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昭通市“五•七”难友血泪录
铁流 余永庆
2012年是“反右”五十五周年，也是中共十八大换届的关键年。我们这批频经毛泽东暴政迫害的历史老人，来日已经不多，去日越来越近。按照推算，全国幸存者不足五万人。死，并不可悲，也并不可怕，这是任何人逃避不了的自然规律。但不能因为我们的离去，而让时间的尘埃掩去历史上有过的血淋淋的事实，使杀人魔王毛泽东逃脱正义的审判。为此，我们必须把人生苦难留下来，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知道，原来官方大肆宣扬的“伟人”，却是五千年中华民族的大灾星。
这面介绍的，就是一群毛泽东时代各种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中幸存的一小部分。他们都曾经坚信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英明、伟大、正确”，特别是对毛泽东更是崇拜到迷信的程度。但是，毛泽东主政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给他们和全国人民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濒临灭绝的灾难，也使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亲友遭受到严重伤害的事实，无情的颠覆了他们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迷信，使他们的思想认识在经历了痛苦的反复认识过程后得到升华，于是发生了从马克思主义忠实信徒逐渐向民主社会主义观点的转化。
已进入耄耋之年的他们，面对极左派顽固势力至今还在千方百计掩盖历史真相，歌颂毛泽东的“丰功伟绩”，甚至叫喊要为“四人帮”平反，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要重新退回到毛泽东的独裁专政时代……等等反人民的现实，他们又勉为其难的重新提笔，学老骥伏枥，为拒绝遗忘，还原历史，评毛批毛，呼唤民主，推动政改，实现宪政作贡献，尽一份历史责任。
（一）曾树美筒介
曾树美同志是难友李曰垓的夫人，现年58岁。
1951年全国大镇反中，李曰垓的父亲李玉田被镇压，祖父被批斗后自缢，房屋、田地、财产全被没收，人被扫地出门。困苦生活中的李曰垓奋发图强，1955年在宜良中学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昭通地区工作。但两年后，因其顶头上司担心罪行被其泄露，即趁整风反右之机暗中将其定成右派，骗到彝良大坪监狱劳动教养。由于迷信党中央，毛泽东的“英明、伟大、正确”，欲赴京申诉，被逮捕判刑劳改，长期与脚镣、手铐为伴。二十一年人间地狱的煎熬没有使李曰垓消沉，反而激励他以顽强的意志自学完成本科文、史、哲课程。直到毛泽东魂归地狱两年多以后，李曰垓才得以释放出狱。
在1973年，李曰垓劳改刑满仍被留在监狱做没有自由的生产员时，曾树美与李曰垓相识，并在几次知识性的交谈后相知，这个单纯正直的农村姑娘被李曰垓诚实、善良的品格和博学多才所吸引，进入恋爱期，并从此成为了李曰垓的精神支柱。为维护他们的爱情，她顶住乡村干部要拆散他们的政治压力，和母亲、姐姐举家由旧圃迁到富强。中央55号文件下发，为支持李曰垓赴京申诉，她卖掉了家里唯一值钱的一头半大猪儿，把卖猪所得的60元钱交给李曰垓做路费，使之顺利到达北京，在公安部受到张科长的接见，并终于得到平反，还被作为全国的典型案例，命名为《石板下的一棵小草》编入《春风化雨集》。
中共十六大以后，李曰垓积极投入还原历史，控诉专制，批毛维权的活动，在曾树美的积极支持下，李曰垓先后写下了《反右派半世纪祭》、《恶梦醒了吗？》、《关于“反右”历史欠账的法理认定和解决》、《建言十七大：勇敢正视江泽民体系给中共造下的七大内伤》、《解密史实、清算十恶、启动真改革、才不会再次错过“重要历史机遇”》、《与华夏国土同步罹难之家》、《走出十恶阴影是中国解套的必由之路》、《谢富治宗派在滇东北欠下了什么债？》、《滇桂黔边纵的世纪沧桑》、《生命燃烧于暗夜》……等三十余篇檄文，成为昭通五七难友的一面旗帜。
难友李曰垓去世后，曾树美同志擦干眼泪，强忍悲痛，沿着李曰垓的足迹，积极投入了还原历史，支持改革，推进民主，呼唤公道的正义事业，赢得了我们“五七人”的尊敬。
（二）余永庆简介
余永庆，男，78岁，1933年10月出生于曲靖市一个居民家庭，七岁入学，1948年9月初中尚未毕业就参加了滇桂黔边区纵队第三支队，后编入第六（永焜）支队，次年6月入党，云南解放后于1950年转业地方，在绥江、大关、昭通等地工作。58年10月云南整风补课中，被入主昭通的四十三师转业干部帮派报复打成极右分子，受开除党藉、公职，劳动教养处分；二弟余和庆受株连被东川水电站除名丢了工作；父亲也因不堪凌辱和难以承受的生活重压被迫于次年投河自尽。在大坪二十一年的监狱生活，饱受饥寒交迫，超强劳动和凌辱的煎熬，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在残酷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中消耗殆尽。1979年坐穿牢底出狱，次年三月得到改正后重新工作的十三年属八品小吏，亲眼目睹了党政腐败的孳生、蔓延，虽有抗争，终因人微言轻，势单力薄，致以失败告终，被迫选择结身自好之路，于1993年10月离休。
十五岁时，我虽参加了革命，其实并不知革命为何物，诸如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知识，全是共产党政治理论教育的成果。那时，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极度贫乏，但就思想体系而言，我属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打成右派并关进监狱，一方面使我避免了充当毛泽东极左路线重新剥夺农民，奴役农民，及至大量饿死农民的帮凶；另一方面使我从灾难连年，假话连篇，善恶颠倒，党政腐败，人民无权，掠夺百姓，以言定罪，冤案丛生，社会动荡等社会现象的思考中，开始对个人独裁，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怀疑。进入新世纪后，政治环境逐渐宽松，各种思想空前活跃，在理论结合实际的比较中，我接受了民主社会主义观点。
近几年在李曰垓等难友的影响下，我积极参加了说真话、写真史、支持改革、促进民主、评毛批毛、讨回公道的活动。2007年以来，在时政方面，为驳斥云南省委、省政府利用职权，借全国公务员工资改革之机，提出“分灶吃饭”原则，制造了大幅度拉开省直机关与市、县基层公务员津、补贴差距的《云南省机关干部公务员津贴补贴规范方案》的错误行为连写了六篇批驳文章，同时写了《良知诤言》、《陷阱通向死亡之城》、《要求公布刘晓波案全部材料以正视听》、《安息吧、曰垓兄弟》、《周年奠曰垓》、《墓前汇报》、《几个耄耋老者的忧国之议》、《也说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炼狱真金》……等十几篇文章。
（三）吴之伯简介
吴之伯，1928年9月出生于宣威县西泽乡，今已84岁。47年考入云大外语系，49年4月加入“民青”，后参加边纵六支队，中共党员，建国前转入地方。在会泽、威信、昭通等地工作。1956年任威信县县长，58年3月整风中被打成“极右分子”“威信反党集团骨干分子”，开除党籍、公职，押送彝良大坪农场劳教。1962年1月“摘帽”，赏碗饭吃，在镇雄县农水科任林业员，月薪28.5元。十四年后，任过五年英语教师，79年6月“改正”，调昭通师专任副校长，88年离休。
一、消灭肉体的暴力土改
上世纪二十年代我老祖和爷爷挖铜矿发点小财，买田置地，修了上下两个四合院和一座土碉。爷爷生下父辈四弟兄和一个姐姐。每家分得三间住房，三亩水田，十二亩多山地和小片山林作烧柴之用。解放前十年，父辈各家累遭匪患，逐渐破落。大人们不论男女，人人劳动，也仅能糊口。大伯家每年还差两三个月口粮，根本达不到土改法划地主的标准，即：占有大量土地，自己不劳动，全靠剥削为生。1952年家乡的土改是按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和老区打土豪分田地的痞子运动来搞的，再小再穷的村子，也要找出一两家地主富农来，父辈们房屋好一点，有点饭吃，被划为地主，真是在劫难逃。
（一）祖母浦三妹土改时71岁，拿不出根本没有的“银子”来，双手指被裹上棉花浸上菜油“十指点灯”，在疼痛喊声中昏去，又被四名痞子抬起四肢架在火上当众烤死，再把残存尸骸丢进山水沟。
（二）母亲浦双英，善良农家妇女，土改中遭多次斗争，最后一次在远离二十余里的大街上斗争，被一群恶棍用乱棒打得半死，鼻口流血，由我十二岁的弟弟吴之伭用马驮回死在半路。
（三）父亲吴绍昆，省立高等师范毕业，教书，当过小学校长，后在开远、沾益等地当过税务局长，49年在昆明厂口乡当医生开药店，被诬为“反动会道门分子”抓进监狱，摧残折磨，两年后查无实际，出狱后惨死于昆明，年仅44岁。
（四）伯父吴绍崟，土改中，追问银元浮财，拿不出来，被迫跳崖自杀。
（五）四叔吴绍煋，老实农民，盘庄稼能手，被用刑威逼，不堪忍受，由土碉四层楼跳下，脑浆崩出而死。
（六）小叔吴绍煌，土改中几次被吊打捆绑，两次逃亡山林，活活饿死。
（七）我的儿子吴兴亚，系早年既定妻子浦定芝所生，因全家主要成员都已死去，交由昆明厂口乡我后母（亦是地主）照顾。我划右后孩子成为政治贱民，在长年累月的政治压力和生活折磨下看不到半点希望，孩子在花季年龄的19岁绝望自杀。
（八）姑爹叶家林被划为地主，土改中被反复斗打，不忍酷刑，谎称有银元藏在房梁上，于是他从房梁跳至地面，头碰石板而死。
（九）我前妻父母也是我舅父母，同样在52年土改中自杀身亡。
（十）1963年正当我在农水科任林业员时，一位农村姑娘宋儒芬不嫌我是一贫如洗的“摘帽右派”，愿与我重建家庭。婚后生下三女二男，其中最小的儿子兴文，刚满三岁，因感冒导致肺炎，本属小儿科常见病，文革中儒芬因我成为控制对象，加之农村缺医少药、交通不便，我得知后从百余里外的坡头步行赶来，背他进城医治，不到半路，小文就死了。
（十一）大伯家儿子吴之才，不满15岁的孩子58年逼去修公路，饿死在外地。
我全家及亲属共12人，在毛泽东暴政下血淋淋地惨死，真不堪回首，忍不住老泪纵横。即使是真地主，他们总是“人”，有必要消灭他们的肉体吗？毛泽东视杀人如草芥，真是“与人斗其乐无穷”啊！
二、万恶凶残的反右
威信1958年的反右（补课），本来就是谢富治一伙对云南地下党、边纵人员的残害打击，他们执行毛泽东对地下党“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十六字方针，因我在55年揭露了县委书记扬谦维等四十三师军转干人员弄虚作假高征购后马家乡饿死80余人的罪行，他们即趁云南补课，省里反出个“郑王反党集团”，就把我们县委成员中的杨曙、王文、崔汝益和我升格为“威信反党集团”，是“郑王反党集团”的代理人，其实我们谁也没见过郑、王二位上级。从58年3月至8月，我被斗时间最长，周游各区乡“肃清流毒”。
三、积极批毛索赔，促进民主宪政
退休后我反复琢磨反思，并参阅了许多国内外书籍材料，认识到毛泽东是我国的千古一暴，他当皇帝的27年，把中国人民视为奴隶，饿死农民四千万，把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三百多万，“文革”又整死人两千万，罪恶累累。近30年来党中央一直掩盖他的罪恶，歌颂他的“丰功伟绩”。不批毛，右派永远得不到发还被扣二十一年工资，不批毛则国无宁日，不批毛无法走向宪政民主。所以，我决心：“身不死，批毛不止”。2005年我写完自转《回望》揭露他的罪恶，并上书中央请求彻底平反右派并给予赔偿；2008年2月28日我在《强烈要求新一届两会讨论关键问题》给人大、政协的上书签字；2009年3月6日又在《解密史实，清算十恶，启动真改才不会错过主要历史机遇》联名上书总书记、总理及政治局诸常委的信上签了字。2009年9月9日在《第一万零一次索赔呼吁书》上签字；2009年8月23日又在“向中国良心致敬”，这是给《炎黄春秋》编辑部、编委会各位老师的一文上签字；2009年12月23日在“反右运动受害者小赔索”一文上签字。还有如新闻立法的要求以及今年11月六位老党员要求摘下天安门毛泽东像换上孙中山或国徽的建议等等，总之我认为是正确的，我都签了字，今后我仍然一如既往，绝不动摇。
（四）范家彬简介
范家彬，男，81岁，幼时拜昭通名中医师李让卿学习中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昭通医药卫生系统工作，1957年整风时被打成右派，送镇雄摆柳坪监狱监督劳动。1962年摘帽回到卫生系统工作，1980年冤案改正，1990退休。
范家彬同志在镇雄摆柳坪农场这座监狱监督劳动的四年里有一段传奇式的经历。在毛泽东违反客观规律，鼓吹”大跃进”，”赴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制造了1959年至1961年的全国性大饥荒期间，960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处处饥寒交迫，饿殍盈野，人肉相食，惨不忍睹。摆柳坪监狱里的右派分子们，同样陷入了饥寒交迫之中，再加超负荷劳动的双重迫害，水肿病缠身，许多人生命垂危。面对无端迫害和难友的悲惨境遇，范家彬义愤填膺，挺身而出，他凭借自己的勇敢和机智，冒着巨大风险与管教干部的种种迫害伎俩针锋相对。他利用担任组长之便，带领组员消极怠工，保存体能；组织“偷”地里的包谷、洋芋，甚至设计诈取监狱粮仓里的粮食，周济体弱多病者；并物色志同道合之人，编织救人网络，把弄到的粮食，扩大范围，分送到其它小组需要救助的难友手中；在他担任羊群放牧员的两年里，他在保证200多只羊子数目不减的前提下，先后以小羊羔顶数宰杀了十几只大羊，然后通过网络把羊肉分送给生命垂危的难友。他的这些义举，使许多难友保住了生命，在1962年摆柳坪监狱撒销时，能够活着走出监狱。人们在比较摆柳坪和大坪两座监狱难友的死亡情况时，一致认为：摆柳坪之所以比大坪死人少，范家彬功不可没。范家彬的壮举赢得了难友们的尊敬。
近几年，范家彬同志积极投入了昭通“五七”难友拒绝遗忘、还原历史、呼唤民主、推动改革、评毛批毛、讨还公道的活动。
（五）铁朝清简介
铁朝清，男，回族，84岁，解放前即参与了中共地下党的一些活动。解放后任鲁甸县龙头山税务所长。1952年三反运动被“打虎队”使用跑炭碴、灌大粪、坐土飞机等刑法，刑讯逼供，打成大贪污犯，导致妻子离婚，第一个家庭破裂。1958年上半年整风结束，被调在省上参加税务干部培训，满以为可以平安了，谁知培训结束返县又遇上云南整风补课，结果被糊里糊涂带上右派帽子，送大坪监狱劳动教养。在劳教中除承受三年全国性粮荒的饥寒折磨，还被迫吃汉族伙食，被迫养猪，给母猪接生、抱小猪崽等等，受够了非人待遇。打成右派，还造成我的第二个家庭破裂。
1962年我摘帽出狱，被安在昭通永乐煤矿做背煤工二年，这时我建立了第三个家庭。但毛泽东的极左派又说我是阶级敌人，不能呆在国营单位，后下放到专建司当临时工，接受工人的管制。之后，我被抽调筹办回族食堂并当伙食员，因伙食办得好，吸引了许多单位回族干部来开伙。文革时，造反派又说我是笼络人心、纂党夺权，判我十年徒刑。我不服判决申诉，幸好省高院院长孙自能公正不阿，驳回原判，改判无罪释放。可是已被冤枉关押22个月。
1980年复查改正时，查不到我的档案，鲁甸不接收，好在专建司不放，遂留在专建司当了个定额管理员，可是，当权的造反派仍不让我享受干部待遇，1988年退休时也不给办离休手续。经多次申诉后，最近才给我享受“二级离休”待遇。
独夫民贼毛泽东主政二十七年，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祸国殃民，罪恶滔天，害死百姓达八千万之多，远远超过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希特的杀人成绩，我的一生也毁在他的历次政治运动之中。可是直到今天，极左派还在叫喊毛泽东有功，要把社会拉回到毛泽东独裁专制的时代。为此，我们必须彻底揭露批判毛泽东的种种罪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早日启动。正是由于这种认识，我写成了《参悟影响八十年》、《十个说不清》等文章。
(六)李少楷简介
李少楷、男、81岁、生于大关县一个城镇贫民家庭，有兄弟五人，整风反右期间，其中三人被打成右派分子，二哥四哥因分别担任过国民党军队的少校军医和少校军需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他的大哥李剑秋，193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中共云南省地下党临时工委常委、宣传部长；中共滇东北地委委员、行政公署副主任；接管昭通后任昭通地委委员、第一届行署专员；二野四十三师入主昭通，按毛泽东对待地下党的“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十六字方针，被排挤调任云南省财政厅党组成员、税务局副局长。1957年整风反右时，这位1935年的老党员也被打成了右派。
李少楷195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昭通地区专卖公司业务副经理任上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藉、送镇雄摆柳坪农场监督劳动。摆柳坪四年的监狱生活中，他与公安处内保科副科长任上被打成右派的戴开训难友，在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中从相知相识到相爱，并于1962年走出摆柳坪监狱后结为伉俪。李少楷在“文革”中还被造反派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他们养育了两儿一女。戴开训难友己于上月去世。
李少楷冤案于1980年得到改正，1990年在昭通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岗位上退休。近几年，与昭通其它难友一道积极投入了拒绝遗忘、正视历史、揭毛批毛、推动民主、支持政改、呼唤公道的活动。他们夫妻俩合写了《难以忘却的恶梦》，记述了他们蒙冤错处的全过程及“文革“中被第二次戴帽的荒唐事件，揭露批判了毛泽东独裁专制的罪行。
（七）赵正荣简介
赵正荣，云南会泽县城铜匠街鲁机村人，中共党员，49年在会泽县火红打游击组建农翻会，妇女会，儿童团，民兵、乡委会，还同陈正卫在火红组建了硝厂乡游击中队，任会泽三区区委组织委员兼火红乡委主任。后调盐津县政府任秘书，盐津滩头区委书记，人行行长，工交局长时被打为右派劳教廿一年，坐穿牢底后，因不给平反只给“改正”而不要《改正通知书》。回盐津县任水利局长、县委宣传部长，纪委书记等职。
毛泽东时代违反唯物史观，大搞唯心主义，咨意篡改历史。自从把我打成右派后，以前任的职务都被冒名顶替了，火红乡主任赵正荣变成了我介绍入党的袁志强，盐津县志上也没有我的名了，人行志也无名了。毛泽东的干部路线是痞子、流氓路线，谁的官大谁当家。说你是人民，就是人民，说你是敌人就是敌人，说的是右派就是右派……。他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只是他一个人站起来了，其它的人都匐伏在他脚下。有的人甚至命丧黄泉。
毛左派说他“建国有功”，就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他一个人建起来的，他搞大跃进，文化革命已被他破坏掉了两个共和国了。唉！胡锦涛还离不开这毛泽东，还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不放，按毛泽东指示办事，不准人讲话，打压上诉上访受害者，判刘晓波十一年刑，我写信给他夫人刘霞，安慰她全家，向她要一份《零八宪章》。禁《往刊》，收铁流、赵翰科、魏光邺等老师的着书，非常令人气愤，我就写文上网：《尊敬的胡锦涛总书记及没有同毛派穿一条裤子的常委同志们》；我女儿赵红艺（又名朱红梅）写了《向国内外有良心良知的中国同胞诉告西双版纳州“扫打非办”》；还有我全家共四十二人签名向国外《控告中国政府扣右派工资案》。全家受到打压，但是我没有屈服，也没有被收买，一直坚持写文批毛，并向中央要求把整死几千万中国人的暴君毛泽东像从天安门拆下来，挂孙中山的像，或挂国徽。
祖国呀！我的祖国！伟大的中华民族哪天才能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哪天才能发还我们被打成右派二十一年的工资？我已写下遗嘱：让儿孙们一定要向中共讨回这笔血泪债。
（八）龚学珍简介
龚学珍同志是李荷生难友的夫人，现年76岁。
李荷生同志原任彝良县粮食局秘书股长，身高1.7米以上，体格健壮，风华正茂。整风中被打成右派，受开除公职，送彝良大坪监狱劳动教养处分。在毛泽东违反客观规律，鼓吹“大跃进”、“人民公社”、“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造成的1959年至1961年的全国性粮食大饥荒，导致960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人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饥寒交迫，饿殍遍地，人肉相食的大灾难中，大坪监狱里的劳教右派处境更加悲惨，他们的口粮从每月30市斤减到25斤、20斤、15斤，监狱领导甚至为响应毛泽东“忙时吃干，闲时吃稀”、“饭不够、瓜菜凑”的口号，让劳教右派整整10天不吃一粒粮食，净吃白萝卜煮成的大锅汤，还要每天承担超负荷劳动，导致劳教右派体质急剧下降，水肿病暴发蔓延，出现死人现象。饿得皮包骨头的李荷生已没有举锄的力气，在薅玉米时不听使唤的双手，失去了往日的准确性，误伤了玉米苗，管教干部硬说他是“出工不出力，有意刨断玉米，破坏生产”，捆绑打骂，批判斗争后，关进重点组戴上脚镣改造。60年的一天，李荷生被押解到30里外的瓦窑沟背煤炭，回程才走一里多路就累得倒下了，押解的狱警说他“装死狗”，冲他两枪托，不见动静，翻过来看时，已经没有呼吸了。狱警命令同去背炭的劳教右派，在路边挖了个浅坑，草草掩埋了这具惨死的尸体。李荷生难友死时28岁。
龚学珍同志在李荷生难友被打成右派后，也受株连被开除回家自谋生活，受够了苦难生活的折磨，直到1980年才得到复查改正。近几年她在知道昭通五七难友的活动情况后，在《往事微痕》的影响下，积极参加了昭通五七难友拒绝遗忘，正视历史，支持改革，推动民主的活动，决心为右派、为李荷生冤案讨回公道。
(九)谢显伦简介
谢显伦，男，生于1932年。1948年加入地下党外围组织，后入团入党。整风前在大关县纪委工作，因坚持党的原则，得罪了一些领导干部。整风中因相信了毛泽东号召帮助整风的承诺，对一些领导干部在思想、工作、生活作风上的问题提了些意见，就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党藉、公职，劳动教养。当时，我的妻子阚金艳即将临产，他们要把她下放农村劳动，阚要求待分娩后再下去，他们即以“不服从分配”为由将她开除回家，自谋生活，且不准许我护送。当时不通汽车，阚金艳拖着即将临盆的身体，从大关艰难的步行到昭通。
我的弟弟谢显厚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工作，1958年也被打成右派分子，处以劳动教养。
毛泽东在整风反右运动中，把全国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3178470名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封住了发表不同声音的嘴巴，制造了万马齐喑、舆论一律的局面。随后，他就放开手脚疯狂推行他的极左路线，所谓的“大跃进”、“三面红旗”、“超英赶美”、“跑步进入社会主义”，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弄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饿殍遍野，人肉相食，饿死百姓37558000人，我的姐姐谢显琴也在1961年被活活饿死了。
我的父亲谢秉奕原在东川矿务局医院任中医师，深得工人群众爱戴。四清运动中被以“漏划地主”为各下放到小江农村劳动，文革中又被开除回家，因不堪凌辱，终致神精错乱于1968年跳楼自杀身亡。
1962年我得到摘帽，回家自谋生活。十几年自谋生活的艰辛难以言表，直到1980年改正。1992年在昭通市经委副主任岗位上离休。
共产党暴君毛泽东死了，但他祸国殃民的滔天罪恶必须清算，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是万恶之源，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人民才能真正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
（十）彭海钧简介
彭海均于一九五零年四月为追随共产党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实践民主自由，冒生命危险投身革命。为建立新政权，参与新政府的征粮，带领共军剿匪。五四年底至五六年担任县团委秘书，五七年初县团代会上选为县团委常委。五七年下年县委书记贾鸿斌为满足新欢要求更换了我的职务，将我下放去普洱区小洞乡劳动锻炼，五八年初我和农村青年胡荣位结婚才五天，就戴着下放干部的红花到镇雄摆柳坪农场，劳动锻炼。可是到六月份，农场领导突然宣称：“彭在整风鸣放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于是对我进行白天超负荷劳动，运渣挖海伐、犁耙田地。晚上组织对我批斗，捆、绑、打、跪，不让睡觉，规定当晚写出交待，追逼承认反党、反对向苏联学习，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我说不清只好声明我保留意见。经一个月折腾，身心受到摧残，熬到七月份：农场召开大会，宣布昭通地委批示给我戴上右派帽子留摆柳坪农场监督劳动，且由三队变动到运渣队，每天早八点出发去几十里的高坡炸矿运渣，我的体重只九十多斤，又患有肺病，背负100斤原渣，背下几十里的坡又再背着爬上几十里的农场，体力越来越不能适应那种超负荷的体力摧残，管理人员才给我变动工种，安排去犁耙田地搞冬耕。
五八年冬天，天上下着鹅毛大雪，农场要求把水田翻犁转来，在冷得侵骨头的水田里耕作，稀泥糊到大腿，冰裂疼痛钻心。在农场受够折磨，大饥荒的58年至62年差点饿、累至死，幸亏难友范家彬、张国富等冒险扣羊饲料拯救我，我也扣牛饲料自吃，保住我没饿死在农场。六一年宣布地委批复摘掉帽子回到盐津分到县供销社工作，工资待遇领勤杂工工资，工作干三人所干的工作，常常遭受辱骂“没有改造好的摘帽右派”。文革中左派们调动农村民兵进城，炮火连天震天响，呐喊唬冲不同观点的人群，逼得我跳关河逃命，河中被民兵抓回游街三天，站高凳打骂批斗。受这些苦难，尽管保留意见几十年无人过问纠正，控告无门，上访申诉不起作用，反而要被抓，只好违心地逆来顺受。某些领导常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来劝说，自己也违心认为：造成这些全党都有责任……。这些年中央档案解密，知道了真相，明确过去全国人民和我们遭受的灾难，纯属毛泽东极左路线造成。建国后不断的搞政治运动，让上亿的人受冤，搞什么“超英赶美”、“大跃进”，“人民公社”饿死3755万农民，都是毛泽东疯狂推行极左路线的恶果。为了不让历史重演，必须沏底批毛，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我主张：一、用一定时间批毛，把毛泽东的罪恶批深揭透；二、把毛的头像从天安门上取下来换上国徽，把毛的腐尸拖出天安门广场火化；三、发还我们“五七人”受害二十多年工资，赔偿几十年的精神损失。
（十一）刘成端简介
刘成端，云南省盐津县人，1928年2月生。初中文化。
一九五零年盐津解放，参加革命工作。先做接管，建政、征粮工作。50年7月调县粮库（县粮食局）工作，任出纳会计等职，52年到云南财校粮食班学习半年。回盐津县粮食局工作。51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粮局任计划统计股股长。同时兼人事股长，监察通讯员等职。在青年团内任粮油支部书记，团县直机关总支组织委员。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55年9月调中共盐津县委组织部任干部干事。56年调中共盐津县监察委员会任秘书。兼中共盐津县委保密委员会秘书。
57年整风中，对提拔干部中存在的宗派主义，用漫画《如此提拔干部》对任人唯亲提了意见。58年反右补课中被划为右派，批判斗争月余后，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平头山茶场监督劳动。对划为右派不服，向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控告盐津县委第一书记贾鸿斌，盼得到纠正。哪知谢富治竟违背党规党法，将原信转给贾鸿斌，让被告人对我打击报复，以反革命罪判我八年徒刑。在县直机关的斗争会上将我毒打，跪在高凳上用扁担绑在脚腕里踩杠，直至休克后，又用冷水泼，受尽折磨。后去监狱服刑。“四、五”天安门事件，因为邓小平鸣不平和攻击江青，又被以反革命罪判刑九年。粉粹“四人帮”后，1979年复查后宣告两次判刑均属错判，无罪释放，恢复党籍恢复工作，任盐津县纪委副书记。于1991年底退休。
要求：1、拥护宪法、宪政。2、维护自身权利。3、索赔、讨回21年半工资。4、彻底批毛，毛头像下墙，毛腐尸出堂。清算毛的反人类罪。
（昭通五七难友余永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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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anuary 10,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