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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的妻子们

右派的妻子们

曾伯炎  
流沙河在电话里告诉我,同他住一院的刘盛亚妻子魏德芳走了,我说两月前贺车辐93岁寿诞,她与我们同席,还说了不少话呀!怎么就一撒手就去了呵!

夜不能寐,想到刘盛亚死在小凉山劳教营,妻子寡居哺养三个儿女成才,这50年的忍辱负重岁月,不容易呀,她终于到天国去寻青春时别去的刘盛亚教授了。

刘盛亚留学德国归来,以一部记实散文揭露希特勒法西斯罪恶,成为中国第一个反法西斯作家,他25岁聘为四川大学教授,当时与在江安国立剧专执教的吴祖光共誉为神童,刘盛亚是抗战时川大迁峨眉山麓与魏德芳结婚,是典型的才子佳人成对,却被1957年反右风暴摧残了。

记得八十年代初,我把胡绩伟回忆他三十年代在成都办报刊谈到同仁中有车辐的文章,拿到报社相近的省作协给车辐,办公室里就见到这位魏大姐,当她知道我是从他夫君那死亡谷归来的右派,像见到亲人似的,有一肚子苦衷欲向我倾诉,又有太多的疑问要向我打听,她那有湛蓝色的目光,还泛出她家乡峨眉的灵秀,直到我在重庆发表了《作家刘盛亚之死》,拿着这篇文字想给她一些安慰时,她才将压抑心中凄苦倾泻出来,回忆遭遇这几十年受人歧视与苛虐的困苦,有的著名剧作家是刘盛亚学生,过去还亲热地招呼她为师娘,以后一见就头一掉装着不认识了。我只能安慰她,这种故意作陌生状是涂的保护色呵!在反右中相识也会牵连呢。她是从民国社会过来,她见过那时作家文人受逼迫,别说师友,朋友也倾力救助哩!当年作家李吉人就救过上了黑名单的作家陈翔鹤,掩护他到自已乐山的嘉乐纸厂里。魏大姐还是以从前的伦理在洞察今天的社会呢,我没能说服她。现在,她去了阴国,见到盛亚先生,难免不讲这阳世的人情冷暖了。

就在魏德芳大姐住的这作家协会院落里,还活着已故评论家游藜的妻子曾参明,和已故作家杨禾的妻子胡大姐,她们都当过右派妻子20多年,都是40年代进的大学,1949年后从事文化与文学工作,曾大姐是个热情似火的性格,胡大姐却是温婉如水的天性,她俩的右派丈夫在受苦时,皆不离不弃,受到他俩全身心阿护,虽然暗地也受到准右派的待遇,干事比别人多,拿钱比别人少,却无怨无悔地夫唱妇随,以自己受歧视的心作试剂,去洞察文人们的清白与污浊,我看见曾大姐破口大骂院子里文革中出卖她右派丈夫的痞子,还不许子女上痞子的门,但是对她的干几子作家诗人廖亦武,一口呼一个幺几,仿佛是她亲生亲养的,小廖从狱中出来,处境艰难,她这老娘的亲情依然不改。而胡大姐性格内敛,80岁了,仍然保持着闺秀淑女的风度,每次见到她,我会联想到章贻和书中写的那些知识妇女,现在是快绝代了。

在这些老大姐中,还有一位右派妻子萧青还留在我脑海里,她长期做报刊文艺编辑,她和她右派丈夫苏定生还与我在一个甑子舀饭,苏定生在成都日报打成右派被监督劳动改造时,萧青也在这报社任编辑,为了一对儿女,她不能不在上方的冷眼与下方的热骂中屈辱生存,不仅不得不向丈夫表示划清界线,还将儿女的苏姓改为外婆的刘姓,以图减轻社会对儿女的歧视压力,在顾到儿女难顾到丈夫的两难中,右派丈夫受不过压迫,很早就夭亡了,他是很有文化与才干的记者,他在眉山报道的黄香芹事件,曾是五十年代反官僚主义的典型新闻,反右运动也是一次劣币淘汰优币的运动呵!1979年春天,我骑车正去上班,有个女高音在人行道上呼叫我,我跳下车一看,这不是萧青大姐吗?年轻时,她唱苏联歌曲红莓花儿开的嗓子依然清亮哩!她问我回来上班了吗?我说已两个月了,她脱口说:好!好!好!一连说了一串的好。当我与她分手时,想到她一定想到己死无法归来的丈夫苏定生,在她心里一定涌出:苦!苦!昔!呵!这以后,她在《青年作家》时还向我约过稿,没多久,这苦命的文艺编辑也洒手而去,到阴国去向丈夫说自己怎么含辛茹苦把儿女哺养成人了。

我认识的成都右派的妻子中,还有一位音乐学院教琵琶的教授韩淑德,她与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张正修结婚才一年,张正修就划成右派去劳教了,那时,她还是助教,涉世不深不知深浅的天真,以及她外向型开放性格,在校中获得一个"韩莽子"外号,这莽性促她困难的饥饿年月跑到劳教营去率要丈夫,与那些狱官狱吏们辩论,认为丈夫解除劳教就应回家与家人团聚,更令人惊异的是,也在这劳教营里的资深编辑汪岗来对韩淑德说,我们这些囚徒已久不闻丝竹之音了,给我们开一个独奏音乐会吧?韩淑德一口答应下来,竟在右派们劳教工棚里,演奏了一曲又一曲的琵琶古曲,在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月,这位右派的妻子只讲亲情、同情与人情,是多么难能可贵呵!饥馑年月后期,她硬把丈夫率回家,成都入不了户,就把户口挂在新都马家公社,见到我时,还鼓励我挣扎出来同她丈夫一起谋生,就是去养几只鹅也要糊口过日子,她说人家农民养两只鹅提到城里也换回一部自行车哩!那时,自行车在人们心中相当于今日的汽车。但是在饥饿煎熬下,认为鹅更重要了。后来,我回到单位了,韩淑德见我单身,又积极为我托人找对象,还为我做起红娘,就是这样纯真透明的人,在反右运动后,被置于异类贱类中受虐受苦,人们在为右派们鸣冤时,不应为他们的妻子们叫屈吗?

30年前,鲁彦周在他《天云山传奇》里写过一位在雪地里拖着重病的右派去治病的妻子,催人泪下。那场反右运动摧毁了多少夫妻与家庭,又蹂躏了多少善良无辜的女性,多少刚性右派男人在折磨中死去了,柔性的妻子却承受着丈夫的苦难,继续在专制压迫下挣扎着求活,就是我走笔时,还有一个年近八旬的曾昭英,她也是右派周居正的妻子,周是从国民政府重庆渣滓洞与《红岩》作者罗广斌一同越狱的,打为右派劳教后,也同林昭一样在文革中以冤案被杀,至今未平反,其妻仍在上访无门的困苦中,右派妻子们的冤苦,仍在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折磨中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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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February 22,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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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不难看出,苏共之死,并非死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谋杀,而是死于失去民心。在两大势力都向人民伸出求援之手时,人民从容地作出了选择,唾弃了苏联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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