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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7月07日 00:00 程翔
中共90年的反思
今年是中共建党90周年。贯穿这90年政治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共对“民主”的提倡、背叛和反对。如果我们以“民主”这个概念来考察中共这90年,可以大致分为三个相等的30年。
• 第一个30年(1921-1949共28年),中共因提倡民主而兴起并夺取了全国政权。
• 第二个30年(1949-1976共27年),中共因背叛民主而使中华民族万劫不复。
• 第三个30年(1976-2011共35年),中共经济有长足之进,政治却严重倒退。
为什么说中共因民主而兴?
第一,是“五四运动”催生了中共。“五四运动”的主要口号是“德先生”、“赛先生”,反映了当时中华民族对民主的诉求。该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李大钊事后创办了中共。所以可以说,是我中华民族对民主的诉求催生了中共。
第二, 是因为中共在掌权前,的而且确是在努力提倡民主。
1945年中国第三势力(即国共两党以外的政党)著名领导人、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他与毛泽东的“窑洞对”一时传为佳话。他问毛泽东中共如何走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规律,毛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
在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充分肯定民主的。那么他要提倡的民主是什么民主呢?
1945年9月,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向中共主席毛泽东书面提出十二个问题,其第十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毛泽东回答: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 “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2)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要提倡的,正是美式民主自由。显见得,在中共未掌权前,它认同美式民主也适合中国,所以中共今天动辄批判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掌权前的中共,宣传民主不遗余力。我们不妨列举一些中共当年报纸的社论、评论的标题,就可以看出(3):
• 没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饰
• 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
• 民主主义的利刃--论英美的民主精神
• 让思想冲破牢笼
• 中国需要真正的普选
• 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运动一日不停止
• 天赋人权 不可侵犯
•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 谁使中国不能安定?专制政府!
中共除了口头宣传民主外,还创建了人类历史上最民主的直接选举方法,即“豆选法”。这可以从当时延安的民谣看出来:
“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这句上世纪40年代流传于延安地区的民谣,反映了当时在农民文化水准即低的情况下通过“豆选法”进行直接、不记名投票的民主选举场景。
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共经常以所谓国情论(即人口众多、经济落后、人民文化水准低)来拒绝普选式的民主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当年的延安肯定比今天的延安还要落后,但当年可以,今天为什么不能?
中共正是因为提倡民主,所以才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才能打败国民党,夺取政权。所以说,中共因民主而兴。
到了第二个30年,中共却因背叛民主而使中华民族遭遇万劫不复的灾难。
中共夺取政权后,却实行专政,公然在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上写上专政两个字(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夺权前提倡民主,夺权后实行专政,究竟是中共以民主欺骗人民?或是自己背叛了民主?不管是欺骗或者背叛都是共产党一个无法向人民交代的事情。
背叛民主的结果,就使中华民族遭遇到一场亘古罕见的人道主义灾难。最能说明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的,是两组数字:
非正常死亡:超过5500万人;
遭到政治迫害:超过一亿人。
关于死亡人数:5500万人非正常死亡是根据这些资料统计出来的:大跃进时饿死3500万人,再加上文革时打死、迫死2000万人。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地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资料:
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多人。
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万多人。
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7.7万多人。
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751.8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多人。
官方统计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8万人(4)。
至于文革的死人数,则见诸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叶剑英说:文革整了1亿人,整死2000万人,造成8000亿财产损失! (5)
但是这还仅仅是大饥荒和大革命两场灾难的数位,还不包括建国初期镇反运动等的死亡人数。如果把那些数字也加起来,则总死亡人数当在6000万左右。(6) 这就是中华民族为中共实行“专政”而付出的沉重代价。
到了第三个30年,中共经济虽有长足之进,政治却严重倒退。
以“经济自由、政治专制”为特点的“中国模式”,使中国经济进步神速,但政治却严重倒退。
从“五四”(学生运动催生了中共)到“六四”(中共反过来镇压学生运动),就见证了这种政治上的倒退,“五四”时,北洋政府对学生一个不杀,“六四”时,中共却用坦克来压学生。
山东大学的孙文广教授就曾经指出,政治上今天的中国在很多方面就连晚清民初都不如:他列举的例子如下(7):
1 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满清末年和民国时期的宪法中都有保护私有财产的内容。但中共建国后50年宪法都没有这项内容。满清的钦定宪法中有保护臣民的迁徙自由的内容,而中共现在的宪法中却没有这样的条文,以致入城务工的农民,遭到种种“低人一等”的对待。
2 党员垄断公职:满清科举制度没有规定进京赶考者必须是皇党成员,或是皇子皇孙,但中共很多公务员的招考条件中规定非共产党员不取,甚至在2008年招公务员的招考公告中,一些“民主党派”招考公务员,也要求必须是“中共党员”。
3 结党自由:民国成立时,当年十月在民政部备案的党会就有八十五个,各省的政党就更多,估计民初政团高达“三百有余”。例如,广东就有党会一百七十余个。可是。1949年之后,政党仅剩下被允许存在的八个所谓“民主党派”,但都是1949年前建立的。至今60年,中国没有出现一个新的政党。
4 新闻自由:民国时期有很多私人报纸,有的大报对执政党采取反对态度,对当局批判揭露多于赞扬。如当时的《大公报》、《文汇报》,但是1949年后,经过改造,全国的大报一律成为党报。老报人储安平先生在五十年前说,民国时期,自由是多少问题,1949年后,自由是有无的问题。我们如果认真看待历史,就可以明白,1949年后的专制超过民国时期的专制。
政治上的这些倒退,就是我们为经济上的“突飞猛进”付出的代价。
相对这三个30年,笔者经常思考三个问题:
第一, 在第一个30年,是什么使中华民族选择了中共,特别是大量知识份子如梁启超等早已看到共产主义将会带来的灾难?(8)
第二, 在第二个30年,为什么中华民族能接受惨绝人寰的中共暴政而不反抗?
第三, 在第三个30年,饱受专政肆虐的中华民族难道就只满足于经济繁荣吗?
这三个问题有以求教识者。
(1) 见黄炎培《延安归来答客问》
(2) 见《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25-30页。
(3) 这些见诸当年重庆《新华日报》的文章,后来由学者笑蜀收录在《历史的先声》一书中。
(4) 见辛子陵:《两位已故领袖的遗言》
(5) 见蒋元明主编《往事——1966写真》,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以及淩志军、马立诚着,《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6) 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专著《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中说∶“据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 把这400万人加到前两者,则非正常死亡人数达6100万人。
(7) 见孙文广:千载难逢的伟大战争与转型——08元旦感言
(8) 见梁启超:“国之保护与奖励”1925年11月17日《晨报副刊》:“对俄问题专号”(三)。他在1927年3月29日,《给孩子们书》更准确预言当共产主义大饥荒:“当计划全部实现时,中国全部土地变成沙漠,全部人民变成饿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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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红灯记 于 2011-7-7 18:4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