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教授关于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历史评价的一系列杰作，冲破了国共两党先后为中国人民强行设置的思想禁区，把大卖国贼、大独裁者、大流氓孙中山从神坛上拉了下来，写得何等好阿！请同志们再去看一遍那些杰作（对不起拉诸位，此处抄袭伟大领袖的大字报，不幸说的全是事实，请要反驳的卫道士们先去驳倒袁教授列举的一系列史实）。
不过，愚以为，或许因为身在国内，袁教授的思想解放其实并不彻底，他虽然为袁世凯作了许多实事求是的辩诬，但似乎仍然认为袁大总统是个反面角色。其实在我看来，比起孙那种开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土匪哲学的祸国殃民的革命乱党来，袁的功劳远远大于他的过错。
袁的最大失误其实不是称帝，而是错过了千载难逢的良机，放过了中国“光荣革命”的成功机会，这在全民族和袁本人都是无可挽回、无从弥补的重大损失。在民族，我们失去了一个顺利平滑地切入现代文明轨道的机会；在袁个人，他丧失了一个青史留名的良机，而这对于一个中国政治家来说其实是最大的损失，因为他们根本就超越了一般人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可以指望的能最大限度满足个人虚荣的就是这玩意，而袁竟然交臂失之！
什么是“光荣革命”？对这问题，似乎国内知识界比海外“精英”还明白。我刚才去网上钩了一阵子，发现竟然连高中教师的备课教案都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人家还专门列表比较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反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彻底”的我党旧说。仅此一端，就足证跑到海外来的毛朝遗老遗少们是何等地背时（川话，此处不用“倒霉”原意，而是说他们背离时代）。
还是请故杨小凯先生来解释一下吧，人家说得比我精彩万倍：
“◆共存和制衡令人拍案叫绝
英国光荣革命（实际是次政变）大概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一次政治设计。它
在一个有长期 专制传统的国家找到了一个摆脱革命与专制的循环，能有效地
控制‘控制者’的办法。
光荣革命前，英国实行了复辟，王朝复辟前，国王有个信誓旦旦的宣言，保证
不对造反派报复。但他被迎回国，权力稍微巩固后，马上大规模报复，把当年
的造反派以叛国杀君罪绞死，连克伦威尔的尸骨都不放过。惠格党（后来的自
由党）人人自危（像今天清除三种人运动中的中国造反派一样）。
造反派当时有两种选择，一个是革命，二个是忍让。但最后却是第三条路，从
海外请来了客籍国王（威廉），用他的武力赶走了旧国王。这满足了‘只能用
暴力才能打倒暴君”这个条件。但客籍国王不是革命中生长起来的，他在英国
没有根， 国会能控制他，趁他权势未稳，国会马上用限制王位法、人身保护法
等一系列立法使他变成虚君。然后又有代议制、内阁制等一套制度，而其核心
是两党制。托利（后来的保守党）和惠格党是在长期内争中互相迫害的两大派，
他们的共存和制衡是整个制度创新的基础。
我当时看这段历史，忍不住拍案叫绝。这大概是改造专制制度以进行制度创新，
摆脱专制的革命循环，走向长治久安的最完美的例子。这个例子对中国有意义，
而美国在英国民主制度的基础下发展民主制度的历 史对中国意义不大，因为中
国不是像美国这类‘没有历史的国家’。
所谓政治设计的成功就是说，实际执行的结果与设计的预想基本一致。如果像
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一样，以民主为目的，而以专制为结束，这不能算成功的
政治设计。不能说某些人掌了权，实现了改朝换代，就算成功了。其实从改朝
换代的意义上，中国和苏联的政治体制设计都不成功，因为很多开国功臣都因
他们创立的政体的致命缺陷而人头落地。
◆尽量维持上层各派之均衡
民主政体中控制‘控制者’的结构说来极为简单，既然我们认识到人都有天生
的弱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那我们就让几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
兽’的人平等竞争吧。所以三个平等竞争的野兽（两党或是三权分立）就是民
主， 而一个‘圣人’却是专制。
这个道理虽简单，但实行起来却不易，因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对方。
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唯一的办法是依赖历史提供各派平衡、
谁也吃不掉谁的局面。英国光荣革命前夕，长期互相迫害的两大派之间就出现
了这种谁也吃不掉谁的均衡局面。它就是两个魔鬼平等竞争（民主）的条件。
所以作为民主主义者来说，实际的谋略就是尽量维持上层各派的均衡，譬如说
中共比国民党大了，就要支持国民党，造反派和保守派中某一派太占优势，就
要支持他的敌对派。一九四九年民主党派犯的错误就在于中共过于强大时，他
们不去支持国民党。其实当时就有一些明智的民主党派领袖看到了这一点，认
识到对中共一边倒会为专制制度创造条件。可惜民主制度的实质当时还远未被
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认识，他们以为民主是一个圣人（...），而不是两个魔鬼
（国共共存）。中国知识分子喜欢附和强权去歧视弱者，这个传统也应对一九
四九年一边倒局面负责。 ”
（杨小凯《中国政治随想录》，为便于读者阅读，笔者自作主张地增加分段，并
将原文中避讳使用的省略号“…”按文意补为“中共”【原文载北大新青年】。）
杨先生这里讲的历史简化了一些，忽略了英国光荣革命的宗教冲突背景（新教ＶＳ罗马天主教）以及此前克伦威尔独裁为后人留下的心理影响，后者我当在后文提到。不过对网络文化来说，这介绍似乎也就足够了。
本文想说的是，其实英国人在１６８８年遇到的机会我们也曾遇到过，这就是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
辛亥乱起，当时中国出现了政治改革发生跃进的良机，但转入民主共和国的条件根本就不具备。帝制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年，“天地君亲师”是每个农舍必备的牌位。君王作为一种近乎神权的精神权威，对维系社会安定起到了无从估计的巨大作用。正如我多次在旧作中指出的那样，传统中国根本不是马克思说的那种“国家机器”，帝王维持统治靠的不是枪杆子，而是孔孟之道的奴化教育，它使得人民除非真到了走投无路之时，就连反抗的念头都不会起、不敢起。这就是传统社会实行的“心治”，其稳定作用比有形的威慑力量大到不可胜计。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国家没了皇帝，势必在国民心目中造成巨大的权威真空，任何继任统治者都无法填补，必然要造成巨大的思想混乱，随之而来的就是动乱，使一切社会改革意愿都成了空谈，而这就是辛亥之后的实际状况。
另一个实际问题梁启超早在事前就警告过众人了，那就是西藏、新疆和蒙古必将因满族皇帝退位而退出他们与满族的联盟，脱离中国。对这问题，日本的王柯先生有所论述，我已经把该文转贴到楼下，请有兴趣的读者前去观看。更翔实的材料见于内蒙建立的蒙古史网站，那上面详细介绍了蒙古王公是如何效忠于满室、反对皇帝退位的，后来又如何与中华民国离心离德。
简言之，在清朝以前，除了汉唐时代对西域的短暂的线状占领，汉族从来也就不曾领有过新疆、西藏和蒙古，是满族把这些大片地域纳进了中国版图。虽然满族后来汉化了，但汉族并无驾驭领导这些民族地区的精神权威：人家服从的是满人皇帝，不是你汉族总统。其实即使是满人，也只能靠黄教和通婚（后者主要是对蒙古）羁靡蒙藏，对新疆的回部始终未找到“心治”之策，靠的还是枪杆子那无奈的一手。不过，在本质上，清朝原来是几个少数民族联手对付汉族的政治同盟，现在你把人家的盟主搞了下来，还要奢谈什么“五族共和”，宁非作梦？
因此，孙大炮那“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完全是祸国殃民之道，必然要在国民思想上造成巨大混乱，导致国家解体，凡智者都应能在事前预知这恶果，正不必待事后才惶然失措，跟个白痴似的，掉进井去，才知道原来那儿的地上有个大洞。
袁大头后来称帝，其实就是察觉了这一点，在这上头，他的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起了很大影响，两者都认为其实君主立宪更适合中国国情民俗。但两人都没看到，满人可以作皇帝，老袁则没那道义资格──你自己用“共和”口号把皇帝搞下来了，自己却爬了上去，算什么事阿？再迟钝的人都能看出这里面的荒唐。更何况就算他作了皇帝，也没那精神权威去驾驭蒙、藏、疆的活佛王公们。
当然清醒分子还是有的，而且很多，那就是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可惜这些人恰是革命乱党的打击对象。阎老西在山西造反时，召开咨议局（地方议会前身）开会，令大家选“都督”，不料得知大众要选立宪党人，立刻令部下拔枪威胁议员们，于是荣获“一致通过”，“光荣当选”为“山西革命委员会主任”。
扯开了。总而言之，辛亥乱起，其实并非坏事，处理得当，可以将其变为促进中国社会改革的良机，这就是利用革命党向清廷施压，靠清廷及其后面的蒙古王公等保守势力压制造反派，让两个魔鬼打架，达成一种互相钳制的政治平衡，以此实现“虚君共和”。
这就是当时能采取的最佳决策，它既能维持国民传统意识的连续性，不至于因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骤然中断废除，导致国民思想混乱与无所适从，又能剥夺君王的权力，让他们变成毫无实权，只有丰裕的物质享受的傀儡，还能把他们变成被政客充分利用的工具，成为国家人格化的象征，以此唤起各民族的向心力与效忠之心，此外还能让他们起到好来坞名角的作用，招徕好奇的海外游客，发展旅游事业，为国家挣来大量的硬通货。
这就是狡猾的英国人干出来的好事，直到如今，人家还在玩这把戏。正如杨先生说的，当初势不两立的造反派辉格党和保皇派拖利党一直健在，现在照样在国会里日日打闹，只是辉格党后来改名为“自由民主党”，而托利党改名为“保守党”（但媒体照样叫他们“托利党”），为世人开创了“相反相成，共存共荣”的辉煌的政治妥协先例。而王室完全成了傀儡，连投票权都没有。女王每年对国民演说的稿子都由首相捉刀，却照样是“英联邦”的首脑，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如此富有政治智慧的民族，实在是少见。
这大好机会也确实在当时的中国出现过。老袁充分利用孙黄造反派那魔鬼，去压迫清廷那另外一个魔鬼，导致朝廷退到了底线，同意实行责任内阁，等于是完全同意了“虚君共和”的君主立宪制。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光绪皇帝和老佛爷同时驾崩后，摄政王载沣（醇亲王，乃光绪的弟弟）为他哥报仇，贬斥了袁大头，令其回家“养疾”。未己，武昌“起义”，派去征剿的北洋军队怠工，致使革命无法平息。朝廷仓皇无计，不得己请老袁出山，他跟朝廷讨价还价，开出了六个条件：
一、明年开国会。
二、组织责任内阁。
三、宽容参与此次事件诸人。
四、开放党禁。
五、授予指挥前方军事全权。
六、保证粮糈充份供给。
这六个条件中，除了最后两条与平乱有关外，其余四条，是国共当国时从未作到过的。如所周知，国府虽在４０年代晚期短暂开放过党禁，到台湾后立刻又实行戒严，这一戒就是将近４０年，直到经国先生死前才解禁，而大陆到现在也没作到前四条。第二条更重要，所谓“责任内阁”就是英国式的内阁制，完全剥夺了王室的统治权力，使皇家变成了英国式的君临而不是统治（reign, not rule）。
但清室因为是极度弱化懦弱的统治者（这是老统治者的共同特征，所以，对草民来说，宁愿生活在弱化的老统治者之下，决不能生活在充满活力、野心勃勃的革命新政权之下，后者比前者还霸道厉害万倍），居然也就一一同意了。老袁于是出山，担任了内阁总理大臣，摄政王、庆亲王统统靠边站了，君主立宪于兹在中国正式开场。
不幸的是，历史于此出现了个转折点，从此中国便进入了“革命──祸国──再革命───再祸国───直至灭亡”的疯狂飞速下降螺旋，至今尚不知当伊于胡底。
这悲剧过程思云在《策马入林》中已经作了介绍：
“早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前，宋教仁等就已经准备好把大总统的职位
让给袁世凯了，袁世凯并没有欺骗孙中山。武昌起义发生后不久，袁世凯密
派使者到革命军，提出双方停战讲和，对革命军进行‘招 安’。对此宋教仁
向袁世凯的使者转达了革命军方面的立场，向袁世凯提议：
‘乞速转戈北征，驱逐鞑虏。立此奇勋，不愧为汉族男儿。果而，我辈当敬
之爱之，将来自可被举为大总统，较诸现在之内阁总理，实有天壤之别。不
然吾辈一面当长驱北伐，一面当实行暗杀主义，后悔无及矣。’
黄兴也向袁世凯送去书简，其中说：‘明公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
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
非但湘鄂人民载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
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
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从利害上来说，老袁着眼民族和解，派出使者南下讲和，呼吁咸与维新，都完全是对的：拳祸过去不过十年，巨额赔款弄到民穷财尽，当真是国步维艰，国脉如丝，岂还禁得住战祸再起，涂炭河山？你们革命不是据说是为国民争民主么？现在清廷已经交出权力，又同意赦免革命党人，还有什么理由不放弃武力，改成议会政党，参加民主竞选？
但革命乱党对清室的仇恨简直是正常人无法理解的。为了达到推翻王室的目的，竟然不惜以大总统的高位收买老袁，辅以暗杀的威胁。宋教仁那封信，端的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黑社会流氓杰作：听我们的，则你就是大总统，普天之下唯你为尊，“较诸现在之内阁总理，实有天壤之别”；不听我们的，则我们就要派死士源源入京，取尔首级，到时天大的富贵错过了，还枉送了性命，“后悔无及矣”！
许多人只知道人云亦云，跟着国共两党骂老袁，却看不出这种黑社会流氓式的威胁利诱和收买，是任何凡人都抵挡不住的。
须知其时革命党人以“实行暗杀主义”为专业，老宋的信决非虚声恫吓。同盟会要员、孙文亲信汪精卫亲自出马谋刺摄政王，光复会徐锡麟暗杀安徽巡抚恩铭，同盟会彭家珍暗杀“宗社党”首领良弼……一时简直是暗杀成风，就连老袁自己也差点儿死在暗杀里。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６日他乘坐马车到外交部，被埋伏在路旁茶馆、酒店中的刺客连扔了两个炸弹，当场炸死炸伤管带、排长、亲兵４人，平民２人，幸亏车夫机智，拼命鞭打受了重伤的马，改道狂奔回府，才躲过了前面的埋伏。试问天下有谁受得了这种恐吓？更何况还有大总统的宝座在那儿作诱饵？
在这种情况下，谁ＴＭＤ不会动心？“只有千日作贼，没有千日防贼”，当时连汽车都没有，更别提什么装甲防弹车，更别说如我党领袖深居简出，行踪诡秘，鬼鬼祟祟地躲在红墙之后、大隧之中那些见不得的去处了。对老袁来说，这确实是再具体、最真实不过的威胁，远远超过了带兵打仗可能遇到的生命危险──任你防范严密，不管你抓了多少人，人家只需得手一次便足矣。
在一般人心目中，老袁就是戏台上的那个大白脸曹操，似乎生下来脑袋后面就长了反骨，“夙有大志”，如王司令似的做惯了帝王梦。其实真情根本不是这样。
他这人很复杂，既是个传统型的旧官僚，头脑却又极度清楚精明。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正式教育，对西方文明没有什么理性认识，但难得地具有在中国人中极为罕见的常识，头脑是超越时代的开放灵活。最难得的是，他和富于“理想主义”、只知空谈的革命领袖孙、黄、宋等人不同，具有丰富的最高级从政经验和杰出的行政才干，这点就连黄、宋等人也不得不承认。
当然，他也具有一切政治家的通病，就是将“本人的飞黄腾达”和“国家的繁荣昌盛”这两档子完全不同的事划了等号。但凡中国的政治家们，无论在朝在野，都一致认定“本人不出，如苍生何？”“只有我自己才能救中国”。
但他和革命家们不同，乃是具有丰富经验的官场老手，论本质是个opportunitist ，所谓“机会主义者”（可不是我党用滥了的那个意思），没有什么远大理想和高深理论，而是如老邓一样“走一步看一步”，并没有个早就想好的篡位战略在那儿，而是随时抓住机会加以充分利用。没有机会，他不会去想做什么内阁总理；没有机会，他也不会想去作什么大总统；同样地，没有机会，他也不会想起来去称帝。罗马尼亚谚语说：“机会造成贼。”老袁就是风云际会、各种凑巧的因缘集合在一起造成的贼。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老袁吞下革命乱党的诱饵都是必然的。难得的是他作事颇留余地，深具传统中庸平和之风。在他的安排下，清廷获得了优待条件，以体面和平的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老袁在世时，尽管国家财政极为困难，还是尽量如约供给逊清朝廷岁费，并为隆裕太后举行祝寿活动。太后死时，他还下令全国下半旗致哀，可谓善始善终。
在中国饱受共党赤裸裸的兽性“斗争哲学”糟害凡几十年之后的今天，回首这段历史，不能不让人百感交集。的确，如此忠厚行事，不但是后世那些饱含怨毒、只知红了眼杀对方满门良贱的革命同志们绝对无法理解、遑论效法的，而且也决不是既往的莽、操、司马昭式的野心家们可以比拟的。后来中国堕落到了何等地步，光从驱逐废帝出宫的大土匪流氓冯玉祥竟被捧为民族英雄就足见一斑。正因为此，满清和平放弃统治权的好事大概再也不会重演了。托我党的福，现在的国人只懂暴力仇杀一门语言，个个是潜在的“血滴子”。
尽管如此，老袁接受革命乱党的收买，无论对社稷苍生而言，还是对他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无法挽回的大错。如果芦笛生于彼时，定要向他上书痛陈利害。
这道理是明摆着的：所谓民国，标榜的乃是“民主”，而所谓“民主”的实质，无非将人民这种政治资源直接引入国事决策，实行分权，互相抗衡。但当时乃至现在的中国人对民主都没有什么起码的理解，无非是把它当成一种富国强兵的速成工具罢了。在满清，富国强兵的要求特别强烈，因为半个多世纪来，国家实在是被西方列强欺负惨了，无论朝野，对此都深以为耻，梦寐以求的就是使中国迅速富强起来，找回昔日的光荣与尊严。
因此，清廷之所以同意搞宪政，并不是热衷于放弃权力，而是因为出国考察的大臣们回来报告，其时所有的文明强国都搞这名堂，所以，中国要强大，非得跟着人家学不可。国人的急功近利甚至到了这个地步，甚至认为日俄战争中日胜俄败，乃是因为日本立了宪，而俄国没有！
同样地，孙黄辈鼓吹革命，其标榜的目的也就是富国强兵，并不是他们真的对民主有什么理解，更不是什么顺应人民的要求。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立宪派的主张更现实，更有足够的成功榜样可以效法学习，也就更容易成功。
须知民主成为“世界潮流”（＝时髦），乃是一、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是英美通过两次战争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了全世界。但在辛亥革命爆发那阵，实行民主的强国也就只有英美法三家，而且只有美法两个共和国是强国。
因此，在当时看来，共和国是否真是革命家们鼓吹的万应灵丹尚不可知，而靠君主立宪富国强兵的例子则多的是，英国、日本、德国都如此。君主立宪的好处，还在于它充满弹性，可松可紧，可以根据具体国情在“开明专制”（如日本德国）和“民主”（如英国）之间作调整。
作为具有丰富治国经验的现实主义政治家，老袁其实本能地知道这些，不然他也不会为实行宪政奋斗了。但可惜他根本没看出来，孙黄辈的所谓“民国”，从一开头就是个笑话，他放弃“明媒正娶”的内阁总理不当，却去“淫奔”，去当那什么狗屁总统，实在是吃错了药。
其实项城从那诱饵中就该看出来：所谓“民国总统”，应该是全民选举出来的，岂能在政客之间私相授受？总统高位竟然能变成收买政敌的重贿，这种“民主政治”是什么流氓政治还用说么？靠这种“淫奔私通”获得的高位来路既然不正，又岂能保久？迟早要被流氓们再度搞下来。可惜老袁大概没和流氓打过交道，竟然看不出那“民国”完全是个“仙人跳”，一脚踩了进去便后患无穷。
世人只知袁世凯、段祺瑞胁迫国会投票，却不知这流氓把戏其实是革命乱党率先发明的，据吴玉章回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黄坚持让袁到南京来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但临时参议院经过激烈辩论，通过决议赞成临时政府设于北京。孙黄闻讯大怒，黄兴竟以武力威胁议员，要他们自动翻案，否则就要派兵把他们抓起来。吴玉章回忆道：
“我急着去找黄兴，他也正在穿军装，准备起身到明孝陵去。我请他延缓时
间，他说：‘过了十二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说完
就走了。这怎么办呢？……通知所有的革命党人，必须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
见投票。 经过我们一天紧张的努力，当日召开的参议院会议终于把十四日的
决议纠正过来了。”
因此，这“民国”从一开头就是个流氓玩具，袁大头以官身进入流氓界，绝对只会变成流氓，窃为他玷污了清白之身可惜。
就算老袁不知道那些烂事，也该看得出那诱饵其实一钱不值。《临时约法》明明规定了实行责任内阁制，总统不过是个虚职。政治家乃是人类中权势欲特别发达的异类，不管是什么制度，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老袁当然想权，所以才会去不遗余力地推销责任内阁制，目的是架空王室和贵族，让大权全部落在自己手上。如今他却为了个大总统的虚名，把脖子自动伸进他用来对付清室的套子中去，实在是糊涂至极。因此，他不做总统则已，做了便迟早要毁约改法，因而毁了自己的名声，这乃是从一开头就摆明了的。
以上种种，决定了老袁上任后迟早要和革命党发生正面冲突，而这在他乃是最不明智的选择。作为政治家，他应该懂得起码的平衡权术。如果他拒绝革党诱惑，坚持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奉清帝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则满清贵族、蒙古王公、守旧官吏、乃至朝野的立宪派的政治势力都会给保留在政坛中，变成与革命党作对的合法政治势力，他只需居间折冲调停，以自家实力作为最后仲裁的后盾，立刻便成了“助楚则楚兴，助汉则汉昌”的一言九鼎、不可或缺的国家栋梁。内阁总理并无任期之限，只需掌握国会多数即可。如果他成为实力强大的第三势力，变成对立双方争相拉拢奉承的对象，要做到事实上的终身首相并不困难，何况他自己就知道袁家的人活不到６０岁。
更重要的是，这正是实行民主的人间正道。正如英国的光荣革命向世人昭示的，真正的民主，就是不要赶尽杀绝，彻底铲除某派政治势力，而是容忍新旧各派势力存在，彼此公平竞争，在互相对立中实现权力的制约与平衡，使国策能兼顾各派势力的利益，并使社会因实行对各派政见的兼收并容的自由主义而充满勃勃生机。
因此，无论从袁的个人利益还是从中华民族各民族利益来看，袁放弃“制定宪法，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既定政纲，吞下了革命匪徒们的诱饵，端的是“九州铸铁终成错”，令后人扼腕不已。这千古大错当然首先是项城的责任，但革命党威胁利诱的罪恶也不容否认。如果没有宋、黄那两封信，历史很可能就要改写了，而写出来的一定要辉煌得多。
如果袁世凯不接受南京方面的诱降，是不是就只有军事解决一条路可走？
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如此，因为革命党人“立场坚定”，非要把“鞑子皇帝”搞下来不可。孙中山出于个人野心反对南北议和，一直在主张北伐，后来勉强同意让出临时大总统，无非因为实权掌握在真正的领袖宋教仁手中，自己不过是个名义领袖而已。
孙从来是个糊涂蛋，野心很大而脑子和胆子都很小，一辈子的专长就是不管实力对比，躲在安全的海外销金窟里偎红依翠，唆使国内黑社会土匪流氓或军人到处乱搞军事冒险。宋则比他明智得多，知道南军那乌合之众根本不是训练有素的北洋六镇的对手。但即使是宋也不会同意袁的要求，这一点他已经在那信里说清楚了：如果袁不接受他们的ＯＦＦＥＲ，他们就要大举北伐，同时“实行暗杀主义”。老袁决不会把那“北伐”看在眼里，但暗杀的真实危险他却不能不考虑。
说到底，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的根本分歧，不是什么主张或反对民主，而是是否把“鞑子皇帝”搞倒。换言之，辛亥革命不是什么民主革命，而是孙文鼓吹的“种族革命”，目的是“驱逐鞑虏”那些“外国人”（此乃孙文原话，其实他自己才是美国人，一生呆在外国的期间比呆在中国还长）。这就是他们的退让底线。
因此，如果袁不接受他们的收买，南北必有一战，但袁如果处理得当，实行我党“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统战政策，则战乱完全可以局限在南京一地，迅速得到平定。
如果老芦生于彼世，就会建议老袁集中兵力，迅速攻占南京，与此同时传檄天下（本人可以代之捉刀），列举孙黄劣迹，悬重赏通缉匪首，痛陈其鼓吹的“种族革命”后患无穷，必将导致多民族国家解体，说明国家积弱之至，断不可以暴力革命贾祸，并明确宣布赦免一切参与作乱者，规定各省咨议局为当地最高权力机构，明令各地已经成立的非法“军政府”放下武器，转为文官政府，所有“都督”均保留原职，但前提是必须转为民政长官，接受当地省咨议局监督，并不得再与南京伪政府往来。
如果老袁真的这么做了，则全国可以传檄而定。其时的革命党人和后来的共党根本不一样，乃是各怀异志的大杂烩。许多革命党人起事时都首鼠两端，被强推上马的湖北都督“黎大菩萨”自不必说，就连阎老西也这样。阎起事后曾主张推原协统姚鸿法为都督，因为姚父任陆军部侍郎，万一败了，有他爹在朝廷缓颊，也有个退路。乱党一致同意这建议，并推温寿泉与姚接洽，但姚坚辞不允。温回报后，众人才决定推阎为都督。在省咨议局召开选举大会时，阎部下张树帜发现众人属意立宪派咨议局长梁善济，竟然拔枪威胁议员，吓得梁从后门逃离会场，议员们于是被迫“选”了阎锡山和温寿泉为正副都督。
由此可见，如果袁使用芦策，则表面上看来轰轰烈烈的全国骚乱，很快就会平息──本来造反就是为了作官，现在中央既然明令保证到手的官位不至丧失，还有什么与中央对抗的动机？以北洋雄师之精锐，南京不难一鼓而下。如果孙黄等匪首就擒，则立刻公审后枪决并布告天下，以为懦弱的朝廷立威（其实清廷一味怀柔，甚至饶了谋刺摄政王的汪精卫是重大失策，等于鼓励乱党群起仿效）。
如果袁宫保采此策，则最多不过三四个月，全国骚乱即能迅速平息。在平乱后便简派督军接管改组各地新军，同时在全国实行宪政，让各省议会自己去对付那些失去了枪杆子的都督们，实现真正的地方自治。
如此一来，则全国政治势力中也就只去除了极端的暴力革命派，留下了温和的革命党人。他们和“宗社党人”构成政治光谱中的对立两极，以立宪派为代表的中间派则成了大多数，不但符合传统的“中庸”原则，而且也正好是理想的民主社会构架，能保证稳健可靠的社会改革顺利进行。这样一来，辛亥革命也就成了中国的光荣革命。
遗憾的是，中国的国情民俗，决定了这只能是事后诸葛亮的高见。辛亥之所以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悲剧，似乎有一定的必然性（这话有点像“唯物史观”了）。最根本的原因，在我看来，乃是无论朝野都根本谈不上对西方文明有什么了解，只知道机械地照葫芦画瓢。
袁毕竟受出身限制，无论如何雄才大略，也不可能看出暴力革命派的存在与社会稳定不相容。革命党人一方则更混帐，他们不但害了莫名其妙的“排满偏执狂”，而且自宋教仁以下迷恋“一步到位”，丝毫不知道洛克早在两个多世纪前就说过，在改革社会制度时必须give allowance to tradition（这话我不知道该怎么翻译才准确，大概是“必须充份考虑传统，为传统留下充份余地，不可太超越传统”的意思吧）。
这就是辛亥留下的惨痛教训，可惜到现在国人还没多少看出这点来。其实如果光从纸面上来看，宋教仁炮制的《临时约法》，不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而且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一部宪法。据我所知，当时英国女性公民还没有选举权，而临时约法竟然规定了男女平等，都享有投票权。光从字面上来看，中国确实“一步到位”了，不但建立了“更先进”的共和国，而且论法定人权的充份，更是远远地把大英抛在后面。
可事实又是怎样呢？据我所知，直到民国２０年代（也就是西历３０年代），女奴贩卖还在内地大规模进行。一直到所谓“解放”，女奴（俗称丫头）制度才彻底废除，丫环们才纷纷从大户人家中解放出来。
由此可见，中国人的绝活之一，便是擅长脱离传统，在纸上“一步到位”，“迎头赶上世界最先进水平”。所以，既然要学西方搞民主，那就搞最先进的“共和国”。既然要讲人权，那就不论种族、性别、财产、教育程度，统统给予同等权利。
可惜，纸上的立法越先进、越完美，离开传统决定的现实国情民俗越远，也就越是一纸空文。急功近利的民族心态使咱们竟然看不到，任何社会改革如果想成功，就只能有限度地突破传统，只能超出传统一两步。想要一步登天，必然要被传统无情嘲弄。光看看历一世纪屡次废而不除的“过老年”（春节）就能明白这一点。
这是从国家的政治设计而言，从实践上来看，最坑害国家人民的传统劣根性，乃是所谓“彻底革命”精神。
前两天在网上逛，看到国内高中历史教师的示范教案，比较英国与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据说，过去说英国革命不如法国大革命彻底是错误的，其实前者比后者还彻底，云云。
我看了只觉得啼笑皆非：看来，衡量一场革命的标准，不是看它实际后果如何，而是看它彻底不彻底。如果彻底了，那么哪怕弄出天大的灾难如法国大革命者，都是伟大的；而如果不彻底，哪怕像英国光荣革命一样，则即使代价最小，收获最大，也就光彩不到哪儿去。这便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为何美国、法国模式至今对中国人具有吸引力的文化心理原因。正因为此，如果想为英国革命翻案，也必须违反历史事实，硬把它说成比法国革命还彻底！
这种认识谬误，看来还不能完全归咎于党文化的影响。记得鲁迅在怀念范爱农的文字中说，辛亥乱起，绍兴“光复”，范兴冲冲地来找他，说：“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们今天要去看看光复了的绍兴。”于是两人便上街去看那“新绍兴”。
看了自然是大失所望，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并不会因为换个政府，自然也就改天换地了。于是鲁迅幻灭，认为这革命换汤不换药，很不彻底，只是赶走了个皇帝而已。多年后他这感慨便发展成了恶毒的“打落水狗”论，成了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孙中山也有类似感慨。他在所谓“二次革命”失败后便多次说，他原来力主北伐，但革命同志不听他的，他一直就觉得这革命不彻底，所以这才失败，云云。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彻底革命”呢？根据本人自幼接受的党的教导，大概不外乎以下几条：
一、人事上的彻底。革命必须彻底铲除要打倒的政治势力，决不可“咸与维新”，旧政府的人员不但不可留用，还必须加以肉体上的消灭或压制，所谓“彻底砸烂旧国家机器”。对支持或疑为支持反革命的社会基础如某些阶级（例如法国的贵族和僧侣阶层，俄国和中国的地、富、资本家等），必须剥夺财产，加以无情镇压。
二、制度上的彻底。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原有制度，另外设计一套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
三、思想上的彻底。必须对国民进行高密度大剂量洗脑，否定被推翻的旧社会的一切，把被推翻的阶级敌人谴责为民族败类，把新政府的建立订为建国纪元，历史从那一刻才真正开始。根据这个原则，法国从１７８９年，俄国自１９１７年，中国先从民国元年、后从１９４９年才真正诞生。
这三条标准可以用一句古话来总结，那就是“斩草除根”。
如果按这标准来衡量，则英国革命当然是极不彻底的。可惜人家原来也“彻底”过，英国一度成立过共和国，还把查理一世砍了脑袋（远在法国处死路易１６之前一个多世纪），但这么一来却弄出个大独裁者克伦威尔来，让所有的人都吃尽苦头。这个惨痛教训从此让英国人世世代代牢记在心，无论是王室还是人民从此都不敢再走极端，生怕再逼出个玉石俱焚的暴力革命来。不但这顾虑构成了“光荣革命”的国民心理基础，而且在其后一直起作用。１８世纪和１９世纪人民都起来反抗过，但每次统治阶级都不敢把事情作得太绝，而是适当让步，采取改革措施，及时达成妥协，由此形成了和平改革的民族传统。
奇怪的是，近在咫尺的法国经历了远比英国更暴烈、更惨痛的革命血浴，却从来没吸取类似教训，暴力革命简直是弄出了瘾来。随便打开中学世界现代史教科书，就能看见法国在近代干了多少次革命，当真是乌烟瘴气。无怪乎她只能坐视幅员和人口都小于该国的英国变成世界超级大国，其散布到全球的子孙后代直到现在都在世界上称雄。
由此可见，一场革命如果想要真正取得成功，就绝对只能是不彻底的，否则只会斩断历史传统，弄出个怪胎来。这道理非常简单：革命越彻底，将“反动势力”铲除得越乾净，就越没有对抗制约革命政权的政治势力，则革命政府必然要堕落为一家独大的独裁政府，彻底窒息社会残存的生机，而这就是国共两党奉行武装革命干出来的好事。
正如鲁肃网友指出的，今日中国远非晚清可比：第一，中共对人民控制之严密，远远超过了古往今来一切专制政体，民间并无可以抗衡的政治势力；第二，国际环境截然不同。晚清正值西方帝国主义最猖狂的时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因此朝野再不敢夜郎自大，不得不承认西方的先进，虚心学习西方。朝廷颁布大诏，明定国是，推出实行宪政的时间表，并扎实推行“预备立宪”活动就是明证。而今天国际环境完全不同，中国并无被迫改革的国际压力，完全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胡吃闷睡地苟安下去，以致国内连谈“宪政”二字都犯忌。其政治上的倒退真是不可以光年计。
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并没有复制英国光荣革命的可能。那千载难逢的历史良机就让咱们的先辈失之于交臂。如今回首往事，并不是想开追悼会，而是想总结沉痛的历史教训，俾大众彻底扬弃“彻底革命”的祸国之道，在吃足吃够一个世纪的苦头后，变得稍微聪明一些，至少不要奋勇跳进那已经是跳过一万次的陷阱。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