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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被中共说成是“最爱国的”，根据解密档案，宋庆龄是为苏共服务的俄奴汉奸！
孙中山去世后，“共产国际”看中她的“国母头衔”，竭力拉拢，宋庆龄逐渐走上了背叛国父的“三民主义”之路，并秘密加入了共产国际。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于1926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竟然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继承孙中山的遗志，从内部分裂国民党。1927年，蒋介石成立的南京政府在上海发动清党，宋庆龄和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于7月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声称“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走上了歧途”，从此背叛了自己的丈夫，并与自己的妹夫蒋介石决裂。汪精卫清党后，宋庆龄随即从武汉离开中国，途径莫斯科前往欧洲。
1927年8月，宋庆龄在莫斯科停留期间，就受到了苏共的厚待。宋庆龄与陈友仁等一起在莫斯科谴责国民党政府。此时的宋庆龄还在莫斯科首次见到了同样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史沫特莱。
ffice:smarttags" />1927年9月28日向全世界播发一条电讯:
刚刚流亡到莫斯科的宋庆龄没有想到，关于她与陈友仁结婚的流言蜚语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正在酝酿，很快将向她袭来。
伦敦《每日邮报》驻里加记者援引一条据说是苏联官方的电讯说，前国民党外交部长陈友仁和国民党之父孙中山的遗孀已在莫斯科结婚。
越飞，这位1923年来到中国与孙中山发表联合宣言的苏联特使，和托洛茨基以及宋庆龄等中国流亡者的关系都颇为密切，却在此期间开枪自杀，这对宋庆龄是一打击。鲍罗廷晚于宋庆龄一个月回到莫斯科，但他也疏远了宋庆龄。想必他本人已因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而备受指责。1949年，早已被打入冷宫的鲍罗廷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厄运，他与许多犹太知识分子一起被送往集中营，1951年约67岁时在关押期间死去。
在这种气氛中流亡的宋庆龄，几个月后，才受到斯大林的接见，时间大约在1927年12月或1928年春。这里取《宋庆龄年谱长编》的说法，为1927年12月:
与陈友仁到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会见。
……斯大林则表示，希望宋庆龄等能早日回国，继续领导中国革命。至于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如何继续支援中国革命的问题，只说有待具体研究，今后会派信使去中国联系。谈话达一个半小时。
这种敷衍搪塞的话，使宋等感到迷惘和失望，并决心离开苏联。宋晚年给爱泼斯坦的信中说:“当我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就到欧洲去。”
1928年5月初，宋庆龄从莫斯科移居德国柏林时，斯大林曾会见过她。
1929年6月1日，南京政府在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孙中山灵榇安置墓穴正中后，宋亲手将墓门“敬谨严扃”，史沫特莱报导了国葬。此时宋庆龄再次公开谴责国民政府，称：“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的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挑起对俄国的战争。”可见，宋庆龄业已沦为苏共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1929年7月，苏联与中国断交，7月20日，苏俄大军侵入我东北。1929年8月，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曾向法国巡捕房控告宋庆龄家装有秘密电台，她没否认。可见宋庆龄把中华民国的国家机密告诉了苏共。因宋庆龄的汉奸言论鲜有人支持，她只得再次离开中国，前往欧洲。1931年宋回国后，曾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工作站负责人、著名的特工佐尔格相配合，营救共产国际上海情报站负责人牛兰夫妇。
牛兰的真实姓名为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尼克，1894年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工人家庭。1917年2月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员，曾担任“芬兰团”政治委员，十月政变时率队攻打冬宫。1918年牛兰被选入杀人组织“契卡”牛兰进入“契卡”后，先后到乌克兰及欧洲数国执行颠覆他国政府的任务，曾在法国被捕，判处两年有期徒刑。1924年刑满返回苏联，调入共产国际联络部做特工。1927年11月，共产国际派遣的、持有瑞士护照的牛兰抵达上海，在中国秘密从事支助亚洲各国共产党颠覆本国共产党的活动。当时掩护这些活动的主要是上海租界区内的三家贸易公司。其中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是“大都会贸易公司”。共产国际通过秘密渠道将援助亚洲各国党的资金汇入该公司。据记载，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援助中共的资金平均每月达二万五千美元，高出其它支部十几倍。
1931年初，共产国际派遣两名军事人员到上海准备去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在上海由牛兰将两人装扮成传教士。由顾顺章安排两人潜入瑞金。但此举未能成功。4月26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供出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洋人俱乐部”（指联络站），其负责人是德国人，绰号“牛轧糖”（Nougat，德法文意指牛轧糖。顾顺章早年曾留德）。6月上旬，牛兰获悉顾顺章变节的消息，马上通知联络站三名苏联工作人员携带机密文件以最快的速度分别离开上海，而牛兰则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留在上海静观事态发展。1931年6月1日，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警察从约瑟夫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一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并将其通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英国警务处，警务处密探顺藤摸瓜，于1931年6月15日逮捕了牛兰夫妇及其儿子。当国民党当局得知牛兰夫妇被捕后其国籍得不到确认，认定牛兰就是顾顺章所说的“中国联络站”负责人，遂要求“引渡”牛兰一家人。8月10日，牛兰一家人突然被移交给国民党当局。8月14日，牛兰一家被押解到南京。
牛兰夫妇对共产国际至为重要，因此苏共立即进行紧急营救。从1931年6月下旬开始，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被苏共发展成为一次世界性的运动。1931年7月，宋庆龄因母丧再次从欧洲归国，途经莫斯科时，曾独自一人与苏联领导人举行过秘密会谈，受托向蒋介石说项，以被羁留在苏的蒋经国来交换牛兰夫妇，但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大陆学者杨天石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引录了蒋1931年12月16日的日记：“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牛兰），其罪状已甚彰明。孙夫人欲强余释放而以经国遣归相诱。余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绝种亡国，天也，余何敢妄希幸免！但求法不由我毁，国不为我所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无忝此生则几矣。区区嗣胤，不足撄吾怀也。”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为了国家，为了法制，蒋介石宁可牺牲自己的儿子，也绝不做这个交易。这显示了他坚决反帝誓不低头的高尚品格。杨天石认为，“这一条件通过宋庆龄提出，显示出宋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关系。有材料说，宋庆龄是共产国际发展的秘密党员。这是可能的。” 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后，宋庆龄公开污蔑国民党，并亲到监狱探望牛兰夫妇。1932年春，德共党员西伯勒尔和布劳恩（后者即李德）每人携带2万美元现金赴上海与佐尔格汇合，由佐尔格亲自实施营救方案。1932年5月，当局迫于种种压力，以江苏省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名义开庭审理牛兰案。当法官李勉同意宋庆龄和蔡元培两人具保牛兰夫妇时，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则认为这种处理“违背法治原则”而坚决反对。伪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由瑞金致电国民政府，要求释放牛兰夫妇，并以释放苏区所有“帝国主义”传教士作为条件。1932年5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224号文件公开谴责国民政府对牛兰夫妇的关押审判，公开我干涉内政。此后《真理报》几乎天天刊登牛兰事件辱骂民国政府。1932年7月宋庆龄发起组织“牛兰营救会”并亲任主席。因社会反应不大，宋庆龄遂将组织扩大并而冠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称，并吸收了一批重量级的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加盟，但其目的仍是营救牛兰夫妇等共产党人。因为名与实不符，同盟不久便瓦解。
1932年8月19日，牛兰夫妇被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死刑，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宋庆龄亲自到南京找蒋介石、汪精卫、罗文干交涉，数次亲往监狱探望牛兰夫妇并两次书面具保牛兰夫妇保外就医。当时数次绝食的牛兰夫妇已不抱生还的希望，唯一担忧的是他们的儿子吉米。虽然当时有几家人表示愿意抚养吉米，但是在牛兰夫妇的心目中宋庆龄是唯一可以信赖的人，便请求宋庆龄出面将吉米送到一个他们共同认识的德国人赫尔兹家中。吉米写道：“我的童年是在中国度过的，记得那时我有两个家，一个在上海，赫尔兹夫妇照顾我供我读书；另一个在南京的监狱里关押着我的生身父母，每年我都去探望他们，而且总是在我生日时去南京探监，据母亲说，我探监的权力和日期都是宋庆龄争取到的和有意安排的。”1936年赫尔兹夫妇回德国，吉米在宋庆龄家里住了几个月，1936年底宋庆龄又将吉米送上去海参崴的“北方号”轮船。1937年8月27日，日本侵略军炮轰南京时，牛兰夫妇才在宋庆龄等人的催促下被释放，在上海躲藏了近两年，却不能寻求苏联驻华公开机构的帮助，以便掩盖苏联颠覆他国的事实。在宋庆龄的资助下，牛兰夫妇活了下来，1939年才被苏共批准返回苏联。牛兰1943-1948年担任苏联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部长，1963年病故。
据廖承志回忆：1933年春，我由宋庆龄同志、柳亚子先生和我母亲（何香凝）营救，从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家后，记得是5月时分，宋庆龄突然神秘地出现在母亲的客厅……当时，只剩下我两个人了。她面色凝重，说话放慢了，但明确、简捷：“我今天不能待久。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最高方面？”我想知道。“国际！”她说，随后又补充：“共产国际。”“啊！”我几乎叫出声来——当时廖承志无疑异常吃惊。“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 我回答：“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好。只有十分钟。”她微笑着……我飞快地写好了，在一条狭长的纸上。十分钟后，她……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我那张纸条卷塞进去，然后，放进皮包……走出了公馆大门。廖承志写道：“尽管过了将近50年，但那短暂的不及半小时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廖承志《我的回忆》）。
苏联解体后公开的一份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亦可以看到宋庆龄不仅早有入党要求，而且早在1930年代初，就已经加入过共产党了。这份文献，是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位代表，在1934年5月与共产国际联络局负责人谈话的备忘录。谈话的最后部份，特别提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与宋庆龄的关系。报告人称：“关于孙新林（孙夫人）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是代表（指共产国际此前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她愿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召开了反帝大会。而她一旦成为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共产国际当时直接负责中国共运的远东局成员对她的工作和忠诚评价很高。
1936年，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秘密电台，就设在宋庆龄的朋友、在上海工部局工作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家中。而宋庆龄也就是通过这部电台，保持了与莫斯科的联系，并为共产国际向中共传递必要的信息。“西安事变”前后那段时间里，中共对待事变的态度之所以发生180度的转变，就与宋庆龄传递的电文有关。“西安事变’发生当天（12月12日），宋庆龄的姐夫、财政部长孔祥熙当晚请宋庆龄在一件拟好了的谴责张学良犯上的声明上联署签字，宋庆龄当即断然拒绝，并说：”张学良做得对，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也会这样做，只是我会做得更甚于此。”然而，第二天（13日），宋庆龄对事变的态度，却又来了个令人不可思议的180度大转弯。13日，宋庆龄突然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总干事胡子婴找到家中，并将“西安事变”之事告知了他。胡子婴以为宋庆龄对此事必然会高兴万分，谁知，她却深为焦急地问胡，是否可以陪她去一趟西安。胡好奇地问：去做什么？宋庆龄竟回答：我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然后，宋庆龄就向胡子婴解释为何不能杀蒋等道理。胡子婴认为她说得对，便回家准备，拟陪宋庆龄去西安。可是，当晚8点，宋庆龄却又打电话通知胡：不去了。宋庆龄在12日与13日两天的表现，为何如此反常？其实，是因共产国际与斯大林来了电报，而且这电报是坚决谴责张学良、支持蒋介石的。
无疑，宋庆龄在12日从孔祥熙处得知“西安事变”后，当天即向莫斯科报告。而且13日她便收到了共产国际与斯大林向中共的指示电。因而，她便在转发电报的同时，了解到斯大林的立场，也只能遵照莫斯科的指令精神办事了。在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高层，当然收到了宋庆龄从上海转发来的斯大林的指示电。斯诺在一本书中透露，斯大林在电文中说：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获释，莫斯科就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于是，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中的立场，便悄悄地转变了。因此，宋庆龄确实以共党身份在处理“西安事变”中，起过一次并不令她高兴的作用。
宋庆龄与共产党站在同一战壕中的另一证据是1937年1月她写给中共领导人、当时身在莫斯科的王明的信。在信中，宋庆龄还透露出自己为共产国际工作的真实身份。当宋庆龄为西安事变的中共“同志们”的背信弃义辩护时，宋子文却对她说了这样一番话：“要是我告诉您，周恩来曾告诉我，不久前您给他们寄去了5万美元，您还会否认您的同志出卖了您吗？并且他还对我们两个人（我和宋美龄）说，我们可以通过您同红军的代表取得联系。”很显然，此时的宋子文与宋美龄业已知晓了宋庆龄的真实身份，但面对这种秘通匪的行为，他们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为此最终付出了丧失家园故国、父母坟墓被挖的惨烈代价。
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将大批捐款、捐物送给八路军，介绍白求恩大夫、印度援华医疗队等前往解放区为八路军伤病员服务。
为共产国际和中共甘当马前卒的宋庆龄在中共建政后，得到了回报：1949年6月初，中共中央指示：保存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旧居，以资纪念；从优供给宋庆龄。1949年10月，宋庆龄当选为中共国的国家副主席。1950年代，中共中央就决定专门送中央文件和外交文件给宋庆龄阅读。遇到一些重大事件，中央领导总是当面通知并征求她的意见。
1957年的反右不过是1924-26年中共在国民党内部反右的继续，是1920年代反右的高级阶段。1957年6月2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宋庆龄的《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的大作。她指出：“我对有些人所发表的一些谬论，是肯定不能同意的。例如，有些人的批评等于是说我们（这暗示她就是共产党员）没有做好任何事情。从这种见解出发，他们进而提出在各种机构里处于决策地位的共产党代表和党委是否有必要的问题。他们说这样会限制民主，会使得非党人士有职无权；又说共产党员们既然不懂技术，就不能领导等等。”她强调“否认我们已经获致的伟大成就和诅咒共产党在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的领导地位这个原则，是极端荒谬的，而正是这个原则使得改正错误成为我们社会固有的一种机制。”“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在客观上、事实上就是要使历史倒退过去，就是要使资本主义复辟，就是要使我们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其实，她就是共党心奴）。”
1957年7月13日，她又在《人民日报》上另外一篇文章中大批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她说：“例如，有人倡议‘政治设计院’，其目的是要把它超越于共产党和由全体人民所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两种领导机构之上。有些人使用了不可宽恕的方法，例如歪曲若干历史事实。同时，反动分子对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的非党人士进行了恐吓。他们用了匿名威吓和其它卑鄙的手段。这种做法引起了普遍的愤慨和憎恶。”该文还对民主的基本价值进行了大批判：“这少数人说，我们的国家是有限制的。我要问他们：哪一个国家没有限制呢？……人们说到民主，也只有两种：资产阶级民主或是社会主义民主。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正如同没有‘第三种势力’一样。政权不是握在资本家的手里，就是握在工人的手里。这少数人所要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吗？如果是，他们就是要求在中国使资本主义复辟。”
1957年9月9日，宋庆龄作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在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辞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企图推翻党的领导，企图让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是企图把不久之前才摆脱掉的、带了几千年的枷锁重新加在妇女们的身上。”她继而号召全国妇女：“我们必须克服温情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必须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里中间路线是没有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与宋庆龄齐名的另一位一直被誉为中国知识女性代表的何香凝女士。据叶永烈考证：“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点出‘右派’一词，不是毛泽东，却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廖仲恺夫人何香凝。这是因为中共5月20日指示：‘应该逐渐增加一些左翼分子的言论’。于是，也就选中了‘左翼分子’何香凝，来透露毛泽东的意思”（《反右派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90-191页）。6月1日，何香凝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11次座谈会上和储安平的“党天下”发言公开唱反调，她对整风的理解是：“首先是希望极少数右派能彻底改造自己。所以在现在如果领导党团结我们的左派，争取和帮助我们的中间分子，教育和批评右派的话，那只能对我们民主党派有好处，我们欢迎领导党这样做。”也就是说，中共的整风必须要发动“反右运动”。
1957年11月，当时没有任何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的宋庆龄，却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名次仅次于毛泽东），到苏联参加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在毛泽东在会议《宣言》上签字时，坐在了毛的身旁。对此，当时的人们都以为，宋庆龄能够参加这种会议，是凭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与中苏友协会长的身份，而很少会有人知道，她实际是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地位而与会的。1958年毛泽东号召全民炼钢铁，宋庆龄家的院子里也砌上了炉子。在宋的支持下，秘书、花匠、厨师齐上阵，炼起了钢铁。
宋庆龄住在北海后海的一个非常宽敞的王府里，1960年代，寂寞的宋庆龄与有妇之夫的秘书有了感情，甚至宋庆龄要等他回来才一起吃饭，影响极坏，连工作人员都看不起她，常在背后嘀嘀咕咕。为了继承宋庆龄的遗产和享受“丈夫待遇”，这位秘书与老婆离了婚，准备给老奶奶宋庆龄当倒插门儿。他的两个女儿也从喊宋庆龄“奶奶”改口叫“妈”。宋庆龄递上结婚申请，炸窝了，周恩来认为宋庆龄决不能登记结婚，只能同居，这样还有利用价值。报告递到毛泽东那里去，毛说：我同意她结婚！于是，国母没有了，宋庆龄只剩下“孙中山前妻”的头衔，这是在内部，对外宋庆龄依然以“国母”身份参加统战活动。文革期间，宋庆龄父母的坟墓被挖，她亦受到迫害。宋庆龄去世后半天不到，这位秘书被扫地出门。他愤怒道：我是宋庆龄的丈夫！政府说：美死你，国家不承认你是宋庆龄的丈夫！政府还从他的家中搜出从宋庆龄家中倒腾出去的价值不菲的历史文物等，这位秘书丈夫气得半身不遂。
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接受她为中共党员。这不过是欺骗世人的仪式。5月1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5月29日20时18分，宋庆龄病逝，享年88岁。6月3日，宋庆龄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独裁者邓小平致悼词。因为宋庆龄起到了“百万共产党员都起不到的作用”。中共党史专家何方撰写的《宋庆龄晚年说：“不勉强吧”》中一文却提到，宋庆龄听说中共打算吸收其为正式党员后微笑着说：“不勉强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
宋氏垂死之际，称自己无脸躺到国父孙中山先生身边，并绝不睡到中共的八宝山去，而坚持要睡到曾被中共挖坟曝尸的“资产阶级父母”身边。真正的原因是她晚年改嫁给了她的生活秘书，从国母变成了“前妻”。这就是宋庆龄无法与国父合葬的原因。凡是为中共卖过命的，所走过的历史没有一个是光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