楼上看到了我，还提了一个假设性的问题：“要不要把这个家伙也抓上来？”
一位零零字班的团派小头头帮我说了一句话：“既然已经出去了，就算了吧！”。这位小哥后来的女朋友是我中学的低班同学，也是校学生会的委员，后来她上了复旦。提起清华往事的时候，向她吐露了这段秘辛。对此我一直默默地心存感激。
当时我却浑然不知，还傻傻地等了很长一段时间。
第二天一早，便听到了姜文波的噩耗。有各种说法：姜被抓后遭审问，免不了会附加肢体语言。以姜的刚烈个性，自然不会就范。当晚他翻窗准备逃离，失足摔下来了；也有别的说法，但我宁愿不相信。人性不可能会如此凶残，毕竟是自己的同学啊......
3
是我和班上的另外两位同学，吴荣辉和苏发兴，一起到北医三院替姜文波办的后事。
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像太平间一样阴冷和僵硬。他要我确认一下是否是我们同学，让我签了字，和他一起把姜抬进太平间的冰库。当做完这一切之后，我再也以遏制不住，嚎啕大哭了一场。我不是那种喜怒形于色的性格，我心仪的历史人物是谢安那种类型。但那一天，我不仅大哭了一场，而且哭得撕心裂肺、哭得天昏地暗。那么年轻的生命、那么优秀的人才，就这样走了......
要知道，就在这个月的月初，我刚刚帮老罗处理了他弟弟的丧事。
（罗征敷，罗征启的弟弟，当时年仅28岁，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1968年4月4日，老团保卫组为了抓捕罗征启，抓走了与清华并不相干的罗征敷。在毒打后用擦车棉纱堵住其觜，并将他塞入后车厢，在拉回清华的途中被活活闷死。——我将另文记述此事件的前因后果）
4
李文忠学习班是老四为了应对不断升级的武斗，在1967年底成立的“快速反应特种部队”。据沈如槐的回忆文章，其成员是经过严格挑选的：铁杆老四；体格强壮；根红苗正。姜文波完全符合这些条件。
姜文波来自唐山的一个铁路工人家庭，体魄健康、眉宇间总有一股英气。当他皱起眉头的时候，额头中间会有两道竖纹，活脱就是二郎神下凡。我记得他是我们班上的体育委员。男生在一起，喜欢掰手腕较劲。他在这方面占压倒优势，能够和他一争高下的，大概只有秦大立等少数人。
力气大，饭量也大。前些日子和孙浩在网上聊天，说起姜文波因为定量不够吃，他还帮助过一些全国粮票。在那个年代，全国粮票往往比钱还金贵。同学之间的情谊，本来应该比“金贵”还金贵，在那个荒诞年代，怎么就变成你死我活了呢？
他自己定量不够吃，却更关心别人够不够。我记得是在新生报到的第一天，是姜文波来问我定量要多少，需不需要助学金？刚到一个新环境，心里总有一些忐忑。他的嘘寒问暖，让我安下了心，也因此倍感温暖。
5
入学不久，学校就安排我们一年级新生学军。男女生分开，女生去了南口；男生则去了昌平的第二工程兵学校。大凡叫做第二的，都有点特别的名堂。例如第二炮兵，实际上是导弹部队；第二机械工业部，实际上是核工业部。这第二工程兵学校，也是有特殊任务的。据说这里是训练第三世界游击战士的地方。中国说自己不输出革命，那是后来的说法。当年老毛要当世界革命的领袖，弄这么个“第二”学校，也是题中的应有之义。
这次学军的总领队，正是罗征启。按军队编制，老罗兼团政委。排长是二工校的教官，班长则是姜文波。一开始，我不算个好战士，为此姜班长老是对我皱眉头。问题出在紧急集合上。半夜睡得正香，一吹集合号，穿衣、打背包、跑步集合，比哪个班最快，我常常是最后一个。原因在我的生活习惯太啰嗦。我不是那种臭讲究的人，但还是比其他同学多了几道工序。
我是不轻易服输、什么都想争第一的人。于是从简化穿衣程序开始，长裤和袜子基本不脱；把鞋带调整到不需解开往里一蹬就可以开步走的程度（这一习惯保持终生，我至今都如此穿鞋）；背包有限打开、有时候甚至根本不打开。这样一听到集合号，我把外衣一批，鞋子一蹬，三下两下就把背包搞定，一溜小跑争取第一个报到。从此姜班长的眉头开了，我心头的结也开了。
在内勤评比时，我受到了姜班长的表扬。我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轻轻地拍出棱角，看上去很整洁。他把全班同学领到我的铺位前，号召大家要向我学习。这是一件太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一旦在你的记忆里固化以后，就会转化为对一个人绵绵不绝的思念......
军训的最后考核项目是实弹射击。我终于让姜文波小小的佩服了一下。我在中学时练过小口径步枪的射击，还是达标的三级运动员，所以步枪射击对我来说并不难。但我从来没有臭显过，万一打靶成绩不好，那就无地自容了。轮到我上场了，趴下、紧贴肩、正贴腮、调整呼吸、三点一线、稳扣扳机，一气呵成。我连续扣了三下，姜班长在旁边直晃脑袋：“肯定打飞了！”
靶台的小旗晃动了起来：三个九环，总成绩27环，创造了我们班上的最好成绩。
6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共产党教育出来的无神论者。而且，“子不语怪力乱神”，老祖宗就如此。但是，现实生活中有些事情，确实巧合得匪夷所思，会让人对冥冥中的神秘力量产生一种敬畏......
我说的是1968年4月25日，姜文波遇难的前一个晚上。
那一年的四月天，热得有点邪乎。周边气氛的狂躁，更让人觉得心烦意乱。姜文波、吴荣辉、苏发兴和我在二号楼3072玩扑克，打升级一类的游戏。一边打牌，一边议论学校的形势。大家都隐隐有一种莫名的担忧，所以打牌的兴致始终提不起来。姜文波把牌一扔，说：“不玩了。”
为了活跃气氛，我拿起牌，说：“来，我用扑克牌给你们算命！”吴荣辉和苏发兴都跃跃欲试，姜文波则在一边冷眼旁观。
算命的规则大约是这样的：首先由他们自己从整迭牌里抽一张，比方是7；然后每隔三张看一下，如果是6或8，便接上；这样依次接成一条龙：从A到K。如果翻完所有的牌这条龙还不完整，再每隔两张看一下；再每隔一张看一下，总能完成这样一条龙。
这条龙就预示了你一生的命运。
关键是如何解读。首先是大小，7以下代表你的青少年；8以上代表你的成年以后的命运。其次是花色：黑桃代表官运，官场得意；红桃代表桃花运，情场得意；方块代表才气或财气，预示你事业上会得意；梅花是倒霉，表示你要交厄运。有三张牌很重要：J代表小人；Q代表你的另一半；K非常重要，代表你一生的归宿。如果这三张牌是梅花，就很糟糕：梅花J表示你要遭小人暗算；梅花Q表示你家有恶妻；梅花K表示你最后要倒霉.....
吴荣辉是官运亨通；苏发兴是桃花连连。他们互相取笑起来，宿舍里难得一片欢声笑语。姜文波也来了兴致，要我帮他也算一把。我郑重其事地按规则摆出一条长龙，起起伏伏，可惜最后收尾的是一张梅花K。
“这把不算，”我马上找了一个理由：“牌要洗三次才算数，刚才只洗了一次。”
于是重洗了三次，摆到一半，又遇到了梅花K。
我额头开始出汗，说：“算多了，手气就不准了。”于是把牌推给吴荣辉。
他刚摆了三张，就出现了那张要命的梅花K。宿舍里的气氛一下子凝重起来。
姜文波明显地不高兴了，从吴手里一把抢过牌来，说：“我自己算。”
他从一堆牌里抽出的第一张，就是梅花K！
大家都惊呆了，僵持在那里，宿舍里一片死寂。
“睡觉、睡觉......”我的声音在寂静中显得空洞和无奈。熄了灯，大家怀着不祥的预感，度过了姜文波遇难前的最后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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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qdpan 于 2012-6-9 10:15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