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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中原大战，主战场当然是在中原，老蒋自然也是集中兵力对付冯阎二部，然而，新桂系在此战虽居于次要地位，但如果让其照着这个架势轻轻松松就直取武汉，那老蒋也是难以忍受的，因此，老蒋也少不得要看觑一下两湖战事。当然，蒋介石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何键这小子隔岸观火，想保存实力，不愿玩命——怎么办呢？当然得给何键一点念想了，于是老蒋迅即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抽调一部分兵力增援湖南，又令广东二陈迅速出兵湖南，堵截桂军后路，再令朱绍良部由吴淞口溯江西进，前往湖南助战，续令鲁涤平率部封锁湘赣边境，如此这般之后，老蒋又给了何键一大彩头，说湖南各部均归他节制。何键一看老蒋都做到这份上了，又是派兵又是给权，要是再不顺着台阶往下走，岂不是要彻底开罪了老蒋？于是，何键一改之前散淡模样，决心动真格的了。
　　
　　所以新桂系就要因为何键出手而前进受阻了？当然没那么简单，湘军将士说实在的本就不想打仗，何键一开始奉行撤字诀，倒也颇得军心，结果半道何键来个一百八十度大拐弯，说我们不撤了，要干仗了，散漫已久的湘军真能立刻变得悍勇能战？想想都不可能嘛，更何况对手还是在北伐中出尽风头的李宗仁、白崇禧和张发奎，加之如今连克数城，又是气势正旺。结果准备玩命的何键最终还是不能抵挡新桂系的攻势，6月2日何键宣布要玩命，6月7日，新桂系就占领了长沙，8日，新桂系趁胜追击，又攻取了岳阳，而到10日，蒋系部队已经全线退往贺胜桥以北，而新桂系则已厉兵秣马，准备进入湖北了。
　　
　　但是好消息到此为止，接下来都是坏消息。第一个坏消息：冯玉祥攻取许昌之后，并未如约南下，与新桂系合围武汉，而是直接沿陇海路东进，要去争夺徐州了。冯玉祥这么做，无非出于如下几点考虑：其一，新桂系如今已是残花败柳，战力已非昔比，如果照计划合攻武汉，少不得冯玉祥要多出力，但是到时候封疆裂土，武汉肯定还得是李宗仁的，冯玉祥觉得出大力拿小利，着实不上算；其二，中原大战的战略重心主要在陇海线和津浦线上，与其分心他顾，不如集中兵力跟此间的老蒋主力决战，而至于武汉，新桂系能取则取，不能取也无妨，无碍大局；其三，冯玉祥定下的计策是先蒋后阎，蒋介石固然是敌，但屡次给他难堪的阎锡山更是可恶，集中兵力在陇海线的好处是，拿下了蒋介石之后，还可就地监视阎锡山，到时候顺手一块办了，岂不美哉？冯玉祥的算盘打得不可谓不精，但是，这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冯玉祥在陇海线孤注一掷，其实力之于老蒋并非有何优势，无非是希冀阎锡山能在津浦线上跟他形成夹击之势，但问题是，阎锡山真的靠得住吗？如果阎锡山靠不住，又没有抢先占据武汉，西北军一旦陷于陇海线，岂不是前进无门，后退无路，倒霉的话，那就是全线崩盘。
　　
　　当然，冯玉祥对此战信心满满，认为没问题，但是如此一来，新桂系在两湖就陷入了孤军作战的困境，如果后方再出点问题，岂不是腹背受敌，要被围剿了？第二个坏消息就是后方出问题了。新桂系此战是由李宗仁、白崇禧和张发奎率部北上担任先锋，而黄绍竑则率部作为后应，要求适时跟上，为前方肃清后患，但问题就出在了黄绍竑身上，此公不知怎么搞的，仗打得拖泥带水，李宗仁这边都已经占据了岳阳了，黄绍竑却还慢慢悠悠不知所以，如此一来，就给了粤军断其归路的绝佳机会。蒋光鼐和蔡廷锴所部就趁着这个机会尾追桂军而上，连取衡阳、永兴等地，直接断了新桂系的后路。
　　
　　事到如今，还没等冯玉祥进退失据，倒霉的新桂系先碰到了这种情况。要解决问题，无非两条道，一是不顾一切，破釜沉舟，继续进攻武汉，二是回师衡阳，先解决后方问题，再谋进取。当然，由于冯玉祥不帮忙，要进攻武汉的话，显然困难重重，要是一时拖沓不决，难免陷入重围，到时候全军覆没，真是哭都来不及。要命的是，此时黄绍竑来发电求援，说自己兵力不足，衡阳恐怕是拿不下，还请前方勉为其难，率师回援。李宗仁等三人讨论再三，还是觉得后方问题不解决，再前进就是死路一条，没办法，只能回援衡阳了。
　　
　　粤军掐住了桂军的咽喉，老蒋看到机会来了，立即调整战略部署，改守势为攻势，令在湘各部，鲁涤平部往东，陈济棠部向北，何键部自西，夏斗寅部朝南，四面八方对桂军形成合围之势。李宗仁则率部于18日退至衡阳，准备解决这个后顾之忧——此前黄绍竑实际已经先行一步了，可悲的是被粤军半道堵截，直到李宗仁拍马赶到，粤军才全线撤至衡阳。衡阳战事进行的异常艰苦，因为此地向来兵家要地，城垣坚固，蒋光鼐和蔡廷锴部又是脱胎于当年的铁军第四军——陈铭枢所部，战力之强更是毋庸讳言，桂军于此鏖战数日，终难克此地。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桂军孤军作战，后路被断，给养已无，想就地购粮吧，又恰逢当年湖南大旱，老百姓自己都没吃的，上哪给当兵的弄吃食？攻城苦战不下，后勤又有如许困难，桂军的士气自是可想而知，李宗仁见老这么围城也不是办法，只好下令全军后撤，撤至汨罗江北岸暂作休整。
　　
　　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桂军撤围，粤军就出城追击，不给桂军片刻喘息之机。李宗仁见已经到了这个境地，提议说一部分兵力佯攻出城之敌，将主力调往广东，想趁着广东兵力空虚，来他个趁虚而入，但是，李宗仁此举又是险招，搞不好弄巧成拙，连归路都没了，白崇禧就表示就算要去广东，也得打通衡阳，给自己留条后路，而黄绍竑同样也持此议，最终，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再打衡阳。此战又是一场恶仗，双方苦战两日，伤亡之巨实堪痛心，桂张两军在此战损失了三员师长，更要命的是，蒋系部队也四面八方包围而来，搞不好要全军覆没，于此极端不利之境，李宗仁也没办法，只好命令所部向广西突围。7月13日，李宗仁率部退回桂林，但所部近乎伤亡殆尽了。
　　
　　新桂系在前方败了个干净，甚至险被围剿，最后灰溜溜回了老巢，也已经是只求自保了，反蒋同盟已折一臂，接下来就看冯玉祥和阎锡山的了。冯玉祥这边没的说，跟蒋介石在陇海线上打得热火朝天，甚至一度还占了上风，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西北军摊上了个靠不住的盟友，阎锡山很快就给冯玉祥玩了出釜底抽薪，将西北军陷入绝境。阎锡山此人我们是知道的，在进取和谋存这两点上，他永远最先考虑谋存，此次战事本来打得好好的，山东那边韩复榘也没给多大压力，未几也攻克了济南，但是等到蒋介石调整战略部署，在陇海线取守势，而集中精力在津浦线上之后，晋绥军就撑不住了，很快就把济南给丢了。丢了济南的阎锡山玩了出两面派，一方面让西北军在陇海线再发动攻势，策应他反攻，另一方面却又密令陇海线原归冯玉祥指挥的晋绥军向黄河以北撤退，结果冯玉祥还真傻乎乎的跟老蒋接着玩命，没想到盟主阎百川大人以保存实力计，直接把冯玉祥给丢一边去了。未几张学良又在权衡利弊之下举兵入关，冯玉祥的西北军自此算是陷入了绝境，最终结果，冯玉祥把棺材本输了个干净，西北军支离破碎，军心散乱，最后全部被收编，冯玉祥自此算是一败涂地，再难翻身了，而一意保存实力的阎锡山虽然也被迫下野，但好在所部犹存，倒也还有机会东山再起。
　　
　　同样是输，新桂系好歹还有个广西可以容身——虽说也困难重重，而阎锡山的老巢山西也没那么容易被人占去，只剩下冯玉祥是彻底玩完，但是冯玉祥能怪谁呢？怪就怪自己瞎了眼，居然选择阎锡山而不是李宗仁当盟友吧。这样的错误第一次犯也就罢了，但是连续犯下同一个错误，那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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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之战后，西北军土崩瓦解，冯玉祥乃一蹶不振，自此基本退出民国主流政治舞台；而阎锡山则在成立了个四九小朝廷之后，跑去大连避难，比冯玉祥好的是，他的晋绥军虽也被收编，但依然还听命于他；如今状况最好的竟然是灰头土脸溜回了广西的新桂系，想想真是讽刺之极。情况最好的新桂系到底有多好呢？说出来真是听者伤心，闻者落泪。新桂系新遭挫败之后士气低迷自不必讲，更要命的是，新桂系与盟友张发奎之间，新桂系高层内部，都充满着各种不和谐的声音，上层动荡，当然更连累了基层将士惶惶不可终日。新桂系的团结本是其坚强战斗力的源泉，但是贫贱夫妻百事哀，落到如今这个地位，又怎么保证大家都能抱成一团，患难与共呢？这还没完，新桂系自身动荡不安也就罢了，问题是，自新桂系诸雄复出以来的军事警报并未有任何缓解，反而变本加厉起来。内忧外患，新桂系可谓掉入了谷底，能否稳住局面，现在就看李宗仁的了。
　　
　　先说张发奎的问题。张发奎之所以跟新桂系合作，也无非是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条政治铁律所致，再加汪精卫牵线搭桥，双方联盟乃成。然而，大家都知道，自打宁汉对立以来，张发奎跟新桂系的关系就只能用恶劣来形容，要不是我党发动八一南昌起义，或许张发奎就作为武汉东征军的先头部队跟宁方主力桂军接上火了，而等到张发奎跟汪精卫密谋发动广州事变，意图将两广同盟一网打尽之后，双方本就不睦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因此，桂张双方本就是**裸的利益联盟，如今所要争取的共同利益已然鸡飞蛋打，剩下的也就无非是互相猜疑罢了——当然，主要是居于客军地位的张发奎对新桂系的猜疑。
　　
　　自打联盟以来，张发奎先是在粤桂之战中因孤军深入败于花县，后又因顾此失彼——既要对付叛军吕焕炎，又要对付粤军——而至北流之败，此次入湘又在衡阳遭遇溃败，接连三败之后，第四军几乎是遭致灭顶之灾，统共剩下千余人——还得有不少伤兵，五六百条枪。从北伐名将落到今日凄凄惨惨的境地，张发奎内心的郁闷可想而知，他少不得要发泄一下怒气——他主要针对的就是黄绍竑。在张发奎看来，这次入湘战事，他们前线将士拼死拼活，劳心劳力，好歹打了几个大胜仗，局势本来相当不错，之所以落到后来衡阳惨败的境地，归根结底，就是黄绍竑增援不力，以至前线部队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据说，张发奎和薛岳这俩第四军统帅曾经想借着酒劲在聚会上对黄绍竑发难，只是被李宗仁提前拦阻，未能成功罢了。张发奎损失如此之惨，李宗仁当然不会一点眼力见都没有，他也竭尽所能，将桂军许宗武、梁重熙两个师撤销番号，编入第四军序列，可惜的是，张发奎对新桂系显然失去了最后的信任，李宗仁此举被他理解为想让桂系势力渗透第四军，最后仅将械弹留下，而将士兵全数发回——双方关系之僵，由此也可见一般。一年后，因九一八事变促成蒋汪再度合作，张发奎乃率部开拔，离开广西，自湖南向南京进发，桂张联盟遂告终结。
　　
　　相比较张发奎的离心，显然黄绍竑的问题对新桂系而言更为严重。黄绍竑是新桂系的缔造者之一，位列三巨头，但是，自从功成名就以来，黄绍竑跟李白之间的关系就有了些微妙的变化。李宗仁和白崇禧都有天下之志，都是开疆辟土的干才，然而，相比较李白二人的积极进取，黄绍竑对权位的态度就要消极得多。在黄绍竑的回忆录中他曾多次表现出对内战的厌倦，事实上，有了广西，他就余愿已足，但是，黄绍竑也很无奈，因为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关系，他又不得不卷入如许的纷争之中。蒋桂之战李宗仁和白崇禧落魄之际回到广西，新败之余，难免疑神疑鬼，李白对黄绍竑也就不免有些疑忌。据黄绍竑回忆，有次他因故返回老家，李白二人就接连催促他返回南宁，结果回来之后又没什么大事，黄绍竑不傻，当然明白李白在想些什么，这也是促使他后来说要拼个干净的主要原因。但是，黄绍竑表面上说要拼个干净，内心深处何尝愿意拼个干净？他何尝愿意跟着李白二人一道去过那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只是如他所言，在一个集体中，个人的意志往往难以实现罢了。黄绍竑对内战的消极态度终于在中原大战中全面爆发，当时李宗仁等人提议说暂时放弃广西，出兵湖南，要一举拿下武汉时，其实黄绍竑对此议就颇不以为然，他曾私下对亲信表示“你们李、白不要广西，留给我好了”，黄绍竑对此次进兵态度如此，自然也就不难解释他在后方的迟疑不进了。
　　
　　新桂系在衡阳兵败之后，不管是张发奎还是李、白官兵内部，对黄绍竑的不满都是溢于言表，黄绍竑也知道在如此形势下，自己威信已失，很难在广西干下去了，加之他对政争厌烦已久，于是产生了离开广西的念头。他先是向李宗仁表示要率第十五军移驻柳州，李宗仁予以批准，8月初，李宗仁同样率军移驻柳州，并准备整编部队，黄绍竑向李宗仁表示要回桂林休养，李宗仁再度予以批准。结果，黄绍竑在回桂林不久后，就通电下野——要命的是，他还另电蒋介石表示要罢兵息战。黄绍竑宣布下野也就罢了，但是向蒋介石求和，实在让李、白二人难以接受，李宗仁看见这两份电报之后，就令人将黄绍竑接回柳州，表示人各有志，不能相强，但是公开决裂，授人以柄，绝对难以接受。这话说的当然就很严厉了，黄绍竑索性就消极应对，开了个林场，搞得与世无争一般。
　　
　　新桂系面临如此困境，上层巨头还如此消极，影响之恶劣可想而知，李宗仁虽不忍见此，但也知道跟黄绍竑大概是缘分已尽，唯一的希望也只是黄绍竑不要去跟老蒋打连连了。李宗仁无奈，只好将黄绍竑副总指挥的职位交由白崇禧，以安军心，并在不久后成立的所谓革命同志会上将黄绍竑排除出权力中枢。到了这个地步，黄绍竑与李白的决裂已是无可挽回，该年12月，黄绍竑辞行赴港，李白自也不便相阻，但在饯行席间也暗示黄绍竑不要投蒋，说“广西人是不会投靠蒋介石的，不但现在不会，即使将来环境再坏一些，也不会投降”。不过，黄绍竑真的能就此避居香港，不问世事吗？
　　
　　黄绍竑果然就让李、白二人失望了，不甘寂寞的黄绍竑虽然不喜欢内战，但也同样不愿意就此了结一生，于是，黄绍竑居然就真在次年1月去了南京，然后又在2月份被老蒋任命为广西善后督办。老蒋此举当然是歹毒至极，极尽挑拨之能事，黄绍竑虽脱离桂系，但也显然不愿与当日袍泽同室操戈，老蒋当然也没想黄绍竑能如他所愿，老蒋此举的主要目的显然是以此给桂系众将一个信号，诱其反水罢了。老蒋的目的果然达到，比如，李宗仁就截获了一些来自广东的密电，并发现手下将领杨腾辉似与陈济棠纠缠不清，有反水之意，当此之际，当然是要快刀斩乱麻，要真让杨腾辉反了，他一人之力倒无足轻重，关键是新桂系可能就此分崩离析。杨腾辉是旧桂系林俊廷的旧部，李宗仁待他也算不薄，因功升至师长，但是此公匪性难改，早在蒋桂之战中就已经跟李明瑞一起造过反了，后来李宗仁回来后因为人才难得，也就既往不咎，如今杨腾辉居然死性不改，又要准备反水，是可忍孰不可忍？后来李白二人商量后定下计策，以白崇禧阅兵为名，将杨腾辉带去龙州——为安其心，张发奎也一道同往，并立即扣押杨腾辉，白崇禧本欲杀之，因张发奎力劝，才从轻发落，放逐香港，此乱始得安定。
　　
　　当然，不论是张发奎拆伙，还是黄绍竑离桂，抑或是杨腾辉被逐，这些都是后事，只是为了事件连贯才顺次写出。对新桂系而言，眼下的问题是，都城南宁已被滇军卢汉部围困数月，城内弹尽粮绝，而桂东一带则尽入粤军彀中，广西显然并不在新桂系的掌握之中，当务之急，当然是驱逐客军，新桂系能如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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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在广西境内作威作福的客军主要有两股，主要的当然是自民国以来跟广西恩怨情仇可以写成一部长书的粤军，如今粤军占据了广西半壁江山，甚至还在梧州开府设衙，桂东一带尽在掌握，较为次要的则是跟新桂系小有瓜葛的滇系，唐继尧换成了龙云，但路数还是那个路数——趁火打劫。龙云受老蒋之命，以卢汉为帅，趁着新桂系主力攻打湖南的当口，趁虚而入，现如今已经围困南宁长达三个月，但似乎卢汉依然没找到什么攻城的良策。对于一心驱逐客军、重掌广西的新桂系而言，情况很明显，粤军势大，桂军势弱，正宜避其锋芒，以待良机，仓促战之，难免赔了夫人又折兵；而对于背后放冷箭的滇军，如今困城日久，徒劳无功，已是兵老师疲，必一战而克；不用讲，先逐滇军。
　　
　　滇军我们是知道的，兵马未动，鸦片先行，当日唐继虞攻桂，就是因为贩卖鸦片耽误了战机，如今虽是龙云掌权，但云南本就是个穷省，不带些鸦片，部队给养怎么办？带着鸦片上路，当然难免又耽误了时日，加上滇桂多山，路又不好走，结果5月20日开拔，一直到7月30日才到南宁，当然，即便是花了这许多时日，滇军的局面也是极为有利的，因为城内守军韦云淞，所部仅2000余人，从兵力上讲，当然是滇军绝对优势。结果绝对优势的滇军却只能对南宁城干瞪眼，因为韦云淞一早就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在南宁城外设置了三道防御工事，并全民动员，众志成城，守城军民士气高昂，欲与滇军一决高下。滇军虽然兵力占优，但毕竟装备低劣，缺乏攻城的重武器，因此，稍事攻击之后，见难以克城，所幸也就以保存实力为先，不愿出死力了。结果这一拖二拖之下，南宁城内困守无援，未几城内便已无粮米，军民只能以黑豆为食，城内守军很惨，城外滇军也不好过，广西多瘴气，时间久后，滇军水土不服，竟然因病倒下的比打仗死的人还多，如此这般，滇军战意更是涣散，于是便出现了围城三月毫无进益的状况。
　　
　　南宁城守得固若金汤，这当然给前线新败的李宗仁整顿部队，增援南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两步走，第一步，李宗仁让黄旭初率部增援南宁，争取进入城内，以安民心，第二步，白崇禧率部或许赶往南宁，争取和黄旭初里外夹击，打垮滇军。当然，要如愿以偿跟滇军赢得一对一的机会，就必须先拖住粤军，李宗仁的办法是，令李品仙率部佯攻宾阳的粤军，而主力则绕出宾阳，长驱直进，直逼南宁。此计果然奏效，当白崇禧率部出现在滇军面前时，滇军真有天兵天将从天而降的感觉——他们怎么突破粤军防线的？滇军也无非是只能做最坏的打算——也就是粤军跟桂军达成了默契，那如此一来，滇军岂不成了深入桂境的孤军？要这么一想，本就士气低迷的滇军还有心思接着在广西打仗吗？10月13日，黄旭初得知援兵将至，突从城内杀出，而白崇禧则从背后杀去，本就无心再战的滇军这下立即溃不成军，仅用一天，滇军便全面崩盘。桂军乃衔尾急追，先后在隆恩、马平发生激战，滇军节节败退，等到桂军抢先占领百色，占据有利地形之后，滇军更是只能从山间小道奔命，到最后，如我们介绍滇系时所言，15个团打剩了6个，损失近六成，滇军终一败涂地。
　　
　　桂军在极端不利之境先是顽强死守南宁长达三月，后又在援兵到来之后瞬间击溃滇军，此战再一次展现出了广西兵惊人的强悍，被逼到墙脚之后的逆袭，声势足堪惊人。当然了，即便是击溃了偷鸡摸狗的滇军，新桂系也还并没有能全面控制广西大局，更麻烦的，显然还是盘踞桂东的粤军——这股势力又当如何应对呢？新桂系驱逐了滇军之后，显然已经是强弩之末，一时之间再没精力跟粤军开战，为今之计，也无非是主动示弱，争取到和平局面，而后惨淡经营，以待来时。情况也大抵如此，李宗仁以白崇禧、黄绍竑和夏威等人的老上司马晓军做中间人，致电粤方和中央，表示希望能够恢复桂人治桂的旧局面，当然，骨头很硬的李宗仁同样表示，如果对方一意孤行，那也只能正当防卫了。粤军当然不愿意真把新桂系惹毛了，嘲讽两句之后，也就没了下文，彼此相安无事。自蒋桂之战以来，新桂系诸人就一直疲于奔命，即便是复出，也不过是在苦熬，折腾半天之后，也不过是四处碰壁，如今李宗仁总算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倒霉日子要到头了，粤军停止攻击只是好运气的开始，更好的运气是，粤桂联盟的恢复。
　　
　　粤桂联盟要恢复，可能性只有两个，一是李济深逃脱牢笼，重新入粤掌权，但这种可能性是个人就知道是零，逃脱牢笼已经不可能了，还要压住二陈，重新掌权，那就是痴人说梦了，而另外一种可能性，则是如先日的桂张联盟一样，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毫无疑问，这便是实际情况。这个共同的敌人，想都不用想，除了敌人满天下的蒋介石，不做第二人想，问题是，为什么前一段还跟着老蒋鞍前马后的陈济棠如今却跟蒋介石反目相向了呢？这就要从胡汉民讲起了。
　　
　　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孙中山手下头号干将，在孙中山在世之时，为其臂膀，无需多言，孙中山离世之后，胡汉民原本也被认为是最有资格成为国民党领袖的人物，事实上他也确实接替孙中山成为了大元帅，但是政治斗争何其险恶，胡汉民这样个性十足的硬骨头很快就尝到了个中滋味。孙中山去世后的第一波政潮就波及了胡汉民，廖仲恺遇刺之后，作为右派领袖，胡汉民被迫引咎下野，自此退出国民党主流政界，而蒋汪二人转的格局也就此形成。而胡汉民得以重新进入国民党中枢，得益于宁汉对立，蒋介石为了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对立，将老资格的胡汉民作为对抗的棋子，胡汉民也当上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虽然回归，但可悲的是，昔日大佬如今已经成了当年小弟的政治工具，个中酸楚，实难尽言。胡汉民倒是没把自己当成政治工具，工作尽职尽责，还颇有些倚老卖老的傲气，在蒋介石面前一直以前辈自居，动辄申斥，不留情面，屡屡让蒋介石当众难堪，蒋介石念在胡汉民还有些政治价值的份上，也就忍了，可悲的是，胡汉民却浑然不觉，而最终酿成此次的激变。
　　
　　根据孙中山的路线图，应该是军政、训政和宪政三步走，如今军政已完，当然是训政阶段，但是当时胡适等一批知识分子对所谓训政颇不以为然，强烈要求国府速定宪法，早日进入宪政阶段。蒋介石刚刚清理完反对势力，仍有余悸，一众反对派动辄以独裁为由对他攻击，蒋介石烦不甚烦，此次也想搞个形象工程，顺应民意，于是便有了修订约法的倡议。当时胡汉民是立法院院长，作为孙公铁杆拥趸，他不同意，立法院院长说不同意修订宪法，这是什么概念？这不当众抽信誓旦旦的老蒋耳光吗？老蒋当然一开始也想让胡汉民就范，但无奈心高气傲、拗劲十足的胡汉民压根就软硬不吃，蒋介石这一怒之下，可能也是一时脑子发热，新仇旧怨一起报，就将胡汉民软禁在了汤山。
　　
　　蒋介石扣押胡汉民，这当然是轰动性的头条新闻，这独裁的罪过怎么也是逃不脱了，那此事怎么又跟广东有关呢？原来，胡汉民的亲信古应芬是广东陈济棠的老师，眼见胡汉民遭此大变，当然立即潜出南京，跑广东来找学生帮忙了。而陈济棠当时正跟陈铭枢闹得很不愉快，二陈争权，如火如荼，陈济棠一心独揽粤政，当然要排挤陈铭枢，但是陈铭枢自宁汉对立之初就支持蒋介石，陈济棠自度虽有账面优势，但却没有政治后台，胜负难料，而此次事变一出，当然来得正好。陈济棠当时虽然表面拥护蒋介石，但也知道自己跟蒋介石交情平平，远不如陈铭枢有分量，如今趁着这个机会闹他一闹，一方面借机逐走陈铭枢，另一方面找来胡汉民这样的大佬，岂不美哉？好戏看来就要开场了，具体如何，下文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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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打孙中山去世之后，反蒋就成了国民党政治的主旋律，但是，不得不说，蒋介石确实命硬，从中山舰事变，到迁都之争，再到宁汉对立，及至桂系逼宫，乃至中原大战，各门各户对蒋介石进行了一波又一波凶狠的攻势，但是呢，蒋介石偏是岿然不动，反倒是一众反对势力渐次销声匿迹。中原大战大获全胜之后，蒋介石已是天下之大，唯我独尊了，老对手中，唐生智还没赶上较劲呢，就先垮了，汪精卫如今更是连闹腾的气力都没了，冯玉祥完蛋了，阎锡山避难了，而李宗仁，看似骨头挺硬，其实是快散架了，所以，蒋介石得意了。蒋介石一得意，就不想再像过去那样夹着尾巴做人了，于是，脑子一热，肾上腺素一起来，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元老中的元老胡汉民给软禁了。没错，反蒋派确实都不复当年之勇了，但逮到这样的机会，少不得也要做做文章，当然，我们不排除蒋介石可能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将潜在的反对者一网打尽，但是这一网撒下去，能捞到几条鱼呢？就算捞到了几条，能顺顺当当的给提溜上来吗？
　　
　　鱼当然是有的，要是老蒋这么玩了之后，民国各门各派还能装聋作哑，那也就不叫民国了，但是，不得不说，鱼确实小了点，也没办法，大鱼之前都被他捞完了——广东的陈济棠，要资历没资历，要实力没实力，要名气没名气，可能老蒋也压根没把他放眼里，但是如今他扛起了反蒋的大旗。光凭陈济棠来反蒋，当然是以卵击石，即便再加上些胡系党人，再来点闲着也是闲着的无聊政客，比如西山派的一些人，又比如有意求好的汪系分子——因刺廖案一事，胡汉民和汪精卫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也于大局无益。如此一来，陈济棠当然是要找些好歹还像那么回事的盟友来共襄盛举了——政客毕竟只是政客，光能骂街也骂不死蒋介石不是？如今的局面上，真是说还能好歹拉过来充充场面的反蒋派，其实满打满算，也就剩新桂系一家了，所以，回到我上节的标题，可不是运气来了吗？
　　
　　李宗仁本来还正愁着怎么将粤军赶出广西呢，没想到现如今老蒋这么一闹腾，不用赶，人家主动出去，甚至，还说要友好往来，共谋大事呢。都赶上这运气了，虽说李宗仁也明白光靠这些阿猫阿狗是玩不赢老蒋的，但是既然人家愿意交朋友，能解眼下的燃眉之急，凑凑热闹又待如何？反正反蒋都反了这许多年了，也不差这一次。于是，当陈济棠表现出愿意交朋友的意愿之后，李宗仁当然毫无悬念的笑脸相迎，表现出合作的诚意了。1931年4月30日，来到广州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几个委员，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要求其下野；5月3日，陈济棠通电附和；11日，李宗仁同样通电附和。然后，新桂系一众要员先后来到广东，准备跟陈济棠商谈具体事宜，稍事整顿之后，反蒋热潮居然又死灰复燃了。
　　
　　蒋介石在软禁胡汉民之后，大概就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没料到的是，广东方面还整的像模像样的，也无妨，老蒋处理这种事情最有经验，第一步，拖。老蒋之所以要拖，一是因为这段时间正集中精力围剿中央苏区：老蒋本来以为能马到成功的，只是没想到穿着破衣烂衫，拿着破铜烂铁的所谓共匪实在牛逼，在1930年底进行的第一次围剿中，毛主席设计生擒清乡主将张辉瓒，甚至还为此写了首诗；眼下从1931年2月开始部署的第二次围剿，眼看又是跳进了同一个陷阱，红军这么一收缩，一转移，国军就成了没头苍蝇，就等着被拍了；老蒋连吃两次鳖，当然不能善罢甘休，得玩第三次，如此一来，自然无暇南顾了。第二个原因，当然是让对手的千钧重拳打在棉花上，以柔克刚，甚至，还能让对手自乱阵脚——毕竟，实力摆在那，反蒋派未必就那么坚定。
　　
　　老蒋打出了和平的招牌，在五中全会上，又是选举胡汉民当中央委员，又是恢复李济深党籍的——虽然这俩都在汤山晾着吧，明示我不想动手，你们也别逼人太甚。结果，老蒋这招太极一打，反蒋阵营果然就乱了，而且乱的不是别人，而恰是此次的主将陈济棠。从7月份开始，广东方面就嚷嚷着北伐，其实真是说干就干的只是李宗仁和汪精卫；李宗仁的意思是，打是为了和，你不打出点样子来，凭什么老蒋愿意跟你和？而汪精卫唯恐天下不乱，当然也同意李宗仁打的意见。陈济棠啥态度呢？陈济棠说“以政治为先驱，以军事为后盾”，意思无非是和。那为啥陈济棠有这态度呢？我们前面说了，陈济棠此次反蒋，其实一是为了驱逐陈铭枢——如今陈铭枢已经离粤，二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争取到广东超然的政治地位，有胡汉民做后盾，老蒋也并非不会妥协。老蒋如今主动示好，对于目标将要达成的陈济棠来讲，当然没必要使刀弄枪的，更何况，真要干架，也确实不是对手。最后，陈济棠虽说在李宗仁和汪精卫的要求下松了口，但却到处使绊子，居然提出让桂系去打衡阳，然后白崇禧说要钱，他又死活不愿给，气得跟他谈了一夜钱的汪精卫直接就去了香港，反正就俩字——不打。
　　
　　看起来陈济棠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一门心思要求和了，那老蒋能和吗？陈济棠当然被老蒋摆了一道，老蒋前面示好是虚招，目的是让你自乱阵脚，实际是，老蒋这实力，还能真怕了你不成？当年中原大战多大的阵势？老子不照样扫清六和？陈济棠毫无悬念碰了个钉子，然后回过头来跑桂系这来说我们打吧。李宗仁对陈济棠这德行，当然是越看越不顺眼，也觉着这家伙想一出是一出，没溜，不靠谱，难成大事，但是考虑到要粤军主动退出广西，打一打，做做样子，还是必要的，毕竟陈济棠想广东超然化，李宗仁何尝不想？于是，也就将就着吧。而负气出走香港的汪精卫，大家都知道，属婊子的，水性，听说陈济棠要打，也就少不得将先前的不快抛到九霄云外了，没错，丫又回来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反蒋派实力实在太差，真说是要干起来，能有他们的好儿吗？真要打的话，不是正中蒋介石下怀吗？结果，又出了一档子事，让民国的局面更显混沌，日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小张同学先是在事发当日于北京票戏，回来后又是一枪不放，撤兵锦州，结果让日本轻轻松松长驱直入，东三省遂告瞬间沦亡。现在官方口径是，不抵抗命令是蒋介石下的，小张只是背黑锅的，现在的问题是，到底谁背了黑锅呢？当时的东三省，说实在的蒋介石实际控制力极为有限，压根是小张一人说了算，东北军也是老张留下来的奉军家底，即便老蒋说不打，小张也未必要听他的，此为其一；其二，从最功利的角度考虑，东三省打仗，首当其冲的是小张，老蒋暂时不用动一兵一卒，让东北军跟日本两败俱伤，不是来得正好吗？凭啥不抵抗？其三，正常人碰到这事该怎么办？我要是老蒋，一准让小张自己看着办啊，我干啥自己来做这冤大头？在千百年后还被千夫所指，后人痛斥？没道理嘛。当然了，小张晚年也在多个场合说过，不抵抗跟老蒋无关，是他自己的主意，这也解释了这些逻辑漏洞。
　　
　　不管怎么说，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然后东三省居然就被几千关东军那么给拿下了，作为领袖的老蒋，不管说没说不抵抗，责任都是无可推卸的——不消说，打仗肯定是不可能打了，但是蒋介石也因此再度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窘境，尤其是两广的这些人，可不是要借着这个机会来逼迫他下野吗？大家有没有觉得讽刺呢？日本人都杀到家门口了，一帮政客居然还没想要紧密团结起来，一致抗敌，这帮道貌岸然，成天吃饱了没事干的政客哪点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心上呢？大敌当前，他们首先想的居然是“机会来了，蒋介石你总算该滚蛋了”，他娘的蒋介石滚蛋了，你们能撑起这个局面吗？蒋介石是不好，但再不好不也得事后问罪吗？他们倒好，直接不依不饶了，敢情内乱比外敌更重要，这他娘叫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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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瞅着几千日本兵在东北地面上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而守着老爹给留下的三四十万装备堪称民国一流的军队的小张，却吓得屁都不敢放一个，整个过程除了不抵抗之外，就只会向国联哭爹喊娘了，国难当前，内乱许久的民国又有什么新气象呢？新气象当然有，也无非是一众脸皮比西瓜皮还厚的政客，在那里高喊共赴国难了，很好——行动呢？蒋介石你个饭桶赶紧给我们滚蛋啊！退位让贤！一边说共赴国难，另一边又说蒋介石下野，是不是有够讽刺呢？那退位让贤之后呢？他们出兵收复东北？有人信吗？还是的，光会嚷嚷管蛋用。
　　
　　当然，蒋介石自己也不是啥好货，这次反蒋派气势汹汹，要逼他下台，其实说穿了就是自己嘬的，没他软禁胡汉民那一下，这帮反对派能反对的起来吗？如今倒好，自己惹了事，还没等压服下来，又出了更大的事儿，东三省眼瞅着沦亡了，他这个国府领袖又有什么表现呢？说蒋介石下不抵抗命令那确实冤枉了老蒋，但是，蒋介石态度消极却是不争的事实，明摆着的，他要真有强烈的抵抗意志，那就下令让张学良打啊——什么，张学良不听命怎么办？他娘的，蒋介石丫不最会利用媒体造势吗？说到底，蒋介石还不是怂了？他不敢威逼张学良，其实还不是怕到时候惹火上身，自己拼完了，让一众对手捡了便宜？说来说去，国家大义面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众民国大佬，还不都是一个二个打着自己的那点小算盘，争相保存实力，借以维护地位？哪个是把民族大义摆在个人地位之上的？站一个出来我看看？都他娘的一路货！
　　
　　民国以来，一批又一批前仆后继的政客高唱革命救国的高调，但是细细分析起来，他们究竟是在救国还是在误国呢？成天无理搅三分，唯恐天下不乱，为了个人地位勾心斗角，明争暗斗，还美其名曰革命救国，这他妈救得是哪门子国？救国救到现在，老百姓被折腾到现在，苦也苦了，穷也穷了，结果呢？结果他娘的日本看着民国乱哄哄，在偷着乐！偷着乐的同时还敢用几千关东军发动事变，而更他娘的可气的是，这样无厘头的所谓事变居然大获全胜！而我们革命救国的同志何在？不想着如何把日本打出去，倒是先想着怎么借着这个机会在内斗上加码，好让竞争对手滚蛋，这他娘的也叫救国？当事者张学良，这个中原大战后忝列民国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的风流少帅，还敢再娘们一点吗？掌权者蒋介石，除了继续让张学良爱咋咋地，然后在国联大佬面前痛哭流涕，还干了什么？他娘的指着国联的友邦来帮忙收复中国的河山吗？做他妈的春秋大梦去吧！
　　
　　让我们接着来看这帮所谓共赴国难的政客的精彩表演。东北事变后次日，蒋介石喊出了“罢兵歇争，共赴国难”的口号，既然老蒋先唱了高调，当然反蒋派就得回应，2天后，广东做出了回应，说“如蒋中正息兵下野，粤方自动撤销政府，双方合作，一致对外”。很好，双方都亮剑了，挑了事的蒋介石说要化事，而表示要一致对外的反蒋派却以老蒋下台为前提，都他妈的在自己抽自己耳光。当然，打是肯定不会打了，现在必然是谈判，当然核心问题不能是共赴国难，那玩意只是个对外的幌子，争论焦点当然落在了蒋介石的个人地位上。胡系分子因为胡汉民被软禁的奇耻大辱当然不能放过蒋介石，而一开始热衷和谈却被蒋介石摆了一道的陈济棠自也怀恨在心，而跟蒋介石斗法有年，一心希望恢复自己在广西统治地位的李宗仁也不在话下，然而，在一窝蜂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广州政府内部，却还是有人卓尔不群，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汪精卫。
　　
　　大家切莫认为汪精卫是急公好义，真是以共赴国难为己任，事实上，这是汪精卫学乖了，在跟老蒋斗法屡屡受挫之后，吃一堑长一智，明白事儿了。蒋介石如今当然日子很不好过，虽然他已经做出了诸多让步，先前被开除党籍的新桂系诸人已经恢复了党籍，胡汉民和李济深也被释放了，但是广东方面压根不吃他这套，依然群情激昂的要求其下野——有人问，蒋介石这么惨，汪精卫不正好逼他下台，然后顺利登基吗？事情当然没那么简单，首先，对蒋介石知根知底的汪精卫知道老对手到底几斤几两，以往的经验告诉他，蒋介石就算一时挡不住排山倒海的舆论攻势而暂时下野，他也依然还是蒋介石，适当时候依然可以复出；其次，即便蒋介石真的一蹶不振，党魁的位置真能轮到汪精卫来吗？同志们，广东现在的反蒋派可是胡系分子掌权哦，到时候鹿死谁手还说不定呢。既然蒋介石不会真的被击垮，就算被击垮，受益人也未必就是汪精卫，那么汪精卫凭什么还一定要蒋介石下野呢？为他人做嫁衣吗？汪精卫可没那么蠢。所以，汪精卫的考虑是，如今老蒋正处于风暴中心，他小汪正是最具政治价值的时候，如果他愿意投怀送抱，蒋介石能推却这等盛情吗？这不就对了？汪精卫送蒋介石一个人情，然后蒋介石再投桃报李，双方各取所需，岂不是皆大欢喜？
　　
　　当然，汪精卫隐藏的很深，不到关键时刻，他是不会显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的，也因为此，广东方面才派了汪精卫作为代表团团长赴沪谈判。汪精卫当然是为了自己来跟蒋介石谈判的，广东嘛，关他鸟事？然而，于10月17日兴致勃勃跑去谈判的汪精卫刚去就发现自己热脸贴了冷**，因为压根连谈判对手有哪些都不知道，蒋介石原先打算让胡汉民作为南京方面谈判代表的，结果胡汉民死活不同意，结果导致了宁方谈判连个代表名单都没确定。蒋介石倒是想的挺美，让胡汉民本人出来代表南京斡旋，呵呵，胡汉民是何等样人？何时对别人低过头？胡汉民可是铁骨铮铮的硬汉，这是有口皆碑的，哪里是汪精卫这等水性之人能比的？结果，拖拉了小半个月，谈判才在11月1日正式启动。
　　
　　汪精卫果然上来就代表自己谈判了，他抛出了两个提案，核心是改革中央政府体制，限制蒋介石权力，但对于蒋介石是否下野的问题，汪精卫则语焉不详。蒋介石何等精明？当然立即听出了汪精卫的弦外之音，汪精卫跟这说半天，其实就是想分杯羹嘛，既然是这个意思，他蒋介石倒要端端架子了。11月2日，蒋介石表示，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广东政府要是行，我们南京政府就下台，让你们上，如果你们不行，就给我消停点，听我的。蒋介石明摆着在转移话题，广东方面要求的是他个人下野，如今蒋介石玩了个文字游戏，扯东拉西一番，变成了南京政府集体下野问题，言外之意是，你们广东成立政府压根不是对我来的，而是对南京政府来的——你们另立中央，居心何在？蒋介石倒打一耙，当然让广东方面肺都气炸了，陈济棠、李宗仁几个连声要求代表团不可退让，甚至还打算一旦谈判破裂，就要立刻出兵，并且两边都已经开始进行准备工作。谈判当然不会破裂，汪精卫压根对蒋介石下野一事没有兴趣，而蒋介石当然也不会永远端着架子，最后在各界“关怀”之下，谈判成功，汪精卫对南京政府改组的要求得到了通过，但广东政府届时取消，而具体如何改组则等到国民党四大来解决，至于蒋介石下野问题，则只字未提。
　　
　　这次共赴国难的谈判谈出了什么呢？谈来谈去，无非是国民政府这么多位置应该怎么分，当然，具体怎么分也没拿出个章程，还要留待四大解决，而至于东北问题，有人关心吗？一群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的政客不关心国难也罢了，问题是，到了这个份上，他们还要在分赃问题上纠缠不清，比如广东就对谈判结果很不满意，广东政府取消，蒋介石不下野，这他娘算什么？有人说谈都谈了，字也签了，难不成还再谈一次？较劲当然不必非得和谈，比如，此次和谈说具体问题要在四大解决，那就四大上见真章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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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难当头，一批政客除了喊了两句不咸不淡的共赴国难之外，居然就开始接茬内斗，真是好不热闹。在共赴国难的和谈上，东北问题没人关心，一堆人抓着蒋介石的个人地位问题纠缠不清，好像只要蒋介石下野了，日本都能退出东北了。接着各派各显神通，蒋介石拼死不愿下野；汪精卫脚踩两条船，说一套做一套，名为广东代表，实则个人代表；胡汉民新被释放，余怒未消，不愿参加和谈；而陈济棠和李宗仁甚至还想着万一和谈破裂，就要刀兵相见。一堆人明争暗斗半天，最后也没谈出个几方都能满意的章程，尤其是广东，对和谈结果尤为不满，即是如此，想要真正一致对外，当然是天方夜谭。
　　
　　蒋介石未能下野，那广东方面跟这倒腾半天，又是另立政府，又是通电弹劾，岂不是都成了瞎折腾？蒋介石没责任，难不成是粤方的责任？到最后再落个分裂党国的罪名，那谁吃罪得起？因此，粤方要表明自己闹得有道理，就非得将蒋介石搞下台不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如今粤方能做文章的地方就只剩下了国民党四大一处，情况明摆着，蒋汪二人在党内的力量远强于胡系，任何一派出手都会让胡系难以招架，既然如此，胡系当然不能指望在统一的四大上做文章，唯一的办法，将错就错，先抢到主动权再说。11月18日，广东四大开幕。
　　
　　核心问题，当然是要推翻和谈时所达成的决议。果然，当太子爷孙科在会上汇报和谈情况时，陈济棠和李宗仁就率先发飙了，质问为什么和谈没能达成蒋介石下野的预期目标；而在二次会议上，粤方更是指责代表团越权妥协，进一步表明要蒋介石下野的坚强决心。孙科当然很委屈，说白了，他不过是一送信的，这里头没他什么事，如今倒好，广东方面把气都撒他身上了，太子爷长那么大，仗着老爹余荫，一路顺风顺水，何尝受过如此委屈？孙科当然咽不下这口气，直接离会赴港。广东这边一看孙科走了，这会也要开不下去了，而胡系大佬古应芬又刚在上个月辞世，没奈何，李宗仁只得急促汪、胡二人来粤主持大局。
　　
　　汪精卫当然不会来，他在上海和谈期间跟蒋介石玩暧昧，和谈时也未将蒋介石下野作为第一要义，而一味在改革政府上着墨，广东方面对他早就极端不满，李宗仁邀他也不过是尽个礼数，走个过场罢了，实际上，谁都知道汪系跟粤方已经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候。汪精卫确实没来，甚至还将汪系成员集体召至上海，正式跟粤方拜拜了。胡汉民当然得去，一帮小弟巴巴地等着他举旗呢，大佬到场，当然立即稳住了局势，12月5日，会好歹开完了，最后搞出了四个宗旨，十项主张。四个宗旨是“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推倒独裁，实行民主政治”，而十项主张嘛，也当然是将蒋介石下台放在首位。
　　
　　广东这个四大，打着团结的旗号，行着逼宫的实质，哪看得出有半分团结的愿望呢？广东喊团结，南京也在喊团结，蒋介石不喊团结不成啊，事是他惹出来的，现在只求能息事宁人，于是，在南京召开的四大上，蒋介石张口闭口都是团结，开幕式讲团结，闭幕式也讲团结，决议还是团结——因政治原因被他开除党籍的481名党员的党籍被恢复。胡汉民和蒋介石分别开了四大，唱了高调，那汪精卫呢？汪精卫当然不能示弱，你们开四大，我就不会开？汪精卫在上海组织他的猴子猴孙们也开了个四大。当然，跟胡汉民急吼吼要蒋介石下台，而蒋介石又一意大事化小不同，汪精卫的兴趣点在权力分配上，他的四大就把国民党中央委员给选出来了——当然，广东是不能理他这茬的。
　　
　　胡汉民在广东，蒋介石在南京，汪精卫在上海，国民党的三位大佬于此非常之际，互不相让，纷纷召开四大，这边说你要下台，那边说我才不，中间那位说都别吵，先把老子选成党魁再说，呵呵，精彩绝伦，精彩绝伦啊。这边国民党内争正烈，那边日本打得正high，东北转眼之间尸骨无存，而国府求爷爷告奶奶要求主持公道的国联呢，则憋半天没放出一响屁，最后好歹说要制裁了，却也是空口白话——不出兵怎么制裁人家？好，东三省沦亡就沦亡了，毕竟在先国父眼里，东北就是蛮夷之地，鞑虏之所，日本人要，给他们好了——直到现在日本史学家还拿着当年国父二次革命后旅日期间跟日本的所谓协议纠缠不清呢。罢了，东北丢都丢了，也不管他，先团结起来再说，蒋介石就说咱先碰个头，开个会，好解决问题啊，总不能三个地方一人说一句吧，结果，粤方说，团结可以，你下台先。东北沦丧，粤方不依不饶，蒋介石虽然百般不愿，这当口也不得不下野了，于是12月15日，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宣布下课。
　　
　　蒋介石下野了，那总要碰头了吧，真不容易，总算各方在南京碰头，四届一中全会如期召开，最后当然是胡系大获全胜，林森当选国府主席，孙科当了行政院院长，张继任立法院院长，伍朝枢任司法院院长，戴季陶任考试院院长，于右任任监察院院长，不消说，胡系占了半壁江山，控制了要害部门。当然，陈济棠和李宗仁也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虽然广州政府取消，但设立了“西南执行会”，“西南政务委员会”以及“西南军事分会”三个组织，承认了西南的自治地位，更重要的是，有胡汉民撑门面，想来各方也得给点面子。粤系精诚团结，先是把蒋介石给团结下台了，然后又把自己的人马团结上台了，如今的南京政府就是粤系当家，那同样高喊团结的蒋介石又会怎么团结当权的粤系呢？
　　
　　蒋介石的团结方式是，断了丫的财路。下野回老家的蒋介石，先是授意江浙财团对粤系政府采取不合作姿态，后又指使何应钦带人去向孙科等人索逼军饷，再是财政部官员集体辞职，这三招一出，孙科立即被打得晕头转向，粤系政府瞬间陷入财政困境，一个月之间赤字1600多万。平常时节碰上这事也罢了，最多跟财团大佬们磨去，但是这是平常时节吗？这是非常时期！非常就非常在日本身上。日本人拿下了东北，当然还要有一堆琐碎的善后问题要处理，但是一堆人盯着东北，不是很麻烦吗？好办，在别的要紧地方打上一枪，创造一个新的焦点，然后再慢慢来消化东北——而正好日本海军见到陆军立了那么大功，也想表现表现，于是，日本军舰就在长江水域开始表演了。孙科倒是也想表现自己的抵抗意志，但是手里头军队和财政都被蒋介石掐死了，拿啥去抵抗，拿嘴巴吗？这活当然干不下去，孙科这个行政院院长刚当了没满十天，就实在难以为继，在10月9日，跑到上海搬救兵去了，要求大佬们看在国父面上，回来主持大局。
　　
　　所谓大佬，也无非是蒋介石、汪精卫和胡汉民三个。蒋介石当然在偷着乐，小样，跟我耍心机，你还嫩了点，怎么样，玩不动了吧，还得看老子的。蒋介石要复出，考虑值此非常之际，以他一人之力，不免独木难支，得找个盟友，胡汉民跟他闹僵了，先pass掉，而汪精卫倒是有机会，于是，蒋介石决心改弦更张，联汪排胡。汪精卫当然早想复出了，在和谈上明着暗着媚眼抛了无数，还正想蒋介石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呢，如今一看，蒋介石到底是蒋介石，识时务，明事理，就是，早该找我来嘛。蒋汪二人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之后，就筹划着恢复当年汪精卫主政，蒋介石主军的旧局面了，而恰好孙科也是干不下去，提交了辞呈，于是，1月28日，一切就绪，南京政府完成改组，蒋汪同时复出，而粤系人士在干了一个多月之后，尝尽了酸甜苦辣，也无意纠缠了。
　　
　　如果说宁粤和谈的主题是共赴国难，那么围绕四大展开的主题就叫精诚团结，各大佬也着实给我们表演了一下何为团结。团结这半天之后，日本人终究不免于蒋汪复出当日在上海开了枪，国难呢，却更显深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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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蒋介石二次下野之后，李宗仁还想借着这个机会再玩他一票的，继特别委员会之后又憋着要搞个特种委员会，总之，是跟特委会杠上了，但是呢，八字还没一撇，蒋介石就急冲冲杀回来了。紧接着日本海军就在上海挑起了战火，蒋光鼐和蔡廷锴所率的十九路军（就是陈铭枢的旧部）奋勇抵抗，蒋介石一度也令张治中率部增援，中国军队打得英勇顽强，甚至逼迫日军四易主帅，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当然，此战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日军挑事的根本目的是转移视线，当伪满洲国于1932年3月1日成立之后，两天后日军见好就收，宣布停战，而老蒋呢，也出于种种考虑不愿与之纠缠，最后在5月份签了个停战协定，双方暂且罢兵言和。在国民党各派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当口，东北就这么无声无息的从民国版图上消失了，然后——权当没这回事好了。李宗仁一看局势至此，也别穷折腾了，踏踏实实的，自扫门前雪吧。
　　
　　自蒋桂之战以来迭遭变故的李宗仁已经快要忘掉踏实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了，这段时间他每天都要精神高度集中，神经高度紧张，来迎接各种各样让人应接不暇的事故，总算，一切都结束了——粤桂联盟恢复，西南获得自治地位，而蒋介石在东三省事变后也不能动辄就对党内的异己分子下死手了。如今的李宗仁，既不用操心怎么跟蒋介石争夺中枢大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地盘啥时候被邻省给抢了去，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把广西经营好，以待来日——一门心思做好一件事，这对于已经在民国政坛历经起伏的李宗仁而言，实在是再好不过的状态了。当然，光广西这一亩三分地，也足够李宗仁忙活一阵了，治政不比打仗，讲的是慢工细活，持之以恒，其琐碎之处，更是远甚带兵，接下来我们就琐碎一把。
　　
　　新桂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自保。看起来似乎这不是问题，西南开府，两广同盟，粤军撤出桂东，甚至最大对手蒋介石也得对西南的门面胡汉民礼让三分，不再过多纠缠，看着挺平顺，然而，所谓居安思危，值此乱世，哪有什么事情是确定的呢？有备才能无患嘛。要解决该问题，当然需双管齐下，一方面维系好粤桂同盟，另一方面则是整顿军队。首先是同盟，如今在广东掌舵的不是与新桂系私交甚笃的李济深，陈济棠这家伙心思乖滑，爱耍弄诡计，又是个想一出是一出的主儿，前一段反蒋，他就一门心思把桂系往火坑里推，既要让桂系打恶仗，而不愿给钱，李宗仁说实在的，挺看不上这人，但看不上也得看，粤桂关系好坏直接影响广西安危。李宗仁为了表示诚意，直接把一家子全安置在了广州，他自己也准备常驻广州，没办法，陈济棠这人一天一张脸，不时刻与他保持接近，说不好啥时候就被丫给卖了，李宗仁也只能辛苦点，两广之间来回奔波了。
　　
　　军队倒着实是个大问题，尤其在新桂系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广西如此的经济环境下更是如此。对于新桂系这样被中央老大当眼中钉的派系而言，没有足够的军队，显然是难以应付一些突发事件；与之同时，广西又实在太穷，在清朝都是需要别省协饷的省份，而在民国早年更是得以战养战，如今中央不给钱，而广东呢，陈济棠又是一毛不拔的主儿——没人给钱，又没法抢钱，这该怎么办呢？穷则思变，新桂系终究还是找到了办法。首先，削减常备军，除了张发奎新近离桂之外，广西目前计有廖磊第七军，李品仙第八军和夏威第十五军三支部队——李品仙是唐生智完蛋之后返桂的，天可怜见，穷的叮当烂响的广西连三个军都养不起，最后只好把第八军给裁了。如此一来，广西的常备军就只剩下了两个军，问题是，广西的军制还不是常规的三三制，而是一军辖两师，一师辖两旅的配置，靠这些常备军当然不足以自保，接下来新桂系还有后招。新桂系的这一后招堪称中国军制史上的创举，那就是民团制度。
　　
　　民团这个概念并不新鲜，封建时代就常有大财主，大地主之类豢养这类武装，借以自固的，而在晚清，民团更是风光一时，曾国藩用以平定太平军的湘军，某种意义上说就脱胎于民团。但是，在曾国藩之前，民团大多是些小打小闹，只能欺负地痞流氓，小百姓的玩意，作战能力当然不能指望，而曾国藩的湘军呢，又不同于一般的民团，因为湘军是正规军，平日不事劳作，靠曾国藩去想办法筹饷——当年湘军曾有城破之时，洗劫三日的习惯，其实就是被逼的。新桂系需要的民团是来之能战的预备役性质的武装，那种松松垮垮的地主武装自然不堪大用，而湘军这样的变相正规军，新桂系又养不起，既要能战，又要省钱，看起来鱼和熊掌不可得兼，新桂系有何办法解决呢？
　　
　　地主民团之所以不能战，主要原因就是散，说白了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无组织无纪律，而新桂系的民团要能战，就得解决组织纪律性问题。新桂系在民团各级都设有常备组织，有专人负责，级级把关，严格控制，当然，组织纪律性就不成为问题，有组织有纪律，当然是能战的基本保障。接下来，新桂系为了解决兵源问题，采取了义务兵役制，强制广西所有适龄男性都必须参加民团。然后，最关键的问题来了，这么多民团怎么养？其实早在当年裁兵会议的时候，新桂系就提出过兵工的概念，这次只不过是将此发扬光大罢了，民团民团，先民后团，老百姓该从事的生产活动，团丁也不能拉下，甚至，民团还经常性组织团丁进行生产训练，组织进行集体劳动等等，既然民团也是生产力，当然就能自给自足，无需专门发饷了。有了这些“闲时为民，战时为兵”的民团，新桂系当然就拥有足够的军事潜力以应付各种突发事件了。
　　
　　自保问题在新桂系实施斯巴达式的民团制度后得以解决，接下来的问题是民生。自打民国以来，广西迭遭战乱，旧桂系时期如此，新桂系时期亦如此，广西本来就穷，在经历连续不断的战火摧残后，老百姓当然就更是难以过活，整顿广西经济对于新桂系而言自然是治政中的头等大事。
　　
　　广西是个农业省份，因此，发展经济的重中之重就是搞好农业，新桂系采取了别具一格的公积粮制度，由各村设立一个公共谷仓，每年由有余粮的农户累进摊派，征集入仓，其目的是消灭高利贷——这些公积粮可以平价借给贫农，归还时只需补上折耗即可。意思是这么个意思，确实贫农借高利贷是导致土地集中，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而且似乎有了公积粮，就可以极大程度抑制这个趋势。然而，新桂系所做的努力却在战备状态这一个大前提下被全盘否定，明摆着的，新桂系要随时应对突发事件，就必须保证充足的财源——税赋沉重，保证充足的兵源——民团制度虽然较之常备军制度有优势，但毕竟影响生产，有此二端，公积粮制度的优势基本上被全面抑制，土地兼并，贫富悬殊也并没有多大改善。
　　
　　除了农业之外，新桂系还大力发展工矿业。除了常规的轻重工业之外，广西与众不同的就是采矿业，这也是广西的天然优势——有色金属矿采丰富。李宗仁鼓励并扶持民间矿业的发展，这就让广西的采矿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当然，有句话叫“想致富，先造路”，采矿是为了买卖，但广西多山，交通不便，采了运不出去就等于白搭，因此，新桂系集中精力进行了大规模的公路修建，还为此设立了公路局，在短时间里修建了大量的公路，也算是造福于民的德政了。
　　
　　除此之外，李宗仁还在教育、文化、人事等多方面进行了整顿，义务教育制使广西民众素质大幅提升，而李宗仁崇尚文人雅士也让文化业有所发展，而在人事方面，李宗仁大胆启用新人，改革用人唯亲的弊端，也确实多有裨益；在新桂系的努力下，广西局面气象一新，广西民众总算也跟李宗仁一样，踏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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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打九一八事变以来，虽然所谓“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语调终不免成为空谈，但是国民党各派总算还知些廉耻，也知道继续闹下去难免被人看戏，于是原本三天一小闹、五天一大闹、隔三差五来次汇报演出的反蒋运动总算是日渐平息。然而，党争渐平，内战频仍，蒋介石在摆平了党内的诸多对手之后，又喊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将矛头对准了党外强敌——中共。蒋介石将剿共与抗日连在一起，当然是荒谬可笑的，但是，从当时蒋介石所处的立场而言，却也合情合理，日本是对手，中共何尝不是？蒋介石是政客，在政客眼里，对手无内外之分，只有强弱之别，显然，蒋介石认为，日本虽强不强，而中共虽弱不弱，在对政权的威胁性方面，土生土长，有主义，有理想，发展潜力深不见底的中共才是主要对手，而至于日本，疥癣之疾耳。不得不承认，蒋介石是有政治远见的，因为最终夺取他蒋家天下的，并不是强势的日本，而恰是弱势的中共，然而，对于中国民众而言，中共与日本就是天差地别了。中国老百姓反正国内谁当政都是一样吃饭，甚至中共当政对于那些忙死忙活还一天混不上两饱的社会底层人民还是利好——要知道当时我党的法宝就是土地革命，打土豪分土地，然而，如果是日本统治呢？日本可没指望能在中国长久统治，抱着“过一天算一天，能捞多少是多少”的想法，能指望日本给中国的亡国奴们留条活路吗？所以，同一个政治行为，角度不同，评价也就不同，剿共先于抗日，对蒋介石是必然之选，但对于中国民众，那就是胡折腾了，而对于民国大大小小的地方派系来说，只要别惹到他们，爱咋咋地，但要惹到他们，情况就不同了。
　　
　　蒋介石一意将重心放在国内，虽然主色调是剿共，但是跟老蒋斗争多年的地方派能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吗？这帮人太了解蒋介石的个性了，蒋介石说国难当头，党内团结，但谁真相信他能团结呢？自从孙中山去世以来，他团结过谁？他团结的人倒是不少，把兄义弟一大堆，但讽刺的是，凡是被蒋介石团结过的人，到最后都得不着好，最典型的就是汪精卫和李宗仁。所以呢，地方派们虽然不再动辄喊反蒋，但是，只要他们觉得蒋介石有任何异动，就会马上拿出抗日的招牌。反蒋和抗日当然是两码事，但是，在地方派看来，抗日如今就是蒋介石的罩门，一提抗日，实际就是念了蒋介石的紧箍咒，就算搞不定他，至少也能恶心他。于是，这段时间的民国，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反蒋少了，但抗日多了，而且只要听到谁喊抗日喊的声嘶力竭，这人就一准跟蒋介石要闹翻，比如我们接下来要讲的闽变，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件。
　　
　　要谈闽变，自然是先谈陈铭枢。陈铭枢说实在的怪倒霉的，堂堂北伐名将，铁军主要将领，搞到现在是爹不亲娘不爱，快要混不下去了。铁军出品的将帅，说实在没一个混得好的：张发奎就不说了，跟错了人，上了汪精卫的贼船，结果一度流离失所，在中原大战后几乎把军队赔了个干净；而叶挺虽然没跟错人，但跟错了时机，当时我党是左倾横行，动不动就到大城市搞暴动，搞失败了还要被追究责任，叶挺就是因为在广东起义失败后受到李立三的指责，结果被迫流亡十年，直到抗战后才重新掌军；陈铭枢倒是没跟错时机，但可怜跟错了人。陈铭枢跟了蒋介石，而且是在武汉反蒋运动最热烈的时期，甚至还为此丢了武汉卫戍区司令的位子，但是，要说的话，这笔买卖明着亏，暗着赚，因为老蒋看在他力挺的份上，总会有所补报，最要紧的是，老蒋是赢家。但是，我们还是得说陈铭枢跟错了人，因为蒋介石是不会真正信任他这样的非嫡系的。
　　
　　陈铭枢开始倒霉实际是在李济深被软禁之后，当然，他自己不会这么看，陈铭枢还觉得他的机会来了呢。陈铭枢确实也有些机会，老大走了，剩下的陈济棠资历战功都不如他，似乎怎么排都是他占先，但是事情有那么简单吗？陈铭枢是李济深的部将，而陈济棠则跟胡汉民比较接近，在李济深被软禁，而胡汉民还活跃的时候，老蒋该怎么对待二陈呢？看起来老蒋不偏不倚，让陈铭枢主政，陈济棠主军，各管各的，但是果真是不偏不倚吗？在乱世，主政和主军那就是天壤之别，而二陈之争最后分出高下，其实就差在这主政和主军上了。中原大战中，对付桂系，由于是邻居，两个人都得出力，谁也逃不掉，但是当蒋介石要粤系派军参与跟冯玉祥的作战之后，陈济棠主军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派谁不派谁是谁说了算？还不是陈济棠说了算？陈济棠不含糊，直接将陈铭枢的嫡系力量，蒋光鼐和蔡廷锴的部队给派去参战，如此一来，广东的权力平衡就立刻被打乱，陈济棠立马占了上风。所以回过头来看，为什么在胡汉民被软禁之后，陈济棠能借势将陈铭枢逐走？这下大家明白了吧，乱世之中，到底还是军权好使啊。
　　
　　陈铭枢被驱逐出粤，本以为老蒋看在他一贯拥护的份上，能好好待他，结果呢——不说也罢。老蒋光顾着耍手腕了，一开始为了麻痹陈济棠，对陈铭枢压根就不理不睬——天可怜见，陈铭枢也不过想把十九路军调回去而已。这也罢了，淞沪抗战的时候，十九路军是主力军，说实话，损失不少，那蒋介石看在人抗日有功，好歹看觑一二呢？蒋介石给出的答案是，将蒋光鼐和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调去福建剿共——让杂牌跟红军火并，这是老蒋的惯用手段，但是显然问题还没那么简单，李宗仁就看的很透彻，他的分析是“蒋先生把握济棠、铭枢之间的矛盾，故意将陈铭枢的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使其垂涎广东，互相火并，以达一石二鸟的目的”。蒋介石这点心思，连李宗仁这个局外人都看出来了，那陈铭枢和陈济棠这俩当事者能看不出来？陈铭枢看出来了，一怒之下，出国了事；而陈济棠倒是也看出来了，但他还是对十九路军不放心，为了保险起见，查封了其广州办事处，还停发了军饷——老蒋终究还是如愿了。这还没完，十九路军很快在剿共中吃了败仗，而蒋介石居然对此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如此这般，蒋光鼐和蔡廷锴自然是看出了点眉目，干脆停止剿共，跟红军谈和，并联络粤桂双方，成立三省国防委员会，提出了“抗日重于剿共”的方针。
　　
　　十九路军以抗日成名，如今打出抗日的招牌，当然不能说是哗众取宠，但是，他们打出抗日的旗帜，其目的显然也是明摆着的。如果单说是抗日，那粤桂两省少不得还得应和两句，时不时念两句紧箍咒，总是没有坏处，更何况还能在媒体上博个彩头。但是，十九路军棋差一招，因为陈铭枢出洋归来后，在抗日的前面又加了两个字——反蒋，这两个字一加，立刻就变了味。虽说对于反对派来说，反蒋和抗日在这当口是一码事，但是这其中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最大的区别，抗日是暗示，反蒋是明示，而暗示和明示之间隔着余地二字——谁会不给自己留余地呢？粤桂两派，虽说跟老蒋关系微妙，但是微妙归微妙，场面归场面，在日子还过得去的情况下，他们凭什么要自绝生路？陈济棠就是如此，原本他跟陈铭枢关系就坏，能帮忙喊两句抗日就不错了，说要反蒋，那就敬谢不敏了。陈济棠如今坐拥广东，号称南天王，又有胡汉民当门面，老蒋也默认他的半独立地位，这日子，要多舒服有多舒服，为什么他要反蒋？没道理嘛。而新桂系呢，他们倒是不满足现状，但问题是，如今新桂系要看粤系的脸色行事，他们要时刻维持两广同盟，如果粤系不动手，新桂系自然也没道理动手。
　　
　　反蒋是反蒋，抗日是抗日，虽然对于反对派来讲，本质是一样的，但是，政治本来就极端微妙，更别提这二者之间有着是否留有余地的重要差别，陈铭枢想破罐破摔，破釜沉舟，但问题是，谁又愿意跟他来唱这出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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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铭枢这个人，有胆有识，敢想敢言，是个戳得出，站得直的人，说实话，是个爷们。爷们气十足的陈铭枢如今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管不顾的打出反蒋的旗号，授人以分裂国家的口实，是因为他觉得蒋介石实在是对不住他。当然，陈铭枢要怪的话就怪自己瞎了眼，怎么能把政治前途托付给蒋介石这样的人物，这倒不是说蒋介石这人不讲恩义，而是蒋介石使用恩义的范围太过狭窄，只要不是自己的嫡系，难免就会被他当做可用也可舍的棋子。蒋介石搞政治，历来是门户分明，将嫡系和杂牌分得清清楚楚，泾渭分明。对待嫡系，蒋介石向来是有错没错都护护犊子，要打要骂都由他自己，外人休想染指半分，而且，蒋介石只要认定此人是嫡系，耐心就特别足，比如救他两次的陈赓，当时因从事地下工作被逮了，结果蒋介石愣是不愿下死手，一心一意要陈赓回心转意，结果直接造成夜长梦多，节外生枝，让陈赓逃出生天。而对待杂牌，甭管此人对蒋介石是否忠心不贰，蒋介石都从不会对其有半分信任，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就稍微用用，没有利用价值，就一脚踹开，绝不容情，陈铭枢此前对蒋介石如此忠心耿耿，到如今被逼到公开反目的地步，说实话就是因蒋介石的用人哲学所致。
　　
　　政治集团的帮派主义是有难以摆脱的惯性的，尤其是国民党这样从娘胎里带出来就是七拼八凑搞起来的政党，到最后，就搞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境地。李宗仁老是骂蒋介石为人偏私，爱搞小集团，其实，在国民党这样历来就小集团主义横行的政党，不搞小集团混的下去吗？蒋介石倒是不想搞小集团，倒是想大伙都能听他的，但问题是，可能吗？所以说，国民党和蒋介石，本身就是个相互塑造的关系，国民党的政治气候塑造了蒋介石如此的政治哲学，而蒋介石的政治哲学也进一步加剧了国民党的政治气候，相辅相成。蒋介石是个实用主义者，他没有多少浪漫主义的情怀，他为人处事，都带有极强的功利色彩，而这样的人物，往往长于适应，而短于改革。话说回来，国民党本就不是浪漫主义者能够生存的土壤，如果蒋介石不是这样讲究实际，也就不会混到这个地步了。所以呢，发散一下，这也解释了中国数千年的官场文化，什么样的官场造就什么样的官吏，而什么样的官吏造就什么样的官场，政治生态一旦形成，就再难改变。
　　
　　扯远了，我们回到正题。所谓狗急了要跳墙，兔子急了要咬人，如今陈铭枢被老蒋如此对待，当然是急了，加上此人又天生有股爷们气，也就不难解释他为什么就敢直接说反蒋了。当然，陈铭枢这反蒋的言论一出台，一帮人像是见到了瘟神一样，避之唯恐不及，本来可能会愿意擂鼓助威的粤桂两派就再也不敢随声应和了，于是陈铭枢立刻尝到了孤立无援的滋味。陈铭枢要另起炉灶，当然是要找些有头有脸的撑撑场面，一开始找的是宋庆龄，好歹仗着国母的身份来摇摇旗，但是国母似乎也对公开反蒋心存疑忌，没答应；后来又去找胡汉民，以为跟老蒋同样闹得很僵的老胡也看上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份上帮帮忙，结果呢，胡汉民说实在在广东就是挂个牌，实际说了算的是陈济棠，而陈济棠没兴趣，胡汉民当然也不好有兴趣；最后实在没办法，厚着脸皮，去找老上司李济深。
　　
　　陈铭枢在当日李济深被幽禁的时候，不说力挺老上司，甚至还公然跟李济深拥桂立场唱反调，以为靠着蒋介石就能咋地了，结果呢，不说也罢。李济深倒是没念旧怨，当然主要是跟蒋介石这笔帐一直没机会算，这下逮着了机会，不管有戏没戏，总是要出来喊一嗓子，反正横竖现在混成这德行，也不能更惨了。陈铭枢找李济深，当然是看上了他跟新桂系的关系，李济深倒是也挺上心，也派人去跟新桂系接洽了，新桂系倒也礼遇使者了，但是呢，最后还是没谈拢。新桂系不参与的原因，一部分前面讲过了，没有粤系参与，如果新桂系贸然行动，闽桂两省被广东一分为二，到时候首尾不能相顾，胜算渺茫，另一个原因则是，李宗仁认为陈铭枢太左了。所谓左，也无非是陈铭枢跟我党有合作意向，可悲的是，当时我党更左，即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硬碰硬打得很惨，众高层也奉行关门主义，不愿跟陈铭枢合作。更妙的是，我党不愿合作的原因居然是嫌陈铭枢不够革命，甚至远在苏联的王明同志还为此发了篇谴责闽变的文章——要知道当时在老蒋倾巢而出全力围剿下的我党其实日子并不咋地，而王明同志居然能忙里偷闲幸灾乐祸一把，也难怪毛泽东同志能给这帮人下个教条主义的评语了。
　　
　　好了，粤系不合作，桂系不合作，甚至原本应该铁定合作的中共也在一众清高的教条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巨擘的领导下选择不合作，非但不合作，还要嘲讽一番，如今陈铭枢只是个光杆司令，只剩下十九路军孤军奋战了。但实际上，即便是陈铭枢的嫡系十九路军，内部也并不十分太平。十九路军是陈铭枢一手带出来的，如今陈铭枢虽然不在十九路军任职，但蒋光鼐和蔡廷锴这些十九路军的实际指挥者都是他的旧部，陈铭枢在其间的威信自不待言。陈铭枢的治军颇有些旧派色彩，简单说，就是家长制，家长制本身倒也不算太大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陈铭枢家长当惯了，一时不能很好的进行角色转换，还时常当众训斥如今已经成为高级指挥官的先日小弟，这自然让这些渴望尊重、需要威信的小弟难免有些抵触情绪——这倒跟冯玉祥颇是异曲同工。
　　
　　最有情绪的就是蔡廷锴，先日的小弟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主见，但是老大却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依然执着的搞一言堂，这自然打击了小弟的积极性。以此次事件而言，其实蔡廷锴对反蒋是持保留意见的，他认为公然反蒋只能是死路一条，在如此窘境下，他的意见是，不妨学粤桂两系，同样抬出胡汉民，搞个三省一体的自治同盟，造出福建的半独立局面。因此，在陈铭枢回国之前，蔡廷锴就压根没提反蒋一事，只是借助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累积的名声，用抗日当招牌，联络粤桂两派，广造声势，以此与蒋介石抗衡。应当说，蔡廷锴的路子是对的，当时也确实博得了些外界的同情，然而，这一切都在陈铭枢回国后被推翻了。蔡廷锴觉得陈铭枢不尊重他，为此牢骚满腹，要是蔡廷锴一时鬼迷心窍，难免就重蹈当年韩复榘的覆辙。陈铭枢真该去谢谢菩萨，蔡廷锴不满归不满，但毕竟对老上司感情深厚，尽管老蒋又使出了当年对韩复榘的那一套，但蔡廷锴丝毫不为所动，甚至还表示十九路军就是陈铭枢的，他想怎么败就怎么败吧——听听，有这样的小弟，陈铭枢是否该泪流满面呢？
　　
　　当然，蔡廷锴意志坚定，不代表十九路军的其他人也愿意不计得失的追随陈铭枢——在蒋介石的银弹攻势下，十九路军的一些将帅难免就出现了动摇的迹象，如此一来，闽变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接下来无非是走个过场：1933年11月20日，箭在弦上的陈铭枢、李济深等人宣布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改换国号国旗；此后，粤桂两省为了撇清关系，一众大佬联名通电，指责闽方分裂国家；嗣后，蒋介石抽调原在剿共的十万大军前往镇压；大敌当前，内部不稳，很快，自北伐以来就声名赫赫的十九路军即分崩离析，自此退出历史舞台。1934年1月底，闽变未及两月，遂告全面失败，闽方要人也纷纷出国。
　　
　　闽变被李宗仁称为“可笑的小政变”，但是这次可笑的小政变一度可能对时局造成重大影响——如果红军能适时跟闽方合作，或许有机会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可惜时机稍纵即逝，未能把握机会的红军终不免走上长征的艰难道路。红军被迫长征，事实上就意味着所谓安内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收官阶段，党外之敌既除，党内各方自是人心惶惶，而李宗仁，也不得不加入另一次可笑的小政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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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对江西苏区连续发动五次围剿，在前四次铩羽而归之后，第五次终于走对了路子，找对了方向，从1933年9月开始，历时一年，国军稳扎稳打，层层推进，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终于击败了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坚定不移实施关门主义、阵地攻防的红军。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别无他法，只得实施大规模战略转移，史称长征，而所要突破的第一道防线，很不巧的就是粤桂两省。李宗仁对反共这事，向来比谁都积极，这从北伐之初极力抵制中共党员在桂军任职，宁汉对立时充当清党急先锋，重掌广西后大力清乡等事可见一般，但是，这次红军要路过广西，李宗仁却犯起了嘀咕。
　　
　　李宗仁之所以犯嘀咕，说穿了，也不过还是老问题，担心蒋介石呗。在李宗仁的回忆录里，充满着对自己一贯反共的自我标榜——当然，主要是要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给自己撇清关系，而对蒋介石的反共路线，却横挑鼻子竖挑眼——主要是暗示蒋介石需为国民党的失败负责。李宗仁对蒋介石反共的质疑大部分都很喜感，什么养寇自重啦，玩火自焚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不知道一度被老蒋逼得很惨的我党要对李宗仁这些奇谈怪论作何感想。这次蒋介石对红军进行围剿，好不容易取得了成效，李宗仁又有话说，他的意见是，蒋介石对苏区的包围圈出现了严重的战略失误，他认为应该把红军突围的缺口放在东南沿海一带，设法将红军驱入海内，而不是将红军往西面的内陆方向驱赶。乍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西面的回旋余地也确实比东面要大得多，但是这种看法实在经不住推敲——首先，东南各省是老蒋的钱仓粮仓，蒋介石怎么可能愿意让红军虎入羊群？更何况，要是控制不好，红军可能将直接威胁国民政府的大本营——巧的是，毛泽东曾经在闽变时提出要跳出苏区，纵横江浙的想法。其次，即便蒋介石愿意如此，李宗仁和陈济棠愿意吗？他们愿意老蒋将大量中央军布置在粤桂一线吗？这不得了？有想法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得有可行性啊。
　　
　　李宗仁确实对蒋介石的战略布置有意见，但他有意见的原因，不是他在回忆录里说的这些东西，而是他生怕中央军以追剿中共为名，行假途灭虢之实。李宗仁的担心确实不无道理，后来在贵州、四川等地所发生的一切也验证了他的判断，只是他这种担心，实在不足为外人道罢了。李宗仁当然不单是有政治敏感性，更重要的是，他能妥善处理这样棘手的问题——李宗仁是怎么做的呢？红军前来广西，其意不在常驻，而是过路，但是追剿的中央军可能就是相反了，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让红军尽速离境，以免节外生枝，于是，在李宗仁授意下，白崇禧演了出让道送客的戏码——甚至白崇禧还为此编了个九字诀，所谓“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在桂系的一手策划下，红军压根就没遭遇任何实质性的封锁，只用了十多天就顺利通过了桂境。桂军这样对红军送大礼，蒋介石当然很火大，他要追究起来，桂系该如何应对呢？这就看李宗仁闪转腾挪的本事了。李宗仁当然不能承认自己没出力，他得向党国保证自己是出了大力的，为此，他不惜捏造了所谓七千俘虏的事实，拍电影，拍电报，大肆造势，老蒋明知李宗仁在演戏，但无奈李宗仁演的太逼真，也只好作罢。这还没完，李宗仁为了表明自己剿共的坚强决心，在红军通过桂境之后，让桂军前去贵州助战——瞧瞧我多玩命。
　　
　　看似李宗仁已经躲过了危机，红军走了，中央军也没理由入境了，广西似乎是太平了，但是，换个角度想，在攘外先安内的前提下，如果老蒋真把中共给灭了，下一个该轮到谁了呢？要是这样一想，危机非但是没有过，反而才刚刚开始。接下来，蒋介石以假途灭虢之计，将贵州和四川相继收入囊中——美中不足的是，红军虽在长征中面临各种内外交困，天灾人祸的困境，但却奇迹般的杀出了一条血路，最后到达了陕北。当然，创造了奇迹的红军俨然是奄奄一息，命不久矣了，到了这个境地，民国的地方派似乎突然发现蒋介石可能要一统天下，他们的那点地盘即将不保，于是，老套路，开始高呼抗日。最讽刺的，莫过于在东三省事变中不放一枪，将祖宗基业抛了个干净的败家子张学良张少帅，此公居然也有脸喊抗日，还喊的面不改色心不跳。张学良之所以喊抗日，是因为在陕西跟红军作战吃了苦头，看出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要让东北军跟红军两败俱伤，以收一石二鸟之效。当然了，在群情激昂高呼抗日的形势下，粤桂两系自也不能免俗，原先还只是念念紧箍咒，到后来，干脆决心铤而走险了。
　　
　　粤桂双方，起主导作用的自然是陈济棠，而陈济棠这家伙之所以喊抗日喊到擦枪走火，准备重演当年闽变的那一幕，据李宗仁回忆，是听信了自家豢养的大仙术士所谓“机不可失”的预言。开个玩笑，陈济棠确实有些迷信，但要说他是因为术士之言而要自绝生路，也不免过于儿戏了，事实上，陈济棠要搞政变，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失去了胡汉民这面金字招牌，南天王地位即将不保。我们说，两广之所以能保持半独立地位，并且老蒋还能一直睁一眼闭一眼，最大的原因，自然是胡汉民。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特殊地位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蒋介石要为当年的软禁一事还债——也就说是，只要胡汉民在广州一天，蒋介石就得卖他个面子，两广的特殊地位就能得以保证，但反过来说，要是胡汉民不在广州了，那老蒋就爱咋咋地了。蒋介石当然也曾试过将胡汉民调出广州，让他去京师供职，但无奈胡汉民是个恩怨必报的人，对当年被软禁一事耿耿于怀，蒋介石也不好硬逼，于是就只能拖着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本来陈济棠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供着胡汉民这个太公，踏踏实实当着南天王，如今不妙了，胡汉民居然在1936年5月13日凌晨因脑溢血猝死了，这下可真算是天塌了。
　　
　　老蒋一看胡汉民死了，来得正好，可算找到了解决两广问题的机会了。于是，次日电召陈济棠兄长陈维周入京详谈，陈济棠只得让兄长去了，然后老蒋给陈维周提出了他的意见——说是要共同合作，解决广西。陈济棠一听这话，当然是冷汗都下来了，唇亡齿寒，广西要是解决了，广东还会远吗？蒋介石这点鬼蜮伎俩，要去骗鬼吗？还没完，蒋介石又派王宠惠以吊唁之名前来广东，并向陈济棠表示要撤销西南政务委员会、执行部，还说要改组广东政府，并要将陈济棠从集团军军长的位子降格为军长。王宠惠越说，当然陈济棠越心虚，听到后来，估计是又气又怕，强行按捺才没发飙了。好了，情况很明白了，胡汉民死了，天塌了，老蒋要下手了，陈济棠要倒霉了——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呢？自救呗。抗日的调门当然少不得要更提高一点，好歹争取些同情票，然后跟新桂系谈谈，大不了鱼死网破吧。李宗仁听到胡汉民的死讯，当然估计就知道大事不妙了，如今陈济棠来找他，还能有什么事呢？当然，李宗仁回忆录里说搞政变不是他的主意，他一直对此事抱有谨慎态度，只是陈济棠一味催促，考虑到两广利害一致，唇齿相依，才上了这条贼船，为资佐证，李宗仁还搬出了陈济棠迷信的八卦来，说他野心太大，又听信江湖术士的鬼话，才打算铤而走险。李宗仁这话当然没人信，要说胡汉民去世，他受到的影响绝对比陈济棠只大不小——他跟蒋介石的恩怨等级是多少，而陈济棠跟蒋介石的恩怨等级是多少，蒋介石如要下手，主要目标是谁，这些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蒋介石会将陈济棠摆在他李宗仁的前面吗？李宗仁就算谦虚，也不用谦虚成这样吧，这点自信还是要有的吧，尽管说如今他确实落架凤凰不如鸡，但是再落架的凤凰终究也是凤凰啊。问题来了，为什么李宗仁事后要编出这么套鬼话呢？接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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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汉民死了，粤桂两派的好日子到头了，看起来两方唯一的机会就是精诚团结，同舟共济，跟蒋介石拼个高下了，即便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至少陈济棠就是这么想的。李宗仁当然也在为这事转腰子，蒋介石明摆着是要动手了，如今的情况，伸头一刀，缩头还是一刀，问题是，该伸头还是缩头呢？当然，伸头还是要伸的，坐以待毙也不是李宗仁的个性，但是就算是伸头也有个讲究——毕竟两个人都伸头的情况下，先砍谁后砍谁总得有个时间差，而这个时间差，恰恰是唯一可以做文章的地方。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时间差该怎么打。
　　
　　当然，粤桂两系唯一可以抗衡老蒋的，也只剩下抗日的招牌了，因此，想都不用想，接下来肯定是把抗日这出戏给演足了。民国的事儿就这么扯淡，在九一八那阵，日本闹腾最凶的时候，粤桂两系没说要派兵抗日，相反还打着“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招牌逼蒋介石下台，如今日本相对消停了，自长城攻势之后，足有三年多时间没大规模军事行动了，粤桂却开始大张旗鼓说要抗日了。也是，没病没灾，日子过得好好的，谁愿意招不痛快呢？如今是事到临头了，没办法了，只能打出这张底牌，看看能不能好歹应付过去了。排场还是很足的，5月26日，粤桂两系要人联名通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6月1日，西南政委会和执行部呈电中央，通电全国，要求中央领导抗日；次日，粤桂再度发电，说要全国人民敦促国府抗日；4日，粤桂高级将领又发表通电，说要请中央调粤桂两军北上抗日；瞧瞧，这通电频率，这抗日意志，多精彩的戏码啊。
　　
　　根据中国古今皆然的特色，官方通电只是大规模造势的前奏，接下来就要开动舆论机器，将声势渗入到民间基层了。李宗仁是行家里手，广西就搞得很热闹，又是组织请愿团，又是大规模抗日游行，又是张贴标语——什么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啦，什么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啦，什么全国抗日势力联合起来啦，总之，口号震天响，抗日全国闻。然后，李宗仁甚至还去活动湖南的何键，要他帮帮腔，造造势。李宗仁这一小试身手，明白事儿的看出名堂来了，李宗仁对广西有多强的控制力，社会动员能力有多强，是块多么难啃的骨头——至少蒋介石就看出来了，看出来之后，他决定先把刀砍向陈济棠头上。
　　
　　相比较李宗仁对桂系以及广西的绝对控制力，陈济棠就差的远了，蒋介石这刀刚举起来，底下人就蜂拥而上，把陈济棠给架到断头台上去了。在老蒋银弹攻势发动之后，跟闽变情况完全相同，粤系内部立刻就有不愿送命的反水了，先是空军——7月4日，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带着40多号人架机离粤赴宁，两天后，这帮人发表了“服从中央，报效党国”的通电。大家明白为啥官当得越大，就越是迷信了吧，大仙算得多准，机不可失，这下应验了吧——飞机丢了。但是呢，大仙准是准，要是会错了意就麻烦了，陈济棠如今倒是恍然大悟了，但是黄花菜也凉了。空军反水，陈济棠算是气泄了一半，接下来陆军也出了问题，那就彻底泄气了。先是广东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粤军的二号人物，此公本就对陈济棠不满，这下看到出头机会来了，当机立断，在7月8日屁颠屁颠的跑到南京，向老蒋表忠心，表示广东问题包在他身上。还用说吗？蒋介石无非是鼓励一番——我看好你哟，然后让余汉谋放心大胆的去干了。14日，余汉谋公开撕破脸皮，接受南京中央的任命，要陈济棠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广东。第一军反了，第二军能坐视吗？当然也反了。在余汉谋就职当日，第二军军长张达也反了，还表示欢迎余汉谋去广州任职。空军反了，陆军反了，全他妈反了，陈济棠算是反不动了，为了避免真被砍上一刀，只好在18日通电下野出国避祸了。
　　
　　根据老蒋的一贯做法，要对付粤系之前，肯定是要先给桂系吃颗定心丸，然后各个击破，因此，在对粤系紧锣密鼓的进行分化打击之际，蒋介石却对桂系抛出了橄榄枝，还任命李、白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蒋介石此举是实是虚，李宗仁心里头跟明镜似的，他何尝不知道蒋介石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所以李宗仁要反抗到底，不接受任命？错了，李宗仁和白崇禧准备接受任命。不明白了？还记得我们开头说时间差的问题吗？这就是时间差！蒋介石不会同时对粤桂下手，只要有先有后，就一定有时间差，而李宗仁所要做的，就是抓住这个时间差，在陈济棠人头落地之前，把自己的头给缩回去——蒋介石在这个时间差里势必会给个台阶，甭管是实是虚，李宗仁所要做的，就是顺着往下走。
　　
　　老蒋给的这个台阶自然是虚的，他也不会让李宗仁踩实了，在解决完粤系之后，接下来就轮到桂系了。当然，老蒋还想依样画葫芦，不费一兵一卒，跟当年蒋桂之战一样，拆了桂系，这次他打出了王牌——黄绍竑。于是，在李宗仁和白崇禧刚说要接受任命之后，蒋介石出尔反尔，说我明明是说让黄绍竑就任广西绥靖主任啊，至于您二位，离了广西吧。蒋介石为了打好黄绍竑这张牌，已经经营许久了，看看黄绍竑这几年的履历：1932年2月18日任国民政府委员，1932年5月任内政部长，7月1日兼代交通部部长。1933年出任北平军事分会参谋团参谋长，5月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同日方作外交交涉。1934年12月12日任浙江省政府主席。1935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老蒋这么厚遇黄绍竑，当然是因为黄绍竑有巨大的利用价值，是随时可以引爆桂系的重磅炸弹，这次老蒋要收拾桂系，黄绍竑自是首当其冲。
　　
　　蒋介石把台阶抽了，又打出了黄绍竑这张牌，接下来怎么办呢？废话，紧抱着台阶别撒手啊。李宗仁和白崇禧就不撒手了，在蒋介石自食其言，要将二人逼出广西之后，李、白通电南京，说中央“墨渍未干，自毁信誉”，我们“恕难从命”。言下之意是，不是我们赖着不走，是你中央说话得算话不是？要我们出任广西绥靖主任的是你，要我们离开广西的还是你，中央说话到底还有谱没谱啊？这叫揣着明白装糊涂，李、白能不知道中央有谱没谱吗？当然，光会缩头是不行的，李宗仁还得让老蒋进一步认识他的抗击打能力——李宗仁再次将广西的动员能力发挥到极致，省防军瞬间从14个团扩编成40个团，7月下旬，在动员会上，李、白发表《告军民书》，说“期望全体将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蒋奋战到底”。然后，李宗仁继续咬定抗日不松口，欢迎各方抗日同仁前来广西洽谈。
　　
　　李宗仁的意思大家看明白了吗？没明白的听我讲。李宗仁肯定是不想闹，因为他闹不过蒋介石，然而他之所以还要跟着粤系闹，是因为不闹一闹，这场大祸他躲不过去。但是，李宗仁的厉害之处在于，他知道闹的目的是为了不闹，因此，只要蒋介石有任何和解的表示，李宗仁都会果断抓住——甭管是实是虚，抓住了才有操作空间。比如，蒋介石一开始跟桂系示好，明明是分化离间，各个击破的诡计，但是到了李宗仁手里，就成了蒋介石主动示好的台阶。而接下来李宗仁大动干戈，又是动员，又是迎宾的，其目的是什么呢？目的还是争取和解的机会。李宗仁无非是告诉蒋介石，你要和，我大力欢迎，但你要闹，老子豁出这条命去，也要跟你闹一闹，你自己掂量掂量，一时半会搞得定我吗？
　　
　　蒋介石当然掂出了分量，李宗仁虽然只有广西一隅之力，但可怕的是，广西全民皆兵，人人上阵，民气可畏，一时半会当然搞不定。有人要问了，老蒋不还有黄绍竑这张牌没用上吗？问得好，大家知道黄绍竑是为什么离开桂系的吗？没错，就是为了躲避内争，这下内争当头，他愿意与先日袍泽同室操戈吗？这不就得了，黄绍竑一准不答应啊。那蒋介石还有选择吗？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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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绍竑跟李、白虽然分道扬镳，但多年袍泽，情深意重，要他跟李、白同室操戈，他办不到。当然，即便黄绍竑不答应，蒋介石也不能怎么样，这张牌经营了那么久，蒋介石要是一旦放弃，不免前功尽弃，更何况，黄绍竑混好混坏对新桂系内部将帅颇有示范效应，为黄绍竑一个点，而放弃新桂系一个面，不值当。因此呢，黄绍竑公开表示不愿就任广西绥靖主任一职，蒋介石自然也没办法，而黄绍竑不愿合作，要在高度团结的新桂系内部敲出一条缝来，更是难如登天，现在的情况下，要想战，就只能霸王硬上弓。然而，霸王硬上弓又谈何容易？其一、新桂系将抗日这张牌打到了极致，也为此颇得民国各派的同情——甚至连与新桂系向来关系恶劣的我党也表示同情，当然了，这主要是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有同病相怜之感，蒋介石要强行下手，舆论上就通不过；其二、广西全民动员，个个奋勇，同仇敌忾，气势之盛不免蒋介石也为之胆寒，再加上老蒋如今依然还是将重心放在剿共上，能腾出手来对付桂系的兵力毕竟不多，真要动手，未必就真能稳操胜券。因此，在李宗仁强势出击之下，新桂系虽弱而强，而蒋介石虽强而弱，形势发生逆转，这下蒋介石是想不谈都难了。
　　
　　当然了，李宗仁搞这么大排场，自然也不是真想跟蒋介石见个高低，蒋介石说要谈，那来得正好，谈吧。谈的当然不是明面上的抗日问题，李宗仁明白蒋介石攘外先安内的政策到了最关键的收官阶段，蒋介石是不愿就此功亏一篑的，所谓抗日，也不过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一个借口罢了，李宗仁真正想得到的，是蒋介石能认可新桂系在广西的地位以及广西在民国的地位并不因胡汉民之死而变更。李宗仁在想什么，跟他交锋多年的老对手蒋介石自然是一清二楚，于是，在双方稍作试探之后，问题迅速得以解决。
　　
　　过程如下：老蒋先派人去广西，表示出和谈的意愿。李宗仁当时还不确定蒋介石到底是真想谈，还是故弄玄虚，搞缓兵之计，于是派代表刘斐广州一行。在刘斐到达广州后次日，蒋介石也来到了广州，蒋介石问刘斐，广西是否真的要打？刘斐当然冠冕堂皇的应付了句，只要中央领导抗日，广西就没问题。蒋介石回答，只要地方服从中央，我们就会实行抗日。当然，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虽然刘斐动辄说抗日，蒋介石也动辄说抗日，但双方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新桂系的意思是，你老蒋给我们个台阶，我们也就不闹了，而老蒋的意思是，只要你们给我台阶，我也会给你们个面子。话都说到这份上，那还说啥？既然都不想闹，那就开价吧。李宗仁开价了，抗日这个表面文章自不用说，真实的价码是，李宗仁要求蒋介石收回成命，认可他的广西地位，然后，撒撒娇，说我排场铺这么大，你要给我点钱，否则我收不了场。蒋介石说收回成命可以，但是反是你们造的，排场是你们铺的，难不成还让我代人受过？还要我出钱，当我冤大头？谈到这里，核心问题就谈拢了，至于钱不钱的，其实就是桂系打的诚意牌，也是让蒋介石吃定心丸，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李宗仁的意思是，我拿了你的钱，难道还有理由接着造反不成？蒋介石也不是傻子，李宗仁都开始要钱了，那就说明八字那一捺快要划上了，值此温馨时分，扭捏一番，端端架子之后，还是好歹给了点。然后，李宗仁扭捏一番，也签字画押。最后蒋介石邀白崇禧广州一见，白崇禧怕出事，不敢去，最后还是李宗仁单刀赴会，双方穗城一晤，一笑泯恩仇，近十年来的恩恩怨怨，遂一朝得以暂时化解。
　　
　　两广事变从6月1日发动，到9月底基本偃旗息鼓，然而，同时闹事的两广，结局却相隔天壤，陈济棠这个显赫一时的南天王被蒋介石兵不血刃的一鼓端掉，而李宗仁呢，虽然一度需要对陈济棠唯唯而应，但真赶上了大事，分寸拿捏，危机应对，比陈济棠何止强出百倍？通过此事，大家明白当年为什么蒋介石会将李宗仁作为头号假想敌了吧。李宗仁确实很不简单，虽然他现在仅有广西一隅穷苦之地，但他愣是能让这广西一隅的力量发挥到极致，发挥到连老蒋都觉得桂人殊不可侮的地步。回到两广事变最初我们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李宗仁要千方百计将此次政变的责任推到陈济棠身上呢？答案很明确了，李宗仁这叫得了便宜卖乖，明明是二人转，但因为最后自己与蒋介石达成和解，为了撇清关系，他当然必须将两广事变换个名字，说成六一事变，然后将其解释成陈济棠的独角戏。事实上呢，通过李宗仁在该事变中展示出来的政治手段，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能相信蒋介石会把他放在陈济棠之下去考虑，还是我说的那句话，落架凤凰终究还是凤凰，一支再漂亮的鸡也不可能跟凤凰有任何等量齐观的可能性。
　　
　　好了，两广事变到了这个地步，算是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在李宗仁慷慨激昂的抗日问题上，他到底是什么态度呢？当然，跟蒋介石一样，李宗仁同样将派系利益摆在民族利益之上，他在两广事变中的演出，与其说真的是因为日人入侵而怒发冲冠，还不如说为求自保，喊喊口号罢了。然而，李宗仁除了政客这个属性之外，他毕竟还是个中国人，那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考量，他对日态度如何呢？李宗仁的对日态度，可以用他在193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来概括——焦土抗战。
　　
　　所谓焦土抗战，大致有两层意思，一是战，二是焦土。战说明身为军人的李宗仁是主战派，而焦土则说明李宗仁是坚定的主战派，这自然就跟一些婆婆妈妈的所谓曲线救国的主和派划清了界限。李宗仁曾一度被指为亲日，这是因为在他退居广西之后，接收了大批日械，甚至还时常有日本的军政要人登门拜访，这自然不免让外界想入非非，然而，用白崇禧的话说，这叫胡服骑**，借他人的拳头打他人的嘴巴，李宗仁在回忆录里也一再表白说凡是日人拜访，都会上来遭到他的当头痛斥。李、白在广西与日本有来往不假，但是这种来往，显然也没那么多暧昧。日本人看上了新桂系，试图利用其在民国的影响力，给国府中央制造麻烦——简单说，他们希望中国更乱一些，而李宗仁实际上除了两广事变被逼到绝路之后闹了一闹之后，也并未有任何出格举动，因此呢，基本上李宗仁只是在利用日本的这种心态，能搞点好处就搞点好处，但是在原则问题上，李宗仁不可能有尺寸之让。相比较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喊抗日喊的比谁都响，而到了日本真采取行动后却又怕这怕那，到最后曲线救国去的汪精卫，李宗仁显然是强多了。
　　
　　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其实就是与李宗仁的焦土抗战论争锋相对。所谓焦土抗战，就是说中国国弱兵弱，万一中日全面开战，唯一可恃的可是中国土地广袤，有充分的战略纵深，战略得当，尚有转圜余地，而为了让日本难以实施以战养战的战略，就必须将战略物资，能运的运走，不能运的烧掉，纵使中国土地变成一片焦土也不足惜。李宗仁这套焦土抗战的理论是弱者面对强者以重大牺牲换取些微机会的路数，与其说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还不如说是杀敌一百，自损一万。像汪精卫这样的书生自然就对如此惨烈的抗争手段心存疑忌，他的看法是，抗战与否不是关键，国计民生才是关键，如果都烧成了焦土，到底是国府戕害民众为大还是日本戕害民众为大呢？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焦土抗战，直接谈和不挺好？给大家留条生路。为了避免惨痛牺牲，而忍辱负重，这就是所谓的曲线救国。当然，我们承认，汪精卫的这种观点并非全无道理，他实际谈到了一个很本质的问题，对于民众而言，异族统治者和外族统治者到底有多大差别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异族统治者不算太严苛的统治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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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国：民国军阀往事之西南军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