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

https://cmule.com/viewthread.php?tid=359850

 

“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是反动口号

在大陆中国，统一思想已简化为一个公式：“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谁代表党中央就同谁保持一致。今天的胡锦涛又搬出了这一法宝。“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是一个统一思想、控制国人思想、扼杀基本人权的奴隶制口号，它违反普世价值——自由原则。中共可以要求共产党员在政治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可以要求共产党员在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强求思想上的一致，就是在行动一致之外不许发表不同意见、不许保留不同意见，违背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言论自由的精神。这就破坏党内不同派系的政见竞争。

中共要求全国人民“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更是无理，这等于是否定了“人民为大”的“人民主权原则”。毛泽东说过：“我们必须相信党”，也就是说不能怀疑党（魁），更不能反党！这就神化了党魁。毛又说：“党是领导一切的”；莫非连人民对它的批评监督也要受其领导吗？“你们可以批评我，但必须根据我的指示来批评；你们可以撤换我，但必须经过我的批准”。这说得通的吗？现代政治的精髓就是不同见解的争辩，要争辩就必须有对立的另一方。一个政党若是独揽一切权力，只跟自己对话，这个政党就一定是霸权主义的，也就是专制主义的政党。1982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即：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所有的党派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或工具！公仆服从主人是普世公理；所以，党应服从人民，而不是相反。党要忠于人民，而不是人民忠于党；党要接受人民的监督，而不是人民受党的监督；党要与人民保持一致，而不是人民与党保持一致。

曹思源说：要求全国人民“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是反动的！我雇一个佣人，难道我天天要与佣人保持一致吗？哪有主人服从仆人、与仆人保持一致的道理？可在文革中，有一句响彻云霄的口号：“一切学习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最后是“一切为了毛主席”。“一切为了毛主席”就颠倒了主仆关系。毛主席应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如果亿万人民一切都为了毛，毛主席不就成了主人了吗？人民反倒成了仆人了？这样一条颠倒主仆关系的反动口号在中国居然流行十多年之久！

李洪林说过，“不是人民应该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应该忠于人民。不是领袖缔造了党，而是党产生了领袖，领袖是可以批评的，批评领袖不是反党。”当领导者要求被领导者效忠，国家就已不再是共和；当国民效忠领袖，就失去了自由表达的权力！一个要人民效忠的领袖，绝对不是为人民服务的领袖！他已经成了人民的奴隶主。

请注意：民主社会要求执政党跟大多数公民保持一致，而不是公民与党保持一致。

民主意味着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高于一切，政府必须民选，总统必须人民授权。人民享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自由，监督政府和执政党。例如美国人民监督政府，是通过出版自由来体现各界群众的意的。美国没有官方通讯社、官方报纸，除了一个对外广播的“美国之音”是官办，没有对国内宣传教化的官办电台和电视台，在州和地方也是如此。两大政党没有自己的机关报和电台、电视台。没有控制舆论、审查书报的机关和制度。舆论导向不是在官方，而是在民间，不是官导民，而是民导官。总统、国务卿放下身段向民间问计，了解老百姓的意见和要求，调整施政方向，改善政府的工作。不是人民必须同执政党和政府保持一致，而是执政党和政府必须同主流民意保持一致。

任何民主国家都尊重思想的自由，都不允许把某种思想、某种主义、某种理论以法律规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即国家意识。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在400多年前就写道：“国家无权告诉人民应该想什么。”搞国家意识只能造成人类思想的僵化和萎缩，所以宪法中不能有国家意识形态的规定。宪法可以对人类危害极大的一些思想的禁止，如鼓吹战争和种族灭绝的法西斯主义、反人权思想、专制独裁思想、反对思想自由的思想等。

帕斯卡尔说：“人的最大尊严是思想，人最大的欢乐也是思想”。黑格尔说：“人之所以比禽兽高尚的地方，在于他有思想”。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就是说一个不能自由思考的人不配称人！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说，“思想自由是人固有的权利，人可以放弃一切，唯独思想自由的权利不能放弃；压制人的信仰、观念或言论是侮辱人的尊严否定人的本性”。因此，人最大的耻辱莫过于思想的权利被剥夺，人最大的痛苦也莫过于思想被压制。

思想的天性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即思想绝对自由，爱想啥就想啥。人是思想的动物，思想自由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权利。思想自由就是指个人有权坚持自己的“错误”信念的权利——个人有权犯“错误”，有权坚持“错误”，有权拒绝被大多数人视为“真理”的思想；这是他自己的事，别人无权干预。他信奉一个上帝也好，许多个上帝也好，或根本不信上帝也好，只要不触犯别人的生命、财产，他就是无辜的（杰斐逊）。所以，思想自由的实质就在于当权者不同意、不赞成、不接受的思想能得到自由表达。

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是世界各国人民公认的最基本的天赋人权，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相信或反对某种主义（或神学）的自由。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ffice:smarttags" />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又重申了此条款。

1949年前，中共治下的各地区的人权约法中，如《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产条例》和《晋西北保障人权条例》，均规定人民有“思想、信仰之自由”。在1949年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1954年毛泽东主持修订宪法的时候，将中国人天生应该有而且《共同纲领》特意写明的思想自由权取消了。毛却规定，马列主义指导中国人民的思想。这就使宪法成了无用之物。这意味着，中共官僚集团用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专制权力，迫使每个中国人都把马列主义视为最高真理，并无条件服从马列的精神统治，中国人民由此丧失思想自由的权利。

1975年、1978年的宪法第2条规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种把一种意识形态搞成了国教，同法西斯分子宣扬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毫无二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马列主义的精神奴隶。当局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系统，旨在影响、操纵人们的思维、语言，控制人们对某一个问题怎样想、怎样说。没人能回避这种语言，一位西方学者说：“一个人一旦接受意识形态的语言，他的精神世界和尊严便随之遭到劫持，无论他怎样不明不白地开始使用官方词汇，他已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他已经和魔鬼签字画押。”接受这种语言的过程，就是被集权统治征服，最后沦为马列思想奴隶的过程。在文化的意义上，中共是一个对中国人民实行精神和政治奴役的外来政权。中共对中国的统治，是中国沦为马列主义精神和文化殖民地的过程；中共官僚集团不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实施绝对精神统治的政治代理人。在中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专制之下，中国人实质上处于精神和文化的亡国奴的地位。

独裁者严禁思想言论自由。毛泽东认为：你有言论自由，我也有限制言论自由的自由；有了你的言论自由，就没有了我限制言论自由的自由；有了我限制言论自由的自由，就没有你的言论自由。毛在这里违背了“他人同等自由”的平等原则。言论自由的前提就是坚决否认任何人具有“限制言论自由的自由”。统一思想、剥夺人们思想自由，总能说出某些歪理。毛提出：“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当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因为是“错误的思想”和“毒草”，所以必须剥夺思想自由。这种理由能否成立？

第一，判断“错误的思想”和“毒草”的标准是什么？无非是当权者的思想。以当权者的思想取舍一切正是压制思想自由的原因；某些思想被宣布为“错误的思想”和“毒草”，已经是思想不自由的结果。

第二，谁有权力进行“批判”？不是因为有了“错误的思想”和“毒草”才引出“批判”，而是有了“批判”的权力才寻找出“错误的思想”和“毒草”。“批判”盛行也是压制思想自由的原因，从批判者产生了被批判者。思想和思想的交锋是平等的；通过平等的思想交锋，并经实践的检验，才能发现真理、证明真理。而所谓“批判”，批判者和被批判者是不平等的，是预先区分了真理和谬误、革命和反动而进行思想审判，不是思想交锋。

第三，压制思想自由是否必要？任何思想都不可能构成对他人的损害。反动思想不过是主观精神状态的表达，反动行为才能造成客观的危害他人的结果。纪律和法律惩罚的对象都是行为，不是思想；惩罚思想倒是反动的。即使思想需要惩罚，也只能限于思想，不能及于人身。为了惩罚思想而侵害人身，不是搞错对象了吗？之所以将对思想的惩罚转移到人身，因为对思想无法惩罚；针对无法惩罚的对象施加惩罚，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64后邓小平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邓强调要向人民灌输官方的意识形态。江泽民说：“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思想是最逍遥、无拘无束的，怎么领导的了？并且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想法，每个人的想法每时每刻还都不尽一样，如何统一得了？人类思想信念本来是一个最为丰富多彩、五彩缤纷的领域，为什么要让这个领域只有一种意见、一种声音呢？民主的前提是承认思想的不统一；实行民主的结果是保证行动的统一而允许思想的不统一。强求思想的统一，侵犯了发表不同意见、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是对民主基础的破坏。凡是进行言论管制、思想垄断的地方，根本就不可能实行民主。

中国民间误认为人文知识分子不同于理工知识分子，只能坐而论道、扰乱思想统一误国误民。错误思想之为害，远逊于对“错误思想”的围剿造成的道德良心泯灭之为害。扼杀思想自由的罪过正是来自“统一思想”的努力，这必然造成谎言大流行。正因为人们有不同的思想，人类社会才有活力。唯有思想的自由开放，才能有健康发展的国家。人类能揖别自然经济和冷兵器时代发展到今天，正是思想解放的结果。统一思想才能富国强兵的想法已经过时而且幼稚可笑。事实证明，当社会大多数成员万众一心地对少数人群进行斗争时，当社会出现“一边倒”、“舆论一律”的时候，往往是思想贫乏、语言单调的时候，因而也是人人自危、最无生机的时候。如果一个社会的思想完全统一了，全都是用“一种思想、一个脑袋”来思考问题。那么，这个社会，只能是一个蠢猪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一个发疯全民族遭殃”的社会。一个蠢猪的国家和民族，有什么希望和前途！

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必须在思想、文化、政治领域确立公平的自由竞争的原则与制度；抛弃党永远当领导的特权思想，抛弃马劣主义永远指导人民的特权思想。

 

[ 本帖最后由 自幼 于 2012-4-25 13:54 编辑 ]

自幼

中共在境外的恐怖活动
一、中共香港“暴力团伙”烧杀炸闹，无恶不作
“武斗”已成为一种共产党传统，他们相信“始皇帝”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更相信“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真理”；他们认同中共的革命暴力理论，要打倒阶级敌人，要埋葬资本主义，只有诉之于暴力，否则就不叫“革命”。中共政权本身，从建党那天开始不论对内对外，都以暴力为最高诉求，尤其是大陆沦共后更把暴力武斗向外扩展，祸延平民。撇开中共在延安时代与在苏区境内的历史性暴行不说，单就它掌管中国大陆那天开始，就在国内城乡和知识界连续地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镇压运动。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统计，从1949年到1957年，被中共屠杀的中国人总数有5700万，死亡人数超过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若加上被饿杀5千万冤魂，毛泽东及其共匪黑帮消灭了一亿多中国人。
中共不但在中国大陆屠杀同胞，同时把暴力输出到海外的自由国家与地区，首当其冲的是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香港，然后是1980年代至今的美国。
先说香港。1949年大陆沦共后的两年间，数以百万计大陆同胞逃到香港定居，或者经过香港借路转去台湾及欧美、纽澳、日韩、越柬，其中以香港收容的难民最多，高达200多万人。这些逃避共产灾难抵达香港的人中，有7000多人是国军的伤残人员，他们断手断脚、扶老携幼抵达香港，港英政府基于人道理由，只好接受他们，把他们安置在东华医院与广华医院，有一部分则散布在中环的花园广场靠乞讨维持生活。港英政府为了市容观瞻，只好把他们送到摩星岭一带，替他们盖搭了几百个三角棚当作暂时难民营，每天供应两餐饭，让他们安定下来。港府的人道措施遭到中共强烈反对，他们说这些难民是流寇，基于毛泽东穷寇必追的理论，港府应该把他们遣返回中国大陆，由“党和人民”清算斗争后处决。
英国政府虽百般讨好中共，并首先承认中共政权代表中国，但却不敢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这七千多名伤残国军残余才可以苟活下来。中共方面当然不会甘休，故意派出他们的爪牙到摩星岭一带跳秧歌舞，爪牙中甚至有人身怀枪械，当摩星岭难民跑出来指责跳秧歌舞的中共爪牙时，混在人群中的共特便掏出枪械向难民射击，并高叫杀死反动派，幸港英政府派出军警弹压，才把事情平息下来，但对香港社会已产生严重影响。
所有逃到香港的人都忧心忡忡，为了安定社会，港英政府乃于1950年6月25、26日，以两天时间，把7719人用木船载运送到偏僻的将军澳海湾附近的一座荒山。这座荒山当地人叫做“吊颈岭”，原因是1940年代一名英国商人在这座荒山开了一家面粉工厂，因生意失败导致工厂倒闭，该英国商人乃在荒山的厂房内上吊自杀死亡，从此荒山就不再有人迹，港英政府把难民安顿此处后，把“吊颈岭”改名为“调景岭”。香港中华厂商会会长高卓雄及若干善长仁翁发起成立“港九各界救济调景岭难民委员会”，在调景岭一个填海出来的大坪附近山坡，搭建了1200个A字棚、30座葵棚、30栋木屋，让7000多难民有容身之地，同时每天发给两餐饭菜。但来自中国大陆的难民不绝，他们知道有一个收容难民的调景岭，便纷纷乘船或翻山越岭到调景岭定居，不到一年，已有1.6万名不列入港府难民名单的难民抵达调景岭，他们没有居屋，自己盖搭棚屋，没有饭吃便以绣花、做火柴盒、拾面包皮糊口。
调景岭难民在调景岭内高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拥护中华民国，并盼望台湾的国军早日反攻大陆、光复国土。中共政权因此对这些难民更为深恶痛绝，不断派他们的爪牙到调景岭的棚屋放火，并在山沟水中放毒，要把难民们烧死毒死。7千多人曾经有多次因火烧棚屋餐风露宿，也有多次因饮用毒水而中毒以致奄奄一息。甚至有人被烧死毒死，因此引起国际人士注意并关切，中共的暴力才开始收敛，但并不停止。
1952年1月16日傍晚，广东台山籍的31岁男子陈寒波，在九龙黄大仙竹园联合村的觉荫园住处附近，被中共派到香港的杀手开枪击中胸部死亡。经香港警方调查，陈寒波是中共尚未夺得政权前重用的特务，因看穿中共残民祸国的真面目，1949年从大陆南下逃抵香港，经常在报上发表抨击中共的文章，人称“反共作家”。他所写的畅销书是一本定名为“一个红色女间谍的新生”，中共在香港的报纸曾对此大肆攻击，骂陈寒波是“反共、反华、反人民”的“三反顽固份子”。香港警方判定这是政治暗杀，不可能破案，传讯了几个关系人之后就不了了之。不过后来有人查出，陈寒波原在中共华东区特务头子杨帆手下工作，地位重要，他叛逃来港后，杨帆曾扬言要手刃此叛徒。不过杨帆到了1954年也进了中共的监狱。
1953年9月7日上午，香港湾仔星街天主教炼灵堂内主持神职的两位神父——程野声、魏蕴辉，均被人以刀刺及棍击打死在他们的宿舍内，室内电话线被剪断，财物金饰现金均在。警方根据两位神父的言行判断，他们死于政治暗杀，原因是两位神父所办的《公教报》与《时代学生报》均持反共立场，曾接到不少匿名恐吓信，要他们立即离开教堂，并在《公教报》上刊登了这些恐吓信。两位神父并不向这些恐吓信屈服，没想到果然遭到中共的毒手。
1953年12月5日，一名外省籍男子郭大可被一群大汉在九龙城嘉林边道追杀，身中四枪不死，但身上一批文件被抢走。后来知道此人于1949年从大陆逃到香港，身上藏有中共不愿公开的文件资料，因此遭到枪杀，文件被抢去，案件当然无法侦破。
一连串政治暗杀发生后，英国远东情报局派人与中共方面表明英国的立场与态度，希望中共方面节制，不要再在香港从事暴力暗杀行动，否则英国将向国际间公布中共罪行。至此，中共在香港的暗杀行动才略有收敛，但暗杀计划仍在拟定，只是不敢下手。
1953年4月，从上海逃到香港的女新闻记者许瑾女士，出版了一本名为《毛泽东杀了我的丈夫》的书。此书只有142页，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在香港创立的亚洲出版社出版，内容是叙述许女士丈夫莫自新被中共枪杀的经过，同时披露中共统治下上海腥风血雨的政治运动如何展开。这对中共宣传的“新中国”如何得民心完全相反，于是许瑾女士遭到一连串恐吓。中共方面并透露一张要处决对象的黑名单，许瑾女士被列为第一个被整肃处决的对象，其次是撰写反共政论的名作家李焰生（笔名马儿），第三是新闻天地杂志社的卜少夫，第四是另一粤籍政论家黎晋伟。这些黑名单上的人，都接到过恐吓信，信内附有子弹头与刀片，内容都是说要取他们的性命。在恐怖气氛笼罩下，许瑾女士知道不能再留在香港，只好带着三个儿女离开香港去台湾，回到她从前服务过的《中华日报》做事，这才摆脱了中共暗杀的阴影。日后许女士又带着儿女逃去西班牙，辗转来到美国，去世前历述她逃难的辛酸。
此后，中共在香港的暴力行动息止了一段时间，到了1966年又再复燃。1966年澳门开埠400周年，葡澳在澳门树立纪念碑，中共大怒，认为把中国的国耻作为盛事，便发动群众去斗臭葡澳。左派人士在澳门藉凼仔扩建学校事件，最终在12月3日发动大规模的罢工、罢市和罢课，酿成暴乱，澳葡政府武力镇压。最后，中共使澳门陷於瘫痪。葡萄牙自知不敌，举手投降，索性提出要把澳门退还给中国。但当时中共尚未有“一国两制”的方针，恐怕一旦收回澳门，会影响香港的繁荣安定，断然拒绝了。澳督无奈向澳门左派人士公开道歉及答允澳共的一切要求，包括不允许国民党人士在澳门合法活动，亲共份子至此全面控制澳门。中共派出香港的土共去澳门学习，这埋下了1967年香港暴动的伏线。
1967年，中共在香港的中国银行挂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搞个人崇拜，煽动罢工，要“解放”香港。暴动是周恩来批准的。1967年4月中旬，九龙新蒲岗人造塑料花厂发生工潮，左派份子企图将香港演变成第二个澳门，积极介入工潮。广州红卫兵组织秘密派遣了不少红卫兵到香港，去煽风点火，指导那里的示威活动。5月6日，塑料花厂工人与当局的防暴队发生冲突，21人被捕。警察向人群投掷催泪弹，并用石块贴着地面横扫示威者的脚跟。共党动员的香港居民数百人，挥舞红宝书，高呼革命口号，从香港中部的中国银行附近集合出发，步行或乘车前往政府大厦，举行示威活动。左派工会工联会到场声援，开始与港英政府在街头上对抗。同时，广州的红卫兵组织不断有人秘密潜入香港，对香港的示威活动进行声援。他们把学校、商店和工厂的偏僻房间改造成生产自制手榴弹和其他简易武器的场所。香港政府大厦的墙上，出现了一幅幅激进的大标语。示威者变得越来越粗暴，设置警戒线的警察受到袭击。同时，示威队伍中的人群不断地呼喊口号，要求警察调转枪口。
1967年5月15日，英国驻北京代办唐纳德.霍布森被召到中共外交部，中方抗议英方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和学生开火，香港当局犯下了大量血腥暴行，这是英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中国的阴谋中的一部分。中国还声称，香港当局正在“对他们又怕又恨的文化大革命”采取敌对姿态，这是徒劳的、毫无意义的。中国政府要求立即释放包括工人、学生、新闻工作者和摄影记者在内的所有被捕人员。中方警告说：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其一切后果将由英方承担。就在新华社播发了强烈抗议的照会后不久，英国政府即宣布支持港英当局，并逮捕了许多示威者，强制实行宵禁。就在英国政府宣布支持港英当局后不久，上海革委会发布命令，宣布立即关闭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并限令彼得.休伊特领事和他的助手在24小时内离境。在离开领事馆前往飞机场的途中，彼得.休伊特领事遭到上海红卫兵的围攻。红卫兵们不停地踢他的胃部、腿部，把贴大字报用的浆糊倒在他的身上。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澳门的红卫兵强迫那里的英国领事在炎热的太阳下站立数小时，并不断地进行打骂。5月16日，香港工联会领导人杨光等人成立“斗委会”，公开呼吁左派人士走上街头并使用暴力与港英政府抗争，后来共党暴徒更在街上放置自制炸弹，有市民、消防人员、英军和拆弹专家因此而毙命。最后香港军警采取行动后，他们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到处进行恐怖活动，制造流血冲突；就采取路边放炸弹炸军警的战术。
此后不久，为了报复，香港政府拘留一位涉嫌制造动乱的中国新闻记者，北京的红卫兵也关押了一名叫做安东尼.格雷的路透社记者。红卫兵吊死了格雷心爱的猫咪，把事先准备好的标语贴在他的背上，然后请他享受“喷气式飞机”待遇。被迫跪在地上的格雷，向前躬着腰，手臂被人反扭到了身后，他能从地面上积聚起来的汗水中照见自己扭曲的身影。
1967年北京红卫兵掀起了一股对外国使馆“打砸烧”的恐怖活动：6月18日他们砸了印度驻华大使馆，两个印度外交官被驱逐出境时，沿路又对他们进行批判、殴打。7月3日50万人游行砸了缅甸驻华大使馆。8月7日，姚登山等人在夺了外交部的权后，给英国下最后通牒，勒令对方在几天内撤出香港。8月22日，上万红卫兵聚集在英国大使馆的前面，中国政府要求港英当局48小时内释放香港的被捕人员的最后期限即将结束。使馆内，英国驻华代办成员挤在一间屋子里，面面相觑。夜幕降临了，聚集在外面的红卫兵点起了马灯，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约在晚上10点30分，歌声停息下来，架在树上的高音喇叭在宣读一个《通告》。随后，响起了纷乱的脚步声、欢呼声和口号声，守卫在使馆门前的中国军人闪到一旁，潮水般的红卫兵冲进使馆。红卫兵把英国的大使唐纳德.霍布森拉出来批斗，并要求所有的英国代办处的工作人员向毛像鞠躬“请罪”。这完全和伊朗学生占领美国使馆的恐怖主义活动一样。他们动手砸玻璃、家俱和汽车，并开始用随身携带的汽油在使馆内放火。唐纳德.霍布森和23名使馆职员仓惶之中逃入一个保险库里，后来，在浓烟的掩护下，他们冲出了使馆。唐纳德.霍布森在后来给他妻子的信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我打开房门第一个冲了出去，其他人也跟在后面出来了。院子里大约有5000多人。我当场就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能打到我的人随手操到什么就拿什么打。女人们也象泼妇般地朝我扑过来，想用棍子把我打倒。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拽，并想用领带勒我的脖子。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大门前的。冷不防伸过来一只手抓住我的手臂，有人用中国话冲我喊道：“到这边来！”那人拖着我跑向印度大使馆（英国大使馆背后），他把我藏在大门背后。头部受到的打击使我晕了过去，失去了意识，此时的我就象牲口一样淌着血……几位妇女逃向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阿尔巴尼亚人紧闭着铁门。她们遭到群殴和辱骂时，阿尔巴尼亚人在一旁幸灾乐祸，只有两位姑娘设法得到了芬兰大使馆的庇护。所有工作人员都被迫向毛像低头，而且还得忍受唾骂和拳打脚踢。尤其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一位外交人员告诉我，围攻的人中有些是英国人。其中一个头领来自“有良好教育”的家庭，她穿着半统工作鞋在女王的像上跳上跳下……。8 月23日的《人民日报》赞扬了这一行动，标题是《首都红卫兵对英代办处采取强烈行动》，文中写道：被英帝国主义疯狂迫害我香港爱国同胞的法西斯暴行激怒了的首都红卫兵及革命群众一万多人，今晚涌到英国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且出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今晚，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愤怒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同仇敌忾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不断高呼：“打倒英帝！”“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反华的人决没有好下场！”“港英必败！”“中国人民必胜！”“坚决支持香港爱国同胞的反英抗暴斗争！”“港英法西斯当局必须低头认罪！” 在会上发言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职工代表坚定地表示：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就是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罢休。发言的人强调指出，中国人民任凭帝国主义欺侮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英帝国主义这只千疮百孔的纸老虎，不在中国人民的眼里……
共党丧尽天良炸死儿童
2011年10月13日广东佛山发生了2岁女童王悦被两辆货车碾压，司机逃之夭夭，18路人熟视无睹的惨剧。人们由此谴责人心不古、道德沦丧。然而其始作俑者正是共党。
1967年中共在香港暴动，不少人死在中共爪牙的定时炸弹上，港九人心惶惶，大家争先恐后移民。然而，更令人胆战心惊的是，当中共策动的香港暴动进入高潮之际，一名在香港商业电台主持节目的香港人林彬，因在节目中抨击中共在香港的暴行，骂搞武斗的左倾份子污糟腊塌（肮脏卑劣之意），竟被中共活活烧死。
林彬在香港商业电台的节目称为“大丈夫日记”，每天定时播报并评论香港发生的人与事动态。那时候，共党在香港游行示威抗议港英政府，主张“祖国”立即收回港澳、解放台湾，达成祖国的和平统一。他们除了到处张贴大字报（甚至到港督府外面贴了满墙大字报）外，还在港九闹区放置炸弹，上书“同胞勿近”，藉此表示炸弹是要炸死港英的白皮猪（英国人）、黄皮狗（香港官员及警察），但每次炸弹爆炸，炸死的都是华人，令港人大为愤慨。
林彬据此在香港商业电台的“大丈夫日记”中每天反映市民意见，不但骂左仔，更骂北面那个祸国殃民的政权。1967年8月20日下午，共党暴徒在北角清华街摆放炸弹，8岁女童黄绮文及其2岁弟弟黄兆勋出来游玩，无知触摸炸弹，被炸得肚破肠流、死状至惨。消息传出，全港市民同感悲愤并齐声责骂。香港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人林彬在节目中强烈指斥共党丧尽天良。由于清华街惨案深入人心，加上林彬广播理直气壮，言辞动人，声泪兵下，更掀起人们的共鸣。听众踊跃打电话去电台，大骂中共政权及那个“战无不胜”的毛贼。
到了这时，共党觉得非对付林彬不可。8月24日上午8时45分，林彬与弟弟林光海照常上班，两人上车后由林光海驾驶，刚转入文福道近文运道处，前面有数人在修路、打手势叫停车。林光海当即停下倒退，就在一剎那间，路旁走出3名彪形大汉，其中两人各拿一桶汽油，分别泼在敞蓬车内的林彬与他弟弟身上，另外一人则划了一支火柴丢在他们身上，轰然一声巨响，汽车变成了火海。林彬打开车门出来，已浑身是火，在地下滚了几滚，仍然未熄。林光海坐在车头未能及时走出来。此时楼上居民看见赶快下来扑救，最后火虽被灭熄，但两人均已气息奄奄。警察到场后，暴徒已无影无踪，两人被送往伊利沙白医院急救，林彬于8月25日不治逝世，而林光海昏迷至8月30日亦告不治。
港共头目所以要谋害林彬，是想藉此吓倒不同政见人士，结果适得其反。林彬死去的当天晚上，商业电台又在固定节目时播出“大丈夫日记”，当剧中播到林彬之死的悲痛情况时所有播音员真的大哭起来。播音室内人哭，听收音机的听众也跟着哭，这半个小时中，港九新界，除一小撮暴徒外，人人流泪，户户哀哭！全港市民，除少数左派外，无不切齿悲愤。各界人士，并纷纷自动捐款慰问林氏遗孀郑女士，警方悬红5万元缉凶，商业电台立即增加10万元，成为香港有史以来最高的花红。但是暴徒行凶之后，当时有消息称暴徒早已准备特别船只逃往澳门，由于当时共党在澳门已经无法无天，凶徒逃到澳门后便无法缉获。
本来反共、骂共的人没有一个退缩，大家只有更勇敢批评左派人士的暴行。8月25日，几份中共喉舌──《大公报》、《文汇报》、《商报》、《晶报》（人称左报）则幸灾乐祸说林彬“民愤极大”，被“人民”所唾弃，因此自找灭亡，并说这是“人心大快事”。共党的《新晚报》居然不知耻刊登一位名叫“锄奸队”的来信，声称将林彬“正法”。一时更引起读者的愤怒，自由派报纸劝告港府对暴徒要采取坚定行动以疏导民愤，否则只要有人振臂高呼“扑杀左仔为林彬报仇”，相信最多半天的时间，所有共党在港的机构不论通讯社、报纸、国货公司及电影院，一切机构及人员将一扫而光。香港政府了解这种情形，林彬与林光海的灵柩停在殡仪馆里，一直不敢出殡，恐怕到时有数十万市民到场送林氏兄弟时化怨愤为力量，冲击本港的左派机构，社会情况将更为变得混乱。两灵柩一直停放到9月6日清早，才秘密下葬。同年9月17日，中华民国政府以闪电手法，将林彬夫人及3位分别6岁、3岁及1岁的女儿们接到台北定居，后来一家4口再到加拿大居住。中华民国政府更将林彬封为烈士，灵位供奉于台北忠烈祠。因为林彬的敢言作风，香港商业电台曾被香港市民视为敢言的电台。他的住所“18楼C座”数十年来成为商业电台一个讽刺时弊的节目名称，而商业电台的办公室在1997年前一直挂有林彬及林光海的遗像，训示同工不要忘记他们的牺牲。
林彬事件激起市民对共党的强烈不满。另外一个被中共仇视要剪除的文人是在《星岛晚报》上写专栏的名作家万人杰（本名陈子隽），他每天在晚报的专栏“牛马集”上大骂扰乱香港安宁的共党政权。由于读者喜爱他的专栏，把《星岛晚报》的销量推上香港第一位，把中共办的《新晚报》打在后面。不但如此，读者每天写信或打电话给万人杰，向他透露共党的种种内幕，使万人杰的专栏更有可读性。于是中共爪牙先去信恐吓万人杰，接着打电话去骂万人杰“反华、反人民”。由于有林彬的教训，香港警局政治部派出多名密探到万人杰住所及办公大楼外保护他安全，并劝万人杰搬到政府提供的大楼居住以策安全，但万人杰表示不怕共匪暗算，他决定与中共政权及其在海外爪牙周旋到底。果然，警方密探及停车场的管理人员不止一次在万人杰的座驾下面发现共匪放置的定时炸弹，若非港府防范得宜，万人杰早就在香港六七年暴动中被中共爪牙杀害。香港政府因此对共匪作出更强烈镇压。
1967年的香港暴动统计数字
死亡人数：51人 (警员10人，英军1人，消防1人，市民及其它39人)
受伤人数：832人(警员212人)
被检控人数：1936人
怀疑炸弹：8074个
真炸弹：1167个
当今香港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的东方航运，早期在台湾创业，后来发展到香港，并成为亚洲船王。发迹后的董浩云，一直梦想办一个“海上学府”，1971年他买下了伊丽莎白豪华邮轮，驶到香港，投下巨资改装成为“海上学府”，准备招收学生四海遨游。那时候董浩云主持的“东方航运”奉国府为正朔，上面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并以中华民国的国花──梅花作为公司标志。这种表现在中共眼中是不可饶恕的“反动”及“反革命”罪行，于是中共便命令他们在香港的爪牙给董浩云一个警告──当伊丽莎白号改装成为“海上学府”的当天，1972年1月9日临近中午时分，一场大火竟然就把这艘豪华游轮烧焚，所谓“折戟沉沙”，在九龙海滩上，成了一堆废铁，粉碎了董浩云办“海上学府”之梦。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当董浩云儿子董建华被中共赏识，出任香港首任特首之后，竟颁大紫荆勋章给当年放火烧他父亲游轮的“斗委会”头目杨光，表扬他对香港的“贡献”，这真是闹了个天大的历史笑话，叫人哭笑不得。因暴乱被判监的曾德成也成为特区的行政高官。一个又一个过去参与或支持暴乱的人，被特区政府的勋章和官职来正面肯定，除了侮辱了当年的死难者外，更加令香港这个国际都会蒙羞！
二、中共纽约“红卫兵团”文攻武打，无恶不作
到了1970年代，共匪又借着台湾留学生掀起的保钓运动，把他们杀人放火的“武斗”革命暴力行动转移到了欧美地区，在欧美地区的华人社区展开打砸抢骂，一时间风起云涌。他们训练一批土生华人配合来自港台两地的左倾份子，学习杀人打架的恐怖活动，创立了一个叫“义和拳”的组织，说是以拳头来对付洋人及依附洋人的华人，实际就是中共红卫兵打砸抢抄运动在海外的“延续”。因为这些“义和拳”组织者，师承大陆红卫兵，1960年代在纽约活动得最积极。他们学中国功夫、练西洋拳，经常出现在歌颂毛江、吹捧林周的集会上，谁发出不同的声音，他们立即蜂涌上前殴打；经常借着假期在纽约华埠中心闹区，向来往行人发送“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万岁”、“江青同志万岁”的传单。他们认为，这就是爱国行为，中共方面当然对他们表示赏识。
这些红卫兵份子不但在华人社区活动，也散布在美东各大学的华裔学生团体中。他们一个个好勇斗狠、盛气凌人，仗着他们拳脚功夫了得，经常到各大学学生开的非共会议上闹场，谁拦阻他们就打谁，其积极程度与在华埠殴打法轮功学员的梁冠军相类似；不同的是，法轮功人有备而来，拍下梁冠军指挥打人的照片，然后凭照片向警局控告梁冠军打人，并要梁接受法律制裁，而当年中共海外红卫兵所对付的却是毫无戒备的爱国华侨。
1976年7月31日晚间，纽约两份非共政论杂志──“乡亲”与“自由人”假哥伦比亚大学伯爵堂举行中国大陆问题座谈会，中共爪牙唆使红卫兵“义和拳”去哥伦比亚大学捣乱。他们挥舞刀枪、大叫大嚷，使座谈会办不下去，于是主持会议的人报警，把红卫兵“义和拳”的人抓了几个送去法院，双方对簿公堂。当时中共在纽约喉舌──《美洲华侨日报》还以大字标题宣示“造反有理”、“武斗无罪”，然后表示要与“反动派”周旋到底。
1976年10月10日，台湾省主席谢东闵拆开邮包时被包内预藏的炸弹炸断手臂，经台湾警方调查发现，此一恐怖活动是台独份子王幸男所为。于是纽约亲中华民国的华侨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座谈会，声讨恐怖暴行，中共方面立即命令哥大擅长武斗的“红卫兵”去会场破坏。因主办座谈会的人早有准备，与滋事的共党份子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抗争，并把滋事者告上法院，压下了共产份子支持台独的气焰，也使武斗息止了一段时间。
当时《世界日报》曾以大篇幅报导此一新闻，并发表评论强调美国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武斗”解决不了问题，也说服不了别人，主张大家心平气和讨论问题，不应诉诸武力。 《世界日报》暴露了共匪的丑恶，影响了他们的活动，于是他们把目标转向《世界日报》。 1976年10月毛死后不到一个月，他的老婆江青及党羽在一场政变中被捕下狱。《世界日报》收到这则电讯消息时，报纸已经出版，为了争取时效让读者知道，立即出版“号外”，除在街头散发外，并在华埠重要地点张贴。没有想到，一群共匪蜂涌而出要当众殴打送号外的人，次日在当时的中共喉舌《美洲华侨日报》上把《世界日报》说成是“世界谣报”。1977年9月12日，共党份子以强力胶注入《世界日报》大门的锁孔中，使清早上班的《世界日报》同仁无法工作，延误了两个小时才把锁锯开。1979年5月11日，一群不法之徒以铅管石块袭击位于华埠窝克街47号《世界日报》总社的门窗，把玻璃砸坏；1980年4月10日又纵火烧总社所在的楼宇；1980年6月11日，又有人以强力胶灌入锁孔，使大门无法打开。中共喉舌于是乘机报导说，“侨胞”痛恨国民党喉舌造谣，给《世界日报》一个警告。
早年中共在纽约的爪牙，以国民党为敌视对象，他们拉拢台独份子一同为推翻国民党努力。国民党在台湾失去了政权后，他们就把矛头指向了形形色色的反共人士，对已成为北美最大华文报纸的《世界日报》不再打击，相反极尽拉拢、讨好、收买、渗透之能事。因为现在共匪在美国的大敌就是法轮功人与反共人士，其中民运份子近30万人，他们曾借“六四”要求政治庇护而取得美国居留权，此刻已入籍成为公民，但他们之中大多数人过桥抽板，不但不再痛恨中共政权，相反为中共唱赞歌，中共也不再防范他们。所以，现在中共在乎的是法轮功庞大的会众，因为他们有计划、有行动，既拥有报纸又据有电视台，令中共十分头痛，因此他们只要找到机会就要向法轮功会众下毒手。2002年梁冠军之所以袭击法轮功学员就是这个道理。海外大多数华人都是中共暴力武斗下的受害人，因此对法轮功的遭遇表示同情，美国法律制裁了那些误把美国当作中国的左倾亲共份子们。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为了转嫁国内危机，转移国际视线，以周永康为首的江派人马，在纽约华人聚居区法拉盛搞出了一个所谓的“法拉盛暴力事件”。中共出动了几十年培养的海外间谍，鼓动被其操纵的学生学者联合会、海外侨团等特务机构、海外媒体及大陆喉舌，在中共驻外大使馆、领事馆的部署下，对法轮功学员实行暴力殴打，法轮功学员只要在法拉盛揭露中共迫害民众的真相，纽约领馆的人就花钱雇佣当地地痞流氓，殴打和驱赶法轮功学员。这让美国人惊叹：怎么在美国领土上，有一群中共指挥的匪徒，肆意践踏美国治安法律？最后这帮小流氓都被美国警方逮捕，由此牵扯出中共培植的纽约州华裔议员刘醇逸、杨爱伦等人，也相继落马。

nannv

谢谢分享，历史的真面目应该告诉后人。

自幼

共党的唯一的“中心”就是霸占、垄断公共权力即霸权，维护霸权的“两个基本点”是谎言欺诈和暴力恐怖，这就是共党常说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实质。全世界当权共产党政权全都是依赖谎言欺诈、暴力恐怖对全民实行极权统治，实行强制洗脑的。所以，谎言欺诈、暴力恐怖是共党政权一开始就有的本质特征。凡是共党政权全都是以谎言欺诈、暴力恐怖始，均以暴力恐怖、谎言欺骗终，不可能有例外。欺诈、恐怖是共党的本质特征。
究竟是人的生命、人的尊严高于一切，还是所谓共党霸权高于一切？认同前者的人群，必然主张人权高于一切；认同后者的共党，必然以其残忍的“镰刀”草菅人命，践踏人类的尊严和价值，把人降到猪狗不如的地步，犯下罄竹难书的反人类罪行！
1917年11月25-27日，俄国举行了历史上最自由的一次选举，结果社会革命党以明显优势击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共党仅获得23.82%的选票。共党声称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可得到选票是少数，说明共党是谎言大王。恼羞成怒的列宁公然露出暴君的嘴脸，狂叫：“依靠民意，但也不能忘记步枪！”列宁的军队于1918年1月18日用机枪把庆祝选举获胜的游行的100多人打死。接着又让士兵们把参加立宪会议的代表们抓起来，以后又把他们统统毙了。列宁解释说，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资产阶级民主”。典型的共产魔鬼！
列宁枪杀立宪会议后，遭到有良心的正义人士的反抗，俄罗斯内战由此而起，包括十月政变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俄罗斯已连续7年陷于战乱。在此7年期间，2千万人死亡，还有30万人投降到波兰。其中内战时期，1500万人死亡，包括至少100万的红军和50万以上的白军战死，数百万的平民死于双方的屠杀。战争导致疾病横行，仅1920年就有300万人死于斑疹傷寒。由于战时共产主义的无偿征收，被征收的农村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抵触情绪，转化为不愿意种粮或者尽可能少种粮、故意缩减耕地的不合作行动。农业急剧萎缩，生产倒退，各项生产指标一落千丈。有一位苏共专家描述1917-1920年苏俄的经济状况，说那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大灾难：1913年帝俄时代的谷物年产量为7820万吨，而1920年苏俄耕地面积虽然只比战前减少7%，但谷物总产量却减少一半，只有4820万吨；苏联公有化后粮食供应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到1953年，全苏联粮食的生产总量为8250万吨，比十月政变前的沙俄时代还少。1920年棉花产量仅为战前6%。1920年的重工业总产量仅及1913年工业总产量的18%，煤炭产量跌到只合1913年产量的27%，而钢铁产量只合1913年产量的2.4%，日用品极端匮乏。1921年苏俄工业方面雇用员工的人数，尚不及1918年雇用人数的一半；而他们的生活水准下降，仅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人生活水准的1/3。根据1970年代苏联学者计算，一次世界大战前十年俄国的经济增长是俄国有史以来最快的。
列宁主义把共产主义的残忍党性发展灭绝人性的高度：残忍的“职业革命家”形成精英领袖层，实行铁的纪律即“部分服从整体，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组建一支行使暴力的党卫军；不择手段夺取政权。实质上就是一个规模化的黑社会党。列宁最爱说的话是“杀死他们’、“统统吊死”、“就地正法”、“当成最凶恶的敌人把他消灭掉”、“绞杀那些富农吸血鬼”等。对于农民中的违抗行为，列宁要求：“必须在农民中抓一些人质，如果不把积雪清除干净，就把他们枪毙掉！” 对于偷懒的工人，列宁说：“在每十个犯有怠工罪的人当中就地枪决一个。”从1826到1905年80年间，沙皇政府处决的政治犯共894人；但布尔什维克执政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人达数十万。1917-1918年，苏共掌权14个月，就有100万人被列宁的共党处决。沙皇专制给俄罗斯人造成的苦难与苏共极权造成的灾难相比，简直微不足道。1918年春发端的粮食危机开始放大，最终在1921年酿成一场波及苏联17个省份的大饥荒，致使520万人活活饿死。列宁看着农民挨饿时高兴地说：“饥荒能够也应该给敌人一个致命的当头一击。”足见他是与农民为敌的。在此期间有100万人逃离俄国，到远东或者波罗的海诸国，他们被称为白俄。这些人又有不少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
共产党是消灭私有制的土匪组织、强盗集团！共产党人原是土匪垃圾，土匪科巴（即斯大林）制造的著名的第比利斯银行抢劫（共党自称为“剥夺”）事件。斯大林是个非常残暴、毫无人性的银行抢劫犯，持枪扫射啊，是个变态狂、自大狂、偏执狂。他首先迫害它的政敌；然后迫害它的革命同盟；再迫害所有反抗的工农兵；继而迫害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教授、神职人员，对他们强制精神洗脑或逼迫其自宫。
苏共统治74年间，苏联居然发生过3次人为大饥荒。苏联农民真是被共产党给害惨了，三次大饥荒加在一起，死亡总数至少超过1千多万人，这是苏联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共党对全社会进行一波又一波的反复清洗，把社会成员一遍一遍的过滤，最后剩下来的人大多变成没有独立思想、没有独立见解、唯唯诺诺不敢反抗的人，就是所谓共产主义新人——变成没有脑子的，全部都是听共产党的话的愚夫蠢妇。所以整个苏联史，就是一部杀人和谎言史。
邓小平说：稳定压倒一切（其实质是共党的霸权压倒一切）；没有共产党，中国会更乱，人民会更受罪；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正是因为共党的出现，消灭了新旧军阀，建立了新中国，给人民带来稳定幸福的生活。邓小平这套谬论，被一些中学老师所接受，当成自己的体会，四处宣讲，危害不浅。我们的观点是：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的人民就遭殃！
共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打家劫舍、抢劫银行，种毒贩毒，无恶不作。俄罗斯人被共党害了，全世界的人都被共党害了。共党到了朝鲜，朝鲜人民到今天都在饥寒交迫，每年饿死数十万人。共党到了柬埔寨，柬埔寨全国人民被共党屠杀了1/3。共党到了阿富汗，阿富汗从此内战不断。共党到了中国，中国人民从此受尽了苦难，中国人的素质因此而严重的退化，被共党的歪理邪说欺骗而深受毒害。没有共党的台湾、香港，比大陆中国幸福得多。
在1910年代，中华民国只有零星的内战，死得人很少。到了1920年代，中国内战规模日益扩大，战祸越来越严重。原因是苏联共产党所为。苏共先是支持曹锟吴佩孚击败了收复外蒙、唐奴乌粱海的段祺瑞、徐树铮，由于段祺瑞、徐树铮是反击苏共侵略中国的民族英雄，所以就被共党丑化为“投靠日本”。接着，曹锟政府也反对苏联侵占外蒙，于是1924年苏共就支持张作霖、冯玉祥来推翻曹锟吴佩孚政权。1925年9月23、28日，俄共（布）中央送给冯玉祥的国民军800多万卢布的军火，调拨价值741000卢布的毒气弹供冯调拨使用（《温施利赫特和博尔特诺夫斯基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绝密）》，转引自《吴廷康》，P233注1）。在“731部队”之前，冯玉祥就用苏共的毒气弹毒杀中国人了。苏共想把冯玉祥扶植成自己在中国的代理人。冯玉祥果然不负苏联，不但逮捕了段祺瑞的智囊曾毓秀、姚震，1925年12月30日还命令张之江谋杀了曾经收复外蒙的徐树铮将军，为苏共报了仇。
为了乘势打垮亲日反苏的张作霖，苏联外交人员四出活动。苏联代表秘密与江浙军阀孙传芳等进行接洽，承诺为其提供军火。1925年10月15日，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讨奉，10月16日攻占上海，11月7日占徐州，奉军退守山东。1925年10月22日斯大林亲笔签批：“拨给孙传芳100万发德国造子弹，条件是，孙允许其辖区内的工人运动合法化，并对拨予子弹之事严格保密，决不可牵涉到苏联政府。”目的显然是帮助中共通过工人运动来掌控上海等地。10月26日又签署命令催督该批子弹“尽速调运”。须知，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正是孙传芳，斯大林两边给武器就是要挑起中国人自相残杀！中国人死得越多，对魔鬼共党越有利！此后，斯大林故意挑起中国人与日本人相互仇杀，由此引发抗日战争。一位现居北京某干休所的“三八式”老干部说：“中共在抗战中的作用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充当汉奸，通敌卖国，损公肥私，破坏捣乱。”
1924-1927共党屠杀的国民党的追星族远远超过国民党屠杀的共产党的追星族。必须强调的是：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存心来捣乱夺权的，作为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不宣传三民主义而一个劲鼓吹“打土豪分田地”的共产主义，这不是在明目张胆地贩卖精神鸦片吗？共党一直污蔑国民党蒋介石4.12杀光了共党，所以他们才南昌起义杀人！事实上，1926年12月1日，朱德、刘伯承、陈毅等在四川泸州、顺庆（今南充市）策动川军起义，就屠杀无数的国民党，此举远在1927年“4.12”之前数月，而且屠杀的人数远远超过“4.12”的死亡数。苏联顾问曾密令武汉政府暗杀蒋介石，蒋是被迫反击邪恶的共党！
1950年初春，毛泽东与斯大林签订密约，斯大林要毛泽东减少中国一亿人口，毛超额完成了斯大林交给任务。毛的大跃进引发的大饥荒饿死5千万人，毛无动于心；之后不惜发动文革，实行大规模的阶级灭绝政策，令千百万天真的红卫兵成为打手凶手，致人于死地而后快；造成了2000多万人自杀、被打死、被折磨死，甚至发生道县大屠杀那样灭户灭村令人发指的事件。统治中国大陆27年间，毛泽东制造了8300万冤魂、3千万件冤案、3亿多人受批斗。可以说，毛泽东视人命为草芥、造冤狱遍寰中的罪行，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暴君恶行的总和。加上中共在1945年8月11日开始发动的国共四年内战，害死中国人至少2千万，中共杀害的中国人至少是1亿。毛还企图牺牲2/3的国人来发动核大战来消灭美国。
阿富汗是个小国，1976年人口1700万，在共产党统治期间（1978-1988），死亡150万人，制造的人类史上最大的伤残群体高达700万人，还有流亡各国的难民600万人，这一切都是共党带给阿富汗人民的“礼物”。苏军在阿富汗犯下了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苏军的野蛮残暴程度已经远远超过纳粹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
另一个惨遭共党蹂躏的国家是柬埔寨，在毛泽东指导下、在周恩来的具体指点下的柬埔寨共党在内战期间，杀害至少60万人，在掌权的3年时间内，杀害了柬埔寨1/3的人——200多万。波尔布特主要是用饥饿的办法来消灭人民的，他是向他的老师毛泽东和周恩来学的，毛夸奖他一举消灭了阶级，做得好。这证明毛是用大饥荒消灭落后阶级的老手。柬埔寨共党同时杀害了18万越南裔，越南共党对柬埔寨共党实行报复，于1979年初，入侵柬埔寨，消灭了红色高棉即波尔布特共产党政权，这是越南共产党在本国人受到大屠杀以后，对柬埔寨进行的报复。可是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对柬共的杀害40万华侨滔天罪行实行任何制裁，连屁也没放一个，而反过来出兵打越南，这就是邓小平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通过简单的比较可知，中共暴政比苏联、越南暴政更下三滥。
这就充分说明：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的人民就遭殃！《东方红》说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其实，共党是反人类的大灾星，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