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蓝弯刀

牢狱里的抗争 

在看守所，李盛照不折不挠，以他的方式进行抗争。他一遇见来自那些亩产8万斤、4万斤地区的人，就询问调查。他想戳穿这样的谎言，证明自己的正确。他写各种控诉材料，偷偷塞在院子晾晒的衣服的口袋里。他仍心存幻想——信件或能抵达那些理解自己的人，帮他找回清白，昭告赤子之心。 

两年后，法院开庭，当市检察院读完起诉书，他立即发言：我不是被告而是原告。我控告饿死四川1000万人的罪恶。 

直到被关进看守所，李盛照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都遭到四川“顶风”，一直顶到庐山会议之前。此后，中共中央的各项政策迅速左转。1960年年底，中央下达《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全国各地的公共食堂土崩瓦解，四川仍“咬牙坚持”。 

四川省的饥荒始于1958 年冬，结束于1962 年秋。四川农民整整饿了4 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 

李盛照慢慢看清其中的症结。当第一次审判以判处他15年有期徒刑而匆匆告终时，李盛照坚持上诉。 

反抗的结局是更严酷的惩罚，最终，他被处20年有期徒刑。 

狱友刘光策记得，李盛照刚入狱没几天，就被安排去山上干活，当时风雨交加，雨水打在犯人身上，李盛照坚持犯人也应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这把监狱人员气坏了。当晚，一场针对李盛照的批斗会在监狱举行，狱警把他从楼梯上倒拖下来。刘光策看到，有犯人为了表现，跳出来指责李煽动反动情绪，对他一阵拳打脚踢。 

李盛照坚持不认罪。他被关押进一个1.8米× 1.2米×2.5米的黑暗小监。他这样描述它惟一的小窗户：“大概是30×40公分。首先有4根拇指粗的钢筋，这是第1层。第2层是12片百叶板，百叶板往下斜。第3层就是玻璃窗。玻璃窗也是双层玻璃，而且每层上都涂蓝漆，所以里面基本上伸手不见五指。” 

在这间小监里，他戴着手铐和28斤的脚镣，待了7年。没有人知道他如何度过那漫长的岁月。他曾听到隔壁的犯人不断怒吼，后来就疯了。而他依然愤怒，他把这种愤怒转化为诗歌，在头脑中翱翔。低声吟哦是李盛照惟一的乐事。当他有了笔，就把烂熟于心的“苗溪奴隶歌七百字”写在烟盒上，藏于砖缝。 

在那些幽闭的日子里，他写道： 

为民请命痴愚笨，吊民伐罪抓祸首。我洒热血荒山野，正气天地就长留。 

后来小黑监地基下沉，拆除重建时诗稿被发现。作为惩罚，在寒冬，李盛照裹镣的破布、碎棉全被撕去，这使他身上留下毕生难以消除的疤痕。 

回顾这一生，他说自己始终没有消沉的情感，事实上这是一种自我精神保护。1973年，在周恩来提出“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的第二年，李盛照终于从小监中解放出来。那时，刘光策看到李盛照被架到晒场上，他一阵晕眩，几乎分辨不了方向。直到两天半以后，他才重新学会了走路。 

难以遗忘的历史 

李盛照走在大街上。气候变得不一样了，神的时代宣告结束。书的种类也丰富起来，他挑了一本关于彭德怀的传记，在宾馆读罢，泣不成声。他说，尽管二十多年历尽苦难，这却是他第一次流下眼泪。这是1980年，他刚获得平反。他已经50岁了。他将第一次参加工作，第一次恋爱。人生，似乎才刚刚开始。 

在这个善于遗忘的国度，遗忘并不需要特别的论证。人们会用一套实利主义的价值观作为搪塞。人们需要放下包袱，忘记伤痕，走向未来。可是倔强的李盛照要寻找历史，要找回尊严。于是，在出狱后的30年里，他显得如此格格不入。他一次又一次向法院索要他那些被没收的书信和手稿，却举步维艰。 

他去寻找历史中的当事人。比方说，当年的审判长。他对其夫人说：他戴着手套杀人，沾满鲜血，就算把手套扔了，血也洗不掉……当年主持他的批判大会的川大同学，后来已是校党委副书记。这位同学摆摆手，对往事已经不愿再谈。 

川大举行110年校庆时，昔日的同学鱼贯上台发表演讲，感谢母校培养之恩。他在台下散发和张贴传单，并邀请当年的同学（如今的党委副书记）重新主持他那关于斯大林历史反作用的学术讨论会。 

他要求给当年被打成极右分子的川大女学生冯元春平反。“大鸣放”那些天里，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拒不认罪被判无期徒刑。后来李盛照打听冯元春的下落，得知她饱受酷刑折磨，后被枪毙。 

对于李盛照的传单和要求，同学们没有任何反应。还有一些人要求将他赶走，以便营造和谐气氛。 

“我们对他的话题一点都不感兴趣。都给他平反了，他还想怎么样呢？大多数人不都这样过来的吗？为什么别人可以做到正确对待历史，而他不行呢？”李盛照的一位同班同学说。对他们而言，安度晚年是最好的选择。 

狱友刘光策似乎是最理解他的朋友，在他看来，李盛照所继承的，是那种心怀天下而又迂腐的士大夫传统。他回忆起牢狱的岁月，每当看到李反抗却换来更深的伤害时，他会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李盛照总回答：“太霸道了！你们受得了，我受不了！”在他印象中，羸弱的李从未屈服过。 

出狱这些年里，刘光策也曾陪他去监狱拍照取证，印传单，做调查。刘记得，李盛照还曾去看望在监狱的批斗会上第一个冲上去打他的犯人。对方已经病重，流着眼泪请求李盛照原谅。李安慰他，过去的就不要提了，还给他了50块钱。 

李盛照的生活并不宽裕，平反之后，他被安排到四川隆昌粮食所工会工作，但他并不甘心“成为二等公民”。他研究粮食流通体制，撰写文章，甚至还向报社举报自己单位搞小金库贪污腐败。这让一些领导耿耿于怀。许多年以后，他们还愤愤不平地向本刊记者提起这事。 

“隆昌只要哪里打个雷，他就会立刻赶到现场去调查！”这位前女领导表示不可思议。另外一些人，则流露出不屑：“很反感他总提过去的事，总对体制不满，既然不满，为什么还拿共产党给你发的工资？”这样的逻辑似乎得到许多人的认同。 

1990年，李盛照退休，他依然保持着做调查参与时代议题的热情与习惯。他奔赴各种新闻现场——政府为了打击二胎而拆掉超生者的房子、奄奄一息的老人被抛在街头、实行门禁的中学里学生们翻墙摔成重伤、农民对火葬制度的抵触……通常是写一篇现场调查再配上一篇对背后体制沉疴的思考，然后寄往各大报社。 

极少有回应，还引起妻子的不满，她不理解，费时费劲费钱去调查这些事是为了什么。 

“他爱摆龙门阵，谁都不爱听，可我知道他的经历，我原谅他。”妻子总和他吵嘴，即便是在纪录片导演谢贻卉的镜头里，她也不掩饰。可她依然带着同情。 

在谢贻卉心目中，李盛照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英雄。拍摄《右派李盛照的饥饿报告》时，她感到李盛照被深深的孤独所包围，他几乎没有朋友，没有理解和支持，却也没有孤独感。她甚至觉得他过于平静、过于强大了。 

“我就是要做反抗者。”李盛照说，他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大饥荒”成了他的关键词。过去几十年，他重回亩产神话之地再调查。冬天，在那些曾经的神地里，他看到小黄花瑟瑟发抖，感到有点凄凉。他终于了解到神话是怎么编造出来的。他还四处收集粮食志和县志，他想了解那3年间的非正常死亡率，想证明当年自己对1000万饿死人数的估计是正确的。 

四川大饥荒中确切死了多少人？如今很难考据，学界普遍的估算在1000万人以上。李盛照的资料都还堆积着，他82岁了，似乎有些力不从心了。 

大多数时间，他在书桌上静静写着，整理着，还开通名为“倔老头李盛照”的博客。他对妻子说，他死后，这些文字不要扔掉，要把它们装在一个盒子里。他想着，会有人来到这所小房子的。他们将找到这些文字，看到一段嵌入个人生命的民族历史，看到他一生的反抗、寻找及焦灼的思虑。 



廖伯康：我的大跃进 3小时等于20年 

其实这位领导人比我们更了解中央，只不过他是揣摩一人之好恶，又从“左”的方面加以发挥发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本刊记者 何三畏 发自四川成都 

2012年五一劳动节期间，网络上那条“……有人为此走访了当年饥荒最重的安徽河南许多村庄，情况根本不是有人诬蔑的那样。乡亲们只是听说饿死了人。而自己并没有亲眼见到饿死人，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的微博刚刚几百条评论的时候，88岁的廖伯康先生就知道了。 

他注意到这个帖子的作者的高学历和媒体工作背景，为“大饥荒”的事实成为历史悬案而慨叹。他对记者说：历史你可以不知道，但你不可以胡乱说！现在不是网络上在追查谣言吗？谣言止于事实，谣言止于真相。为何不让事实和真相传播出来？ 

廖伯康先生是四川大饥荒亲历者和见证人，曾向中央报告大饥荒而付出了个人代价，此后遭受20年政治和人身迫害。离休后，作为重庆和四川的政治元老，从2000年开始，整理有关四川大饥荒的回忆录。 

两年后回忆录成稿，可是至今没能出版。尽管党内一位很严谨、也很熟悉南方史的专家，通过认真细致地查证，证明廖著可靠，四川省党史办的意见，也认为可以出版，却没有一家出版社认为“可以出版”。 

2010年出版的《当代四川要事实录》辑录了廖伯康的回忆录。这个版本经过了某种“脱敏处理”，例如，原文中提到了当时四川的“主要领导人”——也被认为是四川大饥荒的直接责任人的名字，出版时被抹去了。 

廖先生想把“要事实录”中他个人的部分抽出来，自己出钱印，自然也是不行。据廖伯康的回忆录，四川大饥荒危害最为剧烈，饿死人数一千多万以上，约占全国三四分之一。廖先生的回忆录是目前所见最权威的记录，但也只是在小范围传播。 

向党中央报告情况，如同做地下工作 

廖伯康1924年出生于重庆市的一个贫寒家庭，1943年考入当时已经迁至重庆的上海交通大学，很快转入中央大学，攻读经济学。1947年加入中共地下党。1962年，向党中央报告四川大饥荒状况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 

当时的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倡导各地共青团“议大事，管本行”，提出青年团要做党的助手，就应做党的耳目。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后，重庆团市委的几位副书记有一天讨论到：中央可能并不知道四川大饥荒的严重情况！廖伯康提出，安徽的情况就是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批示派人去查，“就把盖子揭开了”。但另一位副书记，也是后来牵连到“萧李廖反党集团”中的李止舟认为：写信没用，毛主席收不到。 

酝酿的结果，就有了由另一位副书记于克书给中央写的一封后来在四川受到严厉追查的信。为了避免从笔迹上看出写信人，信写好后再打印，寄出打印件。打印员是一位哑巴，绝不可能说出去。为了防止寄信地址泄露机密，信是托人带到武汉交邮局的，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 

根据当时的情况，这种担心和谨慎并不多余。廖伯康提到，已经有拆看信件、监听电话的现成例子。1959年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之后，打电话有人监听，写信也有人拆看。邓自力写给他堂兄邓垦（邓小平胞弟）的信，邓垦写给邓自力的回信，都被拆看过。 

但事实证明，这些用心都是白费了。后来，这封信的情况，被四川省方面查了个水落石出，当事人也因此受到政治迫害。多年以后，获得平反，他们也只承认自己是“半勇敢分子”。 

1962年6月19日至7月9日，中共共青团在北京召开三届七中全会。廖伯康打定主意，要向中央反应情况。会议期间，在前门饭店的住地，廖伯康向胡耀邦面对面汇报过3个小时。胡耀邦没有带秘书，他带着铅笔和稿子，自己记录。胡耀邦没有就事件表态，但他把记录交给团中央另一位书记，整理成一份简报，报送了中央书记处。同时，胡耀邦又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做了口头汇报，并建议杨尚昆直接找廖伯康谈话。他告诉杨尚昆，感觉廖伯康跟他虽然谈了许多情况，但言犹未尽。 

1962年6月28日下午，团中央给了正在召开的会议一些掩人耳目的理由，把廖伯康和“一个共产党员”于克书送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的一间小会议室，见杨尚昆去了。 

杨尚昆说，他找四川的多位干部谈过。有的“不了解情况”，有的“有顾虑”，有的“顾左右而言他”。杨尚昆表示理解：不怕官，只怕管嘛。然后问廖伯康：你今天不是来跟我打太极拳的吧！？但杨尚昆也表示，知道四川的情况很严重，死人很多。提到国务院曾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凤州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叫《一字一泪诉川情》，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很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杨尚昆说，他把信转有关中央领导同志看了。 

杨尚昆还提到办公厅收到一封只有两页半纸的来信，简明扼要，写得好。应该是指于克书的信。这表明，当时下层民众和普通干部给中央写信，还能寄到的。 

接下来是一段关于四川大饥荒死亡数字的经典对话。公元两千年后，这段话流传出来，对不知情的新生代产生了震动。 

杨尚昆说，四川死亡数字的详情，无从证实。中央要求四川报，四川没有报。找民政部问：你是管救济的，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四百万。民政部是找四川省民政厅问的，中央不相信。然后找公安部问，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勾，死一个就抹一个，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查的，说是死了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 

杨尚昆问廖伯康：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伸出一根指头：一千万。如何得来的？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县以上正式文件都要送中办，我为什么不知道？”“你看文件和我看不一样——你看是备查性质，我看文件是要贯彻执行。” 

于是，廖伯康引用了1962年5月省委批转的一份省委行政编制小组的文件，后面附有各地区人口数字表明，1960年底，四川人口总数6236万。另一《户籍年报》的材料上，1957年，四川人口总数7215.6万。比较表明，3年之内，四川人口减少一千万。 

但廖伯康补充说：实际死亡，应该不止一千万。杨尚昆又问此话怎讲？ 

廖伯康提出的理由是：一，1957年至1960年的自然增长人口；二、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四川还在饿死人。廖伯康说，基于这两点，还应该加上250万。廖伯康回忆道：杨尚昆听到这个数字，“一拍大腿”，表示赞成。并立即吩咐秘书打开小会议室的一个保密柜，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打开看了后说：“就是这个数字！”这个情节表明，当时的中央领导是在各种数字中做筛选，找实情。 

这就是广泛流传的四川省前政协副主席（离休前的职务）廖伯康认为四川大饥荒期间饿死1200万人的版本的由来。 

中央派来秘密调查人员了解天府之国的惨状 

廖伯康还以四川省荥经县为例，向杨尚昆具体描绘了大饥荒的惨状。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的村死得一个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一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再从其他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 

当时，杨尚昆问道：“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问题？”廖伯康回答，归纳起来是，四川省“主要领导人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不过，现在廖伯康说，那只是他们当时的思想水平。现在，他认为，“其实这位领导人比我们更了解中央，只不过他是揣摩一人之好恶，又从‘左’的方面加以发挥发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如何了解真实情况，他们给了中央一个建议，那就是派出一批四川籍的司局干部，以探亲的名义去调查。为什么是司局级，因为部长级干部到地方要报告省委，司局级不必上报，不引人注目。 

7月2日，也就是廖伯康和于克书汇报后第四天，杨尚昆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向邓小平汇报了四川的情况，邓小平同意“按他们的意见派人去”。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四川籍司局级干部中提了16人名单。在中南海西楼召开了有关这些人员的部委的党书记会议，把名单交给杨尚昆。会议的保密程度是：只让参加会议的人知道，不得告诉其他没有参与会议的部党组成员。 

后来实际到川的是17人。多出一位萧风，刚从《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报社机关党委书记，调任中央办公厅财贸组长。他到杨尚昆处汇报工作得知情况，要求前往。他不是四川人，年龄偏大，身体不好，但他热心这件事。 

这批人到四川后，完全依他们的意愿调查，没有当地官方的指令和安排。跟任何人联系，都不会说出真实目的。跟廖伯康等几位知情人，是心照不宣，很有秘密工作的味道。 

历来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地区(当时包括重庆)，在大饥荒期间，可谓饿殍遍地，惨不忍睹。 

据现在可以查证的资料，郫县人口在1958到1961年4年间，由28万降至23万，净减5万。全县劳动力比1958年减少近20％，有7个公社减少30％。友爱公社一管理区1958年上半年有855个劳动力，后剩500人；永定公社一管理区1958年每个标准劳动力负担3.9亩土地，后需负担13亩土地，即劳动力减少60％。 

温江全区人口1957年为494万人，1961年为433万人，4年净减61万人。全部非正常死亡约为90万人。 

这里举的郫县、温江，是成都平原最肥沃的地方，历史上鲜有饥荒饿死的记载。 

大饥荒饿死的都是农民。但当时四川的城市市民和公职人员，供给粮食定量，只有21斤（远低于全国其他城市，例如，北京是31斤），还被要求“节约”两斤，实际只有19斤。廖伯康回忆，当时的重庆市委机关食堂，一个窗口卖一两饭一份，一个窗口卖二两一份。可是，有人说，我一顿吃一两，太饿，吃二两，粮票不够。于是，廖伯康作为办公厅的副秘书长，决定为食堂增设了一两五钱的窗口！ 

可以想见，当时的调查人员给中央的报告内容是何等凄惨。廖伯康说，田家英看过所有报告，并打算送请刘少奇看过转毛主席，但接着八届十中全会，政治风向变化，并未送到毛主席那里。 

这些报告至今尘封整整50年了。能够查到的，只有萧风的一份报告，流落到民间。2002年，廖伯康跟已经93岁的萧风取得联系，获得了萧先生当年报告的自留底稿。（见下图）

“萧李廖反党集团”，真相与判断 

廖伯康向中央报告大饥荒的政治后果，影响了许多人的命运。萧风在四川调查期间，曾应邀与《泸州日报》编委座谈，其间以个人的理解回应过“包产到户”的话题。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话题。消息很快传到了四川省委，直接影响到萧风的工作，“文革”期间还受到追查。 

杨尚昆和廖伯康那次谈话，在“文革”中给杨尚昆造成麻烦。1968年底，“中央文革小组”派出两个工作组，一个在北京提审杨尚昆，一个在重庆提审廖伯康，追查1962年那次谈话的问题。 

付出最大代价的是廖伯康等人。四川追查“对不起省委的事情”（向中央报告大饥荒情况），从给毛写信开始（于克书作了检讨勉强过关），直到查出“萧李廖反党集团”。其中，萧指萧泽宽，当时重庆市委组织部长；李指李止舟，市委副秘书长；廖即廖伯康。这个排序由当时3个人的职务大小得来。他们的“罪名”是：“1962年正当我国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萧李廖等人……恶毒攻击党，攻击三面红旗……” 

其中，廖伯康受到的冲击最大。他的检讨无论怎样都过不了关。他因“反对党的方针政策、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党的组织纪律”被处以“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建筑工地劳动。此后，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逃亡……20年间，备受苦难。其间，眼见不少人被折磨致死，或自杀身亡。在1949年之前的地下活动期间，廖伯康学习过如何坐监狱，这帮助了他。他在“学习班”打太极拳，不允许，就围着桌子跑。终于迎来了平反的一天。1978年第一次平反，1982年，第二次，彻底平反。1983年任重庆市委副书记，1985年，任重庆市委书记，1988年任四川省第六届政协主席。 

现在，廖伯康先生在家安享晚年，做口述历史。大饥荒是他人生最重要的阶段、最难忘的历史。“大跃进”时代有一句口号，“一年等于二十年”，“我的大跃进，三小时等于二十年”（报告四川大饥荒，跟杨尚昆谈话时间3小时）。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四川为什么比全国更悲惨，在廖伯康心里，这些问题早已梳理得清清楚楚。自然原因？廖伯康查过气象纪录，不是问题。外调粮食？廖伯康把四川和外省做过对比，四川调粮算是比较少的。结论是，政策原因，而四川比全国更左。廖伯康说：58年谎报（产量），（其他省）59年补回来了；59年谎报，60年补回来了。就四川顶得住！所以，（四川）62年还在饿死人。” 

在廖伯康的回忆录里，有两个“动人的故事”说明年轻人需要历史真相。一个是，“文革”期间，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到重庆造反，当时廖伯康已经化名“廖纯”被关押在重庆周边。革命学生找到他，带回重庆。当学生们知道他是因为捅开四川大饥荒而“犯错误”，当晚就把惟一的一张床让给他睡，他们全睡地板。 

第二个故事则有些浪漫：廖伯康和政治难友们避难北京期间，一直得到闹革命的大学生们的帮助，学生们组成了“专案组”。一位西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和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在“专案组”发生了恋情，后来结婚了。廖伯康称，“萧李廖案”是他们的红娘。 

30年后，廖伯康问这对夫妻，当时为什么那么热心帮助他们。得到的回答是：那时，他们去中央档案馆查阅过萧风、邓照明（回川调查大饥荒的一位川籍干部）写给中央的报告。他们还从邓照明的报告中，摘抄了八千字……所以，他们有自己的看法！ 

下面这段文字，是萧风报告第一页上的： 

1962年7月受中央办公厅派遣、到四川省进行调查的《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兼机关党委书记萧风写的《四川情况》中，写道：“人口，1957年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省委组织部批转各地编制时，6200万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数，以及生死相抵，共减少1200多万人，减少17％左右”。 

廖伯康 

1924年出生，重庆人。1943年至1947年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重庆、上海等地从事党的秘密革命工作。 

1962年，在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任上，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报告四川大饥荒真相，回川后受到政治打击。 

1982年获平反。1983年任重庆市委副书记，1985年，任重庆市委书记，1988年任四川省第六届政协主席。目前离休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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