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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民典型张思德

害民典型张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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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在民国成立之初就宣告国家公职人员是人民的公仆中国社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蒋介石研究专家杨天石教授披露:为人民服务是蒋介石首先提出来的。1930年代蒋介石在庐山办过军官训练团,他在ffice:smarttags" />193758《暑期训练精神要旨》中要求被训练的这些人员要做到两条,第一条为国家牺牲;第二条国民党要为人民服务。而毛泽东说为人民服务的时间最早是1939年给张闻天的信中提到的,而且此信并未公开发表。这就是说,毛泽东说为人民服务也比蒋介石晚了2年!毛泽东说为人民服务是抄袭蒋介石的。蒋介石提出为人民服务后,国民党的报刊就此曾广泛报道和宣传过,并将为人民服务作为三民主义的重要内容在全国宣传实施过。如国民党主政西北的高干胡宗南在攻下延安后曾在延安城设立为人民服务处服务内容包括发放赈济、免费治病、代写书信等等。服务处挂牌那天很是热闹,因为张贴的通告说,延安城内不管男女老幼,只要来就发给救济金法币20元,或者布2尺,或者米2


身为大陆中国人,不知“为人民服务”口号者绝无仅有;知道这个口号又能享受到“为人民服务”实惠者,几稀。那些食取民脂民膏的公仆们,本该是“为人民服务”的主体,却往往像歪嘴的骡子,一蹄子能把“人民”踢出十万八千里。这固然说明他们本来就是男盗女娼的衣冠禽兽,但也从反面告戒人们,“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虽然典雅堂皇,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却不过是梦幻空花。其实共匪的“为人民服务”从诞生那天起,便是个孽种。


在国内,年龄稍长者都知道有个“老三篇”,一篇是赞扬神话人物的《愚公移山》,一篇是赞扬加拿大医生的《纪念白求恩》,还有一篇是赞扬张思德的《为人民服务》。张思德死了以后,毛泽东在追悼会上发表演说,现场演说只字未提到“为人民服务”,延安新华日报即时发表了这篇现场演说,也只字未提到“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经多次转载,每次转载均只字未提到为人民服务。最初见到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样的是1953年版的毛泽东选集,直到那时才将纪念张思德这篇演说的题目定为《为人民服务》。1960年代,迫令全国人民背诵“老三篇”。中共至今仍维持这个人造神话,捧张思德为英雄。


据官方说法,张思德1915年生于四川省仪陇县六合场(后改名为思德镇)的韩家湾的一个佃农之家12岁时就跟随父亲张行品烧木炭挣钱1933年参加红军,1935年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在中共中央军委警卫营担任通讯班班长。1937年加入中共。1943年担任毛泽东的警卫战士。1944年响应大生产号召,在延安附近的安塞县挖烧木炭所需的泥时,95,因窑洞塌方,被活埋在其中,死时年仅29岁。


有位记者专门去延安调查张思德,找到了见过张思德的当地老人。令这位记者不解的是,那窑的地方,四周举目见不到林子。老人在记者不断地质疑下,最后叹了口气说,张思德确实是烧窑窑塌而死的,但那不是炭窑,那是烧鸦片的窑。延安那个草木不生的地方哪来那么多木头烧成碳呢?为什么这种秘密任务要让中央警卫团的人去干?因为中共认识到烧制鸦片的名声确实不太好,因此参与者必须是信得过之人,即既要能保密,又要保证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不会中饱私囊。而“党性强”、“纪律性强”的中央警卫团战士是首选。事实上,除了张思德,中央警卫团很多干部、士兵都轮流参加过加工烟土的工作。这就解释了许多人对中共为何不惜派最贴身可靠的警卫团战士、而不是一介老农去烧炭的“历史性疑问”。


当年的鸦片战争,全民抗击抵御鸦片的毒害,可中共为了一己之私,就能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择手段,无恶不作的制毒贩毒。张思德遭恶报短命后,毛泽东要亲自跳出来肯定邪党的鸦片事业,压制对鸦片生产有异议的一些有良心的党内势力。所以,194498,即张思德死后3天,中央直属机关在延安凤凰山脚枣园操场上举行了约千人的送葬仪式,毛亲笔写了“送鬼词”。下午1时以后,毛上了祭台,演讲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


毛泽东居然敢把一个毒品加工者张思德伪装赞美成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英雄。从此“为人民服务”便成了共产党人金光闪闪的金字招牌,60年来念念不忘的政治口号。然而众所周知,共军在此之前死者甚众,普通干部战士的命轻如草芥就不必说了,冠冕崔巍的就有博古、叶挺、左权、关向应,以及毛泽民等等。为何对衮衮大员的死处之泰然,独对一个小战士情有独锺呢?原来,博古、叶挺死于飞机失事,左权死于战场,关向应死于病床,毛泽民死于国民党的牢房,而张思德则死于制毒第一线。对共党制毒贩毒,党内始终存在不同的意见,毛是要借张思德之死告诉人们:一个人、一个政党的行为不管多么卑鄙、多么无耻,只要动机是为党的,就是高尚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在中共的词汇里,“人民的利益”实质上只是“中共利益”的代名词,所以,为了共产党的利益而烧制鸦片的张思德,就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中共的无耻流氓嘴脸穷尽天下的语言也难以形容。


被毛泽东高调纪念的张思德正是为中共可耻罪恶的私利而死的,不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不是人民的勤务员,而是一个制毒的罪犯,他的死不是比泰山还要重,而是比鸿毛还要轻的!制作鸦片毒药的张思德,怎么能说他是个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呢?这不完全是颠倒黑白吗?毛此番讲话正值抗日战争最后阶段,要老百姓当炮灰,就说为人民而死,死得其所,那大跃进被活活饿死的5千多万人又死得其所吗?连个炊事员,只要他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就要给他开追悼会,那开创中国经济改革的先锋赵紫阳去世,为什么起初还不许开追悼会呢?人都死了还要在追悼会上数落其“错误”,那是开审判会还是追悼会呢?


鸦片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敢冒违反民族主义之大不韪而大片种植鸦片,确实需要点党性。因为极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输往境外赚取经费。


任弼时,原名二南,1904年出生在湖南湘阴县,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鸦片专员;19501025,任弼时突患脑溢血,27日死于北京。毛泽东为继续肯定鸦片在中共罪恶史上的作用,参加了匪党掌权后的第一个葬礼——任弼时葬礼, 毛泽东亲自扶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最高领袖为之执绋。目的是向所属党徒表示,种鸦片的待遇是最高的,鸦片的事就盖棺论定了。邪党是不分对与错的,只有“邪”!中共新领导人继续在欺骗的传统下扩展着罪恶,在任弼时生日100周年时发表讲话,称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毫无人性的邪恶啊!


几个共党的下级军官别出心裁地提出了所谓的“超限战”新型战争模型理论,提醒它们的主子江泽民,在共党面临灭亡的紧要关头,不惜采用贩毒、绑架、栽赃暗杀等各种流氓手段来维持其政权。这几个共党小丑,连自己祖宗的贩毒史都没弄清楚,就来个“超限战”,共党的祖宗早在延安时期就打的是“超限战”、贩毒战了并且这套做法输出给缅甸共产党了。不难看出共产党的祖宗到孙子,骨髓里往外冒的都是整人害人的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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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毒贩毒的邪党
当国人在义愤填膺谴责英国人用鸦片毒害中国人的时候,他们忘了中共却在延安种植贩卖鸦片。那个骂“鸦片战争”骂得最起劲的中国共产党,原来自己在革命圣地延安就是靠种植和贩卖鸦片发财致富起家的。更加荒唐的是,他们的鸦片不是卖给洋人,而是卖给自己的同胞。延安每年生产120万两鸦片,鸦片生产出来之后,由邓发、李克农和康生他们领导的社会部转运出去贩卖;八路军的115、120、129三个师的主要战斗任务不是打日本人,而是和沦陷区的日军做鸦片生意,毛泽东私下里把中共的抗日战争叫作“革命的鸦片战争”。在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第26章“革命的鸦片战争”中也证实了这段历史。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生存发展主要依靠国民政府拨付给共军军饷以及海内外的捐款。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同意红军按4.5万人编制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1937-1940年这4年内,国民政府供给延安军费共计1600.54万元;加上由于延安政治地位的合法化,国内外人士对延安的捐款与日俱增,4年内延安共收到捐款812.51万元。这两笔收入合计2413.05元(两千余万是什么概念呢?在1943年的大生产运动中,厉行节约的延安党政军民学各机关全年开支共计为60余万元)。1940年2月,斯大林把援助规格定在每月30万美金上,相当于今天的4500-5000万美金一年。1937-1940年,边区财政收入中外援所占比例分别为77.2%、51.69%、85.79%、70.5%。除此之外,边区还有盐税、田税、工矿商农公营企业利润、罚没款、土地征收等,还有某些至今仍有争论的土特产贸易收入。其中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公粮数字直线上升。头五年的官方数字是这样的:1937年13859担;1938年15972担;1939年52250担;1940年97354担;1941年200000担;1939年的急剧增长,是因为那年毛泽东开始大规模扩展军队和根据地,需要钱粮。征粮常常靠强制与暴力,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6月21日的日记提道,征粮有“逼死人”的。谢觉哉地位既高,跟毛又是几十年的老关系,所以胆敢一直记日记。1940年天灾歉收闹饥荒,公粮仍增加了近一倍。1941年,收成减少两三成,可是公粮却再次翻一番。当地人怨声载道,一天雷雨中某县长被雷电击毙,一位农民就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毛声称他了解到农民的反感后,决定减征公粮。事实恰恰相反。那个雷雨天和农民的诅咒发生在1941年6月3日,而四个月之后的10月15日,毛的政府宣布了史无前例的高额公粮。也就是说,毛得知农民的怒气后反而加倍向他们征收,甚至还添上一项新的税收:公草税,即马料。一个“装疯的人”冲过来打毛泽东,“原因即那年公粮负担重。”他没有提到其他悄悄流传的故事,其中之一说一个农民买了张毛的肖像,把像上的眼睛挖出来。审问他时,他说:“毛主席不长眼睛。”真实的公粮数字此后不再公开。 中共宣传说共区的税收比国民党地区低得多。可谢觉哉在1944年2月24日的日记里写道:边区的农业税跟国民党地区比并不轻,有的人“交公粮后没得吃,所交公粮之数几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粮相等”,“如白玉宾全家四口,收粗粮五大石,须出公粮四十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实际收的粮不够交公粮”。
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中共担心苏联不能继续资助他,便是找了个新的收入来源:种鸦片。几个星期不到,延安就买了大量鸦片种子。第二年,大规模的种植鸦片开始。在小范围内,中共把此举称为“革命的鸦片战争”。中共掌权后,这件事在历史中消失了。当张戎女士问毛泽东的秘书师哲时,他先说:“这个东西传出去,对我们共产党很不利的。”接着承认说:“是有这个事情。”“鸦片周围种了很多粮食,是高粱,鸦片种在中间。”
那时,贩卖土特产的收入要占到边区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个别时候要占到2/3左右。1943年2月9日,毛电告周恩来:“边区财政难关已度过,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5亿以上 (合法币2.5亿以上)。”这个数字6倍于陕甘宁边区1942年的政府预算7900万元。据苏联人1943年估算,中共卖了44760公斤鸦片,价值24亿法币(相当于今天6.4亿美金)。到1944年,用秘书长谢觉哉的话说,中共很“富”了,而这“无疑是由特货”来的。南汉宸因扭转边区财政状况,“功”不可没,而得到老毛的特别器重。一次江青见到南汉宸夫人王友兰,曾拍着她的肩膀,竖起了大拇指说:“你的爱人真行,毛主席夸奖他,说他是这个!”建国以后,南汉宸因有此救党大功,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
毛一面储备巨额财富,一面不放过机会搜括人民。1943年6月,他称蒋介石军队要打延安,要陕甘宁边区人民“自愿捐献”柴火、菜蔬、猪羊、存款,还有他们终生的积蓄:一点点金子。贫困给陕甘宁边区带来高死亡率。谢觉哉1944年10月12日的日记写道,延安市“一年生183,死224”; 志丹县“今年上半年出生率3%,死亡率14%”,死亡率是出生率的5倍。至于原因,谢说是:“衣食住均薄”,“怕豹吃牲口,人畜同居”。生了病又“没医生”。财政部长李富春1944年11月说边区是“财旺,人不旺(疫病流行、人畜死亡率仍高)”。
人们熟知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有所不知的是陕甘宁边区毫不逊色。据谢觉哉日记,1944年跟中共初来的1937年比,盐涨了2131倍,清油2250倍,棉花6750倍,火柴25000倍。1942年6月2日《解放日报》一篇文章,标题是“娶不起老婆”。里面说:过去娶老婆费钱是几十元至一、二百元,现在花数万元边币才能娶到个寡妇。中共在抗战中的政策是“减租减息”,但陕甘宁边区高利贷盛行。原因是政府发放的贷款太少,要靠私人贷款来弥补,利率“听任民间自行处理”。谢觉哉1944年10月16日记载:“一般放帐利率,去年月息为30-50%。”更可怕的还有“每集(五天)每万元出利1500-2000元”,即5天之后就涨15-20%。为了筹款而被迫卖青的农民,有时要价只相当于收获时粮价的5%。
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对此有详细的描述。《延安日记》里曾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柴陵,远在后方的120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120万两的鸦片……”1942年8月,另一莫斯科驻延安的代表尤任打麻将时直截了当地问毛:“现在甚至连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机关也在公开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老毛没有吭声,一旁的邓发代毛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当时在场的任弼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延安日记》还说到:1944年4月28日这天,彼得的日记写道:“外国记者即将来访。毛看到机会来了,想借此同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他推想,记者们会造舆论,而政界人士就会着手认真办事。不料,中共领导在这件事情上遇到困难了。……大片土地都种上了罂粟,这是件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丢脸的事情……怎么能掩盖得了……著名的359旅被派往该旅驻地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地的道路两旁,去铲除罂粟。第一旅也同样在干这个差事。”
彼得去前线,发现贺龙部队的军官们不是打牌消磨时光,就是贩卖鸦片做生意、逛窑子,他们与日本人和平相处,晃晃悠悠,八路军的政治教育不是抗日,而是保存实力,给日本人让出更多的地方,消灭国民党的军队。中共的这种叛卖行为,使他们的同类都感到愤慨。
下面的几段均摘自《延安日记》:“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由部队来做来管。贺龙的120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此外,彼得还写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从彼得的日记来看,鸦片的种植地区除了陕北外,晋西北也是个很重要的产区,主要还是因为这些根据地比较偏僻,日本人也来打扰得少,便于进行秘密、成规模的生产。在《第120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中写到:“留守兵团驻各地的部队……积极开展贸易工作,主要输出一些食盐和一些土产,输入棉花、布匹、药品和一些自己不能制造的日用品。”这里的“土产”即鸦片。
谢觉哉1943年6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拟给各分区各县(市)政府禁绝吃烟指示”。以下是指示:各乡(市)政府接到此指示一个月内,把境内烟民,分别瘾的大小,年龄大小,禁绝期限,彻底清查一次。一般规定:三十岁以下的限三个月戒绝;四十岁以下限五个月戒绝;六十岁以下的限十月戒绝。衰老有病的,可酌量延长,但至多不得超过一年半。登记时要把烟民找来,当面说定戒绝期和逐步戒绝的方法。乡(市)政府应随时检查或委托行政村(或关坊)主任、自然村长(或街巷长)检查。不可于登记后就听其自流。烟民隐匿不肯报的,逾期未戒的,戒后又复吃的,查出后送司法机关罚办……各级政府应将办理戒烟事宜——烟民多少、戒的情形随时逐级向上报告。今年总结工作时,戒烟工作是各级政府考核成绩之一(《谢觉哉日记》,485-486页)。从谢觉哉语“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印证了共匪区的烟民吃的鸦片就来自解放区的“内销”。《谢觉哉日记》把鸦片称为“特货”。下面摘录几条关于“特货”的情况:1)“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1944年1月18日)。从这里可以看出,仅“特货”一项的收入就足够边区政府的支出开销了。2)“特货多边币少,将来不得了”(边币收回,特货跌价,买特贷的不得了)”(1944年3月12日,“特货”之多,都到了跌价的地步)。3)“领导机关发动一件事,必须十分考虑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1944年3月14日,“特货内销”该不是指就地卖给当地群众吧?难怪会出大乱子)。4)“据调查边区内存的法币不下二万万元,无疑是由特货补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余来的”(1944年4月9日,出售“特货”的收入减去购货开支,还有大量顺差,竟不下两亿元)。从谢老日记中的上述记载中不难看出,“特货”的经营几乎是边区唯一的大宗收入来源,且使得贫瘠的边区得以扭“亏”为“盈”,是共军在八年抗战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谢老的日记里还记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退伍军人,用其积蓄买了几两“特货”,准备外出出售,结果在关卡被查扣没收,于是“变穷了”,一贫如洗,回来后向边区有关政府部门要求经济补助。从这一事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1“特货”交易的确是赚钱的买卖,当时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并非个别;2“特货”不允许私人交易,而是“公家”的专利,这点和彼得日记中的描述也是一致的。
西安报纸上有一个很详细的调查报告,指出陕甘宁边区那年种鸦片的地有3万英亩。鸦片的主要种植地跟国民党将军邓宝珊的管辖地接壤。邓将军是中共的“老朋友”,他不时造访延安,还把黄河上的两个要紧的渡口拱手交给中共,使延安跟其他根据地的来往畅通无阻。邓将军本人也种鸦片,号称“鸦片大王”。他跟毛互相开方便之门。蒋介石曾考虑让邓将军换防,毛一听说就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要蒋停止调动,否则他要“用武力”,把调来的部队“消灭之”。蒋只得打消换防的念头。毛对邓将军的感谢从他在“七大”上的讲话中可见一斑,他两次特地提到邓,一次与马克思并举,引得苏联驻延安代表彼得发问:“邓宝珊到底是个什么人哪?毛泽东居然把他跟马克思相提并论!”但毛并不信任他的这位恩人。
邓宝珊是老同盟会员、国军上将,在傅作义“北平起义”中间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1949年后,邓宝珊曾任甘肃省长,当他提出想出国看看时,却未能如愿。大跃进时,甘肃饿死了100多万人,死亡率10%。1960年,毛泽东收到邓呈送的物品:用油渣和榆树皮粉糅合而成的食物,这是当时甘肃人赖以生存的食物。此举受到了省委的埋怨攻击,邓宝珊却说:“我个人的进退荣辱不是大事,群众吃饭问题要紧”。文革中,邓受迫害自杀。
当年边区种大烟的秘事也曾得到当地农民的证实,当人们询问一些上了年纪的陕北老农时,得到的回答是:“那是共产党让种的咧。”鉴于鸦片的销售对像主要是国统区,不能不引起国府各有关官员的注意。下面是从国民政府挡案中摘录的一部分有关记载目录概要:1940年10月29日,朱家骅、徐恩曾报告:山西共党合作社公然售卖鸦片等。1941年7月16日,第42军军长杨德亮报告:中共迫商人贩卖烟土。1942年7月12日,财政部公债司抄送中共于陇东摊派公债、贩运毒品等情报函;7月21日,傅作义(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报告:中共以种鸦片筹饷为由,拒绝国军派队巡查;7月28日,中央文化驿站榆林分站主任王廷龄报告:共党在晋西北广种鸦片情形;9月18日,朱绍良(第8战区司令长官)报告,中共在陕甘擅征盐税及禁止法币流通与倾销鸦片;10月2日,42军军长杨德亮报告:中共关中分区以鸦片抵发薪饷,每人二两;10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于陇东推销鸦片,以庆阳之驿马关及合水之西华池为中心,分设土膏店;12月4日,傅作义报告:中共与日军进行交易的情形。1943年12月18日,朱绍良报告:中共当前运销鸦片及强迫人民种植情形。1944年3月25日,傅作义报告:中共令积极推销烟土;4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于合水西华池设烟土公司,大量倾销鸦片;中共在绥德广种鸦片,并公开出售;10月18日,河南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刘茂恩报告:中共在豫鄂皖边区强迫人民种植鸦片。1945年5月30日,顾祝同(第3战区司令长官)报告:中共于浙西擅设出口税局并大量种植鸦片。
其实,在中共的所谓的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鸦片贸易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翻开共党党史,无论在红军的大逃亡中,还是在所谓的“延安革命圣地”,进而到国共内战时期,中共都是依靠生产贩卖鸦片而筹集资金,死里逃生的。
1950-60年代一首歌颂大生产运动,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的歌曲《南泥湾》因此脍炙人囗,而使南泥湾精神深入人心,还成为八路军359旅旅长王震的最大政治资本。中共在延安时期为经济自救,曾在南泥湾地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南泥湾的产量,1939年收获粮食38.85万公斤;1940年收获粮食36万公斤。每年收获的这点粮食大概仅够留守兵团自己自给一个半月。实际上南泥湾开荒,种的就是鸦片。延安的鸦片生产是毛亲自过问,由鸦片专员任弼时领导,359旅的旅长王震具体布署实施生产。1942年秋天,国际上组织了记者等调查团去延安了解真实情况,这消息通过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很快传到延安。中共知道后立即采取紧接措施:一是把种在显眼地方的罂粟连夜翻耕,南泥湾就是其中之一。王震确实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翻耕”,并补种庄稼的“战斗”任务、另一方面是命一帮御用文人立即编写歌颂大生产运动的歌,并连夜教一些干部、群众在田边地头唱起来。不几日“大生产啊,赫嘿!”“大鲤鱼啊满池塘”的歌声已到处传诵。在国际调查组到达以前,一切都已编排、演习完成。所以这些洋人一到“解放区”观察,个个都写颂扬的文章,有的甚至由此倾向马克思主义,倾向共党,成了后来美国“麦卡西主义”审查的主要对象。
有关王震的359旅在南泥湾种鸦片的真相早已在海外就有不少报导。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的《延安日记》、陈永发教授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美国学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都有经考证后的详细记载。近来越来越多的材料揭示出中共高层在抗战期间,假抗日真夺权的庐山真面目。所以这首“花篮的花儿香”的歌,应改为“花篮里罂粟花儿香”才对。
一位陕北老干部当年是刘志丹的部下,谈到陕西地区毒祸猖獗的问题,这位老干部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陕西地区的烟毒泛滥,正是当年抗战时期种下的祸根。他说,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他被派到山西参与掌管一个抗日根据地的财政。1941年该根据地因为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不得不向延安方面告急。延安方面答应得非常痛快,没几天便派一支部队护送一批毛驴和骡子驮运物资到了山西。山西方面验货时才发现,除了几百件延安生产的土布军装外,还有几百斤大烟土。押运人员还带去了陈云的亲笔信,那信要求山西方面用这批烟土向当地国民党军队或日伪占领区换取必需的军事物资和生活物资。
这位老干部讲到此处,问访问者晓庄是否会唱那首著名的《南泥湾》,然后又愤愤地说:“什么‘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说到处是大烟还差不多!”原来,这位老干部当时因为对贩卖大烟想不通,便被抽调回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受训。根据边学习、边生产的原则,受训期间前往南泥湾,与王震的359旅一同开荒种地。粮食确实种了一些,但好一点的地都被用来种了鸦片。而且,王震的359旅还专门雇来工匠,把收获的鸦片加工成烟土,然后交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集中保管,随时运往山西、河北等地,无论是国民党军守备区还是日伪占领区,谁给钱就卖给谁。事实上,因为日伪占领区很难进入,所以绝大部份边区烟土都被卖到国民党守备区,部份卖到民间,部份直接卖给国民党军队。
这位老干部说,他本人没有参加过长征。他在抗大受训时仍然表现出对我党作贩毒生意的无法理解,一些参加过长征的干部笑他“少见多怪”。那些长征干部还夸口说:“当年如果我们手里没有大烟土,早就饿死困死在长征路上了。”早在江西时期,共军就经常将黄金、烟土这些体小易藏而价值大的东西作为地下活动的经费。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披露,长征大逃亡中,中共一路上都是把大烟土(即鸦片)当现金使用,随时用烟土与所经之地的老百姓或国民党地方军队交换生活物资或枪炮弹药。不少红军士兵在回忆录中写到,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
林彪的鸦片瘾来源于延安。据说林彪的鸦片瘾就是在延安时染上的,当时林彪被“友军”误伤后,枪伤未好,又拉肚子,整日愁眉苦脸。有一天,大医官傅连璋派人从王震的南泥湾那里,拿回一些鸦片大烟土让他抽,说是可以提神、治枪伤、止拉肚,林彪便弄一些烟膏擦在上面抽,过后便说很管用,从那时起,林彪便渐渐成了一个瘾君子。知情的干部对种鸦片感到不安,高岗称“宁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毛针对他们讲了一次话。谢觉哉1945年1月15日记道:“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种某物(不种度不过难关)”。这样看来,中共只犯过两个错,两个都犯得有理。21世纪,陕西地区的鸦片毒品泛滥,当地民众介绍,这正是当年共产党盘踞陕北时种下的祸根。
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说,他几年前曾亲到延安的南泥湾实地考察过,“据当地政府官员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的鸦片,只有少部份地种了粮食,《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的过程中被活埋在窑洞里面的。”这些事情在中共内部文献中也有记载;但中共却欺骗了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把南泥湾种鸦片说成是种庄稼养牛羊,而炼鸦片的张思德则被说成是烧木炭。蒋介石说:“中共在陕甘宁特区之内,指使农民种植罂粟。至成熟时,中共派人收取烟土。依土地的肥瘠,或与农户三七分,或与农户四六分。其农民保留的三成或四成,仍由中共定价收购,鸦片倾销所得的法币,一部分用作他“特区”擅自私发伪钞的准备金;一部分就地拨充其对自由区渗透颠覆与组织宣传的经费。”
网络上还查得1945年7月中共冀鲁豫边区第六专区(又称水东专区,因地处新黄河以东)所辖淮太西县(淮太西县系河南之淮阳、太康、西华三县之一部划编而成)允许鸦片烟合法经营,征收鸦片烟土税的文件《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那时的烟土税按售价的15%征收。与国民党禁止种植鸦片以及交易的政策相比,中共则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残害民众,可见中共满口的“为人民服务”不过是谎言而已。
东北共区的鸦片种殖。在1993年8月黑龙江省伊春县政协出版的《伊春文史资料》第8辑,有原东北行政委员会直属元兴商店稽查员王锡富的口述回忆。元兴商店的主要商品就是烟土,当时王锡富的复查员工作,主要就是确定每亩烟的生产产量,收割后再复查农民是否上缴了预定数量,否则由中共士兵前去搜查,当时有一位妇女还被逼得上吊死了。
王锡富原来在东北政委会辽东办事处工作,1947年5月他被分配到元兴商店。他回忆道:“1947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在临江、长白、扶松、蒙江(今靖宇)等四县大量播种罂粟,直接由元兴商店经营管理,由总店负责组织领导。”“1947年播种后的大烟长势良好,翻身的农民都说‘共产党有福,八路军走运。过去种大烟从来没有像今年长的这么好’”。王锡富谈到:烟农一般称罂粟主干上长出Y形分叉,叉顶各长出烟桃为“烟王”。在他的记忆中四县的生产曾出现过两次,烟农发现烟王,必需用红带系住(很像挖人参的风俗)。烟王不能割浆,若任烟王自然干枯,这块地里的烟就能割到深秋。据王锡富的说法,这点已经科学检查证明。割烟时烟户要雇用很多任务人,大家都喜欢用大姑娘或小媳妇,据说这能多出烟浆。烟户对雇用人严格监视,但雇用人偷烟也很常见:“偷烟的主要方法有,头上包有毛巾,防烈日,蛟叮和擦汗,恰恰就将烟浆涂抹在毛巾上,收工回家洗后再熬成烟土。也有往来夹肢里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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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么?一直都是不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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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烧”鸦片到当时在延安的美军考察团的回忆都能印证张思德是不是“熬”鸦片死的。

好期待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们开发出张思德烧鸦片而死的3.0版本出来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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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列举的文献就是证据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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