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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建生 博客
这是萧建生写给香港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的后记，但书出版时没有发表。现发表于此。
——关于《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写作和出版的情况
萧建生
20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收集资料和思考中国文明的有关问题，并写成了本书，期间曾于2007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虽然作了大量的删节，但最后依然被禁止发行。现在该书终于得以在香港以原貌出版发行，我感到非常欣慰，在此感谢所有为本书出版付出辛劳的人。
有人曾问我为什么会写这样一本书，在这里，过去的事情我不能不谈一谈。
首先就是我的爷爷之死。
我的老家在中国湖南省湘西凤凰县一个偏僻的山村，离凤凰县城大约有50里山路。我的爷爷年轻时靠染布为生，由于他的勤劳和敬业，生意很好，积累了一些财产，购买了一些土地。所以，土改时，我家的成分被划为小土地经营，其实应该被划为富农，只是因为爷爷为人善良，生性耿直，乐善好施，在本地有很好的名声，所以没有被划为富农，而划为富裕中农，成为被团结的对象。
但是厄运很快就降临到我爷爷的头上。1958年，我的家乡成立了人民公社。家里的土地、耕牛、农具甚至烧饭的锅子、碗筷都被充公，之后，全家每人只能从公共食堂每餐领到三两米的饭。由于吃不饱，全家人只好吃野菜度日。爷爷看到这种情况，非常难过，也非常愤怒，于是以绝食的方式，终结了自己74岁的生命。整整一个星期，爷爷连一口水都没喝，之后活活饿死了。当时，被饿死的还有我的大伯（除此之外，我的外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活活斗死）。
爷爷去世时，我刚刚三岁，还不知道爷爷的死因，是后来我的母亲告诉我的。母亲说，爷爷死时，曾说过：“现在吃饭只能到食堂领几两米，这样的做法还有什么希望？”爷爷对当时社会已经彻底绝望，因此决意以死抗争。爷爷的悲惨命运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以忘怀。他正直不屈的人格更让我非常敬佩，也使我深深意识到，侵犯个人财产，剥夺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其后果是多么可怕。
其次，是1974 年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
我1972年从凤凰县第一中学高中毕业，作为知识青年，本应回生产队劳动，但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县革命委员会（简称县革委）宣传部需要培养新闻报道的人才，我没有回乡劳动，被学校老师推荐到县革委宣传部做新闻干事，主要从事新闻报道。一年后，1973年初我被安排到县革委广播站担任编辑，正式开始了新闻生涯。这与我同时代的年轻人相比来说，是非常幸运的。更幸运的是，我在县革委宣传部和广播站能够接触到大量的哲学和历史书籍。这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我很喜欢历史和哲学，在这里我读到了《史记》等许多历史书籍以及黑格尔、雨果等人的著作。
那时文化大革命没有结束，我经常下乡采访，看到农村的贫困景象，加上县革委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干部，私下常跟我谈起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遭到的冤屈，谈起当年凤凰和湘西饿死人的事情，使我有机会了解到毛泽东推行的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带来的严重问题。当时农业学大寨带来农村的贫穷，让我非常的难过。我曾在凤凰县千工坪公社一个苗族人居住的生产队搞半年多的工作队，住在一个姓龙的苗族社员的家里。这里山高水低，乌巢河从山下流过，可是村子却在山顶。没有水，气候也比较寒冷。可是县革委的负责人却要再在这里大种双季稻，苗族不愿意种，就要在批林批孔的运动中，被斗争，被游乡。结果这一年粮食大减产，交了公粮之后，每人还不到半年的粮食。大年30，我的住户连一斤肉都么没有。这种贫穷的生活，使我对当时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产生了很深的怀疑和思考。
1974 年5月（我19岁），写了一篇《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文章，寄到《人民日报》社。在这篇文章里，我对当时批林批孔、农业学大寨、继续革命的一些“极左” 做法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种政治运动给老百姓带来贫穷，没有吃，没有穿，什么都没有，连农奴都不如，这样下去，将会使人民无法生存而起来造反。中国的前途将面临动乱。
这篇文章给我带来了厄运。人民日报和当时湖南省革委宣传部将我的文章转到县里，当时凤凰县委书记指示公安局要逮捕我，开除我的工作。但当时在县革委工作的一些老同志，如萧大葆、向宽良、滕竹轩、林宗金等人以种种理由极力保护我，使我没有被开除，也没有被逮捕。我至今非常地感谢这些老人，是他们给了我许多的鼓励和教诲。
这次的事件，我虽然没有像杨小凯当年写《中国向何处去》那样，遭到被判刑10年的不幸，但在1977年恢复高考那一年，我的成绩虽然极为优异，可以考上中国任何一所大学，我当时报考的是北京大学，但是由于这篇文章，我政审没有通过，使我与北京大学失之交臂。我没有考上大学，连湘西的吉首大学都不要我。让我深深领教了政治的残酷。当时虽然文革已经结束了，但在一个小县城，人们的思想还是没有改变。但我没有后悔自己的行为。
1978年，中国的政治开始开放，这年我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学习编辑业务，随后于1979年4月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把我从凤凰县调来工作。有条件开始我喜爱的历史研究。我选择的研究对象是熊希龄，因为他也是凤凰县人。从大量的历史资料中，我发现熊希龄早年追求君主立宪，后来追求共和宪政，一生都在为现代文明奋斗。可是，也是这个熊希龄，在1913年担任中华民国国务院总理的时候，却在袁世凯用“热河行宫盗宝案”的胁迫下，签署了解散国会、解散国民党的命令，使中国的民主宪政制度建设遭到难以挽回的重大挫折。这件事使我受到极大的震惊，深深感到中国传统的专制和阴谋文化的可怕。《民国总理熊希龄》这部著作的完成，使我对中国近代民主宪政的历史有较深刻地理解。
从那时（1985年）开始，我就开始着手收集历史资料，反思中国的文明历史。1988年6月，电视政论片《河*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其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对长城、黄河所代表的保守的农耕文化、对明清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对以龙文化为象征的强权与暴力、对官本位等等的批判，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给我许多有益的启示。当然，这部电视片由于时代的限制，并没有提出民主宪政、自由人权、法治等现代文明的思想，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对中国人心灵的震撼是很强烈的。
1989年六*四运动的失败，引起我长久的思考。这场运动留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要怎样做，才能避免历史的悲剧不再发生？
1993年，我调到湖南日报社从事编辑记者工作。在这里，我了解到，湖南日报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大部分的编辑记者被打成右派分子，是全国宣传战线反右的重灾区，很多人下放农村以后遭到很不幸的命运。这些前辈们当年坚持新闻自由的勇气，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对这些前辈的可贵精神让我十分敬佩。为什么当年会发生反右运动这样的历史悲剧？为什么人们说几句真话就要遭到如此悲惨的命运？为什么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等等个人的权利不能得到保障？
这些都不能不让人从制度的层面去思考问题。我开始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必要性，而更加使我感受到的，是如何从政治、法律制度建设的层面来实现中国文明的进步，特别是认识到宗教信仰对于奠定现代文明基石的决定性意义，并从这些方面进行探索。其中杨小凯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和《基督教与宪政》给我的影响很大。我搜集大量的历史资料，并结合历史事实，进行深入地思考。
2006年初，《中国文明的反思》这本书写完之后，我先后跟中国很多出版社联系出版的事宜，但没有一家出版社敢于出版这样的书。后来我从网上查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网站，从这里看到编辑陈彪的名字，看到他的编辑思想，于是我写电子邮件跟他联系。没有想到陈彪很快给我回信，在看过书稿之后，很快决定出版该书。但是，2007年1月书出版后，还没有来得及发行，就接到通知，说这本书要重新审查。之后，就被查封了。
书虽然被查封了，但我对这本书的出版始终抱有信心。我相信，中国社会和中国文明终究是在进步的。没有人能够阻挡历史前进的脚步。制约政府的权利，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是时代的潮流，总有一天，现代文明会降临中国的大地。
2009年8月，我的一位友人，在北京偶尔读到《中国文明的反思》这本书，随即带到香港，交给新世纪出版社社长鲍朴先生。鲍先生读完之后，立即决定出版。他打电话给我，问我愿意不愿意在香港出版。我经过反复的考虑之后，同意他的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并且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删掉的近10万字的内容恢复出版。
现在这本《中国文明的反思》终于得以与读者见面，期间反复修改、增删的次数不下20次之多。回顾20多年研究、写作的艰辛过程，难以言说的感慨不禁浮上心头。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我之所以能够拒绝世俗的金钱与权力的诱惑，无怨无悔，坚持本书的写作，是出于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同时，我爷爷的悲惨命运，他宁死也不苟活的精神始终在鼓励着我。今天，我终于可以以此书告慰和祭奠我爷爷的在天之灵。愿爷爷的灵魂在天国安息。同时，我也深深感谢我的母亲，这位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是她一直教导我，在任何时候都要凭良心做人，只要问心无愧就没有什么可怕的。母亲的教导让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自己的良心。
我的家乡凤凰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沈从文、熊希龄等许多名人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也给我很大鼓舞。这些都是我努力完成这部著作的动力。
用现代文明的观点来系统、全面地反思中国的文明历史，这是一个艰巨的工程。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我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把深奥的学术观点，用极为客观、通俗、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希望这本书能给予人们一些思想上的启示。由于本人的思想、学识水平有限，难免有种种的问题和不足，在此希望得到更多人的批评和指教。
萧建生
2009年9月4日于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