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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到底怎么样？一个从未受过西式军事教育的文人，靠自己看看《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就真能变成诸葛亮、吴用一样的神人么？我觉得很难想象。

现代战争是西式战争，是一种系统工程。用刘伯承的话来说，它需要专业人员组织，并不是《三国演义》、《水浒传》描绘的原始活动，也不是《孙子兵法》的笼统原则可以具体指导的。军事指挥分为战略与战术的指挥。所谓战术指挥，一般是指组织和指挥战斗。指挥大一点的战役，特别是诸兵种协同参与的战役，需要专业训练，靠看旧小说或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并不能获得这种专业技能。

尽管红军刚起事时面临的不过是民团和地方武装，从事的是小规模的原始战斗，与《三国演义》描绘的也相去不远，但《三国演义》并没有教你怎么看地图、用指南针，更没有晚清讲武堂里传授的“学科”与“术科”，甚至就连所谓“内线”“外线”的概念都没有。若是对付民团，不懂起码的专业技术倒也不是太大问题，但若与职业队伍交战，现学对方的本领，“学费”恐怕是自己的脑袋。那么，毛泽东是怎么学会打仗的？

陆定一在毛死后说了实话。记得他说，我党最初是靠军阀教会打仗的，是他们教会红军怎么组织参谋部，怎么看地图，怎么利用地形地物，怎么部署兵力，配置火力，安排预备队，等等。他只是没有点出具体的“军阀”的名字来。其实这也不难想见，无非是朱德、刘伯承、彭德怀、黄公略等人罢了。尽管他们受的粗浅专业教育用西方眼光来看不值一提，但在内战中也就够用了——李宗仁不过就是广西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的么？那还算是高学历了。他还很看不起黄埔将领，说黄埔军校学制也就只有半年，什么都学不到。先总统蒋公只上了个士官预备学校，连士官生都不是，居然也就成了全军最高统帅。学历比老蒋高得多的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人做毛泽东的西席老夫子，当然绰绰有余。在很大程度上，国共双方的将领都是自学成才。既然双方都是边学边唱的票友，当然学习的危险就不是那么大了。

我想，毛就是这么“从游泳中学会游泳的”。他不是职业军人，在起事之初当然不可能具备指挥战斗的能力，而且，以他粗放浪漫的气质，也没有那耐心去详细规划兵力部署，组织后勤，因此很可能终生都不具备实际指挥战役的能力，只能作战略决策。初起事时不过是拿民团练刀，等到朱毛会合后，自然也就有人代他去具体策划战事了。他真正精通的还是韩信说的“将将之道”，亦即控制将领的才能。不过此人造反作乱的天赋毕竟很高，看来看去，也就看出门道来了。因此，尽管他在后期可能仍不具备战役指挥能力，只能给出大战役的大致设想和基本要点，但能做到这点，也就算是一个称职的战略家了。

以常理度之，这应该是毛泽东学会打仗的过程。党神话在几方面捣了鬼：第一，忽略了毛的学习成长过程。第二，隐瞒了毛直接指挥下红军遭受的惨败，甚至“反败为胜”，将它们吹成是什么“得意之笔”。第三，抹杀了集体的贡献特别是职业军人的贡献，把一切胜利都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它特别符合《史记》、《三国演义》塑造的传统思维定式，于是国人也就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这种天生就能神机妙算的神人。

最近粗读了一点党史，觉得可以大致看出毛作为自学成才的军人的成长过程。为破除神话，兹不揣浅陋，撮举几个他在不同时期的失误。因为党史是最难治的史，必须从大量神话中刨出星点线索来，过来人的回忆又未必准确，我的阅读范围又严重受限，因此写得很无把握，还请识者教正。


一、井冈山与江西苏区时期


如所周知，领导秋收起义是毛泽东的第一桩功劳。毛原拟在发动起义后攻占长沙城。但起义组织得乱七八糟，指挥毫无章法，遭到惨败，从一个师5千多人损失到六七百人。毛只能放弃原定计划，撤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上去落草。

根据官方报道，秋收起义的计划是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出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制定的，攻打长沙乃是毛的主意，并不能赖到中央头上去。后来把残部拉上井冈山也是毛自作主张，并没有遇到来自中央的阻力。那阵子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的残部都处于自生自灭状态，中央惊魂未定，也实在顾不上管。

毛之所以把残部拉上井冈山，完全是他的陈腐知识结构使然，他不懂马列主义，却把《三国演义》与《水浒》当成了毕生钻研的经典，走投无路时上山落草再自然不过。稍知马列基本教义或思想略微新潮的文人都不会这么做，因为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此这道路也只可能由他来开创。

毛上井冈山后，手下大约六七百人，与早就落草的土匪袁文才、王佐的兵力大致相当。井冈山历来是土匪盘踞之地，易守难攻，但资源贫乏，人口稀少，没有发展潜力，只适合宋江一类没有抢天下野心、只求安身立命的土匪存身。毛初期的作为也与绿林好汉差不多，其战略是“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亦即以井冈山为安身立命之处，若山下风头缓了，便分兵下山抢给养（美其名曰“打土豪”）并扩展地盘；山下风头紧了，官军来剿，便将兵力收缩回来据险抵抗。如此一涨一缩，便称为“波浪式”。这基本还是山大王的套路，谈不上什么现代战略。其与传统土匪的区别，只在于他在部队里建立了党组织，以此控制部下，并在控制的地盘内组织发动群众起来清算屠杀当地的富户罢了。

正因为毛的“工农革命军”的作派与传统土匪外表太相似，因此并未引动地方政府的注意。朱毛会师前，官军只有过一次动用营级兵力的“进剿”，战斗规模很小。此后朱德在湘南暴动，大肆烧杀抢掠，激起成千上万的农民暴动（详见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又被官军追剿，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在军民联手痛击之下，朱德立足不住，便逃往井冈山落脚，井冈山从此引起了官方的注意。

朱德带来了上万人马，与毛的队伍编为3个师9个团，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这是抄袭北伐“铁军”张发奎所部第四军番号。这9个团中，朱德带去7个团，毛的秋收起义残部有一个团，王佐、袁文才的绿林武装编为一个团。虽然都是团级编制，但兵力并不一样，井冈山的两个团每团也就几百人，而朱德带去的部队每团有上千人。井冈山只适合小股土匪安身，本来就已人满为患，现在一下子又来了这么多人，根本就不可能养活。据龚楚回忆，当他们初次见面时，毛讲到经济粮食困难，“立即便愁眉苦脸”，在第一次军政会议上的讲话中，毛就指出“今后经济问题最为严重，应请省委及中央设法接济”（《龚楚将军回忆录》，150，152页），可见那地区完全是死地，没有什么发展前途。

因为养不活那么多兵，部队便不能不一再缩编，先是从9个团减为6个团，后又遣散了湘南暴动农民组成的第30团与第33团，只剩下4个团约6千余人，其中28团是朱德的老班底，也是红四军的主力部队（林彪就是该团的），第29团由湘南农民军组成，第31团是毛泽东的秋收起义残部，第32团则是袁文才的绿林武装。这些部队中只有朱德的28团算得上是职业作战队伍，29团次之。毛的31团和袁的32团兵力和战斗力都不强，在后来反会剿中都只承担守山任务。主要作战任务由朱德的两个团承担。因此，如果井冈山真是革命摇篮，保卫那摇篮的主要还是朱德，他才是正宗的红军之父。

游击战也是朱德开创的，朱德后来在延安接受史沫特莱采访，在史氏所著《伟大的战士》中只字未提毛泽东的贡献，却自称他将游击战引入红军，而这一手是他当年当军阀在滇南剿匪时向土匪学来的。他的另一军阀经历更加生死攸关：当初云南军阀自相倾轧时，他和几个军阀从云南逃回四川去，走过的路恰好是二十年后红军长征走过的路，于是他便轻车熟路地做了红军的向导。

朱德的自称与龚楚的证词相一致。据龚楚说，著名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乃是朱德提出来的。此说有一定可信度，盖十六字诀并不见于毛给中央的报告或其他同期著作，只在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信上有“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的政策”的相当简单粗糙的战术思想。据官方报道，毛首次使用十六字诀，是为1930年12月25日的军民誓师大会书写口号，有可能是掠人之美。

当然毛也不是毫无贡献，据龚楚说，毛虽是文人，对军事问题的理解却很敏锐。他的独特贡献是发明了“乡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战略，亦即以军队配合赤卫队，控制住县城外围的所有乡村，不准一切物资以及人民入城，并以红军一部控制交通要道，袭击国军运输与通讯部队，断绝城内一切接济和通讯。国军只好派兵出城采购粮食，一出城便遭到红军与赤卫队袭击。给养断绝后，国军只有撤出城市，在撤出时又会遭到红军伏击或追击。在整个国共战争中，这是我党全面使用的战略，称为“控制面，截断线，包围点”，亦即控制乡村，截断交通线，包围城市。如此即能充分发挥我党组织控制群众的优势，避免我军缺乏重武器、不善于攻坚的劣势，确实是一种天才发明，其最辉煌的表演，便是长春围城。

当然，真正要打仗，还是得靠革命军阀们，朱德来后，红军首次打下了永新城，让伟大领袖找到了压寨夫人——当年永新城的大美人贺子珍，更打败了几次会剿，主要承担作战任务的都是他带来的两个团特别是28团。但朱德和毛有分歧，他看出井冈山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并不赞同毛的“波浪式推进政策”，他更无法忍受毛的专横跋扈，因此总想向外发展。

这其实是对的，井冈山的致命缺陷是地瘠民贫，无法养活多兵，虽有天险，但缺乏回旋余地。毛的“波浪涨缩术”再折腾也成不了大气候。而且，若敌军长围久困，红军无法下山去白区“打草谷”，朱德的扁担用不上，迟早要给饿死。这其实也就是后来发生的事。

不光是朱德看出这点，中央和湖南省委也看出了这点，很不以毛的偏安思想为然，屡次要求毛离开井冈山向湘南或湘鄂赣发展。于是朱德便趁湖南省委干预时，带那两个团离开井冈山去湘南打郴州。打下郴州来后，由湘南农民组成的29团思乡心切，便逃散了，招致所谓“八月失败”。此事被毛当成借口，在给中央的报告（后选入毛选第一卷，题为《井冈山的斗争》）中大肆攻击，谴责为“流寇思想”，其实他才是山大王思想。如果井冈山道路就这么走下去，那很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中央苏区了。

待到国军第三次“会剿”，井冈山道路便走到了末路。朱德眼见无法守住井冈山，便决定“跳出外线”，让毛泽东和袁文才留守，这似乎是历来的规矩。但这次官军势大，毛看出了凶险，便提出要随大队转移，大家也只好答应了（此据《龚楚将军回忆录》，但他领导的29团逃散后，他本人便被派往湖南，半路遭到伏击受伤，辗转逃到香港，最后转到广西，并没有参加第三次反会剿，可能是他听老上级朱德讲的），于是守山的任务就交给了恰在此时来到井冈山的彭德怀率领的第五军，以及袁文才的32团。

朱毛下山后，原拟在外线配合守山部队，打破国军会剿，但在江西大余、南康等地被尾追的国军谢文彬旅追上痛击，只好逃入闽西南，把彭德怀扔在井冈山不管了。彭德怀死守了三天，天险被打破，只好率部突围，转战各地，最后创建了湘鄂赣边区根据地。

彭德怀在逃下山后总结了教训。他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建立“巩固的后方”，只可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前者是指敌军打不进来的后方，后者则是指敌军能打进来，但我军又能把它打出去，“它又打进来，我又能再把它打出去，如此不断反复，人民群众始终拥护我们：对红军掩护、侦察敌情，对白军袭扰、封锁消息，对当地反革命分子，群众自动看押，甚至镇压，这样的根据地就算是巩固的”，“如井冈山那样的，只算军事后方，我们守了三天，被敌打破了，即使三天打不进来，三十天也是会打进来的”（《彭德怀自述》，网络版）。正因为没有巩固的后方，即使是巩固的根据地敌军也能攻入，因此不宜像在井冈山那样，建立医院集中医治伤兵，只能把伤员寄在群众家医治。

愚以为，这才是创建根据地的正确指导思想。毛的宋江战略的假定，是井冈山如梁山泊一般，始终不会被攻陷，但这只能发生在章回小说中。如果红军始终以井冈山为“波浪涨缩”的中心，把它当成攻不破的后方，那就势必给栓死于其上，既不利于寻找权力真空，大刀阔斧开拓苏区，势必错过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天赐良机，也无从实施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无论是攻还是守，都是消极被动的战略。待到天下粗安后，红区仍然只会是疥癣小疾。老蒋不必动用中央军，只调地方武装即可一鼓荡平。事实上，无论是红四军还是红五军，都是离开井冈山后才创出点基业来，最后合成了所谓中央苏区。

据彭德怀说，他是对中央巡视员潘心元说这番话的，但这是重大战略主张，他在跟毛再度会合后，肯定也会说起。不管他是否跟毛说过，毛确实也吸取了教训，放弃了从旧小说上抄下来的呆板战略，把“建立巩固后方”改为“建立巩固根据地”，由此才发展出了“诱敌深入”的运动战原则，不再搞宋江式死守天险了。

彭德怀还在其自述中委婉地暗示，指挥中央苏区头三次反围剿并不是毛一个人的功劳。例如第二次反围剿确定阻击和伏击的地点其实是彭作的决定，毛还问他是否有危险，云云。在歌颂毛的英明伟大的同时，他还是忍不住披露：“毛主席对战役部署，固然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思考，力求无缺；对战术问题也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推究，特别是不耻下问，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披露了这些战事其实是毛向革命军阀学艺的过程。

然而中共党史却从来不提这些事，似乎天下是毛这个天生的神人一手包揽打下来的。

[ 本帖最后由 qdpan 于 2010-12-10 21:4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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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党神话说，遵义会议后伟大领袖毛主席掌握了军权，从此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红军在他的指挥下节节胜利，士气高昂云云，再没比这更大的谎言了。实际上，伟大领袖在那当口夺了权，充分暴露了他作为玩票军人的最大缺点，那就是没有实际指挥战役的能力，因而闹得全军怨声载道，几乎再度酿成领导权危机。

毛此前的军事经验只限于指挥三次反围剿，但那是在自家地盘里打仗，占尽了地利与人和，敌情动向一目了然，可以事前与将领们仔细切磋战役计划。但长征就完全不同了：自己是客军，在陌生地域里行军作战，随时都在流动中，军情瞬息万变，根本就没有可能事前从容规划，并与实际指挥战斗的将领们商量，其实只能由前线指挥官临机处置，由中央去遥控反而坏事。事实证明，遵义会议后打的胜仗都是前线指挥官临机处置赢得的，而败仗都是毛事前策划造成的。这就是林彪写信要夺权的根本原因。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强敌跟追、东逃西窜的情况下是否能立定脚跟，从头创建新的根据地？我认为不可能。

此前苏区之所以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全靠军阀混战。南京政府的建立非但没有结束内战，反而使得内战以空前规模进行，而红军从来不是内战的主要目标，得以趁机勃兴。但九一八事变后军阀们失去了分裂中国的借口，即将爆发的宁粤大战不得不紧急刹车。国家虽未统一，中央政府与地方军阀的混战毕竟停下来了，中央军有了剿匪余力。蒋介石欲借追剿红军而削藩，派兵穷追。地方军阀又生怕红军在自家地盘内安营扎寨，予蒋以吞并借口，是以积极参加会剿。红军只要一停下来，各派武装就要围上来，根本就没有喘息机会，遑论从头建立根据地。

所谓“四渡赤水”的辉煌战绩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后，原拟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湘西根据地，却遭到国军迎头痛击，在强渡湘江时减员过半。到贵州黎平后，政治局才放弃了与二、六军团会师的打算，决定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不宜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但到达遵义后，却发现当地地脊民贫，因此政治局在遵义会议上再度改变打算，决定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于是红军放弃遵义，分三路向川黔边境开进，试图在宜宾与泸州之间渡过长江。

刘湘怕红军入川引来中央军，派川军入黔“御敌于国门之外”。毛以为川军好打，遂命令红三、五军团在土城附近进攻川军固守的青杠坡等阵地。不料川军火力强大，又占了地利，不但击退红军进攻，而且发起反攻，一直打到白马山军委指挥部前沿，几乎突入指挥部（惜乎不中！），逼得军委把干部团投了进去，并急调在北边的一军团二师回援，才勉强守住阵地。激战终日，红军再也撑不下去，乃趁夜撤出战斗。

土城战斗乃遵义会议后毛第一次指挥的战役，却以惨败告终，伤亡高达4千多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75页），约为当时红军总人数1/8。即使是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也未受过如此重大损失。而这就是毛东山再起第一功。

毛在此役中犯了一系列错误：敌情不明便轻率地下了决心，低估了川军兵力与战力；不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却去进攻坚守阵地并占了地利的强敌。最主要的，还是他未能看出大势，总以为打上一两个决定性的歼灭战就能立定脚跟，开辟新的根据地。这其实根本就不可能。就算这一仗打赢了，只要一停下来，则敌军就会源源而来，越打越多，最终难逃被围歼的命运。

战败后红军撤往赤水河西的扎西（在今云南威信县），整编遭受重创的部队，是为所谓“一渡赤水”。此举根本就没有什么深意，无非是逃避强敌而已。眼见川军如此厉害，渡江是别想了——其实也不可能，长江流到宜宾已是相当宽阔，而且川军防守严密，红军绝无可能强渡，真不知道军委怎么会想出这背时主意来。周毛等人再次放弃原计划，大概觉得还是黔军好打，又想回到遵义去，将“创造川西根据地”的战略目标改为“创造川滇黔根据地，首先赤化黔北”，于是东渡赤水，是为第二渡。三军团从间道开至桐梓，接到军委命令，命他们相机占领遵义，在娄山关与黔军遭遇并击败之，顺势再占遵义城。中央军吴奇伟部旋即反攻，红军以三军团在城外西南面高地抗击，一军团从东南攻敌侧后，两军钳形夹击，歼敌一个师，余敌逃脱。

此乃红军长征以来第一个胜仗，但这并不是伟大领袖运筹帷幄的结果。彭德怀对时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抱怨说，娄山关遭遇战不但赢得侥幸，而且斩获不多：

“现在部队比较疲劳，特别是打娄山关那一天，很疲劳。王家烈所部，是上午八九时从遵义出发的，想先占娄山关（该关离桐梓和遵义各四十五里）。我们十一时许才接到军委告诉的上述情况和要我们相机袭占遵义的命令，即刻跑步前进。武装长途跑步，消耗体力很大，几天都没有恢复起来。我先头部队到娄山关分水线（制高点）时，王家烈部队只隔两三百米，如果它先占领，我处仰攻态势，就会增加伤亡和困难。那天因为我军居高临下，王家烈部战斗力也不强，我们伤亡不大，只有百人，就把敌人五个团打败了，但因正面突击，没有截断敌军退路，故缴获也不多。”（《彭德怀自述》，网络版，下同）

再占遵义打败中央军也不是毛而很可能是彭德怀指挥的，只是他畏祸，把它说成是两军团“自动配合”：“如第二次占领遵义的第二天，打吴奇伟军的反攻，一、三军团就完全是自动配合把敌打败的。”

就连这仗他都很不满意，向军委建议：“目前，我应避免与相等兵力敌军决战，保持自己的优势兵力，不应攻坚乱碰。遵义战斗的胜利没有扩张，由于机械和失掉时机。”（《彭德怀年谱》，118页）。其唯一意义是为毛抬轿：“这是退出中央苏区第一次连打了两次胜仗。打乱了敌人的追击部署，争取了某些主动。改换新的领导后，打这样一个胜仗意义更大。”（《彭德怀自述》，网络版）

战后毛泽东当上了前敌司令部政委，他为胜利冲昏头脑，以为川军虽硬，但中央军好打，遂与前敌司令朱德发布命令，准备消灭驻鲁班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决心以“消灭周浑元来彻底粉碎敌人的追剿”，“打大胜仗来赤化全贵州”。林彪、聂荣臻不同意这主张，主张打驻打鼓新场的黔军，获得朱德支持（李镜：《新写长征图文档案》，38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8月）。军委开会表决通过林案，毛竟然以辞职相要挟。不料弄假成真，大家都同意他辞职。他只好压下自尊心，连夜去游说周恩来。周被他说服，撤销了前议，召回了已向打鼓新场运动的红一军团。次日经毛泽东提议、张闻天赞成，组成了以周为首的“新三人团”，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负责全权指挥军事。

三人团遂按毛的主张，下令打鲁班场。彭德怀反对此举，认为周部早已进驻该地，野战工事已经构筑完毕，“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对我不利，无攻破周浑元可能。似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寻求机动。”（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118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但毛固执己见，鲁班场战斗因此打响。

这是毛指挥的第二个战役，也是第二次败仗。红军在“阵前遗尸七百余具”（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史政局编《剿匪战史》［5］，第884页），光红一军团就伤亡489人（贵州人民出版社：《红军转战贵州》第123页），最后不得不撤出战斗。

毛此次的错误简直是犯得莫名其妙。在西南三省中，黔军的战斗力是最差的，而且只在打鼓新场驻了一个师，是以林彪按兵法避实击虚的原则提出去打该敌，毛却置林彪、彭德怀的反对不顾，执意去打鲁班场的三个师中央军，而且还是攻坚战。这完全违反了他后来在1947年年底提出来的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放过分散和孤立之敌，专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此后毛似乎又想再打渡过长江进入四川的主意，遂令红军西渡赤水，向古蔺、叙永开进，是为三渡赤水。但敌军迅即三面合围。红军不得不在刚刚渡过赤水后又返回赤水以东，是为第四渡。红军完全成了个小姑娘，把赤水河当成了猴皮筋，在上面跳来跳去，而这种无头苍蝇乱撞的盲动，竟然也就被无耻文人美化为什么神机妙算！

第四次渡过赤水后，毛仍未放弃与敌军决战后立定脚跟的幻想。三人团以朱德的名义致电各军团领导人，提出要歼灭黔军。但此时红军严重减员，疲惫不堪，彭德怀觉得难以完成任务，建议转向西南乌江流域。这次毛总算听了他的话。红军于是南下，向贵阳虚晃一枪，随即南渡乌江。渡江后彭德怀又向军委建议攻占滇黔边区的盘县、平彝，必要时入滇。眼见在贵州实在折腾不出名堂来，三人团这才下定决心放弃黎平会议决议（“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挥师进入云南。御用文人把四渡赤水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机会主义盲动，吹成是为了进入云南的深谋远虑，完全是伪造历史。

进入云南后，毛泽东仍然没有放弃打个大胜仗建立根据地的固执念头，以军委的名义下令“与滇军决战”，准备在云南东北地区“消灭敌人取得新的发展局面”。林彪于同日回电反对，指出：

“川、滇、湘敌及中央军正分路向昆明东北前进，阻我折回黔西，企图消灭我军于昆明东北之窄狭地域内。在目前形势下，我军已失去回黔之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北开展局面……因此，我野战军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而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先敌占领东川，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

这就是说，回贵州后路已断，云南也无法立足，有被围歼危险，唯一的出路是赶在敌人前面占领东川，然后渡过金沙江入川。但毛泽东仍想在曲靖、沾益一带与滇军决战。可惜滇军不出击，跟追的中央军却先机抢占了盘县、平彝一线，红军有陷入重围的危险。在此情况下，中央军委开会接纳了林彪的建议，分道西行北上，大队在禄劝县皎平渡口渡过了金沙江，进入四川。

综上所述，所谓“四渡赤水”，乃是毛泽东的败笔而非什么“平生得意之笔”。他一以贯之的错误，乃是始终认识不到，为中央军跟追并为地方军阀堵截的客军，根本就没有可能立定脚跟，却始终幻想与敌决战，开创新根据地。先在黔北试，碰壁后改了主意，试图过长江入川，与四方面军会合创建川西根据地。土城战败后被迫一渡赤水，若到了扎西后继续西进，即能轻松渡过并未设防的金沙江，实现原来的目的。他却要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再度试图“赤化贵州”。等到鲁班场再吃败仗，又毫无必要地三渡赤水，企图再过长江，刚渡过去又发现不妙，马上再渡回来。两个多月的时间就浪费在这往返盲动里。回到赤水以东后，毛仍然幻想在黔南创建根据地，不行只好进入云南，又想在滇东北建立根据地，再度发现不行，最后只好听取林彪建议北上渡过金沙江。整个过程乃是个不断的“试错”过程，一试再试，一错再错，不但原来的战略设想统统落空，将部队“肥的拖瘦，瘦的拖死”，造成大量减员，而且就连战术也乏善可陈，只有南渡乌江前以佯动诱敌突出重围可算战术上的成功。

其实四渡赤水后红军根本不必南下，西进即能渡过金沙江。红军在南渡乌江前，在北岸留下了红九军团作为诱敌的偏师。该军团走的就是林副说的“弓弦路”，非但没有减员，而且还扩充了兵力，最后在东川树桔渡口轻易渡过金沙江，其命运与毛指挥下的主力部队形成鲜明对比。就算毛爱走“弓背路”，也完全可以率偏师南渡乌江，让主力去走弓弦路。如此也就不会给主力带来那么多非战斗减员。

如此瞎指挥，连林副那一直备受毛泽东青睐的爱将都受不了，要串连彭德怀夺取前敌指挥权。这还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刘少奇、杨尚昆等人也致电中央反映了意见。据李德说：

“部队越向西行进，了解实际情况的领导干部的情绪就变得越来越坏。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已经发展到了几乎要发生一次新的改组和一场新的派别斗争的地步。洛甫和林彪在这以前和遵义会议期间，曾经是毛最热心的代言人和最可靠的支持者，现在却以最激烈的批评者的身份出现了。他们公开指责毛及其整个领导小组‘在敌人面前逃跑’，‘军事破产’。还有彭德怀，尤其是他的政治委员杨尚昆（我与杨在一次偶然相遇中交谈过），也或多或少赞同他们的意见。”洛甫甚至还找李德串连，暗示准备以林彪、彭德怀和刘伯承取代“三人团”。只是李德不赞成在危急时刻作此人事变动，博古也担心在此危急时刻派别斗争会招致红军覆亡，下定决心避免这种悲剧发生，党和军队领导才未分裂（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55页、157页）。

自我英勇的工农红军建立以来，还从未出过这种事，就连李德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也不曾激起将领们如此强烈的腹诽与公开抗议，可见毛的指挥有多糟糕。要是张国焘当国写党史，这一段写下来只怕要比“王明路线”难看得多。

无怪乎张戎要以为毛是故意找借口避免过长江与张国焘会合，不过这阴谋论并无证据支持。我认为这一系列的盲动是“党指挥枪”、外行领导内行造成的。无论是周，是毛，还是王稼祥，都是玩票的统帅，并不具备战役指挥能力。本节开头已经说过了，在万里长窜的紧急情况下，只能由前敌将领临机处置，不宜由中军统帅遥制，林彪的建议其实非常正确。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因为脱离了文人指挥，不但走得轻松愉快，而且还在打鼓新场附近伏击了黔军，俘敌1800人，缴枪1000余支，而红军主力自渡过乌江后从未取得过这种胜利。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毛在掌权后急于施大手笔，扭转乾坤，开创新局面，挽救革命挽救党，却始终意识不到强敌跟追最多只能打圈子，并不可能立下足来从头“收拾金瓯一片”。为此他不惜抛掉在中央苏区学会的一点手艺，如彭德怀指出的那样“与相等兵力敌军决战”，“攻坚乱碰”，因而一再碰壁，弄得群疑满腹，众难塞胸。

毛毕竟是聪明人，他大概也知道四渡赤水以及入云南走弓背路乃是他的平生败笔。文革以前，“四渡赤水”从未见于党史军史，就连肖华同志通篇歌颂伟大领袖的《长征组歌》，原来唱的也是“战士双脚走天下，声东击西出奇兵”。待到林副倒霉，会理会议上的旧账被翻出来作罪证，那歌词才改为“四渡赤水出奇兵”，而“我平生得意之笔”之说也忽焉鹊起。这神话之所以产生，无非是伟大领袖“先发制人，反败为胜”的一贯绝招罢了。

[ 本帖最后由 qdpan 于 2010-12-10 20:4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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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一、四方面军分裂与复合过程中所犯的战略错误，我已在《红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真相》中介绍过，这儿值得介绍的是张国焘对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的观察：

“毛泽东……这个军委主席过去是独断一切的，总司令等于虚设，现在他仍不稍变动。他迳行核阅所有军事单位的文件，无论是情报、作战计划、军队行政，以至人事调动等，同时又迳行批定办法，然后才交我们执行。这不特使总司令总政委变成了幕僚人员，简直就是由他一个人唱独脚戏。

毛泽东这种作风最为参谋长刘伯承所反对。刘伯承认为近代战争是有组织的战争，不能凭一个人的才智去处决。他素来主张，作战计划应先由参谋长根据情报局长所提出认为正确的情报，交作战局拟具方案，再由参谋长召集有关人员并征询政工人员的政治意见，拟定初步计划，送总司令总政委批准，提交军委会讨论，或径由军委会主席审定，然后由总司令部下达命令实施。我支持刘伯承这一见解，认为我们如能这样做，不仅可使军事指挥具有更高的效率，而且可以免除许多党内纠纷。

毛这种独断独行的作风，似已成为积习。在这点上，他和蒋介石一样，不唯紧紧握着裁决权，而且有发号施令的欲望。换句话说，他不特执行最后的决定权，而且往往不让任何同志有建议机会，就径行予以指示。毛自负有过人的军事天才，常以德国近代军事家毛奇自比，他在江西苏区时就曾因此和周恩来刘伯承以及德籍军事顾问李特闹得不可开交。遵义会议以后，周恩来做他的副手，也是受尽委屈。

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并不是一个精明的独裁者。他富想象力，反应也很灵敏；他的思维有时也会走到很离奇的境界，甚至流露神话式的言论。他缺乏组织才干，遇事不愿作精确的计算。他所表示的意见，有时是模糊不清的。他常用情感丰富的语气，为他的‘天才主张’作辩护。

他也是特殊的军事第一主义者。他推崇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缺乏近代的军事知识。他鄙薄当时军事典籍所载的一切，认为都是陈腔滥调，他要不受拘束的发挥他的游击天才。他所拟具的军事命令大多是一些‘训令’，常用激动的语句，描述某一任务的重要，要求受令者迅速执行，而指示各个军事单位分别负担某些具体任务时，则常是很笼统的，似是让各单位自行相机处理。

一般说来，我们当时都是一些游击专家，多少与毛泽东有相同的气质，不过他在这方面发挥得最明显，连我们都觉得他太离谱了。我曾经多次和他谈论这方面的问题，觉得要与他沟通军事上的见解极不容易，特别是想形成有组织的统一指挥，更是困难。”（张国焘：《我的回忆》，252-253页）

老张这番话是他担任了红军总政委后说的，出了记忆错误：那时毛并非军委主席，连副主席都不是。他对毛专横跋扈的评论不可能是那时的感受，只可能在他到延安以后。但这细节错误并不妨碍他观察的准确。看出毛的专横倒没有什么了不起，毛天性喜欢独裁，把一切权力都死死捏在手里，这不光是张一人的感受，龚楚也这么说，朱德当年就是为此跑下井冈山的。但其他评论则针针见血，於我心有戚戚焉，不能不承认老张确有过人的洞察力。毛的智力构型特点确如他说：富有想象力，思维常常大胆而离奇，甚至荒诞不经，志大言夸，好大喜功，喜欢大手笔，却又缺乏组织能力，痛恨受到约束，讨厌刻板拘泥地行事，喜欢“打破框框”，天性与细针密线、一丝不苟的计划工作格格不入，因而没有耐心也没有能力去“作精确的计算”，作出战役的具体的组织与规划，只能向将领提出提出笼统的要求，以训令的方式下达军事命令，指望将领们去八仙过海，发挥主观能动性，完成他布置的笼统任务。

国焘没说的是毛为何会如此，其实那是他的智力构型与知识结构决定的。毛是个活在现代的古人，全部知识积累基本是劣质旧小说、《资治通鉴》等古史，以及各种烂报纸上的每一个字。他彻底缺乏西方知识，也鄙视此类知识，认为中国既有的学问便已经囊括了全人类智慧在内。他之所以知道毛奇，还幸亏一次大战那阵子他正在读师范，天天在图书馆看烂报纸。其实毛奇根本算不上什么伟大的军事家，毛知道的也不过就是此人的名字罢了。对现代战争该怎么打，他老兄连最起码的概念都没有，其实是在现实生活中有意无意地扮演《史记》乃至旧小说上那些“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传统神人角色。

这就是为何恩来要说，“解放”战争时期共军总参谋部是世界上最小的参谋部。毛不需要参谋部，也不需要参谋人员，盖他不知道怎么使用那些人。他打的是一种旧式战争，当的是曹操、曾国藩、李鸿章式的旧式统帅，以手工业方式指挥战争，不需要专业人员分工合作，甚至连古代的幕府都不需要。

总而言之，在毛身上，最突出、最集中不过地反映了东西文明的差别。西方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便将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r）的原则推广到一切领域之中，使得专业化（professionalism）成了整个社会的组建原则。不管在哪行哪业，分工都越来越细化。而中国直到晚清新政时期才开始这种专业化过程，此前的社会组织不管是在哪个领域中都极为原始。

这儿说的可不光是工农业生产，而是所有社会领域。例如医学连医、护、药的分工都没有，内外儿妇可由一个大夫包揽，从未听说过有开办各种科室、由不同专科大夫给人看病的医院。哪怕直到今天，中医仍未完成这种专业分工，似乎只有一个骨科分了出来，好像也没有药剂师，而护士其实是从事西式护理的西医护士。类似地，教师也是万能的，从无由专科教师分门别类传授知识的学校。军队则直到甲午战争时，仍未如日本那样，效法西方建立陆军部、参谋总部等专业机构，统帅李鸿章靠的还是远古的幕僚制度。在毛泽东手上就更出奇，他好像连幕僚都不需要，一个人即可包打天下，这才是鬼子说的one man’s war。

吊诡的是，这恰恰歪打正着。盖抗战以后，中共的根据地由各种“山头”组成，分散于华北、华东以及后来的东北各地，根本不可能像现代国家那样，由总参谋部进行职业化指挥，只能由各地将领根据自己的情况各自为战。中央军委的职能不是组织指挥战役，而是“用激动的语句，描述某一任务的重要，要求受令者迅速执行，而指示各个军事单位分别负担某些具体任务时，则常是很笼统的，似是让各单位自行相机处理”。这种“模糊统帅”恰好符合那种战线犬牙交错、各重兵集团彼此远隔的特殊需要，使得将领能最大限度地因时因地制宜，发挥自己的才能。如果毛泽东也是蒋介石那种拘泥刻板的职业军人，实行从白山黑水之间直到苏北那情形千差万别的“有组织的统一指挥”，只怕要输得一塌糊涂。一言以蔽之，中共革命战争的特点，使得毛的天生缺陷反而成了一种主观优势。

以辽沈战役的实例来说明这一点。如所周知，毛对该战役的最大贡献，也是他真正的平生得意之笔，就是提出“关门打狗”，攻占锦州。他的全部贡献就在于这一点。但那不过是个idea，对于怎么实现这idea，他根本就心中无数，不信请看《毛选》四卷所载《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的两份电报：

“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以上意见望考虑电复。”（九月七日的电报）

我攻读这文章乃是高一的事，当时是狂热的毛主义分子，对伟大领袖无限崇拜。但我当时小心眼里也有点不敢细想的疑惑：伟大领袖这战略设想是否也太伟大了些？听他老人家的意思，若在打锦州时，长春和沈阳的敌人倾巢来援，则我军就该转过身来，趁机将卫立煌全军（甚至还包括长春守军）全军消灭！他还生怕沈阳驻军不来援锦，特意要林彪把主力放到锦州附近，以便将沈阳守军引诱出来！那锦州守敌趁机与援军夹攻我军怎么办涅？伟大领袖似乎毫未考虑这问题，认为只要“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就够了，似乎那只是一个有无胆量的纯意志问题。

就连外行都能想出来：如果林副真的依计行事，恐怕战役结局就不是后来那个样子了。很明显，作为职业军人，林彪无法执行这种异想天开的计划，他大概上书指出了它的不切实际，而且可能还提醒毛他忽略了锦西守敌，只想到了沈阳驻军，并提出必须阻击援敌，在攻克锦州之后才能考虑消灭援军，否则饶是我英勇的东北野战军再英勇，腹背受敌也吃勿消。伟大领袖不是教导过么：“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他怎么连自己的话都记不住？

这就引出了伟大领袖的第二份电报：

“按照我军攻击锦州的进度和东西两路援敌的进度，决定阻援部署的方法。如果沈阳援敌进得较慢（如果长春之敌在你们攻锦过程中突围，并被我十二纵等部抓住歼击，则沈阳援敌可能被麻痹，进得较慢，或停止不进，或回头救援长春之敌），葫、锦援敌进得较快，则你们应准备以总预备队加入四纵、十一纵方面歼灭该敌一部，首先停止该敌之前进。如果葫、锦援敌被我四纵、十一纵等部所钳制和阻止而进得很慢或停止不进，长春之敌没有突围，沈阳援敌进得较快，而锦州之敌业已大部被歼，全城已接近于攻克，则你们应使沈敌深入大凌河以北，以便及时转移兵力包围该敌，然后徐图歼击。”（十月十日的电报）

即使有了林副的提醒，伟大领袖的思维仍然不改其粗放。锦州东西面都有国军，西面是锦西，东面是沈阳。在正常情况下，攻打锦州势必要引来两地的向心合击，而这“心”内又有锦州城内的守敌。在计划这战役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锦西与沈阳的敌军同时东西对进，夹击攻城的共军。这是最恶劣的情形，统帅必须考虑万一出现这种情形，我方将如何应付，起码要保个攻城不下也能全身而退的结局，不至于引来敌人的东西向夹击以及锦州城内守敌“心脏开花”，里应外合，围歼我军。

然而毛泽东却根本没考虑这最恶劣的情形，他只假想了两种情形：either锦西援敌进展快，沈阳援敌进展慢，or锦西援敌进展慢，沈阳援敌进展快，给了我军各个击破的机会，然后在此理想情形下开出连白痴都知道的配方：在第一种情况下，增兵堵住锦西援敌。在第二种情形下，则等锦州守敌已经基本被歼灭时，让沈阳援敌尽量靠近我军后，再转过身来包围该敌。那么，若这种好事不发生怎么办涅？如果一打锦州，东西敌军便同时疯狂地扑上来，突破我军阻击，将我军团团围住，锦州守军趁势反攻，内外夹击，我军岂不是要玩完？

即使是第二种理想情况发生，我军仍然岌岌可危：就算锦西的敌军给堵住了，但若沈阳的援军来势凶猛，锦州的守敌虽大部被肃清，但我军激战未歇，还来不及调转炮口，遑论作好战前准备，敌军就扑了上来，岂不要遭受重创？到时西面的敌军又加紧进攻，我军陷入两线作战中，您说到底是顾哪一头？

所以，毛泽东的这一伟大战略部署完全是弄大险，实际上给国军提供了一个捕捉共军主力、将其全歼于沈锦一线狭窄地域之中的绝佳机会。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当我军发起锦州战役时，蒋介石当即作出正确决策：东西对进，消灭共军，锦西的国军倒是立即出动了，林彪投入了8个师，在塔山阻击国军11个师的进攻，打得惨烈异常，然而卫立煌却拒绝派出沈阳驻军西进，与锦西援军夹击共军。他坚称共军的战略意图是围城打援，因此不能上当，必须坚守在沈阳城中，致使毛泽东的第二种理想情况终于发生了：锦西的援敌在塔山一线被堵住了，锦州顺利攻下，而沈阳的援敌却迟迟不来。其实林彪只在黑山放了一个纵队。若沈阳驻军与锦西援军同时出动，向锦州快速挺进，则共军相对单薄的阻击部队根本就堵不住。可惜直到锦州失陷后，沈阳驻军才出动，让共军得以从容各个击破，转过身来全力对付廖耀湘兵团。该兵团不过10多万人，怕被占绝对优势的共军围歼，便掉头撤退，被共军轻易包围歼灭，当真是人类历史上输得最莫名其妙的一仗。

所以，看来也不能指责伟大领袖计划粗疏，卫立煌大概早跟他拍过胸脯，保证不出动救援锦州友军。否则无法解释心思细密的林副为何也会跟着伟大领袖粗放起来。据官方宣传说，对打锦州，他一度颇为动摇，因为锦西和锦州相距不过几十公里，他怕遭到两地的内外夹击，却居然不担忧驻沈阳的大军加入夹击，到后来也只放了一个纵队在黑山、大虎山阻击沈阳来的西进兵团，而且还是在锦州攻陷之后才用上的。这种咄咄怪事，只能用卫立煌通共来解释。其实现在连《新华网》上的文章都承认了，卫立煌是“辽沈战役最大的卧底”（http://mil.mop.com/jm/gn/2008/0425/104174901.shtml）。

由此看来，毛之所以会想到打锦州，恐怕还是老卫通敌引发的灵感。即使有了老卫的帮助，他最初提出的计划也是扯淡，毫无可操作性，竟然提出不加阻击，待敌军倾全力来援时“敢于同他作战”。全靠东野司令部的具体组织，才使得伟大统帅一个非常笼统的idea变成了可操作计划。即使如此，它也赢得非常侥幸：万一老卫是假投降，诱骗我军上当，则辽沈战役就会变成共军失败的转折点。

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西方统帅的区别：以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为例，这俩战役都是苏军最高统帅部通过总参谋部仔细规划组织的，并不是由斯大林或朱可夫或华西列夫斯基给方面军司令部一个大致的想法，然后再由该方面军司令部去组织战役。作为军事统帅，伟大领袖更像个看棋支招的人而不像下棋的人。就连支招也不是告诉棋手该怎么下，而是告诉他：左下角还没落子，上那儿碰碰运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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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征山西，是毛以兵变谎言裹挟中央北上，借此爬上实际上的掌门人地位之后，指挥的第一个重大军事行动，它暴露了毛战略构想的轻率与战术指挥的无能。

毛泽东到达陕北后，立即发现他跳进了死地之中。据李德介绍，当时的陕北根据地约三、四万平方公里，除瓦窑堡（今子长县）外，所有城市和大部分较大村镇都被敌人占据。就连红军占据的唯一县城瓦窑堡未几也丢了。36年5月间，趁一方面军远在苏区西部，国军第86师奇袭瓦窑堡，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城外。所有的中央机关都驻在城内，但无兵防御。毛下令全体人员仓惶撤退，不战而弃该城，撤到保安（今志丹县，当时只是个小镇）。“这件事实在太丢丑了，以致瓦窑堡再也不作为临时红都而被人所提起了”（1）。

据李德说，陕北苏区是全国最贫瘠最落后的地区，人烟稀少，村庄相隔很远，一般村子只有四五户人家，较大的村子也不超过12户，不仅缺吃少穿，而且有的地方还严重缺水。彭德怀则认为，陕北是小红军的好根据地，但只是大红军的一个落脚点，因为经济济落后，交通不便（2）。老彭没说的是，“大红军”之所以能在那儿落脚，全靠蒋介石认为红军大部分留在川边，乃是围剿重点。北逃的红军只是“一小部分”，只需留意不让他们“回窜出来”即可，因此他只是让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在南面驻防，自己则亲赴成都指挥对四方面军的围剿（3）。但张、杨的军队战斗力既差，又都想保存实力，对红军消极防御，后来更与共党达成秘密互不侵犯协议（4），因此“大红军”才能暂时落下脚来。

与军阀互不侵犯，虽能苟安一时，但也限制了自己扩张。如果不是西安事变爆发，即使国军不围剿，陕北苏区也始终无法挣破那自行套上的紧身衣。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把东北军集结在西安周围，将延安、甘泉、富县、洛川等县送给红军，杨虎城则把靖边至榆林一带送给红军。红军未放一枪一弹，根据地就扩大了几万平方公里，居民几乎增加到百万人口。西安事变解决后，蒋介石把东北军东调，将西北军北调，留下的军事真空则由共军占领，陕甘宁特区因此扩大到23个县（5）。因此，陕北根据地的扩大，完全是张、杨和蒋介石联手恩赐的。

既然陷入死地，毛泽东的考虑就只能是：第一，如何跳出去。第二，如何去苏联主子那儿搬兵。

凑巧的是，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恰在此时到达陕北。据李德估计，“他是在苏区北部从飞机上跳伞下来的”（6），当真是自天而降的天使，而且带来了福音：上帝指示，主力红军可向西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7）。

张闻天立即连续两次致电在前线的毛泽东，主张根据斯大林建议，迅速准备经宁夏靠近外蒙，以取得技术援助并建立更加巩固的战略根据地（8）。毛泽东回信说，他完全同意这方针，不同意的只是时间与途径，“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以空前的努力去达此目的。第二，最好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开展用陕北苏区不使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与秋天向外蒙靠近。”（9）

毛这考虑也有道理，如彭德怀在其自述中指出的那样，陕北苏区北面是沙漠，西面荒凉，人烟稀少，南面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且陈诚于洛阳及其以西控制三个军，放在机动位置，专门对付红军；若向南发展，不但得撕毁与军阀达成的秘密协议，跟盟军打仗，还会把中央军引进西北，加强对西北的控制（2）。剩下来的选择，也就只有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再北上攻入绥远（如今的内蒙自治区在民国时从东到西划为四个省：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绥远省在今日内蒙自治区之中西部），然后打通苏联。

但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却又暴露了他喜欢想入非非的性格缺陷。如上引语录所示，他开出的时间表是，第一步，在陕北花四个月的时间扩大红军一万人，第二步，花两个月的时间攻入山西、绥远，接通外蒙，完成两个任务，一共只需要六个月左右的时间。

您说这是什么梦话？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后，改名为红一军团，与原在当地的红十五军团合编为新的红一方面军。总兵力据李德当时给中央的报告是一万三千，但其中有一半是新兵和三千俘虏兵（10），这数据与彭德怀在自述中说的相同。就算在总人口不过40万的苏区竭泽而渔，抽空当地壮丁，再增加一万名新兵，那老兵也才有约1/4左右，这种队伍能有什么战斗力？就算中央军不介入，能在两个月内打败总数十几万的阎锡山的晋军与傅作义的绥远军，挺进到外蒙去么？

然而毛泽东却认定这是可行的。1935年12月下旬，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毛在会上作了军事报告，他强调指出，下一阶段的全部工作内容，就是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打通苏联是中心口号，与巩固和扩大苏区联系起来。”这一目标分三步走：第一步，在陕西扩大红军，巩固苏区，准备东征；第二步，进攻山西西部，击破晋军主力，进一步扩大红军，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第三步，转进绥远，靠近外蒙和抗日前线（11）。

最邪门的还是，毛竟然主张将苏区留给赤少队（赤卫队和少先队）保卫，主力倾巢而出去远征。他认为，为了便于扩大红军，为了“靠近苏联”，即使损失了保卫苏区的赤少队，那也是“部分损失不要紧的”，“应该忍受”，可见“靠近苏联”的诱惑对他的诱惑之大（12）。

虽然李德在会上坚决反对，但中央却批准了这一冒险计划。不过，前线部队指挥员比后方领导更清醒。他们吃够了丢了根据地，万里长窜，不能休整，无法补充损耗的苦头，因此从一开头就明确反对这计划。彭德怀等人纷纷致电中央，指出这一战略方针“是错误的”，不仅“带有冒险成分”，而且可能“走到离开苏区的危险”，请求“重新考虑”（13）。据李德从博古那儿听到的消息，彭德怀讽刺这是以不足兵力继续进行长征，王稼祥则担心若军事上过于激进，政治上很容易使自己脱离抗日群众运动而陷于孤立（14）。据徐向前说，就连远在甘孜的红军总司令部和四方面军总部都向陕北中央建议，“陕北为红军活动的重要地区，东征红军不宜孤军突出，脱离根据地，宜早日回到陕北为好”（15）。

因为将领们群起反对，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原来力主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现在也意识到了保住根据地的重要性，转而认为保卫、巩固和扩大苏区才是第一位的战略任务。李德更给中央写了意见书，反对从绥远接近外蒙，强调中共“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16），实际上是提醒中共斯大林的忌讳。于是中央此后在延长召开的军事会议便修改原来的计划，确定该年的军事方针仅为扩大苏区和红军，反对冒进和脱离现有根据地的危险。毛的战略计划中挺进绥远的第三步被否决了。会议仍然决定东征山西，但那不再是为了靠近外蒙，而是为了筹饷扩军。

事态发展果然证明了反对者们的正确。红军东渡黄河，攻入山西后，一开头进展也倒颇顺利，占领了一系列重要城镇。但不久中央军随即陆续进入山西，阎锡山也集中了4个纵队反攻，夺回了大部分陷共的土地，此后汤恩伯所部中央军和晋军数路人马更节节推进，把红军全部压到黄河东岸永和一带狭小地区。红军面临着丧失根据地，孤军被包围在黄河东岸的可能。此时就连毛都看出了危险，只好灰溜溜地渡过黄河撤了回去。虽然红军在山西大肆掳掠，解决了一时的粮饷问题并扩充了兵力，但换来的是战斗力极强的中央军从此进入山西，如果那约30团的中央军尾追过黄河，势必给苏区带来致命威胁。为蝇头小利而陷入战略上的被动，此乃兵家大忌，而据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却偏偏干出来了。

当然，东征没有导致全军覆没，但这并非毛的功劳，而是几个因素造成的：

首先，我党的运气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正当毛筹措东征之际，彭德怀恰好勾结上了东北军军头王以哲，张少匪由此开始通共，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苏区后方的安全。红军主力出动后，周恩来留下看家，手下只有两三千人。全靠与张学良的秘密协定和杨虎城的无所作为，只有民团袭击苏区，才保住了苏区平安无事（17）。但谁都能看出，这一因素根本就难以控制，把生存希望押在其上，大概只有疯狂的赌徒才会干。

其次，中央集体抵制了毛“挺进绥远”的第三步计划，把东征任务限于筹饷、扩军、扩土的有限战术目标。如果不是这样，则红军在入晋之初进展顺利之时，毛必然要忙着走那第三步，千里跃进大绥远。等到中央军入晋后，便能轻而易举地截断其后路，使红军失去根据地的依托。此时就算张少匪通敌卖放，那也救不了困在大漠之中的流寇了。

由此看来，延长会议还真是救了红军的命。就算这一切不发生，红军如意挺进到了绥远，并击败了名将（相对意义）傅作义的大军，靠近外蒙扩大苏区，挟俄械俄饷赤化北中国，那也必然要引起日本人的强烈反弹，说不定真要如李德警告的一样，引出日苏冲突来，苟如此，则中国倒是可以免了八年抗战的战祸，而我党当然也就没有今天了。

然而毛泽东总结的失败教训却大异其趣，他居然说什么：“此次失着是太谨慎，未能立即出河北，我们未过黄河前对阎锡山估计太高”，在汾河西岸过于犹豫，没有下决心东进到晋东南去。红旗一旦插到京汉铁路，情况必定大大不同（18）。这就是说，东征失败，不是因为根本战略方针就是冒险的赌博，而是因为那赌博还不够胆大！

您说这是什么疯话？红旗真要插到京汉铁路去，则我党立即成了过街老鼠。其时日本业已占领了东北全境，正在向华北着着进逼，引起全国人民对于亡国灭种的极大恐慌，抗日救国的呼声高入云天，当此之际，红军却悍然把内战打到华北战略要地去，与日寇里应外合，夹击国军，中国人民特别是弱智知识分子们就算再愚蠢，谅来也不至于蠢到能坐视这种赤裸裸的汉奸祸国行为吧？

这是从政治上说，从军事上看，这愚昧似乎也不下于后来的“大跃进”。红军主力真要突进到华北，势必成了彻底脱离根据地的孤军。别说是精锐的中央军，就是阎老西也能轻而易举地截断它和陕北苏区的联系。此时红军陷入一马平川的中原的“四战之地”，绝无可能立足下来建立新根据地，必然只会被围歼。所以，毛所谓“失着”，其实是无意中的救命之着。

战略大师毛泽东为何会想出这馊主意来？李德认为，毛的意图是引起日本侵犯，威胁到南京政府存亡，将苏联拉入冲突，他好趁机渔利。李的根据是：毛在1923年中共三大上表示，中国革命只有通过苏俄支援的军事斗争才能取得胜利；1930年毛支持李立三，企图把苏联拉入与帝国主义、特别是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冲突中去；毛从1935年以来一再重复的具体计划是，通过中国红军向新疆或蒙古的进军，首先把苏联拉入与国民党的冲突中，然后再使苏联与日本发生冲突，如此等等（19）。

这推测当然有一定道理，毛打通苏联的目的，就是想获得苏联援助。挺进到外蒙去，不但能接受大量苏联援助，而且确有可能引发苏联与国府的冲突。若苏联像“教训”张学良那样出兵进攻中国，毛就能实现他早在党的三大上就提出的“请苏俄出兵从外蒙打进来”的梦想。

但他是否想触发日苏战争？我看未必。他不会忘记李立三就是栽在这上头的，知道斯大林的忌讳，不至于再去重蹈覆辙。后来在与中共的秘密谈判中，国府请红军开赴察哈尔、绥远与外蒙的边境地带，毛泽东还因此举会“导火日苏战争”而予以拒绝（20）。所以，如果说毛想挑起两虎相斗，坐收卞庄刺虎之利，那也是对着国府的——或是挑起苏联与国府的冲突，或是挑起日本人大肆入侵中国，无论是哪种情况发生，他都是唯一的受益者。对此他已经在初到陕北后就说得明明白白了：

“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与外蒙及苏联打成一片的任务。在那时，我们便可以争取更大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这是必然的而且是不远的）与进攻苏联，国民党各派军阀进攻北方红军与进攻全国红军，以空前的大打击，争取苏维埃在北方七八个省内、南方若干个省内的伟大胜利。”（21）。

这段话同时也暴露了毛好大喜功、喜欢冒险的痼疾（用我党的行话来说便是“左倾冒险主义”），完全是痴人说梦：明明给困在陕北死地动弹不得，朝不保夕，却幻想在短期内打开局面，“争取苏维埃在北方七八个省内、南方若干个省内的伟大胜利”！我们将在后文看到，毛对放弃根据地，跳出外线，大刀阔斧开辟轰轰烈烈大局面的大手笔似乎情有独钟，可以说是成了一种情结。东征山西不过是这情结的第一次发作而已。

不过也必须承认，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东征山西虽是败笔，但若从政治上来看，毛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目的。李德认为，东征煽起了内战战火，迫使国府调军西征，把地盘让给了日本人，为日本人扩大侵略提供借口，加强了国府内部亲日分子的势力，中国不仅要失掉察哈尔和河北，还要失掉绥远与山西（22）。此说确有道理，东征的直接后果是日军在华北的势力急剧扩大，为“华北自治运动”推波助澜，使得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日本全面侵犯中国，使得毛泽东“坐山观虎斗”、借力打力的美梦终于成真。

东征山西也暴露了毛作为前敌指挥员的致命缺陷，那就是思虑粗放，没有耐心去精密计划，也缺乏把一个笼统计划化为实际行动的组织能力，因而“顾头不顾腚”。这缺陷给时任一方面军（当时改称“抗日先锋军”）司令员的彭德怀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以致他在几十年后写坦白交代时，还忍不住要指出这一点：

　 　“一九三六年，大约是一月中旬，接毛主席电报，决定东渡黄河，夺取吕梁山脉，开辟新根据地。我接到军委这个指示后，是拥护毛主席这一决定的，但是内心有两点顾虑：一是怕渡不过去。当时红军在大疲劳之后，体质还很弱；且人数也少，包括刘志丹、徐海东两部分才一万三千余人。如受挫而强渡不成，那就不好。二是东渡黄河后，在蒋军大增援下，要保证能够撤回陕北根据地。在这一点上，也是不能大意的。因此，我除复电同意外，还就自己的上述看法，提出东渡黄河是必要的，但须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我这种想法，反映了当时红军体质弱的实际情况以及长征中没有根据地的痛苦教训。这引起了主席的不高兴，他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我随毛主席到无定河以北之大相村后，即率电台去无定河口上下游各数十里，详细侦察渡河点。我用了七个晚上侦察了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两处渡河点，也侦察了敌情。不仅了解了敌人表面的工事构筑、兵力火力配备，而且真实掌握了敌人的纵深配备似求既保证东渡取得胜利，又准备形势万一变化，能安全撤回陕北。我到预定渡河点时，才造好十五只船，每船乘三十人，来往一次需要一小时二十分钟。全军一万四千人，还有行李、伙食担子、马匹等，这样少的船只，是无法保证东渡胜利，和万一情况变化下回师的安全的。即决心组织地方党、政、民全力以赴，根据掌握的每渡一次来回的时间，星夜赶造百只船。每船配备三至四个船工，对船工加强政治动员和组织训练。这才有了东渡的胜利保证，和必要时返回西渡的安全，不然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就成了空话。一军团和十五军团渡点正面守敌各不到一个营，其纵深也只有留誉镇、石楼各一个营，都离河岸三十至四十里。待敌纵深部队到达河岸时，我之战斗部队即可全部渡完。

　　我在黄河边做了一个多月这样的准备工作。做了详细的侦察工作，把对岸每一个碉堡敌人的兵力、火力配备，预备队位置都弄清楚了；选择了适当的渡河点，大体保证了渡河的准确性。这样细致的组织、侦察工作，对那次东渡的保证是没有白费的。在我军火力弱，尤其无炮火掩护下，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在执行军委指示时，亲自详细侦察，进行各种渡河准备，是非常重要的。我回到大相村，向主席汇报了各项准备工作的情况，渡河地点、时间得到了批准。强渡很顺利，两处渡点均已登岸，几乎没有什么伤亡。主席随十五军团到石楼，我随一军团到留誉镇。”（2）

在歌颂了一番东征的伟大胜利后，他没敢再提“夺取吕梁山脉，开辟新根据地”那茬，便以“当敌军迫近河岸，我军早已准备大量船只胜利地、安全地撤回陕北”结束。但谁都能听出他的弦外之音：若不是他下了大功夫“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则红军不是在东渡黄河时遭受重大伤亡，就是过去就回不来了。毛之“顾头不顾腚”战役设想方式，于兹可见一斑。

这和国焘的作风可是两回事。四方面军放弃川北根据地，西进策应中央红军时，必须强渡嘉陵江。嘉陵江面宽阔，水深流急，两岸多为悬崖峭壁，川军邓锡侯与田颂尧两部据险设防，红军装备落后，要强渡很困难。张国焘亲自组织指挥这次行动，亲自审定各个可能的渡口，最后选定在苍溪县城附近渡江。张的军事顾问们都不以为然，盖此地江面甚宽，对岸又有重兵驻守。但他认为，正因为此，敌军才不会想到红军在此渡江，可以攻其不备。他们组织了一个特别工兵营，赶制了百多只小船，船头以沙包作掩护工事，每船可载12名战士。用这些船在离苍溪50里的地方训练官兵，同时修建从该地到苍溪的道路，再用人力将这些船运过高山，搬到苍溪附近的一条小河沟中去隐蔽起来。临渡江时，敌军得到了情报，高级将领一直在密切监视对岸，但没发现任何行动，也未见任何船只。敌军于是以为情报不可靠，放松了警惕。哪知到了深夜三点钟，隐蔽在小河沟中的百多只小船一齐出动，直驶对岸。先头部队很顺利地就夺下了滩头阵地，大队跟进，接连攻下对岸的所有制高点，并将夺得的敌军扣留的大量船只建成浮桥，使得大军顺利通过（23）。

这可不是老张卖瓜，自卖自夸。徐向前对此役的介绍与张的大致相同，他也强调选择渡江地点的主要考虑正是那儿江面宽阔，敌人不会想到红军会在那儿渡江。不仅如此，他还承认“三月二十八日夜，我们下达了渡江命令。我和张国焘都在塔子山附近，直接指挥”（15）。反倒是老张说渡江战役发动时，徐正在率部从仪陇前线后撤，他和陈昌浩是后来在剑阁与张国焘会合的（24）。由此看来，老张不大可能冒老徐，老徐倒有分功之嫌。

由此看来，张国焘虽然玩阴谋诡计绝非伟大领袖对手，心理素质更是没法跟毛相比，但作为军事家，老张可能要比老毛称职些。

参考文献：

1、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257-258页。
2、《彭德怀自述》，网络版，
3、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28页。
4、《中国纪事》，201-204页。
5、同上，253页，271页。
6、《同上，207页。
7、林育英、张闻天二同志致四方面军电》，1936年2月14日。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30页。
8、《洛甫致毛泽东电》，1935年11月20、25日，同上，31页。
9、《毛泽东给洛甫的信》，1935年12月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408-409页。
10、《李德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1936年1月27日。
11、《毛泽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1935年12月23日，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40页。
12、同上，41页。
13、同上，55页。
14、《中国纪事》，214-217页。
15、《徐向前元帅战争回忆录》，电子版。
16、《洛甫等对战略计划的意见》，1936年1月31日。《周博致毛彭转政治局诸同志电》，1936年1月31日。《李德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的意见书》，1936年1月27日，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57页。
17、《中国纪事》，220页。
18、《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1936年5月8日，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95页。
19、《中国纪事》，216页。
20、《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6月28日，《毛泽东年谱》（上），554页。
21、毛泽东：《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1935年11月3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401-405页。
22、《中国纪事》，222页。
2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208-210页。
24、同上，210-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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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毛泽东犯了一系列政治军事上的战略策略错误，分述如下：

（一）顾头不顾腚的西征

红军刚从山西渡河撤回陕北根据地，伟大领袖又立即发动了西征。据彭德怀回忆，约在五月下旬或六月上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以东地区开了全军干部会议，“组织了西征军及其指挥部，任务是扩大抗日根据地，接援二、四方面军出草地”，以彭德怀为司令（1）。

所谓“扩大抗日根据地，接援二、四方面军出草地”乃是鬼话。“抗日”不必说——往西边抗日完全是笑话，正是《说岳》上疯僧说的“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去”，接应二、四方面军也是胡扯。二、四方面军是八月间才到达甘南的，五六月份跑到甘北去干什么？要接应也该南下，怎么会跑到西边去？真实目的还是打通苏联，那才是伟大领袖自从跳入陕北死地后一直念念不忘的中心任务。陕北苏区北部是无法穿越的沙漠，要打通苏联，只能要么向东取道山西进入绥远，要么向西取道宁夏、绥远或取道青海、甘肃、新疆。东边既然走不通，那就到西边试试去。伟大领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得很明白：“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二是甘、凉、肃三州。”（2）无论是走哪条路，都得先占领甘北。这就是西征的由来，它后来发展为著名的宁夏战役。

如东征一样，这个军事决策最能暴露伟大领袖的性格毛病：急功近利，过于操切，以致不顾主客观条件限制，想入非非，再加上赌徒气质太重，便常常为了宏大目标不惜孤注一掷，所谓“敢想敢说敢干”。早在执政前他就充分暴露了这气质，用我党的行话来说是“主观唯心主义”或曰“左倾盲动主义”。他老人家从来就是“左”的，哪怕在当国前也如此。所谓与李立三、王明等人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云云，除了反对李德的“短促突击”这条，基本是后来虚构出来的。只是在当国前他毕竟还受客观条件制约，而且也能听进反对意见。在当国后这些束缚统统去除，他的“左性”便一泻千里了。

西征就是这不顾实力急于求成的“左性”表现。其时我党和张学良等人勾结上了，正在策划肢解中国的所谓“西北大联合”。这计划的关键是“打通苏联”。这事张学良的东北军不便去干，只能由红军承担，遂有红军西征之举，一方面军两个军团由彭德怀率领，分为左右两路，进攻甘肃北部。主力出动后，苏区便由红29军与30军负责保卫。这两支部队可不是红四方面那两支具有相同编号的主力部队，刚由地方独立团扩编而成，谈不上什么战斗力。

如所周知，我军的编制从来是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游击队／赤卫队（民兵）三级结构。主力部队承担重大作战任务，地方部队则用于守卫根据地。当时中共已与东北军秘密达成停火协议，在此特殊情况下主力部队远出，全靠地方部队守卫苏区，按说也无关系。问题是伟大领袖刚刚东征归来，而东征的伟大成果就是把中央军引进了阎老西原来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山西，此刻正跟着撤退的红军前来，而伟大领袖居然也就忘了那茬。

这结果便是备受李德嘲笑的瓦窑堡（今子长县）的陷落。上文已介绍过，据李德说，瓦窑堡是当时陕北根据地内唯一的县城，因此自然也就成了所谓“红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京城。中共自恃东北军不会来犯，再加上红军主力倾巢西去，也实在没有什么兵力，于是该城一带极度空虚，而驻扎在该处的中共机关人员也非常麻痹。不料亲共的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适逢有事离开军部，西北剿总内的亲国民党军官趁机给67军两个师长下了命令，令他们北上进攻瓦窑堡。东北军107师当即攻占瓦窑堡南部的蟠龙镇。中共设在该地的医院、党校等若干机关都落入该师手中。东北军117师也攻占了瓦窑堡东南的永坪镇。

蟠龙镇距瓦窑堡只有20公里左右，而永坪距瓦窑堡还不到此数，中共自然极度震动。周恩来急忙致电王以哲，请他下令制止部下前进，王以哲倒是同意了，奈何107师师长刘翰东坚持要向瓦窑堡挺进，请红军“给予方便”。前去交涉的李克农火烧眉毛不顾一切，为了说服刘翰东，竟向他出示了周恩来与王以哲的往来密电，令王以哲过后得知极为不满。不料刘翰东见了密电后仍不买账，他告诉李克农，中央军汤恩伯部正从山西大举前来，瓦窑堡反正是守不住的，红军不如假作抵抗，将瓦窑堡暗送给他们算了。全靠王以哲直接下了军令，东北军才退出了永坪和蟠龙。

此时瓦窑堡已经三面受敌：南有东北军，北有高双成的86师（原冯玉祥西北军系），东北方向的绥德有中央军汤恩伯部，而红军主力远在甘北，鞭长不及马腹，该城注定要陷落。于是毛泽东便下令驻扎在该城的中央机关悉数撤往西部的保安（今志丹县），并决定将瓦窑堡当成人情送给东北军。王以哲便按中共建议，向西北剿总谎报67军攻占了伪都瓦窑堡。

不料瓦窑堡尚未移交给东北军之时，周恩来发现从山西攻入的中央军汤恩伯部只有两个团，于是将防守瓦窑堡的全部红军调往绥德方向，准备抗击汤军，瓦窑堡彻底成了空城。驻守在该城西北约20公里处的石湾镇的高双成部两个营便乘虚而入，于1936年6月19日轻松愉快地占领了该城。周恩来只好赶快把准备抗击汤恩伯部的红军调回去，围攻瓦窑堡，却又因缺乏攻城重火器，只能望城兴叹。

可怜王以哲（Oops，屡次想打“王希哲”）白白通共一场，到手的人情又飞了，还害得他向西北剿总虚报战功，声称攻占了瓦窑堡，最后却让国军86师的两个营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其烦恼可知。那位攻占了蟠龙镇又不得不撤出的107师师长刘翰东更是暴跳如雷：当初在蟠龙时，他就劝李克农把那人情送给他，可惜中共不干，最后却落到了高双成手中。为了安抚他，李克农建议他赶快去增援守城的高双成部，红军再撤围，以让他挣个“解围”之功。但这岂能抵得上攻占伪红都之功？刘翰东乃回信大骂：“弟在蟠龙与兄见面时，曾再三声明：‘要送人情，必须干脆！’而贵方一再延迟，竟将良好机会，坐送他人！……此事乃贵我双方最大之损失也！！！”（3）

这些吃醋吵闹也不去说它了。瓦窑堡之失，虽然负责防守该城的周恩来要负直接责任，但根本原因还是毛泽东顾头不顾腚的“空城计”战略。当初他率红军全师东征，只给周恩来留下两三千人防守根据地，幸亏东北军和西北军都没来打，只有民团窜扰，堪称侥天之幸。但天才军事家总不能把走运当成制定战略计划的前提吧？这次红军主力又倾巢西向，瓦窑堡本该是战略后方，却成了三面受敌的前线凸出部。若汤恩伯不是只派出两个团，而是将进入山西的30团兵力全部集结起来，渡过黄河，扫荡红军空虚的战略后方，则西征军前有黄河，后有敌军，进退失据，必将陷入绝境。毛主席用兵真如赌，于兹可见一斑。

然而毛泽东为了打通苏联，什么都能豁出去。中央到达陕北后，陕甘支队改称红一军团，与原在陕北的红十五军团合编为新的一方面军，总兵力只有一万三千人左右。兵力如此单薄，难免顾此失彼，按理说本该耐心等到二、四方面军北上后，再合力去打通苏联。但伟大领袖等不及，竟然将此任务交给一方面军，在给彭的电报中明确规定：“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全军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一及十五军团担负者。”甚至要彭德怀考虑在七月下半月即开始抢夺船只，准备西渡黄河（2）

区区一万三千人，要在半年内完成这任务，抢渡黄河，进入宁夏绥远，甚至可能走毛开出的第二条路，即沿“甘、凉、肃三州”（今张掖、武威、酒泉）河西走廊，挺进到新疆去，除非个个是大罗金仙。就算能办到，那根据地谁来守卫？

这计划之荒唐，使得彭德怀不能不再次犯颜直谏。他回电指出，红军现有兵力无法兼顾打通苏联与保卫苏区的双重任务，若贸然渡过黄河，陕北苏区却落入敌手未必妥当，因此他建议，先巩固西征新占领的甘北地区，过后再考虑打通苏联、接取军火的问题。

这本是常识范围内的事：若按毛泽东的计划，红军不待巩固新占领的甘北地区，便贸然渡过黄河，就算东北军西北军不来打，已经进入山西的中央军跟进陕北，抄了红军的战略后方又该怎么办？那时红军困在黄河西岸，就算能立下足来，新占领的地区总不如老根据地有地利人和，更容易保卫吧？更何况黄河西岸极为荒凉，又是回族地区，居民都在“土围子”里聚居，红军缺乏重武器，根本就打不开，只会活活饿死。伟大领袖的名言是“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他为何终生无法实践这自己总结出来的人生哲学涅？

这妄想到底太荒唐，以致连伟大领袖自己后来都意识到了，不能不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承认：

“目前，关于接运物资的困难尚须解决，新疆、外蒙出兵并解决运输路线，即拟向远方提出交涉。非达到这一层，我们即使到达了宁夏或甘、凉、肃，也是没用的，因为我们不能向新、蒙去搬东西。”（4）

毛泽东是说：必须由新疆的盛世才或是外蒙发兵，长途押运苏联提供的军火，将其交给中共，否则即使中国红军打到了宁夏或是张掖－武威－酒泉一线，也是没用的，因为红军并没本事从那儿出发去新疆或外蒙，把大批军火搬运回来。

这段话最能彰显伟大统帅顾头不顾腚、“革命者顶天立地勇往直前”的特点，非常非常搞笑：既然明知红军没本事前去新疆或外蒙把军火搬运回来，必须或由外蒙、或由盛世才发兵武装押运，那起码得先落实了这档子事，再考虑自家发兵攻占宁夏或张掖、武威、酒泉一带吧？否则冒着丢失根据地的危险，万里征战打到了那些地方，苏军不把军火运来，那又有什么意思？这应该是凡智力正常的庸人都能想到的事吧？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不但伟大领袖没想到落实这成功前提，就连整个中央似乎都没想到。毛泽东先后发动东征与西征，是在与共产国际的电讯恢复之前，唯一的依据就是被苏联空投入陕北的林育英带来的口信：“主力红军可向西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直到1936年8月21日，洛甫才正式向莫斯科汇报了红军向宁夏和甘肃西部扩张，以接运苏联军火的作战计划，9月11日获得国际回电批准（5）。但双方竟然未在电讯中敲定军火交接的具体问题，而毛泽东居然也就不提这请新疆或外蒙发兵押运的请求，便匆忙发动了旨在攻占绥远定远营的宁夏战役。张国焘不明就里，以为苏联人已经把军火运到了定远营，令四方面军大部渡过黄河，忙着去该城领取飞机大炮，却因胡宗南部抢占了渡口，致使四方面军被黄河隔为两段，这才有西路军最后的覆没。

迟至10月2日，中共中央才向共产国际提出请求，要苏蒙军队押运军火，尽可能深入中国境内，但共产国际于18日才电告中共，外蒙不能派兵押运，“否则将等于对某国战争的开始”。为此莫斯科特地找了一家外国公司，负责卖货并运送到外蒙边境，但不能超过外蒙边境一百公里。因此中共必须派出足够的军队去外蒙边境接收货物，并承担沿途保护的责任（6）。

因此，即使胡宗南没有夺下渡口，全部红军顺利渡过黄河，打到了绥远省的定远营，斯大林也没有变卦，红军能否挺进到外蒙边境，把车队接回来还在未定之天。更可笑的是，11月间，日本人指使伪蒙军侵犯绥远东部，中日关系更加恶化，绥远抗战即将爆发，这让本来就害怕“某国”的斯大林更怕引火烧身，便于11月4日令共产国际给中共下令，“坚决认为从外蒙帮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1）在严冬和沙漠的环境下，你们派数千红军到外蒙边境护送运输是不可能的；（2）日本飞机对汽车及红军有轰炸的可能，（3）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可能。因此，现在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密，你们有无可能占领甘肃来接收？并请通知接受办法以及你们将采用何种具体方式运输。”（7）

这些技术问题，应该早在事前就敲定，哪有战役发动之后才来讨论的？然而伟大领袖那伟大而空洞的脑袋中不乏浪漫幻想，却从来装不进技术细节去。在他看来，需要做的就是不惜一切“接近苏联”即可，至于怎么挺进到国境线上去，飞机大炮到手后又怎么把它们搬运回来，谁去操作那些高科技产品，这些琐碎细节从来在伟人视线之外。

正因为没有考虑这些问题，整个西征都成了毫无意义的蠢动，白白把四方面军贴了进去。幸亏中央收到莫斯科11月4日的电报时，宁夏战役已经失败，否则若红军按计划挺进到了定远营再挨这当头一棒，那滋味可是够受的。好在这“学费”也没白交，中央总算发现了那些技术问题，于是电告莫斯科：“除非你们用汽车送到安西，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一千五百里无人烟的沙漠。”（8）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如果早在发动西征之前，毛泽东便想到后来遇上的一系列技术问题，告诉莫斯科自己没本事去国境线上取货，要求苏军将军火押运到中国内地，最好直接送到陕北来，那莫斯科就会及时告诉中共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必须避免任何可能招致与“某国”冲突的事件，这样不是就可以省去后来种种瞎折腾了么？

当然，出于权势崇拜或成功崇拜心理，国人未必能接受这是伟大领袖的智力缺陷使然，多半会用阴谋论来解释这西征蠢动。伟大领袖也确有此嫌疑：徐帅已在回忆录里说了，西路军之所以覆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央军委不可理喻的瞎指挥。而且更可疑的是，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南后，陈昌浩提出由一方面军在甘北，四方面军在甘南，同时向静宁、会宁一带夹击胡宗南部，毛泽东先是同意，后来又变了卦，说一方面军兵力有限，必须固守现有根据地，因此决定只派出红一师配合行动，使得战役完全落在四方面军一家身上（9）。这非常不符合伟大领袖顾头不顾腚，动辄准备扔下根据地作惊天一博的一贯性格，令人不能不怀疑他是否看出了徐帅看到的问题，亦即预定作战地域处于西安－兰州大道上，容易受到敌军东西夹击，因而故意让四方面军跳进那陷阱。

然而这看来还是个智力问题而非心术问题，盖伟大领袖发动西征早在红四方面军北上之前，他甚至还一度想让一方面军独力完成这任务。因此，看来整个西征蠢动，都是他急功近利的性格促成的。当然这也能理解：在陷入陕北那种毫无发展空间的死地之后，“靠近苏联”便成了他乃至整个中央能死死抓住的唯一救命稻草了。在这种情况下，利令智昏几乎是必然的。

然而这蠢动却让红军陷入危境。顾头不顾腚，则屁股难免要让海风吹。宁夏战役失败后，胡宗南乘胜分三路向苏区挺进。据彭德怀自述，红军在山城堡（今甘肃环县境内）伏击了胡部一个旅，歼灭其大半，“但胡宗南并不死心，率四个旅为左路向盐池、定边前进；王均、毛炳文两军为中路，向吴起、志丹（保安）前进；东北军为右路向华池方向前进。我军转移至洪德城与盐池间，位置于沙漠边缘埋伏着，拟待胡敌通过沙漠疲乏和饥渴之际，给以打击。胡部是主力，也最积极，我如能再歼胡敌两个旅，即可将敌人这次进攻打退”（2）。而据张国焘说，未及渡河的红四方面部也在这一带（10）。因此，整个红军的主力都集中在苏区西部，离中央所在地保安直线距离一百多公里，而保安作为红军的“战略后方”，距中央军汤恩伯部占领的瓦窑堡只有五十多公里，成了前线。因此，蒋介石只需让汤恩伯部自东向西平推过去，即能重演86师两个营便攻占瓦窑堡故事，弹指而下空城保安，扫荡红军空虚的“战略后方”，与胡宗南东西夹击红军，则红军纵是大罗金仙，也难逃全军覆没的命运。

然而西安事变不久就爆发了。因此，看来吉人自有天相，天才军事家就是可以把走运当作制定战略计划的前提，顾头不顾腚毫无关系，自有上天照看他的宝臀。


参考文献：

1、《彭德怀自述》，网络版，
2、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551-55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3、《西安事变新探》，115-119页。
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553-554页。
5、《西安事变新探》，224-226页。
6、同上，236-238页。
7、同上，244页。
8、同上，246页
9、《徐向前元帅战争回忆录》，电子书。
10、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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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北大联合”与西安事变杀蒋


所谓“西北大联合”，我已在有关西安事变的文章中介绍过，乃是我党于1936年5月至8月间与张学良等人策划进行的西北独立运动，亦即成立“西北国防政府”，由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第17路军以及红军组成“抗日联军”，由张学良担任该“政府”的主席与联军总司令，夺取宁夏、甘北，接通新疆、外蒙，并争取华北宋哲元、山西阎锡山等加入，与苏联结成盟国，与东北的“满洲国”遥相对峙，共同瓜分北中国，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

毛泽东这一肢解中国宏伟设想的灵感，来源于他对圣意的揣摩。1924年5月31日，中苏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该条约明确宣告：“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并作出了苏联撤军的规定。但苏军一直违约赖在外蒙不走。不仅如此，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人霸占了全东北，日苏关系趋于紧张。1936年3月间，苏联践踏了上述条约，把外蒙当成主权国家，和它签订了“共同防卫条约”。

苏联这一行动，给了毛泽东极大的鼓舞，在1936年5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伟大领袖激动地告诉同志们：“三月间订立的苏蒙条约，就是告诉中国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这是重要的事！” （1）他就此提出“西北大联合”的壮丽设想，并为此发动西征，试图打通苏联，为未来独立的“西北国”接通最强大的外援渠道。

伟大领袖这个战略设想，完全建立在对上级领导意图的理解上，那就是把斯大林与外蒙签订攻守同盟条约，当成了对中共下一步行动的指示。但这不过是个猜测，大老板究竟是不是这么想的，还有待落实。其实不难看出，伟大领袖是自作多情了，斯大林此举不是对他，而是对着日本人的，其实是告诉后者：外蒙是我的，你们休想来此打主意。哪像伟大领袖所想的那样，是暗示中国革命者可以效法外蒙共产党人那样搞独立，放手将西北从中国版图中割裂出去！后来日苏在外蒙边境爆发的一系列武装冲突证明了斯大林的高瞻远瞩，苏军正是靠该条约赋予的特权，在张鼓峰、哈勒欣河等地痛击日军。

在此，伟大领袖再一次显示了他在当国后暴露得淋漓尽致的性格缺陷，那就是把愿望当现实，以此为根据制定宏大的战略计划。当然也不能说他完全猜错了，事实上，他这一伟大设想与共产国际在1936年4月间为中共制定的远期工作计划暗合，该计划规定中共近期以争取东北军、晋军与红军停战为主，以后则要争取“组织抗日联军，以西北为中心”，建立“反蒋统一战线”（2）。

共产国际之所以作出这计划，究竟是反映了斯大林举棋不定，还是反映了苏联国家行政部门与输出革命特设机构之间的沟通障碍，尚待史家进一步考证。我个人觉得后一可能较大，盖早在1935年年底，苏联外交部即向南京政府表示愿意讨论两国军事互助问题（3）。共产国际于1936年8月15日突然给中共来电，否决了“西北大联合”计划，要我党“联蒋抗日”，也提示外交政策的改变终于在此时传到了间谍机构。

1936年6月间，“两广事变”爆发，两广军阀公开举兵反抗中央。受此大好形势鼓舞，党中央遂决定：“东北军在西北的发动决不容缓，我们计划至迟到八月应该发动。八月上旬二、四方面军可到甘南，那时实是最好时机。”（4）

二、四方面军确于八月上旬到了包座地区，前锋抵达甘南，而此时共产国际否决“西北大联合”计划的电令尚未下来。若“西北大联合”真于此时发动，那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从19世纪末叶起，中国就成了日俄两家竞相掠夺的猎物。日俄曾三次签订密约，划定了瓜分中国的分界线：北满和内蒙西部归俄国，南满和内蒙东部归日本。苏联十月革命后，日苏关系恶化，原来的“协商瓜分”变成了“竞争瓜分”。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独霸全满，打破了原来的协议，引起苏联反弹，日苏关系更加紧张。当时日本正在假手德王入侵内蒙，如果西北效法外蒙独立出去，变成苏联的保护国，陕、甘、宁、青、新成了苏联势力范围，必然要对内蒙构成战略包围，日本少壮军人绝对不会坐视战略态势发生如此不利的剧变，大本营内的北进派必然得势，日军很可能会进犯外蒙甚至西伯利亚，而这正是斯大林刻意要避免的事。

另一方面，此举必然极大地刺激南京政府，并将全国的注意力从东北转移到西北去。西北是中国的传统领土，中华民族据说就是在那儿发祥的，中国最早的帝都就在那儿，在国人心目中的感情价值绝非关外的新领土东北可比。从西安事变发生后全国一边倒的强烈舆论抨击不难推知，“西北大联合”计划若真在八月份发动，则大众本来就深恶痛绝的“逃将”张学良势必变成国人皆曰可杀的国贼。本来就有众多亲日派在内的南京政府很可能改取联日制俄政策，而这势必刺激莫斯科。其时纳粹德国正在欧洲崛起，令斯大林日夜不安，他最要避免的便是两线作战，因此绝不会轻易卷进远东的战事，只会靠外交尽可能把中国政府拉过去。

因此，如果张学良真在八月上旬宣布成立“西北国防政府”，斯大林绝不会支持，更不会如毛泽东预想的那样“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老斯乃是货真价实的克里姆林宫新沙皇。在他眼里，马列教条和“阶级情谊”比起帝国利益来轻如鸿毛。他既能为了讨好希特勒，把逃到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捆送到苏德边境去交给盖世太保，又胡不可抛弃损害了苏联国家利益的中共？所以，他最可能的反应，还是如同西安事变发生后那样，宣布那是日本人的阴谋，强烈反对谴责之，表示与南京政府站在一起，甚至公开撇清他和中共的关系，谴责那伙人是土匪。

如此一来，无非就是西安事变提前发动，但与西安事变不同的是，叛军手中没有蒋介石作人质，因此蒋介石也就不会轻易妥协，只会调动大军进剿，将“三位一体”一锅熬了，毕平叛与剿匪于一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战斗力本来就差，无论是战斗力还是兵员总数根本就不是中央军的对手。更何况两军的粮饷武器弹药全靠南京供应，交战后饷械断绝，若旷日持久，士兵缺饷必然哗变。张杨都毫无我党控制军队的能力，支持他们的只是少数少壮军官，内部矛盾重重。若老蒋把战无不胜的银弹使出来，收买运动张杨手下的将领，甚至不必交战，大军就能土崩瓦解于旦夕之间，正如后来少帅晋京后东北军不战自溃一般。张杨倒是可以下野出国，余部由国府收编，红军可就走投无路了。那时老蒋挟战胜之余威，加紧对陕北苏区的围剿，则中共革命也就走到了尽头。

因此，伟大领袖这伟大战略规划实在是自杀术。此人本来就缺乏世界知识，毫无国际战略的基本观念，对国外的事两眼一抹黑，光看他对斯诺发的那番宏论便知道他究竟懂多少天下事了。我记得斯诺曾在《西行漫记》中说起，毛认为希特勒没什么能耐，乃是个挂名的独裁者，真正有本事的乃是墨索里尼。这种评论，大概也只有伟大领袖能作出来。

当然这也不能怪他，盖他仅有的一点国际知识全是从当时的烂报纸上看来的，那些东西能教会他什么西方文明历史背景知识，能给他什么对国际事务的洞察力？何况困居在陕北那消息闭塞的文明死角，他怎么可能知道希特勒在欧洲的崛起成了斯大林的最大心事？又怎么可能知道斯大林最想避免的便是两线作战，心心念念的就是搞“远东慕尼黑”，使得远东成为苏联的战略后方？而且，困在陕北的红军也确实是走投无路了，看一眼当时中央与国际的电讯，就足以得知我党是处在何种困境中，几乎所有的人想的都是如何从那死地中逃出去。绝望之中，人难免把愿望当现实。毛泽东把苏蒙结盟当成是斯大林授意中共搞独立，据此制定战略计划，说起来也是人之常情，适足悲悯。

西安事变发生后，毛隐瞒斯大林的来电，千方百计拖延时间，巴不得张学良杀了蒋介石，告诉张只要蒋仍在人世，各方犹豫观望就不可避免，张应“干到底胆大些”（5），甚至让周恩来敦促张“在内战阶段不可避免围攻西安前，（对蒋）行最后手段”（6）。如果此策成功了，那也只会迎来红军的毁灭。其时何应钦指挥的讨逆军已经攻破潼关，向西安迅速推进，汤恩伯部则早就进入陕北了，驻扎在甘肃的胡宗南部随时可以从西面进攻叛军，叛军处于腹背受敌极为不利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若是杀了蒋介石，则中央军各部都只会义无反顾地合击叛军，张杨手下都有将领与南京暗通款曲，宣誓效忠，见势不妙必然会在阵前倒戈，令叛军一败涂地。

因此，杀蒋的结局类似于上述虚拟的西北独立的结局：东北军和17路军迅速崩溃，被中央军收编，最后只剩红军独力与几十万中央军周旋，其结局不待智者而后知之。其唯一的区别，大概就是失去了唯一能统一全国进行抗战的领袖，政府落到了汪精卫、孙科等人手上。

苟若此，则中国的外交政策必然发生重大改变。如所周知，同盟会与日本人渊源极深，特别是因为孙中山多年叫卖与日本合并，成立“中日联邦”（日本人后来的“中日提携，共存共荣”、“大东亚共荣圈”等等，全是孙文当年竭力向日人推销的卖国主张），国民党内部确有大量的亲日派。哪怕是在战后，何应钦等人仍对投降的日本军人爱怜呵护备至，不仅不将日军官兵称为“战俘”，改称“徒手官兵”，而且在南京受降时还废除投降方向受降方呈交军刀的国际仪式，改为不带刀入场，甚至准备搞成圆桌仪式，只是因美方抗议才改为长方桌对立仪式。按国际礼仪，投降方向受降方敬礼，但后者不还礼。可当日军总参谋长向何应钦呈交降书敬礼时，何竟然不由得站起来还礼，以致在场的冈村宁次感叹道：“看到我这位老朋友的温厚品格，不禁想到：毕竟是东方道德！”（7）。

因此，似乎可以说，如同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一人与日本交战一样，抗战乃是蒋介石一人与日本交战。如果没有蒋介石一意孤行，苦撑到底，则国府要么不会发动抗战，要么在受到日军初次打击后便与日本媾和了。那么日本人也就未必会去南洋冒险，美日未必会交战，而日苏交战的可能性倒是相当大，整个世界历史可能都要按另一条路演变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伟大领袖的杀蒋计谋，倒确实是改变世界历史的伟大战略，不过这即使发生，也没他老人家什么事，盖红军那阵子早被讨逆军消灭了。就算奇迹发生，他能和其他中央委员一道逃到外蒙去，也只会被斯大林当成日本间谍，交给NKVD百般毒打后枪毙。

这些事没发生，全靠斯大林先通过共产国际来电否定了“西北大联合”计划，后又直接给中共发电报，警告中共若不运用其影响力促成蒋介石的释放，则莫斯科将把他们谴责为土匪，向全世界公开批判（8），这才迫使我党放弃了杀蒋的诱人念头，周恩来谒见被囚禁的“校长”，给他敬了个潇洒的军礼，接受了国府早在五个月之前便提出的和平方案，换来了蒋介石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的口头承诺，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有趣的是，在张国焘笔下，毛泽东却深知批了斯大林逆鳞的严重后果：

“我通宵没睡，花了很多时间与毛密商。我们一致认为如果不遵照莫斯科的指示办事，得不到苏联的支援，反而会被国内外各种势力围攻，后果是会很严重的。如果照这三点指示进行，张杨共三角联盟可能立即破裂，即使我们避免了这种破裂，和平解决以后，蒋氏的报复，将是难免。两相比较，第一条路是走不通的，极为显然；第二条路虽阻碍重重，也许能找出一线希望。”（9）

这里的利弊分析非常有说服力。但据他说，那是12月13日夜间的事，这不可能，因为毛泽东12月16日还暗示张学良杀蒋，而周恩来17日还向中央汇报，张已同意在西安遭到围攻前对蒋“行最后手段” ，很难想象政治局在接到斯大林那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还会同意这么干。

因此，看来最合理的解释，还是毛原来怀了杀蒋后获得斯大林谅解的侥幸之心，因此压下了12月13日宋庆龄转去的斯大林威胁要抛弃中共的电报。但18日和19日南京反复广播《真理报》强烈谴责事变的社论，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人听到后纷纷来电询问，毛又收到共产国际20日的来电，意识到斯大林不大可能被他糊弄过去，只好在向政治局通报了20日国际来电后，又向他们通报了斯大林12月13日的电报，只是把它说成是后来才收到的。 国焘和他的密商可能是21日或22日晚间的事，只是他记成12月13日了。因为国焘深知得罪斯大林的恶果，才最终说服了毛泽东，而政治局也才决定作出重大让步，接受国府7月4日的四条要求。

因此，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国革命的伟大船长斯大林同志为咱们拨正了船头，指明了航向，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尽管他不过是无比精明地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谋求帝国利益而已。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1935年5月8日，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100页。
2、《中共代表团会议记录》，1936年4月19日，同上，182页。
3、《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电报》，1935年12月19日，《中苏外交文件选译》，李玉贞译，《近代史资料》总79号，225页。
4、《洛甫致王明、康生、陈云同志电》，1936年7月2日，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122-123页。
5、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331页。
6、同上，335页。
7、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47-50页，中华书局，1981。
8、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散记》，2-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9、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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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万里奔袭狂想曲


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晚上，国民党中常会与政治会议紧急召集联席会议，议决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查办，并令军委常委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调动指挥军队事宜（1）。12月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指挥大军由潼关向西安迅速推进，国军飞机轮番轰炸渭南与赤水车站。大战即将爆发。张杨叛军所处战略态势极为不利：讨逆军正自东向西推进，驻守甘肃的胡宗南随时可从西向东推进，叛军腹背受敌。此外中央军汤恩伯部早就进入陕北，随时可能扫荡空虚的陕北苏区。

在此严重情势下，张杨集结兵力，准备抵挡讨逆军的进攻，把延安等地让出，请红军接防。毛泽东先给红军前敌指挥部发电报，集结于甘肃西峰镇（今西峰市），为张杨“壮其胆而振其气”（2）。但他又觉得这个战略不过瘾，旋即改了主意，令红军改到延安、甘泉集中，准备扔下根据地，迂回到敌主力之后的郑州一带，并发展到直逼南京。

此令一出，将领哗然。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与政委任弼时致电中央，指出若野战军出河南取进攻态势，则很可能丢掉固原、兰州与陕甘公路，来不及回援西安，若胡宗南部南北夹击，则很可能隔断红军与西路军及苏联的联系，无法取得苏援，因此应争取宁夏、巩固兰州，一部出绥远与傅作义联合抗日。刘伯承则建议趁机发国难财，尽量控制全甘肃，并完成宁夏战役计划，乘黄河结冰渡过黄河，攻取宁夏，接通外蒙（3）。

此时斯大林命令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密电尚未为其他人知晓，所以彭德怀刘伯承辈尚在做打通苏联取得苏援的梦。但即使忽略斯大林来电不计，早在11月4日，共产国际也已来电通知中共“坚决认为从外蒙帮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那会为日本提供开战口实，决定改由新疆送货，要我党去哈密领取。然而直到此时，刘伯承尚在指望打通外蒙，我党内部信息流通之不畅，以致连高级将领都蒙在鼓里，还在根据过时信息构思战略，可谓荒唐之极。

虽然彭、刘等人不知道莫斯科已经变卦，但他们都看出了毛的战略计划的危险。然而毛泽东还要坚持这计划，回电教训彭、任：

“无论军事政治方面，目前均须击破敌之要害。敌之要害不是宁夏或甘肃，而是河南与南京。敌已奉行大规模内战，我们对战争是后发，不是先发。然在敌主力向西安进时，我军应奉行大的战略，迂回并击破敌头脑之南京政府。此方针应无疑义。”（4）

这可是比李立三当初制定的攻打长沙，“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战略计划疯狂一万倍，绝对是只有疯子才会制定的伟大战略。

略去隔在黄河西岸的西路军不计，当时红军全师也就四万人左右。就凭这支队伍，要扔下根据地，毫无粮秣弹药补充，毫无休整余裕，持轻武器万里奔袭，不停息地流动作战，先打到郑州那“四战之地”去，进而南下“击破敌头脑之南京政府”！红军连宁夏回民聚居的“土围子”都无法攻破，曾为此特地向苏联请求提供飞机大炮，凭什么去攻取郑州城和南京城？就算这些大城市用轻武器就能打下来，那从陕北打到南京，就算沿途丝毫不受阻拦，步行起码也得几个月吧？要是还没走到那儿，我方的“头脑”就被敌军击破咋办？让红军赶快往回赶？跑得过火车么？

更何况西安事变已经引起了全民极大愤怒，红军一旦打到河南去，立即就要变成过街老鼠。郑州一带一马平川，连古人都知道那儿不是用兵之地，到了现代就更是如此，盖陇海线与京汉线在彼交叉，国军无论从哪个方向调兵都极为方便，很容易就将远道而来、已成强弩之末的红军包围起来，而伟大领袖却想入非非，想以那儿为出发地，去“击破敌头脑之南京政府”！

所幸张学良还有点人类常识，他知道红军主力一旦远出，则陕北只剩下东北军三个师，根本无法抵挡胡宗南与汤恩伯的两个军，因此要求红军布置在环县、豫旺地区，一部放在甘泉－延安一线，以掩护东北军后方。毛泽东还要试图说服他，说胡部与汤部不过是支队，只需各以一部钳制即可,“敌之要害在南京与京汉、陇海线。若以二、三万人的战略迂回部队突击京汉、陇海，取得决定性胜利，则大局立起变化”（5）！

此时刘峙率四个师围住了华县，进逼渭南，距西安只有约40公里了。周恩来将此严重敌情电告毛泽东。毛才决定先救燃眉之急，于19日回电周恩来：“红军决向西安集中，配合张杨首先消灭东来之敌。” （6）此后他又根据张学良的命令，让红军主力集结于庆阳、环县一带，配合王以哲部打击欲从海原南下天水、再东进西安的胡宗南部，守住叛军西线。20日，华县被讨逆军攻破，西安危如累卵。张学良又准备把红军调往东线。同日，宋子文飞抵西安，代表宋美龄调处。23日，周恩来谒见蒋介石，作出重大让步，接受国府7月间提出的和平方案，换来了蒋介石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的口头承诺。25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飞往洛阳，战云被和平之风吹散，毛泽东那个万里奔袭的伟大奇计也就始终没用上。

吊诡的是，毛泽东这奇计，因为过于荒诞离奇，彻底脱离了现实，因而绝无实现可能，反倒不会造成任何损害。即使宋子文和宋美龄不来西安，事变得不到和平解决，毛的计划也不可能化为现实。盖当时红军主力全在甘北，即使立即南下东进，也得几天后才能赶到西安一带，而此前西安早就成了危城，红军即使赶到西安附近，也肯定只会被张学良投入东线作战，抵挡讨逆军进攻，哪还有余裕从容迂回到河南去，实行伟大领袖“击破敌头脑之南京政府”的伟大计划？因此，毛这一伟大计划的唯一意义，就是向后人显示此人的脑袋确实有点不正常，喜欢陶醉于宏大然而绝对脱离现实的妄想之中。


1、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76-77页，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326-327页。
2、《毛泽东军事文集》，网络版，http://www.mzdthought.com/html/mxzz/mzdjswj/1/2005/0913/5576.html。
3、宋毅军：《中共在西安事变前后的军事战略防御》，《军事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331页。
4、《毛泽东军事文集》，网络版，http://www.mzdthought.com/html/mxzz/mzdjswj/1/2005/0913/5577.html。
5、《毛泽东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7日，《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6期，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332页。
6、《毛泽东军事文集》，网络版，http://www.mzdthought.com/html/mxzz/mzdjswj/1/2005/0913/55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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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安事变爆发后的其他蠢举


1、规定放蒋三条件


我在另文中说过，宋庆龄确实转发过斯大林给中共的最后通牒，非此无以解释中共何以会在抓到蒋介石、占了上风之后，不但突然改变杀蒋政策，反倒作出重大让步，接受了国府早在1936年7月4日就提出的和平方案，而正是这让步换来了蒋介石口头同意停止剿共。

和平解决事变的重大契机还不光是中共作出让步，更是宋子文和宋美龄的斡旋。两人相继飞到西安，代表蒋介石和张杨等人谈判，基本接受了对方的要求。在这过程中，蒋介石从未直接出面，两宋也未留下任何文字凭据，只是口头担保蒋被释放后一定会恪守承诺。

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能看出，此乃蒋介石的让步底线：他身为国家领袖，岂能屈从于叛乱将领的威吓，留下文字把柄，让对方捏在手里不断讹诈？若是干了这种事，他以后还怎么领导全国？因此，若坚持要他留下书面保证，他宁死也不会同意，那么僵局就绝无希望打破。而苏联业已抽腿，没有老大哥的援助，“西北大联合”只会被讨逆军荡平。而且，若他真是不守信用，区区一纸保证对他又能有什么约束力？因此提这要求除了使得问题无法解决外，什么意思都没有。

张学良看出了这点，因此很痛快地就接受了这君子协定。然而毛泽东可不是君子，他最怕的就是蒋介石背信弃义，一旦获得自由后便大举报复。前文引用的张国焘证词便披露了他对蒋报复的担心。据张国焘说，蒋介石回京后，毛的焦虑便达到了顶点：

“当时毛泽东最感头痛的是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可能对陕北发动报复行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由张学良护送返回南京，周恩来的急电，当晚到达保安，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他似断定蒋介石的报复必然会来，而且会很迅速和惨酷。他曾断断续续的表示，糟了！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目的无非是想减轻自己对蒋的罪过，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向中共头上？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什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再者，西安没有张学良，东北军将解体。张、杨、共三角联盟也已不复存在。蒋介石很快的就可以收拾张、杨在西安的势力。蒋介石的拳头，难道不会打到中共头上、再来一次从四方八面围剿我们么？”（1）

这当然是孤证，在我党体制下也永远无可能变成“众证”，因此为史家不取。但它相当可信，盖它介绍的不但是我党典型的阴暗思维方式，于今托党的福已变成全民思维方式，而且直接为伟大领袖的言行证实。

12月24日深夜，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要求他坚持放蒋三条件：第一是中央军全部撤出潼关。第二是南京及蒋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第三是开始部分释放政治犯。电报强调，没有这些条件保证就放蒋，对西安的地位，张杨以及其军队的安全都是非常危险的。毛泽东还认为，挟蒋在手还有文章可做，有利于争取到这些保证。即使打起仗来，只要打几个胜仗就能奠定和平基础（2）。

这些条件，特别是头两条，再充分不过地暴露了毛的心病：害怕蒋回去后大举报复，因此想让蒋和南京政府书面保证不咎既往。而给彭德怀的电报则暴露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已经成了他想事的方式——他总是指望打几个胜仗便能开创大局面，长征时在贵州境内如此，到达陕北后东征、西征也如此，可惜一直没出现这种奇迹。难道如今便能出现？敌我实力对比如此悬殊，事变又备受国内外舆论谴责，张杨内外交困，“挟蒋在手”到底能讹诈出什么好结果来？既不敢杀，又不敢放，那就只能刀兵相见。既然有把握打几个胜仗就能迫使南京屈服，那就干脆把蒋杀掉算了，何以又不敢杀呢？厚黑学并非真正智慧，光从这点上便能看出来。

幸亏张学良那花花公子竟然比我党还高明，他大概知道要蒋作出这些让步，就是让他公开承认自己向劫持者们屈服了，等于在全国人民面前公开自我羞辱，这是绝无可能的，还不如做个漂亮姿态，相信两宋作出的君子协定，就坡骑驴，趁机跨下这如此难下的虎背算了。因此，他力主放蒋，好不容易才说服周恩来，但杨虎城仍不同意。张懒得再跟他们啰嗦，索性快刀斩乱麻，陪蒋介石飞回洛阳去了（3）。

因此，放蒋乃是张学良一人的主张，违反了中共与杨虎城的意愿。若他忠实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办事，坚持那放蒋三条件，则僵局无望打破，必然要以动武收场。诚如宋子文所言，“战火一开，就很难压制”。蒋介石多半会死在东北军少壮军人手中。那结局就是前文虚拟过的那样：东北军和17路军土崩瓦解，红军被全歼。在此关键时刻，少帅再次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2、公布两宋的口头承诺


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引起了杨虎城和中共对蒋大举报复的极大恐慌。他们的对策，简直蠢到连我都不好意思转述：既然没能让蒋作出书面担保，那就把私下的协议兜出来，让蒋无法反悔。12月27日，西安《解放日报》刊登了据说是蒋作出的六条承诺。次日，毛泽东发表声明，也列出了蒋“允诺的条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该文“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

此文的第一个意义，便是再次证实上引张国焘证词所言不虚，毛泽东确实对蒋食言而肥、大举报复充满了恐惧，直接就在该文中流露了：

“蒋氏在西安曾说了将要认真抗日的话，当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击革命势力，因为不但信义问题关系蒋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实际的政治道路上，在蒋氏及其一派面前横着一种已经膨胀起来而不利于他们的势力，这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欲置蒋氏于死地的所谓讨伐派。”

伟大领袖盼望蒋信守承诺到了这地步，不但告诉蒋“信义问题关系蒋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不惜出之以挑拨手段，告诉蒋不是中共，而是主张讨伐的何应钦的派系，才对他构成了真正威胁。更令人恶心的是，我党不但把自己挑唆张杨发动“西北大联合”于前，煽动张学良杀蒋于后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还冒充“调停人”，把和平解决事变的功劳算在自己身上，向蒋介石评功摆好：

“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坚决揭破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汪精卫、何应钦等的阴谋，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这就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因为现在的内战是人民所痛恶的。”

这话说得也倒不错，可惜是斯大林的意思。而且，哪怕在斯大林下令后，伟大领袖考虑的还是如何与讨逆军大打内战，甚至想把“人民所痛恶的”内战打到郑州、南京去。当然老蒋不可能知道这些黑幕，所以他只该感谢中共的不杀之恩。

声明末尾，毛“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再度提醒蒋介石信守诺言，直接表明了他对此事的看重，间接流露了他对蒋背信弃义大举报复的恐惧：

“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4）

此文的第二个意义，就是显示了伟大领袖那难以思议的愚蠢：既然你如此盼望蒋介石信守承诺，生怕他大举报复，那就不能去刺激羞辱他，让他下不了台吧？蒋最忌讳的就是怕人怀疑他在生死关头没能做到王阳明的教导，牺牲了“领袖伟大之人格”。你却到处去说他对张杨作出了秘密承诺，把它们一条两条开出来，提醒他信守刺刀下的诺言，让他这脸往哪儿藏去？更何况他获释之后，第一件事便是表示“言必信，行必果”，这就该放心了吧？即使你没有信任他人的能力，非来这套不可，也得先等他翻脸再说吧？如此“先发制人”，不是千方百计刺激他恼羞成怒，干脆矢口否认那本来就是口说无凭的君子协定么？有张学良在他手上，难道还不能逼出个钦定《西安事变真相》，把中共的幕后挑唆加油添醋地说出来，然后再大举兴兵讨伐？

这愚蠢作法，不但使真正的调停人两宋大发雷霆，威胁要退出调停工作，而且也使得蒋的态度转硬，张学良被军事法庭判刑，不能说和这没关系。中共和杨虎城担心蒋的报复，竟然连投鼠忌器之心都没有，当真是谁跟他们共事谁倒霉。

这种种蠢动，连共产国际都看不下去，来电劝告“不要老是叫喊蒋介石在西安做出了什么保证”，而毛泽东也意识到此举之蠢，在政治局会议上承认这么做在政治上是幼稚的（5）。

不难想象，如果蒋介石受的是我党教育而非王阳明那套“心学”，他一旦获释后会怎么行动。然而即使是受了这种羞辱，他仍然始终信守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由此看来，真正打倒蒋介石的人，还是他自己。


3、为实现西北半独立而欲与国府开战


如另文所述，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乃是实现西北独立。此后因苏联临阵抽腿，不予支持，只好改为半独立，也就是西北由“三位一体”统治，有自己独立的军政系统，不容中央政府插手。它和原来的“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区别，只在于没有与苏联结盟一条，但仍然是国中之国。

这就是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中央和西安的分歧所在，所有扯皮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的：杨虎城和中共要的是割据西北称雄，而蒋介石要的是确保与抗战成败攸关的西北国防基地。

张学良陪蒋介石回京后，受到军法审判，被判刑十年，旋即为蒋特赦，但“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也就是被蒋介石软禁起来。作为发动对武装叛乱的高级将领的惩罚，这应当是宽大无边了。即使是在西方，犯了这种叛国罪大概也会被枪决。然而消息传到西安后，中共、杨虎城、东北军将领仍极感震动。毛力主以强硬政策谋求西北半独立，在给时驻西安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博古的电报中说：

“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并把红军的声威传出去，使中央军不敢猛进（猛进时消灭其一部），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6）

本着这一精神，西安提出三条要求：释放张学良；中央军撤出潼关；政府改组，清除“亲日派”。

这三条或许是宋子文担保过的，但都没有实现可能：张学良是经过法庭判决的，岂能由军阀以武力干扰司法？中央军是国军，并非外国军队，上哪儿去只该由中央政府决定，岂容割据地方的军阀置喙？以发动兵变要求中央政府改组，塞进自己看中的人，政府如果屈从，则国将不国。“亲日”若只是政策主张，则并不构成叛国罪，不是清洗理由。

就连张学良自己都觉得不妥，他给蒋介石提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建议坚持剿共（他直接称为“剿匪”），将东北军调到河南，由中央军接防，杨虎城出国考察半年，但不开缺，等抗战爆发后再召回国。第二个方案则是不再剿共，将杨虎城部调往甘肃，将东北军调往河南湖北一带，由中央军进驻陕西。

蒋介石大概觉得这两个方案都过于严厉，他当时考虑国策的全部出发点是为抗日作准备，为此决定联共。为此，他把张学良的两个方案修改得非常温和宽大，拿掉了“剿匪”这条。第一个选案是将东北军全部调往甘肃，第17路军仍驻陕西原防，归绥靖主任杨虎城指挥，但中央军必须进驻自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第二个选案则是将东北军调往河南安徽，杨虎城出任甘肃省主席，第17路军调往甘肃（7）。

这两个选案都非常宽大，特别是第一选案并未把“三位一体”拆开，它要求的只是中央军进驻陇海线沿线各县。这完全是从抗日大计出发的，并不是针对“三位一体”的报复。蒋介石知道抗战一开，敌强我弱，沿海地域一定会沦陷，中央政府只能转移到内地去坚持抗战。他原来考虑以西北作为抗战基地，但随着红军长征，中央军进入四川，他又把抗战基地改在西南。但当时唯一能援助中国抗日的只有苏联一国，因此必须确保西北处于中央政府控制之下，以便通过西北获得国际援助。

但这两个方案却被西安断然拒绝，他们将蒋介石提出的两个选案视为报复，准备以内战捍卫西北的半独立。毛泽东乃是最坚决的主战派，他热衷的还是那个万里奔袭的伟大战略。过去张学良是联军总司令，他还得服从张的意愿，如今张成了阶下囚，红军便可自主作战了。他特地要求周与杨虎城和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约法三章，声明红军保持独立的指挥系统，担任单独作战的一方面（8），而这“单独作战的一方面”按毛的构想则是：

“红军主力应以第一步出商洛（芦注：陕西商州、洛南），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汉路为上策。如此方能改变整个局势，分化南京，迫蒋就范。留二方面军在渭北策应友军在内线作战。尔后内线之红军与友军同外线之红军主力互相策应为战略上之配合作战。”（9）

此人看来对京汉线有一种偏执性爱好。当初红军东征山西时，他在战后总结中就说什么“此次失着是太谨慎，未能立即出河北” ，红旗一旦插到京汉铁路，情况必定大大不同。他怎么连红军根本不可能在中州那种“四战之地”立下足来的人类常识都没有？红旗一旦插到京汉铁路，情况必然大大不同：红军再不能打山地游击战，也无法与运兵快捷的国军打运动战，优势彻底失去，只有坐待围歼。这并不需要什么军事才能，只需有点人类常识就能看出，他何以就是不知道？

对西安方面的好战叫嚣，蒋介石表现了极大的忍耐。他请杨虎城的代表给杨捎去亲笔信，苦口婆心晓以大义，指出杨不但没有执行中央政府的人事明令，省府也没有按中央法令恢复原有关系，事变中成立的组织如临时军事委员会之类仍未撤销，“形式上有不奉政令割据独立之嫌”，当务之急是“廓清外间之疑虑，表示绝不割据独立，亦不破坏统一”，因此应该迅速表示接受中央命令，取消事变后成立的组织，停止反对中央的宣传，这才是大局所在。至于“军事善后等具体细目，非无商量余地”。他还在最后诚挚地呼吁：“须知陕西，无论军民，不能离整个国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无陕西以作国防之基础。中央离陕西无以建国，陕西离中央无一遂其生存与发展。故必须立下决心，向和平统一之方向做去，迅复事变以前之常态，确立此后努力之始基。”（10）

据捎去这封手书的杨虎城的代表说，蒋介石在和他谈话时非常激动，以致痛哭（11）。看来这位曾文正公的传人是真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却不知道这种心态只能被我党哺育出来的后人视为愚蠢。

就连张学良自己都多次“含泪请求”西安方面不要动武。1月13日，他请杨虎城的代表捎去亲笔信和经过蒋介石修改的两个选案，并竭力敦促西安接受第二方案，让东北军调出西北，否则“决难挽此劫运”——难逃覆灭下场。他更绝望地向袍泽呼吁：“盼诸兄计及国家利害，勿专为我个人谋也”，其实就是哀求西安方面手下留情，不要让他夹在冲突双方中坐蜡（12）。1月19日，他再次写信给杨虎城，要他立即接受国府提出的第一方案，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关于弟个人出处问题，在陕甘解决前是不便谈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13）。

这说得再明白不过：若双方动武，他就只能夹在中间化为齑粉。然而西安方面的真正目的乃是西北半独立，又岂会存投鼠忌器之心？杨虎城与中共仍然坚持要蒋介石在防区问题上让步，使得蒋介石的忍让终于到了尽头。20日，他再度给杨虎城去信，一针见血地指出，西安方面的目的是 “不许中央过问西北之一切，亦无异使陕甘不为国家军令政令所及之陕甘，而直欲使西北沦亡为东北沦亡之续” ，“企图割据与罔恤国本，乃有加于昔”，他明确告诉杨虎城，中央要以陕西为国防根据，绝不会放弃西北，限杨虎城25日12时前答复，否则战争将不可避免（14）。

即使到了此时，蒋介石仍未放弃和平努力，他特地让张冲向中共代表潘汉年解释中央军为何非得进驻陇海线沿线不可，那是因为中央必须接通西北诸战略要地直至新疆，也必须通过该线接通四川。这样一旦抗战发生，沿海受困，中国才能通过西北接取国际援助。因此，不但中央军必须控制陇海路，而且行营必须设在西安。他愿将延长、延川、延安、鄜县、庆阳、淳化一带拨给红军驻防，中央当视同一体，给红军与中央军同等给养，中共可在驻防当地参加政权，只希望中共顾念国家艰难，为整个民族着想，力劝杨虎城接受和平方案（15）。

然而我党不可能理解蒋介石的心事，更不会相信他说话算话，于是便决定把和战决策推给杨虎城与东北军将领，自己“处在建议与赞助地位，免致不利时招怨”，同时决定无论和战，红军都按原计划出陕南，立足于打（16）。22日，中共代表彭德怀、任弼时等人赶到西安，与杨虎城和东北左派军官分别会谈，会议坚持接受国府第一方案的前提是中央军退出甘肃，并商谈了万一战争爆发时三方的协同作战军事计划（17）。

幸亏伟大船长斯大林同志再一次挥巨手，指航向。共产国际于1月20日来电严厉批评中共，指出中共执行的方针是想分裂国民党而不是与之合作，把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达成的妥协看成是南京的屈服，把东北军和17路军视为反对南京的联盟，这实际上是为亲日派发动内战提供借口，要求我党立即把主要任务放到争取停战、争取与南京政府共同抗日上来，与张杨军队的合作必须服从于这一主要任务。只有亲日派发动进攻时才可自卫，但无论如何不能为这种进攻提供口实（18）。

大老板发了话，中共只好赶快转向，向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说明自己主张和平。这激起了东北军和17路军的不满，“红军出卖朋友”的空气甚嚣尘上。东北军少壮军官前去向周恩来抗议。受他们的影响，杨虎城也倾向于打。周恩来为此向中央建议，即使战争爆发也要与两军同进退，“我胜则蒋可让步，我败则友军必不怪我，我可扩大，蒋仍可与我们谈判。”（19）

此乃绝对昏招，战端一开，“三位一体”必败无疑，哪有什么“我胜则蒋可让步”一说？东北军和17路军的战斗力如何，连周恩来自己都心中有数。西安事变一发生，杨虎城手下的军长冯钦哉就立即宣布拥护中央。此后17路军士气一直低迷。周恩来自己就多次向中共中央报告过：“十七路士气不旺，战斗力弱”，东北军“只能胜不能败，只能进不能退”，“能守不能攻”（20），军阀的军队习惯于呆在城市享福，岂能如红军那样主动放弃城市，转入乡村打运动战？更何况如后来的事变昭示的那样，东北军内部矛盾重重，起劲咋呼的不过是一小撮左派少壮军官，而这些人根本就控制不了军队。一旦战局不利，势必纷纷倒戈，到那时当然是“我败则友军必不怪我”，然而那严重后果岂是“友军不怪”可以弥补的？

然而毛也就被他说服了，于30日复电周恩来等人，声明“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要周“向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始终同他们一道，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以前，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21）。

幸亏那个在事变爆发时捉住蒋介石、后来做了大汉奸的孙铭九，此时又接替少帅重任，挺身出来挽救革命挽救党。2月2日，他伙同苗剑秋（后被杀）、应德田（后来也做了汉奸）等人发动兵变，妄图一举清除东北军内的“妥协派”，派兵枪杀了王希哲他哥王以哲，还在城中到处搜索东北军高级将领，引起东北军内讧。将领们或纷纷向中央政府输诚，派兵反攻，或带兵远走高飞，离开那是非之地。几十万大军旦夕之间便如雪狮子向火，融化得一干二净，被老蒋轻易东调改编。杨虎城失去了倚仗，只好黯然去国，去欧洲“考察”，内战自然也就打不起来了。

这样，西安事变的唯一赢家便是中共。我党不但逃过了发动内战必然招致的毁灭，而且直接从东北军与17路军土崩瓦解中获利。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蒋介石非但没有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在派中央军接防陕西时顺便把红军也一锅熬了，反而让中共填补东北军和17路军调走后留下的真空，使得我党的根据地迅速扩大到23个县（22），到抗战爆发后更是让我党任意扩张。

因此，我党幸存下来的功绩，似乎也不能完全归结于斯大林为我党拨正船头，汉奸孙铭九等人的功劳更是微不足道。最主要的恩公还是蒋中正。他可以囚禁张学良，迫使杨虎城出国，却始终恪守在西安时作出的“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

这是为什么？为的是为国家留一线国脉。上文已经说过，老蒋当时制定国策的全部出发点都是在为抗日作准备。当时英美法对日本侵略都取绥靖态度，只有苏日矛盾较大。如果抗战爆发，唯一能指望得到援助的只有苏联。打狗要看主人面，为了巴结上苏联，不能不对中共网开四面。因此，西安事变的唯一成果，就是坚定了他的容共决心。因此，他可以惩罚张杨，但绝不会报复中共，只会反给他们大量的好处，盖张杨没有老毛子作后台。

这教训就是，谁爱国谁倒霉。伟大领袖得以幸存下来，不是有什么了不得的鬼谷子兵法，而是因为他的对手是个真诚的爱国者。当然，蒋介石的过错不是爱国，而是无知：他不知道“联俄”与“剿共”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盖斯大林是克里姆林宫新沙皇，随时可以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利益牺牲中共。如果鱼和熊掌不可得而兼之，则他只会毫不犹豫地舍中共而取国府。


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347页。
2、《西安事变简史》，93-94页；《毛泽东致任、彭电》，1936年12月25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389页。
3、《西安事变新探》，390页。
4、《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http://www.cntheory.com/news/jindwx/2008/123/0812315144H11GDB4H4H49C678H59C.html。
5、《西安事变新探》，399-400页
6、《洛甫、泽东致周、博电》，1936年1月4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7、《西安事变新探》，410-411页。
8、同上，413页。
9、《毛泽东军事文集》，http://www.xiaoshuo.com/readbook/0011014170_13381.html
10、《蒋介石致杨虎城书》，1937年1月10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10-111页。
11、《西安事变新探》，418页。
12、《张学良致杨虎城等函》，《张学良致王以哲、何柱国等函》，1937年1月13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10-111页。
13、《张学良文集》，1122页。
14、《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33-136页。
15、《西安事变新探》，424-425页。
16、《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电》，1937年1月21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17、《西安事变新探》，423-424页。
18、《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433页。
19、《西安事变新探》，441页。
20、同上，412页。
21、《毛泽东军事文集》，http://www.mzdthought.com/html/mxzz/mzdjswj/1/2005/0913/5595.html。
22、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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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八年，是我党成长壮大、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关键时期，也是毛泽东脱颖而出，在党内奠定了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的关键时期。这两个历史性事件互为因果。其中一个比较直接的原因，是毛借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机，完成了对红军的控制。据张国焘说，红军中以四方面军人数最多，陕北本地人次之，第一、第二方面军人数较少。毛瞒着张国焘，将红军各部混编，使其互相牵制，并强调党的领导，广泛实行政委制度，将各级政治部和军中特工组织的职权都提得很高，藉此把枪杆子紧紧捏在自己手上（1）。另一个原因则是众所周知的延安整风，高华教授已在巨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作了充分介绍。

最主要的原因，我看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以他英明的战略眼光，力排众议，为我党制定了将内战巧妙地伪装为外战的新时期夺权战略，使得我党的力量疯狂扩展，配合日本友军，极大地削弱和打击了真正的敌人国民党，奠定了战后与国民党争天下的基本格局。他为我党立下的这一殊勋伟业，奠定了他在党内不容置疑、不容挑战的领袖地位。作为谋略家，这才是毛真正的平生得意之笔。邓小平在毛泽东逝世后复出时曾对外宾说，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党至今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我看指的就是这一条。很难设想，如果不是伟大领袖在这关键时期掌舵，我党会有上台的一天。


（一）毛的新型内战战略


毛泽东在抗战爆发后伙同张闻天为我党制定的新战略，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作了相当详尽的介绍。

据张国焘说，抗战一爆发，毛泽东和洛甫就看出，日本人为共产党解了困。芦沟桥事变之初，他们很担心南京不能坚持抗战，因此在在为南京政府坚持抗日打气。当年八月初，中日战争正在华北大规模进行，于是毛泽东放心了。他公开表示：“蒋介石这股祸水终于撞向日本那边去了。”张闻天也很得意的说：“抗战终于爆发了，蒋介石已无力危害我们。”这些话不仅反应出国共间多年的怨仇，而且暴露出对内仍重于对外的想法。

等到国军受挫后，毛泽东、张闻天等开始夸大其词地说，“蒋介石对外虽然抗战，但对内依然是像以往那样反动。”因此他们断言，国民党抗战不会有好结果，不是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便会中途妥协。他们开始扬言，中共所领导的军队，不会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平等待遇；如果听任国民党将领们的指挥，那么红军可能被送到前线去充当日军炮火的牺牲品。如果中共所领导的军事力量被牺牲了，国民党便会乘势压迫丧失了军事本钱的中共。（2）

这些想法，就是毛泽东和张闻天制定新时期战略策略的出发点，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张闻天与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报告，为全党提出了中共的“抗日”政策总方针。

据张国焘说，张闻天在报告中认为，国民党的抗战只是片面的和军事性的。国民党的本质仍属反动，并未放弃消灭中共的野心。蒋介石随时可以与日本妥协，调转枪头，对付中共。因此，他认为中共的任务是既要与日本侵略势力作战，又要反对反动的南京统治。“他引证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采取使沙皇政府失败的政策为根据，认为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策略，应该一箭双雕，使日本和蒋介石和一切反动势力相继失败，最后胜利归于劳苦工农大众和中共。……他强调中共的抗日政策是十足的失败主义策略，因此肯定必须使蒋介石失败，使日本和蒋介石等都因战争而瓦解”。

毛泽东继张闻天之后发言，表明支持张闻天的见解，并详细阐述了中共和八路军应采取的实际策略。他认为日本军事势力远胜中国，抗战绝无幸胜之理。过去中共强调武力抵抗日本，并不是认为就此可以打胜，而是为解决国内矛盾所必需。现在抗战既已爆发，就应冷静认识到抗战是艰巨的任务，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只有在持久抗战中，中共能采取正确的策略，才能使中国人民有获得胜利的希望。

他警告大家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危害，将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他主张八路军应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毛泽东强调，中共和八路军应该维持绝对的独立自主。他说，八路军此后仍应完全按照中共中央军委会的指示行事，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司令官对八路军有任何命令，都应先报告延安，听候处断。凡是不利于八路军的任何命令，应一概用各种借口推脱。

红军虽改称八路军，但其内部体系，一仍旧贯，不得有任何变更；尤其要严防国民党渗透到红军中来。中共所发展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切，都需根据延安的指示处理，自成体系，在国民党区域的中共组织，除少数人员可以露面外，仍须保持地下组织的特性，展开对国民党的政治批评。尤其要反对汉奸和妥协活动，以期达到争取民众的目的。（3）

当时抗战初起，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民族情绪空前高涨，中共高干和将领们自然也受到影响。与会者乍闻张闻天和毛泽东提出的失败主义策略，难免震惊，纷纷发言表示不同意。张国焘比洛甫和润之更懂马列，当即发言反对，指出不能用抗战类比一次世界大战。抗战是民族自卫战争，不是一战式帝国主义争霸战。列宁并没有和沙皇建立对外统一战线，因此才主张要沙皇失败，而中共已和国民党建立统战，不能提出使蒋介石失败的主张。蒋若失败，中共也难逃失败的厄运，因此必须同舟共济到底。他提出胜利主义的策略与毛与洛甫的失败主义策略相抗，主张中共与国民党竞赛抗战，争取打败日本，靠自己的抗战业绩去赢得全国人民的拥戴。

周恩来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分析了蒋介石个人倔强性格以及当时国内外的形势，认为毛泽东和洛甫的顾虑并不存在，蒋既已抗战，就绝不会中途妥协。他强调，中共应通过积极抗战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尤其要顾到过去说过的话。过去中共表示要与国民党精诚合作，八路军将开赴最前线冲锋陷阵，现在不便在事实上表现出表里不一。中共的独立自主只能是相对的，不好公开违抗南京命令，可以用其他方法实现相对的独立自主，例如向南京公开说明应按八路军的游击专长分配作战任务，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可以对国民政府的法令阳奉阴违。他不赞成专打避实就虚的游击战，认为这会被人认为抗战不力。他主张在有利情形下与日寇进行较大规模的运动战，即使蒙受相当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它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中共努力抗战。

据张国焘说，与会者或多或少都对张毛的主张表示异议，或曰统战政策不能变化太快，或曰应委曲求全，力争抗战胜利，或曰绝对的独立自主不易实行，或反对只打游击战。

毛见形势不对，便提议休会三天，在下面分别游说将领。复会后，他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了些表面上的让步。他没敢再公开说让蒋介石失败的话，但仍强调要防止南京妥协倾向，也没强调中共要绝对独立自主，只是强调八路军应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行事，于是使得决议得以通过（4）。据官修党史，毛泽东仍然坚持基本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5）

周恩来知道，毛张虽然表面做了点让步，但实际上坚持己见。他对此很不满，他本应立即前往南京，但在得知毛张对抗日的真实态度后，他知道若去南京处境将会很尴尬，于是便跑到山西呆了三个月。毛屡次电促他去南京他都借故延迟，致使南京直接派叶挺以新四军名义改编南方游击队，毛因此责备周误了大事（6），云云。

张国焘上述证词得到了李德的证实，据后者说：

毛泽东与张国焘对统一战线与中共任务发生激烈争论，毛认为蒋只是半心半意进行单方面的局部战争，无疑会失败，国民党迟早要投降，若国民党部分军队继续作战，就会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共就要在全国起领导作用，中共不能再迎合国民党，必须保持政治上军事上的完全独立自主，一旦情况允许或必要，就起来反对它。毛认为，最后问题在于谁能立于不败之地，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

张则认为国民党右翼有分裂可能，但核心并未受到触动，战争提高了国民党的威信，而且很有可能扩大为全面战争。中共每次任意行动都是对国民党的挑战，有引起统一战线破裂的危险，这对中国人民将是一场灾难。大敌当前，必须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准则。

朱德和周恩来以及其他人主张八路军形式上加入国军，但不要为人同化，在战略问题上应服从南京军事委员会，服从第二战区总司令阎锡山，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从南京政府那儿得到军饷与装备。毛的意见与此相反，坚持组织上和战略上必须完全自主，认为国民党正面临政治上军事上的破产。朱彭主张根据南京军委会指令与国军进行真正合作，但拒绝进行任何阵地战，只进行运动战与游击战相配合的战争。毛则认为八路在数量上和武器技术上都不如国军，无望在前线取得较大的军事胜利，认为不可能发动起广泛的人民战争，要求八路军行动不要限制在指定的第二战区，而是要到日本占领军后方去，在那儿完全自主地进行纯粹的游击战，在山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动员群众，建立新部队，不断扩大八路军。

会议达成的妥协，是先在山西与国军在某种程度上并肩作战，当守不住时，八路军就分散到整个华北去，按毛的意思开展军事行动（7）。

近年官修党史也部分披露了毛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着重谈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他说：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低估它，看轻它。同日本侵略军作战，不能局限于过去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 那一套老办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们的子弹和武器供应都很困难，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因此，红军的战略方针应当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的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要着重于山地。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就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还是过去那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8）

除此之外，张国焘还披露了毛对抗战大局走向的一般估计：

“毛泽东从来不谈友军抗战的事，我从未听见他赞扬和鼓励过这些英勇抗战的表现。当南京失守，国军向后撤退，形势相当混乱的时候，毛泽东曾得意的描述他的抗日观感。他认为蒋介石等如不投降日本，可能将整个中国的领土断送与日本，可是日军只能占领一些大城市及重要交通线，中共所领导的游击战争，就可以在广大敌后地区发展起来，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国才能翻身。因此，整个中国会被蒋介石断送，将来中共又可以从日本手中夺回来。

我听了毛泽东这种议论，真有点毛骨悚然。我想到中国为甚么要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共为甚么不积极支持蒋介石坚持抗战，为甚么不积极维持抗日的国民政府，为甚么不同抗日友军密切合作；如果全中国都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中国人容易翻身吗？我为此曾经愤怒的感到，毛泽东的想法和由此出发点而来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帮助日本侵略，毛泽东将会遗害中共和八路军以及整个中国，简直是一个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汉奸。”（9）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局势的基本估计是：

1）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并未改变，仍然是中共的死敌。蒋介石只是消极抗战，必然要在受到日军重大打击后对日投降，消灭中共。

2）即使蒋介石坚持抗战，共军改编为国军后，也必然被国府视为异己，被送到前线去做炮灰而损失殆尽。

3）日本军事实力非常强大，国军不堪一击。若将中共弱小的军队投入抗战，必然被比国军厉害得多的飞机大炮轻易消灭。

4）由于中日实力对比悬殊，若蒋介石坚持抗战，则大片领土必将沦亡，甚至有全国被日军占领的危险。

据此，毛制定的战略是：

1）国府是敌人而不是盟军，决不能因统一战线的建立而混淆阶级阵线。国民党是表面上的盟友，实际上的敌人，这就是新时期的新策略，决不能放松对这阶级敌人的警惕性，要把抗战当成推翻国府的统治、夺取全国政权的新型内战，否则就是右倾投降主义。

2）红军只在表面上接受国府改编，但绝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军令政令，一定要保持“绝对的独立”，也就是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经济上全面的独立自主。换言之，中共控制的军队是只服从中共指挥的党军而非国军，中共控制的地域是独立的国中之国。

3）红军一定要千方百计地避免作国军的殉葬品，避免与强大的日军作战，保存实力，壮大自己。不但要坐视日军削弱国军力量，而且也要千方百计通过打击国军来壮大自己，这就是所谓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在这场伟大的人民战争中，日军是名义敌军，事实友军，而国军则是名义友军，事实敌军。此乃卞庄刺虎之计。

4）由于日军只能占领大城市和重要交通线，战线后的广大地域都成了真空地带。红军的基本任务，就是分散渗透到这些地域去，招兵买马，扩大私人武装，“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吞并国府统治地区，建立根据地，将广大人民组织于我党的铁腕控制之下，使得沦陷区域的绝大部分都成为中共的领地。如果全国沦陷了，则全国绝大部分乡村都将成为中共的根据地。日军便在事实上代替红军，为中共打下了天下。

以上总结的四条战略原则，每条都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们的亲口证实：

第一条：

毛泽东：

“同蒋介石打了10年，讲统一战线时，一切都忘了。”

“打蒋介石10年，打红了眼；抗日一来，蒋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这是暂时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

“抗日时期不准备夺取政权，那我们怎么办呢？抗日时期不准备夺取政权，还准备把政权让给蒋介石。这跟‘和平民主新阶段’不是一件事。‘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夺取政权的，哪怕一年两年也好。结果我们争得一年时间。如果再加一年，那就更好。”（10）

第二条：

彭德怀：

“为了坚决保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在一九三八年春恢复了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制度。规定了扩编八路军的四种不同名称。即：教导旅、新编旅、暂编旅、补充旅；分给四个战略区，即：五台山区、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各从第一旅起，扩编多少算多少，报告延安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备案就是，根本就不要请示，更不报告国民党政府。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给养自筹。建设了根据地，有了政权区，可征收救国公粮；没有建设根据地政权以前，即捐、借、指派、没收汉奸财物，不靠国民党发饷、发给养。到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根据地先后发本币，禁止伪币和法币在根据地内流通，建设‘三三制’抗日民主政府。”

“至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条，原来思想上就没有准备实行。在当时，我们想，在日军占领区，蒋介石是去不了的，也管不着我们，一切还是照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方针办。到1938年秋六中全会时，八路军已发展到25万人，成立了许多暂编、新编、教导旅。这些从未通过国民党，如要通过它，一个也不会准。”（11）

第三条：

毛泽东：

“这一资本集团与那一资本集团之间，也是你我要相互整垮，这一公司与那一公司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无不如此。同蒋介石抗日联合，是暂时的，同国民党两次联合（第一次是同孙中山）是暂时的，互相利用，暂时同盟。原则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求生存，扩大，这是己之所欲，难道要资产阶级也扩大？恰恰相反，己之不欲，自己不生存，不扩大，自己消灭，当然不是，要扩大，而且施之于人，不愿国民党扩大，准备条件消灭之。”（10）

“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你估计放弃平型关，企图在沙河决战的决心是动摇的，这种估计是完全对的。他的部下全无决心，他的军队已失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会被迫地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不管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12）

“关于卫立煌要求配合作战，请拟一部署计划电告，此计划中在太南太岳两线者于战事发生时虽不是猛打，但应准备施行之，在其他区域者只做样子，不应实施。”（13）

“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恩来电是转给你作参考的，他电中反映国民党及外国人的压力，我们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望按此总方针调节我们的行动，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打得小些，使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14）

彭德怀：

“一九四○年一月底开始反击反共磨擦，只三天，全部歼灭朱怀冰军两个师、侯如墉旅、张荫梧一个纵队，共十余个团，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保证了太行山根据地和山东、苏北、皖北、河北平原的联系。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11）

弗拉基米洛夫（孙平）等人：

“毛泽东有些片面地和明显不适当地评价了国共关系和他们所参加的这场对日战争。毛泽东电报的数字是从有倾向性地刻意为最近到延安来的外国记者团准备的材料中拿来的。事实上，特区领导层相信，蒋介石是目前中共最主要的敌人。”特区领导人现在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在为应付即将到来的国共冲突做好一切准备。而这样的作战实际上一直都在进行，仅仅在1943年里，“新四军就对中央军进行了724次战斗，结果，击毙击伤8181人，俘获9879人，夺取了34个据点，以及8622支步枪，507支散弹枪，以及200挺机关枪。”因此，日本在4月17日发动的针对河南地区的大规模进攻，明显地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欢迎。“中共无意在这一地区帮助中央军防御日本人的进攻。”（15）

第四条：

林彪：“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

毛泽东：“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彭德怀：“黄绍竑很早意识到了。”

林彪：“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

毛泽东：“三个师只32000人，号称四万八。当时打大战观念转不过来，本应该分散发动群众。”

彭德怀：“百团大战后，才搞武工队。这一仗是帮了蒋介石的忙，但对以后整伪军有好处。华北会议，斗了我，以后对守纪律比较注意。”（10）

尽管伟大领袖为全党制定了这套战略，但我党多数高干仍受全国空前高涨的救国潮流影响，对这套英明战略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平型关战役前，林彪连续向中央请战，毛泽东连发两份电报都未能制止，只好同意他用一个旅打一下。尽管林部不过袭击了日军的辎重队，连作战队伍都不是，而且只歼灭了二百多名日军（日方统计数字。朱德所报数字为五百多），八路军却付出了伤亡600多人的代价，而且其中有许多是长征老战士。林彪见识到皇军的厉害，这才意识到伟大领袖的高瞻远瞩，在平型关战斗总结中承认：

“我军在目前兵力和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退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办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宜的。” （8）

日本人不好打，国军可是容易打。抗战的特点，是日军从头到尾毫无完整的战略计划，而是一种由日军随机因应、胡乱攻击的杂乱战争，以致毫无整齐划一的阵线，战线犬牙交错，类似围棋。所谓“敌后”不但有共军，更有大量的国军甚至国军的重兵集团。共军在敌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要与国军发生冲突，而他们就是我党我军八年“抗战”的主要作战对象。共军的地盘都是从国军那儿抢来的，武器装备就更是如此。这就是为何八年间共军倍增了几十倍，却除了平型关战役、夜袭阳明堡机场、百团大战等之外，什么战役都报不出来。

我党我军很快就尝到打内战的甜头。张戎观察到：

“在毛为打内战开绿灯之后，中共军队放开手来在敌后与国民党争夺地盘，屡占上风。到一九四○年一月，八路军从抗战开始时的四万六千人发展到二十四万人。新四军在刘少奇领导下也翻了三倍，成为三万人。一个个敌后根据地建立起来，晋察冀扩大到二千五百万人口。中共已成长为一支拥有广阔地盘的强大力量。在这时，抗战两年多了，从爱国激情中冷静下来的中共领导们体会到毛泽东的高明。一九四○年二月，彭德怀由衷地赞美毛说：中共‘有了富于政治远见，预见事变，并且善于处理事变的中央，有了英明的领袖’。周恩来也心悦诚服地归顺了毛。”（16）

周小舟也证实了这一点，曾在庐山会议上举出彭跟他谈的两件事来说明彭德怀自己承认“对主席的正确、伟大是逐步认识的”。其中一件就是抗战初期运动战与游击战之争，彭说，很久之后才认识自己的错误和毛主席的正确。这就证明彭德怀从心底敬佩毛主席（10）。

就这样，毛主席革命路线终于在全党占了上风，化装为外战的内战也从胜利走向胜利。短短八年中，我军从原来的三万多人剧增到百万之众，从陕北一隅死地蔓延到整个华北与华东，从原来统治40来万贫瘠人口发展到统治了上亿人口，最终实现了伟大领袖“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全国拿下来”的宏伟战略目标。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见过这种将内战全面伪装为外战而大获全胜的奇迹。最绝的还是，无论是在战时还是战后，这把戏都未被国人识破，连苦主蒋介石吃尽哑巴亏都无法抱怨，甚至在抗战胜利后还不得不给红军将领授勋。作为战略家，这就是毛真正唯一的平生得意之笔，确实算得上是罗贯中所谓“随机应变信如神”了。不过，它有如说是军事科学的辉煌成就，莫如说是厚黑学最高最活的顶峰。

参考文献：

（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283页。
（2）同上，380-381页。
（3）同上，386-388页。
（4）同上，388-391页。
（5）石仲泉：《我观毛泽东》，网络版，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13352/113355/6761647.html
（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409-410页。
（7）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289-290页。
（8）王绍军、张福兴：《使出自己的拿手好戏》　《中外书摘》 2005年第11期
（9）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410-411页。
（10）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网络版，http://www.17794.com/book
（11）《彭德怀自述》，网络版，http://bbs.jconline.cn/cgi-bin/view.cgi?forum=2&topic=22500。
（12）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转引自石仲泉：《我观毛泽东》，网络版，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13352/113355/6761642.html。
（13）《毛、朱、王致彭、左电》，1941年5月10日。转引自杨奎松：《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文献资料述评》，杨奎松个人网站，http://www.yangkuisong.net/ztlw/yjzs/000242.htm
（14）《毛、朱、王致彭德怀电》，1941年5月17日，出处同上。
（15）《伊里契夫转发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4月24日电》，1944年5月6日，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II）， Vol.30， no.1， pp.89-95. 出处同上。
（16）张戎、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133页，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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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民战争胜利的基本原因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毛的新式内战战略不管怎么无耻，毕竟是极大的成功。从军事学的角度来看，近百万大军就潜藏在占领军的鼻子底下，游而不击，占领军居然一无所知，只知道傻盯着看得见的国军重兵集团，也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成就。无怪乎官修党史作者们要把伟大领袖吹成世界级军事家。

不过，离开一系列主客观因素，这伟大战略也不会成功，本节拟对此略作粗疏分析。

第一个主观成功因素，就是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发明的“革命工艺学”，或曰“人民控制论”，也就是建立一个集宗教组织、军事组织、地下帮会于一身的列宁式革命党。这个党奉行铁的纪律，每个党员都是宗教狂热分子，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并满怀必胜信念，都受过如何组织、教育、发动、控制群众的基本训练，都能在极为困难的处境下独立工作，迅速将周围的群众组织发动起来，变成党的基本队伍。这是列宁党的独门功夫——一颗种子撒下去，转瞬便是一片森林。此即现代的“撒豆成兵”术。

这神功的发明权可不属于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是属于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志，因此所有的共党党人都懂这一手。当年鄂豫皖苏区也就是三百多人的原始投资，最后不也发展到了八万大军？哪怕红四方面军因西征折损了大半兵力，剩下来的兵力仍在红军中占大头。毛的英明，不是他发明了这一套，而是在于他看到了我党在抗战中的基本任务不是去打日本人，而是撒豆成兵，百倍扩大武装，趁机抢占地盘。

这就是洛川会议乃至以后一定时期内，党内何以会发生“集中兵力”与“分散兵力”之争。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也是宣传队。需要打仗时则集中起来，不打仗时即分散开来去发动组织群众，把人民纳入我党的操控网络。洛川会议上的“分兵”与“合兵”之争，实质上是“打仗”与“不打仗”之争。大多数党内爱国同志想集中兵力打仗，而伟大领袖则反对打仗，主张充分利用我军的“工作队”功能，分兵组织发动群众，从无到有地建立根据地。

这是共党特有的优势，别人无法效法。我在上文中，为伟大领袖准确总结了“抗战”的四大战略原则（NND，我怎么老是替他总结伟大思想啊？过去就为他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要点），其中头三条与国府假结盟、消极避战、保存实力等等，并非什么独门功夫，所有的军阀无不知晓，并没有什么稀罕的。但他们缺了我党这门功夫，因此无法效仿。阎老西就很佩服我党这手，曾慨叹八路的本事，是分散兵力后还能集中起来，而我们的人如果散开了就再也收不起来了，云云。

这并非他一个人的苦恼。英美入侵伊拉克时，为躲避联军空袭，萨达姆也曾分散兵力来着，可散开后也就再也无法收拾起来了，大军反而因此溃散。萨达姆政权也被西方称为极权政体（totalitarian regime），然而他那种极权制度比起共党来只能算小儿科。

正因为我党有这门功夫，兵力分散之后不但能再度收起来，而且还能在分散期间倍增，才保证了伟大领袖的战略的成功。否则总兵力也就三万多人，再撒到广袤的华北去，立刻便融化得干干净净，还怎么完成趁乱抢天下的战略任务？因此，这光荣应该首先归功于苏联老大哥，其次才是咱们的毛主席。上面已经说过了，他老人家的贡献主要就是那一点：分兵壮大自己，决不合兵打仗，这战略到后来就演变成了：分兵壮大自己，集中打击国军。

除此之外，中共还有个自己的发明：兵民合一的人民战争。就是这一条，保证了百万大军就藏在鬼子鼻子底下，鬼子还一无所知。同样滞留在战线后方的国军可没这本事，因此无法隐蔽自己，成了日本人唯一看得见的打击目标。这一套对两眼一抹黑的外国占领军特别有效，其最辉煌的表演，是越南战争。美国人直到狼狈撤退，也没想出该怎么区分军人与老百姓。

这一条可不是毛子老大哥想出来的，而是中共的集体发明（似乎不能说是毛的个人发明）。毛在洛川会议上力主将我军置于敌军侧后，此乃人类常识，因为八路毫无重武器，真要打仗当然只能如此。斯大林也作过类似指示。1937年11月11日，他在接见即将返国的王明和康生时，曾指示八路军应该扩大到30个师。在没有炮兵时，“它的策略不该是直接进攻，而应该是骚扰敌人，把他们引进自己一方并在后方打击他们”（1）。

这战术用彭德怀的术语来说应该是“运动游击战”。但斯大林与毛在此有两个区别：第一，他说的还是打仗，而不是毛设想的游而不击，壮大自己。第二，他没有想到兵民合一的人民战争。

因此，人民战争应该算是我党的发明。不过，它真正的伟大胜利并不是在中国取得的——我党的人民战争打击的是国军而不是日军——而是在越南。越共可是真和美国人打。据美国方面的统计，一共有58,226美军在该战争中丧生或失踪（2）。

相比之下，我看过一份中日战报对比，统计了1937-1940四年间日军与共军的28次主要战斗的伤亡数据，包括平型关与百团大战在内。据日本人自己的统计，4年间共军只打死了1276名日军（其中有63名伤亡未分开，一并计入死亡人数），其效果还不如一场大规模的流感。其中百团大战最逗，共军一共出动了一百多个团，只打死402名日军，平均每个团打死不到4人，用鬼子的话来说就是“Crack a nut with a sledge-hammer”（用大锤砸开一枚坚果）。如所周知，苏德战争爆发后共军就偃旗息鼓，基本没有再和日军冲突。如此算下来，八年抗战共军打死的日军当在两千以下。这数据当然说不上可靠，但看来撑死也过不了万。这就是“民族的中流砥柱”。

第二个主观因素，便是伟大领袖的妄想型人格障碍（Paranoia personality disorder），用敬爱的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志的话来说就是：“毛主席这个人非常多疑”（3）。此乃他和斯大林最触目的主观气质。我想，这除了与他们微时出身卑贱有关外，更是长期的残酷无情的革命斗争造成的：长期处在险恶的环境中，随时都可能丧命，必然会诱导出疑神疑鬼，决不信任任何一个人，而是将所有的人都看成是潜在的敌人的心理倾向。在险恶的生存环境中，这种心理变态反过来又变成了一种生存优势，因而成了一种正反馈式的不断强化，最终变成了患者的行动本能。

伟大领袖毛主席构思那伟大战略，本身就是这种心理变态的辉煌表现。前文已经总结过，他提出那四条战略原则的基础，是对形势的基本估计，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并未改变，仍然是中共的死敌。蒋介石只是消极抗战，必然要在受到日军重大打击后对日投降，消灭中共。”既然如此，那符合逻辑的结论，就是国共迟早要翻脸，那有如被国民党打个冷不防，不如在一开头便假合作真拆台，假抗日真扩张，厚积实力，准备时局突变时对付蒋介石的进攻。

据张国焘说，周恩来并不同意这分析。他根据蒋介石特别倔强的个性，认定蒋介石会抗战到底。而这就是他主张与国民党真诚合作的基本依据。虽然张国焘没提其他人，我想主战的大多数将领大概也是这么想的。否则他们就会在洛川会议上一致同意毛的主张。

事实证明周恩来的分析是对的，毛完全错了。然而毛基于错误估计提出的战略却歪打正着，下文还要专门分析这一问题。不难设想，如果毛泽东和张闻天没有那心理疾障，如周一般深信蒋会抗战到底，服从国府的军令政令，与友军并肩抗日，则三万多人的队伍早就被日军一举歼灭无遗了。就算逃过被歼的厄运，那也不可能扩张到后来的地步，在战后肯定不是国军对手，也就不可能争到天下了。

毛的心理变态，似乎有助于解释他为何会突然会一反常态，变得小心谨慎起来。从前文的论述中，读者不难发现，毛在执政后暴露的好大喜功，喜欢提出脱离现实的宏大设想的智力与性格缺陷，早就在他当国前便有充分迹象了。用我党术语说，他历来都是“左”的，从来不曾或很少“右”过。到达延安后，他的东征和西征战略，乃至西安事变期间提出的以两三万兵力万里奔袭，打到南京去，“击破敌之首脑”，完全是想入非非，已经超出了正常人的范围，每次都引起将领们反对。然而这次他却一反常态，一再警告将领们不要小看日军，不要到前线去充抗日英雄，不该和日军打仗，而是应该去分兵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这是怎么回事？他对大手笔的偏执性爱好上哪儿去了？为何不提用三万人万里奔袭，打到沦陷了的北平或其他大城市去呢？过去他和将领们意见不一致，都是他冒进，将领们持重，而这次却反了过来，是将领们冒进，他格外持重。他反对“大战观念”是如此执着，以致在二十多年后的庐山会议上还要提起，吓得林彪同志赶快检讨：“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还要批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而老彭也给吓得立即认错：“这一仗是帮了蒋介石的忙。”是什么让他的性格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我想，这里面因素比较多，不光是他知道皇军的飞机大炮厉害，也不光是出于“内战勇猛，外战无胆”的优秀民族传统，更是因为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料定蒋介石迟早要投降，生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遭到日军与国军夹击，心中始终牢记“蒋、日、我，三国志”，认定蒋才是真正的敌人，因此决不愿为打击事实友军而把大手笔使出来。

第三个主观因素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什么国家民族观念。在这点上他与张国焘、周恩来那种经历了五四运动洗礼的新青年不同，倒是深得马克思“无产阶级没有祖国”的“国际主义”要旨，这就是他能轻易得出“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的结论的原因。

当然，说伟大领袖在这点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列宁主义者，也不完全准确。他或许确如王明那样，也把苏联看成是自己的祖国（所谓“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但他爱那个国家的前提，是必须有利于自己夺取政权，决不能爱到为它牺牲自己的夺权机会。因此他敢于对共产国际的指示阳奉阴违，有利于自己的才执行，不利于自己的就不办，甚至能趁人之危，敲诈上司一把。

二战爆发前，苏联在亚洲的战略目标，是靠中国代理人千方百计将日本那祸水引入中国，使之陷入泥沼中而无暇侵犯苏联。抗战爆发后，苏德战争爆发前，莫斯科就对中共的消极抗战极不满意，季米特洛夫曾命令中共：“你们必须坚决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积极行动来反抗日本的进攻。中国人民民族战争今后的命运、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未来均取决于此。”（4）

然而毛泽东除了捏造赫赫战果哄骗大老板外，便是向莫斯科哭穷。苏德战争爆发后，莫斯科特别需要中共牵制日军行动。战争初期，苏联陷入危境，斯大林生怕日本趁机夹击，要季米特洛夫命令中共发起大规模行动，换来的是毛泽东再度哭穷。季米特洛夫于是建议苏共向中国党提供200万美元援款。联共（布）中央次日即批准马上援助中国同志100万美元（5）。然而即使是金钱也无法软化毛泽东坚定不移的避战决心。

眼见共产国际使唤不动中共，苏共中央便与共产国际联合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电，要求中共中央讨论并提出牵制日军进攻苏联的具体行动部署。毛泽东推搪上司的招数令人叹为观止：他回电说，中共中央已经做出决定，将尽全力阻止日军从华北转移去进攻苏联。为此，他请求苏联至少要能够援助一些弹药，因为八路军平均一个士兵只有几发子弹。这要求吓坏了苏联人：他们本来就担心日本发动进攻，以武器援助八路岂不是为日军入侵提供借口？于是莫洛托夫告诉季米特洛夫，同意中共的行动路线，但暂时不能许诺提供弹药（6）。毛泽东便趁机回答主子，因为“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7）

如果是王明作党魁，哪怕是张国焘也罢，都绝不会坐视主子落难而无动于衷。根据张戎的调查，大多数中共领导人都认为，如果日本打苏联他们应该行动。刘少奇曾致电毛泽东，说要是日本向苏联進攻，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反攻，以牵制日本。毛虽认为 “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但他仍然命令刘：“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一再给部队下令：“不要过分刺激敌人。”后来他干脆就把将领们召到延安去整风，好像那是和平时期一般（8）。

毛的自私自利，避免了将我党几年发的国难财毁于一旦。不难设想，如果是别人作党魁，必然老老实实地听从主子号令，向日军大举发动进攻。那么共军的实力就会充分暴露出来，遭到皇军无情扫荡，后来也就没有可能与国民党争天下了。

当然，毛这种小农式的自私之所以奏效，还全靠日本人不打苏联打南洋。若是日本人决定北上，联合希特勒结果了老毛子，则我军也就无可能在战后挺进东北，接取大量武器特别是重武器。而没有重武器，即使有百万之众也绝无可能是国军的对手，这点毛泽东早在长征时就反复向张国焘乃至中央委员们强调过了。

第四个主观因素我已经在旧作《周恩来为何怕毛泽东》中讲过了，那就是毛泽东敢于并善于以毁掉全局的自伤讹诈来迫使对方就范。

我在前文中说，共军消极抗日，积极内战，但连吃尽哑巴亏的蒋介石也无法声张，还被迫在战后给共军将领授勋。有的网友当即指出，蒋介石并非傻子，难道看不出我党的猫腻来？

他当然看得出来，但不敢声张，盖他是一国元首，必须为全民族的命运负责任（这就是在朝与在野的不同，国家领袖或多或少必须讲究点“责任伦理”，而在野的造反派则是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即使把天闹塌下来他们也不用负责任。这规律大概在我党当国后才给打破了，盖他们与历史上一切统治者不同，没有民意特别是舆论的压力）。如果把矛盾挑明了，跟中共彻底决裂，岂不是让日本人坐收渔利？到时候国家亡了，落个千古骂名的还是老蒋。所以，要取得抗战胜利，他不能不对外装出个举国一致精诚团结的模样来。而且，苏联是当时唯一援助中国的友邦，战前老蒋就是为了得到苏援才采取了容共政策，战争爆发后又岂敢轻易得罪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

毛把蒋介石的困境看得一清二楚，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 那意思就是说，这两点就是老蒋的死穴，我们大可照准了死捏，只需放手打内战就是，他们再吃天大的亏也不敢声张。因此朱德才会在内战大获全胜后说：

“他们不做声，我们也不做声。他们打败了不做声，我们胜利了，何必那样来宣传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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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伟大领袖伟大战略成功的客观因素，第一条应该是国共合作。这因素起到的作用难以胜计，因此我党把“统一战线”当成了民主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而这因素之所以能成为现实，全靠中国革命的伟大船长斯大林，难以说成是伟大领袖的功劳。

在前文以及介绍西安事变真相的有关文字中，我已经指出，毛泽东出于妄想型人格障碍，对蒋介石仇恨熏心，狐疑满腹，对“联蒋抗日”极不热心，总想联合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去把蒋介石搞掉。而且，他受其圣经《水浒传》的影响太深，对“打土豪分田地”的“苏维埃运动”情有独钟，总是舍不得扔掉，死也不同意张国焘“苏维埃运动业已失败”的基本分析，因此迟迟未能完成战略转变，像小脚女人那样走一步来摇三摇。每次都需要斯大林在中共背后击一猛掌，中共才被迫转向。

例如国民党早在1936年7月间就向中共秘密提出了和平方案，其条款也就是后来中共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向全国保证的那几条，却被毛泽东断然拒绝。直到蒋介石被张学良抓了起来，斯大林对中共下了最后通牒，周恩来才在会见蒋介石时保证接受那些条款，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但蒋介石被放回南京后，中共仍想搞 “三位一体”的西北半独立，拉着杨虎城的17路军和东北军与国府开战，又被莫斯科来电严厉批评，指出中共执行的方针是想分裂国民党而不是与之合作，要求我党立即把主要任务放到争取停战、争取与南京政府共同抗日上来（10）。

“三位一体”瓦解后，尽管蒋介石恪守诺言，停止了对红区的进攻，中共仍然迟迟不想履行周恩来对蒋作的担保。直到斯大林在1937年1月19日主持了专门的会议作出决定，次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奉命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质问道：“你们是否认为在你们的地区从苏维埃制度过渡到人民革命民主管理制度是适宜和适时的？”（11）中央常委这才通过决议，由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报，作出四项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12）。

但直到卢沟桥事变发生后8天，中共中央才将这些保证通告全国，只是多加了一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13）。

所以，似乎可以说，毛泽东是在斯大林的鞭策下，才一步三回头地走上第二次国共合作之路的。

然而这条路却turned out是让我党迅速发迹的金光大道。我党我军再不是那个为良民深恶痛绝的打家劫舍的土匪了，却摇身一变成了合法政府，旦夕之间便如恶性肿瘤那样扩散全国。过去关在北平等地的共产党员给放了出来，立即就到城外拉起了武装。就连北平城外的西山，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便成立了为我党控制的“抗日国民军”。如果抗战不爆发，这种奇迹根本就无从梦见。

最典型的是老一辈无耻阶级革命家薄一波同志的经历。抗战爆发前，该同志和安子文、刘澜涛等人被关在华北反省院里。1936年秋，他和这些同志在国民党报纸上发表反共启事，声称“子文等因年幼无知，交际不慎”，误上了共党贼船，现已觉悟，以后当重新做人云云，从狗洞里爬了出来，这就是文革时闹得举国皆知的“61人叛徒案”。

一波同志从狗洞爬出后，跑回老家山西去，立即就为我党拉起了一支大军，他自己回忆道：

“抗日战争前夕，我接受党的指示，到山西同阎锡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了群众性的抗日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抗日战争开始后，阎锡山找我谈话，说山西要建立新军，要我负责组建，先试建一个团。我请示了北方局，北方局负责同志说，这是大好事，我们就是要抓枪杆子，哪怕一个团也要去。牺盟总会的工作可以委托另外的人去做。于是，我们就以帮助阎锡山抗日的名义，用阎锡山的武器，建立了‘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等武装。我们首先建立了决死队第一纵队第一总队（相当于一个团），这是山西新军组建的第一个团。后来，山西新军发展成一支具有正式番号的四十个团的队伍。”（14）

40个团，若一团以保守的1000人计，就是4万人马，比八路军刚改编时的总数还要多。最妙的是，它是用阎老西的钱和枪组建起来的。世上哪有这种空手套白狼的好事？然而它偏偏就发生了！饶是阎老西素称老狐狸，却也八十老娘倒绷孩儿，被我党骗了还帮着数钱，两年后才反应过来上了当，欲将兵权拿过来，却被新军翻脸不认主，打得落花流水。此后新军干脆扔掉了“决死队”的名号，编入八路军129师与120师，战后又打响了内战第一枪，亦即有名的“上党战役”。共军在该役中消灭了阎老西3.5万人，让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兴得在《关于重庆谈判》中当成“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典范加以褒扬。这就是活生生的《农夫和蛇》与《东郭先生和狼》。

山西发生的故事，在不同程度上在华北上演。随着日军推进，地方政权纷纷逃散，各种各样的自卫武装乃至土匪武装都冒了出来。我党将自己的面目藏得严严实实（直到在所谓解放战争中，党组织在军队中都是保密的。东北共军竟然自称“民主联军”），在那乱世中打着国府的旗号，以抗日救国的名义到处接管政权，招降纳叛，收编国军溃兵、民众自卫武装乃至土匪武装，向百姓派粮派捐，根本就不会引起普通民众的怀疑甚至反抗。如果还是打着红旗搞“苏维埃革命”，哪会有这种和平接管的好事？

正因为此，红区才以空前速度创建起来，迅猛发展。以晋察冀边区为例，据《百度百科》，七七事变后仅三月，聂荣臻率八路军一一五师部分就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察冀根据地。11月成立晋察冀军区，1938年1月就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后发展为包括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辽宁等省各一部的广大地区，有108县，人口2500余万。

如果不是国共合作，这种奇迹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十年内战期间，我党趁军阀混战起事，折腾了足足十年，但哪怕在苏区最鼎盛之际，其面积总和也从未达到晋察冀一个根据地的水平。据官修党史，中央苏区最大时也只有31个县。鄂豫皖苏区最大时仅20余县，湘鄂赣苏区17县，湘鄂西苏区10余县，它们的鼎盛时期乃至存在时期并不同步，在同一时刻加起来的苏区总面积顶多也就是50来个县。而且，等到军阀混战初歇，蒋介石腾出手来后，所有的苏区便都被国军次第攻破，最后只剩下陕北苏区9个县（这是徐向前的说法，李德的说法要小得多，据他说只有瓦窑堡一个县城，后来还丢了）。

如果日军也像国军那样围剿中共根据地，而共军真的如他们说的战斗十几万次，难道这奇迹还会发生？莫非皇军打仗还不如国军？据冈村宁次回忆录，停战时，中国派遣军的兵力约为105万（华北方面军30万，第六方面军35万，第13军30万，第23军10万）（15）。这是停战时的数据，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只会更多，就算平均数是100万吧。据官修党史，伪军总数在1943年为80万。据说八路军与新四军一共抗击了58%的日军和90%以上的伪军，那就是抗击了58万日军以及72万伪军。

1933年10月，国府动用50万兵力，其中还有若干战力低下的杂牌部队，只花了一年时间，便收复了中央苏区全境，江西省内土共绝迹，被建成了“模范省”。日军相当于国军的战力，说是以一当十并不夸张。例如昆仑关战役，日军以4.5万兵力对国军30万，虽然第21旅团遭受重创（中方称全歼），仍能在其后的桂南会战中大获全胜，尽复国军浴血死战半月多夺去的地盘，在昆仑关上傲慢地刷上大幅标语：“我皇军击溃蒋军三十余师，已璧还宾阳、昆仑关各地。”

如今我党却告诉大家，58万皇军加72万皇协军苦战8年，却办不到50万国军在1年中办到的事！

皇军和国府帮助我党顺利建立起来的所有的“边区”， 除了名义属于国府外，都牢牢控制在中共手里，国府一切官员军人都不得进入，乃是再典型不过的国中之国。彭德怀在其自述中坦承：“到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根据地先后发本币，禁止伪币和法币在根据地内流通，建设‘三三制’抗日民主政府。”所谓法币乃是民国当时的货币，却竟然被边区政府禁止流通，这种“抗日根据地”，与独立的“满洲国”到底有何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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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伟大领袖新型内战成功的第二个客观因素，乃是蒋介石死硬的爱国主义。这死硬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得抗战成了他一个人力排众议、一意孤行的战争。

我党指控国民党内部有庞大的亲日派势力，此话不假。国共两党都有深厚的外国背景。我党的苏俄背景就不必说了。国民党虽然后来比较干净，早期也好不到哪儿去，要人都是日本海龟。同盟会本是日本右派组织黑龙会扶植起来的，其中甚至有日本会员。日本右派一直大力支持孙中山与清廷、袁世凯捣乱，以使中国处于永恒内乱中。而孙氏的梦想，便是中日合并，实行“大亚洲主义”。

孙文这一卖国思想对党徒们影响至深至巨。记得90年代初台湾《中央日报》登载过张群访谈录。记者说，有人指责他是国民党内的亲日派，问他是不是真的。他说，那其实是受国父“中日联邦”设想的影响，国民党内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多，云云。确实如此，许多国民党人都受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影响，认为中日应当联手对付西方白人的侵略，而这正是日本人在二战中的口号，所谓“日中亲善，互相提携”、“大东亚共荣圈”、“亚洲民族解放战争”等等，其实都是孙文当年一直在向日本人拼命兜销的陈货。日本人建立满洲国，就曾以孙文多次向日本叫卖满蒙的事实为据，声称他们是实行中华民国国父的遗愿。

卖国父孙文为他的忠实信徒的留下的遗教，使得他们在中日战争爆发后，都觉得这是兄弟相残。对他们来说，此乃错误的战争——同文同种的黄人不去打白人，却自相残杀（有趣的是，留日大贤林思云先生至今有此想法，可见这种谬论蛊惑力之持久）。因此，国民党人的反帝激情其实集中在白人头上，与英美结盟完全是形格势禁之下，不得已而为之。这种中日亲善之情，在抗战胜利后立即就流露出来，看一眼冈村宁次的回忆录就够了：

“9月某日，为做好接收准备，中国总司令部派某中将到津浦线南部各地视察。该中将对所在地日军将士作了如下的谈话，使我将士大为感动：

‘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16）

“新编第一军是蒋介石嫡系美式优良装备的精锐部队，在加尔各答受过美式训练，军纪严明。其年青将校擅长外交，态度明朗，对与日本作战，深以为憾。有的甚至高喊：‘我们黄色人种之团结，乃亚洲当务之急。看一看香港！想一想鸦片战争！’当夜，两国军官在当地饭馆举行联欢会。中国第一师司令部除师长外全体军官出席；我方包括我、参谋及守备队长以下全体军官出席。两国军官携手进入饭馆。这一情景使麕集的人山人海的群众和士兵，投以惊奇的目光。 ……

以战争结束为转机，中国方面特别是上层人物之间，掀起加强日、中合作之热潮。……各地接收中也到处可见。中国甚至有将日本的高级技术、军事技术及技术人员等，引进中国之意图。但因美国对此不满，此风遂被扼止。”（17）

南京大屠杀就发生在昨日，竟能忘记得那么快，而无足轻重的香港，却当成不能或忘的深重国仇；对美国的高科技没兴趣，却对日本那二流国家的科技羡慕不止。这种奇特的感情错位，在在提示了国民党“打错人了”的遗憾。前去受降的何应钦向冈村宁次充分表示了这遗憾：

“我任军政部长以来，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国内情况未能如愿以偿，而日本军部内，也有不谅解蒋委员长和我等真意者，因此遂启战端，诚不胜遗憾之至。我曾对矶谷、喜多两武官提出，如果日本侵占中国，外国势将介入，事态将向困难发展。7月3日芦沟桥事变前夕，喜多武官迫使中国放弃亲苏政策，并接受广田五原则时，我也曾说过中日相战两败俱伤，结果将使共党势力扩大。此事不幸为我言中。”（18）

这就是为何孙中山的传人汪精卫为何会投降日本，让我党讥为“降兵如潮，降将如毛”。其实若不是蒋介石当家，战争恐怕根本也就打不起来。就算是打起来，国军遭受重创后也很快就会屈服，何至于苦撑八年之久？

抗战爆发之初，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深知中日实力的天壤之别，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被人称为“低调俱乐部”。当时我党势力正在恶性膨胀，“和平接管”了大量土地，更是引起了他们的警觉，觉得抗战只能让中国化为焦土，让共党坐大，什么好处都没有，汪精卫就是为此最后决定投降日本人的。

必须指出，唱“低调”者，并不都是出于孙中山哺育出来的“日中亲善，互相提携”的深厚阶级感情，其中不乏与日本并无渊源的老成谋国之辈。胡适曾被指为“低调俱乐部”的成员。虽然他只是为那伙人取了个诨名而已，但不能不说他的思路与他们有共通之处。1937年8月5日，亦即七七事变后不到一月，胡适和陶希圣即联名向蒋介石上书，主张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换得日本让步，从根本上调整两国关系（19）。

窃以为，不能用“卖国主义”、“投降主义”等国产标签，去对这种思潮作简单的道德批判。自鸦片战争以来，一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就是“蠢动——挨打——再蠢动——再挨打——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蠢动失败史。开头是朝廷的“清流”祸国，死不承认国家极度孱弱腐败，根本不是鬼子的对手，越打吃亏就越大。直到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老佛爷才算醒了过来，学着鬼子搞新政。民初的统治者也算清醒。可五四运动之后，尤其是国共两党在20年代把列宁的“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理论引入中国，为老毛子火中取栗，挑起了一系列涉外事件之后，全国知青便统统成了排外“清流”。

这结果便是梁任公观察到的那样，国力和民气出现了“二律背反”：国力因国家陷入无穷内乱而日益下降，与此同步发生的，却是民气变得越来越躁狂嚣张（芦按，这不是他的原话而是我的表述，原话出处已不能记忆，无从查到。如果记错，就算是我说的吧），“反帝”激情日益高涨。如杨杏佛所说：“但知是非，不顾利害，不计成败”已经成为“‘五卅’后民族独立运动的精神”（20）。任何一个略有常智的人都看得出此中荒唐：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病夫去侮骂武功高手，还能有什么好下场？

当时许多有识之士都忧心忡忡地注意到了这一点，蒋廷黻指出：

“中国国力和民族意识觉醒的程度不能相称……我们坚决要求国际地位平等，但是我们没有支持此种要求的国力。”

为国立下大功的资深外交家顔惠庆说得更直截了当：

“当时中国负责任的、明白事理的人对此采取保留和沉默的态度，而那些主张武力外交的鲁莽的政客们，却以排外和幼稚的口号煽动民众情绪，根本不知道这样做简直是在玩弄导火索，迟早会引爆炸药桶。这种兴师动众的宣传在国内搞得轰轰烈烈，看起来很成功，而给国际外交斗争带来的却是灾难。在处理棘手的外交问题时，必须考虑我国军事力量不足，其他方面准备不够，以及所处的不利的国际环境。采取冒险蛮干的做法，虽说动机是爱国的，但效果却是令人不能容忍的。”（22）

颜老先生没有指出的，乃是“那些主张武力外交的鲁莽的政客们”之所以要这么干，完全是出于个人野心，用胡汉民的话来说是“以抗日为倒蒋”，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则是“在讨日令的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

所以，政客们不是“鲁莽”，更不是不是不知道玩弄导火索的危险——毛泽东不是在洛川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警告过全党，不要小看日本人的武力，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么？看出中国绝非日本的对手，并不需要什么过人的聪明才智。

这世上，大概也只会有中国愤青才会神智错乱到以为光凭本国的力量即能打败日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如狂风扫落叶一般，席卷整个南洋。区区3.5万日军在两周内即攻陷新加坡，迫降了将近14万英军、印军和澳大利亚军组成的联军。13万日军在菲律宾登陆，五个月后就全歼了15万美菲联军（迫降10万，余者打死或打伤）。连西方强国都不是对手，让中国那内部四分五裂、毫无国防能力的东亚病夫上去，当然只能是我党笑骂的“一触即溃，一溃千里”。

所以，在“爱国”政客们，“抗日秀”的原意是供内销的，并不准备出口。爱国主义本是西方发明，但中国人在引入时作了实质上的改进，把它变成了一种所向披靡的内战法宝，此即所谓“以夷制华”，乃是中国第五大发明。

不幸的是，蒋介石却是个真正的爱国者。他何尝不知以中国之积弱，与日本交战完全是自杀？可惜他不是真正的独裁者，不能罔顾民意，更何况麾下还有冯玉祥、李宗仁等“以抗日为倒蒋”的野心家们。他要真是为了顾全国脉民命而忍耻媾和，内战立刻就要再度爆发。强敌窥伺在侧，再与西南西北军阀大打内战，亡国无日。而且日本人欺人太甚，东北沦陷后又在觊觎华北。如此蚕食下去，究竟伊于胡底？

在这种情况下，取胜的一线希望全在于友邦的支援。就是为此，蒋介石才在战前就采取了容共政策，指望把苏联拉来作盟军。可惜他连毛泽东都玩不过，又岂是斯大林那厚黑学祖师爷的对手？1937年10月22日，蒋介石电令时在莫斯科访问的杨杰向苏方询问，如中国武力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与其时期”（23）。11月，伏罗希洛夫、斯大林在会见杨杰和张冲时都答应，苏联在紧急关头将参战（24）。然而当南京危急，蒋介石要苏联兑现诺言时，斯大林却声称:“假使苏联不因日方挑衅而即刻对日出兵，恐将被认为是侵略行动，日本在国际舆论的地位将马上改善。” (25)

国际支援既不可得，蒋介石就只能实行和战两手，在竭力抵抗的同时，也希望战争能因日本人的让步而迅速停息下来，为此曾在早期通过秘密使节与日本“民间人士”有过一点接触。终因蒋介石死硬的爱国立场与日本陆军的骄横而以毫无结果告终。

据杨天石教授的研究，萱野长知、小川平吉、头山满、秋山定辅等日本“民间人士” ，在抗战中曾与国民党高层的密使秘密接触，企图迅速解决“支那事变”。这些烂人都是孙中山当年的密友，鼎力协助孙氏将中国搞乱，其中萱野是兴中会会员，同盟会会员，曾应黄兴之召参与辛亥革命汉阳之役，1915年又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革命军顾问，协助居正在山东起兵反袁。小川则在辛亥期间与头山满，内田良平、犬养毅等人组成有邻会，援助孙文。头山满就更不用说了，一直在孙氏生前积极赞助他“唱衰”中国（26）。因此，从革命辈分来讲，他们可算蒋介石的父执辈。蒋介石自命孙文传人，不能不对这些烂人十分恭敬。

老蒋设下的停战前提，是日本必须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他在给萱野的密电中将这说得清清楚楚：

“中日事变诚为两国之不幸，萱野翁不辞辛劳，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之基础上，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27）

杨天石教授的研究表明，蒋介石一直坚持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双方停战谈判的前提。无论是在《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上，是答复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还是与日本“民间人士”的秘密接触，国府代表都秉承蒋介石的指示，坚持了这一立场。用蒋氏的话来说便是： “倭必先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并即恢复七七事变前之原状，然后方谋停战。”（28）

抗战初期我军迭遭惨败，并未影响蒋介石的决心。就连在1941年，抗战进入了最艰苦、胜利希望最渺茫的黯淡时刻，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决心仍然毫不动摇。其时苏联践踏了过去对中国作出的种种保证，与日本订立所谓“中立条约”，相互承认并尊重伪满与外蒙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中断了给中国的军火援助。英国对日妥协，竟在公开文件中将满洲当成一个独立国家，并表示尊重日本在该“国”中的经济权（29）。就连美国似乎也靠不住了。蒋介石得到情报，谓美日达成妥协，美国已同意日本占领中国的华北与满洲（30。芦按，此情报看来有误，美国在与日本谈判中态度始终很强硬，似无同意日本占领中国华北一说。相反，国务卿赫尔最后提出了著名的《赫尔备忘录》，其中一条就是要求日本从中国撤退，被日人视为最后通牒，由此触发了太平洋战争。但即使是在该备忘录中，美国也并未特地指明必须从满洲撤退。由此可见，美国人当时对早已成为既成事实的满洲国的态度相当暧昧。如杨天石教授的研究表明的那样，若不是蒋公坚持，满洲和台湾都未必会在战后回归中国），他仍然向国内外庄严宣告：

“我们非完全驱逐寇军于我们的国境以外，彻底消灭他侵略的野心，我们的抗战，是决不能停止的。我们若非使东北同胞获得真正的自由，东北的失地完全恢复，在我们神圣的抗战，亦决不会停止的。”（31）

就在珍珠港事变爆发前一天，他还让拉铁摩尔转告罗斯福总统：“中国决不能放弃东北，否则新疆、西藏皆将不保，外蒙亦难收复。”（32）

如果说蒋介石在抗战初期态度死硬还能理解，在我军一再遭受毁灭性打击，华北和沿海大城市相继沦陷，国脉如丝，西方列强隔岸观火，漠不关心，内外交困之际，还如山西骡子一般倔强，死挺下去，那就只能用个性来解释了。

须知愤青的“肾上腺爱国”与理性爱国的区别，是前者其实是一种病态，与意淫一般，是在想象中获取某种满足欣快，因此势必不能持久，在现实露出狰狞面目来后就会迅速消散。因此，蒋介石若要在百姓吃够苦头后与日本媾和，绝不会引起强烈的民意反弹。就连愤青们也不可能像抗战爆发前那样，慷慨激昂地起来示威，恐怕要反过来欢呼蒋委员长英明也未可知。如果他充分利用国民党内深厚的亲日派资源，与日妥协，起码不会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对（别有用心的共党不计，但他们的反对无济于事）。

实际上，当时国民党内外，除了汪精卫一派以外，主张与日妥协的大有人在。日军进攻武汉时，孔祥熙的心腹贾存德向萱野等人表示，共产党正积极发展势力，汉口陷落将导致赤化蔓延，希望日军暂勿进攻汉口，拟由孔祥熙、居正、何应钦、李宗仁出面会谈，由日本提出议案（33）。然而蒋介石通过早期的试探，已经知道日本人绝不会答应撤出中国领土，严令禁止再进行此类接触：“贾某事，应严令停止活动，否则即作汉奸通敌论罪。敌想复订停战协定，以亡我国， 其计划极毒，请兄负责制止，免误大政方针。千万注意是荷！”（34）此后他又多次制止孔祥熙的秘密活动，甚至以“杀无赦”警告孔祥熙及其密使萧振瀛（35）。

对于那些并非亲戚的国民党元老，他可就不是那么客气了，不但派军统在越南谋刺意图投敌的汪精卫而误中曾仲鸣，而且还派军统在上海干掉了被日本特务土肥原说服、起草了《和平救国宣言》的唐绍仪。可见他破釜沉舟的决心有多决绝。

蒋介石的决心，来自于他通过早期秘密接触后，认定日本人绝不会轻易放弃已经占领的大片土地，中国不可能以和平手段收回失地，就连让日本人同意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都无可能。中国别无选择，只有不惜一切代价抗战到底。

事实证明他对日本的认识是正确的。倭陆相板垣征四郎就曾骄横地说：“按照原来的估计，汉口陷落时，国民政府将无条件投降，日本方面没有必要发表规定撤兵的声明。”（36）

蒋介石当然知道共党趁机崛起的祸害，但在两个魔鬼之间，他选择了与他认为危害较小的魔鬼结盟，去共同对付他认为危害较大的魔鬼。在这点上，他非常像邱吉尔，后者也是认定苏联乃是危害性较小的魔鬼，因而与苏结盟去对付危害性更大的纳粹德国，到快胜利时才发现苏联势力空前膨胀而后悔不迭。蒋介石与邱吉尔相似的另一点是，两人都因个性强悍而都在毫无胜利希望的情况下力排众议坚持下去。如果没有邱吉尔，很难想象英国会在敦刻尔克撤退后独自坚持对德作战。更难想象的是，中国若无蒋介石，怎么还可能与日本血战八年，苦撑不倒，宁死不屈。换国民党任何一个人去坐他的位置，都势必要走上汪精卫那条路。

因此，似乎可以说，抗战乃是蒋介石一个人的战争。没有老蒋，中国也就不会有抗战。人民的好总理在洛川会议上的预言完全是正确的，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估计完全错了。吊诡的是，毛的伟大胜利，恰来自于其基本估计的错误。若是他的估计正确，老蒋如汪精卫一般及时投降，就地停战，掉过头去痛剿共军，则我党也就绝无上台的希望。

这其间的是非功过，实在是难说得很。我在英国时，跟那儿的人说，你们把邱吉尔当成大英雄，我看实在是哭错了坟头。如果他在敦刻尔克撤退后听了哈利法克斯爵爷的话，与德国媾和，让德国人心无旁骛地去结果老毛子，世界今日恐怕要光明得多。你们和德国人死扛，最后是丢掉了自己的大帝国，从超级大国变成了个二三流国家，这种英雄到底给英国带来什么好处？然而即使是理性如英国人，也难接受我这奇谈怪论。由此看来，评论先总统蒋公的功过是非，确实超出了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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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伟大领袖新型内战战略成功的第三个客观因素，乃是下流蠢笨虚骄野蛮的日本人毫无明确的战争目的，从头到尾就不知道该拿中国怎么办。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将他的战略构思说得很清楚，那就是请皇军代我党打天下：

“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这与张国焘披露的完全一致：

“毛泽东曾得意的描述他的抗日观感。他认为蒋介石等如不投降日本，可能将整个中国的领土断送与日本，可是日军只能占领一些大城市及重要交通线，中共所领导的游击战争，就可以在广大敌后地区发展起来，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国才能翻身。因此，整个中国会被蒋介石断送，将来中共又可以从日本手中夺回来。”

这思路很简单：既然红军不是国军的对手，内战十年，全国几十个县的苏区，打得只剩下九个县的陕北苏区，几十万红军只剩三万多人，而且困在死地里，左冲右突都出不去，那就请大日本皇军代自己去收拾蒋介石。外国占领军可不比国府那地头蛇，两眼一抹黑，分不清哪些是良民，哪些是共党，因此那占领必然是空洞的，广大基层留待我军去填补。皇军占领的土地越多，我党控制的土地也就越多。全国都给占领了，全国也就是“外日而内共”（或形日而实共）的党天下了。这就是“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的伟大而朴素的真理。

然而这思路有个致命缺陷：如果日本人真想征服中国，那就会如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说的那样，不是采用“添油战术”，一点点地增兵，而是一开头便举国以赴，动用大部分陆海军兵力，效满清故事，陆军先在东北集结，入华北后分兵三路，右路沿陇海线向西经略西北，中路沿平汉路南下，左路沿津浦线南下，以海军封锁沿海港口，三个月内便能征服北中国。此后三路同时南下，中路分为两路，一路与右路征服中南和西南，形成钳形夹击，另一路则配合左路自西向东作“旋轮运动”，将国军重兵集团逼向海边消灭之。与此同时还可以一部自广州登陆，与左路与中路南北对进，包抄歼灭国军，充其量一年内就能轻松征服全中国。

如果日本人采取这种旨在将中国从地图上抹掉的征服战略，毛泽东还有什么戏唱？日寇打的是速决战，迅速摧毁国军有效抵抗，占领所有的大城市，三个月平定华北，一年内平定全国，迫使死不投降的蒋介石逃到西藏或缅甸去，成立由日本人操控的伪政府。中共扩散得再快，也来不及蔓延到华北去吧？等到中国变成了“满洲国”第二，日本人再把收拾抗联的那手使出来，大规模“集村并屯”，以地头蛇作向导肃清境内土共，必要时效法老蒋大规模围剿。我党连中央军都打不过，难道还能打得过日军不成？

然而下流蠢笨的日本人发动的侵略战争，乃是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没有明确战争目的“大东亚怪战”（“圣战”多了个竖心旁）。连日本人自己都不知道为何要打这场战争，想通过它达到个什么目的。它是人类战争史上见所未见的“自动生长的战争”，日本人只有随机产生的战术目的，却始终没有个明确的战略目标，遑论由此决定的通盘战略规划。它其实是一场“因失控而迁延扩大的惩罚行动”。必须赶快澄清：所谓“惩罚”，是发动战争一方认为要以军事行动“教训教训”对方，并不是说对方真该受膺惩。就本质而言，日寇侵华战争，与中国“教训”越南的区别，只在于后者目的明确，严格受控，无论是否达到“教训”的目的都及时撤兵，不曾迁延扩大而已。

日本人之所以弄出这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怪战来，我看原因有那么两条：

第一，日本人乃是下流民族，建立了一个没人能run的奇怪国家，谁都当不了皇军的家，就连皇军的高级将领乃至大本营，也未必能当皇军的家。参谋本是一种辅佐人员，然而却常常成了自发统帅。而且，一场大的战役，竟然可以不通过统帅部事前缜密组织规划，而是由野战部队自发互相呼应与增援，甚至可由个别部队自主发动，再将其他部队卷入。一言以蔽之，那个下烂国家竟然没有一个神经中枢，不管是独裁中枢还是集体中枢都阙如。不仅全国如此，而且连战区都如此。支那派遣军司令部也未必能如臂使手一般，指挥在中国战区的各野战部队，使之令行禁止。

用个浅白比喻来说吧，正常人是大脑发指令，手才会抬起来去打人。下流倭人则是手先抬起来去打人，然后强迫大脑认可。您说这是什么下烂民族？无怪乎如今下流倭人记者想追究战争责任（倭话称为“检证战争责任”），最后竟然找不到谁该为发动战争负责。盖那是个千手观音，一千个拳头自发决定打人，彼此可以有商量配合，然而却未必经过大脑许可。您说到底让哪只手去承担责任？

中日战争就是这么触发的，从头到尾，日本人根本也就没有想到过要彻底征服中国。日军从东北扩张到华北，完全是少数少壮军人效法石原莞尔那大英雄征服满洲的自发壮举。日军进驻华北后，迟早要与国军发生摩擦，导致卢沟桥事变擦枪走火。事变发生后，日军没有料到为他们极度轻视的支那人竟然会坚决抵抗，于是便加大了惩罚力度。此后发生的通州事变传到日本国内，激怒了日本全民，于是政府便大举增兵，对干出这种烂事来的支那人痛加膺惩。不料中国非但不屈服，蒋委员长还宣布要抵抗到底。于是怪战就这么打起来了。说起来真是难以置信。

以后的八年无非是这故事的无数次重演：惩罚——不服——再惩罚——再不服——倭人一筹莫展，不知该怎么结束这场“计划外战争”。

其实一切自发行动都有这特点，如所周知，89学运的领袖们也同样不知道该怎么结束那场运动。这毫不足奇：既然未经某个神经中枢全盘规划过，当然也就不可能有鬼话说的exit strategy（收场战略）。

第二，下流倭人极度骄横，自以为是天神后裔，优秀种族，不把他们认定是劣等种族的支那人放在眼里，以为只要痛打怯懦的支那人一番，支那政府便会屈膝投降。然而出乎他们的意料，蒋介石再挨痛打也宁死不降。在这反复痛打的过程中，皇军占领的地方越来越多，就此变成了骄横的倭人扔不掉的包袱，使得他们更不可能有收场战略——难道能把皇军百战得之的土地乖乖送出去？我皇军忠勇将士的鲜血不是白流了么？日本人之所以认定他们该在东北享有特殊权益，就是因为他们当初发动了日俄战争，从此认为东北是他们靠血战从老毛子手里夺下来的。

这就是《赫尔备忘录》为何会让下流倭人跳到云天外去——当时美国对日实行全面禁运，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解禁的条件是从中国撤出。这其实不失为倭人体面下台的台阶，盖当时东北是否属于中国还在未定之天，英美都觉得满洲有了大量日本移民，不便再让东北回归中国。因此，倭人如果坚持满洲不属于中国，只答应从关内撤到关外，美国很可能会同意，而倭人便可以就此下台，保住满洲那胜利果实。这正是冈村宁次在投降后的感喟：

“美国《时代》及《生活》杂志记者马裘里•萨班斯小姐，27、8岁的美人，头脑极为聪敏。……其军事素养之丰富，观察之敏锐，远远凌驾于日本记者之上，令人敬佩。特别是她提出了诸如‘日本进入满洲或在塘沽协定后，即行停止岂不更好’等与我所见相同的意见，使我对其卓越见解，不胜惊叹。”（37）

可惜当时骄横的倭人并不这么想，却把《赫尔备忘录》当成不能接受的最后通牒，竟然因此铤而走险，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那战争的动机之一，辻政信在其回忆录里交代过，就是企图通过打击英美，吓得国府屈服。这种白痴主意，全世界也只有劣等种族倭人想得出来。

因此，倭人犯了两个错误，成全了毛泽东的内战战略，一是把速决战打成了持久战，不是他们没本事迅速灭亡中国，而是他们从未想到过这么干。二是蠢到把发动太平洋战争当成exit strategy（另一动机是眼见荷兰投降，想到南洋去“捡无主资源”，夺取荷兰殖民地印尼的石油和橡胶），因而使得独力苦撑的中国有了强大的盟国，终于有了战胜日本的希望。

这两个错误，随便省了哪一个，我党都没戏。第一条前面已经说过了，倭人若真是灭了中国，则我党当然只会被一锅熬进去，哪有什么好下场？第二条也至关重要。如果老美不卷进来，中国绝无独胜希望。若日人拒绝《赫尔备忘录》，但不发动战争，利用现有库存汽油全力出动，在一年内结果了中国。其时美国孤立主义思潮压倒一切，罗斯福根本不可能违反民意对日宣战，只能坐看中国陷落。到时毛泽东究竟有何本事，靠土八路的老套筒、红缨枪把日本人赶出去？

根据访问了延安并考察过八路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给美国军方情报处的报告，八路军领导人告诉他，他们不认为游击战会给中国带来决定性的胜利，游击战只是用来延长战争和拖垮日本。他们认为，通过对日军占领区交通线的破坏，能够为蒋介石赢得足够的时间去创建一支能够在决战中打败日军的力量（38）。虽然共军从未“拖垮日本”，更在事实上协助日军打击国军，不过好歹八路军领导人跟卡尔逊还是说了实话，靠游击战是不可能把日本人赶出去的。

而且，日本不去打美国，希特勒不因此向美国宣战，则曾对选民发过誓不管欧洲闲事的罗斯福也就不敢违背民意向德国宣战。朱可夫已经承认了，没有老美援助的大量物资，苏联人不可能打赢。苏联垮了，谁来扶持我党夺取全国政权？我英勇的八路军、新四军只会被皇军在征服全国后无情扫荡。当年抗联残部还能逃到苏联去，苏联没有了，我英勇的共军又能往哪儿逃？

毛泽东在构思他那伟大战略时没有想过这些可能，这倒无足深责——谁有本事预知后事？然而他不能原谅的智力错误是，他竟然看不到新型内战的成功前提是两条：第一，抗战必须是持久战，使得我党有足够时间扩张实力。第二，日本必须战败退出中国，使得我党可以与被极大削弱的国军争天下。如果日本真的征服了中国，那覆巢之下，岂还能有他那独蛋（据李志绥大夫披露，毛乃是独睾，这或许就是他那深重的侵犯性自卑情结的一个成因）幸存的余地？他见不及此，却反过来把日本胜利当成了内战取胜的前提。正是为此，在苏德战争爆发前，他才生怕日本人被英美打败，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什么：

“最黑暗的情况是日本对新加坡久攻不下，美海军控制新加坡，德攻英伦不下，美国海军集中力量，打败日本海军，日本投降美国，日本陆军退出中国，美国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中国由日本殖民地变为美国殖民地，国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最黑暗莫过如此。”（39）

他担忧的事后来恰恰发生了：“美国海军集中力量，打败日本海军，日本投降美国，日本陆军退出中国”，缺的只是美国没有“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而且美国从无将中国变为日本殖民地的壮志雄心，而这恰是他成功的原因。头脑如此错乱，世界知识如此缺乏，还能算什么有起码预见能力的战略家？

当然，毛泽东倒也没有彻底脱离现实，到了以为日本征服全国后他能独力夺取政权的地步。他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老大哥身上。如前文所述，1936年3月间，苏联和外蒙签订共同防卫条约，他就以为斯大林是藉此暗示中共可以搞西北独立，到时苏联定会和“西北国防政府”签订攻守同盟，如有日本保卫的“满洲国”一般，令国府莫敢谁何（40）。

斯大林在西安事变发生后露出的真实态度，并没有打消他的痴望。1939年9月1日，德军从西面入侵波兰，9月17日，苏军于从东面入侵波兰。9月18日，两军在预先商定的布列斯特－李托夫斯克会师，完成了瓜分波兰的军事行动。这一事件给了毛泽东极大的鼓舞，他幻想苏联也会按此模式与日本瓜分中国，而他便能在老毛子的羽翼下当儿皇帝。该月底，斯诺在采访他时问，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是否会采取占领半个波兰那样的形式，他竟然答道：“按照列宁主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毫不掩饰地表示他支持苏日共同瓜分中国（41）。

当这谈话被泄露到英美报刊后，季米特洛夫大为震惊，来电严厉批评毛泽东失言。这很可能出自斯大林的授意，然而毛仍然断不了对“国际援助”的痴心盼望。直到抗战快结束时，他还在七大的结论中反复强调：

“我们中国没有外国援助，能不能胜利？”“中国革命不能单独胜利”，“中国革命必须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42）

所以，毛的战略，说到底还是得请老大哥帮忙。战争之初，他的构想是苏日瓜分中国后他作儿皇帝，战争后期的设想则是由苏联出兵帮他赶走日本人。究其实不过是石敬瑭战略，实在没有太多的高明可言，它的成功，靠的还是日本人的愚蠢错误：若是倭人不去打美国，就算是苏联未遭到德国入侵，便借斯大林一个胆，他也不会为了扶持中共上台去和日本人动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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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伟大领袖新型内战战略成功的第四个客观因素，是苏联出兵东北。

国共相争，共党最大的主观优势，是拥有列宁革命工艺学那个伟大法宝，包括邪教提供的“精神原子弹”以及组织、发动、操控人民群众的强大手段，使得我党能最大限度地榨取根据地的全部人力物力资源，将之用于战争。而国民党作为标榜实行了宪政的执政党，根本就不可能、也不敢这么做。交战一方实行的是现代的“总体战”（total war），亦即治下每个百姓都在直接间接地为战争服务，而另一方实行的则是由军队包办的传统平叛战争，双方战争组织方式与动员能力的优劣判若云泥。如果国共相争发生在古代，用的是冷兵器，则共党在拥有百万大军，上亿人口之后，即可轻易打败国府，就跟秦国靠“举国体制”最终扫灭了六国一样。

然而国共交战发生在西式武器发明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没有苏联人提供的重武器，土八路绝无可能靠老套筒红缨枪席卷全国。在飞机坦克大炮面前，百万土八路不过是一堆体积比较壮观的肉。这本是人类常识范围内的事，早在1900年就由拳匪为咱们演示过了，只有智力被我党欺骗宣传彻底摧毁的中国式“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才会否认这常识，而要坚持林副统帅的主张，认定精神原子弹的威力确实胜过物质原子弹。

这其间最搞笑的，还是某位御用“史学家”刘统先生出来批判杨奎松教授，硬要否认苏军占领东北后向中共提供的强大支援，气势汹汹地反问：“东北解放战争真的是依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吗？”可怜杨教授反驳时，只能指出他并没有这么说，盖杨的原话是：

“在东北问题上，就不能这么说了。这个时候苏联红军不仅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以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从而使这支过去因为装备落后、弹药缺乏，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迅速成长起来，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43）

杨教授于此分辩道，刘统使用的是“归谬法”（什么“归谬法”？！建议杨教授去看看逻辑教科书，庶几可知此语并非“栽赃法”的同义词）,他说的是苏联援助加速了中共战胜国民党，并没说苏援是中共战胜国民党的决定性因素（44）。

您看，这就是国内的“学术讨论”！那庞统同志怎么，喔，怎么，嗯，是这么一个“脸皮很厚、嘴巴很大、底气很足而脑子很小的人”？

哪怕连绝对文盲也该知道，抗战胜利时，东北境内无中国一兵一卒，无论是国民党的“东北义勇军”也好，是被共党操控的“抗联”也好，早就给皇军搞得干干净净了，残部早就逃往苏联。而且，伪满经营该“国”14年，“支满边界”防御历来是其防卫重点，防守得铁桶也似。如果苏联不出兵，日伪军奉命维持原状，严守“边境”，不许八路入境，只许国军前去接收，中共又哪儿来的东北根据地？何来什么“东北解放战争”，遑论“胜利”？

尤可笑者，是刘统先生疯狂反对毛主席教导的胡说八道。如上文所引，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在七大结论上就反复强调过了：

“我们中国没有外国援助，能不能胜利？”“中国革命不能单独胜利”，“中国革命必须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42）

如今刘凤雏先生却坚持认为，中国革命没有国际援助仍然可以胜利，甚至认定中国没有得到苏联决定性援助，这就请他响应伟大领袖生前号召，前往毛主席纪念堂，杀了老人家的脑壳，谢谢！

那么，苏联人到底给了我党多少军火？据老毛子自己公布的数字，是步枪70万枝，机枪12000-14000挺，各种炮4000余门，坦克约600辆，汽车2000多辆，弹药库679座，飞机800余架，炮艇若干。

这当然是毛子一面之词，有待史家细心落实。杨奎松教授通过缜密调查，落实了1945年底到1947年初，苏军起码提供了30万枝步枪，并查出1948年前后苏军将绝大部分日本关东军的武器提供给中共军队后，还向东北共军提供了一定数量的苏联和捷克制造的武器。据毛泽东与米高扬在1949年2月初的谈话，为了宣传的目的，东北野战军在入关前把苏制武器一律留在关外（45）

在我看来，光是这些已经落实的数字，就足可提示苏方提供的数字并非言过其实。杨教授查阅的内部档案在在提示这一点，随便引上两段，便足以洞见老大哥的慷（他人之）慨：

“（1945年9月间），根据曾克林及这时胶东过海部队的报告，中共中央进一步得知，东北日军遗留武器弹药甚多，苏军对八路军利用这些武器持放任态度，出关部队及新建部队已经发展到两万余人，均已顺利取得新式装备。仅沈阳由曾克林部看管的军火库就‘有枪十万支，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据此，书记处当即下令华中、华北派遣100个团的干部，从班、排、连、营、团连同事务、政治工作人员配备齐全，不带武器，身着便衣，迅速动身开往东北，并决定在延安再动员数千干部前往，‘各自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前进’。” （46）

“东北局领导人表示：八路军还有很多不足，武器落后，特别是没有炮……，这位（苏共中央）军委委员当即笑着说：现在就有了，可以多给一些。第二天，即10月4日，苏方更进一步通知东北局，他们愿意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街、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全部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转交给中共接收，说是主要的武器库在北面，至少可以装备几十万人。当东北局领导人说明以中共目前在东北的力量还无力全部接收时，苏军领导人表现得很痛快，说是一个月内他可代为保存。

苏方变得这样慷慨，使东北局领导人大为兴奋，他们立即电告延安，称苏军‘前门已开’，会谈后一次即得到步枪3万枝，机枪100挺，大炮15门。这里的武器‘数量极大’，全部交给我们‘确系远方决定’，机不可失。故东北局建议：‘下最大决心，立即从各区抽调三十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用尽一切方法控制此间。这是决定全局的一环，为了争取这一环，宁肯牺牲其他地区，即使化为游击区，即使是暂时的丧失都值得。’”（47）

连东北局领导都认定“用尽一切方法控制”东北，接取苏联大量军火支援，乃是“决定全局的一环”，刘统先生到底是哪儿来的反党胆量，竟敢公开质疑敬爱的老一辈无耻阶级革命家彭真同志等人的判断力，硬要说我党抢占东北，接取苏军大量援助不是决定“解放战争”胜利的因素？

这段材料也足证苏方向中共提供飞机并非向壁虚构：

“据东北局报告，苏方已经抚顺一处军火库中300万发炮弹交给了东北局，要他们加紧组织训练炮兵部队，同时还将一个日本航空大队及全部人员交给了他们。”（48）

这些事实，其实我党现在也半遮半掩地承认了。例如电影《辽沈战役》披露，在锦州战役中，共军集结了一千多门大炮对锦州进行猛烈炮击。据解说员说，那大炮是从国民党手上缴获的，可惜他却不幸忘记了告诉大家，此前发生的战役中，我军到底有哪次成建制地俘获了国军的炮兵？

这本质变化又岂止发生在关外？根据官修党史，济南战役的攻城部署是：

“以第三、第九、第十、第十三纵队及鲁中南纵队主力(4个团)、渤海纵队，配属特纵炮兵第一团(欠1个营)、炮兵第三团(欠2连)、工兵团、坦克分队(4辆坦克)担任攻城任务。”

想当初红军连宁夏地区回族聚居的“土围子”都打不开，闻天同志为此特地向苏联请求给予飞机大炮的“技术条件”援助。1936年6月19日，国军高双成部两个营乘瓦窑堡防务空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占领了该城。周恩来随即调集了两个军围攻该城，想把它夺回来，终因缺乏攻城重火器而徒唤奈何。那阵子我英勇的工农红军又何以不使出空手入白刃的功夫来，去夺取国军的几千门大炮，而要千方百计、万死不辞地去“打通苏联”，想把飞机大炮从中蒙边境上搬回来涅？（资料来源请参看前文）

正因为有这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伟大领袖毛主席才会认定，集中绝对优势的炮兵火力是攻坚战的决定性因素，特地以中央名义通告全军：

“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即集中六倍、五倍、四倍于敌，至少也是三倍于敌的兵力，并集中全部或大部的炮兵，从敌军诸阵地中，选择较弱的一点（不是两点），猛烈地攻击之，务期必克。得手后，迅速扩张战果，各个歼灭该敌。”（49）

那么，关内的炮兵是从哪儿来的？“河里的水蛭从哪里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的爱情从哪里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哟毛子，你可不要客气，土八路没别的招待，花姑娘可是大大的有唻！”（调寄印尼民歌，有轻微篡改）。关内的炮兵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我党固有的，当然只能从老毛子那儿来，据杨教授的研究：

“关于向关内运送武器弹药的情况，在曾克林（芦按，最先率军出关的共军将领之一）前引书第257-258页亦曾提到，称曾用火车先后运送数批军火给鞍山、营口、安东等地新到之内地部队，并利用葫芦岛、营口、庄河等港口，用船向山东龙口送去一批武器弹药，其中有500万发子弹、炮弹，支援山东部队。这时中共中央与东北局来往电报中也几度提到向内地调运武器弹药的情况。但从东北苏军和朝鲜苏军那里得到武器弹药，大批经山东转送华北各根据地的情况，更多地还是发生在1946年间。”（50）

“由于有了巩固的根据地，背靠苏联和朝鲜苏军，关外的中共武装迅速强大起来了。关内的中共部队，自5月起，也从海路陆续得到了苏军提供的军火援助[注]。

从此，国民党再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了。”

（原注：已知（1946年）5月至6月间已从东北秘密运送三批军火前往山东。以后每月均有相当数量的军火由东北南运关内，已知7月仅一次就运往山东100余车皮的弹药。）（51）

杨教授似乎只注意到了海路运输，却忽略了苏军出兵不光是占领东北，也强占了热河与察哈尔两省（今内蒙东部），并把热、察两省交给了土八路。这地区乃是东北与华北连接地域，是我党大举出关抢占东北的重要路线之一。当时日军就曾破译延安军事电令，命令从张家口至承德一线，山海关附近一线，以及从烟台附近的海路，形成三个纵队，火速转进满洲（52）。它同时也是我党将关外苏援大举运往关内的重要陆路枢纽。这情报国府当时业已掌握，这才会命名将傅作义以寡敌众，孤军深入，发动奇袭，大败聂荣臻， 于1946年10月11日收复张家口，切断了关外共军向关内运输军火的陆路。可惜那是日本投降一年多后的事了，此前已不知道有多少军火已沿这“约瑟夫小道”运往关内。

除此之外，杨教授的观察非常正确，自老毛子入侵满洲那天起，国民党就再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了。俄国人提供的大批轻重武器tipped the balance，使得实力对比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倾斜。共产党以前有的只是邪教软实力，但没有硬实力。老毛子注入这硬实力后，国民党的败局便于此注定。

一般人的误区，是以为我党光凭软实力便能打败国军的硬实力，此乃伟大领袖毛主席那“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故意用来破坏全民大脑的致愚剂。而否认我党邪教优势的右愤又彻底否认我党的邪教优势与列宁革命工艺学的强大威力。

依愚见，公平说来，抗战之后，若苏联不出兵，国府顺利接收了东北，则我党绝无可能夺取天下，除非您跟义和团一般，相信人的肚腩皮能把子弹炮弹反弹回去。因此，苏联出兵东北乃是我党上台的必要条件（倒不是充分条件）。换言之，毛子不出兵，我党绝无可能夺取全国政权。但这不是说，苏联人不出兵，蒋介石就一定能消灭共产党。从我党当时拥有的庞大地盘而言，似乎已经是无法消灭的了，大概只能contain，也就是限制起来，但彻底肃清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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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伟大领袖新型内战战略成功最后一个客观因素，是国统区因为持久抗战遭到的极大削弱，以及国民党犯下的一系列决策错误。蒋介石只看得到军力，看不到其他实力尤其是共党极权体制的软实力，未能看见国府已被日本人打得五痨七伤，国民经济破产，再没有承担戡乱战争的国力，又没有我党那种控制舆论强行动员战争资源的能力。在此情况下还要将国家投入大规模内战，与共党比拼内力，到最后必然脱阳倒毙。

那么，“解放区”为何不会财政破产？齐飞网友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的朴素感觉是，中共根据地是农村，基本经济模式是自给自足的原始农业经济，最大的资源是人力，最主要的支出是人力费用，我党可以尽情使用这资源而不需支出费用。这与占据城市的国府完全不同，后者必须养活大量密集的人口，不可能让他们如农民一样自己去挣扎求生，光是调拨粮食就是很大一笔费用。这就是为何毛泽东迟迟不攻打大城市。斯大林觉得很奇怪：马列从来认为城市代表先进，乡村代表落后，而毛泽东竟然不去首先占领城市，依靠无产阶级！这就是斯大林为何说毛是人造黄油马列主义者。毛泽东也想不通：我们为何要去打大城市，负责养活大量无用人口，而不把这包袱留给蒋介石，让他活活累死还天怒人怨？

这也算是伟大领袖的战略眼光吧。的确，进化得越复杂的国家或地区，就越发熬不了艰难困苦，对战祸的承受力也就越差。管理城市和管理农村是两回事。城市的庞大人口无法去土中刨食，需要政府喂养，又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人口密集，居民成分复杂，头脑复杂，信息灵通，传媒发达，七嘴八舌，不满情绪容易蔓延开去，甚至发生大规模示威，进一步动摇民心士气。农村则人口分散，不需政府喂养，抗议示威也没人看。此所以大饥荒时期我党要将大量城市人口下放到农村去，确保城市粮食供应（当然是相对意义上的，不过城市居民毕竟还有点定量粮，哪怕是减量供应也比没有强），而让广大农民自行挣命，默默饿死。若是北京上海广州饿死几百万人，那反响可要远远大于农村里饿死了几千万。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本该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弱点，谋求最合理的解决方式，可惜他犯下了一系列错误决策，还实施了若干自杀莠政。

第一个错误决策，乃是没想到抗战结束后的事。此乃国共最大的区别。如前文所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把抗战看成是新时期的特殊条件下的内战，从洛川会议那天起就高瞻远瞩，瞄准了北京的紫禁城，整个“抗战”战略都是据此长远目标制定的。

到了战争后期，毛泽东更是看到了美苏联盟将在战后破裂，将自己明确地定位于苏联代理，将蒋介石诬为美帝代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国共反映美苏”），从此定位出发，制定了明确的夺权战略。他在党的七大会议上说，美国以长城为界拒苏的可能性很大，如其方针得逞，美国就可能成为新的斯科比，中国有可能变成希腊（芦注，当时英军总司令名斯科比，令希腊共产党解除了武装，参与国家民主建设）。据此，他给中共制定的战后战略是，第一，决不交枪，坚决自卫，蒋反我亦反，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第二，为了防止美蒋沿长城封锁，遮断苏联，现在就开始集中二三十个旅，准备将来开到满洲去，背靠苏联，“得到技术条件”，“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53）。

这些话是在七大会议上说的，其时苏联还根本没有出兵，毛也不可能得知雅尔塔秘密协议，但他就能看到这一步后着，不能不说他在这问题上确有战略预见能力。

相比之下，蒋介石似乎只顾抗日，不想后事。而且，他太看重对盟国的义务，与毛泽东为保存实力不惜对斯大林阳奉阴违完全不同。为了配合盟军作战，他竟然把中央军几十个师调往缅甸战区，那完全是国军的精锐，无论论战斗力还是装备，都是当时中国第一流军队。这战略调动使得中国战区防守空虚，致使国军在日寇于1944年发动豫湘桂战役之后一溃千里，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人， 丢了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丧失豫湘桂粤闽黔等省的大部或一部、4个省会和146座城市、2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和6000万人口，丧失了主要交通线和全部出海口。

这战役乃是日寇对中国人作的最后一次大孽，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后国共的实力对比。正如国内网人指出的，此前由于1943年华北大旱，加上日军扫荡，人力物力无法供养党政军，中共被迫实行精兵减政，一方面将大量干部、军队转移至陕北进行屯田，另一方面将华北部队进行地方化与游击化，根本无力对日军展开进攻。

但豫湘桂战役改变了这一切，日军从华北抽调了大量兵力去攻击国军，剩余的日军和伪军被迫收缩地盘。我党趁机扩张，不但将既有的根据地面积恢复到原来的最高水平，而且还跟随日军南下，填补日军留在身后的真空，相继建立了河南与湘鄂赣根据地。然而若不是蒋介石把精兵弄到印度与缅甸去，也不至于败得那么惨。最严重的后果李宗仁已经指出了，那就是停战后中央军精锐尽陷于异国，无法及时回撤去“摘桃子”，尤其是抢先占领至关重要的东北。

当然说起来，这个错误还可以原谅，盖第一，谁也没料到日本投降会那么快，无论是蒋介石，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以为战争还要颇长时间才能结束，因为谁也不知道老美有了原子弹，而原子弹竟会彻底改变战争方式。第二，蒋介石得罪不起盟国。他和毛泽东不一样，毛不怕亡国，他可是怕得要死。没有美国援助，国府根本不可能挺下去。

第二个致命错误是对苏外交失误以及军事决策失误，为苏军抢占东北后违反条约捣鬼留足了空间。

对这个问题，国内学者汪朝光有专论作了相当精湛的分析，这里转述一下大意。如有误解之处，由我承担文责，我自己的发挥当然更是如此。

蒋介石得知雅尔塔密约后，知道苏联出兵东北已经无法阻止。他面临的是两难处境：要么捍卫领土完整与国家利益，那必将触怒斯大林，促使他把中共放出来颠覆国府；要么出让部分领土与国家利益，请求斯大林遏制中共，把东北交给国府，那必然引起国内舆论大哗，破坏国府的公众形象。无论作何选择都对国府极为不利。这说起来也是国府的劣势，至于严密控制了舆论、毫无民意压力、历来隐瞒国际条约的我党就绝无此问题，怪不得爱党人士要歌颂极权制度的优越性。

老蒋想来想去，最后还是选择“卖国遏共”的方针，也就是承认外蒙“独立”，同意苏联在东北获得特殊权益，诸如中苏“共管”中长铁路、“共享”旅顺港、大连成为自由港等等，换来苏联答应把东北移交给国府，也不对中共提供援助。

然而谈判代表宋子文与王世杰怕落下卖国贼的骂名（这也是我党的优势，党魁无论怎么放手卖国，绝无此类担忧，反而能做惊天动地的民族英雄，毛周就是最光辉的榜样），在出让权益问题上与苏方争执了许久，却忽略了与苏方敲定苏军怎么向国军移交东北的具体方法，中央政府也不提醒他们这问题。于是条约只笼统规定，中方派代表在收复区设立行政机构，指挥中国军队；收复区停止军事行动后，中国政府即负管理公务之全权。却没有规定苏联协助国府接收及其撤军程序的具体有效并有约束力的步骤。

这结果便是老蒋事前便预见到的：若“我对苏所要求之答复为具体，而苏对我所要求之答复为抽象，乃即我方最大之失败”，换言之，国府作出了领土与民族权益具体而微的让步，换来的却是苏联将东北移交给国府的空洞承诺。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这么一个为毛子留足捣鬼空间的烂条约，国府居然也就盲目信任之。就在我党认准目标，全力以赴抢占东北的同时，国府竟然以为毛子会信守承诺，把东北装在金盘子里端给国府，浑没把迅速占领东北当回事。

9月间，蒋介石不断接到中共进入东北的密报，也曾引起了警惕，承认“让共党占领东北，此为最险之事也”。但直到10月1日，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才通知苏方，国府准备海运军队到大连登陆，接收东北。不料苏方竟说，据中苏条约规定，大连是商港，不能运输军队，而且还蛮横地不许国府组织地方团队维护治安，也不许国府空运部队到东北。

国府对苏方赖账毫无思想准备，事到临头只好跟苏联谈判，但中苏条约及其附件中对此并无具体规定，只好任由毛子糊弄。扯皮到10月下旬，苏方仍不让步，国府只好决定在营口与葫芦岛登陆。毛子却把葫芦岛与营口让给了共军，要他们牢牢把守，一面对国府说那俩地并无苏军，现为中国军队占据，若国军登陆引起纠纷乃是中国内政问题，他们不便干涉。国府一筹莫展，直到11月间才在美国帮助下，在秦皇岛登陆成功，16日攻占山海关，26日攻占锦州。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蒋经国作为谈判人员到了长春多日，竟然一直未发现长春地区已有大量中共军队。直到11月12日他才发现此事。东北行营因此决定停止接收，撤回关内。

事已至此，国府仍无应变之道，据汪先生介绍，当时国府内部有三种意见：一为向苏联作出更多让步，换取国府的实际接收；二为中断中苏交涉，将东北问题公诸国际，同时重点经营华北。实际上是放弃东北，保住华北；三为杜聿明等人提出的军事解决方案：国军立即攻入东北，先歼灭关外共军，再掉头与华北共军决战。

坏主意胜过没主意，这三策随便采哪策，都比没主意强。不幸的是，蒋介石采用的竟然是抗战之前用过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也就是一边跟毛子交涉，一边准备武力接收，其实也就是没主意。

这其间，蒋介石还举棋不定。开头他眼见交涉不出什么名堂来，便于11月7日重订东北接收计划，竟说什么“此后对东北只可如俗语所谓‘死马当作活马医’而已，必须先收复关内与内蒙，而后再图东北也。”

此后因东北行营撤回关内，毛子怕引起国际公愤，只好假惺惺地“让步”，中苏达成两项协议，一是苏方延期撤兵以维持治安，二是从12月底到次年1月中旬，由国府派出行政人员及若干保安团队，对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市以及辽北、松江、嫩江三省（注：当时东北划为九省）进行象征性接收（被张嘉璈称为“等于虚饰”）。这就等于放手让苏军武装扶植中共，让中共从容招兵买马，并给毛子那强奸犯土匪大军以充分的抢劫强奸机会，好淫遍良家妇女，并把东北的工厂设备拆得干干净净。

最不能原谅的是，国军虽在11月间便攻占了锦州，然而蒋介石却因怕“中途再受其（苏）胁制，陷于进退维谷之境”，竟然决定苏不撤，我亦不进，不谈经济，任其搁置一段时间再说，说什么“应特别慎重，不在于急于接收也”，将正规军置于锦州一线不动。从45年11月直到46年2月这段期间，国府既不交涉，也不抵抗，外交与军事都无所作为，坐视共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但百倍扩大了武装，而且建起了根据地。直到46年2-3月间，随着苏军逐渐撤离，蒋介石的胆子才大了起来，总算下令国军北上，于3月13日占领了沈阳，然后沿长春铁路北上，东北内战由此开场（54）。

后人回顾这段痛史，不难看出此乃蒋中正犯的致命大错。被迫“以卖国遏共”，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倒毋庸深责，盖老蒋也确实没有其他选择，并不是如毛周一样有无从遏止的澎湃卖国激情。该责备的是他对毛子毫无戒心，以为那种烂污帝国主义会信守盟约，竟然满足在空洞的承诺中，却丝毫没有想到用板上钉钉的具体的移交细则捆住对方，明确规定我军的行军路线与接防办法并划定防区，规定政权的移交办法与接管政府的权限等等，却留下浩瀚的捣鬼空间，生怕那人类历史上第一烂污帝国主义不“胡日鬼”（山西话）。

外交上被毛子玩弄也倒罢了，在发现共军已大举渗透之后还无所作为，就绝对不能原谅了。敬爱的刘伯承元帅教导我们：“两军相逢勇者胜。”老毛志在必得，不惜丢掉关内的所有根据地，也要抢下东北来，而老蒋明知让共党占领东北乃是最凶险的事，却因惧怕苏联，按兵不动，甚至连“死马当活马医”都没做到，既舍不得扔掉，又没勇气去抢，最后是什么也得不到，白白把外蒙送了出去，还贴上中长铁路与旅大，最后还让毛子把东北的整个武库送给了中共。

其实老蒋要有三分我等对老共的理性与感性认识，便不难看出上述杜聿明提出武力解决方案实为上策，只是可以与宣传攻势、对苏交涉等手段结合起来。既然苏方放了话不干涉中国内政，那就要他们严守中立，否则中国将向国际社会控诉苏军的违约侵略行为；如他们能严守中立，则中方可让苏联在经济上再占点便宜（当时斯大林要和中国在东北开合资公司，老蒋不肯答应，这就是他中断对苏交涉的原因），并向斯大林担保接收后绝不让美国人进入东北，然后迅速集结国军的王牌部队，攻入东北，首先迅速占领南满与热察，隔断关内外共军交通，防止共军向关外增兵，向关内提供武备，再次第占领各大城市，寻机歼灭共军主力。

须知那时中共刚刚出关，还来不及组织人民，建立根据地。东北乃至整个沦陷区的人民只知道国府抗战，不知道还有什么八路军（当时的民谣是：“毛泽东，毛泽东，抗战八年不见你，如今出来耍威风”），用我党的话来说就是“正统思想很顽固”，只会欢迎国府国军，对土八路毫无兴趣。而且，共军闲了八年，过去都是分散的地方游击武装，如今乃是首次集结起来，人数并不是很多，而且根本不能打仗，还没来得及建立炮兵，即使有了大炮也不会用（据刘统披露，共军最初用大炮是从炮膛里望出去，比划着瞄准目标），而接收的中央军与日军血战八年，乃是百战雄师，完全可以轻易扫平那群乌合之众。

然而老蒋却不敢采此策，坐失先机，听任共党从容坐大。最混账的是，在东北行营撤回关内，苏联担忧国际反弹，好不容易愿意让步时，他还不抓紧时机行使此策，最低限度应该要求苏军让出南满和热察绥，让国军占领，以阻断共军关内外交通，却满足于象征性接收，甚至要求苏联延期撤兵，好给他们扶持武装中共的的充分机会！

这在我看来乃是老蒋犯的第一大错。奇怪的是，除了汪朝光先生外，没有多少史家注意到这点，却多持李宗仁与白先勇之说，将国军在攻克四平、收复长春后停止北进当成了转折点。那个失误当然也很关键。然而我觉得杨奎松教授所持“兵力不足”说也有道理（55）。彼时共军羽翼初成，国军兵力单薄，推进到长春后战线已经相当长了。即使老蒋不听马歇尔的停战劝告，命白崇禧宜将胜勇追穷寇，夺下了哈尔滨，后来也未必能抵挡林彪卷土重来。所以，依愚见，老蒋最根本的失误，还是没在占领锦州后迅速扩大战果，牢牢控制住南满，阻断关内外交通。如果蒋公有三分毛泽东决绝的赌徒气质，则我党大举渗透入东北本来是可以中途遏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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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府决策的第三个致命错误，李宗仁已经在其回忆录中痛陈过了，那就是在接收沦陷区与整编国军中作出了一系列错误决策。

李宗仁指责，国府未能及时从峨眉山上跑下来，及时抢摘桃子（“峨眉山”、“摘桃子”云云，是伟大领袖的诬蔑性指责，不是老李说的），让共军着了先鞭，主要是因为蒋介石没有听取他的忠告。他说，1944年春，他曾向蒋建言，现在便要考虑到战后的接收问题。他认为胜利后，苏联和中共将变成最头痛的难题。他建议，准备与苏联向东北作进军竞赛，并隔离中共和苏联的陆地交通和直接接触。敌人一旦宣布投降，我统帅部应立即命令各地日、伪军就地待命，维持当地治安和交通，以待我接收部队的到达。他还主张用“后浪推前浪”方式接收沦陷区：原驻河南、安徽和苏北的国军向山东、河北前进，原驻山西、宁夏、绥远的，则向察哈尔前进。各该军所遗防地，则由后方部队递补。如此不出一月，华北所有重镇及津浦、平汉交通线皆为我大军所有，然后再令日军集结，就地解除武装。

他说，可惜蒋介石没听取他的忠告，战事刚结束，中国统帅部立即命令日本驻华司令官冈村宁次，将日军向数点集中，听候缴械。例如长江以北敌人便奉命于短期内集中于郑州、洛阳、开封、徐州、蚌埠、石家庄、济南、北平等重镇。而日军集中后所遗留的若干战略据点的各交通线的防务，国军却未能即时一一接防。因而原来通行无阻的津浦、平汉等线，胜利后顿时交通断绝，直至大陆易手都无法恢复。当时他曾一再警告何应钦，要他千万不可操之过急，草率从事。但后者却说，奉蒋委员长面谕，如今抗战胜利，如不将敌人迅速集中缴械，将有损于国家威信。谁知后患便因此造成，云云。

至于向收复地区进军，中央也没采纳他提出的“后浪推前浪”的办法。主要是因为，全付美式配备的嫡系中央军共四、五十个师，此时尚集中于滇西、缅北一带。如以后浪推前浪方式向华北前进，则原在安徽、河南一带的非嫡系部队将先入华北，甚或东北，这在私心自用的蒋先生看来，显然是对他不利的，所以他只要原驻鄂北、豫西的刘峙部队和原驻皖西大别山的李品仙部队，分别开进陇海线上的郑州和徐州受降接收，接收后即不得再向北方前进，至于华北、东北的接收，却要等留在滇、缅一带的部队调去辩理。但是四、五十个师大军要自西南山区开往华北，谈何容易。大军尚仆仆在途，东北、华北的版图大半已再度变色了（56）。

李宗仁是否提过这些建议，从史学考证的角度来看，是无从落实的孤证。这其实也不重要，关键看他说的是否事实。我尽可能地（当然是在本人极受限的阅读条件下）查对了一点史料，觉得他说的有如实之处，也有夸张的地方。

要说清这个问题，先得知道华北和华中为何会落在共军手里。一般人的错觉，是以为敌后只有共军，这在战争后期的华北确实如此，但据国内学者唐利国先生研究，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国民党已经考虑到在抗日战争中要采用游击战术。如参谋本部1936年底拟订、1937年3月定稿的《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案）》中，曾明文规定：“作战时间，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别动队，采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乱其后方。”1937年秋，国府已在山西、河北留置了游击部队。1937年冬，国府在汉口召开的军事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在敌后开展游击战（57）。因此，说只有中共才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乃是我党欺骗宣传之一。

由于中日战争战线犬牙交错的特色，抗战期间长期或一度滞留敌后的国民党军队曾经非常多，其中广为人知的当数国军在中条山以及大别山区留置的重兵集团。军委会要求各级国军普遍编组特种出击部队，经常袭扰敌军，并定期上报出击战绩。在大的战役、会战前后，国民党军各部更要派遣一定数量的搜索队、土工掘路队、便衣队、突击队、快速队等到敌后执行侦察、搜索、破坏交通、扰乱对方等各类游击任务（58）。随着沦陷区扩大，从事敌后游击战的地域也跟着扩大，几乎每个战区均包含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敌后游击战，涉及范围达十余省，游击队数量成百上千，作战次数成千上万。据何应钦军事报告，从事游击战的国军，1938年底达80余万，1940年底有60余万，以后经过整编，逐年减少，至1944年4月仍有27万（59）。

然而国军的敌后游击战并不是很成功，个人认为原因很多，首先是国军没有掌握共军那种军民操控术，无法化整为零融入人民，因而也就无法在占领军面前有效隐蔽自己，成了日军眼中的明显目标；其次是国军始终无法摆脱正规战的观念，日军打来了总是和敌人硬拼，不会效共军游而不击；最后则是受到日军和共军的双面夹击，成了敌后共军的主要作战目标，我党在敌后的地盘基本是从“顽军”那儿抢来的，这就是官修党史上所谓“反摩擦”，彭德怀在其自述中说得清清楚楚：

“我认为百团大战在军事上是打得好的，特别是在打了反磨擦战役之后，必须打反日的百团大战，表示我们是为了抗日才反磨擦的。这才能争取广大的中间势力。”

这就是说，百团大战乃是一种“政治秀”，其主要目的，是向广大中间势力表明共军“反摩擦”有理，证明国府的指责“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等是无耻谎言，而不是为了把日本人赶出去。共军“反摩擦”的结果，便是使得所谓“顽军”受不了两面夹击，纷纷投降日本人。“顽军”长官们作此选择倒不是出于其“阶级本性”，而是共党不给他们活路：投靠日军还能保存实力，投靠共军则只会被我党将其部队彻底消化后，把他们当作粪便排出去。

据冈村宁次说，他在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后，了解到防区内的国军没有中央军，都是地方军，乃是各派系旧军阀，虽接受中央政府军饷，但对蒋介石未必忠诚，只求保存实力，因此他要求部下对这些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结果非常有效。从1942年春开始，那些将领陆续投降，到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日军。据他估计，到战争末期，投降日军的地方军兵力共约40万人，其中华北部分约30万。他说，这些将领对蒋介石不够忠诚，“对国家民族倒有相当诚意”，他们初次见到他时就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道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60）

如所周知，除了个别例外如何键外，抗战前还真没有几个地方军阀对我党有什么深仇大恨，一般都对剿共毫无兴趣，更对共党本性毫无认识，因此多与我党密谋倒蒋。陈济棠、蔡廷锴、陈铭枢、李宗仁、刘湘、杨虎城、张学良、阎锡山等人，都曾与我党有过勾结。抗战爆发后，许多杂牌部队开头还打得非常勇敢顽强，然而滞留在敌后的军阀们到后来却与我党成了仇人。这仇恨竟然大过了国仇，以致连在台儿庄战役中拼死杀敌、死不后退、因此立下大功而被举国爱戴的名将庞炳勋都投降了日本人，您说我党“反摩擦”的威力大不大？

就是这新型内战的无穷威力，使得华北大片地区沦共。我党在停战时成了华北敌后最主要的武力，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抢起桃子来格外方便。苏联出兵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全军向日军反攻，主要的作战行动竟然是在日军投降以后进行的，这与东北苏军如出一辙：日本宣布投降后，苏军竟然不停止进攻，仍然实行“大纵深作战”，尽最大限度地占据中国的领土，以便掠走最多的中国财产（61）。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的应对有正有误。正确的是，在日本投降后，他充分利用了国府为同盟国承认之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与中国作为盟国重要成员的合法身份，援引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命令，坚持除了东北之外的中国大陆、台湾以及北纬16度以北越南境内的所有日本部队，都只能向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及其代表投降（62），拒绝了十八集团军的非法要求：

“本委员长经电令各部队一律听候本会命令，根据盟邦协议，执行受降之一切决定。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63）

他还通过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命令冈村宁次，规定日本陆海空军只能向蒋或何指定的部队指挥官投降（64）。冈村宁次自称，他努力执行了这一命令，拒绝向八路军投降。据他说，停战后，日军在华北与苏北对共军攻击实行自卫战斗，共死伤7000多人，“从这一情况可以推知，共军非法要求及非法攻击次数之多。”（65）这大概是我党八年以来唯一一次大规模向日军作战，可惜那是在战争已经结束后，对士气彻底崩解、只是暂时代替战胜国维持治安的降军作出的。

如国内学者汪朝光教授指出的，老蒋这一决定相当关键。我党因此被迫放弃了夺取大城市的原定方针，下令：“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66）

在向收复区进军一事上，蒋介石也未曾如李宗仁所称那样，私心自用，提防杂牌，故而没有采取他建议的 “波浪式推进”。早在8月12日，侍从室就提出了“发动全线部队从速推进，并特别派遣部队进据各重要据点”、“饬各战区向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武汉、徐州、青岛、济南、东北等地推进”，以及请求美国帮助空运海运部队等建议（67）。第一战区胡宗南部、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和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很快就分别进占了太原、郑州、归绥、大同等战略要地。只是由于刘少奇命令共军“用纠缠扭打的战法”，“彻底破坏所有铁道”（68），政府军才未能顺利全面接收华北。

傅作义、阎锡山都是所谓杂牌，然而蒋介石并未让他们停留在原地不动。北上接收平津的第十一战区孙连仲所部三个军（曾崇义的三十军，高树勋的新八军以及马法五的四十军）也都是杂牌（69），并未如李宗仁所言，是被胡宗南所部胡博翰掺了沙子（70）。可见李宗仁的指控有挟嫌报复之嫌。蒋介石犯的最大错误，还是如前文所述，未能及时抢占南满，阻断关内外共军交通。

不过李宗仁其他指控倒确能成立。例如他说，蒋介石命令日军集中在几个点听候缴械，遗留的若干战略据点则听任共军抢占，更使得原来通行无阻的津浦、平汉等重要交通线被共军截断，直至大陆易手时都未能恢复，这倒基本是事实。

蒋介石关心的似乎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日军缴械，并迅速将他们遣送回国，以致一面求美国人帮助运送国军，一面又动用本来就很落后的运输力量去忙这不急之务。据冈村宁次说，“中国政府动员全部水陆交通部门，为此甚至影响了一般交通，造成了经济恶果”，使得200万军民在战后10个月内即全部撤回日本（71）。

此乃老蒋最大的昏招。那时的当务之急，是让日伪军严格维持现状，打退共军的非法进攻，直到国军前来接防。当时英国人在东南亚就是这么做的，否则马来亚等地早被共党游击队接管了。蒋介石这么做的结果，是使得国府对华北只进行了空洞的接收，广大乡村、中小城市乃至重要的交通线都落在了共党手中。

李宗仁的另一指控也基本是事实，那就是国府在战后整编裁军，削弱了自己，壮大了八路。

他说，陈诚就任军政部长后，第一项重要命令就是将收复区的伪军及有功抗战的游击队一律解散。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40万伪“满洲国军”被强行遣散，“此举直如晴空霹雳，数十万伪军顿时解体，林彪乃乘机延揽，伪军的精华遂悉为中共所吸收” 。其他地区的伪军和抗日游击队也是这样，他们奉命集中解散，原有防地却无国军接防，让共军乘虚而入。这些部队长官久候无着落，又奉严令，不准就地筹措给养，走投无路便投向共党。李目击陈诚这样无理蛮干，劝告陈诚说，这种干法是替共产党凑本钱，陈却自负地说：“他们要到共产党那里去，我求之不得，正可一锅煮掉！”

李还说，陈诚借裁军和整编军队，消灭异己，大量裁撤杂牌部队，或是将杂牌与嫡系“混编”，不仅制造了大量的失业军人，而且打乱了原有的指挥系统，使得士气消沉，战斗力也大为下降，云云（72）。

这些指控基本属实，战后国府裁军确实犯了很多错误，但这并不完全是李氏指责的“蒋先生私心自用，消灭异己”。该计划的考虑因素很多。首先是残破的国家实在难以养活如此庞大的军队；其次是美国人的影响，陈诚认为美国只有90个师就能打大战，国军裁到100个师又有何不可（73）。本来，近代军队编制就是从西方引入的，国人一直在仿效西方强国。等到老美成了最强国，老蒋和陈诚当然想按美军模式改建国军。最主要的，还是老蒋想解决历史遗留难题，在军事上实现国家统一。

当时所谓“国军”，实在是五花八门的军阀部队的大杂烩，编制和指挥系统异常混乱，政出多门，军令和军政分为两个独立系统，各军兵种之间更谈不上什么协同配合。此乃自辛亥乃至晚清传下来的背时遗产，一直未能清理。抗战前蒋氏每次想解决这问题，都要触发军阀大战。抗战使得军阀们除桂系外基本失去了枪杆子，他当然要在战后借机整顿。否则若还是战前那个各自拥兵自雄的乌烟瘴气模样，谈何国家统一？

既然要整编，自然要汰弱留强。《剑桥中华民国史》指出：

“鲍尔及其他德国军官给予蒋介石军队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知识（虽然按照西方标准通常只是初步的），连同军队对蒋介石效忠的结合力，使这支军队无疑比他的任何政敌的军队在军事上更有战斗力，在政治上更可信赖。”（74）

的确如此，无论是在抗战还是戡乱战争中，中央军都是主力部队，更忠实可靠，也更有战斗力，投降的多是杂牌部队。杂牌部队在抗战初期倒是打得很英勇，但后来受不了共军的挤兑袭击，便纷纷投降日军了。中央军倒还不曾出过大规模投敌的事，冈村宁次就承认他当初决定诱降防区内的国军，是因为那些部队不是中央军，可见连敌人都知道国军不同派系的忠诚度区别。既然如此，新编国军当然只能以中央军为主力，李宗仁再吃醋也没道理。桂系逃过了整编，也逃过了三大战役，但在中央军主力被基本消灭后，便成了配合我党颠覆国府在江南的统治的决定性因素。为免离题，按下不表。

因此，如果没有我党，老蒋这么干倒是应该的。但在我党取代军阀成了最大威胁后，他还刻舟求剑，隧道眼中只看到军阀的威胁，看不到我党的可怕力量，不顾内部反对一意孤行，那就是亡国昏君的干活了。就连著名匪谍郭汝瑰都说：

“围绕着整军，蒋军内部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奇怪的是，蒋、白、陈都坚决反共，而整军的态度各不相同。蒋介石坚决反共，国共两军在全国已广泛展开战斗，蒋军将领许多人都叫嚣停止整军，但蒋介石还是要整，陈诚希图迎合蒋介石意旨取宠，也大声疾呼整军，对于蒋军要整，对满洲国及汪伪部队，更要整编，声称国防军不能容纳伪军，以保持国防军的纯粹性。……白崇禧认为内战不可避免，反对整军。”（75）

就这样，从1945年初至1946年初，国军陆续裁了110万人，编制减少了约三分之一。1946年初，军政部还计划在18个月内进一步裁军208万人，将全军缩编为50个师。就连地方保安团队也要复员三分之一（76）。虽然这个宏伟规划因全面内战爆发而不得不在7月份终止，但此前的裁军任务已经如期完成。国军至少裁减了150万人。而共军则在此期内疯狂扩张，只是为了应付美国人，从地方部队中裁去了11万老弱病残，而且他们都得到了妥善安置，并无生计问题（77）。

这结果便是李宗仁说的，将大量无谋生技能的职业军人推向社会，撒手不管他们的死活。据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回忆，仅重庆一地即有登记失业军官4千多人（78）。1947年5月12日，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失业学员500余人，至孙中山坟前痛哭流涕，表示若不能按目前待遇发给编余者，将继续向行政院请愿，史称“哭陵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79）。

由此在失业军人中产生了那个著名的歌谣：“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投八路。”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运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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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府在战后犯的第四个错误，便是推出三大恶政，使得国府声望在国民心目中达到顶峰后，迅即坐上“过山车”，在最短期限内便卓有成效地跌到谷底，当真应了杨雄的话：“炎炎者灭，隆隆者绝”。

抗战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次在对外战争中获得完胜，不但失土尽复，而且收回了丧失半个世纪、本来绝无可能收回的台湾与澎湖。不仅如此，自民初以来中国一直争取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努力终于奏效。西方列强相继放弃了租界、协定关税、治外法权等特权，与中国签订了平等条约。唯一的例外，是赤色烂污社会帝国主义苏联趁人之危、强加给国府的不平等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曾亲口向毛泽东等人承认，该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中国取代了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崛起为当时所谓“四强”之一（其时法国还没让英美扶持起来，因此名义上主宰世界事务的是中苏英美四强）。这与中国在一次大战后作为战胜国的遭遇相比不啻霄壤，不能不让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得到极大满足。

因此，无论是在大后方各地召开的庆功大会上，还是在国府大员重返沦陷区的欢迎仪式上，人民都对国民政府首脑及其代表表达了真诚的拥戴与欢呼。李宗仁自己就有这体会：

“十月二十六日我本人率领副参谋长甘沛泽、主任秘书黄雪邨等专机飞平。北平市民听说我将于是日到达，竟全城轰动，从机场到城内夹道欢迎的数十万人，欢声震天，令人感动。因华北同胞为敌伪压迫八年之久，今一朝重获自由，对政府派来坐镇华北的最高军政长官的热烈欢迎，实是出于至诚。”（80）

那可不是如同后世我党组织起来的虚假民意演示，完全是人民的自发行动，凡是“解放”前过来的老前辈都能告诉你这一事实。

然而“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全国人民咬紧牙关，苦熬了整整八年，盼的就是战争结束后过两天轻松日子，可惜却大失所望，盖他们盼来的国民党经不住抗战中艰苦卓绝的环境的考验，已经极大地腐败了，再不是当年那个尚有朝气、基本清廉的革命党。在大后方过够了穷日子的大员们一旦回到相对不那么残破的沦陷区，当然免不得个个垂涎三尺，要好好地“堤外损失堤内补”一番了。

这结果便是李宗仁在其回忆录里痛陈过的三大恶政。

第一就是藉货币兑换肆无忌惮地抢劫沦陷区人民的财富。用李宗仁的话来说是：

“刚胜利时，沦陷区中伪币的实值与自由区中的法币，相差原不太大，而政府规定伪币与法币的兑换率为二百比一。以致一纸命令之下，收复区许多人民顿成赤贫了，而携来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则立成暴富。政府在收复地区的失尽人心，莫此为甚。”（81）

这指控完全属实。据汪朝光先生介绍，1945年9月9日，陆军总部发布命令，规定接收后一律使用法币，自9月12日起，各银行一切往来交易亦应一律使用法币（82），却又未明确规定兑换率，接收官员便借此上下其手，牟取利益。9月27日，财政部公布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比率为1比200。“可怜收复区同胞，他们盼到天亮，望见了祖国的旌旗，他们喜极如狂，但睡了几夜觉之后，发觉了他们多已破家荡产，手上所仅有的财产筹码———伪币，差不多已分文不值。”（83）

这完全是针对本国国民的选择性歧视与放肆掠夺，欲不激起广大收复区人民的愤怒，其可得乎？

第二大恶政便是“五子登科”的“劫收”，所谓“五子登科”乃是当时民间的嘲讽，指“劫收大员”们下车伊始便专抢金子、银子、房子、车子、女子。张恨水曾写了本同名小说加以讽刺。那可不是夸张，李宗仁也说了：

“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事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便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营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84）

这些烂事，其实国府当时就承认了：“既未先设整个统一之机构，亦无统一指挥接收之大员”;“特派员头衔者不知若干名，接收机关不下数十处，各不相谋，各自为政，明为接收，实为抢攘。”（85）

“接收办法公布既晚，且复一再变更，致敌伪事业，先经军事机关接收，复经地方机关接收，又经主管机关接收，接收一次，损失一次，至于不肖官吏军警勾结地痞流氓，明抢暗盗，所在多有，损失更所不赀。敌伪强占或强租强买人民房屋，经各机关接收后，任意占用或封锁，使人民无屋居，此为各城市之普遍现象，丧失人心，莫此为甚。”（86）

第三大恶政特别混账，乃是所谓“甄审”，李宗仁也说了：

“最令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乱飞，自小商人以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于是颇有一些年高德劭的学者和居民来向我泣诉，希望能稍加制止。”

“这些案件中最令人不平的要算是协和医学院内几位知名教授的遭遇了。卢沟桥事变后，协和医院因受美国保护，其教授均未随国军西撤。迨太平洋战事爆发，协和医院为伪政权接收，这几位教授无法离平，只得仍留院内。因此被特务加上‘伪教授’甚或‘汉奸’的罪名，逐出医院，不许聘用。这几位先生衣食无着，乃托人向我申诉，我一时也想不出解决方法，后来我忽然想到他们既是第一流的医学师资，而广西医学院正闹师荒，何不请他们到广西屈就些时呢？他们闻言，都异口同声说，如蒙李主任替我们找到工作，使妻儿免于饥寒已感激不尽，至于地点，我们就顾不得许多了。我随即发一专电给广西省省主席黄旭初，旋接渠复电欢迎。我乃赠他们一些路费前去广西，才解决了这难题。至其他大中学的教授、教员处境的凄惨，就可想而知了。”（87）

他这儿说的老教授遭受无辜迫害、获得他的救援的个案无从落实，但国府确实在收复区实行过这种无天理的恶政。

9月间，教育部发布《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甄审办法》，规定凡敌伪所办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一律需经过甄审合格后，才能承认其学历；政治性学校学生及赴敌国留学者不予登记。（88）

北大学生因此向社会发出公开呼吁：

“固然沦陷的政府是伪的，应绝对予以解散，然而沦陷区的老百姓绝不能指其为伪。固然沦陷区的行政机构是伪组织，有政治性的训练班或学校应予以解散，然而在学术机关的学校读书的学生，因为无力赴内地求学，又无力入私立学校，不得已而委曲求全，这种只以求知识为目的的学生，是不能指其为伪的。……我们不幸落入敌人的魔手中，受敌人的宰割和屠杀。我们需要的是抚慰，是鼓励，是督促，是指导，而不是惩罚，不是歧视，不是摈弃!” （89）

政府和军队无力保护人民，致使人民沦入敌伪魔掌，等到光复后，无能的政府不向收复区的人民沉痛谢罪，反而诬指人民为“伪”！天下乃有“伪人民”乎？莫非人民可以是一种非法成立的权力机构？

这种恶政“为渊驱鱼”的神效，连情治系统都看出来了：“自甄审条例颁布后，一般学生因恐惧而生苦闷……奸伪及民主同盟则针对学生隐痛，以谦虚、和蔼、忍苦、耐劳之态度，在学生群内争取领导地位，收获颇大。” （90）

从上述一系列失误来看，蒋介石丢了大陆，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自作孽，不可活”。

确保伟大领袖“抗战”战略伟大胜利的最后一个客观因素，乃是美国人的“调处”。

官修党史告诉我们，抗战胜利后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是万恶的蒋匪帮，这完全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敢同魔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的彻底革命精神的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得明明白白：

“‘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夺取政权的，哪怕一年两年也好。结果我们争得一年时间。如果再加一年，那就更好。”（91）

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生病期间，中央由刘少奇代拆代行时提出来的口号。它因此成了刘少奇后来被整死的理由之一，但当时得到伟大领袖的批准，毛自己就多次使用过这个提法。毛泽东在这儿说的这“新阶段”，指的就是抗战胜利之后大约一年内国共表面言和的期间。毛这话的意思是，这一年，是我党为全面内战做好充分准备争取到的宝贵时间。如果没有这个准备阶段，则我党夺取政权未必会那么顺利。

伟大领袖没有解释这是为什么，所以还得由老芦一如既往，向大家传达毛泽东思想真谛。其实张戎的毛传已经说过了，只是讲得不是太清楚。

如上所述，我党把新型内战伪装为“抗战”，其要旨就是“专门袭击国民党，不救中国助东洋”，对日军像春天般温暖，对 “顽军”如严冬一般残酷无情，靠“反摩擦”来壮大自己。其具体操作可分三阶段： 早期（1937-39）：分兵以抢占地盘；中期（1939-42）：集中以消灭“顽军”；后期（1942-45）：分散蛰伏待变。

抗战头两年内，我党籍国难营私自费的真面目还没暴露出来。而且，我党当时按伟大领袖嘱咐，“分兵以发动群众”，所用的撒豆成兵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见神效，当时尚未显示出来，因此国共关系尚称和谐。就连老狐狸阎老西都不论党派，“咸与抗战” ，傻不拉几地出钱出枪，请薄一波为他组建训练新军。但等到我党成长到一定地步，就到了不抢国军的人枪与地盘即无法再发展的地步。此时便是我党“集中以对付敌人”之时，“反摩擦”大战于兹开场，其辉煌范例便是山西新军痛歼阎锡山部，华北共军痛歼朱怀冰部，苏北共军痛歼韩德勤部，等等，等等。

上文已经说过了，华北敌后“顽军”夹在日军与共军的阴阳磨中，给“摩擦”得无路可走，从1942年春开始陆续降日，到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日军。共军倒也精乖，“顽军”成了皇协军后，就再不敢去“反摩擦”了。再加上百团大战终于让日军察觉到共军存在，开始对共军的扫荡；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失去籍仗，更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便把将领们召到延安去整风，敌后根据地于是提前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直到日本投降。

以上分期当然不是一刀切，例如大规模“反摩擦”内战，在苏北就一直延伸至1943年共军全歼抗日英雄韩德勤部。但基本情况大致如此。

这伟大战略的涵义，便是华北共军自把残余“顽军”逼成皇协军之后，便再未集中打过仗，基本处于分散状态。苏联人出兵后，毛泽东虽然下令全军投入反攻，但主要将领们却一直在延安闲居。直至8月25日，美军飞机才把邓小平、林彪、刘伯承、陈毅、薄—波、膝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邓克明等20高干从延安运到晋东南的黎城县。9月9日，美军又把中共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委罗瑞卿和刘澜涛、某主力纵队司令员郑维山等另—批军头从延安空运到晋东北的灵丘（92）。

虽然美国人帮助把共军将领运到了前线，但那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指挥一支雄师。在过往8年间，除了威武雄壮的“反摩擦”大战外，我英勇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根本就没打过仗，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高度分散状态。谁都想得出来，这种基本没打过仗尤其是正规仗、甚至没有得到集训的队伍毫无战斗力可言。光是把大军集中起来，让各级指挥员熟悉一下部队，都得花上一定时间。

相比之下，国军和日寇血战八年，而且专打攻防战，乃是血与火锻炼出来的百战雄师。东北共军当时向中央报告：

“进入东北之敌军为蒋系统精锐，大部美械装备，经过美国训练，参加印缅作战，炮火和自动火器多！战斗力强，老兵很多，都有三、五年的军龄，其中甚至有个别排长仍当战斗兵者，较顽强，不容易缴枪，甚至一个（原注：此处有误，似应为“一连”）打到七八个人还不缴枪，带着远征军，常胜军的骄傲状度，尤其是新一军新六军特别骄傲，战斗确实也顽强。”（93）

这就是共军为何在关外初战一触即溃，一溃千里，连国内办的《百度百科》都不能不承认：

“5月15日，廖耀湘的新6军22师65团进攻威远堡。除了第一次试探性的冲锋外，65团团长李定一上校指挥的所有攻击都是一次成功。客观地讲，国军65团一个团依靠优势炮火在威远堡打垮了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主力（今日第40集团军的前身，当时三纵司令时为程世才）。小小的威远堡战斗在东北早期国共较量中意义非同小可。65团一个团可以打垮3纵主力，新6军又有什么样的对手好怕呢？”

当时关外共军败得之狼狈，《雪白血红》里作了些记述：官兵怨气冲天，连林彪都骂上了：“就是林彪来了也不让！瞎指挥，打败仗，就会撤，就能跑——撤退将军，逃跑将军！”“甚至一些当年非常熟悉、崇敬他的老部下，也心存疑虑：‘林总’是不是多少年没打仗了，不会打仗？”（94）其实指挥那种刚刚集中起来、毫无战斗经验的乌合之众，就算是韩信去也没辙。

不难想见，如果没有那一年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为我党赢得了宝贵的训练部队的时间，并让我党得以不但装备训练关外共军，而且从关外运来大量武器，装备训练了关内共军，我党便绝无可能如后来那样，摧枯拉朽般地消灭国军，轻而易举地夺取全国政权。

网上爱党人士死也不承认毛子给中共的援助，蓄意否定官修党史记载的我军在各重要战役中的猛烈炮火。就算从关外进来的大炮弹药可以赖掉吧，难道连我军有名的“五大技术”（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也能赖掉？若赖不了的话，请问爆破用的炸药包从哪儿来？难道不是毛子馈送的东北兵工厂造出来，而是从并不使用这技术的国军手上缴获的？

其实就连伟大领袖自己，在1949年2月在西柏坡会见米高扬时也都承认，苏方提供的日式武器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制造的武器具有巨大作用，他之所以要发明“小米加步枪”的神话，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想以此证明，是蒋介石用美国的技术装备了共军”，为此东北共军入关时全部上缴了苏制武器，让部队换成缴获的美式装备（95）。

但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要交到关内共军手上，而且要训练土八路学会使用它们，都需要时间。若老蒋抗战结束后接着剿共，则我党就来不及武装到牙齿了。老蒋之所以给了我党这个至为宝贵的准备时间，除了他本人的性格因素外，一个重要客观因素就是美国人的调处（“搅屎”的别名）。

战后美国先派赫尔利来华，敦促国共双方和谈解决分歧，共同和平建国，后又派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争端，一手扭转了关外共军的败局，使得林彪逃出生天。等到调处失败，全面内战爆发，马歇尔便宣布调处失败，灰溜溜地滚回去了。此后美国撒手不管中国的事，国务卿艾奇逊甚至在公开演说中未把韩国与台湾列入美国的防御圈，诱使金日成发动韩战。至此，美国才被迫再次卷入国共争端，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制止了共军对台湾的进犯。从头到尾，美国人显示的是一种极不负责的态度。麦卡锡辈后来追究力薄儒民主党政府“丢失中国”的责任，我个人觉得并非毫无理由。


（1）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59－6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2）Vietnam War Casualties，http：//www.vietnam-war.info/casualties/
（3）张培森整理：《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演变》，《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4）《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42页。
（5）同上，第146页。
（6）同上，第148－149页。
（7）《季米特洛夫致斯大林并莫洛托夫信》，1941年7月18日，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rn History， 495/74/317/81. 转引自杨奎松：《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文献资料述评》，http：//www.yangkuisong.net/ztlw/yjzs/000242.htm。
（8）张戎、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146页。
（9）同上，144页。
（10）《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433页。
（11）《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转引自杨奎松：《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文献资料述评》，注12来源同此。
（12）《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7－158页。
（13）《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周恩来选集》（上卷），http：//www.xj71.com/?action-viewnews-itemid-36376
（14）薄一波：《朱总司令和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的成长》，http：//cpc.people.com.cn/GB/67481/77196/77202/5293112.html
（15）《冈村宁次回忆录》，33页，中华书局，1981。
（16）同上，56页。
（17）同上，58页。
（18）同上，78页。
（19）《杨天石文集》，第467－46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5月版。
（20）杨杏佛：《驳梁任公先生应付上海惨杀态度》，《杨杏佛文存》，《民国丛书》第三编第84分册，198-20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
（21）《蒋廷黻回忆录》，123、140页，岳麓书社，2003年。
（22）顔惠庆著、吴建雍等译：《顔惠庆自传》，376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
（23）《蒋委员长致蒋廷黻转杨杰养电》，《对苏外交》，蒋中正总统档案，“国史馆”藏，第46页。
（24）《苏中关系（1937-1945）》俄文版，第1册，第111号、121号文件，第138、156页。
（25）《对苏外交》，蒋中正总统档案。
（26）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602-603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27）《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11-612页，转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612页。
（28）《事略稿本》，未刊稿，“国史馆”藏，以下至注35均转引自杨天石：《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与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载《中国文化》第22 期，三联书店2006年5月出版。
（29）《困勉记》。
（30）同上
（31）《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32）《困勉记》。
（33）《小川平吉关系文书》（1 ），385-386页，转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607页。
（34）《《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一），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1年版，第680页。
（35）《中日两国在九国公约会议所采取之态度及应取之办法》，“蒋档”。
（36）《战争与共产主义》，175页，转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609页。
（37）《冈村宁次回忆录》，86页。
（38）侯中军：《美国军事情报人员对八路军的第一次实地考察———卡尔逊给美国军方情报处的报告》，《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65页。
（39）《毛泽东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和对策的指示》，1940年10月25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34页。
（40）《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1935年5月8日，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100页。
（41）张戎、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135页。
（42）杨奎松：《战后中共夺取东北始末－1945－1946年中共夺取东北的战略演变与苏联》，http://www.coldwarchina.com/zwxz/zgxz/yks/001711.html
（43）杨奎松：《毛泽东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23页。
（44）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 ——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http：//www.yangkuisong.net/ztlw/tlzm/000095_1.htm
（45）杨奎松：《毛泽东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50页。
（46）同上，230-231页。
（47）同上，234页。
（48）同上，235页。
（49）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http：//www.imaozedong.com/post/1847.html
（50）杨奎松：《毛泽东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52页。
（51）同上，249，253页。
（52）《冈村宁次回忆录》，39页。
（53）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12-213页。
（54）汪朝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东北决策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120-133页
（55）杨奎松：《1946年国共四平之战及其幕后》，http://www.yangkuisong.net/ztlw/sjyj/000140.htm。
（56）《李宗仁回忆录》，621页。
（57）唐利国：《关于国民党抗日游击战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
（58）洪小夏：《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研究述略》，《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
（59）参见何应钦对国民党五届八中、十中、十一中、十二中全会的军事报告，浙江省历史学会现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抗日战争军事报告集》(下)，第22、134、197、223页，1986年内部发行，转引自洪小夏：《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研究述略》，《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
（60）《冈村宁次回忆录》，327-328页。
（61）沈志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http://www.shenzhihua.net/zsgx/000078.htm。
（62）《日本投降后中共动态资料汇编》，第48页，重庆1945年版，转引自汪朝光：《国民政府对抗战胜利之初期因应》，《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2期。
（63）琼斯等著：《1942-1946年的远东》下册，第741-74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6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63-64、78-79页，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65）《冈村宁次回忆录》，36页。
（6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3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67）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86-687页。
（6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69）金典戎： 《光杆司令长官孙连仲与华北》，析世鉴，http：//www.boxun.com/hero/xsj1/197_1.shtml。
（70）《李宗仁回忆录》，623页。
（71）《冈村宁次回忆录》，92
（72）《李宗仁回忆录》，622-623，659页。
（73）《徐永昌日记》，1945年10月30日，台北1991年版。
（74）《剑桥中华民国史》，网络版，http：//www.shuku.net：8082/novels/baogaowenxue/jqzhmgs/jqzhmgs91.html
（75）《郭汝瑰回忆录》，第23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6）林蔚：《军事复员报告》，1946年3月3日，青年远征军第二零八师政治部编：《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第42-48页。
（77）汪朝光：《简论1946年的国共军事整编复员》，《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
（78）《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回忆录》，286页，高雄1972年版
（79）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料长编》，第70册，10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80）《李宗仁回忆录》，627页。
（81）同上，624页。
（82）《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第206页。本注以及以下各注直至注90，除《李宗仁回忆录》外，均转引自汪朝光：《国民政府对抗战胜利之初期因应》，《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2期。
（83）《莫失尽人心》，《大公报》（重庆）1945年9月27日。
（84）《李宗仁回忆录》，627页。
（85）《接收处理敌伪物资工作清查报告书》，二档，五三六-56。
（86）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二次大会提案原文》下册，重庆1946年版，审4第134号。
（87）《李宗仁回忆录》，627-628页。
（88）《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7册，第122-123页。
（89）《我们的呼声》，《华北日报》1945年11月6日-11日。
（90）北京市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第26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
（91）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电子书。
（92）牛大勇：《影响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次战略空运》，《历史研究》（北京），1995年第4期
（93）共军东北军区司令部编（1949年10月）：《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196页。转引自张正隆：《雪白血红》，网络版。
（94）张正隆：《雪白血红》，网络版，http://www.shuku.net:8080/novels/wars/xuehong/xuehong.html
（95）杨奎松：《毛泽东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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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实的“路线斗争”史


官修党史告诉大家，在中共革命斗争中，自始至终贯串着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一次是大革命中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二次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路线，第三次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第四次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伟大领袖毛主席则一直坚持抵制和反对这历次错误路线。遵义会议奠定了毛主席的领袖地位，全党全军这才化险为夷，从胜利走向胜利。伟大领袖本人一直是这神话的最热情最执着的宣传者，越老越甚，晚年跟祥林嫂一般，一开口便是“十次路线斗争史”。

我党所谓“路线斗争”，说穿了不过是政策争论，并不是什么政治立场歧异。其实无论是列宁式革命党，还是西方的议会政党，党内有政策争论乃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但斯大林主义区别于列宁主义的特点，就是不容许党内有不同意见，把党内的策略分歧当成敌我斗争。斯大林在肉体消灭了党内反对派、变成了说一不二的大独裁者之后，便着手篡改历史，在他主持写作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将苏俄的革命史歪曲捏造为一部“路线斗争”史，所有“错误路线头子”都是“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的间谍”，而他这位唯一的“正确路线代表”则与各种各样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这才使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这部伪史传到延安后，立即引起了伟大领袖的注意。他反复看了十遍，照猫画虎，召集胡乔木一干人，刻意挑选和篡改党的六大以来的文件，编出中央文件汇编《六大以来》，在此基础上编造出中共版的“路线斗争史”——《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通过延安整风，把这套伪史强行灌注给全党。这过程已经在高华先生的杰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详细介绍过了。

其实历史的真情非但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简单明快，而且常与毛捏造的神话相反。

我党第一次“路线斗争”是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展开的。斯大林不顾托洛茨基反对，力主国共合作，而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则忠实地执行了他的旨意，拒绝陈独秀和张国焘等人要莫斯科提供军火武装工农的请求，公开声称“現在是共產黨應爲國民黨當苦力的時代”。 因此，所谓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乃是斯大林的革命路线，陈独秀不过是共产国际抛出来的替罪羊而已。

瞿秋白的“左倾盲动路线”则是共产国际代表、乳臭未干的愤青罗明那滋与瞿秋白联手炮制出来的。党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乃是一次完全违背党章、特别是列宁手订的“民主集中制”的非法会议，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缺席，然而它却能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将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把“犯了错误”的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降为候补委员，充分体现了莫斯科对中共支部的粗暴干涉。会议由罗明那滋操控，目的是为莫斯科寻找替罪羊，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通过了他起草的《告全党党员书》，决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

此后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央在罗明那滋、罗易门等人的操控下，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不保存实力，并在基层恢复并秘密发展党组织，耐心积蓄力量，却在城市搞“飞行集会”与“儿戏暴动”（张国焘语），广州暴动就是个典型范例；在农村则大肆执行烧杀政策。直到1928年6月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这路线才算结束。这还是因为张国焘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历数过去的错误，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深为所动，承认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犯了许多严重错误，严厉批评了盲动主义，宣布当时中国没有革命高潮，并阐明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 在他的报告的基础上，大会通过决议，规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之中的动力，现在只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 ，由此构成了我党后来所谓“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决议虽然肯定了八七会议，但仍然指出中央“没有严厉地防止当时党内已经发现的盲动主义的倾向（这种极左派的倾向正是很有害的）”。 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官修党史所采用的立场，令人不能不感叹国人之缺乏理论能力，以致连我党干革命的总路线都得由布哈林那对中国毫无了解的人来提出。

所谓“立三路线”也是货真价实的斯大林革命路线。本来，布哈林为我党制定的六大路线还比较现实，但斯大林认为太右倾。中共六大刚刚闭幕，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就召开了。其时斯大林正在收拾布哈林的“右派反对派”，该次大会上便成了布哈林在公共场合最后一次露面，此后共产国际便彻底为斯大林的亲信把持。苏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反映到共产国际中，“反右倾”便成了共产国际指导各国共党干革命的方针。

1929年下半年，“中东路事件”发生，苏俄社会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东北。为配合苏联武装入侵，共产国际给中共下了指示，认为“中国进入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 ，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期已经成熟，命令中共发动群众支持苏联、保卫苏联，领导群众斗争走向革命高潮。此后国际给中共的指示越来越左，致使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的头脑越来越热。1930年5月，中央下令在城市发动反帝示威、演讲、飞行集会等等。6月间，政治局议决在全国发动武装暴动，争取一省到数省首先胜利。据此，李立三制定了行动计划，准备以武汉为中心，在全国中心城市发动武装起义，并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8月初，中央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并把党、团、工会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作为全国暴动的各级指挥机构。

这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出台，都得到了莫斯科的赞许与支持。8月间，共产国际东方部给中共的一系列指示还肯定中共作出了很大成绩，甚至还批评党和工会的组织落后于群众斗争。但到了10月间，斯大林看到了中共政治局八月以来各次会议记录，龙颜震怒，立即下令把李立三召到莫斯科整肃，立三路线至此结束。

那么，李立三犯了什么错误？他认为，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中共全力支持了苏俄，现在则是苏俄支持中共革命的时候了。他要求共产国际立即命令外蒙红军向平津一带进攻，苏联红军向东三省进攻，以策应中共的武装暴动。据张国焘说，“当中共政治局会议记录寄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的首脑们对于李立三的这套议论，为之大惊失色；尤其是要苏俄卷入战祸一点，表示愤慨，有的说：李立三是不是发疯了？他是不是日本侦探？外蒙古出兵平津，苏俄出兵满洲，正是苏俄所不能做的，而是日本军阀梦寐以求的。李立三的主张无异是予日本军阀以占领满蒙，进攻苏联的最好借口。有的说：李立三的主张比托洛斯基的还要坏得多，不过他还没有采取行动反对共产国际，至少也算得是半个托洛斯基主义者。” 因此，李立三开罪莫斯科，不是因为什么政策分歧，而是因为他碰到了斯大林的心病。

至于所谓“王明路线”则完全是毛泽东虚构出来的。王明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米夫的亲信。1931年1月7日，在米夫主持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他从区委干部一步登天，被提为政治局委员。次月，王明成为政治局常委，由此进入中共领导核心。四中全会是以清算立三路线的名义召开的，但其实质不过是米夫试图彻底控制中共的组织清洗。1931年9月，王明跟随米夫返回莫斯科，因此，他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时间也不过八九个月。王明临走前，与周恩来商定由博古、张闻天等人组成“临时中央”，维持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工作，将来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再把权力交出来。但博古等人后来进入苏区后却隐瞒了这一情形，变成了“临时中央”的总书记，此后又在五中全会当选为正式总书记。

王明到莫斯科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兼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经常给中共下指示，但总书记博古并不买他的账，因此，临时中央乃至后来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中央犯下的所谓“左倾错误”，并不能赖到王明头上。

不仅如此，王明其实是反对博古推行的左倾路线的。据国内学者高华教授研究，自1932年起，王明即开始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和国内的中共中央产生了分歧，曾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提议调整中共的土地政策、对富农的政策和工商业、劳动政策，但遭到博古等的拒绝。1932年3月，王明发表文章，公开批评苏区“时常不断地（甚至一年三、四次）重新平分那些已经由基本农民群众分配过的土地”是一种“表面好象‘左’的，实际上非常有害的倾向”，指出“对中农的关系不正确”，是中央“最重要的”“弱点和错误”。 1933年1月，王明进一步批评国内苏区对富农采取的全面没收的政策，指出采取这种‘左’的立场是混淆了革命的阶段，“认为在苏区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了”。他还尖锐批评中央苏区禁止自由贸易，严重损害了苏区的经济，明确要求纠正上述政策方面“左”的观点，制定灵活的、能够反映各地区差别的经济政策。 1934年8月3日，王明、康生在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指出，中央政治局在对第五次反围剿政治意义的评估、扩大百万红军、以及有关对“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解释等三个重要问题上，都有“问题”，“很容易引起不正确的结论”。

王明甚至还对毛泽东施以援手。1934年4月20日，王明、康生致函中央政治局，批评针对毛泽东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严重弱点”，指责“（中央政治局）时常将个别的错误和弱点都解释成为路线的错误，……有个别同志在文章中，客观上将各种的错误，都说成罗明路线的错误，甚至于把那种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上与罗明路线都不必要联在一起的错误，都解释成罗明路线者”， 使“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停了下来。王明还首次在国际舞台上吹嘘毛泽东，为他在莫斯科出文集，使得毛泽东成为除了王明之外能在30年代在苏联出版文集的唯一中共领袖。 1935年8月7日，王明代表中共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作关于中国革命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列举了十三个中共领导人的名字，称之为“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材”。在这份名单中，毛泽东位居第一，而博古仅排在第十二位。

更重要的是，王明紧跟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战略及时作了根本性调整，是第一个提出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共领袖。1934年11月间，王明批评了中共中央处理福建事变的方针，指出由于没能援助十九路军，最终导致闽变的失败，加剧了红军冲破蒋介石围剿的严重困难。1933年1月I7日，王明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起草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宣布中共愿与国民党外的一切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政治党派进行合作，共同抗日。1933年1月26日，王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给中共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第一次提出在东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3年10月27日，王明、康生致信中共中央，提醒应关注“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并附上他们起草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具体纲领》。这份呼吁“立即停止一切内战”的文件，经宋庆龄等l779人签名，于1934年4月20日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34年4月20日、9月16日、11月24日，王明、康生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都提出打破关门主义、改变打击中间阶层的过左政策的主张。1934年11月，王明在《新条件与新策略》一文中，正式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1935年10月，王明起草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巴黎的中共报纸《救国时报》发表，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扩大到除蒋介石以外的国内一切党派，包括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该年底，王明在《救国时报》撰文，宣传“联蒋抗日”，将蒋介石也纳入统一战线范围。1935年底，王明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不断刊文，呼吁国共合作抗日。1936年1月4日至9日《救国时报》连载王明的文章《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可能吗？》，正式提出“逼蒋抗日”的主张。

然而无论是博古领导的中央，还是由张闻天作虚君、由毛泽东主事的陕北中央，对这根本的战略调整却反应迟钝。在恢复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后，毛泽东知道了共产国际的战略调整，立即接过了统一战线的口号。但他搞的是联络军阀、借抗日为名大打讨蒋内战的把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讨日令的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 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后，莫斯科才禁止了这种以“讨日令”为“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的阴谋诡计。

由此可见，官修党史中所谓“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完全是毛泽东捏造出来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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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区左王


在上述历次“路线斗争”中，毛泽东的表现如何？是否真如他自吹的那样，是“红区正确路线代表”，与一系列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作了坚决斗争？这不过是他捏造出来的鬼话而已。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代，毛泽东非但没有抵制和反对莫斯科派来的钦差大臣，还同国民党打得火热，成了汪精卫的秘书，出任国民党代理中宣部长。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他未再担任代理中宣部长，改去为国民党开办农运讲习所。据张国焘说，毛虽然对鲍罗廷以中共中央为替罪羊的政客手段私下表示过不满，但置身事外，不愿卷入中共与鲍罗廷的斗争漩涡中 。的确，迄今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曾像张国焘一样，反对或抵制过斯大林的右倾革命机会主义路线。

在四一二事变发生、宁汉分裂后，中共大多数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拥护斯大林的右倾革命机会主义路线，坚持与武汉国民政府合作。其实正如张国焘所说，中共当时只有两种选择：“如果中共坚持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策，特别是要维持反蒋阵线，支持武汉左派政府，就应该将农民斗争，局限在组成武汉阵营的主要势力所容许的范围以内。如果超过这个限度，则中共就应如托洛茨基所主张的一样，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 有趣的是，毛泽东却看不到这彰明较著的问题，专门采取自相矛盾自我拆台的伟大战略。

如所周知，湖南痞子运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煽起来的。1926年5月至9月间，毛泽东担任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训练出了许多农运干部，使得湖南痞子运动蓬勃兴起。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 毛以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的身份，到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地对农运作了考察。他回来后，不但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千古名篇，而且在武汉作了口头报告，公开提出“有土皆豪, 无绅不劣”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式过激口号，“一时流传甚广, 到处写成标语, 影响极大”， 使得本已过激的农运更加如火如荼。

但无任何证据表明，毛泽东在四一二事变发生后，曾反对过继续与国民党左派合作，主张共产党拉出去单干，武装农民，在农村建立苏维埃政权。于是这不负责任的轻狂举止，便一方面使得湖南农村痞子运动超出了武汉国民政府尤其是北伐军军官们的容忍限度，“成了摧毁国共合作、瓦解武汉政权的一个主要因素” ，最终导致汪精卫分共；另一方面又使得被煽起来的农民没有保护自己的政权与武装，在国共破裂后遭到镇压时，就只能烟消火灭、风流云散于旦夕之间。因此，伟大领袖毛主席煽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痞子运动，乃是毫无实力的“泡沫运动”，其唯一的效果，便是触怒和吓跑我党唯一的同盟者，把汪精卫推进了蒋介石的怀抱。

在1927年8月7日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紧跟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滋，奋起批判他从未抵制过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因而得到罗明那滋赏识，从候补中央委员晋升为候补政治局委员，并受命到湖南一带组织秋收暴动。当然，他在暴动失败后，把残部拉上了井冈山，避免了其他暴动队伍遭受的全军覆没的下场。但他这么做，并不是出于什么“高度的路线觉悟”，而是一则出于生存本能，再则受到游民文化经典《水浒传》的指引，与马列主义毫不相干。

在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毛泽东忙着做红色山大王，局处一隅，消息闭塞，没有可能关心全局。如上文指出，他在此期犯的错误，不是左倾盲动，而是受宋江战略束缚，只想凭险割据，不图进取，在一个没有发展前途的死地中苟安。全亏朱德和彭德怀的帮助以及国军的围剿，他才走下井冈山，开创了闽赣边区根据地。

在立三路线时期，毛泽东非但没有抵制和反对李立三的狂热幻想，反倒拥护李的“城市中心论”。据国内学者近年研究，当时除了何孟雄和陈独秀外，党内根本就没有谁反对过“立三路线”。 毛泽东所谓“农村包围城市”的观念是在后来形成的，以1936年12月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标志。 而且，它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并非毛一人的贡献，周恩来、邓小平等不少人都曾对此“理论”作出过探索和实践。

事实上，毛泽东积极执行了中央关于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到数省的首先胜利”的行动方针，《彭德怀自述》提示，毛泽东对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态度其实很积极：

“第三天（引者注：1930年8月23日），朱、毛率直属队到达永和市，我们又第三次会合了。当日开了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三军团前委同志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我提议三军团之五、八军编为一方面军建制，便于统一指挥。当时，五军约七八千人，八军约五六千人，军团部直辖特务团、炮兵团、工兵营约三千人，共约一万五六千人。十六军二千人为湘鄂赣边区地方主力军。一军团辖四、三、十二军，人数与三军团大体相等。号称一方面军，实际上不过三万余人，和退守长沙之何键部兵力相等。会议一致同意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和方面军总前委书记。从此以后，我即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之下进行工作了。

会议还讨论了进攻长沙的问题，我未发言。从三军团本身来说，迫切需要短期整训。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起，到一九三○年八月，部队扩大了六倍，从五月开始一直没有得到休整。有些连队不但没有党的支部，连党员也没有，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没有核心。这次打长沙和第一次是不同的。那次是迅速各个击破敌军，迅雷不及掩耳地给敌以袭击。这次追击之敌四个旅，一军团在文家市全歼了戴斗垣旅，其他三个旅安全退回长沙，原在长沙还有一个旅未出动。我军迫近长沙时，敌取得五六天时间准备，野战工事做好了，这就使我失去进攻的突然性，变成正规的阵地进攻战。攻城能否速胜，难以肯定。结果，围攻月余未克。”

彭德怀在此说得很清楚，他本人其实不同意再攻长沙，但没有发言。毛泽东是总前委书记，就算他不是天性独断专横，按我党的制度，他也有最后决定权。如果他反对，则一方面军根本不可能再去打长沙。而且，如果毛反对过，彭德怀绝对不敢在交代材料中不拍马屁，大肆吹嘘一番主席的英明正确。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再攻长沙的态度其实是很积极的，甚至在顿兵坚城之下长达月余才决定撤退。

不仅如此，根据国内学者欧阳小松在其论文 中提供的史料，可以看出毛在二次攻打长沙失败后，还不吸取教训，准备去打南昌：

1930年9月中旬，红一方面军撤到株州，在该地收到长江局1930年8月初写给红一军团总前委的一封信，传达了中共中央要红一军团“夺取南昌、九江，占领南浔铁路，建立江西政权及全国性政权”的命令。

红一方面军总部随即发布《红一军团攻取吉安的命令》：“我方面军接受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有在争取革命暴动首先在武汉胜利夺取全国政权的前提之下，汇合江西千百万工农贫民……猛烈的最火速的最勇敢的夺取南昌、南浔路……消灭鲁涤平及江西反动统治……决定了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以第一军团攻取吉安，第三军团略取峡江、新淦”。

1930年9月17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在信中向中央保证：“红一方面军继续到江西作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要调二十军、二十二军等向北前进，配合广大群众猛力进攻南昌、九江，占领南浔路”。

1930年9月23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布命令：：“本方面军为要达到原任务，夺取南昌、九江消灭鲁涤平……决先下吉安城，使赣西南工农群众势力向下游发展与我配合并补充大数量新兵到红军来以扩大红军。”

1930年1O月3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布《总攻吉安命令》：“本军团有攻取吉安消灭邓英部队，汇合赣西南群众力量直下南昌、九江建立江西政权……之任务，决于4号拂晓总攻吉安。”

在攻占吉安后，毛泽东在1930年10月14给中央的报告中吹嘘：“吉安暴动的胜利，无疑是赣西南豪绅等国民党统治的最后消灭，赣西南地方暴动的完成，江西全省首先胜利的开始。”

1930年10月24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出命令： “方面军有继续吉安胜利争取进一步的胜利，发动群众，消灭敌军，扩大红军，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的夺取南昌九江，争取江西全省胜利之任务。”

1930年10月26日，由毛泽东主持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在江西罗坊召开的联席会议作出《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吉安胜利就是江西一省胜利的开始，它不仅是更有基础的帮助红军向前发展，不仅要号召全江西革命群众最近期间完成江西总暴动，这对于全国革命形势的推进，对于争取全国革命胜利，同时是有伟大意义。”目前“无疑的应继续吉安胜利的发展，争取江西首先胜利”，“最近吉安的夺取，是汇合一切革命势力，成为夺取南昌严重的威迫形势”。

以上证据有力地证明，即使是在红一方面军再次攻打长沙失败后，毛泽东的头脑仍然处于热昏状态，继续沉醉在“夺取南昌九江，争取江西全省首先胜利”的迷梦中。只是在红军攻取吉安后，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得以腾出手来，调集重兵围剿红军，毛泽东才被迫放弃了在攻占吉安后夺取南昌的原定计划。而这却被御用党史学家篡改为毛抵制了中央让他去打南昌的命令，改为去打吉安！

四中全会后到遵义会议这一段时间，乃是官修党史所谓“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准确来说，它指的其实是自1931年起中央大员陆续进入中央苏区，特别是1931年12月周恩来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后，毛遭到外来的强龙排挤的事，其本质是权力斗争，并无多少“路线分歧”可言。

官修党史所能列举的“路线错误”，就是过左的土地革命政策； “肃反扩大化”；削去毛泽东的兵权，反对毛的“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在福建事变中采取关门主义，没有和19路军组成统一战线；以及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初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并采用“短促突击”的消极防御，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据说，由于“王明路线”的破坏，红区工作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工作损失了百分之百。

这几条指控确有一定根据，但事实是，在这些问题上，毛泽东这位“正确路线代表”未必更高明，在有的问题上甚至更糟糕，似乎可以说，他才是地地道道的苏区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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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极左的土地革命政策


如上所述，1928年7月间，中共六大在布哈林的主持下，制定了一条比较现实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 “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底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 并不要求没收富农的土地，更不要求没收所有的土地，再把它均分给农民。

然而毛泽东却与这条正确路线对着干，他在 1928年制定的《湘赣边界土地法》中规定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并于是年11月2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是能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边界对于土地是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故在红色区域，豪绅阶级和中间阶级，同被打击。政策是如此，实际执行时却大受中间阶级的阻碍。当革命初期，中间阶级表面上投降贫农阶级，实际则利用他们从前的社会地位及家族主义，恐吓贫农，延宕分田的时间。到无可延宕时，即隐瞒土地实数，或自据肥田，把瘠田让人。此时期内，贫农因长期地被摧残及感觉革命胜利无保障，往往接受中间阶级的意见，不敢积极行动。必待进至革命高涨，如得了全县甚至几县政权，反动军队几次战败，红军的威力几次表现之后，农村中才有对于中间阶级的积极行动。如永新南乡，是中间阶级最多的地方，延宕分田及隐瞒土地也最厉害。到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红军大胜之后，区政府又处理了几个延宕分田的人，才实际地分下去。”

由此可见，这土改政策遭到了“中间阶级”的抵抗，致使土改无法顺利进行，然而毛泽东的解决办法却是，等“红军的威力几次表现之后”，对中间阶级采取“积极行动”。然而在同一份报告中，他也不能不承认，打击中间阶级只能导致民众在官军到来时大规模反水：

“中间阶级在革命高涨时受到打击，白色恐怖一来，马上反水。引导反动军队大烧永新、宁冈革命农民的房子的，就是两县的小地主和富农。他们依照反动派的指示，烧屋、捉人，十分勇敢。红军再度到宁冈新城、古城、砻市一带时，有数千农民听信反动派的共产党将要杀死他们的宣传，跟了反动派跑到永新。”

“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然若全国在革命高涨中，贫农阶级有所恃而增加勇气，中间阶级亦有所惧而不敢乱为。”

“现在全国是反革命高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

这份报告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题为《井冈山的斗争》。如所周知，《毛选》的文章都在出版前作了大量旨在美化毛泽东的修改，并非原始材料。连经过美容加工的文章都这么说，可见实际情况之严重。

然而奇怪的是，毛泽东明知他制定的土地法严重打击了中间阶级，使得“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却还要坚持这左倾路线，甚至打击与错误路线斗争的好同志。

李文林是东固根据地的创始人，赣西南特委常委。他和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主张执行中共六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只没收豪绅地主土地，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并与特委书记、毛泽东的连襟刘士奇不和。毛泽东因此于1930年2月6日至9日，在特委所在地吉安县陂头村主持召开了军政联合会议，对赣西南负责人江汉波、李文林等痛加整肃，批评他们只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指控他们“煽动同志反对正确路线的党的领袖”（刘士奇）， 将他们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开除了江汉波的党籍，将李文林调出主力部队。

1929年，斯大林压倒了布哈林的反对，以国家暴力“消灭富农”。受此大气候影响，共产国际开始推行“反富农”的新方针。毛泽东在苏区积极贯彻并发展了共产国际这项方针，宣称“富农的剥削比较地主更加残酷”，“这个阶级自始至终是反革命的”，甚至把富裕中农指为“第三种富农”，“坚决赞助群众没收他们的土地，废除他们的债务”，甚至发明了“富农共产党员”的概念，把赞成中共六大土地问题决议案的同志一律视为“党内的富农成份”，要求将他们从党的队伍中“洗刷出来”，“无条件地开除富农及一切富农路线的人出党”。

中央大员进入苏区后，采取了比毛泽东更左的土地分配政策。1931年8月21日，苏区中央局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宣布今后一律不再分配土地给地主，富农只能分坏田。 同年8月30日，周恩来为临时中央起草给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信，批评中央苏区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 此后，在瑞金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根据周的来信精神，批评毛于1930年制定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原则，“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这就是毛所谓“被错误路线迫害”的事实依据。

但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曾抵制和反对这一极左政策。相反， 1933年6月1日，毛泽东和项英联名发布了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其中就有“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内容。

1933年初，毛受中央局之命，领导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杨尚昆同志说：

“我最近想，毛主席在瑞金也有没有‘左’呢？比如说查田运动，你们现在看看有个文件那是很‘左’的，那是毛主席主持搞的呀。那时总的当然他不当权，但是他做具体工作，他这个查田运动就是‘左’的。（刘英插话：我在于都第二次扩红，他直接领导我。他给我的批语是谁反对扩红的就杀。后来又来电话，要三天找出反革命。于是县保卫局就抓来一批人，硬说人家是‘改组派’。我是觉得‘左’的。后来是洛甫来了一封信，说反对扩红的不一定是反革命。我们才把这些人放了。）查田运动的结果是整了一批中农，至于富农那时早就没有了。那么在这种高压下就扩红，创造红军一百万。谁敢不当红军呀？当然扩红成绩是主要的，但是那样的方式是不好的，事实上等于抽丁，像兴国那里抽得就根本没有什么壮丁了。”

因此，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杨尚昆同志和刘英同志（毛泽东的老部下，张闻天夫人）举报，毛甚至比张闻天还左，命令“谁反对扩红的就杀”，而且把中农当成富农整，以此制造高压，“创造红军一百万”，使得兴国全县无丁可抽。

据国内学者高华、黄道炫等人的研究，查田运动广泛开展后，将许多中农乃至贫农划为地富，扩大了打击面： “把稍为放点债，收点租，而大部分靠出卖劳动力为一家生活来源的工人当地主打” ；“建宁的城市、里心、安仁等区，共计中农、贫农被误打成土豪的有五十余家。” 就连毛泽东自己，都不得不在运动后期承认：“一人在革命前若干年甚至十几年请过长工的，也把他当作富农。”

毛泽东主持的查田运动，严重迫害了苏区人民，直接导致苏区人民大量逃往国府统治区。早在运动初期，一些地区就已开始出现群众逃亡。 随着运动进一步展开，大批群众逃离苏区的现象越演越烈。 直到运动进行了将近一年，毛泽东才开始“纠偏”，但迅即为张闻天制止。他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为名，下令严禁翻案，使得被改正的农民又被戴上地富帽子。 此后运动搞得更加过火，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遭到极为严厉的处置，以致人民“成群结队整村整乡”地逃往国府区域。 这些农民逃出苏区后生活困难，便在国军保护下返回家园抢割庄稼， 使得本来就紧张的红区粮食供应更加雪上加霜。

张闻天这才发现查田运动的严重恶果，在1934年7月发表文章反对“极左”，指出：“在查田运动的名义之下，任意没收了地主富农兼商人的店铺与商品，或是把工人当了地主打，但没一个人敢起来纠正，甚至负责的机关也听其自然不去干涉，因为大家怕这种干涉会遭到右倾机会主义头衔与同地主资本家妥协的罪名。” 很明显，毛泽东作为主持运动的负责人，也采取了“听其自然不去干涉”的态度。至少没有证据表明，他曾对张闻天禁止翻案的命令作过抗争。

总的来看，在四中全会以前，毛泽东的土地革命政策比中央的还左，在四中全会以后，只是在“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这一点上，中央比毛还左。而这也就是毛唯一可以用来指责“王明路线”的钢鞭材料。但即使是在这方面，毛当时也不曾抵制过“错误路线”，更以他主持的查田运动使得苏区人民再也活不下去，不得不大规模逃往“解放区”，并在国军保护下回乡抢割庄稼，使得苏区民生更加凋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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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血雨腥风的“肃反”


官修党史对“王明路线”的第二个指责，便是“肃反扩大化”，然而正如高华教授指出的那样：

“长时期以来，关于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是一个被严重搞乱的问题。根据传统的解释，造成苏区‘肃反’灾祸的所有罪责，皆在王明与王明路线的身上，毛泽东与此毫无关联。不仅如此，毛还被描绘成是与王明‘左倾’肃反路线斗争的英雄。然而历史的真实却与此相反，毛是苏区极端的肃反政策与实践的始作俑者。”

如上所述，早在四中全会召开（也就是王明上台）前11个月，亦即1930年2月6日到9日，为铁腕整肃不服从毛的领导、与毛的连襟刘士奇有矛盾的赣西南特委常委李文林和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等人，毛在赣西南特委所在地召开了军政联席会议，史称“二七会议”，毛在会上将江、李等人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开除了江汉波的党籍，将李文林调出主力部队。2月16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 由此开始了血腥的“反ＡＢ团斗争”。

在二七会议精神指引下，苏区迅速出现肃反高潮。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ＡＢ团宣传大纲》，号召“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斗争矛头迅速指向党内，进而从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到上层领导。10月14日，毛在给中央报告中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ＡＢ团份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ＡＢ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

毛首先在其亲率的子弟兵一方面军下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从4万多将士中清理出4,400多名“ＡＢ团”，其中有数十名“ＡＢ团总团长”，悉数被处决。紧接着，毛又派出亲信李韶九作为钦差大臣，将江西行委以及红二十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悉数逮捕，并以毒刑逼供，短短五天内就处决了40多人，逃出虎口的红二十军团长刘敌于1930年12月12日发动兵变，逮捕了该军军长，率军攻占富田县城，释放了所有冤枉被捕人员，并逮捕了李韶九以下当地政府人员（后经陈毅调解后全部释放），并把队伍拉过赣江，宣布脱离一方面军，并派人向上海中央告状，要求逮捕毛泽东。

富田事件爆发后，代理中央局书记项英将之定性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只开除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敌等人党籍，余人免予追究。但不久后，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认为富田事件是反革命暴动，免了项英的职，以毛泽东代之。

毛掌权后便主持苏区中央局于4月17日通过《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在苏区全面展开肃“ＡＢ团”运动，公然下令对“ＡＢ团”分子要“软硬兼施，穷追细问”，使得毒刑逼供泛滥成灾。就连我党内部文件都承认：“所有ＡＢ团的破获完全是根据犯人的口供去破获的，……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所谓硬的方法，通常着双手吊起，人向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有所谓炸刑（万泰），打地雷公，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通肛门（胜利县）……等。就胜利（县）说，刑法计有一百廿种之多……”； “凡打ＡＢ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ＡＢ团有关系，有被扣留的可能”，“甚至于公开的说，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之谬论”，使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因之提拔干部，调动工作，大部分人都是啼啼哭哭，不愿意去……，在打ＡＢ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ＡＢ团”。

毛还以谈判为名诱捕了20军兵变领导人，将其全体处决，又将20军调入红一、三军团的埋伏圈，将其包围缴械，该军自军长、政委以下700多名副排长以上干部悉数被杀。该军被取消番号，残部归入红七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的血腥“肃反”，反倒是被“王明路线”制止的。1931年底，周恩来进入苏区途中，目睹了闽西肃“社民党”的惨祸，当即下决心“纠偏”。他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局会议，就作出了《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问题工作决议案》，严厉批评“总前委领导时期”在“肃ＡＢ团”问题上滥用刑法、“以杀人为儿戏”的严重错误，强调纠正“肃反工作中的路线错误”。 这其实是对毛不点名的批评。至此，“打ＡＢ团”的大疯狂才逐渐冷却下来。

此后周恩来仿效苏联模式，在苏区建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制度，将毛式“肃反人民战争”改为特务操作。但毛泽东开创的革命传统已难彻底纠正，各地打ＡＢ团、社民党等虚构组织的流风余韵未歇。更恶劣的是，毛“肃反”似已上瘾，无从摆脱，直到中央苏区后期，他都在号召“肃反”，看一眼官方编的《毛泽东年谱》便能洞见这一事实：

1933年3月 15日，毛与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镇压内部反革命问题的训令，指出：敌人除开军事“围剿”之外，还有计划地在苏区内部组织反革命活动。但是各地苏维埃政府缺乏警觉性，对于反革命活动情形居然忽视。中央政府现在严重唤起各地政府及其肃反机关，要立即纠正这种错误。

1933年6月25日，毛在在瑞金召开的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开幕式，代表临时中央政府致开会词，说明苏区内还有地主残余和富农，他们假冒贫农、中农，窃取土地革命的利益，混到苏维埃和群众团体里面进行反革命活动；解释中央政府召集这样大会的意义，就是要开展查田运动，彻底解决土地问题。

1933年10月18日，毛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紧急动员令》，要求必须特别加紧肃反工作与赤色戒严。

1934年1月29日，毛泽东向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关于紧急动员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团结一致争取彻底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并提出七项紧急任务，其中两项是“加紧赤色戒严”与“镇压反革命活动”。

在毛的一再敦促下，许多地方又再度陷入乱捉乱杀的赤色恐怖中。1934年5月，西江县在“下半月短短的半个月中，即捕获了几百名反革命分子，只判处死刑的即有二三百名（城市区在红五月中共杀了三十二名反革命，破获了ＡＢ团、暗杀团、铲共团、社民党、保安会的组织，共捉了四个暗杀团长、两个ＡＢ团长、数十名连长、排长、宣传队长等）”； 闽赣省裁判部“把裁判部犯人大批的不分轻重的乱杀一顿”，在由樟村退往石城途中“沿途格杀群众”。 以致张闻天不得不再度出来纠偏，谴责：“一些地方，赤色恐怖变成了乱捉乱杀……在一些同志中间正在形成‘杀错一两个不要紧’或者‘杀得愈多愈好’的理论”。

但总的来说，自周恩来入主中央苏区后，再没有开展过像“肃ＡＢ团”和“肃社民党那样大规模的杀人运动。 而且，“王明路线”统治下的中央苏区的“肃反”，与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央苏区以及湘鄂西、鄂豫皖等苏区的“肃反”有个明显区别，那就是只是冤杀百姓，并不屠杀党内政敌。就连博古中央“反罗明路线”，整“邓毛古谢”集团，也只是理论批判加组织处理，从未使用过毛无情屠杀部下的血腥手段。所谓“王明路线搞肃反扩大化”，完全是毛泽东倒打一耙。

有趣的是，毛泽东编造出来的神话已经牢不可破，以致许多人以为，在“王明路线统治下”的中央苏区，毛泽东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国内某学者曾在谈宁都会议的论文中说：

“正是因为毛泽东行事谨慎，才使他得以躲过这一时期频繁的肃反运动。对此，毛泽东本人也曾觉得幸运。1965年8月5日，他在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又谈起那段被打入冷宫的历史，他诙谐地笑道：‘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当然,这不仅仅是一种幽默，相反，也反映了一种客观的事实。”

反映了什么“客观的事实”？笑话！只见毛泽东砍战友和部下脑袋的，从未见过谁要去砍他的脑壳。

第五次反围剿之初，毛的亲信萧劲光不战而弃战略重镇黎川，致使大局崩坏，难以逆转（详见后）。中共对萧进行了审判，判处他五年监禁，开除党籍、军籍。萧劲光被关押后，毛派贺子珍前往探视。贺转达了毛的话，大意是：黎川失守是整个指挥部署的问题，你应该撤退，做得对。“经过毛泽东、王稼祥等人同‘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坚决斗争，萧劲光关了一个月后被安置到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 李德也说： “我当时说，应该把萧交给军事法庭处置。毛泽东像以前一样又出来庇护他，萧被调到后勤纵队，事情也就此了结。”

由此可见，不但“左倾冒险主义者”们没有毛那种为了个人权位便胡乱杀人的铁石心肠，而且毛在所谓“被排挤”期间的势力还如此强大，以致能一笔勾销法庭判决，包庇贪生渎职的亲信逃过军法制裁，这就是那个脑袋朝不保夕、摇摇欲落的可怜巴巴的“受迫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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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宁都会议错了么？


官修党史说，“王明路线”将毛的正确的军事战略谴责为“右倾机会主义”、“等待主义”、“狭隘经验论”、“游击主义”等等，解除了毛对红军的领导权，代之以左倾冒险主义，招致一系列重大失败，最终丧失了中央苏区，云云。

这些说法当然有些许事实含量，可惜浓度甚低，乃是对复杂的历史事实的漫画式夸张，比较符合少儿的接受能力与欣赏习惯。

首先，所谓剥夺毛的军权，无非就是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会议上解除了毛的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事后由中央批准，并正式任命周恩来出任该职。但毛仍然是政治局委员与中革军委委员。当时中央还比较“民主”，重大军事战略的制定都经过军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讨论，并上报共产国际代表团批准。只是在长征前夕，因为要脱离根据地流动作战，才决定成立由博古、周恩来和李德组成三人团负责军事指挥。 因此，对重大军事决策，毛泽东都有建议权与表决权。从下文对福建事变的介绍可以看出，当时中共“民主”过了头，对于是否该援助19路军，瑞金和上海争论不休，竟然迟迟不能作出决策，以致延误了军机。而且，毛在事后剽窃他人建议自炫，其实也就是承认了他在军委或政治局会议上仍有发言权。

其次，宁都会议由来有自，既有策略分歧（亦即所谓“路线斗争”），又有权力斗争内容，更是毛泽东的个人作风造成的积怨使然。

毋庸讳言，四中全会后成立的临时中央，在中共革命战略上仍然很左。这也是必然的，盖中共革命本来就是苏俄革命的忠实拷贝，唯斯大林马首是瞻。斯大林本来就是国际共运头号左王，其口号历来是“进攻路线”，中共岂能两样？当时共产革命只有苏俄模式，亦即占领中心城市，再赤化全国。中共别无其他参考系，当然只能按那模式照猫画虎。而且，从马列原教旨来说，中共革命既然据说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当然只能在产业工人密度最高的城市爆发，盖“无产阶级”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财产占有观念，而是与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只有毛泽东那不懂马克思主义乃至任何一种西洋学说的旧文人，才会把“无产阶级”当成“无产者”的同义语，以为“山沟沟里能出马列主义”。因此，既然要干共产革命，对马列原教旨略知皮毛的中共领袖们，当然只可能坚持“城市中心论”。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临时中央才会在1932年1月9日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声称“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要求中央苏区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将目前分散的各苏维埃根据地联成一片，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而毛泽东当时并没有从根本上怀疑这个总方针。

如前所述，据国内学者研究，毛泽东 “农村包围城市” 的“理论”，是在长征后才形成的。的确，如毛和临时中央就东征福建一事爆发的争吵证明的，他比中央更左更热昏，甚至认为国府已经丧失了进攻苏区的能力，红军应该结束内线防御，转入外线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胜利（详见下）。在中央苏区时代，他并无反对攻打所有大城市的一般性想法，只是就事论事，在具体战役策划中出于现实考虑反对攻打某一具体城市罢了。例如他反对攻打赣州，并不是从理论上指出不该攻打大城市，应把经营重点放在农村，而是说赣州乃敌军必守的坚城，三面环水，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 给出的完全是具体的战术上的理由，根本不是一般性地论证中国革命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必须走自己的路的战略理论。

1932年3月间，就红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问题，毛泽东和苏区中央局的大多数成员发生争论。中央局多数人主张红军主力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而毛主张红军向东发展，进入闽东南，打开局面。过后他向官兵解释，那是因为沿赣江向北发展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因为国府剿共大本营就在南昌，向西发展有赣江阻隔，不便大军行动，向南发展则会与广东军阀顶牛，云云。

这当然符合避实击虚的兵法，可惜与马克思主义没什么相干，也谈不上什么反对城市中心论。在上海中央看来，毛这种考虑当然是为强敌吓倒，害怕中央军。这种想法再自然不过——就连有的现代学者，都还认为张国焘在草地时反对北上是因为害怕胡宗南的中央军，何况当时的中共中央？

双方都没有意识到，这种争论，其实反映了马列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原理，不能用于中国革命实践，必须作根本篡改。只是到了延安后，党魁们开始反思失败教训，才朦胧感到了这个问题，于是毛率先提出“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口号，并获得国际派的赞同。 这口号本身只表明了两个事实：第一，马克思主义不是什么科学理论。真正的科学理论没有什么“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的差距，在 “理论”与“实际” 之间没有鸿沟，不存在什么“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能脱离实际存在的理论绝不是科学。科学理论更不需要“本土化”——谁听说过“牛顿力学中国化”、“相对论中国化”、“进化论中国化”？第二，无论是国际派还是毛泽东，统统都是科盲，彻底缺乏现代常识。

吊诡的是，正因为毛泽东不懂马克思主义原教旨，没有马列思维定式对思想的束缚，所以，只有他那个“穴居人马克思主义者”（“Caveman Maxist”，这是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准确评价），也才有可能将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所谓“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最终将20世纪的“城市中心论”篡改为中古的“农村中心论”。

但当时无论是中央还是毛泽东，对马克思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之间那深如河汉的鸿沟都懵然无觉，于是双方便作了许多无谓的口舌之争。其实谁也不比谁高明到哪儿去，根本不是官修党史说的那种黑白分明的“路线斗争”。过去没有这种无聊吵闹，乃是因为毛泽东在根据地中是说一不二的土皇帝，但自1931年起中央大员纷纷进入苏区后，毛泽东和他们的权力冲突就必然要与政策争论搅在一起，双方都要用“正确路线”包装自己的政策主张，指责对方犯了路线错误。

4月14日，上海中央致信苏区，批评苏区中央局“不了解红军的积极行动的必要而陷入庸俗的保守主义”，命令对右倾“做最坚决无情的争斗”。 4月25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刊》上，发表《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不点名批评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战略“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

毛泽东反唇相讥，5月3日，他覆电苏区中央局，指责：“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三次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决不应夸大敌人力量，以为敌人还有像去年三次进攻给中央苏区以大摧残的可能，而且在战略上把自己错误起来，走入错误道路。”“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我们的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似要以消灭敌人做前提。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

这番吵闹，实质是毛和临时中央比赛谁更左。毛告诉中央：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是我，而是你们。三次反围剿以及日本出兵，使得统治者们特别是蒋系遭到了重大打击，现在他们对我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发动大规模围剿了。所以，我们现在决不能再在内线防御，而要采取外线进攻战略，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

可见当时毛泽东的脑袋热昏到何等地步，甚至超过了临时中央，根本就不是官修党史上那个英明睿智的天才。

中央当然不愿作“右倾机会主义者”，于是再给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信，点名批评毛泽东的“游击主义”和“纯粹防御路线”。宣称“泽东及其它纯粹防御路线的指挥者”的“消极态度”，是当前“极大的危险”，要求苏区中央局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毛泽东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争取党和红军的干部说服他的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 忠于上级的苏区中央局领导周恩来等人，当然也只会认为毛泽东的主张是“百分之百的右倾机会主义”，“完全背离了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

在宁都会议前后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的争吵，与此前的无谓吵闹的区别只在于两点：第一，权力斗争的成分更浓厚。第二，从大局来看，毛泽东明显错了。

1932年6月间，国府发动了对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的围剿，作为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序幕。到了8月间，两个苏区的情势都极为紧急。为了逆转这被动局面，上海临时中央更加希望红一方面军采取“进攻路线”，迫使蒋介石分兵，以减轻那两个苏区承受的压力。这想法的产生很自然，与中央在1935年1月间命令张国焘放弃川陕苏区倾巢而出，策应红一方面军，以及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顶不住国军对西北的进攻，要求刘邓放弃根据地，千里跃进大别山如出一辙。在此背景下，苏区中央局于6月17日通过决议，提出“采取更积极的进攻策略”，“夺取赣河流域的南昌、九江、抚州、吉安、赣州、萍乡等中心城市”。

然而毛泽东虽然在周恩来等人的批评下，“深刻承认了自己以前的错误”， 同意了红军主力北上，举行乐安、宜黄战役，并在是年8月间攻克乐安、宜黄等城，但他内心深处并不可能解除与中央军交战的恐惧。因此，当苏区中央局于9月7日批评一方面军“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部”，命令“首先袭取永丰，将敌向西调动，给以各个击破”，毛便反对这一方针，建议让部队休整，分兵发动群众。周恩来同意了他的主张，与毛泽东、王稼祥、朱德联名复电，反对袭取永丰，声称部队需要休整，并已分兵发展游击运动与新苏区。此后周在毛的鼓动下，无视中央局频频来电催促，一直按兵不动，无所作为。

1932年9月中旬，张国焘等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报告红四方面军的转战情况，并要求中央紧急动员各临近苏区军民策应。临时中央将该电转给当时在中央苏区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然而周毛等人在得知四方面军作战失利之后，除了给鄂豫皖中央分局两次去电，用三次反围剿经验教导他们怎么打仗，甚至指责他们不会打仗（“一月余激战三次，仅击败敌人，未能消灭敌人一路”）之外，仍不采取策应行动，坚持要在当地分散兵力，赤化南丰、乐安地区。

9月 25日，苏区中央局复电周、毛等人，指出他们的行动方针“在实际上将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而不能呼应配合鄂豫皖、湘鄂西红军和河西红十六军、红八军的行动，“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同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坚持原定行动计划，声称：“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9月26日，中央局致电周毛等人，要他们攻城打援，并向西追击永丰与西来增援之敌，再度反对他们“在轻敌之下分散布置赤化工作”的方针，指出那不但会失去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的战机，而且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

同日，周毛等复电中央局，流露了对中央军的惧怕心理，声称乐安敌军吴奇伟师非高树勋一旅可比，如攻乐安三日不下，西来援敌必至，内外夹击转增不利。同时强调说：“攻乐安无把握，且用最大力量，即使能消灭吴奇伟，以现时红军实力，将不能接着打强大增援敌队。此请中央局特别注意。”

9月29日与30日，苏区中央局连续致电周毛等人，批评他们分兵扩大苏区的方针“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我们现重新向你提出前次分散赤化南丰河两岸，做一个时期扩大苏区工作等意见，是对形势估计不足，不去深刻领会攻取宜黄受分散所造成之严重的错误教训”。强调对一切离开原则完成目前任务的分散赤化的观点，“应给以无情的打击”。

在收到中央局如此严重的警告后，周、毛等人仍然抗命不从，于9月30日致电苏区中央局急转鄂豫皖中央分局并转临时中央，声称四方面军若不学会消灭敌人，则其他苏区策应亦将无济于事，中央苏区自顾不暇，不能策应鄂豫皖，并再度为四方面军慷慨免费提供战略指导：

我们认为与敌决战，必须具备击破敌之一方的把握，以转变目前不利局势，并准备继续作战的力量。“若仅击败敌人，而不能消灭敌人，不能缴获枪弹、俘虏，不能继续作战，这将不易变更现有局势，他苏区援助亦难消灭敌人，不易调动进攻鄂豫皖敌军。”中央苏区现正处于敌坚守据点，积极布置大举进攻，攻则集三师以上兵力来援，颇难取得在运动战中消灭他的环境。“因此，鄂豫皖在现时必须选择敌人之弱点，首先消灭敌之一部，如无此把握而苏区尚能活动，应勿急求战，多疲劳敌军，俟造成更有把握的决战。”

至此，中央局忍无可忍，终于决定暂停军事行动，立即在前方开苏区中央局全会。这就是在1932年10月间召开的著名的“宁都会议”。如所周知，毛在会上遭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批评，最后被解除总政委职务，专任政府工作。在我看来，中央局给毛这点微不足道的处分完全是应该的。

首先，毛泽东煽动周恩来抗命的理由，根本就不能自圆其说，直接违反了他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的原则：如果敌军真的非常强大，威胁到中央苏区的存亡，那么他就不该坚持在大敌当前时分兵作群众工作，赤化新占领地区，因此也就不能说中央局指责他“轻敌”毫无根据。反过来，如果敌军并不是那么强大，或至少未对中央苏区构成威胁，那么他煽惑周恩来违抗中央局的集体决定，拒绝集中兵力主动出击，以策应四方面军，就完全是错误的。

其次，若从全局来看，一方面军绝对有必要迅速采取大的行动以吸引国军注意。此时湘鄂西与鄂豫皖苏区都陷入危局，红四方面军（时称四军团）与二军团（当时改名红三军）濒临灭顶。为了营救友军，一方面军冒一定风险、甚至作出一定牺牲是应该的。后来四方面军为了策应一方面军，不惜扔下川陕根据地南下，为何一方面军就不能作这种牺牲？红一方面军若能像后来第四次反围剿那样，以佯攻城市调动敌人，打一个大兵团伏击战，消灭中央军的一两个师，必然能引起蒋介石注意，分散国军对其他苏区的压力。

毛泽东这种自相矛盾的举措，似乎只能有一个合理解释：虽然中央军尚未对中央苏区构成威胁，起码没有严重到红军必须迅速集结兵力准备应战的程度，但他惧怕中央军，不敢与之交战，更极度自私，不愿为营救友军损耗实力，因此力持“四方面军不注意消灭敌人论”、“其他苏区策应无效论”、“中央苏区无力策应论”、“中央军吴奇伟部不比高树勋部论”。这就是他为何在宁都会议上遭到大多数人批评后仍固执己见，不同意改变既定方针，出击敌人。这不能不说是只顾自己利益，不顾革命全局的本位主义。

更何况大多数与会者对毛泽东的批评都有相当道理，例如说指责毛的“诱敌深入”是“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说毛犯了“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等等，不能把这些批评一概斥之为“左倾”。

须知兵无常法，该在内线还是在外线作战，必须因时因地制宜，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所谓“诱敌深入”，无非是将敌军诱入内线，寻机歼灭之。它不过是一种战术，有其使用范围，岂能绝对化、固定化为永恒不变、放之一切情况而皆准的神圣原则，万应灵丹，普适公式？

毛泽东这主张是根据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提出来的。无非是因为敌强我弱，进行内线作战能充分利用己方的天时地利人和，在自己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与敌军决战。此乃普通常识，并不是只有天才才能想出来。伟大领袖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

“这里单说战略退却，江西叫做‘诱敌深入’，四川叫做‘收紧阵地’。从前的军事理论家和实际家也无不承认这是弱军对强军作战时在战争开始阶段必须采取的方针。外国的军事家就曾这样说：‘战略守势的作战，大都先避不利的决战，使至有利的情况始求决战。’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对此也没有任何的增加。”

在三次反围剿中，担负围剿任务的国军乃是大杂烩，主力是杂牌。军阀部队为防止蒋介石吞并，从来只想保存实力，对红军作战并不积极，因此行动迟缓，各怀异志，由此导致敌军行动不同步，彼此之间呼应不灵，甚至互不策应救援。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当然可以抓住战机，歼灭冒进深入的一部敌人，则余敌自然胆怯而退。

但这战术也有弊端：首先，若一定要等到敌军深入才作战，则很有可能误了战机。围剿军总是先在外线的出发阵地完成集结，然后再向苏区内线推进。这集结过程一般不会同步。若要死抱着“诱敌深入”的框框，不敢先发制人，打出外线去，突袭并歼灭先到达出发阵地的某部敌军，借此打乱敌军的整个围剿部署，而要坐待所有的敌军完成集结后深入己方领土后，才去寻找歼敌机会，那就有可能贻误了战机，被迫与具有局部优势的敌军作战。

其次，在内线作战，对境内的经济和民生破坏极大。尤其是红军实行“坚壁清野”的残民方针，严重影响了农村生产。若旷日持久，则本来就贫瘠的苏区绝无可能持续支撑沉重的战争负担。而这就是第五次围剿中发生的事。

最后，“诱敌深入”之所以能奏效，其前提是敌军有长驱直入的意愿。若敌军并无此种意愿，而是采用第五次围剿那种步步为营的战术，任你引诱也不上钩，则红军主动后撤，就只能自行帮助敌军减轻推进的阻力。这就是第五次围剿中面临的不可解决的难题。

其实，毛泽东把“诱敌深入”当成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生命线与幸福线，只反映了他思维能力的窳陋。他没有理论能力，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总结出一般性规律来，这才会把“诱敌深入”的战术当成一般性战略原则加以鼓吹，却看不到真正的一般性指导原则，是争取战争的主动权，而所谓“夺得主动权”，乃是“迫使敌人以我期望的兵力，在我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与我作战”。毛过去采用的“诱敌深入”之所以奏效，恰是因为它满足了这一点。但“诱敌深入”既不是“夺得主动权”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它的充分条件。换言之，诱敌深入未必就能夺得主动权，不诱敌深入也未必不能夺得主动权，迫使敌人在我选定的战场上与我作战。

从这个角度来看，苏区中央局大多数委员批评毛泽东是“等待主义”、“守株待兔”，并非毫无道理，而他们提出的佯攻乐安，围城打援，调动敌军，在运动中歼敌的设想，也不是毫不可行的。事实上，第四次反围剿就是采用了此策，取得了红军自创立以来的空前大捷。

至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更是实事求是的批评。如所周知，毛泽东对“洋房子先生们”极度轻蔑鄙视，傲岸自雄，桀骜不驯，专横跋扈，而且好弄权术，任人唯亲，专一培育扶植私人势力，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提拔道德品质极差的阿谀逢迎者（如李韶九、刘士奇等人），铁腕整肃胆敢反对他的鲠直之士。这种作派在收拾李文林、江汉波等土鳖时都引起了强烈反弹，打“ＡＢ团”与富田事件的血腥屠杀，使得苏区党内军内怨声载道，积怨累累。中央大员进入苏区组成中央局以后，当然迟早要对毛泽东这套霸王作派产生强烈反感。

正因为此，毛泽东煽惑周恩来按兵不动，在友军陷入危难时专注于分兵赤化新苏区，不过是促使中央局委员们早就积下的一肚子气爆发的导火索罢了。在宁都会议召开前的9月30日，苏区中央局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就说：

“毛泽东同志对扩大中央苏区、占领中心城市以及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斗争表现动摇。……到东部山区的机会主义仍在继续，他常常试图加以实施，忽视党的领导，而提拔干部是从私人关系出发，而不是出于社会实践的需要。虽然莫斯克文同志（即周恩来）在那里，但他实际上很难贯彻苏区中央局的意见，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活动。因此，为了军事领导人观点的一致，我们坚决而公开地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并想把他召回到后方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工作。”

这就是为何远在上海、不和毛泽东直接打交道的临时中央的态度反倒比苏区中央局的温和得多。在宁都会议期间，中央还致电苏区中央局，指示：

“至于与毛泽东同志的分歧，我们再重复一遍：请尝试用同志式的态度来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不进行反对毛泽东的公开讨论。现在我们反对将他从军队中召回，如果他服从党的纪律的话。”

尽管中央作了这指示，苏区中央局还是公然抗命，撤了毛泽东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可见毛泽东在苏区真是搞得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其实这点处分真是微不足道，与他整肃政敌的毒辣手段形成了鲜明对照。然而他却刻骨铭心地衔恨一辈子，似乎受了什么惨无人道的迫害。这人从来有高度文学夸张的才能，什么“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就是代表作。宁都会议自然也不例外，他后来说什么：

“宁都会议后，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

“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话吧!”

这些话完全是危言耸听。可笑的是媒体至今还把这些极度夸张的话语当成信史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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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没有毛政委，一样打胜仗


前文已经说过，兵无常法，该是外线还是内线作战，当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不能把“诱敌深入”当成不可违反的神圣原则。真正的一般性指导原则，乃是夺得主动权，迫使敌人以我预期的兵力，在我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与我作战。第四次反围剿就是灵活应用这一原则的光辉范例。

1932年年底，国军在完成了对湘鄂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围剿后，开始准备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据李德介绍，早在该年夏季，中共就获得了关于国军行动的“非常准确的情报”。根据李德建议，并经共产国际代表团批准，红军准备趁敌人尚未完成围剿部署，先发制人，主动出击。为此将主力调到北线，目的是扩大江西东北部苏区，向红10军（即方志敏所创闽浙赣苏区的红军）靠拢，夺取有利出击阵地，从侧翼和背后向敌人进攻。战役取得初步胜利，夺取了中央苏区东北面的重镇黎川。先头部队与红10军建立了联系。1933年1月，李德等人又得知，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在其最好的将领陈诚指挥下，在旴江和赣江之间的地区，向乐安－宁都方向发其攻势。于是他和上海局一道建议停止在赣西北的战役，一三军团改向乐安方向进军，在南丰附近未被敌军发觉，越过旴江，出其不意向敌人进攻，歼敌近3师，打破了第四次围剿。

李德其时尚未进入苏区，是在上海遥控指挥的，因此未能详细介绍第四次反围剿的过程，还把被歼灭的国军59师说成14师。但他的证词提供了一个官修党史未提的重要细节：红军实行“进攻路线”，在国军尚未完成围剿部署时便主动出击，夺取了红区边陲重镇黎川，为后来诱敌提供了条件。

官方版本的反围剿战事是从2月才开始的。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令，红一方面军自2月9日起开始主动出击，对南丰发起进攻，然遭到南丰守军陶峙岳第8师的坚决抵抗，周恩来和朱德乃决定改为佯攻，围城打援。国府迅速调集中路军主力南下南丰，准备与红军决战。周朱鉴于敌强我弱，便改变了打援计划，主动撤围，以红11军伪装主力撤往黎川，却将主力秘密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陈诚以为红军主力撤往黎川，遂令国军第1纵队集结于宜黄以南，第2纵队自南丰出击建宁，第3纵队正面进攻黎川，拟将红军包围于黎川加以歼灭。

红军在发现国军动向后，抓住第1纵队第52、59两个师彼此相距较远之机，由一方面军主力在登仙桥和黄陂分别伏击之，一举全歼了这两个师。此后陈诚改用中央突破，将中路军分为前后两军，向广昌地区进攻。红军再次以红11军伪装主力，摆出保卫广昌的态势，主力则潜入苏区北部。陈诚再次中计，令前军加速前进包围红军，致使前后两军脱节50公里。隐蔽待机的主力红军抓住这一机会，在草台岗突袭后军第11师，歼灭了该师大部。此后又在东陂歼敌第 9师一部。余敌纷纷撤出苏区，围剿至此打破。

官方媒体承认：“在这次反‘围剿’中，周恩来、朱德首创大规模的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经验，为红军战史书写了极其光彩的一章。这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红军发展到10万人，其武器装备同时得到很大改善。中央苏区同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进入鼎盛期。 的确，这次反围剿不但是历次反围剿战役中取得战果最大的一次，消灭敌人三个师，缴枪万余支，炮40门，新式机枪300余挺，使苏区范围扩大到30余县，红军的武装割据达到了巅峰，而且歼灭的是中央军的精锐，而前三次反围剿消灭的则是战斗力极差的杂牌部队。这就是蒋介石为何自承：“惟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那么，这次胜利是怎么取得的？莫非真如官修党史所说，是因为当时“王明路线”还来不及全面控制我党我军，使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能余热发电？姑不论毛主席已被解除了总政委的职务，战役是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的，即以战术而论，它也违反了毛主席革命路线。

在光焰万丈的名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为红军规定了反围剿的严格操作程序，转述于下：

1）准备阶段：这是指敌人发动围剿前的苏区内部的准备工作。“准备阶段中的主要的问题，是红军的准备退却，政治动员，征集新兵，财政和粮食的准备，政治异己分子的处置等。”“准备阶段中的主要步骤，就是军事上的准备退却，和为着准备退却的政治上的动员”。

2）战略退却阶段：“一旦敌人大举向我进攻，红军就实行所谓 ‘求心退却’。退却的终点，往往选在根据地中部；但有时也在前部，有时则在后部，依照情况来决定。这种求心退却，能够使全部红军主力完全集中起来。”这儿所谓“求心退却”，也就是“向心退却”。亦即选定一个退却终点，该点既是全体主力部队的集结点，又是战略反攻的初战战场。在实行战略退却过程中，原来分散的主力部队全体向该点撤退，在该点完成集结。当敌军推进到该点时，若情况对我有利，则红军发起攻击，若情况不利，“退到该地区还无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几步，待敌发生可乘之‘隙’”。

3）战略反攻阶段：当敌人推进到我军退却终点，又有隙可乘时，我军即发动反攻。但必须慎重初战，原则是：

“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

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初战必须对全战役有利。

第三，初战的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准备好反攻胜利或失败后的应变方案。

不难看出，第四次反围剿的实战过程在多处违反了上述刻板的操作程序。

首先，战争并不是从“求心退却”开始，而是以外线进攻开始的。第一次伏击的敌军根本没有深入红区，主要战场登仙桥、黄陂都在苏区外围，不是什么“诱敌深入”，其实是在外线围城打援不成之后的随机应变，乃是毛反对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第二次伏击战确实是诱敌深入，敌军也确实深入到了广昌前沿，但伏击的并不是深入的敌军，而是仍然处在苏区边缘地带的敌军。更重要的是，第一次诱敌之所以成功，乃是因为红军在此前攻克了重镇黎川。该城为战略重地，国军不能不争，陈诚才会令第一纵队东进，授红军以可乘之机。

其次，若按官修党史，则红军围攻南丰该算是“初战”。照毛的说法，“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 然而它虽未打胜，却没有给全战役带来不利影响。若按李德的说法，则红军攻下黎川该算“初战”，它也确实为后来的战斗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它并不是内线战略反攻的开始，却是主动进攻的成果。

第三，按毛的教导，“战略退却终点”既是红军的集结点，又是发起战略反攻的初战战场。然而周朱根本就没有按照这刻板公式指挥，而是将主力集结于东韶、洛口地区待机。该地区处于中心位置，无论在哪个方向发现敌军有隙可乘，红军都能及时出动。周朱在捕捉到战机后，将主力部队迅速转移到苏区北部边缘的登仙桥与黄陂设伏。若将该地区算为“初战战场”，则它远离了东韶－洛口的“战略退却终点”。第二次伏击战场草台岗也如此。

第四，周朱没有按照毛的指示，把“拣弱的打”当成“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一个必要条件”，而是以敌军各部因行军路径或速度不一，左右或首尾不能相顾之时作为战机。两次伏击都以此为下决心的标准。

第五，周朱违反了毛的指示，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同时在登仙桥与黄陂两地伏击了两路敌军。

于此不难看出，毛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阐发的反围剿战略原则，完全是根据三次反围剿的简单情况总结出来的，确实是僵硬死板的“狭隘经验论”。第四次反围剿的实际战例表明，到底是主动出击到外线作战，还是诱敌深入，只能根据敌我态势来灵活决定。只要战场于我有利，能造成我军的局部优势，那就不管它是在内线还是外线，不管来的是嫡系还是杂牌，都应该当机立断，果决发起战斗。而这些做法都违反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教导。毛主张“持重待机”，反对“率尔应战”，确有“等待主义”之嫌。

据此可以断言，若是毛泽东来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则他只会按其狭隘经验，以战略退却作为反围剿的第一阶段，那也就很可能不会赢得第四次反围剿，起码不会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这道理毫不难明白：若是不在国军完成部署前，就在外线歼敌诱敌，而是实行所谓“求心退却”，等到达退却终点，再在该点开始“战略反攻”，“慎重初战”，则国军也就不会在苏区外围丢了两个师。待到敌人将所有的部队都部署在环绕着苏区边界的出发阵地，同时分进合击，则红军不但会错过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而且也就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了。

例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退却的军队能够选择自己所欲的有利阵地，使进攻的军队不得不就我范围，这是内线作战的一个优良条件。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条件。再则还要求好打的敌人，例如敌人疲劳了，或者发生了过失，或者该路前进的敌人比较地缺乏战斗力。这些条件不具备时，虽有优良阵地，也只得置之不顾，继续退却，以就自己所欲的条件。”

若伟大领袖用这些光辉思想来指导第四次反围剿，则他很可能会忍痛放弃登仙桥和黄陂的优良阵地，因为那儿处在红区外围，人民条件并不好，而且在该路前进的敌人都不是杂牌，并不缺乏战斗力。

由此可见，没有毛主席，红军照样打胜仗。而且，没有毛主席的狭隘经验论束缚，红军反而能打更大的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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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五次反围剿


（一）毛若指挥，败得更惨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其名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花了大量篇幅抨击当时军委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指挥。那文章有如说是军事学论文或教材，莫如说是政论，其目的不在于传授军事理论和技术，而是证明他在军事上比当时的中央领导高明万倍，那战争如果是他指挥就肯定打赢。

他的努力果然大见成效，定下了此后数十年官修党史的基调。至今官修党史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基本评价，仍然是他这段话：

“第五次反‘围剿’时，干部的意见开头是继续军事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入的观点，后来是变成了军事保守主义。”

可惜这不过是弥天大谎，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确实打得非常被动，始终未能抢得先手，确实经历了“冒险主义”——“保守主义”——“逃跑主义”三阶段，但那并不是谁反对诱敌深入所致，而是国军吸取了教训，始终牢牢地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使得红军最擅长的运动战与游击战无以施其伎，被迫以己方之短，较对方之长，节节败退，最后只好突围而出，万里长窜。当时的中央领导确实在反围剿开始前与反围剿过程中作了几个错误决策，但都不是毛指责的那些错误。红军的战略指挥究竟错在何处，毛始终没能看出来。若是换他去指挥，结果只会更糟糕。

上文已经说过，战争就是抢个主动权，迫使敌人以预期的兵力，在我选定的时间地点与我方交战，使得我方能形成局部优势，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毛反复鼓吹的诱敌深入，其实不过是达到这目的的手段之一罢了。它并不是夺得主动权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并不一定都能奏效，第五次反围剿就最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诱敌深入是弱军战胜强军的万应灵丹”的潜在假定，是敌人是白痴，永远不会总结教训，一定会乖乖按他的引诱入彀。可惜真实世界并不是这样的。蒋介石总结了过去的失败教训，在德国顾问的指点下采用了“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以直胜曲，以拙胜巧，坚决不上“诱敌深入”的当，而是以守为攻，步步为营，处处筑碉，以缓慢但坚定的绞杀，剥夺红军的选择余地与回旋空间，逼迫红军在国军选定的战场上和国军交战，逼迫红军无法进行运动战而不得不投入阵地战，国军再以强大火力压倒对方的人海战术，以己之长击敌之短，这就使得主客之势倒转，始终牢牢掌握了主动权，最终使得红军无计可施，只能突围长窜。

关于国军采用的新战略，国内学者黄道炫先生有相当精彩的介绍。 这儿根据他披露的史料，作点述评。

第五次围剿从1933年10月开始，至1934年10月结束，历时整整一年。光是从战争的期限都能看出，蒋介石根本不想速战速决，而是稳扎稳打，用持久战、消耗战熬垮对方。围剿一开始，他就明确制定了整个战役方针：“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 在整个战事过程中，他都非常能沉得住气，决不急于求成，贪功冒进，而是一再叮嘱部下稳扎稳打：“我中路军主力不必求急进，只要固守现地，作成持久之局，以求薛、汤两路之发展，则匪经此战必崩溃更速，不必心急也” ；“进展不必过急” ；“总须稳扎稳打为要”。 直到整个战役行将结束时，他还在叮嘱部下：“不宜单独……进展，应令会同各纵队前进，免为匪乘” ；“仍宜注意集结，勿过分分散”。

总而言之，国军第五次围剿，其实就是改步兵为“战斗工兵”。部队每天前进四五华里后，即使不遇到抵抗，也立即掘壕自卫，并在所有通道和一切村镇上都构筑堡垒。碉堡之间彼此可以互相瞭望，机枪火力可以彼此接应。红军靠轻武器根本无法攻占这些工事。国军若从工事里出来，一遇到红军，立即便撤回工事，以阵地战伺候对方。 随着国军稳步前推，身后便留下层层“碉林”。碉堡群之间相距在两华里以内（这是老蒋下的死命令：“封锁碉堡群之间隔，不得过二里以上” ），由新修的公路连接在一起，以便各部互相迅速增援。红军即使突破第一线碉堡，也无望突破层层碉堡森林，只能困在逼仄的碉堡群中，遭受国军交叉火力大量杀伤。

这就给红军出了个无法解决的难题：红军克敌制胜的惯技，乃是运动战，也就是在敌军运动中发起突袭歼灭之。现在敌军并不迅速运动，而是顶着堡垒缓慢推进，这运动战、游击战等等，还怎么个打法？但你若要坐视不管，甚或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教导，实行“战略退却”，那岂不是自动为敌军去除前进阻力，使得他们毫不费事地对苏区实行永久性占领？前几次围剿，国军并没有顶着碉堡进来，对苏区的占领是暂时的而非永久的。红军只要歼敌一部，余敌怕被歼灭，自然会撤出苏区，因此红军暂时作“战略退却”也无妨。但这次国军在占领区修起了碉堡群，即使其前锋在离开碉堡向前推进时被消灭了，身后留下的碉堡还照样存在，有第二第三梯队在里面防守。要想收复失土，红军就不得不打攻坚战，而这不是红军的火力能够胜任的。因此，苏区“国土”的丧失将是永久性的，绝无可能收回来。

这就是当时中革军委其他成员反复请教毛的问题，他在三年后回答：

“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则谓我退一步，敌之堡垒推进一步，根据地日蹙而无法恢复。如果说诱敌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末在堡垒主义的第五次‘围剿’是无用的。对付第五次‘围剿’，只能用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方法。

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亚的打硬仗，也得到丧失全国的结果，虽然阿国失败的原因不仅仅这一点。”

此乃典型的毛式回答，处处充满辩证法精神，反对任何一种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答了跟没答一般。凡是智力正常的人都能看出来，“左倾机会主义者”们问的问题再实在不过：现在的情势是“我退一步，敌之堡垒推进一步，根据地日蹙而无法恢复”，领土丢了，却换不来战胜敌人、恢复土地的战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何种战略，才能使红军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内线创造克敌制胜的机会？不拿出具体办法来，光是空谈一通“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抽象原则有什么鸟用？

可笑的是毛还要说风凉话，指责“左倾机会主义者们” 鲁莽灭裂：

“江西第五次反‘围剿’，我军全然不讲退却，原因在于对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都不注意，实在是一种鲁莽灭裂的干法。”

问题不是博古、恩来、李德、项英等人不想退却，而是不能退却，因为退却并不能如过去一样，换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战机，只能白白地永久性丧失土地。而没有了土地，也就没有了人力物力的战争资源，没有了军队周旋的空间，只能最终被国军挤死。毛泽东怎么连这简单的道理都不懂？

然而毛泽东就是有那脸皮无耻撒谎：

“‘堡垒主义的五次‘围剿’时期我们不能集中作战，只能分兵防御从事短促突击’，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敌人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主义作战法，完全是红军自己的节节抗御促成的。”

“丧失根据地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丧失了江西中央根据地。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做了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长征。”

他这完全是倒果为因。如上所说，步步为营，层层筑碉，乃是蒋介石战前早就决定并始终坚持不变的战役总方针。即使是在国军取得广昌大捷之后，蒋介石还一再叮嘱部下“进展不必过急”、“总须稳扎稳打为要”。红军根本无法“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节节抵御乃是敌人的堡垒主义逼出来的不得已之计，毛却就是有那本事倒过来说，反诬国军步步为营乃是红军节节抵御造成的！

事实上，李德当初已经回答过他了：

“毛泽东……在革命军事委员会里激烈反对这种战术，即：一旦敌人离开碉堡群，就钳制敌人与主要作战区内，给敌人以直接的反击。他认为，由于这种战术我们失去了主动性，自己放弃了在有利条件下，即在敌人的外部交通线上或在苏区内部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的可能性。对于这种他称之为进攻性防御的原则，本来是无可争议的，我们大家也都是赞成的。但是面对敌人的‘堡垒政策’，该如何实现运动战，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并没有回答。在赣东北敌人的外线寻找决战时机，这点从战略上来讲是毫无结果的。至于在我们区域内进行歼灭战的有利条件，只要不能诱敌深入，也就是敌人不放弃堡垒战，那就没有希望得到。如果敌人不这样做（最近三个月的经验证明，敌人连做梦也没想过要这样做），我们埋伏在这里，而敌人就可以毫不犹豫地继续推行它计划中的堡垒政策。这岂不意味着，我们自己放弃了苏区的重要地区，而不去利用时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些考虑同我对形势的判断是符合的，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中也得到了大家的承认。”

李德在这儿说的是实话。天下并不是只有毛泽东才知道打运动战，才知道诱敌深入。事实上，当时从共产国际到中共中央，都强调以运动战和游击战进行积极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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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既要保卫苏区，尤其是中央苏区，又要保持红军的能动性，不要因一城一地而招致大片领土的丧失。……应避免与敌人的大队人马做无益的冲突，采取诱敌深入，分散敌军，瓦解敌军，拖垮敌军的策略，以及最大限度地使用游击战的方法。” 4月，米夫指示：“假使要牺牲很多的战士时，红军绝不固守一个地方。红军避免与集中的大部敌人接触，引诱一部分敌人到苏区内来创造进行决战的胜利环境……在分散敌人的集中后，从侧面及后面攻击孤立的队伍，各个击破，消灭敌人。” 10月和次年2月，共产国际再度指示中共中央：“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 “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的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 就连王明同志也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反对那种‘左’的、冒险的倾向，其具体表现，就是完全否认有暂时地部分地军事策略上的退却底可能和必要……就是对于保存红军实力有第一等重要意义这一点估计得不足或根本不了解，机械地了解巩固根据地任务，甚至以为可以牺牲大量红军力量去达到这一目的”， 主张“把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从内防守的军事行动，与红军及游击队在蒋军后方和两翼方面实行广大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配合起来”。

中共中央也是同一立场。1933年10月，中共中央指示闽浙赣省委：“消极的堵防的政策，不论军事上与政治上都是有害的。在军事上，在部队数量暂时我们还比敌人小得多的时候，分兵把口，实际上就是使我们在敌人的残酷的集中兵力的进攻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指出：“ 最好的巩固苏区的办法，就是积极的开展深入白区的游击战争，发展与扩大苏区”。 11月，军委代主席项英指示：“应在敌人后方要道，发展井冈山时代游击袭击的精神、第四次战役的挺进成绩，来配合作战以及转变战局”； “运动战是内战中主要方式，望努力学习。” 张闻天指出：“死守堡垒，对于我们是致命的打击”。

所以，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中，根本就没谁反对诱敌深入打运动战，毛泽东完全是在造谣。难题还是李德说的那个：敌军既然不肯放弃堡垒深入，也就无法在内线获得歼灭敌人的有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战略退却”，无异于资敌。敬爱的林副统帅已经承认这一点了：

“诱敌深入的方法，在对付历经惨败而有无数血的教训的敌人，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方法了。”

林副没看到（或是看到了没说出来，待考）的是，一旦敌军的碉堡包围圈形成，围剿再也无法打破了。红军若想逃过堡垒主义的慢性绞杀，唯一的希望就是制敌机先，在封锁线合拢前跳出外线，从背后或侧翼攻击敌人，千方百计使敌军无法完成包围。而这就是反围剿初期红军实行的“冒险主义”。这思路本是正确的，只是错过了时机。

反围剿初期的态势是，苏区北面是中央军，西面是湘军，南面是粤军，东面是19路军（福建事变后由中央军代替）。据李德介绍，碉堡体系最坚固，推进最深的是北部，从赣江延伸到永丰以北，乐安和南丰以南直至黎川，其主要部分从福州到南丰两岸都构筑了坚固堡垒的旴江一段。西部主要堡垒线沿赣江到赣州，从赣州继续向北到信丰以北和会昌以南，直到福建边界。东部堡垒一直没有构筑完毕，东北部暂时还敞开着一个缺口，敌军准备拿下黎川后继续构筑堡垒，再来封住这个缺口 因此，主要威胁来自于北线。国军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待北部封锁线完成后，以它作为出发阵地，由北向南逐步推进，以层层碉堡挤死红军。

前节已经介绍过，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红军攻克了北部重镇黎川，将中央苏区和方志敏的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只要这个连接两个苏区的走廊还存在，国军就不可能要完成上述战略意图。因此可以料知，国军下一步必然是夺取赣东北，切断两个苏区的联系，以完成北部封锁线，堵死东北部的缺口。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决不能坐待敌军按计划完成北部的碉堡封锁线，更不能听任国军切断与闽浙赣苏区的连接，只能主动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实行“进攻路线”与“左倾冒险主义”，在无堡垒地域以运动战歼敌，再设法切断已经筑成的封锁线的后方的交通，迫使碉堡内的守敌不战而降，打破敌军的封锁。即使达不到这个目的，只要中央苏区始终连接着闽浙赣苏区，敌人无法筑完封锁线，其侧翼始终暴露在红军的威胁下，就不可能向南推进。因此，敌军必然要来争夺这个结合部，而这就给了红军以大兵团伏击敌军的充分机会。

真实的战事表明，国军就是按这意图行动的。然而军委领导见不及此，却派兵到福建去攻城略地（详见下），致使苏区东北兵力空虚，使得国军得以在北线从容筑碉，延伸封锁线。待到准备就绪后，国军于1933年9月25日突然进攻黎川，拉开了第五次围剿的序幕。

中革军委这才看到确保中央苏区东北部的重要，乃从福建调三军团迅速北上，拟在抚河一带消灭进攻黎川的国军。但毛泽东的亲信萧劲光却在9月28日不战而弃该城，不但使得苏区门户洞开，而且使得中共丢掉了第四次反围剿后获得的地区，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连接被隔断。国军自此夺得先手，可以实现原定战略意图了。

在这种情况下，让毛去指挥只会更糟糕。其理由再简单不过：他不知“敌变我变”，敌人既然采用了专克“诱敌深入”的新战略，那自己就再不能用这一套去迎合敌人，必须迅速想出新招来。因此，他只会在战争初期实行“求心退却”，把主力集结到“战略退却终点”，实行“等待主义”，静候敌人向苏区腹地推进，再寻机歼敌。这就等于帮助敌人完成上述战略意图，用铁壁合围活活困死红军。

这可不是厚诬之词。萧劲光奉命率一个独立团守卫黎川，却不战而逃，轻弃该城，受到军法审判。在他被关押期间，毛泽东特地派贺子珍去探监，“贺子珍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大意是：黎川失守是整个指挥部署的问题，你应该撤退，做得对”。 这说明毛泽东根本没看出保住与闽浙赣苏区的连接、使红军能在封锁线侧后威胁敌军的重要性。

李德倒是看出了黎川失守的严重恶果，乃命红三军团打出外线，目的是从敌军侧后进攻敌人，以收复黎川。可惜为时过晚，国军已经在黎川北部修筑了大量的碉堡，那封锁线不是“线”，而是具有相当纵深的“带”。三军团奉命从东北部缺口冲出，在黎川东北面洵口的无堡垒地域与国军遭遇，歼敌一个师。但挺进到黎川西北的硝石一带即陷入碉堡群中，失去了回旋余地，敌军碉堡又很坚固，无法摧毁。三军团几乎被歼灭，只好撤回 。此后红军又先后在资溪桥和浒湾等地试图以运动战歼敌，每次都因遇到类似问题而无功而返。

在这几次战斗中，红军都是在外线以一部进攻某地，主力则隐蔽集结于一侧，待敌人被调出后便发起突袭，与第四次反围剿的打法如出一辙，但都反遭重创。关键就在于今非昔比：打出外线后，若离开根据地较远，虽能进入无堡垒地域，但有后路被切断、无法返回根据地的危险，但若离开根据地较近，则仍然陷身在纵深碉堡群中，毫无回旋余地，只能被敌军的交叉火力大量杀伤。所以，不是红军放弃了运动战的拿手好戏，而是国军把那戏台拆了。

红军几次在外线伏击敌军不成，反遭重大伤亡，只好撤回内线。11月下旬，福建事变爆发（详见下），蒋介石把围剿苏区的中央军11个师调往福建，去镇压叛军。此时乃天赐良机。红军应当趁机大举从东北部冲出，与方志敏的红10军会合，一则从后方威胁入闽中央军，策应福建叛军，再则可以大纵深迂回到黎川以北的无堡垒地域去，切断北部封锁线与后方的交通。此时有了闽浙赣苏区作依托，红军即可避免上述的两难，既不至于因脱离根据地太远而断了退路，又不至于因离封锁线太近而陷在碉堡集群中。如此即有了恢复两个苏区连接，挫败国军战略意图的可能。当然，此策成功的机会仍相当渺茫，最大的困难是硝石、资溪桥等战役后，国军在那一带修筑了大量碉堡，红军若再度从东北角冲出，有重蹈覆辙，陷于碉堡阵中不能自拔的危险。但从总的情况来看，在黎川失守后，红军若还想打破第五次围剿，这就是剩下来的唯一希望。

然而中央军委却听取了共产国际总军事顾问的建议，令红军从西北一线突破封锁线，向南昌挺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到了苏区西北角的永丰，才发现前方修了大量的碉堡，根本无望突破，于是便白白浪费了这一宝贵时机（详见下）。待到福建事变于1934年1月下旬平定，蒋介石把入闽中央军改为东路军，取代原来出工不出力的19路军，配合北线中央军，自东向西步步筑碉推进，红军便失去了外线歼敌的一切可能，只能在内线防御了。至此，红军便从初期在外线出击的“冒险主义”改为“短促突击”的“保守主义”，到最后实在顶不下去，便只好实行“逃跑主义”了。

除了上述失误外，当时的军委领导人并没有别的错误。战争初期打出外线是必要的。错只错在于没有选对时间和方向：先是在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错过了在东北部扩大根据地的时机，后来又在闽变中选错了突破方向。而毛自始至终都没有认识到，一旦敌军完成包围，红军失败的命运即已注定，因此，必须千方百计赶在敌人前头主动出击，使得敌军无法筑完封锁线。所以，若是他去指挥，后果只会更惨重。

然而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位三年后的诸葛亮却有那本事指责：“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声称：

“如果我军在内线放弃节节抗御的战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时转向敌人的内线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种。”

难道硝石战役和资溪桥战役，不是“在必要和可能时转向敌人的内线打去”，而是“在内线节节抗御”？

可毛马上又转过来指责：

“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却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

难道“在必要和可能时转向敌人的内线打去”不是“御敌于根据地之外”？难道“敌人的内线”不是白区而能是红区？敌人的阵地当然巩固，但那是唯一留了个缺口的地方。毛泽东自称他在闽变期间曾建议自东北角突围，打到苏杭一带去（详见下文），那出路仍然是李德用过的那一条，区别只在于他主张放弃的黎川失守后，那一带的碉堡修得更巩固了。而且，他的手笔实在太宏大，真要照他说的干，红军只会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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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10 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