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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借刀杀人并直接行凶fficeffice" />

ffice:smarttags"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在莫斯科郊区的银光别墅举行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84名)，代表全国4万多共党。7月11日，中共六大举行闭幕式，向忠发主持会议，周恩来致闭幕词。7月12-16日，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选举关向应、李求实、华少峰（华岗）、李子芬等为中央委员，关向应为书记。1928年7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周恩来报告了出席、缺席情况后，宣布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都有表决权。全会选举向忠发为总书记，政治局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周恩来兼中央常委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1928年11月上旬，周恩来在莫斯科参加完共产国际六大会议后，回到国内。11月9日，中央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起草新的中央工作计划，周恩来同向忠发、李立三逐渐形成中共“三驾马车”。1928年11月14日，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特务委员会，由向忠发、顾顺章、周恩来组成，顾顺章为负责人。特务委员会对于保卫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捕的党员，严惩叛徒，起了重要作用。

1929年6月25-3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召开，会后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有：向忠发、周恩来、项英、李立三、杨殷、彭湃。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和军事委员会主任。

1930年9月24-28日，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10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组成中央常委会，周恩来为实际负责人，也就是说周恩来是中共的1号掌权者。

1930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米夫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提出召开六届四中全会。12月16日，米夫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为王明等平反。瞿秋白一再检讨，并同意公开向全党承认、检讨自己犯了“调和主义”的严重错误。会议决定：撤销李立三政治局委员职务。12月23日，中共发出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全盘接受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责，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是错误的。

12月下旬，王克全等人认为紧急通告仍是调和主义，称中央现在不能信任，坚持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临时中央，开除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贺昌的中央委员职务，并立即停止瞿秋白、周恩来政治局委员职权。周恩来又提议他和瞿秋白一起退出中央政治局。为此推荐何孟雄等去见米夫，在讨论四中全会补选中委名单时，又提名何孟雄，但均为米夫拒绝。在周恩来、瞿秋白的去留问题上，米夫采取“留周拒瞿”的方针。

12月29日，共产国际远东局全体代表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向忠发、周恩来等会面，商谈改组中央的会议问题。周恩来坚持非中央的参加人数应增加一倍。至于表决权，周主张凡与会者都有表决权，远东局则坚持按照规定，只有正式的中央委员才能有表决权；涉及到比较重大和争论较大的问题，可考虑变通办法，如中委表决一次，并由全体参加者表决一次。

1931年1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章龙等人通过《全总党团决议案》，要求“立即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集紧急会议”，并声言“对于在党的历次错误中负有严重错误主要责任的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同志应执行铁的纪律，立即离开指导机关，照章予以组织上最严厉的制裁”，向忠发、项英、关向应、邓中夏、贺昌、罗登贤等“亦须离开领导机关，施以严重的处罚”。

1931年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周恩来、任弼时等发言。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起草的六届四中全会决议草案。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米夫的主持下，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秘密举行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共进行了17个小时。会议最后改选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选举时，先进行候选人名单的表决，当周恩来念到王明、博古等人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时，会场上一片嘘声四起，顿时秩序紊乱。在国际代表的控制下，以一票之差的微弱多数通过了米夫所拟的、周恩来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政治局委员和补选委员名单。史文彬首先起立，代表出席的中委等26人声明选举不合手续，会议应立即停开。于是代表群起集体退席，走出会场。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博古都被增补为中央委员，王明还成了政治局委员。

中共一分为二，周恩来、王明是一派，称为“四中派”，何孟雄、罗章龙为一派，称为“非委派”。四中全会后，罗章龙、史文彬等26人联名写信给米夫，再次表示会议为非法，应宣布会议一切决议及选举结果无效。米夫感到事情有点不好办，就邀请反对四中全会的人来开个会，以消除分歧。这会是在上海静安寺路地区一所花园洋房内开的，后来就被称为“花园会议”。1月10日黄昏时，罗章龙、史文彬、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分批来到这里住下。第二天开会了，但没有结果，米夫等三个外国人怒气冲冲地离开了。1月13日，罗章龙组织并领导了不满和反对四中全会的13人，召开了“反动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通过了罗章龙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并推举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何孟雄、王凤飞等组成临时中央干事会，1月31日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简称“非委”。他们还成立了江苏“第二省委”、上海闸北和沪中“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还派人到顺直、香港、满洲等地成立“第二党的组织”，并拒绝中共中央的多次警告和批评。革命文艺界也发生了分裂。“非委”的文艺组织中国革命文艺联盟（简称“革文联”）是李求实组织起来的，其成员有柔石、胡也频、殷夫等人。

1931年1月17日，“非委”在上海远东旅馆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全总党团对于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决议案》。罗章龙和史文彬两人临时有别的事没有到场。会议由何孟雄主持。他们不知道，会场已被巡捕和便衣警探50余人包围了。当大家开完会正要撤退时，就全被捕了，当场抓了29人。当晚和第二天还在别的地方抓了李求实等12人。当年国民党军事统计调查局的“匪情档案”中仍然存有这份资料，告密人是当时中共党的交通人王拙夫。这个王拙夫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当年在上海所指挥的红队队员，红队专门杀叛徒。何孟雄反对六届四中全会，被认为是反党分裂，所以就被当作叛徒处理掉了。何孟雄被捕后，1月下旬，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约见了罗章龙，一不留神把话说漏了：“从何孟雄等这次被捕事件的例子说明，脱离了中央正确路线，结果不好。”1月27日，匪党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当时还把其他“非委”成员都开除了。当时匪党“反分裂”成风（1989年依然），这就决定了富田事变的性质。

由于当局惧怕事情闹大，2月7日深夜至8日凌晨，将在东方饭店被捕的23人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秘密处死了。他们之中有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领导人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还有文联的作家柔石、殷夫(白莽)、胡也频，还有“非委”的妇女部主任冯铿。这里的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和李求实（即李伟森）等5位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他们被称为“左联五烈士”。有必要指出：左联5“烈士”于1931年2月7日被处决，并非因为他们是诗人和作家——而是因为他们在国难当头时为中共武装叛乱、叛国而效命的颠覆者而已。否则，人们就不能理解，那些天天都在写诗作文骂着国民党和蒋介石，天天都在作文写诗歌颂着新沙皇斯大林的“无产阶级”的诗人和作家们，为何均未被处决？5“烈士”非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亡，是为参加武装叛国叛族、更“为中共出卖而死”。

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力，周恩来行“借刀杀人”之计，既消除了中共党内反对派的政治实力，还宣传了国民党残害英勇的共产党员事迹，同时还恫吓了党内其他对手，一箭三雕啊！先看当时的王明是怎样向他的俄国主子“汇报”的。王明在给共产国际的《关于四中全会前反立三路线的经过》一文中写道：“罗章龙把一切托陈、被开除、来历不明及我们一部分同志几十人在一个旅社开会反党，使我们25个同志，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在上海被捕牺牲。上海东方旅馆25人被抓获是罗章龙派王拙夫-唐虞告的密。”按王明的话来判断，25位共产党员被捕是共产党自己告密并且告密者是反四中全会的首领之一罗章龙“同志”。但台湾的中共党史学家王建民在他的《中国共产党史稿》中卷第99页引用《中共透视》第144页的材料，明确地揭露说：“关于何孟雄被捕，乃陈绍禹之告密”。而陈绍禹就是王明。原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吴冰书（Wu Bingshu）1949年被中共逮捕，于1967年披露了出卖何孟雄等中共地下党员及上海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左联五">左联五ersonName>君子者正是康生。曾任过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之一王云程1933年2月24日在其自首声明中的材料说明：“共产党内在其派别斗争中，经常使用暗杀或告密手段，借刀杀人，如何孟雄等20余人都死在赵容(即康生)等所领导的赤色恐怖之下。”而康生正是周恩来的直属部下。

在“非委”成员1931年1月17日被捕的前后，周恩来依然是中共的实际领袖。1931年1月1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政治局正式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候补常委为陈郁、卢福坦、徐锡根。对于政治局的决定，共产国际远东局表示赞同。这时，张国焘在苏联未回国，可见，周恩来是中共的龙头老大。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决定中央军委由周恩来为书记，聂荣臻为参谋长。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因发现徐锡根、陈郁均卷入罗章龙一派人的分裂活动之中，王明才得以成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此可以断定：周恩来借国民党之刀杀了自己的竞争对手何孟雄等人。

借刀杀人乃马列主义者打击竞争对手的惯技。1960年1月9日，德国报纸《Reichsruf》报导了这一事实：奥地利总理Raabe，曾将一封卡尔.马克思的亲笔书信送给苏俄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喜欢这封信，因为它证实，马克思曾是奥地利警方的一名领赏告密者，他在革命者队伍里当间谍。这封信是在俄罗斯秘密档案馆中被偶然发现的。它指证，马克思在他流亡伦敦期间告发他的同志们，因为这些人不服从他的领导。每提供一条消息，马克思获得25元的奖赏。他的告密涉及流亡于伦敦、巴黎、瑞士的革命者。其中一个被告密的人叫Ruge，他自认为是马克思的密友，两人之间充满热忱的通信至今尚存。1992年日共创始人野阪参三100岁了，却从解体后的苏联披露出一则半个世纪前的内幕，说他在莫斯科曾诬告山本悬藏等日共同志，导致多人在肃反中被冤杀，他借苏共之手剪除了竞争对手！

当然，周恩来还直接指挥滥杀无辜。杀顾顺章的十族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1931年4月，顾顺章乘中共秘密设置的祥泰木行货轮，护送当时中央负责人张国焘、陈昌浩由上海到武汉。顾在武汉停留期间被捕，捕后称须见蒋介石后才能供出情报。去去见蒋介石前，先去极密电报。可当时中共的钱壮飞已潜入国民党的组织部调查科，为机要人员，当时该科负责人徐恩曽不在，钱阅电文后，立即派人告李克农，并以最快速度通知周恩来，周安排中共连夜撤离。第二天4月28日国民党既展开大规模逮捕，结果是扑了个空。身为军委主席的周恩来对此极为愤恨，经精心策划后在同年5月，与康生(赵容)率红队洪扬生、李龙章、王竹友等五人，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残忍地杀掉了顾顺章一家老少；包括顾妻、岳父母、小舅、小姑和保母。顾顺章的小姨子张家宝是乡下来探亲的，根本与顾的叛变无关，也被杀手们活活勒死。顾的家人完全无辜，被杀前还在乐呵呵地替共党工作呢！周在黄埔军校的学生斯励那天在顾家打麻将，他的哥哥斯烈是国民党26军第2师的师长，1927年“四一二”时，周恩来被第二师扣押，有生命危险，是斯励念师生之谊帮他逃出了虎口。可是，在那天为了不走漏血案的风声，周活埋了自己的救命恩人斯励。当场被杀的有30-40人。在行刑过程中，康生的表现比周更坚决、冷酷。对这次屠杀案的揭露，是因当时参与红队王竹友被捕后招了，他带人到顾家后院挖出许多具尸体。这事在当时上海各报都登载了，哄动了整个上海。顾说这是“残酷兽行，灭绝人性”，与封建王朝都很少用的满门抄斩没什么区别。

1931年6月22日，总书记向忠发被捕，24日叛变后即被枪杀；但6月26日中共中央才知其被杀；至1932年或1933年中共中央才知道其叛变。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迅速将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1931年6月24日，中共中央由周恩来、陈绍禹、卢福坦、张闻天等组成中央临时常委会。由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指定为陈绍禹代理书记，王明这时才成为中共领袖。9月22日，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均已不足半数，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不设总书记，由博古负总责。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秦邦宪即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中共临时中央受到了共产国际及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团指导。10月中旬，王明、孟庆树（王妻）、吴克坚、卢镜如4人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也前往瑞金并于12月抵达，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