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共奴的“共党给我钱”
中学陈老师说，“共产党给我钱，我就服从共产党，就不会批评反对共产党，还得拥护共产党。”这叫做“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是一种“忠于钱”的拜金主义思想，也就是“谁给我钱，我就服从谁”，共产党给我钱，我就服从共产党；国民党给我钱，我就服从国民党；美国给我钱，我就服从美国。这种人是金钱的奴隶，没有起码的是非标准，他们在中国学校为共产党唱赞歌，愚昧一代由一代的中国人。此类人高谈阔论爱国主义，鼓吹国家比个人的生命重要，还煞有介事，真是厚颜无耻。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相信爱国主义，他相信的是钞票，他是为钞票而卖艺，象妓女为钱卖身一样。他们在不断的爱国主义叫嚣中，使自己日益愚昧狭隘。陈起初不同意64镇压，后来经过学习，把邓小平的“不镇压就会分裂、内战、大流血”的话当成了自己的个人心得。脑子被洗得彻底、洗得麻木不仁！
1. 不存在“共产党给了我钱”的事实
从程序上看，不存在“共产党给了我钱”的事实。我在学校劳动，是学校财务处根据学校人事处的工资表发给我钱。财务处、人事处只是企事业单位的监督管理部门，不是党的职能部门，怎么能说是“共产党给了我钱”。严格地说，学校是个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单位，就像理发店向社会提供服务一样。因此，“学校给我钱”这一事实就像“老板给我钱”一样，是一种劳务买卖关系，不能上升为“共产党给了我钱”的吓人的政治高度。你会说，因为老板（校长）是共产党啊，所以我才说“共产党给了我钱”。按照此类逻辑，若老板是基督教徒、老板是同性恋者，我们能说“基督教（或同性恋者）给了我钱”吗？
请注意：“钱”是商业交易的手段，属于纯经济的范畴；“共产党”是一个政治组织，属于信仰、政治的范畴。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共产党又没有聚宝盆，他怎会无缘无故地给人钱？“共产党给了我钱”的说法，犯了把劳务买卖关系混同于政治信仰的错误，愚不可及。
2．我们老百姓不是共产党的奴隶
假设“共产党给我钱”成立，也不意味着我要忠于共产党，更不意味着我不能批评控诉共产党。共产党不是神，共产党也犯错误还犯罪恶，人们当然有批评控诉共产党的错误或罪恶的权利。这就象“老板发给我钱，老板违法乱纪，我这个打工者有控告的权利一样”。
也许你会说：这是“犯上作难”啊！不符合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贵贱等级秩序，按照孔子的要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儿子不能控告老子，打工者不能控告老板，老百姓不能控诉统治者——共产党，哪怕后者犯了伤天害理的滔天罪行。按照此种逻辑，1919年“54运动”就是“犯上作难”，共产党“消灭私有制”革命更是“犯上作难”。你看，共产党闹革命连地主资本家老板都随意杀害，鼓动流氓无产者造反，那可是真的动乱啊！今天共产党成了老板，就取消了“打工者控告老板”权利，真是倒退黑暗了。
一些奴隶意识严重的人胡说：“共产党给你钱，共产党养活了你，所以，你必须听从共产党。”假设“共产党给我钱”成立，给的也只是纸币，维持我们生命的物质不是纸，而是清洁的空气、甘甜的饮用水和可口的饭菜等物质，这些都是底层的工人和农民生产的。显然，养活我的不是共党，而是大自然以及工人农民等的劳动。李铁映曾说：“党养活了你们（指大学教师），你们却骂党”。可见：李铁映是一派胡言。因为全国党员交的党费还不够给党员买学习资料的。更不用说从中央到地方的五级党校（数万所）的巨额经费来源，以及全国千百万政工干部的工资、行政的天文数字开支来源；又从哪里来的钱“养活”教师？2005年11月26日的《新京报》报道，为了对女朋友展开“金钱攻势”，中央民族大学校办公室副主任、校党委组织部组织科长顾学军被认定挪用党费近28万元，获刑3年6个月。顾从2003年9月“挪用”到2005年初被发现为止，从来没有过返还行为。顾的行为已构成“侵占”，而不是“挪用”。可见，党费不过是用来党官们挥霍的。
亲共分子对自由化人士说：“你有本事就不吃共党的饭，拿共党的钱就得听共党的话……”。5毛们甚至说：“江山是共产党的，水也是共产党，你批评反对共产党，你必须滚到境外去，或者绝食绝水做伯夷。”天先生认为：商末伯夷与叔齐不食周粟而死的故事蕴涵了典型的奴才意识。他们拒绝吃“周粟”，而“周粟”二字蕴涵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奴隶制观念。在他们看来：周王“打下天下理所当然坐享天下之土”，粟乃“周”土所长，是“周粟”，所以他们因愚忠商王、不吃“周粟”而饿死，其人权遭自我践踏。按照这“周粟”逻辑，共粪们鼓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意味着国家一切资源都属党所有，人们必须听共党的话。这显然是反自由化的奴役理论。凭什么说：“粟”或“饭”就该属于统治集团所有，被统治者只能仰统治者的鼻息而仍其宰割？“粟”或“饭”本来就是劳动者生产的，理应为劳动者享用，共党并无独立的党产，其活动经费不是靠党员交纳的党费，全都是从国库即纳税人那里获得的钱，恰恰是人民养活了共党。共党“搞不服从者就得饿死”的奴役政策是彻底反人类的。这种反人类的的邪说如此深入人心说明中国人不具备人权意识。
今天，中国人应该树立纳税人意识。中学老师的钱来自于国库，国库的钱来自于纳税人。也就是说：是纳税人“养活”了老师，老师应满足形形色色的纳税人的要求，满足他们各种自由化的要求，做到学术自由、学术独立。从商业交换层面来看，不存在谁“养活”谁的问题，老师是靠出卖自己的劳务给纳税人，自己“养活”自己的。
把纳税人的钱篡改成“共党”的钱，这是愚弄中国人的骗术。纸币上虽然印有毛泽东的像，只能说明共党强奸了这张纸。纸币在离开造币厂的时候，它不是钱；只有当人们愿意用这张纸去交换自己的劳动果实的时候，这张纸才有了“钱”的功能。当人们不愿用这张纸时，它就是废纸。可以断言：人民币是以人们劳动为前提，人民不劳动，人民币就是废纸，这就是中共禁止罢工的原因。共党大量印纸币，通过纸币来掠夺人民的劳动果实，多次使自己的纸币成为废纸。美国人不会因为美元上有华盛顿的像，就说“革命党给了我钱”；台湾人也不会因为台币上有孙中山的像；就说“国民党给了我钱”；为何中国大陆人因为纸币上印有毛像，就说“共产党给了我钱”，何以堕落到做共产党奴隶而不自觉？这是因为共产党无孔不入的宣传灌输的结果；加上国人不会逻辑分析，就自然成了共党的奴隶愚民。
3．是被统治者——人民、教师养活了共党官员
孟子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白话翻译：“有君子的事务，有小人的事务。以一人的生活来说，各种工匠的制品都不可缺少，如果必须自己制作才来使用，是使天下的人疲于奔命。所以说有的人劳动心力、有的有劳动体力，劳动心力的人治理人，劳动体力的人被人治理：被人治理的人养活人，治理人的人被人养活，这是普天之下的通行的道理。”可见，是老百姓养活了当今的统治者——共产党官员，而不是共产党官员养活了老百姓。
共产党并不创造任何价值，而且又不干正事，它拿什么来给你、我工资？它不仅自身大量消耗着资源，还苛捐杂税盘剥中国的老百姓，使中国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它的一切经费全由老百姓的纳税钱来支付。我们老百姓不仅要养活政府官员还要养活和政府官员同等多的邪党官员。为了堵住政协其它党派的嘴，甚至连所有其它党派的经费也都由纳税人来买单。这样庞大的管理机构和附体的党务机构以及众多的管理人员。老百姓如何受得了？何况在中共这里，人们的劳动所得比实际应该得到的要少得多；所以大家的收入才是如此的微薄，生活水准才是如此的低下。而就这么一点可怜的收入还得说是共产党“给”的。美国人没有共产党给钱，西方人也没有共产党给钱，而人家的劳动报酬比我们要高得多。当年的东德与西德，直到现在的南韩和北韩之间的差异都是有目共睹的；中国现在无处不腐败现实，也是路人皆知的。这本来是共产党欠了我们的，可是听了这话倒是我们欠了它的，真是是非颠倒啊。
就拿台湾同胞来说吧。同样是战后60年的建设。而台湾早已列入亚洲四小龙之列，人均工资是我们的10倍。“殃视”曾播一案例。台湾一退休老师，回大陆老家福建养老，靠退休金在当地买了楼房、又雇一个年轻人专门陪伴他，一直享受到去世。死后还因为遗产打起官司。咱就说台湾一个教师靠退休金可以买房子雇保姆，这在现在中国就是做梦也想不到。如果没有共产邪党这六十年的折腾，我们的退休水平也一定不会是这么的低。
“政党私营、募捐养党”是世界通则。国外的执政党的经费是由党费、社会捐助和政府按法定的少量补助等组成，而中共所有的经费全部由国库来支付。国库的钱应当用于为全民服务，政党没有任何理由强迫人们向其提供经费支持。公民交的是国税，不是交党费。克林顿当政时，曾有国会议员追究副总统戈尔用白宫的电话和民主党党内干部讨论为党募集经费的事情。那议员就说戈尔用国家的设备办一党私事，一旦查实就要判他的罪。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任何社会团体、政党都必须向政府登记备案，都必须以自有经费来维持运转。然而中共既没有向国家政府部门申请登记，更没有在建国后以自有资金自负盈亏。1920年代中共完全靠苏共的援助来活动，1930年代则以“打土豪”的抢劫方式维持生存。新中国初期是以没收的“官僚资本”却被中共独据己有。中共90年来，基本上是以“强盗的逻辑”来生存，而非以“市场的逻辑”来发展──中共侵吞国有资产巨矣！
万官贪污不抵一党窃国，公款养党的罪恶程度超过一切经济犯罪的总和。中共各级党务部门和民主党派的活动经费主要由国家拨款；政府各部门党组织的工作经费列入单位行政经费预算。在农村，党支部的各种费用全部由村委会给予支付。在国有和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务人员的工资由企业承担，党的活动经费按年度职工工资总额5‰的比例在企业管理费中提取。党的各级专职干部的工资都是国库支付的，每次党的会议的开支都是国库拿的。这都侵犯了纳税人的权利。中共几十年如一日地吞噬公款，从来不向人民报个帐、说明一下本党的花销。自己不报告也不许他人过问。谁敢公开主张停止使用公款而改由自行募捐养党的话，谁就是共产党的仇敌。别说提停止公款养党，哪怕提一提“削减养党开支以减轻人民负担”的建议也是严重犯忌，共产党决不容忍。1980年代人大常委胡绩伟在全国人大会上曾经提出党的预算应每年交给人大来审议，后来被开除。据曹思源调查，中共经费开支中只有5%来自党费，而95%都来源于国库的财政拨款，即来自于纳税人。换句话说全国人民都用自己的财产向中共交纳了党费，这笔钱每年至少在400亿以上。
2002年，中共党员达到了6000万，党内官僚的人数，按1/10计算即600万；如果每人平均年工资 24000（月薪2000）、办公车马支出和福利每人平均每年24000（月2000）元、贪污浪费吃喝等杂费支出每人平均每年50000（月4000）元，共计约6千亿左右，为1997年中国GNP的1/10。据穆正新先生按照最为保守的方法、取最低标准测算，中共每年由纳税人公款供养的总费约为2600亿人民币，四年总花费约10400亿人民币，是美国的130倍。二者差距，判若天壤。何况中国的10400亿取的是最小的测算数字，美国的80是精确的统计数字，中国的10400亿全部是纳税人掏钱，美国的80亿是竞选人自筹，无须纳税人负担。
中国人民之所之穷困，是因为国库为党官所掌，成了党库私库；无数民脂民膏，或被公仆们装进了个人腰包，转到了境外异国，中共早已将1万多亿美元的中国国家外汇存放在“资本主义”的美国；或被大量政绩工程、面子工具、条子工程、豆腐渣王八蛋工程挥霍掉了，或拿去援助比中国人平收入高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国家“慷慨”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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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自幼 于 2012-5-15 11:07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