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情人之死说明了什么？
周恩来的情人之死说明了什么？
恩来的初恋情人张若名之死，说明没有退党自由、更没有信仰自由，
张若名之子因为与母亲通信，被划为右派，在劳教所关押了21年；说明没有通信自由、更没有思想言论自由，
比古罗马还惨无人道
周恩来的第一个恋人不是邓颖超，而是另一位学运积极分子张若名（1902-1958）。
张若名，字砚庄，1902年生于河北清苑县一个地主兼官僚的家庭。若名出生不久，父亲张绍文又娶了第二房妻子。从此，生母的地位便一落千丈，备受歧视和虐待。常常是夜深人静时，若名从睡梦中惊醒，听到母亲在暗自哭泣。母亲的悲伤，深深刺痛了她幼小的心。她甚至打算长大后“削发为尼”，永不依附男人，不受男人欺辱。年幼的张若名在二伯父的支持下，来到天津上小学。1916年考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五四运动时期，张若名的同学郭隆真首先在女师校内向同学们呼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妇女应“不甘人后”，并迅速组织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郭隆真、邓颖超、张若名被选为该会评议委员，张若名后被推为评议部长。张若名积极投身学生运动，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示威请愿，还组织讲演队、杂志社和妇女补习班，并多次奔波于京津之间，做了大量宣传联络、支援营救工作；她还作为天津的正式代表，去北京参加反“巴黎和约”签字、要求惩办山东镇守使马良等请愿活动。周恩来应邀到女师帮助排演话剧《花木兰》和《安重根》，邓颖超在这两个话剧中都演主角。邓颖超和张若名同为直隶女师的学生领袖，都与周恩来有着频繁的交往，周首先看中的是张，而不是邓。当时邓颖超才15岁，张若名已是19岁，周恩来21岁。张若名比邓美丽，是人中凤；而且是拔尖才女，校成绩从没得过第二，在学生运动中的影响力更大。天津学界当时有两大组织，一是天津学联，一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由于传统习惯，男女学生只能分在不同的团体内各自活动，就像男女学学生不可同台演出新剧一样。正是张若名的提议，将两个团体合并，以便统一行动。此议得到周恩来的赞同，1919年9月由两个组织的骨干分子张若名与周恩来、马骏成、郭隆真、刘清扬组成了“觉悟社”。觉悟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要求所有的领导成员用笔名写文章。共编50 个号码，由成员们抓阄决定。周恩来抓到5号，邓颖超抓到1号。他们都根据号码谐音取了笔名，周恩来称“伍豪”，邓颖超叫“逸豪”。作为天津的正式代表，张若名两次去北京参加反“巴黎和会”签字请愿活动，加入觉悟社时她的代号为36，在《觉悟》创刊号上，张若名以代号“衫六”署名发表了《“急先锋”的女子》一文。文章高呼：“女子解放从女子解放做起，不要等着旁人解放。”“女子解放”重要的问题，还在知识供给、经济独立……方面。”她提出铲除男女心理、生理的不同，打破男女职业不平等的女权主张，“要具革命的精神，去实行解放，少数人预备造就多数人的解放生活。”
1919年11月在福州居住的日本人开枪打死了我爱国学生，造成“福州惨案”。天津学生联合会推举周恩来、于方舟、郭隆真、张若名等学生代表天津数千爱国学生到直隶省公署内请愿。1920年1月29日，天津学生聚众5千人前往直隶公署请愿，要求抵制日货，周恩来任总指挥，与张若名手牵手走在最前头。当他们来到直隶省署门前时，省署两扇大铁门已紧紧关闭，任凭你口号呼得再响，门内却无任何动静。周恩来、张若名、郭隆真、于方舟从门下的缝隙钻进省府，找当局说理。当他们一钻进省署大门，埋伏的大批军警一拥而上，将他们逮捕；随即打开大门，棍棒飞舞，水龙喷射，学生被们打散；共有50多个学生重伤，24人被捕入狱。随后张若名的父亲到拘留所向女儿进行“劝降”，要她“承认错误”就可对她单独提前“取保释放”。张若名回答：“学生抵制日货的游行请愿是爱国、正义、合法的。”父亲听了大为恼火，对在场的狱方官员说：“我不认这个女儿了！”张若名和一同被捕的23名难友一道开展绝食斗争，抗议非法关押。4月5日，邓颖超等24名学生卷着铺盖到警察厅，要求入狱以交换周恩来等24人。他们说，警方关押的学生是他们的代表，应让他们去替换代表坐牢。北京的名律师刘崇佑出于对爱国学生的深切同情，义务为他们出庭辩护。1920年7月17日，法庭开庭审理，站在被告席上的周恩来慷慨陈词控诉腐败的政府，最后入狱学生全数获释。看来北洋军阀还不能控制法院。出狱者们受到了群众的锣鼓鞭炮的夹道欢迎，出尽风头。张若名出狱后把自己的私人日记都交给了周恩来，以此表明她对周全心全意的爱恋和支持。周恩来、张若名胸佩“为国牺牲”的纪念章和大红花，分别在欢迎会上报告了狱中情况。当时天津有名的鼎章照相馆，还免费为他们拍了一张珍贵的大合影，后来这张珍贵的照片为各大博物馆珍藏。
张若名的父母对其投身革命极其反感，曾多次劝说，要她放弃那些“抛头露面”的行为，在学校好好念书。她非但没有接受，却“闹”得更凶，继续为革命奔走呼号。父亲盛怒之下，登报宣布与她脱离父女关系，不再向她提供生活学习费用。于是，她决定去欧洲勤工俭学。
但由于出国费用一时还难于筹措，就暂时搁置了。张若名回到保定的伯父家暂住。父母为了让她不要在外面“胡闹”而“惹事生非”，便四处张罗，想方设法为她“找个婆家”。张若名对父母这一套“包办”极为反感，她想起前两年、好友郭隆真（比张若名大8岁）曾穿着学生装，一路坐“亮桥”(卷起轿帘)到“男家”向宾客发表抗婚演讲的举动，也准备采取行动抵制包办婚姻。她背着家人去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报了名，后来被家中亲戚得知消息，其父立刻派人追赶到保定，谎称母亲病重要把她“接”回家。张若名于是悄然逃走。她给父亲留了一封信说“你们不要追我，你们若是追我，我就跳海了。”张若名到了北京，律师刘崇佑听说她和郭隆真要赴法留学，无私捐赠了300元。后又在周恩来、刘清扬（都是狱友）父亲的推荐、担保下，由津学联借支了一笔钱，这样才凑足了赴法经费。
1920年11月7日，张若名与周恩来、郭隆真等一起从上海乘坐法国波尔多斯号邮轮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同行学生197人。邓颖超未能同往，留在天津继续她的学业和学生团体“觉悟社”的工作，只送了一件手织的毛衣给临行的周恩来，内侧绣了一行字“给你温暖，小超”。
刚到欧洲的周恩来给朋友写信，常忍不住向他们夸耀欧洲的美色，“某某女人真漂亮”，或是“巴黎真是美极了”。他喜欢跳舞，常去公共舞厅，从不愁没有舞伴。周恩来与张若名在巴黎期间已同居，邓颖超却不断给周写信。1921年3月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共党。1922年6月，周恩来、赵世炎等在巴黎发起组织了中国少年共产党，郭隆真、张若名由周介绍成了“少共”的第一批成员。他们以互教互学的方式学习马克思主义，张若名写下了多篇学习心得和宣传提纲如：《帝国主义浅说》《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等，后由周恩来带回国内公开出版。由于张若名法文好，能够顺畅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法文著作，所以在少共组织的共产主义研究会中，常常由她担任主讲人，并把讲稿整理成文在法国《赤光》杂志上发表。同时她还经常为国内的《晨报》《妇女日报》等报刊撰写法国通信。另外，由于她法语口语流畅，又是女子，便于隐蔽身份，她在少共组织内担负与法共保持秘密联系的任务。1923年张若名离开了巴黎前往里昂，十分伤心地和周恩来分开了。
因其家庭出身问题，她在党内受到审查。1924年1月21日，列宁死了，法国共党里昂支部决定举行追悼大会，希望旅法中共组织派代表参加，并在大会上发言。中共立刻选派张若名与会，并撰写发言稿。但法国政府不允许外国共产党参加，非法到会就可能受到拘捕。法共立即通知旅法中共组织不要派人了，发言稿可以转为代读。可当时的旅法少共负责人任卓宣却冒险行事，坚持派张若名参加大会并在会上发言。散会后立即受到了法国秘密警察的追查询问，险些被当局驱逐出境。此后，张若名一直被法国警方跟踪盯梢，并多次遭到盘查，形势非常严峻。任卓宣却以此来“考验”她在政治上的坚定性。这使她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她想退党，脱离政治，专事学问。此时的周恩来正日夜奔走于法国、英国、德国之间从事中共旅欧支部的宣传、组织等秘密工作，他的冒险生涯与张若名渴求安宁越来越远。1924年7月的一个雨夜，她送周恩来踏上归国的行程，两人都明白，此番别离，相见已是遥遥无期。
恰逢此时，法国参议员于格儒先生去世后，留下了一笔遗产，他的遗孀碧细太太把这笔遗产专门捐赠给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女学生，支持她们继续求学。张若名有了一个继续学习的机会。经过几个不眠之夜，张若名公开宣布退党，留在法国专心读书求学。周恩来便以“意志不坚定，断难为革命伴侣”为由放弃才高貌美的张若名，选择了温顺坚强的邓颖超。
1924年10月，张若名在碧细女士的资助下，进入里昂大学学习。1927年10月，获得文科硕士学位。接着，在里昂中法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博士学位。1928年6月，周恩来从上海秘密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他参加大会后返回国内时，为了安全起见，不得不绕道欧洲。一个夏日的傍晚，周恩来到法国巴黎后找到了张若名。他告诉她，他已和邓颖超于1925年在广州结婚，他代表邓颖超问若名好。她向周保证“严守革命机密终生”，决不出卖朋友和党的秘密，仍然愿意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革命者，并时时刻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在法国留学的杨堃比张若名大一岁，也是河北人。1930年春，杨堃已在国内公开告示，与家中的妻子离婚，并把消息告诉了张若名；同时杨堃还把自己写的一篇《我的婚姻史》拿给张若名看，文中剖白家庭为他包办婚姻的过程以及后来痛苦的离婚经历等等，并以这几年他与家庭间的几十封通信为证。杨堃的坦诚和对她多年的衷情深深打动了张若名，她终于决定与杨堃结婚。1930年5月30日杨堃的博士论文《中国家庭中的祖先崇拜》顺利通过答辩，得到高度评价。1930年5月31日，杨堃与张若名在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礼堂内举行结婚典礼。1930年12月15日，张若名的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答辩通过（纪德1947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此时的他在文坛有了一定的影响）；被评为中法大学最优论文，荣获500法郎奖金。当时与她先后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女学生约有40余人，能够获取博士学位的唯有她一位。她成为中国第一个留法女博士，这是20世纪中国留学史上闪光的一笔。
1930年12月16日，杨、张夫妇登上火车，踏上了返回祖国的归程。1931年元旦刚过，张若名、杨堃戴着“中国第一对博士夫妻”的光环回到北平。张若名被聘为北平中法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堃回到原保送他留学的河北农业大学任教。1937年至1945年，日军占领华北，中法大学停办，她不愿为日寇做事，在家赋闲一段时间后参加《法文研究》月刊的编辑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法大学复校，张若名回校继续任教授。1947年底，杨堃受到了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的邀请，到云大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他非常高兴，因为云南本身就是一个民族博物馆，能在那里搞民俗研究，独具天时地利条件。因此他很快决定赴任。而张若名本不想南迁，因为北平的学术研究环境毕竟比外地优越。但为了丈夫的事业和家庭的和睦安宁，她和丈夫一起去云南大学，她担任中文系的教授。
1950年，她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争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历次党号召的运动，她都积极投入，努力学习党文件，联系个人实际检查、批判旧思想，开会积极发言，认真写出心得。一再受到党政领导的公开表扬。入党申请书每年递交一份，思想汇报一次比一次写得长。年年不批准，但她从不灰心，还去听党课，主动找组织汇报思想。
1955年4月8日，周恩来赴印尼参加亚非会议途经昆明。他利用这一机会，到云南大学会见了张若名教授和她的丈夫杨堃，谈话持续了5个小时，并一起共进午餐。周问她，想不想回北京工作？在较长时间的谈话中，还谈到他们当时一起闹学潮、坐监牢和在欧洲的一些事。当张若名把至今还未能加入党组织的苦恼告诉周恩来，并询问30年前自己在法国入党的经历时，周恩来明确地告诉她：“你当时加入的是团，不是党。”张若名听了大吃一惊，杨堃也感到意外。这个谜样的说法，杨堃事后才省悟出其中的意味：周恩来也许是为保护张若名，故意这样说的。因为退团比退党的错误要轻些。
这就充分说明：共产党是神，是始终正确、永远正确的的化身，离开它就是错误，离得越远就越错误，只有把你的一切都献给“裆”后，你就彻底正确了！！！共产党的非议者或者批评者都被共产党视为犯罪分子和敌人，是要加以彻底消灭的。因此，“伟大、光荣、正确”的社会不可能有任何自由，比奴隶社会还惨，古罗马的奴隶还有宗教自由思想自由呢！
这次与总理的会面给杨堃和张若名带来了精神动力。这对博士夫妇翻山越岭进行民族调查，发表了上10篇论文。1957年春，党号召群众对党提异见、帮党整风。张若名为了把一切都献给裆，不仅自己“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伞念，积极向党交心；而且把大儿子杨在道写给家里的信全部上交给组织，请组织上对儿子进行帮助。
她万万没想到，一个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最后反而被自己满腔热情所吞没。
在1957年夏天的“反右”运动中，她写的“交心”材料全部成了揭发她“右派”言论的证据。她倾尽心血教过的学生们，也把她当作资产阶级的靶子，连她22岁在法国退出“少共”的事情也被翻出来，指责她为无耻的叛徒。1958年，在非共党知识分子被迫向共党“交心”的运动中，她被列为重点，数月的围攻、批判使她的精神几近崩溃。1958年6月18日，中文系召开反右批判大会，要她承认上述诸多罪名。56岁的张若名得知，下午批判会还要继续，并且还要“加温”时，她不寒而栗，默默地咀嚼着苦涩的泪水，她来不及等候亲人，来不及为自己分辨，更来不及写下遗言，最后望了一眼身后美丽的云南大学校园，就纵身跃入了云南大学旁边的盘龙江中，这位传奇的女性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传奇人生。
1963年，在邓颖超的关心下，云大党委才对张若名的错误批判进行了甄别，向家属赔礼道歉。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杨堃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挨斗、挨打，几乎丧生。家被抄4次，几十年积累的数万张读书卡片和资料被劫一空，大量珍贵书籍被迫当废纸卖掉。杨堃被赶出教授住宅，下放劳动，后病倒才获准回京自费治病。直到1978年，经胡耀邦亲自批准，杨堃才调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室任研究员。杨堃1984年以83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8年8月去世。
更令张若名难以想到的是，她对党的忠诚坦白，竟然殃及了两代人。大儿子杨在道就因为她上交的那些信，被划为右派，在劳教所关押了21年，断送了一个土木工程师的前程。幸而1979年右派“改正”出狱后，他立即写信给邓颖超，要求给母亲平反。1980年又是在邓颖超的亲自关怀下，云大党委为张若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作出了政治结论：“张若名同志一生为革命、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中国民主同盟随之又恢复了她的盟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