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pan

 

难得的长篇大论，宗教论战也没这么辛苦

没耐性的兄弟们，推荐看以下5个帖子

 

【辩证法讲座】恩格斯辩证法批判系列——芦笛作品
地址 https://72.52.124.209/viewthread.php?tid=276056

【辩证法讲座】从“唯物辩证法”变成全民思维方式看国人的普遍智力盲区——芦笛作品
地址 https://72.52.124.209/viewthread.php?tid=276053

【辩证法讲座】“辩证法”是最强大的“致愚教”——芦笛作品
地址 https://72.52.124.209/viewthread.php?tid=276054

【辩证法讲座】辩证法与神学——顾准作品
地址 https://72.52.124.209/viewthread.php?tid=276062

 

 

 

爱因斯坦直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为“胡说八道，疯人之作”

　　作者：常春藤

 

　　杨树森先生在《能指导科学研究吗？》一文中对国内一些理工类大学还在为研究生开设恩格斯的表示异议,文中写道:“有理工科研究生与我交流，他们对研究生还要上政治课不理解。他们的政治理论课同大学生不同,教的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政治课老师告诉他们说，开这门课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它可以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对此,我的回答是:纯属扯谈!”(全文见新语丝网XYS20081030),真是掷地有声。都已什么年代了,还让恩格斯的在大学讲坛上摇来晃去,胡吹指导科学研究,纯属误人青春,中国的自然科学到底想不想摆脱虚无的辩证法精神桎梏,到底想不想打破诺贝尔奖六十年为零的世界绝对冠军记录.

　　作者恩格斯先生在各种版本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排行榜”中,一向坐第二把交椅,即:“马,恩,列,斯,毛”,或“马,恩,列,斯,毛,邓,江”,但他对自然科学的任何一个门类,谈不上任何意义下的研究,至于说他的能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绝对是天字第一号谎话。若果真如此,中国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早就远远超过三位数的美国而多得令人生厌,更不必在报道美国科学家钱永健获化学奖时,加上”钱学森的堂侄”拗口的定语去套近乎了。至于20世纪五十年代一书能在中国大走其红,打开天窗说亮话,完全是无产阶级政治统治自然科学的畸形产物.在那种气候中,谁敢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著作讲半个"不"字。但时代毕竟不同了,领导我们的党顺应潮流开始同世界接轨,科学工作者也已经觉醒过来,对这本书,不会继续象爱徒生童话中一群看客那样,围着脱光了身子的皇帝欢呼,却要直指其”一丝不挂”了。

　　请看恩格斯简历: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1820年11月28日，诞生于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的巴门市。他的父亲是纺织厂老板，母亲善良贤惠，很有教养。恩格斯自小表现出了非凡的语言才能。恩格斯本想进大学深造，但他是长子，其父一心想叫他继承父业，因此1837年他被迫中途辍学去学经商。这时离他中学毕业尚有一年。

　　可见恩格斯的学历连高中还未毕业,走上社会后直到1895年去世前再也没有系统的学习自然科学,只是在业余时间从哲学的角度阅读了介绍那个时代自然科学成就的科普材料。可以断言,以他的中学数学基础,绝不可能读懂他涉及的任何一个物理课题.例如在谈到刻普勒和牛顿时,写为”刻卜勒首先发现了行星运动的规律，而牛顿则从物质的普遍运动规律的观点对这些规律进行了概括”,含糊不清的”概括”两字,透露他根本弄不清为什么人们把毕生之劳发现行星运动规律的刻普勒称为天文学家,而跟上来”概括”一下的牛顿倒称为世纪大科学家。根源是他不懂高等数学,只能读一些科普材料,无法领会其中奥秘.所写的”读后感”只能拾人牙慧了。

　　人们无法知道恩格斯生前对他在读科普材料后写成的读后感(包括169篇札记和片断、2个计划草案)是否打算结集出版,不过他的朋友们整理这些手稿后,倒是以他名字,以为总标题,在德国认真的联系出版商,希望能在他的祖国,有优秀科学传统的德国出版。而出版商考虑到手稿作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地位,也注意到他一贯傲视一切的批判,特送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评阅,帮助拿定主意,这是非常负责的。爱因斯坦阅后却给了否定的结论,从此这份手稿在德国再也没一家出版商愿接手,这史实本身就说明了问题。此后一直拖到1925年,才得在苏联被作为”指导人类科学发展”的经典著作出版。然而要把连中学尚未毕业的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的只言片语(所谓”摘记”)说成是对整个自然科学作具有指导意义,端的难以令人信服.

　　不能把出版恩格斯的手稿被爱因斯坦斥为”胡说八道,疯子之作”解释为爱因斯坦对无产阶级革命有成见,事实上爱因斯坦一向同情共产主义运动,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宣传中,也把他作为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家看待的；更不能解释为”爱因斯坦看不懂恩格斯的手稿”(例如:吴伯田:,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把世纪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成看不懂中学水平恩格斯的读书笔记?谁能相信!

　　为了维护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权威,有关当局只能把爱因斯坦对恩格斯的否定作为最高机密冷藏起来。在五十年代大行其道时,中国的大学生们(包括笔者)绝对不会想到爱因斯坦早在此前的半个世纪已经给了它严厉的判决,这门课从而也得以勉强延续下来,也算是新闻导向成功的一例。

　　有意思的是这个威胁着国际共产主义领袖第二把交椅声誉的最高机密,竟然是在一场由党领导的政治批判中,政治家们一时”忘乎所以”而全部曝光。1970年,位居中共第四把手的陈伯达,依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批判一切资产阶级思想”的教导,所发动的“批判资产阶级科学鼻祖爱因斯坦运动”。为此印发了,其中就有爱因斯坦对恩阁斯手稿学术价值的评论.笔者有幸获得此世界级“反动言论”,深感其宝贵,特予珍藏。该”反动言论”全文如下:
　　“爱德华·伯恩斯坦先生(注:出版商)把恩格斯的一部关于自然科学内容的手稿交给我，托付我发表意见，看这部手稿是否应该付印。我的意见如下：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么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完全就是胡说八道、疯人之作。可是，我可以这样设想：如果考虑到这部著作对于阐明恩格斯的思想的意义是一个有趣的文献，那是可以勉强出版的。”(笔者注:此段文字也可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 (商务印书馆出版)，1977年，第202页中找到)

　　明白这个真相后,人们还能说些什么呢?还能让恩格斯的继续在中国的课堂上颠三倒四地对大学洗脑,”指导”自然科学研究吗?事关中国青年学生的青春,事关中国国家科学发展大业,中国教育部应该有最起码的自信,允许大学生们公开讨论;全国遍地开花的处级单位”自然辩证法研究院(所)”的辩证法权威,大师,教授们,面对你们信奉的自然辩证法最高权威著作被爱因斯坦斥之为”胡说八道,疯人之作”,更该好好的想一想了。中国有句古训:”遗矢之臭,欲盖弥彰”,建国近六十年来,欲盖弥彰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多吗?

[ 本帖最后由 qdpan 于 2011-11-29 10:04 编辑 ]

qdpan

 

　　　　杨树森  安徽师大文学院教授

　　有理工科研究生与我交流，对硕士、博士研究生阶段还要上政治课十分不解。他们学的政治理论课与本科生学的内容有所不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据政治课老师说，开这门课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它可以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

　　我的回答是：这纯属扯淡！

　　爱因斯坦关于狭义相对论的第一篇文章《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发表于1905年，长篇论文《广义相对论的基础》发表于1916年。没听说过爱因斯坦受到他的同胞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的指导（这本书第一次全文发表是在1925年的俄国）。我看过多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传记，也没有一本说获奖者的研究是在《自然辩证法》的指导下完成的，包括苏联科学家巴甫洛夫(1849-1936)、谢苗诺夫(1896-1986)、切连科夫(1904-1958)等。　　

　　我国高校大约自上个世纪50年代起，就普遍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但是至今没有培养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除了集体攻关的“两弹一星”外，也鲜有重大成果。为数有限的成果如杂交水稻等，研究者（如袁隆平）也没有说是“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取得成功的。

　　高校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对自然科学研究没有什么指导价值，这是明显的事实。相反，因为我国青年将大量宝贵时间浪费在应付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包括考研的政治课复习）上，影响了他们对自然科学的钻研，倒可能是中国难以培养出杰出科学家的重要原因。　　　

　　（有人说现在的政治理论课不仅是时间上的浪费，更严重的后果是，学过那些据说“具有指导作用”的理论后，学生的思想大多变得僵化了，这对需要创新的科学研究只能起到副作用。）

 

引用:

从爱因斯坦不欣赏《自然辩证法》说起

文学锋（国防科技大学）

摘　要
　　本文首先质疑了许良英等人在《爱因斯坦文集》中对爱因斯坦为何不欣赏
《自然辩证法》的权威看法。随后对《自然辩证法》本身的唯物性、从抽象上
升到具体的方法以及其哲学定位进行了辨析。认为《自然辩证法》之所以没有
有效的发挥作用除了与后人运用不当有关，其本身存在着理论缺陷也是一个重
要原因。
关键词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爱因斯坦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一部光辉的著作。它对中国、苏联、日本乃至
世界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曾撰
写专文推崇《自然辩证法》，称其“象珠玉一样放射着光芒，始终不断地照耀着
我40年来的研究工作，给予了不可估量的启示。”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何祚庥、
数学家杨乐和张广厚也都曾受惠于《自然辩证法》中的哲学思想而做出独创性
的科学贡献。然而，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的爱因斯坦却对之评价甚低：
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ein）先生把恩格斯的一部关于自然科学
内容的手稿交给我，托付我发表意见，看这部手稿是否应该付印。我的意见
如下：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
么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
学史的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可是，我可以这样设
想：如果考虑到这部著作对于阐明恩格斯的思想的意义是一个有趣的文献，
那是可以出版的。[1]
　　爱德华·伯恩斯坦送来全部手稿要我出主意，我的评价是对全部手稿而
说的。我坚信，要是恩格斯本人能够看到，在这样长久的时间之后，他的这
个谨慎的尝试竟被认为具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他会觉得好笑。[2]
爱因斯坦的这一评价在70年代的我国受到了这样的批评：
　　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的任何诬蔑，当然无损于《自然辩证法》
所揭示的真理的光芒，同时也丝毫抹煞不了这部伟大的著作对现代自然科学
发展的伟大指导意义；真正“可笑的”，恰恰是爱因斯坦的无知和他的顽固
的资产阶级偏见，是反共小丑胡克之流的卑劣的用心！[3]
对爱因斯坦的评价简单的冠以“诬蔑”、“无知”、“偏见”、“卑劣的用心”这样
的批判显然是不恰当的，于是许良英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准备、写作
和出版过程》一文中对之作了更为客观的分析：
　　爱因斯坦由于受了德国自然科学家反对黑格尔那套自然哲学的传统的影
响，主观上对辩证法采取疏远的态度，因而即使有幸读到恩格斯的《自然辩
证法》手稿，也认识不到它在科学上的重大价值，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4]
这一分析，实际上是基于下面两个三段式推理：
（推理1）   大前提：疏远“辩证法”必然疏远“自然辩证法”
         小前提：爱因斯坦疏远“辩证法”
         结  论：爱因斯坦疏远《自然辩证法》，因而认识不到其价值。
其中小前提又是由下面一个推理得到的：
（推理2）大前提：受德国自然科学家反对黑格尔哲学传统的影响必然导致疏
　　　　　　　　 远辩证法
      小前提：爱因斯坦受到了这种影响
      结  论：爱因斯坦疏远“辩证法”
　　本文认为，这两个推理都是可以推敲的。姑且不论推理1中大前提是否正
确，推理2中的两个前提就值得进一步考证。首先，没有证据表明爱因斯坦受
到了德国自然科学家的影响（即小前提不成立）。从《爱因斯坦文集》来看，爱
因斯坦受到的影响更多的来自于哲学家而非科学家。
　　其次，即使小前提成立，大前提也未必成立。对于那些没有主见、没有特
操的科学家来说会出现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情况。但是爱因斯坦却是一位珍视
独立见解的科学家，他从小就形成了一种不受人左右的独立思考的习惯。1930
年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表白：
　　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
足惋惜。这样的人无疑有点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
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5]
爱因斯坦学生时代的老师韦伯甚至这样评价他：
　　你是一个聪明人，但是你有个缺点，你不想任何人告诉你一点东西。你
听不进别人的话。[6]
所以将爱因斯坦疏远辩证法简单地归之为受德国自然科学家的影响是不合适
的。
　　第三，德国自然科学家反对黑格尔哲学并不一定针对辩证法。从历史上看，
19世纪德国自然科学家反对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与其说是将矛头对准辩证法，不
如说是反对其唯心的哲学体系和试图用哲学囊括所有自然科学成果的狂妄企
图：
　　自然科学的反对黑格尔的论战，在他们正确理解黑格尔的范围之内而
言，它们所反对的目标只有两点，即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和不符合事实的任意
的体系结构。[7]
赫尔姆霍茨对之亦有很好的说明：
　　……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从一种假说出发，以为不但精神现象，
就是实际世界——自然与人——也是创造性的心灵的一个思想活动的结
果，……根据这一假设，人的心灵，即使没有外界经验的引导，似乎也能够
揣度造物者的思想，并通过他自己的内部的活动，重新发现这些思想，“同
一性哲学”就是从这一观点出发，用先验的方法构造其他科学的成果。但
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所根据的“同一性假说”是正确的。本来自然
界的事实才是检验的标准。我们敢说黑格尔的哲学正是在这一点上完全崩溃
的。他的自然体系，至少在自然哲学家的眼里，乃是绝对的狂妄。和他同时
代的有名的科学家，没有一个人拥护他的主张。……黑格尔体系要使一切其
他学术都服从自己的非分妄想遭到唾弃……。[8]（着重号为引者加）
　　由于置基本事实于不顾而过分依靠思辨，黑格尔犯了许多在自然科学家们
看来不可饶恕的错误：比如在化学上，黑格尔驳斥原子论，力图维护亚里士多
德的四元素论；在光学上，他拒斥牛顿的白光复合说，而支持歌德的色光复合
说。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多数自然科学家在抛弃黑格尔唯心体系的同时也抛
弃了其“合理内核”——辩证法。所以德国自然科学家并不是一开始就主观反
对“辩证法”，只是由于其唯心体系的影响才将其一同抛弃了。但是，爱因斯坦
是一个善于区分脏水与婴儿、善于从各种哲学体系中吸取养料的哲学家：
　　他感激地接受认识论的概念分析；但是，经验事实给他规定的外部条件，
不容许他在构建他的概念世界时过分拘泥于一种认识论体系。因而，从一个
有体系的认识论者看来，他必定象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求描
述一个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象一个实在论者；就他把概念和
理念看成诗人的精神的自由发明（不能从经验所给的东西中逻辑地推导出
来）而论，他象一个唯心论者；就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论只有在他们对感觉
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出逻辑表示的限度内才能站得住脚而论，他象一个实证
论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的研究工作所不可缺少的有效工具而
论，他甚至还可以像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或者毕达哥拉斯主义者。[9]
因此，如果辩证法真的有价值，那么爱因斯坦不会像一般的科学家那样因为拒
绝黑格尔的唯心思辨体系而将辩证法一起抛掉。事实上，与萨特、施米特、卢
卡奇、罗素、卡尔纳普1等人比较起来，爱因斯坦并没有表示拒绝“辩证法”
或“自然辩证法”的言论。所以推理1中的小前提也不成立。那么，爱因斯坦
不赞赏《自然辩证法》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爱因斯坦本人的评价是值得
重视的——不论从当代物理学还是从物理学史来看，这部手稿都没有特殊的趣
味——因为这一看法并不限于爱因斯坦一人，日本著名物理学家武谷三男的看
法更为激烈：
　　每当掀起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种种争论的时候，我总感到自然辩证法怎么
会是这样没有根基、没有力量的东西呢？
在对比了康德的《形而上学导言》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之后武谷三男“感
到以前的自然辩证法实在毫无道理、愚蠢透顶、无聊之极。”[10]
　　需要指出的是，武谷三男的评价并非完全针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
稿，他毋宁更主要的是针对其后来者的庸俗化和简单化。但是为什么康德、黑
格尔的哲学没有人庸俗化，偏偏恩格斯的哲学被庸俗化了呢？如果说许良英先
生在面对爱因斯坦与《自然辩证法》两者之间不能发生共鸣这个问题时，是将
目光对准前者追究原因，那么笔者则更倾向于深入后者寻求答案。

1“自然辩证法”是唯物的辩证法？

　　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内容和价值有过这样的评价：
　　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意志唯心哲学中挽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
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唯一的人。[11]
恩格斯是如何完成这一任务的呢？
　　如果我们把事情倒转过来，那末一切都会变得简单，在唯心主义哲学中
显得极端神秘的辩证法的规律就立刻变得简单而且明若白昼了。[12]
换言之，恩格斯认为只要改变黑格尔的出发点——从自然界出发而非从观念出
发——就能摆脱唯心主义的窠臼从而使辩证法具有唯物的形式。事实证明这一
看法太过简单了。唯物还是唯心不是简单地以承认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
就可以判明的，辩证法首先是思维的规律还是自然的规律也并非问题的症结所
在。自然科学家之所以厌恶黑格尔的唯心体系乃是因为黑格尔企图将自然科学
的成果无所不包地归之于辩证法而对辩证规律的独断使用。因此，主观独断性
才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众矢之的。易言之，自然科学家所反对的唯心主义除了
本体论上的还有方法论上的。后者恰恰是恩格斯所未能认清的。恩格斯主观上
试图“表明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客观上却不知不觉地陷
入了黑格尔的将思维规律“强加在自然界和历史上面”的老路。例如，恩格斯
从运动、变化的绝对性这一辩证规律出发提出了“运动不灭性”的理论。作为
一个哲学命题，这一理论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恩格斯却试图将其作为一个科
学论断去推演说明整个宇宙的演化。由于没有任何实验事实作基础，恩格斯不
得不一再借助于“铁的必然性”这类哲学信念来完成他的推导：
　　我们往往不得不计算不完全知道的数量，而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用思想的
首尾一贯性去帮助有缺陷的知识。[13]
　　现代自然科学必须从哲学那里采纳运动不灭的原理：它没有这个原理就
不能继续存在。[14]
　　运动的不可灭性不能仅仅从量上，而且还必须从质上去理解。[15]
　　在这里我们或者必须求助于造物主，或者不得不做出下面这个结论：形
成我们宇宙岛的太阳系的炽热原料，是按自然的途径、即由运动着的物质天
然具有的运动着的运动产生出来的，而转化的条件也因此必然要从物质再生
产出来。[16]
　　物质虽然在某个时候一定以铁的必然性在地球上毁灭自己最高的精华—
—思维着的精神，而在另外的某个地方和另外的某个时候一定又以同样的铁
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17]（着重号均为引者加，以下均同）
这种主观独断的唯心方法终于使恩格斯陷入了循环论的圈套：
　　这是物质在其中运动的一个永恒的循环，一个在我们的地球年不足以作
为度量单位的时间内才能完成其轨道的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在这个
循环中……[18]
又如，为了摆脱牛顿的“第一推动力”，恩格斯试图用吸引和排斥去说明一切运
动形式2。这种方法尽管没有诉诸“上帝”，仍然摆脱不了唯心的色彩，因为“吸
引”、“排斥”之类的抽象范畴是可以任意解释的。它们对于追求严密的科学家
来说并不比“上帝”优越多少。总之，恩格斯对黑格尔唯心体系的简单倒立“只
能导致‘黑格尔辩证法的镜像’”[19]。在某种意义上，萨特的批评仍然是有道理
的：
　　如果有人曾问及恩格斯：为什么确切地说（辩证法有）三条规律而不是
十条规律，或者说不如一条更好？为什么思想的规律是这些而不是别的什
么？这些规律从何而来？而是否有某种更一般的原则可以推论出这些规律，
以代替事物所具有的偶然性的显现？是否有某种方法在有机的综合中把它们
结合起来并赋予它们以某种秩序？他可能会耸耸肩回答说：‘像牛顿的’从
不杜撰假说一样。这样，其结果是自相矛盾：恩格斯批评黑格尔把思维规律
强加给事物，但是他自己恰恰倒是这样做的。他期望自然科学能证实他从社
会领域中所发现的辩证理性3，它被移植到自然界中，这是生拉硬扯。[20]
事实上，只要辩证法还存留着先验性，不管这种先验性是存在于思维中（在黑
格尔那里）还是存在于自然界中（在恩格斯那里），这种“生拉硬扯”就不可避
免，因而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唯心主义4
　　恩格斯的先验性不仅导致了其唯物的不彻底，还使它残存了一些旧唯物主
义（自然主义）的痕迹，尽管恩格斯也认为：
　　自然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界到处在决定人
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
生存条件。[21]
但是这种反作用只是外在的对物质世界的改造。既然普遍规律即存在于自然界
中，那么人在思维中只需对它反映即可，反作用只存在于实践中，而忘记了人
在思维中也可以对物质进行改造，即爱因斯坦所强调的概念的自由发明：
　　……这些概念和基本原理都是人类理智的自由发明，既不能用这种理智
的本性，也不能以其他任何先验的方式来证明它们是正确的。[22]
因此，爱因斯坦强调：
　　……数学概念无论如何却不能从经验中推导出来。当然，经验始终是数
学构造的物理效用的唯一判据。[23]
在这里，经验事实与自由创造保持了必要的张力。相反，由于受旧唯物主义的
拘束，恩格斯为了说明数学概念的唯物性却不得不煞费苦心为“无限”和“微
分”寻找现实原型（见《自然辩证法》，第160-161页）5。

2《自然辩证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有论者指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继承了黑格尔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的研究和叙述方法6。这主要是指恩格斯采取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
从无机到有机的顺序说明方法。恩格斯认为自然界本身就是采取这样的顺序方
式演化而来的，因而他的说明方法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说明事物的唯物
的方法7。
　　具体到运动形式上，恩格斯认为机械的位置运动（吸引和排斥）是最简单
最基本的运动形式，然后是包含机械运动的化学运动，最后是高级的生物有机
运动。所以科学分类也应该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
分类和排列”[24]。这不能不说是将达尔文进化论泛化了的结果。我们固然可以
说人是由猿进化而来，先有无脊椎动物后有哺乳动物，但是化学运动必须经由
机械运动才能演化而来吗？这个“内部所固有的次序”到底是什么呢？恩格斯
不知道所谓机械运动、化学运动只不过是科学家为了认识事物的方便所作的人
为的划分，却要将其归结为“天经地义”的自然的先在结论。于是比自然科学
家的机械论走得更远，恩格斯试图用他发现的（也是他认为自然所固有的）运
动的最基本形式——吸引和排斥——去说明一切运动（“一切运动都存在于吸引
和排斥的交替之中”[25]），并且因此也就可以说明整个自然界，因为“对这些不
同的运动形式的探讨，就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对象。”[26]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大而无当的“狂妄”错误，关键在于恩格斯没有从抽象
上升到具体，或者说恩格斯简单的理解了这个“上升”。上升固然如恩格斯理解
的那样是“从个别到特殊并从特殊到普遍的上升运动”[27]但是普遍之所以具体
并不是因为它比个别包含了更多的例证，而是因为普遍包含了从一般到个别的
整个逻辑结构，这个结构是由各种抽象规定（概念、范畴）构筑而成的立体模
块，因而是具体的8。恩格斯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恰恰缺少了这样一个构筑
过程。虽然《自然辩证法》与《资本论》一样都遵循了具体—抽象—具体的研
究路线，但是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恩格斯的方法毋宁是一种“从抽象类比到
具体”的方法9。最后的具体只是“原理+例证”的平面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具
体的事物并没有得到说明，即没有达到理性的具体。相反，抽象的规定却得到
了进一步的强化10。由于这种方法上的不同最后客观结果也相去甚远11（见下
表）：
　　　　　　　　　　　马克思与恩格斯研究方法及结果比较
 　　　　马克思 　　　　　　　　　　　　　　恩格斯
方法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从抽象类比到具体
抽
象 　　具体的抽象　　　　　　　　　　　　　　　抽象的抽象
　　　（"商品"、"资本"、"抽象劳动"） （"同一"、"差异"、"量"、"质"）
具
体 　　抽象的具体　　　　　　　　　　　　　　具体的具体
　　　（各种抽象规定的系统综合） 　　　　（直线曲线、微分、无限、热、力）
结果 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 进一步说明了唯物辩证法的一般规律

　　列宁对这种“原理+例证”的研究和叙述方法给予了无情的批判：
　　“思想家”拉萨尔不正确地使用辩证法，因为把大量偶然的事情归结为
辩证法的一般原则，这并不是辩证法。……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
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
不费劲的。但是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
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
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
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
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28]
但是对恩格斯，列宁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他认为恩格斯举例子是为了通俗的需
要。然而正是这一通俗的需要，使得《自然辩证法》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因为通俗的东西对于阐明基本原理或许有些作用，但是对于像爱因斯坦这
样奋战于理论物理最艰深的前沿的专业科学家来说，通俗就会无益。“例证主
义，或许可以用来启蒙自然科学家以外的人们，而自然科学家将以讥讽和冷嘲
抛开它。”[29]需要指出的是，恩格斯的“例证主义”相对其后继者而言要微弱得
多。无论是列宁还是武谷三男其批评都不是针对恩格斯本人，但是恩格斯“从
抽象类比到具体”的方法无疑对后人起到了某种示范作用，这一点是我们必须
承认的。
　　意味深长的是，恩格斯本人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其类比或例证方法的局限
性，在《反杜林论》中，这一方法体现得要比在《自然辩证法》中明显得多12。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之所以有限度的使用它显然是因为他意识到了其局
限性。但是，《自然辩证法》与《反杜林论》二者写作时间之近甚至材料的互相
引用使得前者终于无法完全摆脱后者的影响13。

3“自然辩证法”是哲学？

　　在历史上，科学尚未发达时，哲学曾一度扮演科学的角色。但是当近代科
学逐步取得了其独立地位后，哲学逐渐丧失了作为自然哲学（对自然的认识）
的功能，而将主要精力投注于对于自然的认识的认识，即对于科学的认识。无
论是洛克、贝克莱还是休谟、康德，他们都是在接受已有科学成果的前提下，
利用哲学思考来追问科学认识何以可能这样的认识论问题。
　　恩格斯的可贵之处在于当大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都被科学的胜利冲昏头脑
时，它独具慧眼地指出了由于科学的片面发展所导致的机械自然观和思维模式。
遗憾的是，恩格斯并不是科学家，他对科学的批判与其说是针对自然科学的内
容本身，不如说是指向科学家个人和群体。恩格斯指责的不是科学本身的逻辑
基础和基本概念的矛盾，而是科学家知识能力的局限和哲学素养的低下：
　　赖尔本人有好多年一直没有看到这个矛盾，他的学生们则更差。这只有
用当时在自然科学中已经占统治地位的分工来说明，它使每个人都或多或少
地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中，只有少数人没有被他夺去统观全局的能力。[30]
这样一来，恩格斯对科学自身的关注势必大为减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爱因
斯坦更倾心于稍晚于恩格斯的马赫（March，Enst，1838-1916）、彭加勒（Poincare，
Jules Henri，1854-1912）等人的哲学，而拒绝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因为前
者的哲学直指物理学的基础与核心。
　　假如恩格斯能够从辩证法的视角如马赫、彭加勒等人一样对物理学中的基
本观念（如时空观）予以哲学的批判和审查，那么爱因斯坦决不至于对其辩证
法熟视无睹。事实上，这并非不可能，黑格尔就首先在其《自然哲学》中以思
辨的方式完成了它：
　　人们决不能指出任何空间是独立不依地存在的空间，相反地，空间总是
充实的空间，决不能和充实于其中的东西分离开。[31]
在这里，黑格尔实际上批评了牛顿的把物质与时空分离的绝对时空观。所以用
哲学批判科学是无可厚非的，而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要是没有马赫等人的
批判，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恐怕不会于1905年就问世。问题在于恩格斯的批
判只停留在了表层，它实际上是用哲学的宏观性去批判科学的微观性。哲学可
以批判科学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这远不是主要的，因为它的实质是用一门学
科的特点去批判另一门学科所不具有的特点，就如同胖子批判瘦子长不胖一样，
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会加剧双方的敌视。
　　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种批判方式的投影下，恩格斯不自觉地将哲学拔高于
科学之上，处处显示哲学的优越和先见之明，从而使科学沦为哲学的注脚和说
明：
　　最初的、素朴的观点，照例要比后来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正确些。例如
培根（在他之后有波义耳、牛顿和差不多所有的英国人）早就说，热是运动
（波义耳甚至说是分子运动）。而直到十八世纪，Caloriue[热素]才在法国出
现，并且在大陆上或多或少地被接受了。[32]
　　能量守恒。运动的量的不变性已经被笛卡尔指出了，并且使用的是和现
在（克劳胥斯，罗伯特·迈尔？）差不多相同的话。而运动的形式转化却直
到1842年才被发现，而且新的东西正是这一点，而不是量的不变性的定律。
[33]
　　自然科学家们，本来可以从哲学在自然科学上的成就中看到：在所有这
些哲学中隐藏有某种即使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中也比他们高明的东西（莱布尼
茨——无限的数学创始人，和他比较起来，归纳法的驴子牛顿便显得是一个
剽窃者和破坏者；康德——拉普拉斯以前的天体起源理论；奥肯——在德国
采纳进化论的第一个人；黑格尔——他对自然科学的）[……]概括和合理的
分类，其成就比起所有唯物主义的胡说八道合在一起还要更加伟大）。[34]
　　在哲学中几百年前就已经提出了的、常常早已在哲学上被摒弃了的命
题，常常在研究理论的自然科学家那里作为全新的智慧出现，而且在一个时
候甚至成为时髦的东西。[35]
　　运动不灭已经表现在笛卡尔的命题中，……在这里哲学家的理论也是在
两百年之后才被自然科学家所证实。[36]
   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
科学中，而应当在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14 [37]
事实上，从一开始，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的关注也主要是为了证实辩证法规律，
而并非为了研究自然科学本身。恩格斯在1958年7月14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写
道：
　　请把已经答应给我的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寄来。目前我正在研究一点
生理学，并且想与此结合起来研究一下比较解剖学。在这两门科学中包含着
许多从哲学观点来看非常重要的东西，但这全是最近才发现的；我很想知道，
所有这些东西老头子（指黑格尔——引者注）是否一点也没有预见到。毫无
疑问，如果他现在要写一本《自然哲学》，那末论据会从四面八方向他飞
来。……一切东西都是细胞。细胞就是黑格尔的自在的存在，……会使老头
子黑格尔感到高兴的另一个结果就是物理学中各种力的相互关系，……这难
道不是关于反思的规定如何相互转化的一个绝妙的物质例证吗？……黑格尔
关于量变系列中的质的飞跃这一套东西在这里也是非常适合的。[38]
　　这种被实证化了的哲学并没有达到恩格斯预期的目的。恩格斯试图用科学
证明其哲学的高明从而使科学家自觉接受，其结果却是：在科学被降为哲学的
注脚的同时，哲学也沦为了科学的目录。哲学的功能变成了对经验事实的分类
整理15：
　　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确实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
究领域中有系统地依据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不
可避免的，……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
所帮助。16 [39]
　　最终，自然辩证法变成了既非哲学又非科学的“两不象”。作为哲学，它丧
失了哲学独有的批判和信念功能17；作为科学，它不能深入有效地探索自然（后
来的系统论替代了它）。
　　当然，也要看到，自黑格尔构造了其庞大哲学体系以后，由于科学的发达，
纯粹哲学不断丧失其领地是不可避免的。哲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对象都开始偷
偷转向（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毕竟是一种难得的尝试，尽管是不成功的（没有完成，固然与恩格斯时间不足
有关，与其目标选取不当亦不无关系）。《自然辩证法》中蕴含的不少天才思想
也正在被许多科学家贯彻和发展18。
　　本文指出其局限性也只是想说明，后人（包括我们自己）运用自然辩证法
失当并不能将所有罪责都推在应用者身上。后人运用当中出现的问题或多或少
已萌芽于前辈自身。清醒地认识到《自然辩证法》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和误导性
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少犯同样的错误。至于爱因斯坦为何不赞赏《自然辩证法》，
它仍然是一个没有解答完的问题。

　　　　　　　　　（本文作者为国防科技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  萨特：“自然辩证法规律只是先验的，没有得到证明的，即使自然科学的范
例是辩证的，也只能证明人的理性是辩证的，并不能证明自然本身是辩证的，
辩证法只存在于社会历史中。”施米特：“自然界不存在辩证法最本质的一切要
素。”卢卡奇：“辩证法的一切基本要素——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
践的统一，思维之变化其基本原因也就是作为范畴基础的现实之中的历史变化，
等等——在我们关于自然的认识中是不存在的。”罗素：“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
矛盾学说都是从黑格尔那里拿来的，凡是从黑格尔那里得来的思想都是不科学
的，最好把黑格尔主义的礼服脱掉，马克思主义应完全抛弃辩证法。”卡尔纳普：
“我们拒绝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下于我们拒绝自称为能起逻辑作用的黑格尔
辩证法。”
2  参见朱亚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新探”，《近代科学思想史论》，湖南教
育出版社，1988，第200页：“用吸引与排斥这一抽象的自然哲学范畴来统一说
明各种自然科学问题，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包罗万象地说明一切的范畴，事实
上什么也说明不了，如果要勉为其难，就免不了矫揉造作与牵强附会。”
3  这并非萨特的歪曲，例如恩格斯：“…德国资产阶级的教书匠们已经把关于
德国大哲学家和他们所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衷主义的泥沼
里，而且已经做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我们不得不引用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
辩证法是存在于现实之中的…” （《自然辩证法》，第341-342页），着重号为
引者加
4  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较少先验性，请看下表的对比：
                    辩证法
        马克思                             恩格斯
“辩证法对现存事物的              “辩证法
肯定中同时包含对现存               不过是关
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　　　　　　　于自然、
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　　　　　　　人类社会
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　　　　　　　和思维的
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　　　　　　　运动和发
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　　　　　　　展的普遍
从他的暂时性方面去理　　　　　　　规律的科
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　　　　　　　学。”
东西，按其本质来说，　　　　　　　（《马克
它是批判的和革命　　　　　　　　　恩格斯选
的。”（《马克思恩格斯　　　　　　集》第3
选集》第2卷，第218　　　　　　　　卷，第181
页）　　　　　　　　　　　　　　　页）

　　　　　　　　　　唯物辩证法
　　　　　马克思　　　　　　　　　　　恩格斯
“我的辩证法，从根本上　　　　　　“所谓客观
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　　　　　　的辩证法是
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　　　　　　支配整个自
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　　　　　　然界的，而
思维过程，即它成为观念　　　　　　所谓主观的
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　　　　　　辩证法，即
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　　　　　　辩证的思
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　　　　　　维，不过是
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　　　　　　在自然界中
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　　　　　　到处盛行的
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　　　　　　对立中的运
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　　　　　　动的反映。”
物质的东西而已。”（《马　　　　　（《自然辩证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法》，第83
卷，第24页）　　　　　　　　　　　页）

5  同样基于这一点，恩格斯对自由与必然的理解也仍然停留在黑格尔的“自由
是对必然的认识”上：“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在
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页）人
的自由只限于获得必然规律后的行动的自由上，而不知道自由不仅是对必然的
认识，还是对必然的超越（思维的自由），即对传统的包括规律和概念在内的长
久以来被认为是必然的某些观念的超越，如爱因斯坦对绝对时空观的超越。由
于没有摆脱先验性（客观辩证法），在某种意义上，恩格斯褪去黑格尔辩证法的
神秘色彩后反而更遭。因为神秘性的辩证法具有更大的伸缩性和自由发挥的余
地，恩格斯将之明确化之后反而容易形成教条。我们从未听说过《老子》被教
条化了，这与其恪守“道可道，非常道”的原则是不无关系的。
6  如王克孝等主编：《辩证法研究》：“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所采用的从抽
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唯物地改造黑格尔《自然哲学》中唯心辩证法思想的
结果”（第107页）
7  事实上，按照事物本来面目去说明事物并不一定导致唯物主义，相反，它更
有可能导致唯心的目的论。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重物下落是因为它具有趋向地
心的性质，这不也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说明事物吗？所以问题不在于说明
事物是使用外在的概念（如“力”、“电流”）还是使用内在的性质（如“运动”、
“客观辩证法”），而在于最后的说明是否能与事实相符，是否具有进一步发展
应用的可能。
8  能量转化与守恒原理如果不放在牛顿力学的整个体系中，不与功的概念以及
能量的定义、计算联系起来那么它仍然是一个抽象的哲学命题，并不具有具体
性。由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恩格斯错误的评价了科学命题的地位与价值，如
认为笛卡尔早就发现了两百年后才为自然科学家所重新发现的能量守恒原理。
详见本文第3部分。
9  “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他才为
发生于自然界中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
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似物，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自然辩证法》，第
46页）
10  这一方法最明显的体现在手稿的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拿氧来说：如果有
三个原子结合为一个分子，而不是象普通那样只有两个原子，那末我们就得到
臭氧，一种在气味和作用上与普通氧很不相同的物体。更不待说，如果把氧同
氮或硫按不同的比例化合起来，那末其中每一种化合物都会产生出在质的方面
和其他一切物体不同的物体！笑气和无水硝酸是如何的不同！……它们彼此也
都在质上不同。”（《自然辩证法》，第79页）“从量到质的转化：最简单的例子
是氧和臭氧，在这里2：3引起了一些完全相异的属性，甚至在气味方面。化学
同样只用分子中原子数目的不相同去说明其他的同素异性体。”（《自然辩证
法》，第276页）“同一和差异——在微分运算中已经存在着辩证的关系，在那
里，dx是无限小，然而是起作用的并且是无所不能的。”（《自然辩证法》，第172
页）它极其类似于中国古代的用阴阳五行去解释和说明一切自然现象的方法，
李约瑟恰当的称这种阴阳五行为“将新奇事物搁置起来，然后对之无所事事的
归档系统”。（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第363页）
11  因此苏联《自然辩证法》研究专家凯德洛夫称《自然辩证法》为《资本论》
的“前论”是不恰当的。前者只是对辩证法在自然界中的说明，后者则是对辩
证法的具体运用，前者并没有像马克思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那样
得出具体的自然界运行的规律。
12  在举了水变蒸汽的例子以说明量和质的规律后，恩格斯写道：“我们还可以
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举出几百个这样的事实来证明这一规律。”（《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3卷，第166页）为了说明否定之否定规律，恩格斯举了一个被波
普尔批判过的例子：-a×-a=+a2（同上，第183页）可以猜测，恩格斯在《反
杜林论》中主要是为了通俗地向一般工人介绍唯物辩证法的一般规律，也即完
成马克思未来得及完成的一个想法：“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
这在材料的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作这类工作的话，
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在的
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
第250页）
13  这种影响还来自于杜林，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同时也受到了其坏的方法的
传染：“正如这样一个专家（指杜林——引者注）可以而且必须让自己常常侵入
邻近的领域一样，正如他在那里用语笨拙并有不确切之处会被有关的专家所谅
解一样，我也就有引用某些自然过程和自然规律来作为我的一般理论观点的例
证的自由，并且敢于期待同样的谅解。”（《自然辩证法》，第45页）
14  将哲学置于科学之上与将哲学实证化二者构成了一个正反馈系统，后者强
化前者，被强化了的前者又产生新的实证化的需要从而促进后者。
15  “我不由得想起七八年前，当时岩波文库出版《自然辩证法》时的情况。
那时我完全埋头于自然辩证法的学习，把种种知识按对立的统一的例子、否定
之否定的例子、从量到质的转化的例子进行了分类。……后来我学习了各种哲
学，……感到以前的自然辩证法实在毫无道理、无聊之极。我认为这些知识单
纯的分类，不管罗列多少例证也不能前进一步，显然不能深入地探索自然。”（武
谷三男：《自然辩证法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转引自《科学家哲学文选》，湘潭
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室，1982，第561-562页）
16  20世纪的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发展表明，“整理”知识材料的不是
哲学而是数学。数学也是理论思维之一种，恩格斯认为理论思维即是哲学是其
局限之处。如果恩格斯精通数学的话，恐怕不会“病笃乱投医”，将整理知识材
料的任务交付给哲学。
17  坂田昌一极口称赞“自然辩证法”，实际上自然辩证法对他而言所起到的也
只是有限的信念功能：“我经常在书桌上放着一条恩格斯的语录：‘新的原子论
者和所有以往的原子论的区别，在于他不主张（撇开蠢才不说）物质只是非连
续的，而主张各种不同阶段的各个非连续的部分（以太原子、化学原子、物体、
天体）是各种不同的关节点，这些关节点决定一般物质的各种不同的质的存在
形式’。另外，我永远不会忘记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一句名
言：‘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这些话确实鼓舞着我去抵制那种认
为基本粒子是物质极限的观点，并运用‘物质层子’的观点来集中研究复合模
型。”（转引自《科学家哲学文选》，湘潭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室，1982，第558
页）《自然辩证法》中最有意义的部分是其认识论（如因果性在实践中检验的思
想、规律的历史性等等），可惜由于实证化的影响这一部分不仅萎缩了（篇幅不
到整个手稿的十分之一）而且没能深入开展。
18  恩格斯将自然看作历史的发展过程对耗散结构理论的创立无疑起到了某种
启发作用：“自然史的思想作为唯物主义的一个完整部分是马克思所断言，并由
恩格斯所详细阐述过的。当代物理学的发展，不可逆性所引起的建设性作用的
发现，在自然科学中提出了一个早已由唯物主义者所提出的问题。对他们来说，
认识自然就意味着把自然界理解为能产生人类和人类社会的自然界。”（普利高
津：《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2页）
参考文献：
[1] 《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7，第202页
[2] 《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202页
[3] 《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202-203页
[4]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第368页
[5] 《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第43页
[6] 转引自朱亚宗：《伟大的探索者——爱因斯坦》，人民出版社，1985，第377
页
[7] 《自然辩证法》，第50页
[8] 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下册，商务印书馆，1975，第
392-393页
[9] 《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480页
[10] 武谷三男：“自然辩证法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转引自《科学家哲学文
选》，湘潭大学自然辩证法研
    究室，1982，第560-561页
[11] 《自然辩证法》，第342页
[12] 《自然辩证法》，第76页
[13] 《自然辩证法》，第20页
[14] 《自然辩证法》，第20页
[15] 《自然辩证法》，第21页
[16] 《自然辩证法》，第21-22页
[17] 《自然辩证法》，第23页
[18] 《自然辩证法》，第23页
[19] 肖恩·塞尔兹（Seansayers）语，转引自王克孝等主编：《辩证法研究》人民
出版社，1993，第650页
[20] 转引自《辩证法研究》，第581页
[21] 《自然辩证法》，第99页
[22] 《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313页
[23] 《自然辩证法》，第316页
[24] 《自然辩证法》，第150页
[25] 《自然辩证法》，第126页
[26] 《自然辩证法》，第329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9页
[28] 转引自凯德洛夫：《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译本），三联书店，1980，
第116页
[29] 武谷三男：“自然辩证法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转引自《科学家哲学文
选》，第562页
[30] 《自然辩证法》，第13页
[31] 转引自王克孝等主编：《辩证法研究》，第100页
[32] 《自然辩证法》，第260页
[33] 《自然辩证法》，第260页
[34] 《自然辩证法》，第66页
[35] 《自然辩证法》，第46页
[36] 《自然辩证法》，第145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8页
[38] 《自然辩证法》，第328-329页
[39] 《自然辩证法》，第45页

[ 本帖最后由 qdpan 于 2010-8-24 20:06 编辑 ]

qdpan

 

浙江师大学报2000/02

 

作者：吴伯田

 

摘　要 :爱因斯坦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的评价缘何出错?前苏联的几代学者都认为,原因就在于爱因斯坦并没有看到《自然辩证法》手稿全文,他的评价并不是针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全文而作出的。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的方法,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历史考察和理性分析,认为前苏联学者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本文从新的视角分析了爱因斯坦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作出错误评价的原因,认为:首先是因为爱因斯坦在评价角度和评价标准方面出现了不容忽视的严重错误;其次是在客观上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本身难读、难懂有关;再次是与爱因斯坦本人的哲学倾向有直接的关系。在此分析的基础上引出某些有益的启示和教训。

 

关键词: 爱因斯坦; 评价;《自然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N 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1-5035 (2000) 01-0001-05

 

爱因斯坦是一位举世闻名的物理学家, 也是一位具有高尚的科学道德、强烈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的杰出科学家。他在现代物理学研究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使他誉满天下。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 这样一位享有盛名的科学家, 却未能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作出正确的评价。为什么像爱因斯坦这样一位既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正确的科学思想, 又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杰出科学家, 会在评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时出错呢? 其中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这不能不成为人们长期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本文也将对此作点分析和探讨。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 这部作为马克思主义自然哲学的奠基性著作, 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①, 尽管这是一部尚未完成, 在恩格斯生前也未曾发表的著作。然而从1925 年公开出版后在全世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表明,《自然辩证法》的光辉思想对于指导人们树立正确的自然观和科技观, 掌握科学的方法论, 促进当代科学和哲学的健康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 爱因斯坦对《自然辩证法》手稿的错误评价并不影响《自然辩证法》的广泛传播和对现代科技发展所产生的巨大指导作用。然而, 爱因斯坦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的评价问题毕竟是自然辩证法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也是人们长期关注和众说纷纭的一个焦点问题。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分析的方法, 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对这一问题, 作点历史的考察和理性的分析, 并从中引出某些有益的启示和教训。

 

一、爱因斯坦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评价的前前后后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长期艰苦探索, 由于种种原因而几度中断写作, 以致生前未能最终完成的一部著作。1895 年恩格斯逝世以后, 根据他的遗嘱,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由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全权处理。因此, 处理《自然辩证法》手稿(虽然大部分保存在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手中, 其余的部分保存在考茨基夫人路易斯·弗雷伯格- 考茨基那里) 的全权和责任都落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 ) 的手中。爱德华·伯恩施坦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曾提出“运动就是一切, 目的是没有的”口号, 并认为辩证方法给马克思主义带来最大的危害。因此, 从思想深处分析, 爱德华·伯

恩施坦是不赞成, 甚至仇视和反对辩证法的。事实上他制造种种借口, 长期扣压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 不让出版, 隐藏《自然辩证法》手稿长达30 年之久。1924 年春, 联共中央派中央委员, 前苏联学者梁赞诺夫到柏林去搜寻恩格斯的这部手稿, 准备编辑出版。爱德华·伯恩施坦为了推卸自己长期扣压《自然辩证法》手稿的责任, 就请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作出是否具有出版价值的评价。这就是爱因斯坦对《自然辩证法》手稿评价的历史背景。

 

受伯恩施坦的委托, 爱因斯坦于1924 年6 月30 日就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发表自己的评价意见, 内容如下:

 

“爱德华·伯恩施坦先生把恩格斯的一部关于自然科学内容的手稿交给我, 托付我发表意

见, 看这部手稿是否应该付印。我的意见如下: 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 那末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 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 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 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可是, 我可以这样设想: 如果考虑到这部著作对于阐明恩格斯的思想的意义是一个有趣的文献, 那是可以出版的。”②

 

很显然, 爱因斯坦在评价《自然辩证法》手稿时, 虽然表示了自己对恩格斯名望的特有的尊重, 但他根本不了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的深刻内容和对科学与哲学发展的重大意义。他对《自然辩证法》手稿所作出的评价是完全不正确的。

 

二、爱因斯坦真的没有看到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全文吗?

 

为什么爱因斯坦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会作出如此错误的评价呢? 前苏联的几代学者都认为, 原因就在于爱因斯坦并没有看到《自然辩证法》手稿全文, 他的评价并不是针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全文而作出的。

 

这种解释开始于梁赞诺夫。1925 年梁赞诺夫在为《自然辩证法》初版所写的序言中推测: 爱德华·伯恩施坦并没有把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全部手稿送交爱因斯坦, 而只送去一束(关于电和磁的那部分) 手稿。因此爱因斯坦的上述评价并不是针对《自然辩证法》的全文而作出的。在前苏联学者中, 这种观点持续了几十年之久, 并作为结论性的意见, 出现在1969 年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著在苏联发表和研究的历史》一书中。该书写道:“1924 年,《自然辩证法》手稿被寄给爱因斯坦征询意见, 尽管爱德华·伯恩施坦寄给他的只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一部分, 即关于电和磁的一篇很长的草稿, 爱因斯坦仍表示赞成出版《自然辩证法》。”③ 与此同时, 凯德洛夫( Б· М·Кедров) 在1973 年出版的专著《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第八章“恩格斯和爱因斯坦”一节中说:1924 年爱德华·伯恩施坦把恩格斯所写的一篇文章寄给爱因斯坦。“根据一切资料来看,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1882 年所写的名为《电》的论文”。“如果伯恩斯坦寄去征询意见的不是论文《电》, 而是《自然辩证法》的其他论文和片断, 那末像爱因斯坦这样敏锐的思想家就不能不发现自己思想同恩格斯的思想之间的这种联系。”④总之, 前苏联的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 爱因斯坦之所以对手稿作出错误的评价, 根本的原因是伯恩施坦没有把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全部手稿送给他, 从而, 使爱因斯坦掌握的材料不全。爱因斯坦的评价不是针对《自然辩证法》手稿全文而作出的, 而只是针对《电》这篇论文作出的。

 

与此相反的观点则认为: 爱因斯坦看到的是《自然辩证法》手稿全文, 他的评价是针对《自然辩证法》手稿全文而作出的。持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美国前纽约大学哲学系主任悉尼·胡克(Sidney Hook ) , 他在1940年出版的《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REASON ,SOCIAL MYTHS AND DEMOCRACY ) 一书中, 在全面攻击自然辩证法的同时, 还特别针对前苏联学者那种认为伯恩施坦交给爱因斯坦看的并不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全部手稿, 而不过是关于《电》的那个片断的观点, 特地强调说: 爱德华·伯恩施坦1929 年在柏林曾对他作过说明, 即“爱因斯坦真的看到了并评价了全部手稿”。并断言伯恩施坦的这个说明是真实的, 因为“这个说明是为来自爱因斯坦教授本人的一封信所证实了的”⑤。紧接着附上了爱因斯坦1940 年6 月17 日写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信, 并声明是经由爱因斯坦的许可而转载这封信的。信的全文如下:

 

“亲爱的胡克教授:

 

爱德华·伯恩施坦把全部手稿交给我使用。我的评语是指整个手稿而言的。我坚信恩格斯本人如果能够看到, 在这样长的时间之后, 他所作的谦逊的努力竟被认为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 他会觉得这是可笑的。

 

A ·爱因斯坦谨启

普林斯顿, 新泽西州

1940 年6 月17 日”

 

需要指出的是, 悉尼·胡克是一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极强的阶级偏见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他的《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一书, 是一部全面攻击唯物辩证法的著作。该书初版于1940 年,由纽约约翰·戴伊(JOHN DAY ) 公司印行。再版于1950 年, 由纽约人文出版社发行。在这两个版本中上述内容并无差别。

 

在详细回顾和援引以上两种对立的观点以后, 需要我们从上述事实出发, 进行科学的分析。我们可以这样来设想:1925 年,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以单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二卷的形式在前苏联正式出版。过了十年, 即1935 年, 出版了德文版的《自然辩证法》(同《反杜林论》一起) , 刊印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之中。接着又于1940 年在纽约出版了英文版的《自然辩证法》。从1924 年到1940 年这16 年中, 爱因斯坦肯定能够看到《自然辩证法》的全文,也能够知道梁赞诺夫关于“爱因斯坦看到的只是一束关于电和磁的那部分手稿”的推测。然而, 世人却从未见到过爱因斯坦本人对于梁赞诺夫上述推测的肯定反应。

 

与此同时, 我们还注意到:1940 年悉尼·胡克的《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一书, 在纽约出版。1950 年又在纽约再版。当时居住在美国的爱因斯坦不可能不看到这本书, 不可能不知道书中专门附上了一封他1940 年6 月17 日给悉尼·胡克的信等情况。然而, 从1940 年到1955 年爱因斯坦逝世为止, 在这长达15 年的岁月中, 世人也并未见到爱因斯坦本人对于《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一书中所涉及到他本人给悉尼·胡克的信等情况的否定反应。

 

基于上述情况, 我们大体可以这样判断: 爱因斯坦之所以对手稿作出错误的评价, 原因并不是他没有看到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手稿的全文,从而使他掌握的材料不全而引起。当初, 爱因斯坦看到的已经是《自然辩证法》手稿全文, 他的评价看来是针对《自然辩证法》手稿全文而作出的。当然, 需要顺便指出的是: 这并不能减轻爱德华·伯恩施坦扣压和隐藏《自然辩证法》手稿、长期不让出版的历史责任。正如勃·凯德洛夫在《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所说的, “伯恩施坦无论如何也无法为自己对恩格斯及其科学遗产的卑劣行径辩解⋯⋯恩格斯的手稿在其作者逝世三十年后才得以问世。这是现代机会主义首领肮脏的心灵中的又一个污点。”⑥

 

三、爱因斯坦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作出错误评价的原因何在?

 

爱因斯坦之所以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作出错误的评价, 首要的原因是他在评价角度和评价标准方面出现了不容忽视的严重错误。

 

首先, 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作为奠基性著作而建立起来的这一新学科的性质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 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门类。自然辩证法学科所研究的是自然界和自然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辩证关系, 而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问题或自然界的具体规律。正是由于这一学科性质决定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重点研究并正确阐明的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指出: 一方面, 科学的哲学要以自然科学的实证知识材料为基础, 在概括当代自然科学最新成就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观点; 另一方面, 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离不开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实践证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的诞生在自然哲学发展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因此, 评价《自然辩证法》手稿应该从自然哲学的角度, 而不能仅仅从物理学或物理学史的角度来评价。然而, 从爱因斯坦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的评语中可以发现,他在对《自然辩证法》手稿进行评价时, 完全是“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 以及“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评价这部手稿的内容的。显然, 纯粹从当代物理学和物理学史的观点来评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的。更何况,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写于19 世纪70 至80 年代, 即在当代物理学革命以前, 用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评价这部手稿中对自然科学具体问题的某些论述难免过时。然而, 如果从自然哲学或者从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这一角度来评价, 人们就不难发现: 这部手稿的基本理论观点和基本精神, 包括这部手稿所阐述的辩证思维方法,在人类思想史上创立了一种崭新的自然观和科学观, 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科学家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工作具有划时代的指导意义。爱因斯坦从单纯的物理学和物理学史的角度出发, 显然未能认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对自然科学和科学家的重要指导意义, 从而作出了完全不正确的评价。

 

其次, 爱因斯坦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之所以作出错误的评价, 除了在主观上因爱因斯坦在所持的评价角度和评价标准上出错之外, 从客观上分析, 还可能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本身难读、难懂有关。因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是一部作者没有写完、从而也尚未进行最后编辑的手稿。虽然, 恩格斯生前曾把已写的《自然辩证法》手稿和札记按完成的程度分成四组。然而, 恩格斯以这样一种形式来整理手稿, 并不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 而仅仅是为了便于自己继续写作和完成这部著作。正是因为恩格斯当时对《自然辩证法》手稿的材料不是按照主题分类, 而仅仅是按照自己完成的程度来分类。因此, 客观上就给爱因斯坦在1924 年阅读理解和评价这部手稿造成困难。何况, 爱因斯坦作为当代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 物理学专业研究的繁重任务决定他不可能拿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对属于他专业之外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进行反复阅读和研究。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苦探索和研究,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25年由莫斯科国家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初版, 是按恩格斯当时把材料分成四束的顺序, 以德语、俄语对照的形式编排的。1935 年在前苏联出版的第二版则是按照论文在前, 札记、片断在后, 并考虑时间先后的顺序编排的。此后, 前苏联又在1939—1940 年间组织了一个专门编委会, 负责重新编辑、校译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 并于1941 年出版了新版本。80 年代, 德国的一批学者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开展了以年代为顺序的新的编辑出版工作, 还编写了创作史。显然,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自然辩证法》版本, 要比爱因斯坦在1924 年阅读时的手稿容易理解得多了。

 

又次, 爱因斯坦之所以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作出错误的评价, 还跟爱因斯坦本人的哲学倾向有直接的关系。平心而论, 在当代的自然科学家中, 爱因斯坦的确算得上是一位为数不多的具有深刻哲学思想的自然科学家。当然, 对于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在哲学界历来众说纷纭, 从未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是“自发唯物论和怀疑论的结合”, 有的认为是“自发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相结合的自然科学唯物论”, 还有的学者认为爱因斯坦持有的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实在论观点”。笔者个人比较赞成朱亚宗先生在其专著《伟大的探索者——爱因斯坦》一书中的这样一个看法:“象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在一生中经历过显著的思想转折一样, 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也曾经经历过明显的转折, 即从早期的含有某些唯理论成分的马赫式的经验论转变为后期的唯物论的唯理论。”⑦在庆祝爱因斯坦70 岁生日的时候, 物理学家马格脑曾在自己的论文中评价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 说:“ 爱因斯坦的见解, 不能贴上任何一个流行的哲学态度的名称的标签; 它包含着唯理论和极端经验论的特征, 但在逻辑上是并不孤立的。”⑧爱因斯坦本人完全赞成马格脑的这一评价⑨。事实上, 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 并非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体系, 而是一个在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不断探索、不断转变的思想体系。纵观这个思想体系, 虽然, 精辟的见解和独到的思想火花并不少见, 但与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所揭示并阐明的系统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无疑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这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爱因斯坦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的伟大意义作出正确的评价。

 

四、关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评价问题的几点启示

 

爱因斯坦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作出错误评价本身给我们许多启示。启示之一是: 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 任何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任何一个杰出的学者, 都是人, 而不是神。都可能出错, 而不可能永远正确。学海无涯, 人生有限。无论是谁,都不可能穷尽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全部认识, 不可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更不可能事事正确, 成为真理的化身。爱因斯坦也不例外。他虽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 在物理学领域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没有理由要求他精通世界上任何一门学科, 对任何一门学问都有深刻的研究, 对任何一部著作都能作出正确的评价。

 

启示之二是: 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 要对事物作出正确的评价, 小至一个人, 一件事, 大至一门学科, 一个学派, 必须要有适当的角度和正确的标准。对同一事物, 如果评价的角度不同, 或者赖以判断的标准不同, 很显然, 所得到的评价结果也会有所不同, 甚至截然相反。所谓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 是之谓也。爱因斯坦在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进行评价时, 在其评价的角度和评价的标准方面都存在着严重失误, 从而, 不可避免地影响他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作出科学的、公正的、全面的评价。

 

启示之三是: 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待任何问题都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 即实事求是,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不迷信权威, 不盲从传统, 更不能仅以圣人、名人之片言只语作为检验真理, 确定是非曲直的标准。当然更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意志、愿望作为检验真理、判断是非的标准。真理与谬误并不因人而异, 也不以任何权势或声望为转移。我们只能遵循实事求是和科学分析的原则, 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来对事物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说明, 得出科学的结论, 并接受实践的检验。虽然,要完全达到这样的要求, 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我们应当为此而努力。

 

注释: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人民出版社1971 年8 月版。

②引自梁赞诺夫为1925 年《自然辩证法》初版所写的序言中所用的引文。见1925 年版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二卷,《序言》第26 页。参见1927 年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Mayx- Engels Archiv ) 第二卷, 法兰克福, 第141 页。参见许良英等编:《爱因斯坦文集》, 商务印书馆1977 年版, 第一卷, 第202 页。

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著: 在苏联发表与研究的历史》, 莫斯科1969 年版, 第151—152 页。转引自勃·凯德洛夫:《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殷登祥等译, 三联书店1980 年3 月版, 第135页。

④⑥ 勃·凯德洛夫:《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殷登祥等译, 三联书店1980 年3 月版, 第132 页,134 页。

⑤ 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 金克、徐崇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 第225—226 页。

⑦朱亚宗:《伟大的探索者——爱因斯坦》, 人民出版社1985年11 月版, 第89 页。

⑧希尔普(P. A. Schilpp ) 编:《阿耳伯特·爱因斯坦: 哲学家——科学家》,1951 年英文版, 第247 页。

⑨爱因斯坦:《对汇集在〈阿耳伯特·爱因斯坦: 哲学家——科学家〉中各篇论文的意见》, 见许良英等编:《爱因斯坦文集》, 商务印书馆1977 年版, 第一卷, 第476 页。

qdpan

 

作者：曾国屏

 

对于《自然辩证法》, “20世纪物理学革命的先锋和主将” 爱因斯坦和“可能很好地代表下一次的科学革命”的普里戈金, 分别在20世纪上半叶和20世纪下半叶对它作出了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评价。

 

我们知道, 恩格斯从1873年开始系统研究和写作《自然辩证法》, 到1883年因马克思不幸逝世而不得不搁笔为止, 历经10年。恩格斯于1895年逝世,《自然辩证法》成了一部未完成著作。恩格斯去世以后, 《自然辩证法》手稿一直掌握在伯恩斯坦手中, 长期未能公诸于世。

 

1924年, 苏共中央派梁赞诺夫到德国查寻、复制《自然辩证法》手稿, 商谈这部手稿的出版时,伯恩斯坦把手稿送给爱因斯坦征求意见。爱因斯坦在谈了伯恩斯坦送去的手稿以后, 于1924年6月30日写给伯恩斯坦的意见如下：

 

“爱德华· 伯恩斯坦先生把恩格斯的一部关于自然科学内容的手稿交给我, 托付我发表意见,看这部手稿是否应该付印。我的意见如下：要是这部手稿来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 那么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 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 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 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可是, 我可以这样设想, 如果考虑到这部著作对于阐明恩格斯的思想的意义又是一个有趣的文献, 那是可以出版的。”

 

从这个意见来看, 尽管爱因斯坦建议出版《自然辩证法》手稿, 但他对其作出了很低的或否定的评价。

 

梁赞诺夫（亦译里亚沙诺夫）为该书于1925年首次出版时写的序言中, 猜测伯恩斯坦只送去了其中一组关于电和磁的手稿, 即爱因斯坦只见到该书手稿的一小部分。另一种说法是爱因斯坦当时是看到了《自然辩证法》全部手稿。

 

又过了半个世纪以后, 普里戈金对《自然辩证法》却有积极的、肯定的评价。在他和伊· 斯唐热合著的《从混饨到有序》一书中, 他们写下了如下一段颇长的话：

 

“自然史的思想作为唯物主义的一个完整部分, 是马克思所断言, 并由恩格斯所详细论述过的。当代物理学的发展, 不可逆性所起的建设性作用的发现, 在自然科学中提出了一个早已由唯物主义者提出的问题。对他们来说, 认识自然就意味着把自然理解为能产生人类和人类社会的自然界。

 

而且, 在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一书的那个时代, 物理科学看来已经摈弃了机械论的世界观, 而更接近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思想。思格斯谈到了三大主要发现：能量及支配其性质转换的定律, 作为生命的基本组成部分的细胞, 和达尔文关于物种进化的发现。鉴于这些伟大的发现, 恩格斯得出结论：机械论的世界观已经死亡。”

 

这里看得出, 普里戈金对《自然辩证法》持肯定的态度, 是赞同《自然辩证法》的这些基本观点的。接下去, 他们继续写道：

 

但是机械论却依然是辩证唯物主义面临的基本难题。辩证法的普遍规律与同样普适的机械运动定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机械运动定律是在达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就不再适用了呢, 还是它们本来就进虚假的或不完备的？回到我们先前的那个问题, 过程世界和轨道世界如何能联系在一起呢

 

《从混沌到有序》的英文版原书中, 对上述的最后这段话, 普里戈金和斯唐热还有一段注释。注释的全文如下：

 

“许多马克思主义自然哲学家看来从恩格斯那里获得鼓舞,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运动是一种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 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 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

 

从这里看来, 作者赞同“ 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思想” , 还察觉到这个在19世纪表述的思想在自然科学基础方面的缺陷。加这段注释是什么意思呢？从《反杜林论》中我们看到, 恩格斯这段话是针对杜林的“无论如何, 直到现在‘在合理的力学中没有从严格的静到动的桥’”而阐述的。恩格斯用辩证法语言从哲学角度说明了这一矛盾。而普里戈金所致力的, 是从科学上架起从静一一轨道世界到动—-过程世界的桥梁。

 

把上下文联系起来, 并把普里戈金试图为解决“ 过程世界和轨道世界如何联系起来” 难题的努力联系起来, 看来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普里戈金不仅赞同“ 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思想” , 而且认为自己的科学工作也就是在致力于弥补这个思想在解决从静到动的“ 运动机制” 的自然科学基础方面的缺陷。

qdpan

 

作者：刘秀萍

 

《学术研究》2006年第 5期

 

[摘要 ]恩格斯在不同时间段写下的一批以《自然辩证法》命名的手稿 ,在10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引起了毁誉不一的评论。时至今日 ,理性地分析这些评论 ,发现它们并不是或不完全是恩格斯创作时的实际经历、当时流传下来手稿的具体状况的真实反映 ,也没有将恩格斯的论述置于当时自然哲学总体图景中看待其得失 ,而主要是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的考量从文本之外所生发出来的抽象论见。有鉴于此 ,本文紧扣恩格斯手稿文本 ,通过对其创作历程、体系安排以及传播途径的分析来重新估量其价值 ,认为既不应该抹杀恩格斯所做过的工作和努力 ,包括从他的手稿及其他书信和谈话中所透露的见解和观点 ,也不应该把他对自己零星思想的梳理和一些初步性的考虑甚至准备性的材料收集工作提高到所谓完善性的、体系化的地步。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   手稿   评价

 

 

〔中图分类号〕A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 (2006) 05-0050-05

 

 

众所周知 ,恩格斯在不同时间段写下的一批以《自然辩证法》命名的手稿 ,在10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史引起了毁誉不一的评论。赞誉者将其视为 “不朽巨著 ”,认为恩格斯通过它事实上建构了马克思主义自然哲学的完整体系,并且形成了一门新型的学科 ,即“自然辩证法 ”。与此同时 ,这一看法遭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 ”者的断然否定 ,他们认为恩格斯的理论工作及其观点根本就是“虚妄的”与 “充满荒谬的”,因为压根就不存在所谓“自然辩证法”,而只有社会辩证法、人的辩证法。时至今日,理性地分析这两种评论 ,我们发现,尽管表面看来二者是对立的 ,然而 “两极相同”,共同的症结在于作出这些论断的依据都不正确。这样所作出的评判就有可能不够客观、全面和公正。有鉴于此,本文拟紧扣这批手稿文本 ,通过对其创作历程、体系安排及其传播途径的分析 ,来重新估量其价值。

 

一、恩格斯创作《自然辩证法》的过程

 

1885年,恩格斯在回顾他与马克思的研究经历时曾指出:“对于自然科学,我们只能作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因此,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从而获得了研究时间的时候 ,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像李比希所说的 ——‘脱毛’，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 这里所说的“脱毛”指的是跟踪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使原有的科学观念得以递换或更新,就像使“不适于飞翔的旧羽毛从翅膀上脱落下来 ,而代之以新生的羽毛 ,这样飞起来就更有力更轻快”。而这段话里所说的“八年”,指的是恩格斯思考和探讨自然界的存在状态和运动规律、写作《自然辩证法》这批手稿的时间 ,即从1873年5月至1876年5月、又从1878年7月至1883年8月这两个阶段,中间因《反杜林论》的撰写这一工作暂时中断,而1883年后因马克思去世这一工作完全终止。

 

恩格斯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地思考自然界的存在状态和运动规律,并且力图从哲学上给予解释和说明的 ?具体时间很难说清楚 ,迄今为止能找到他这方面的最早论述,是1873年5月30日他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 ,恩格斯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自此之后,恩格斯就大致围绕《自然辩证法》开始了写作。从1873年5月至1876年5月这3年中,恩格斯共写了2篇论文、91篇零散的札记,还有一些材料不能肯定是不是这段时间写作的。这是《自然辩证法》写作的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恩格斯写作的两篇论文是《导言》和《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导言》是对他此前写成的关于自然界的历史和认识自然的历史的诸多札记进行的加工,在全部《自然辩证法》的手稿中,它是比较完整和重要的一篇。《导言》共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可能写于1875年,着重以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为依据 ,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代替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必然性;第二部分写于1876年,根据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描绘了自然界无限发展的辩证图景,旨在说明唯物辩证法是惟一适合于自然科学发展需要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写于1876年。最初它是恩格斯当时计划写作的另一部独立的著作《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亦名《对工人的奴役》)的导言,以后这本书没有继续写下去,恩格斯就把它放到《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此文研究了人类起源问题 ,论述了劳动对人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作用。

 

在写了上述论文和大量的札记后,恩格斯于1876年5月28日写信给马克思说:“这部著作的最终的全貌也已经开始呈现在我的面前。这部著作的清晰的轮廓开始在我的头脑中形成 ,在海滨这里的闲散对此有不小的帮助,我可以有功夫推敲各个细目。在这个广阔的领域中 ,绝对有必要不时中断按计划进行的研究工作,并深入思考已经研究出来的东西。”从此信可以看到 ,经过从 1873年到 1876年这 3年的努力,《自然辩证法》一书的最终的全貌和它的清晰的轮廓已经开始呈现,但是,有关细目还有待进一步推敲,一些问题还要作深入的思考。但是,这时恩格斯由于承担了批判杜林的任务,使他不得不中断了。

 

《反杜林论》写完后,从1878年7月起直到1883年3月,恩格斯又比较集中地进行《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在这将近5年的时间内,恩格斯拟定了未来著作的具体计划,写了8篇论文和相当数量的札记片断。这是《自然辩证法》写作的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恩格斯为《自然辩证法》一书拟定的具体计划有 2个:即《总计划草案》和《局部计划草案》。《总计划草案》编制的时间大约在1878年8月,它有11项内容,大体上论及哲学与自然科学相互关系、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及其在各门科学中的体现,以及对当时流行的一些机械论、不可知论及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批判。这个计划使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的面貌比较清晰地展现出来了。《局部计划草案》写于1880年,它的基本部分是恩格斯即将写作的一篇论文《运动的基本形式》的计划。

 

恩格斯在这个阶段所写的论文计有8篇,即《〈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辩证法》、《运动的基本形式》、《运动的尺度——功》、《潮汐摩擦。康德和汤姆生——台特》、《热》和《电》。

 

《〈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和《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是在1878年写成的。这两篇论文所论述的内容比较接近,讲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必须以辩证法为指导。《〈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本来是恩格斯为《反杜林论》的初版而写的序言,所以称它为 “旧序 ”。这是继《导言》之后从另一方面阐述哲学和自然科学关系的一篇论文。《导言》主要通过历史的线索说明自然科学对哲学的影响;而《旧序》则主要从理论上论证哲学对自然科学的作用。《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一文原标题为《自然研究和神灵世界》,恩格斯在文中揭示了自然科学家蔑视辩证法而受到惩罚的惨痛教训。

 

《辩证法》写于1879年底。从这篇论文的开头几段及《总计划草案》的第三项内容可以看出,恩格斯原拟根据自然科学的材料,系统说明辩证法的一般性质和三个基本规律。但是此愿望未能完全实现, 只写了质量互变规律。恩格斯在这里明确指出,辩证法的三个规律是 :“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这个提法与《总计划草案》第三项是一致的。

 

其余5篇文章同1880年写作的《局部计划草案》相对应,大约写于1880~1882年。在《运动的基本形式》一文中,恩格斯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观,批判了机械论的运动观;同时分析了吸引和排斥的辩证关系,批判了只注意吸引而忽视排斥的重力论观点。在《运动的尺度 ——功》一文中,恩格斯考察了欧洲科学史上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的笛卡尔和莱布尼茨关于运动量度问题的争论,揭示了“功”的本质意义,并批判了以亥姆霍茨等人的形而上学、经验论的错误。在《潮汐摩擦。康德和汤姆生——台特》一文中 ,恩格斯应用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 ,考察了潮汐摩擦理论的发展,批判了在潮汐摩擦理论中以汤姆生和台特为代表的机械论观点。在《热》一文中,恩格斯不仅论述了热运动和其他运动形式的关系,指出热是分子运动 ,而且通过人类掌握机械运动与热运动相互转化以及认识热的本质的历史,阐明了实践对认识的巨大作用。在《电》一文中,恩格斯批判了以德国物理学家维德曼为代表的、统治当时电学领域的经验主义 ,分析了电的本质 ,并对已有的各种见解作了评述,预示了电学进一步发展的趋向。

 

在这一阶段,恩格斯除了完成上述8篇论文外,还写了若干札记片断,在这些札记片断中,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关于判断分类的论述。

 

1882年底,恩格斯认为《自然辩证法》一书应尽快完成,便在 11月23日致马克思的信中 ,除了谈到他“在电学方面获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之外,还说“现在必须尽快地结束自然辩证法”的写作。但是,恩格斯的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因为1883年3月19日马克思不幸逝世了,恩格斯不得不再一次中断《自然辩证法》的写作,这样直到1895年8月6日恩格斯逝世 ,他再也没有回到《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写作上来,留给我们的仍是一批没有写完的、有的部分即使写了也没有得到系统整理的手稿。

 

总括地说,从1873年5月至1876年5月、从1878年7月至1883年8月这两个阶段,恩格斯围绕《自然辩证法》这个大的题目先后写出10篇论文、169篇札记和片断、2个计划草案 ,共计 181个部分 ,其中 119个部分写作时间已确切知道,而其余62个部分的写作时间,由于资料不足而未能考证清楚。

 

二、就留下的手稿看,能否说《自然辩证法》已经有了确定的内容并且建构起完整的体系

 

从恩格斯上述手稿的写作情况看,其目标是明确的,就是要撰写一部名为《自然辩证法》的书 ,但这些尚未完成或基本上没有整理就绪的手稿本身是否表明,《自然辩证法》已经有了确定的内容、完整的结构和严密的体系?这是需要考虑的。其实 ,在8年的写作过程中 ,恩格斯的目标虽然明确 ,但各个议题本身不是事先 “设计 ”好的 ,显得非常零散 ,至于全书的结构和基本思想 ,他明确谈到的有三次,这是我们进行分析非常重要的依据。

 

第一次是在恩格斯于1873年5月30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他明确地表述了如下的思想 :“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物体。物体是离不开运动的,各种物体的形式和种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处于运动之外,处于同其他物体的一切关系之外的物体,是谈不上的。物体只有在运动中才显示出它是什么。因此,自然科学只有在物体的相互关系之中,在物体的运动中观察物体,才能认识物体。对运动的各种形式的认识,就是对物体的认识。所以,对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的探讨,就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对象。”恩格斯还扼要地说明了如何从最简单的机械运动转化为物理运动,又从物理运动转化为化学运动。他还明确指出生命运动是从化学运动转化而来的,“人工制造这些物质越来越成为化学的主要任务”。恩格斯认为当时科学对生命运动的研究还十分不够,所以他对生命运动问题“暂时不谈任何辩证法”。这是恩格斯当时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基本论点,是他写作《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原始考虑。

 

第二次是在恩格斯于1878年制订的《总计划草案》中。这计划草案共有 11项。其中第一项 “历史的导言 ”,指出 “在自然科学中 ,由于它本身的发展 ,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这是《导言》的总的指导思想。第二项按照《〈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的内容,主要论述理论思维回复到辩证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第三项“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明确指出辩证法有三个主要规律。第四项“各种科学的联系”,揭示了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及生物学的分类与联系,并在批判圣西门和黑格尔的基础上,阐明了科学分类的客观基础。第五项“关于各门科学及其辩证内容的概要”,深入到各门基础科学中揭示蕴藏其中的丰富辩证思想,如数学的无限,惯性是运动不灭性的反面表现,分子运动的相互转化,生物进化中的必然与偶然等。第六项“认识的界限”,通过批判康德、休谟及亥姆霍茨、杜布瓦-雷蒙、耐格里等人的“认识有限”说,阐明自然界的可知性和人类认识自然的无限能力。第七项批判海克尔的机械论观点。第八项批判海克尔、耐格里在 1877年9月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慕尼黑第五十次代表大会上就“原生粒的灵魂”问题所作的发言。第九项 “科学和讲授 ”,对1877年微耳和《现代国家中的科学自由》的演说与海克尔《自由的科学和自由的讲授》的小册子发表评论。第十项“细胞国家”,着重批判微耳和《细胞病理学》中关于动物个体是单个细胞的机械总和的观点。第十一项“达尔文主义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说 ”,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并强调劳动在人的分化中的作用,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联。我们可以说,《总计划草案》试图勾勒当时恩格斯所欲撰写的《自然辩证法》的大致框架,但把第六至十一项对一系列机械论、不可知论及反社会主义的思想的批判与前面单纯正面见解的阐述并列起来,显然不对称 ,说明恩格斯的考虑还是初步的,不是定论,《总计划草案》还不是《自然辩证法》的正式“目录”。

 

第三次是在恩格斯逝世前,他曾对其自然辩证法手稿进行了整理,把包括论文、札记和计划草案在内的181篇手稿分成四束,分别加了醒目的标题。第一束题为《辩证法和自然科学》,共127篇,大部分是较短的札记和片断;第二束题为《自然研究和辩证法》,共6篇,包括 1885年为《反杜林论》写的两篇注释和1886年写的《〈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第三束题为《自然辩证法》,包括 6篇已完成的论文;第四束题为《数学和自然科学、不同的东西》,共42篇,包括《总计划草案》和《局部计划草案》及其他札记和片断。恩格斯这时还为第二、三束编了目录。

 

如何看待恩格斯逝世前整理工作的性质呢?有的论著认为,“恩格斯对四束手稿的分类和标题 ,是他晚年对自然辩证法体系的最后构想和完善,后人根据其所提供的可靠的原始材料就可以逻辑地完成自然辩证法体系的建立”。这种看法明显过于武断。如果从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全部工作的日程与他为人的性格和特点看,他是全力以赴地扑在《资本论》手稿整理上的。即便如此,在《资本论》第2卷、第3卷出版后,他已经没有余力进行第 4卷的整理工作了,只好委托给考茨基等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可能接续自己过去的理论工作,完成尚未完成的手稿。所以这次对自然辩证法手稿进行的整理只是他在“安排后事”,而不可能是回到中断了的自然辩证法的思考和写作中去了。

 

总之,我们认为,恩格斯留下的只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的零散材料,其内容和结构虽经长期的演变已见宏大的规模,但究竟怎样确定自然辩证法的体系,恩格斯自己也未必很清楚,留下的仍是有待我们探索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三、《自然辩证法》的三种编排方案与爱因斯坦的评论

 

恩格斯逝世后,他的遗稿与马克思的遗稿是由当时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的伯恩斯坦负责处理的。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曾委托党员、物理学家列奥·阿龙斯去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数学和自然辩证法遗稿是否值得出版。阿龙斯是个实验物理学家,有点轻视理论思维,他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的内容太陈旧,因而认为不宜公开出版。阿龙斯的看法对伯恩斯坦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在刊发恩格斯的这份遗稿方面一直比较迟疑,只在 1896年的《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在《1898年世界新历画报》年鉴中发表了《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

 

20世纪20年代初,俄共(布)中央派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梁赞诺夫到柏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档案馆进行全面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遗稿的照相复制工作。这期间梁赞诺夫发现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这样,由他主持编辑的全部手稿于1925年以俄、德文对照的形式第一次在苏联公开出版,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2卷,书前有梁赞诺夫写的长篇序言。

 

1940年苏联组织了一个编辑委员会,重编《自然辩证法》的新版本,这个新版本改变了按照手稿原始次序编排的原则,改为按照思想主题分类,打乱了恩格斯本人给手稿的最后分束整理次序。这一版是马克西莫夫主编的。1941年出版后,流传到今, 1961年编入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成为影响最大的权威版本。

 

上世纪80年代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一个多学科的研究小组 ,在总结以往的经验和认识的基础上 ,对《自然辩证法》作出更加客观的评注,包括编写《自然辩证法》的创作史,内容丰富的注释和各种各样的索引。198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MEGA2)的第 1部分第 26卷刊出他们编辑的新版《自然辩证法》,共收入197件文字材料 ,并分别按照写作时间顺序和主题内容编排次序重复发表。后一种编排方式的分篇和标题的设置,以恩格斯的写作计划为基本依据。

 

此外,我们在这里还要特别提到作为20世纪最卓越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对恩格斯手稿的评价。爱因斯坦可以说是比较早地仔细看过恩格斯原始手稿的学者之一。当年伯恩斯坦在是否公开手稿而犹豫不决的时候,曾把它们交给爱因斯坦审读。爱因斯坦对恩格斯手稿的看法,见诸于公开文件的总共是两封信。一封是1924年给伯恩斯坦的回信,一封是1940年给西德尼·胡克的回信。

 

1924年6月30日爱因斯坦写道:“爱德华·伯恩斯坦先生把恩格斯的一部关于自然科学内容的手稿交给我,托付我发表意见,看这部手稿是否应该付印。我的意见如下: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末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但是 ,我可以这样设想 ,如果考虑到这部著作对于阐明恩格斯的思想的意义是一个有趣的文献 ,那是可以出版的。”

 

1940年6月17日爱因斯坦又写道:“爱德华·伯恩斯坦曾把全部手稿交给我处理。我的评价的措词是针对全部手稿而说的。我坚决地确信,如果恩格斯本人能够看到,在这样长久的时间之后,他的谨慎的尝试竟被赐与了如此巨大的重要地位,他也会觉得这是荒谬的。”

 

可以看出,爱因斯坦是从一个物理学家的角度对恩格斯的手稿作出评价的。同时他还对后来有的苏联学者把恩格斯的手稿捧到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的作法非常不以为然。我们认为爱因斯坦“针对全部手稿”而作出的这种评价是较为客观、公允的。

 

总之,应该紧扣恩格斯手稿文本,通过对其创作历程、体系安排及其传播途径的分析来重新估量其价值 ,既不应该抹杀恩格斯所做过的工作和努力 ,包括从他的手稿及其书信和谈话中所透露的见解和观点,也不应该把他对自己零星思想的梳理和一些初步性的考虑甚至准备性的材料收集工作提高到所谓完善性的、体系化的地步。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qdpan

 

3、西方科学技术的猛烈发展，是因为不存在辩证法的教条之故。

“辩证法”作为批判的即“破”的武器，是有巨大价值的。一旦它成为统治的思想，他的整体性的真理，它的“一元主义”，都是科学发展的死敌——对不起，我说得也许太愤慨太严重了一些。然而，历史明显地证明，不存在辩证法的教条（亦即辩证法未成为统治的思想）之处，科学技术发展十分迅速。

这是偶然的吗？不是。举几个实例就可以知道。罗素的新实在论、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原子主义、控制论和基本上承袭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逻辑原则的辩证法是抵触的，然而它是电子计算机的哲学基础。苏联先是骂，后来采用了电子计算机。但是，只要辩证法继续是教条，苏联永远不可能成为电子计算机这类划时代发明的故乡。

再举一个例，玉米、高粱、以及一切植物的品种改良，现在盛行一种新技术，叫做什么杂交，所依据的是孟德尔－摩尔根理论，辩证法加以指斥、拒绝、有过一个20年代的苏联科学院院长为此送掉了命。现在又默默地引入这种新技术了。然而哲学问题不解决，永远只能引入而不能创新，永远不会有“自主性的创造性”的学术研究。

这样的例子还多着呢。

所以，我认为，假如真正的科学家，读了《反杜林论》而抛弃他原来习以为常的办法，而来彻底改造思想，成为辩证主义者，那么，他的科学生命也就完蛋了。

4、每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各有他自己的方法论与世界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所说的“理论”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是夸张。

事实上，每一个真正的科学家，都各有自己的“方法论”，方法论是在他自己的工作中摸索出来的，不是“承袭”得来的。举例说，居里夫人为了发现铀，炒了十吨以上的沥青矿，提炼出来几克铀，费了七八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这种提炼过程，势必要应用已知的一切化学方法；或者，已知的方法还不够，还要创造出新的化学提炼方法。已知的方法中哪种方法或哪些方法是适用的；如果要用新的方法，如何推陈出新；这是方法论问题。这种方法论问题只能由她自己来解决，书本和老师没有告诉过她。当然，她摸索前进的道路，前人已经做过许多工作。比如，归纳法，归谬法，她在学校里已经念过；正如她会说话，这种语言能力是从前人那里承袭来的一样。但是，切合这个特殊发明的具体方法，是从旧材料中推陈出新来的。就这个意义上说，新的科学发现，同时也是一种新的方法论的创造。

方法论就是哲学。我上面这些话，无非是说，第一个人（当然不是泛指芸芸众生）有他自己的哲学。

所以，唯有多元主义而不是一元主义，才是符合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求的。

再说，凡在科学上有创造发明的人，虽然他的创造发明，对揭示大自然的秘密来说，不过是“人类知识宝库中的一粒沙子”（居里夫人语），然而他总会陶醉于他的成就，总会以偏概全。他既戴上了他自己制造的有色眼镜，他自然会有一种通过这副眼镜所见的世界——世界观。这并无害处。以一个人而论，是以偏概全；多少人的“偏”凑合起来，也就接近于全了——不过要求新闻、言论、出版等等的自由。

人类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偏（偏来偏去、颠颠拐拐）中蹒跚行进的。

假如上面说的不错，那么黑格尔有他自己的眼镜，马克思、恩格斯也有他们自己的眼镜，对不对？

人各有自己的眼镜，那很好。可怕的是，有一种钦定的眼镜，限定一切人全得戴上，否则……

马克思、恩格斯的眼镜，从人类历史来说，不过是无数种眼镜中的一种，是百花中的一花①。唯理主义者总以为他自己的一花是绝对真理；或者用另一种说法，理论（即唯理主义的理性）对于科学总具有指导意义。可是这种指导总不免是窒息和扼杀，如果这种理性真成了钦定的绝对真理的话……（*注① 马克思地下有知，肯定会赞成我这种说法。参见马克思全集第1卷论出版法的文章。又参见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引埃斯库罗斯剧本普罗米修斯的“台词”（见本书“《希腊的僭主政治》跋”））

（二）第1篇第5－8章——自然哲学

《费尔巴哈论》的副标题叫做《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本文内又正式宣告“自然哲学就是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见该书第4章）。我相信，这是恩格斯跟杜林啃酸果，写他的《自然辩证法》（那分明是不想发表的草稿）以后得出的结果。真的，自然界如此浩瀚广阔，丰富多彩，你能添一粒沙子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妄想用一种什么哲学体系来一以贯之，那简直是梦呓。黑格尔写他的大逻辑和哲学全书，本来就是梦呓；杜林跟着效法，更是梦呓。恩格斯跟着啃酸果，一半是不得已，当然不能否认，他也还想要搞出一种指导科学的哲学来。到《费尔巴哈论》，他宣告这是“一种退步”，那算是他的宣言了。

把《自然辩证法》从草稿里硬挖出来，而且大事鼓吹的是德波林，那是一场悲剧。德波林从这种“后退”的逆流，是想抬出恩格斯增进哲学的权威，要用哲学来指导一切。斯大林不能忍受这分狂妄，把哲学武器没收过来成为“斯家政治”的工具，其结果就是《联共党史》中有名的那份《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幕，已经是喜剧了。

这幕喜剧，在中国排演了而未上演。曾经有过关于“板田模型”的尝试，这是一种包罗自然哲学体系在内新哲学体系的酝酿，为此，还曾指定专人组织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你读了杨振宁与记者的谈话了吧？这种新哲学体系，现在大体收场了，不想演出了。这幕不会演出了的喜剧，更是喜剧化的喜剧。

托尔斯泰说得对，人的自视是分数中的分母，分母值愈大，分数值愈小。居里夫人说“沙子”，我实在不由得敬仰她！

————————选自《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418——421页

qdpan

 

【专题名称】科技管理

【专 题 号】N1

【复印期号】2002年09期

【原文出处】《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京)2002年02期第52～57页

【作者简介】曹聪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由于海内外科学家一而再、再而三的鼓动，“冲击诺贝尔奖”成了中国科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中国提出“向诺贝尔奖进军”体现了中国科学界积极进取、追求卓越的态度。但是，也提出了一系列有趣而又严肃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科学家是否做出过杰出的成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与诺贝尔奖无缘？为什么中国现在会出现诺贝尔奖热？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从而探讨中国科学发展的症结所在这一根本问题。

　　中国是否做出过诺贝尔奖级别的成就？

　　中国本土的科学家尚未走进诺贝尔奖的殿堂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做出过显著的成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家董光璧在世纪之交选择了二十世纪中国人做出的十项最重要的科学技术成就。它们是：

　　●1928年裴文中发现“北京人”头盖骨；

　　●1930年赵忠饶关于电子－正电子湮灭现象的实验；

　　●1947年华罗庚发表组合素数论；

　　●1959年王淦昌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

　　●1964年进行第一次原子弹试验；

　　●1965年在世界上第一次成功合成牛胰岛素；

　　●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96年袁隆平进行籼型杂交水稻试验育种；

　　●1985年在云南澄江发现化石群；

　　●1995年发现地球的内核比地幔旋转得快。

　　然而，诺贝尔奖并不奖励古生物学、数学和地球科学，原子弹爆炸和人造地球卫星升空并非中国首创，杂交水稻在理论上没有新的突破。于是，在这十大科学成就中就只剩下两项物理学的发现和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了。无庸置疑，这些发现是相当重要的。

　　1930年，物理学家赵忠尧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作研究生时通过正负电子对湮灭实验第一次捕捉到正电子，成为世界物理学界第一个观测到正反物质湮灭和第一个发现反物质的科学家。继赵忠尧之后，又有俩人做了这方面的实验，一个没能重复出赵忠尧的结果，另一个没有观察到赵忠尧实验中出现的软伽玛射线，这就引起了科学界对赵忠尧的研究成果的怀疑。与此同时，两位在当时颇有影响的物理学家在评述电子对湮灭这个重大科学发现时，竟错误地把那两篇没有能重复出赵忠尧的发现的论文当做是赵忠尧的工作，以至混淆了视听，进一步影响了科学界对赵忠尧的重大研究成果的评价。后来证明那两个实验一个是做错了，另一个是仪器的灵敏度不够。倒是赵忠尧的同学安德逊受此启发，于1932年在宇宙线的云雾室照片上观察到了正电子的径迹，并因为发现正电子这项举世瞩目的研究成果获得了1936年的诺贝尔物理奖。直到半个世纪后诺贝尔奖评审情况解密之后，人们才了解到上述离奇之错致使赵忠尧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另一项物理学的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是1960年由物理学家王淦昌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建立的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获得的。这是实验上第一个发现带负电的超子，它填补了粒子—反粒子表上的一个重要空白，使理论上关于任何粒子都存在其反粒子的预言得到进一步证明。而王淦昌在动荡的抗日战争期间的另一项重要发现，也许更接近诺贝尔奖。1941年，王淦昌设想用观察轻原子K俘获过程中的核反冲方法来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王淦昌无法进行自己所设想的实验。不得已，他只好把自己的设想写成论文，先是投到《中国物理学报》，但因为学报没有足够的经费印刷那复杂的科学公式，王不得不转投到美国物理评论，并于1942年1月发表。半年后，美国科学家阿伦根据他的方案，用实验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阿伦在论文中明确说明了他是采用了王淦昌的建议。所以，这一实验又被称为“王淦昌——阿伦实验”。后来莱因斯用强大的核反应堆作实验，终于比较精确地测得了中微子的存在，并因此获得了1995年诺贝尔物理奖，而最初的测试方案的设计者王淦昌却被晾在一边。

　　而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是1958-1965年间由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合作攻关取得了。这一“世界第一”受到世界科学界的重视，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专门报道了这一成果。1966年底，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堤色勒斯访问中国，对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评价很高，人们很自然地把他的来访与物色诺贝尔奖候选人联系起来。但当时文化大革命已在中国搞得热火朝天，知识分子已被批倒批臭，中国拒绝了堤色勒斯推荐科学家角逐诺贝尔奖的邀请。文革后期，杨振宁旧话重提，向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推荐这一成就，瑞典方面愿意考虑杨振宁的提议，但这一次中国为了搞平衡，推荐了四个人，而诺贝尔科学奖的评选规则明确规定其单项奖一次最多不超过三人。所以中国科学家最终还是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上述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就认为他们一定能获得诺贝尔奖。

　　诺贝尔科学奖为何无缘中国？

　　以人数计，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却不能与之相比。在上面提到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的两项科学技术成就中，只有胰岛素的人工合成是在中国本土实现的。

　　尽管许多科研课题的鉴定评语称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研究人员及其评审人员都心知肚明，这是言过其实的，事实上科研成果属于世界第一流水平的还是凤毛麟角，从1989-2001年六届中国自然科学奖四届没有一等奖，说明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缺少原始创新，没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发现。

　　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根据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出版的科学引文数据库的统计，中国在2000年被该数据库收入的论文数列世界第八。尽管这与1985年的第二十五位相比有显著进步，但中国科学家的论文数仅相当于日本的三分之一，英国的四分之一，美国的十三分之一，而且被引用的次数低得多。中国科学家所发表论文的杂志的影响因子也低。虽然中国科学家也开始在《科学》(Science)、《自然》(Nature)等杂志发表论文，但主要在于古人类学这一不属于诺贝尔奖颁奖范围的领域。

　　低质量的研究至少于国家和企业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低投资有关。1999年，美国研究开发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达到2.79%，甚至韩国也接近2%，而中国的这一比例在上一个十年一直在0.5-1.0%之间徘徊，为世界最低水平之一。1995年，国家开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出到二十世纪末把研究开发占GDP的比例提高到1.5%。但是由于缺乏实际措施，这一目标成了空头支票。低水平的科研投入使得中国的科学技术竞争力不升反降。根据在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的《世界竞争力报告》的结果，中国的科学技术竞争力1998年为该报告所研究的四十七个经济体中列第13位，1999年为第25位，2000年更下降到第28位。低水平的研究开发投入，中国实际上限制了其在不远的将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

　　政治对科学的干扰

　　政治对科学的侵蚀是不争的事实。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就对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的打击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在文革期间，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而中国却在那里批斗学术权威，焚烧科研成果，一大批科学家与其他知识分子一起被贬为“臭老九”，他们不但失去了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力，有的甚至丧失生命。文革的一个严重后遗症是耽误了一代年轻科学家的成长，使得中国的科学事业不但不能继往开来、而且产生后继乏人之虞。另外，上述提到的二十世纪中国十大科学成就中，原子弹试验成功和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升空也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

　　传统文化是束缚中国科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里既包括儒家文化的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妨碍了中国科学家的思维，也包括中庸之道使得中国科学家缺乏创新精神。同时，中青年科学家施展才华的机会太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是中国知识分子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很深，老师在场，学生不敢说话；老师不署名，文章就发不出去。据说，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陈竺在有老院士在场时发表意见也不得不小心谨慎。李远哲获得诺贝尔奖后他的老师吴大猷曾说过一句语重心长的话：“李远哲如果在台湾，我可以断言，他是不可能获诺贝尔奖的。”李远哲本人则说：“我在美国三十年，学会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与人平等相待。”长期以来，由于受这种历史包袱的影响，中国的科学界一直没能形成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风气，没有形成尊重中青年科学家的创造力的观念，这是很令人遗憾的。另一方面，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以及稀缺资源与职位相挂钩，青年科学家不得不离开研究第一线，转而从事科学管理工作。不少走上管理岗位的科学家每周用于科研或指导学生的时间可能仅仅是周末或晚上，同时他们也不可能有时间接触世界科学文献。这并不是说科学管理不重要，但是富有创造性的科学家脱离科研的后果有可能意味着他们的科研生涯的终结。

　　缺乏合适的研究环境

　　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和崔琦六位中国血统的诺贝尔奖得主中，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在国内上中学，中学毕业后进入西南联大学习，此后又都留学美国，并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丁肇中、李远哲和崔琦分别从台湾和香港的中学毕业后赴美留学；朱棣文虽然在美国出生、长大，他父亲也是中国留学物理学家。由此可见，华裔诺贝尔奖得主的基础教育主要是在中国完成的，或者受到中国教育传统的熏陶。杨振宁曾不止一次提到当年的西南联大虽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学术风气浓厚，作为大学低年级学生的他就聆听了不少从欧美学成归来的物理学家的讲座，接触到最新的知识，对他到美国后的学习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几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成名都在美国。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打基础固然重要，但是出成果的关键还在于有一个良好的软、硬环境，如先进的实验设备、高明的导师、浓厚的学术氛围等。正因为当时中国不具备这些条件，所有只有出国留学、利用国外的优越条件，才可能在一些学科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创造出举世共认的成果。那些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出国留学并在国外做出成就者走的也是这条道路。

　　另一方面，中国的研究环境也确实限制了那些曾在国外取得成就科学家的创造性。如赵忠饶的学术生涯的顶峰是在国外取得的。而杨振宁也承认，如果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回国的话，他也不可能取得诺贝尔奖，因为他不可能知道国外关于对称守恒的争论。同样，如果崔琦没有随其父母在1953年移居香港，他也肯定不能取得该项殊荣。这也许可以用“南桔北枳”来描述。

　　不同的价值观

　　另外，诺贝尔奖主要着眼于基础研究，推崇的是小科学而不是大科学。而中国实施的是主要大科学计划，统一协调全国的科学技术人员，这其实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大一统”有相似之处。比如“两弹一星”研究调集了全国的优秀人才，用组织工程的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还有一个体制和观念上的问题。诺贝尔奖自己申请不行，政府推荐也不行，它必须由同行科学家推荐。前面提到的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之所以没有被推荐成，其原因就是中国科学家不能心平气和地评出对此研究作出最大贡献的三个人的缘故。这里涉及到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我们知道丁肇中获得了诺贝尔奖，而在他手下工作的有几百人。科学共同体的价值观认为，新的思想是谁提出来的，并且确实是在他的新思想指导下研究取得成果的，就承认是谁的成果，非常尊重首创精神。凡此种种说明，中国至今未获得诺贝尔奖之很自然的。

　　提出进军诺贝尔科学奖的背景

　　据统计，一般立国三十多年便会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前苏联1917年立国，三十九年后获得了第一个诺贝尔奖；波兰四十六年；巴基斯坦二十九年；印度三十年；平均是三十五年。中国建国已经五十年，诺贝尔奖对中国科学家仍然很遥远。中国科学界的领袖人物显然感到了一种紧迫感。

　　为此，中国科技部从1998年开始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与发展规划”，准备在五年时间内用二十五亿元支持五十个左右课题，其目标一是围绕农业、能源、信息、资源与环境、人口与健康、材料等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自身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多学科综合性研究，提供解决问题的理论依据和科学基础。二是建立一批体现科学发展水平和综合科技实力、国际上有一定地位、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深远影响的重大科学工程。三是部署相关的、重要的、探索性强的前沿基础研究。四是培养造就适应21世纪发展需要的优秀人才。五是建设一批承担国家重点科技任务的高水平科研基地，形成若干跨学科的综合科技中心。很明显，这个规划的潜在目标就是冲击诺贝尔奖。

　　但是，提出冲击诺贝尔奖的真正原因恐怕并不仅仅于此。虽然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和崔琦的得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但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功劳。自从七十年代末中国打开国门以来，已有三十二万留学生出国留学。尽管国家采取种种措施和优惠，包括中国科学院实施的“百人计划”和教育部的“长江学者计划”，来吸引留学生回国，仍有二十多万尚未回国。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统计，在1986-1998年间，大约有两万一千六百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获得美国大学的博士学位，其中一万七千三百人滞留美国。一位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神经生物学家估计，在有三百人左右的中国生命科学家为国外主流学术社会所接受，得以在高质量的学术机构领导自己的实验室，每年有相当数量的科研经费。他们中只有五人回国，而这五人又不是这三百科学家中的前百分之二十。在《科学》(Science)、《自然》(Nature)等著名杂志中，带有中国姓名特征的作者的论文几乎每期可见，但他们大多供职于欧美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有识之士指出，他们当中不乏出类拔萃者，有可能在二十年内象杨振宁、李政道那样登上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但他们的成就并不会为中国带来太多的荣誉，反而说明需要更多的检讨。

　　中国科技发展路途遥远

　　虽然“中国冲击诺贝尔奖”这一话题表达了中国科学界要在诺贝尔奖方面实现“零的突破”的急切心情和对中国基础科学发展现状的乐观估计，但是这一提法本身就缺乏科学态度，可以说是一个情绪化的口号。诺贝尔奖实际上不是靠一时的冲击就可取得的，也不是象组织“两弹一星”那样攻关出来的。对于一项原始创新性的科学发现，而且必须是世界第一的，其成功与否及何时完成是谁都无法预见的。杨振宁曾说，得诺贝尔奖是可遇不可求的。其实，不只是诺贝尔奖这一级的科学发现，其他任何创新发明也是如此。因为科学发现除了社会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技术水平、文化传统等）和科学家的才智之外，还有机遇的因素。在科学史上有许多重大发现是在偶然中得到的。

　　说现在冲击诺贝尔奖正此其时，也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观点，是缺乏科学论证的主观看法。建国以来，中国科学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建立了完整的科学研究体系，培养了一批批科学研究人才，但是如前所述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从笔者与中国科学家的接触中了解到，中国科学家要获得诺贝尔奖在可见的将来希望渺茫。对于中国基础科学来说，提出争取诺贝尔奖正面效应应是巨大的。它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可以将科学家们的情感上升到崇高的境界，从而产生相当大的动力。当然，这不是终极目标。使中国基础研究在世界科学舞台上占有重要一席，支撑东方古老民族的再度辉煌，这才是最终的目标。然而，从根本上来说，目的是一致的，实现诺贝尔科学奖“零的突破”，甚至获得较多的诺贝尔奖，必将使中国科学在国际上占有重要一席，而占有重要一席，必然会有诺贝尔奖产生。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当务之急是要重视如下问题：

　　首先是加大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中国的科教事业发展，各方面的制肘很多，科教的投入，不像有的投资能够立竿见影，科教的投资也不是每笔都能赚钱的，短视的政府就很容易找到理由只把它说在嘴上，而不落实到行动上。有识之士认为，中国要以“科教兴国”，首先得“国兴科教”，也就是政府拿出实际行动支持科技和教育、尤其是基础研究。添置先进的实验仪器、聘请一流的学者、订阅国外期刊、甚至使用国际互联网，都取决于足够的投入。加大对科教的投入还包括改变目前知识分子的相对贫困现象。这种投入的增加不是靠一时的“计划”，而必须是长久的。

　　其次，给科学家一个自由的空间。中国从建国后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让人心寒的地方实在数不胜数。虽然在这一方面，自然科学受到的冲击要小一点，但谁又能否认诸如批判“共振论”、“摩尔根遗传学说”和“相对论”对科学家的冲击、对科学发展的阻碍。给科学家自由的空间，还必须让他们能自由选择科研题目，而不是让他们跟着决策人物的鼻子转，去从事一些具有所谓“显示度”的重大项目，实践证明，科学研究中的重大创新是不能用政治干涉、行政命令和规划来实现的。

　　第三，不拘一格用人才，为人才提供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中国科学人才可说是捉襟见肘，中国的科技体制，根本无法让杰出人才、尤其是青年科学家脱颖而出。而科学发现的最佳年龄的分布规律表明，历史上重大的科学发现和重大科学成果的发明者的年龄大都在二十五—四十五岁之间，峰值为三十七岁。据不完全统计，百分之八十五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年龄在这个最佳年龄区。六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获奖时李政道三十一岁、杨振宁三十五岁、丁肇中四十岁、李远哲五十岁、朱棣文四十九岁、崔琦五十九岁，但后几位“高龄”获奖者都是在四十岁左右完成其杰出工作的。对此，杨振宁认为：“中国科学有无希望，就在于中国的中青年科学家有没有发言权。”大陆为了鼓励海外学人学成归国，制订了相应的政策倾斜措施，学成回国的人，在住房、提职、资金等多方面给予优惠，吸引了一些人才。但由于缺乏上述两方面的保证，一些在海外出过成绩的青年科学家，到了国内就成了庸才，所谓“桔生淮南则为桔，生淮北则为枳”，颇为令人担忧。为科学家成材创造良好环境刻不容缓。

　　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中国冲击诺贝尔奖才不至于是纸上谈兵，再加上中国科学家脚踏实地的努力，获得诺贝尔奖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未来必须从今天开始做起！^

 

qdpan

 

【专题名称】科技管理
【专 题 号】N1
【复印期号】2001年12期
【原文出处】《《中国国情国力》》(京)2001年10期第40～42页

　　现代社会生活中，有两项大奖最能牵动国际社会的中枢神经，一个是体育奥林匹克奖，一个是诺贝尔科学奖。诺贝尔科学奖是全世界公认的自然科学最高荣誉奖，代表着基础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自从1900年成立“诺贝尔基金会”，1901年12月10日首次颁奖以来，它已经成为人类原始性创新的重要标志，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和人类文明在20世纪的巨大进步，而在它激励下产生的重大科学成果，又进一步引发了全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

　　诺贝尔奖颁发至今已一个世纪，已有700多人在科学前沿重大突破中获奖。当然，其中也包括6位美籍华人，但没有一个是中国籍的中国人。这不能不使每个中国人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反思，诺贝尔科学奖的内涵是什么？中国科学为何与诺贝尔奖无缘？中国科学冲击诺贝尔的前景如何？虽然这些问题，作者很难论述全面、深刻，但我们应唤起获得诺贝尔奖的意识，营造良好的科学氛围，创造持续而又稳定的科学大环境，建立坚实的科学基础，提高全民的科学技术素质，实现中国人诺贝尔奖“零的突破”。

　　虽然诺贝尔是可遇难求的，但摘取诺贝尔奖桂冠，是炎黄子孙孜孜以求的梦想。梦未解，心不甘。在21世纪，中国科学如何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是摆在中国人面前虽难却必解之题。

　　一、百年诺贝尔科学奖的实质

　　1.诺贝尔科学奖是人类原始性创新的重要标志。回顾历届诺贝尔奖的奖项，重大基础性的理论创新，几乎全部获诺贝尔奖。而且在20世纪中，科技创新的大格局也无不受到诺贝尔奖的引导。像普郎克的量子论、德波罗依的电子波动性、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狄拉克的相对论波动方程、泡利的不相容原理、李政道、杨振宁的宇宙不守恒原理、库柏等人的超导理论、波尔的核子集体运动理论、格拉肖的弱电统一理论、威尔逊的相变临界理论等，都是基础性的理论创新，都以获得诺贝尔奖而名垂青史。据不完全统计，1901-1982年期间，在物理学授奖的成果中，开创性成果占73%；化学奖的开创性成果占59%；生理－医学奖的开创性成果占55%。199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美籍华人朱棣文用光子使原子减速，让原子“慢些走”；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美籍华人崔琦在世界上第一次把电子集中起来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液体”。这两项成果都表现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创新意识。可见，诺贝尔科学奖所弘扬的创新精神是不可否认的。

　　2.诺贝尔科学奖是科技力量的重要标志。诺贝尔奖一个世纪，那些曾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成就，名副其实推动了社会生产和人类文明在上个世纪的巨大进步。在诺贝尔奖激励下所产生的重大科学成果，已经引发了20世纪全世界重大的技术革命，科学技术真正成为了第一生产力，并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业结构，改变着人类社会的面貌。譬如核能、半导体、合成物质和药物、DNA、基因组、神经科学等。这些成果都推动了人类科技事业的巨大进步，并带来了无穷的经济价值。

　　3.诺贝尔奖是科学发展软硬环境建设的重要标志。科学投入是硬环境。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往往需要很大的投入和非常昂贵的仪器、设施。因此，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多少就成为一个国家科技投入尤其是基础研究投入环境好坏的标志，据1901-199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统计，90年来一共有140位物理学家获奖，获奖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共有60人约占总人数的43%；西欧共有67人获奖，约占48%。前苏联有7人，日本3人，加拿大1人。发展中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各1人获奖。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90%以上在经济发达的国家。这些国家有钱，他们用高投入，高薪金，刺激科研，吸引众多的科学家，创造世界科学技术的奇迹，获诺贝尔奖人数高居榜首。当然，诺贝尔科学奖不是用钱“堆”出来的，但没有高投入和先进的仪器设备要想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是很困难的。

　　教育是软环境。获得诺贝尔奖需要有雄厚的知识积累和科技储备，需要有很好的教育。目前，不少国家已经把诺贝尔科学奖人数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学校和一个科研机构科学水平高低的指标。有的国家则把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的变化，当成验证科技、教育政策成败的标志。像世界上最负盛誉的名牌大学之一，美国最古老的高等学府哈佛大学，300多年来为美国培养了无数的政治家、科学家、作家、学者，迄今为止，有6位总统出自哈佛，还有34位诺贝尔奖得主从这里走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崔琦是该校第24位诺贝尔奖获奖者。4位被公认为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先驱者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和吴有训，也分别是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可以说，名牌大学的教育功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4.诺贝尔科学奖是科学精神的集中体现。诺贝尔奖的科学精神是“创新－求实－献身”三位一体的科学意识。它同奥林匹克精神一样乃是一种挑战意识，前者是向人类大脑智力的挑战，后者则是向人类自身体力的挑战，前者的奋斗精神是指向“大自然”，后者的奋斗精神则是指向“小自然”。科学研究是一种高度创造性的劳动，科研新成果是否具有科学性，必须经过实验的检验。所以，诺贝尔奖的颁发，一般都在科学发现之后十几年，为让科学实验有足够的时间，去检验科学创新的成果。从另一视角看，诺贝尔奖精神提倡献身，科学家没有献身精神，就无所作为。为提炼“镭”，居里夫人不顾个人安危；为科学波义耳终身不娶，开普勒终身受穷；为测量子午线长度，法国科学家米兴牺牲在战火中等等，诚如马克思所言，在科学的入口处，犹如置于地狱之口。科学家不奋斗则自毁。作为一种公平竞争的社会活动，诺贝尔奖巨大的荣誉感，把全世界的科学才子，不分国别，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统统团结在“为理想而献身”的旗帜下，为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献身。

　　二、中国科学为何至今与诺贝尔奖无缘

　　据统计，一般立国30多年会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前苏联39年，捷克41年，波兰46年，巴基斯坦29年，印度30年……而我们已经等待了50年。近百年来，中国科学家为世界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曾对诺贝尔奖发起过冲击，但始终与诺贝尔奖无缘。

　　影响中国科学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很多，很复杂。比如诺贝尔科学奖评奖程序和规则上的落后性，诺贝尔非科学奖的不公正性和偏见以及评奖过程中有这样和那样的“失误”等等。但“洗垢不能把小儿泼”；“脸脏怨不得镜子”。我们应该面对现实，深刻领悟和反思。

　　1.科学知识积累不够。解放50余年来，我国在科学事业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国基础科学仍然与世界先进水平相距甚远，尤其是基础科学知识积累不够。对美国（1901-1972年间）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调查表明，科学的接代连续性乃是诺贝尔人才成功的重要因素，这就是说，知识的积累不仅与前人的劳动有关，而且还与两代人之间的智力接力有密切的关系。孕育一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至少要有三代人的知识积累方能见效。这其中包括教育、科研环境，尤其是家庭教育的奠基作用。“知识遗传”因素的影响，更主要地体现在他们对前辈的治学态度、研究方法以及思维习惯的潜移默化的继承上。而我国在这方面明显不足。对中、老年两代中科院院士的抽样估测结果显示，他们出身于专业世家的平均不足39%，而其下一代继续从事高层次科学研究的则不足10%。

　　2.中庸之道的传统文化缺乏创新的科学精神。西方文化倾向于具体性，精确性，表现为严密的逻辑思维。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多表现为直观的、类比的形象思维方式，总是用一种简约的、模糊的、大而笼统的寥寥数字将自然与社会一揽子地概括进去。前者比之后者，更利于科学创造。中西方思维方式也有明显差异。西方科学有着良好的“求异”传统，他们总是刻意求新。而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思想的“守一”和“齐一”，这种大一统的思想控制，严重地抑制了人们的创造性。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差距大的是他所处的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中庸之道的思维观在把握事物上往往采取模棱两可、适可而止的态度，缺乏大胆创新的精神。其实，许多科学大师都具有创新精神。正是这种勇于创新的思维方式以及义无反顾、坚持到底的科学精神，在科学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使科学家在科研中走上成功之路，达到光辉的顶点。比如，1898年12月居里夫妇发现了比铀的放射性强200倍的新元素“镭”，轰动了物理学界。但还有些化学家怀疑：“没有原子量就没有镭！镭在哪里？拿出来给我们看看！”为了把镭分离出来，测出它的原子量，居里夫妇开始了艰苦的实验工作。45个月的时间，8吨重的沥青铺矿原料，5677次试验，458次的分离失败，加上极为艰苦的原始试验条件，在居里夫妇的顽强努力下，居里夫妇“拿”8吨沥青铺矿中的八百万分之一的“镭”登上了诺贝尔科学奖的殿堂。

　　3.儒家文化的经世效用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妨碍了中国人的思维。长期以来，人们一提科学就总是想到它的应用价值。当然，从根本上说，科学研究是为了应用，但并非每一项研究都能直接或立即与应用联结起来，科学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一种纯粹的精神满足。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智力和进取心，要有在解决宇宙奥秘的问题中去了解和锻炼自己智力的愿望。法国科学家彭加勒说得更好：“科学家并不是因为大自然有用才去研究它，他研究大自然是因为他感到了乐趣，而他对大自然感到乐趣是因为它的美丽，如果大自然不美，那它就不值得认识”。因此，科学研究切忌急功近利和迫不及待，而应是以从容闲适的心情，静静地去玩味它、欣赏它、体会它、把握它，从中获得一种特殊的快感和灵感，揭开未知的奥秘。而我们在科研上有点投入恨不得明天就要回报，左一个评估，右一个评估，科研人员在一种巨大的功利主义的压力下，恐难有大的作为。而且中国青年科学家也难以摆脱现实的压力，他们必须经常不断地搞出一些小成果去应付舆论，去获得职称，却很难静下心来去追求“未知”，探索“未知”，认识“未知”，把握“未知”，研究大课题，出大成果。因此，那种使广大学者疲于奔命、分散精力与时间的状况必须改变。

　　4.10年的“文革”使中国丧失了宝贵的时间，60年代的“文革”中断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进程。而这段时间，正是半导体、集成电路、计算机、激光、分子生物学、高能物理、计算机数学等科学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这关键的时期，我们却在那里批斗学术权威，焚烧科研成果，毁坏仪器设备；一大批科学家被打成“臭老九”下放劳动。所以“文革”使中国丧失了几代科学家，丧失了10年以上宝贵光阴。10年的停顿造成了至少20年的落后，延误了中国获得诺贝尔奖的时间。^

qdpan

 

【专题名称】精神文明导刊
【专 题 号】v6
【复印期号】2004年02期

　　再有十天半个月，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就要与公众见面了，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去年的诺贝尔奖，再唠叨几句。

　　去年日本科学家小柴吕俊与两位美国科学家同获物理学奖；日本科学家田中耕一与美国、瑞士两位科学家同获化学奖。日本在连续三年内获得了4个诺贝尔奖。如果从1949年汤川秀树获得日本第一个诺贝尔奖算起，日本已有11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诺贝尔奖是当今世界上公认的科学殿堂里的最高奖，是最先进的科学的代表，也是全球科学家们共同的追求目标。日本科学家取得这个荣誉不简单，是日本科学家们长期努力的结果，也是日本政府科技政策的成就，因此日本整个社会都为之欢欣鼓舞。

　　一个半世纪以前，日本“明治维新”时就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前首相吉田茂的《激荡百年史》中说，到明治末年（1912年）小学的就学率已超过95％。直到今天，“小学校的校舍大多是乡村中最好的建筑物，这也表明日本人对教育的尊重”。1945年日本战败后，经济崩溃，农业受灾，“全国处于无法想像的饥馑之中”，人们却“把关心集中到教育方面”，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在1946年底就确定实行小学6年和初中3年的义务教育制。书中的结论说：“教育在现代化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大概可以说是日本现代化最大特点。”

　　有了教育这个基础，日本经济在50年代末开始起飞，日本政府又提出了“贸易立国”，20世纪70年代后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一些学者提出“科技立国”。不过日本政府到1994年才正式提出“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方针，并于1995年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将这一国策立法化。1996年又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这份计划围绕“鼓励创造，发展科学”这一主题，将各项目标具体落实。2000年日本的科研经费达1305亿美元，名列世界第二，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方面却列第一。

　　2001年6月，日本政府提出要建立30所“世界顶尖级大学计划”；2002年10月初，日本学术振兴会宣布启动“21世纪重点科研基地工程”，选择50所大学113个项目进行重点资助。他们在2002年初就“发誓”，在未来50年中要为日本培养出50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新华社在发布日本科学家获奖消息的同时，还发表了《东邻为镜》的短评。评论认为我国也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国策，“可是在实际操作中，似乎总觉得不到位，关键是还没有形成一种共同的社会意识”。“以东邻为镜，我们也应该把国策落到实处，向具体目标努力”。这个问题提得好。科学是一件十分严肃神圣的事情。马克思曾把科学的大门比喻为地狱的大门，只有坚忍不拔、不畏艰险的人才能达到顶峰。俄罗斯著名作家屠格涅夫曾写过一部小说叫《罗亭》，罗亭是一个“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或者说是一个光说空话、不干实事的人。在科学研究中最犯忌的就是这种人，是要误国的。与东邻日本相比，我国的科技力量要比日本差得多，特别是经历了那场“文化大革命”，科学技术除“两弹一星”外，几乎受到毁灭性打击。当年张爱萍将军连讲三声“今不如昔”，真是振聋发聩。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事业有很大进步，但是人才断层、经费不足、学风不正，严重影响事业的发展。要“科教兴国”，已经到了痛下决心的时候了。^

qdpan

 

【专题名称】科技管理与成就
【专 题 号】N1
【复印期号】1997年11期
【原文出处】《科技进步与对策》(武汉)1997年0515期第24页
【作者简介】杨增能　何重光　王平　华中理工大学科研处　邮码：430074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物理学、化学、生理学与医学领域中，美国的获诺贝尔奖人数急剧增长。反之，德国却衰落了。这是为什么？分析一下美、德的科技政策，我们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1　美国对基础研究的支持

　　基础研究是分析事物的性质、结构和关系，以便提出检验假说、理论和规律。而诺贝尔科学奖主要就是奖励在物理、化学、生理学和医学领域中作出重要发现、发明和改进的人。美国之所以在战后能成为诺贝尔科学奖的大国，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对基础研究长期不懈的资助和宽松的科技人才政策。

　　战前，美国科研经费从未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0.5%， 而且其中大部分来自私营企业和高等学校。60年代，全国科研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其中大部分是政府投资。到了70 年代美国每年的科研经费达几百亿美元，超过中小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战后，美国从组织上和政策上都表现出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1944年，美国正式成立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并给予该院以对于研究活动的资助权。1950年，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正式成立，改进科学教育、发展科学情报，增进国际科学合作，以促进美国科学和科学教育的发展。1958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一个提案，确定了政府行政部门可以采取资助的方式支持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而且受资助的组织和院校对于用政府资助或合同经费所购买的仪器设备拥有所有权，从而增加了政府之外的组织和院校的研究能力，对提高整个国家的研究实力大有好处。美国的科研资助制对高等院校的研究活动和人才培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例如，1977年同时获得生理学和医学奖的3位美国生物科学家中， 吉尔曼从1956 年起就多次得到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 （1956～1978，1966～1967，1974～1975）；沙利获得1960～1978，1961～1963和1972～1977年的三次资助；雅洛获得了1972～1975年的资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吉尔曼和沙利的研究内容极为相近，都是进行下丘脑释放和抑制因子的提纯，一个用羊脑，一个用猪脑，相互之间展开了长达十多年的激烈竞赛。NIH却对双方都给予巨额基金支持， 终于双双获得诺贝尔奖。

　　除了国家基金会的资助外，美国其它基金会也对基础研究给予大力的支持，奠定了它的诺贝尔奖大国的基础。美国的古根海姆基金会几乎在所有的知识和文艺领域都颁发相当数量奖金，到1975 年为止， 已对27位诺贝尔科学奖和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他们获奖前就提供过资助；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科学工作的计划更广泛， 他们宣称已经资助了将近100位获奖人，而且几乎总是在他们获奖以前；研究公司在1971年报道，说它授予奖金的38位人中已经出现了1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基础研究成果的不确定性表明，任何三个机构都不可能按诺贝尔奖的标准来挑选他们的资助对象，因为有些获奖成果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研究的结果，而在这其中，经历的失败可能不计其数。其实，不管这些机构如何宣称他们“独具慧眼”，事实是，他们同时支持了数百倍的非获奖者。在他们资助的项目中包含了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奖项目，是对他们长期以来对基础研究支持的回报，也是对他们评选项目时支持科学标准的回报。

　　　　2　美国政府的人才政策

　　美国成为诺贝尔奖大国，还得益于它在人才方面的开放政策。据统计，1901～1979年期间，美国获诺贝尔奖金的有118人，占世界的35. 1%，其中有32人原籍不在美国，有11人是在其它国家得了奖以后又移居美国的。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对世界各国的青年学生、学者和科学家前往美国求学、工作和定居，原本就没有严格的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美国接纳了一大批来自德国的科学家，特别是犹太科学家。从1946年到1974年，美国一共从各国进口高级智力人才24万人，赚取了世界各国的教育培养费120亿美元以上。 一些知名科学家到了美国以后，都得到了一流研究条件，许多还参与了重要的军事研究项目。例如参加美国曼哈顿工程的就有德国犹太人爱因斯坦、意大利科学家费米、丹麦科学家玻尔等。

　　德国则经历了科学衰落的过程。1810年到1920年的110年期间， 德国继意大利、英国、法国之后，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科学人才，其中有开创了德国有机化学研究方向的李比希、凯库勒、维勒，能量守恒定律的缔造者赫尔姆霍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奠基人克劳修斯，现代金相学的鼻祖塔曼，量子力学的开创人普朗克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医学家和医生都是德国培养的，学院的大多数系主任也都如此。当时德语和法语版的教科书备受推崇，只有生理学教科书是英文版的，由此可见那时德国科学的繁荣。

　　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35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是世界上获奖人数最多的国家，占科学奖获奖总人次的24%。在战后的49年中，只有26人得奖，只占获奖总人数的9%。

　　德国的科学基础本来是雄厚的，特别是化学，战前有17人获化学奖（相当于英、美、法三国的总和）。如奥斯特瓦尔德、费雪、能斯脱、贝耶尔、哈伯、威尔斯泰特等，都是德国人。可是到战后，获化学奖的只有10人。整个科学奖的获奖人数也从第一位退到第三位。咎其原因，希特勒德国的错误政治政策是使德国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

　　美国之所以成为科学大国，很快居于英、德之上，还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殃及美国本土。这就给科学的发展造成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这里仅举一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科学家弗洛里、钱恩等经过反复的试验，终于研制出高效的抗感染药青霉素——这正是二战中挽救前线数以千计的伤病员所急需的。但是，必须组织大规模的生产，钱恩到处游说，希望得到政府和企业的支持。当时英国政府正穷于应付德国的狂轰滥炸，拿不出钱来建工厂。结果，他们连英国专利也没有申请到。弗洛里一气之下，到美国去求援，一个美国实业家投资500万英镑， 用了几年的时间建起了一座前所未有的新型发酵工厂，在美国制造出了大量的青霉素。由于有了青霉素和其他一大批抗生素，人类的平均寿命增加了10年。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需要资金和人力的投入，需要自由探索，需要公平竞争，需要国际交流和合作。我们要以美国和德国的经验教训为镜，来审视我国的科技政策，培养一流的科技人才，向诺贝尔奖进军。

　　收稿日期：1997—07—15

 

qdpan

 

【专题名称】新思路
【专 题 号】C8
【复印期号】2001年01期
【原文出处】《《世界科学》》(沪)2000年12期第2～3页
【作者简介】王育竹，中科院院士　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研究员

　　1997年度诺贝尔物理奖授予了在激光冷却气体原子研究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3位科学家，这件事对我国科技界震动很大。有几位与我同行的专家教授几次在学术会议上说“王育竹提出的激光冷却气体原子的物理思想与现在使用的机制是一致的。”有位教授激动的说：“王育竹距诺贝尔奖只差一步！……”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但不少人都关心过这件事，因此，我想谈谈诺贝尔奖的问题。首先，需要说明我不认为我能得诺贝尔奖，也不认为自己有这么高的造诣。但作为我在中国现实环境中所经历过的一段重要过程，应该总结一下经验，供年轻人参考或许还是有意义的。

　　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科研的春天来到了。我和我的同事们在工厂与工人结合了7年，完成了“远望一号”和“远望二号”测量船上的铷原子钟研制任务，回到了研究所，又开始了科研工作。搞什么研究课题呢？我到图书馆去查文献资料，我查到了汉斯和肖洛1976年发表在《光通讯》上的一篇关于“激光冷却气体原子”的论文。当我学懂了这篇文章后，“激光冷却气体原子”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因为，我清楚的知道，原子钟的精确度是受限于原子的热运动速度。如果能降低原子的温度，即减低原子的热运动速度，那么，原子钟的精确度就会大大的提高。这不仅对原子钟研究，而且对原子物理以及基本定理的验证研究都有重大意义。我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课题的成功将可能获诺贝尔奖，但我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和价值。

　　作为一个原子钟研究的工作者，我自然会全身心的投入到“激光冷却气体原子”的工作中去。应该说，这是一个好机遇。其实，机遇对每一个科学工作者都一样的。因为，科学总在不断的发展，总有一些新的、重要的科学技术问题会产生，需要人们去解决，这里就有机遇。问题是当机遇到来时，能否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能否紧紧的抓住机遇，这就要看一个人的学术积累和工作的勤奋。华罗庚先生说：“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当然，运气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生活在本土上的中国人也同样有这样的机遇。

　　当时，“激光冷却气体原子”这个领域是一片空白，只要你决心投入和潜心研究，你就会有创造，应该说我十分幸运。搞科研的人一生中都在学习、提高、探索和思考，但这一段时间里我像着了迷一样的提问、学习和思考。当我理解了激光冷却气体原子与多普勒频移的关联后，我提出了两种与多普勒效应相关的激光冷却气体原子的新方法。更进一步我又联想到，铷原子钟中有光频移效应——既然多普勒频移可用于激光冷却气体原子，那么光频移为什么不能用于冷却气体原子呢？

　　经过一段分析研究后，我提出了利用交流施达克效应（光频移效应）应用于激光冷却气体原子的设想。我先后提出了“积分球红移漫反射激光冷却气体原子”（全国光频标论证会，1979，四川成都）、“序列脉冲激光冷却气体原子”（全国光频标论证会，1979，四川成都）和“利用交流施达克效应激光冷却气体原子”（《科学通报》，1979、《激光》，1980）等论文报告。前两项物理思想是多普勒冷却机制，与诺贝尔获奖者菲利普斯(Phillips)1983年的工作相似。他们用磁场变化补偿多普勒频移，我用光线入射角的变化和序列脉冲的光谱宽度补偿多普勒频移。后一项物理思想与诺贝尔获奖者S. Chu（朱棣文）和Cohen-Tannoudji1989年提出的低于多普勒冷却极限的Sisyphus冷却机制相一致。他们提出在驻波场中的光频移与自发辐射结合可冷却气体原子，而我提出光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非均匀性所产生的光频移与自发辐射相结合可以冷却气体原子。1979年8月诺贝尔获奖者肖洛教授来华讲学，并访问了我们实验室。他是“激光冷却气体原子”物理思想的提出者，我向他讲述了我的想法，他说“这个思想是新的、合理的，表达是直接的和清晰的，我建议你马上发表”。他鼓励我要把实验做出来。

　　对实验物理研究而言，提出原创性的学术思想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从实验上展示它的可行性和它的重要的前景。尽管我提出了这些思想比国外同行早了5～10年，但是，我们没能从实验上做出来。为什么我们在那么多年里不能有所作为呢？这里有主观上和客观上众多原因，这是应该总结和思考的问题。

　　首先，主观上缺乏强烈的攀顶峰精神。朱棣文说：“他就是要为获诺贝尔奖而奋斗”。在我们的思想中，不可以有要为自己的某个目标而拼搏奋斗的想法，更不敢想——要为获诺贝尔奖而奋斗。因为当时认为，那是个人“名利思想”，是“白专道路”，没有把个人的成功与人民的利益统一起来。实际上，国家和民族的富强是建立在个人的努力和奋斗的基础之上的，中国成功的科学家越多，国家才越强大。要创新就有风险，需要巨大的胆量和勇气去承担风险，由于缺乏这种攀顶峰精神，当遇到巨大的客观困难时，就没有勇气去顽强的拼搏奋斗。

　　在客观上，我们不够重视基础性研究。当时的科研政策是“以任务带学科”，在过去的年代里“以任务带学科”确实推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两弹一星”的辉煌成果证明了它的正确性。虽然，它并没有不支持基础研究的含义；但在强调任务带学科的同时忽视了与任务好像无直接关联的基础性研究。197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我多渠道向各方写申请报告，要求支持开展激光冷却气体原子的研究。但报告送出后，如石沉大海，没有回应。甚至认为“目前看不出用途，以后再考虑”。由于失去了良好的机遇，延误了我国这项研究的进展。

　　“激光冷却气体原子研究”在中国和在日本所得到的支持不一样。1979年底我有机会到日本东京大学作短期访问学者，想找到一个实验室能进行这项实验。当时，日本没有一个研究室开展这项工作，我多次在学校和研究所作报告，希望有人愿与我合作。我的报告引起了东京大学应用物理系清水富士夫教授的兴趣。当时，他正进行铜蒸汽激光器的研究，他愿与我进行激光偏转原子束的实验。我们找到了东京大学分子光谱实验室，那里有先进的激光器和分子束设备。在1980年的新年假日里，我们进行了首例激光偏转钠原子束的实验,展示了光压力的作用。此后，清水富士夫教授开始转向激光冷却气体原子的研究。他的开题很快得到批准，顺利地申请到一大笔经费，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实验室。他是日本开展激光冷却研究的创始人，已成为国际上著名的科学家。据称，由于他的冷原子全息研究成果，很有可能获诺贝尔奖。

　　做一项好的研究工作和做出好的研究成果需要有较好的设备和良好的技术支撑，如我们需要高频率稳定性的激光器和超高真空设备，国产设备达不到要求，只能利用国外现有的先进技术才能完成这个实验，这就需要一定的经费买设备。那时，没有完善合理的学术评审机制，而拨款制度是计划分配，得不到领导的支持就没有经费。因此，开展这项新的研究工作就十分困难。我们只能用分配到研究室里的一点经费来建立所需装置：原子束装置的激光器设备等。我们用了近十几年的时间，才建立了这些装置。若在国外只要是新的独具匠心的学术思想，一般总能申请到经费，通常用半年或一年就能作出结果；而我们要用10年时间建设备，然后才能开始研究工作，显然难以与国外科学家竞争。

　　在当时，我们的学术环境不好，信息闭塞，与外界交流不畅，能获得高水平专家教授指导的机会就更少。我们不太提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虽然，我们提倡“百家争鸣”，但是由于某些原因，大家很少争论，已没有自由争论的习惯，不利于新学术思想的成长。因此，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好的、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提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鼓励提出新的、独具创意的学术思想。另外，做好研究工作还需要一个好的研究集体。我的研究组是一个很好的集体，在完成原子钟研制任务中做出了十分出色的工作。但是，当需要转向基础物理性研究时，研究小组也应进行重新组合，吸收新的成员和新的思想。补充新鲜血液，增加新的活力，以利于科研工作的快速发展。

　　目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高速发展的新时期，“科教兴国”的国策和“创新工程”的实施，将大大加速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的科研环境已有很大改善，科研条件日臻完善，青年一代已能肩负起建设科技强国的重任。现在，我国正处在出创新成果的好时期，中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已为期不远。我们必须不拘一格地选拔优秀人才，为年轻人创造一种脱颖而出的环境，提高科研队伍的素质。科学研究的核心是创新，要创新就要有创新的意识，就要敢于破除某些陈旧的、保守的思想方法和突破现有科学技术的界限，创造新的成果，开创自己的科研道路。^

qdpan

 

【专题名称】科学技术哲学
【专 题 号】B2
【复印期号】2001年12期
【原文出处】《《自然辩证法研究》》(京)2001年09期第60～64页
【英文标题】The Spirit of Science and the Nobel Prize
  　WANG Xiao-yong
  　(School of Life Science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作者简介】王晓勇(1963-)，甘肃敦煌人，理学学士，医学硕士，现为博士研究生，从事化学、药学及教育学研究。南京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科学精神是科学文化的核心，其本质是非实用、非功利地探索知识、追求真理。诺贝尔奖鼓励人类在科学精神引导下探索自然界的深层规律，它以促进人类深入理解自然为目标，不追求直接的应用价值。中国未能产生诺贝尔奖得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功利主义科学观在科学发展中占主导地位，全民族缺乏科学精神，由此导致的急功近利思想侵蚀了科学应有的品格。我国要想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必然从塑造科学精神开始。
The spirit of science is the nucleus of science culture andits essence is to explore the unknown nature and to seek the truth without considering practicality and utility.With theguidance of this spirit.the Nobel Prize encourages people toprobe into the bottom of nature to find out the undiscoveredlaws behind it.The purpose of the Nobel Prize is to deepenhuman understanding of nature but not to pursue immediate value.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that China still unableto nurture a single Nobel Prize winner is that China lacksthe spirit of science,where utilitarianism is at dorninancein its science history.Chinese people are eager for quicksuccess and instant benefit,and this erodes the characters and morals of science.Only if China reshapes the spirit ofscience,can she make a breakthrough in the Nobel Prize competition.【关 键 词】科学精神/诺贝尔奖/功利主义/科学文化
　　spirit of science/Nobel Prize/utilitarianism/culture of science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诺贝尔奖对20世纪科学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李政道所说：“诺贝尔奖把人类文明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从1901年诺贝尔奖创立到2000年，全部六个奖项已有700人获奖；其中3项科学奖获奖总人数469人，占总获奖人数的67%。但是在获奖者中只有6位华裔，仅占获奖人数的0.86%，与华人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例极不相称，而且他们的工作没有一项是在中国做的。为什么中国不能在本土产生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不少学者曾对此进行过研究，如赵红州认为我国与诺贝尔科学奖绝缘有4点原因：①科学知识积累不够；②科学研究时间不足；③缺乏科学家群落；④缺乏科学人才识别和遴选机制。但除了这四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缺乏科学精神。

　　1　科学精神的内涵

　　科学精神是科学传统的一部分，是人类在从事科学活动时所体现的精神，是理想主义科学观的体现。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即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寻求智慧，这是求知的最高境界。他认为高级学术并不是一门“制造学术”，“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1]。在他的思想影响下，产生了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学术的理想主义科学观。这种“爱智”精神的实质是非实用、非功利的，它显示了科学的本质，是科学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古希腊哲人倡导的这种精神通过文艺复兴在欧洲复苏而绵延数百年，至今仍是西方理解科学的主导观点，其精髓就是对宇宙万物之“发生”的惊讶心态和由纯粹好奇心所驱动的探究精神。

　　科学精神的内涵至少应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①自由探索的精神。爱因斯坦把科学家的自由分为两种，即外在自由和内在自由。外在自由主要指一是有发表和交流科学思想的自由，二是有从事科学活动的足够时间和精力。内在自由也称为内心自由，“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这种内心的自由是大自然难得赋予的一种礼物，也是值得个人追求的一个目标”[2]。自由探索不仅体现了科学家追求真理和知识的执着精神，而且体现了追求过程中所采取的自由开放和独立思考的学术态度。②勇于批判的精神。人们对任何科研成果都应该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也就是说，“对于科学知识，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都应该持续地仔细检查可能的事实错误或论证的矛盾。任何合理的批判性的评论应当立刻公布于众。这项规范在科学共同体内使证实的程序制度化，要求全体科学家有严密的智力训练和严格的批评标准。在交流和研究经费申请的同行评议中，在科学会议的非正式讨论的传统中，在所有其它的对发现结果的鉴定过程中，都是明显的”[3]。波普尔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进一步强调和突出了科学的批判精神，他强调科学方法是批判的方法，批判是任何理智发展的主要动力。科学精神要求对一切学说保持开放态度，要求在理性批判主义的驱动下不断发展、完善，甚至超越自身所建构的一切。科学的活力，就在于它具有一种自我改进机制。要敢于怀疑权威的观点，同时慎重思考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原理；既要敢于批评他人的错误，也要勇于自我批评。③大胆创新的精神。齐曼说：“科学是对未知的发现。这就是说，科学研究成果总应该是新颖的。一项研究没有给充分了解和理解的东西增添新内容，则无所贡献于科学。这项规范强调科学认识论中的发现因素。它迫使科学家们要有不同形式的‘创造性的’行为和‘富有想象力’的思想。”[3]科学如果失去创新精神，就不可能有新的理论和假说诞生，科学将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④严谨求实的精神。科学需要有实证精神，实证精神意味着科学的严格性，表明任何科学理论或假说都必须接受严格的检验，都必须有充分的实证依据。科学发展过程中凡事皆求证明，否则，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除此，还有毫无私利的精神、为真理献身的精神等等[4]。

　　2　科学精神失落

　　中国古代是一个缺乏科学精神的国度，应用科技发达，思辨与逻辑落后。儒家文化中“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思想严重制约了科学家的理性思维，他们缺乏以物为本的精神，主、客体不分，普遍相信天人感应理论，因而从根本上怀疑深层自然规律的存在与稳定。我国古代教育主要是道德教育，“学”的目的不是把握客观事物本质，而是人的教化。儒家教育哲学认为通过教育，可以使受教育者知识增进，道德完善，但在求真与成德关系中，强调以成德为目的，求真只是手段，严重忽视了科学知识教育和向外开拓进取。胡适认为东方文明抛弃、拒绝了求知欲，是一种畏难的懒惰，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杨振宁指出，儒家文化的保守性是中国三个世纪中抗拒吸收西方科学思想的最大原因。

　　中国近代科学是伴随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进中国的，并非传统文化的自然产物。中国传统人文文化实用理性发达，理论理性薄弱，难以酝酿出现代科学。近代以来，中国人学习科学并非自觉自愿，而是受外部环境逼迫，与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历史主题相联的，缺乏科学理性精神的铺垫和引导；对科学的理解也是从“器”与“技”开始的，学习西方技术的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导致中国学习现代科学的不正常心态。中国人学习任何知识，必须能立见其用，否则一概拒绝，这种心态是滋生功利主义科学观的沃土。

　　隋末唐初以后，我国学校教育一直实行科举制度，它把学校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是学习的唯一目的，这一制度沿袭到清朝，已积弊很深，科学精神在中国未得到培育，科举制度要负主要责任。教育与政治结合科学精神便难以形成，教育只有摆脱政治羁绊，超越党派利益，才能对社会、对民族发挥巨大作用。1922年蔡元培发表《教育独立议》，阐明教育只有摆脱政党控制，才能完全实现教育的全部目的，即使受教育者全面发展其潜能，造就自由人格。教育与政治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于政党常常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造一种特殊的群性，抹杀个性；它只求近功，不顾远利，违背教育是百年大计的根本。政权更迭，教育方针随之改变，教育“成果”便化为乌有。中国政治不仅影响教育，还终身束缚科学家的思想自由。中国古代本不存在真正的科学传统，只存在科学萌芽及几千年的“注经式”学术传统，近代隐约可见的一点科学精神也是由早期欧美留学生从西方引进的。建国后，仅具雏形的科学传统又遭受政治因素影响，对知识分子进行的历次思想改造运动，是两千多年前“以吏为师”的现代翻版，导致科学精神丧失殆尽。

　　我国现代教育是一种典型的应试教育，学生知识结构单一，不能融会贯通，身心得不到全面发展，好奇心、想像力和创造力都受到压制。大学科学教育单纯重视科学知识传授而忽视科学精神培养。课堂教学偏重讲解科学原理和概念；实验教学注重按照规范的实验程序验证已有的定律和现象；学业考核侧重知识的再认和重现。贝尔纳曾经指出，科学教育有两个目的：一是向学生提供系统的知识基础，二是有效地传授过去和将来用于探索及检验知识的方法。第二方面恰好是我国科学教育最大的失败。我国学校教育强调效率和整齐划一，导致对学生个性发展的忽视，这与科学精神的培养是背道而驰的。由于上述原因，科学精神从未在中国扎过根，致使科学文化的灵魂从中国飘逝。

　　3　功利主义在中国

　　中国科学基本是循依功利主义科学观发展起来的。功利主义是一种很强的工具主义科学观，它注重科学的工具价值、技术价值和功利价值，并以科学的效用来评价科学。因此，“这种观点从根本上说是把科学看作一种实现目标的手段，而不是获得知识”[3]。功利主义科学观由来已久，17世纪初，“培根已经在他的‘知识就是力量’和知识的基本目的是‘增进人类财富’这些格言中唱出了功利主义的调子”[5]。但是，培根的功利主义科学观是富于远见的，他认为从长远看，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将会、也应当会大大造福于人类。他不宣扬任何目光短浅的观点，例如那种认为每项科学研究无论开始或结束时都应当根据其实际效果来评价的观点。相反，他告诫世人，这种目光短浅的功利主义只会败坏自己，正像阿塔兰塔在赛跑中由于停下来拾金苹果而失败一样[6]。由于科学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特别是对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功利主义科学观在当今社会传播非常广泛并居于支配地位。

　　功利主义科学观的局限性在于它有可能导致科学的片面发展，例如只重视应用科学的研究和开发，而忽视基础科学的深层探索与发展，以致最终妨碍科学的前进。极端功利主义科学观狭义地解释功利规范，对科学强加限制，认为只有当科学直接可获利时才是可取的。有用性一旦变成科学成就的唯一标准，具有内在科学重要性的大量问题就会遭到排斥。因此，功利规范限制了科学潜在生长的可能方向，威胁了科学研究作为一种有价值的社会活动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萨顿认为，科学的主要目的和它的主要报酬是真理的发现，而科学已经产生的和正在产生的无穷无尽的财富只不过是它的副产品而已[7]。将科学的价值仅仅归结为功利价值，正如将艺术价值仅仅归结为商品价值一样，是相当肤浅的。科学最宝贵的价值是科学精神，它比科学给人类带来的物质利益更加宝贵，是科学的生命。

　　科学是一种商品位的学术活动，有其相对独立性和自身发展的逻辑，外部因素对科学的影响往往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正如默顿所说：“特定的发现和发明属于内部科学史的范围，并且大量地独立于非科学的因素。”[4]科学作为一种探求知识和真理的认识活动，在本质上是非功利的，因为科学活动的核心是提出科学思想或科学理论。首先，科学思想或科学理论往往并不能同社会对技术的需要直接挂钩，它们同实际应用往往存在很大距离；其次，科学理论往往具有超前性，即在眼前看来不一定是“有用的”，只是在几代人之后才有可能导致某种实用结果；再次，有些科学理论的提出和证明其意义甚至只是理论上、认识上或智力上的，也许永远不可能“有用”，因此不能用功利主义观点来评价它们的意义。所以，过分强调科学的功利性，必然导致对科学思想和科学理论研究的忽视，从而影响科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科学发展奉行的实用主义策略已将功利主义科学观推至极端，它所倡导的“致用”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应用，更多的是政治功利性和整个社会所追求的急功近利。中国不关心科研成果实际用途的例子比比皆是，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纯科学研究项目很多，而是这些束之高阁的科研成果其“用途”就是为了烘托教授、学者和名目繁多的奖项，真正的应用价值本不在考虑之列。

　　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生于内忧外患之时，兴于改革开放之际，其整个发展过程都因肩负“强国”使命而具有工具理性色彩，在“博学穷理”与“学以致用”之间后者是当然之选，因而高等教育的主要力量便放在专业教育和应用开发研究上，这不仅使高等教育近乎专业训练，甚至出现了实用性凌驾学术性的不良倾向。中国科教界的功利主义非常严重，从政府资助科研项目的政策到科研人员从事研究的心态，从学校制定的学科与教育发展规划到学生选择专业的倾向，无不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量利而行”、“惟利是图”已成为普遍的行为取向。这种对待科学与教育的功利性态度，不仅使我国重大基础研究成果少、科研后备力量薄弱、科研水平低下等，还彻底侵蚀了科教界应有的学术品格与精神。

　　中国学术重“术”轻“学”，只从科学的物质成就去了解科学，从根本上忽视了科学精神。功利主义科学观固然有其重要意义，但中国不缺乏功利主义，强大的外部动力足以促使科学研究主体朝这个方向发展，可是外部动力却难以惠及基础科学研究，公众和社会集团意识不到纯科学的意义，他们只需要现成的技术和产品，很少关心技术的源泉，因此，在中国大力培育科学精神并无丧失科学功利价值之虞。

　　4　诺贝尔奖的启示

　　二十世纪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分别获得56和36项诺贝尔奖，名列全球之冠。分析这两所大学的成功经验发现，科学精神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剑桥大学的学术渊源是古希腊强调理性训练和人格塑造的自由教育思想，其核心内容是强调获取知识和发展智慧是教育的唯一和最高目的，反对教育有其它功利主义目的和为某种职业做准备。具体表现为：在教学目标上，强调发展智力重于获得知识；在课程和专业设置上，强调教育目的的内在性，追求知识本身的价值，反对教育外在的功利目的，重视学术性专业与课程；在教学内容上，以培养知识面宽的博学家而不是某一领域的专门人才作为确定内容的标准；在教育目的上，强调理性原则，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大胆质疑，重视批判性和创造性思考能力的培养等。在这种办学理念引导下剑桥大学形成了注重学术深博与自由、重视知识内在价值，强调发挥个人才智和潜力的传统。自由教育思想及由此而形成的剑桥学术传统熏陶了历代剑桥学子，使他们学术功底深厚，各种能力，尤其是质疑创新力出类拔萃。作为美国的“剑桥学院”，哈佛大学不仅保留了剑桥自由教育思想的传统，而且美国自由、宽松与务实的环境使其教育更具融通性。哈佛大学的历任校长坚持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相融合的办学思想，对哈佛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承认大学的职责是报效养育自己的社会，但同时也坚持外部环境不应迫使大学牺牲其独立性而参与政治斗争，或者要求大学作一些有损于学术公开性和自由的事情，因为公开性和自由是学习和研究必不可少的特性。1991年就任的哈佛校长陆登庭指出：“大学的研究固然应该为经济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大学教育也应当帮助学生从事有益并令人满意的工作。然而对一种最好的教育来说，还存在着无法用美元或人民币衡量的更重要的方面。最佳教育不仅应有助于我们在专业领域内更具创造性，它还应该使我们变得更善于深思熟虑，更有追求的理想和洞察力，成为更完美、更成功的人……大学更应该注重基础研究。并且不是怀着实用的心态，而是在对自然、人性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探索。”

　　可见，大学要想获得重大成就，产生出杰出的学术大师，必须具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求知精神，只追求真理和科学而不问其实际功利的氛围与品格以及多种学科广泛会通与交叉的知识底蕴。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诺贝尔奖摇篮，其根源就在于它们历来不为外部环境所左右，不以功利心态取舍知识，始终如一地保持自己独特的自由教育传统，从而使不同学科能够按照内在的逻辑发展相互会通、结合和渗透，逐渐在校内形成了博大恢弘、兼容并蓄、视野广阔、富于综合创新的科学精神[8]。

　　诺贝尔奖并不青睐功利主义者，只有具备科学精神的人才有可能获此殊荣。纵观100年来诺贝尔科学奖获奖名单发现，诺贝尔奖通常不奖励应用技术或产品的发明家，90%以上的奖项都被授予在基础科学方面取得重大发现与理论成就的科学家。公众一般对实用技术类科学成果有切身感受，而基础科学领域的发现与理论由于与经济和日常生活距离较远，往往不能引起人们重视，但它们却是技术的基础和源头，对于保持技术的不断创新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诺贝尔科学奖偏爱基础科学成果的传统，对于激励科学家从事基础科学研究、使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无疑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美国之所以取得诺贝尔奖优势地位，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科学家具有创新和挑战权威的科学精神，他们敢于、乐于向权威挑战，总是对旧观点提出质疑。中国科学家则不敢怀疑权威和书本，因而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科学理论只是通过严密的逻辑体系对客观世界描述出了具有一定精密度的对应，作为某个时期的思想产物，它只是人类漫长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对它进行发展、怀疑、批评、纠正以及部分原理的否证等都是天经地义的，甚至整个理论的否证都可能出现。创新就是要标新立异，做前人没做过的事，敢于怀疑，善于怀疑，才会钻研，才可能创新。我国大部分科学研究都属于常态科学研究，有成功的案例可效仿。在常态科学研究中，基本要求科学家“教条”地对待它所依据的范式，这只能产生常态科研成果，但是要产生世界一流的科技成果或得诺贝尔奖，仿效性的工作和“教条”地对待科学研究是没有指望的。

　　科学家的创造活动深受科学传统和社会背景的影响，中国现在要做的不是刻意追求诺贝尔奖，而是培育良好的学术传统和创新意识，营造自由的学术氛围。总之，诺贝尔奖是人类探索未知世界杰出成果的体现，科学精神在每位获奖者身上都得到集中反映，我国要想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首先必须从遏制功利思想、铸造科学精神开始。

　　收稿日期：2001-02-19

【参考文献】
　　[1]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5.
　　[2]　爱因斯坦.受因斯坦文集（第3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80.
　　[3]　约翰·齐曼.元科学导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125-126,163.
　　[4]　孟建伟.论科学的人文价值[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44-250,193.
　　[5]　R　K　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347.
　　[6]　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709-710.
　　[7]　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1.
　　[8]　谷贤林.学术精神与诺贝尔奖——剑桥、哈佛的启示[J].高等理科教育，2000(1):6-9.^

qdpan

 

【专题名称】哲学原理
【专 题 号】B1
【复印期号】2007年10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07年4期第21～27页
【作者简介】俞吾金，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本文对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质及其内容做了富有创新意义的说明。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为什么这一课题长期以来得不到深入的研究？本文认为，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人们对“自然辩证法”本身的理论失误缺乏认真的反思，又与人们对“自然辩证法”理论所采取的非批判的态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也无法认识到，马克思的辩证法实质上是社会历史辩证法，而这一辩证法又包含着以下三个层次：实践辩证法、人化自然辩证法和社会形态发展辩证法。
【关 键 词】载体/社会历史辩证法/实践辩证法/人化自然辩证法/社会形态发展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7）04-0021-07

　　一、自然辩证法的抽象性

　　在正统的阐释者们的视野里，马克思哲学被区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们被分别用来研究自然界和社会历史。作为方法论，辩证法和认识论一样，是归属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不管正统的阐释者们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称之为“唯物辩证法”，还是“自然辩证法”，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即把辩证唯物主义所研究的自然界作为辩证法的载体来考虑。要言之，在他们的理论视域中，马克思的辩证法实质上就是自然辩证法。特别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出版以及他在手稿中对“自然辩证法”这一概念的运用，似乎都表明，把马克思哲学的方法论理解为自然辩证法具有天然的合法性。然而，我们发现，这一与历史唯物主义分离并被安顿在辩证唯物主义范围内的自然辩证法，从一开始起就是抽象的，因为作为辩证法载体的自然界是与社会历史相分离的。这种抽象的自然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主张撇开人的目的活动，即实践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只考察自然自身的运动。当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导言”中谈到17、18世纪的哲学家时，指出：“他——从斯宾诺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而把细节方面的证明留给未来的自然科学。”[1] 11在这里，“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也就是肯定自然是自我运动的。显然，肯定这一点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摆脱宗教世界观的影响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它同时也蕴含着一个消极的、危险的倾向，即把自然与人的一切目的性活动分离开来。那么，上述观念是否仅仅是斯宾诺莎和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观念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实际上，恩格斯本人也坚持了同样的观念，他自己告诉我们：“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所以它在希腊哲学家中间从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东西”[1] 177。显然，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的自然观不同于以前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地方仅仅在于它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成果，自觉地强调了自然界自身的辩证运动。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恩格斯也强调，在考察自然时，应该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2] 247。这段话表明，恩格斯的自然观与斯宾诺莎及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自然观在“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撇开人的目的性活动而受到考察的自然只能是抽象的自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黑格尔从逻辑学中外化出来的自然界称之为“抽象的自然界”，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3] 178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所要探讨的不是抽象的自然，而是现实的自然，而现实的自然是与人的目的活动交融在一起的。有人也许会提出这样的疑问：马克思不也肯定自然界的“先在性”，即在人类诞生之前自然界就已存在了吗？① 确实，马克思不但承认自然界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而且还强调，如果人类在今天突然毁灭了，自然界的这种先在性仍然会保持下去。但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抽象的自然观”时已经指出：“这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也不是那个除去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4] 50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他和费尔巴哈正在谈论的那个自然界，既不是人类诞生之前的自然界，也不是初民时期的自然界，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已被人化的、现实的自然界。

　　撇开这个现实的自然界，去侈谈人类诞生以前的自然界，是没有意义的。即使是马克思对自然界的“先在性”的认定，也是以人类的一定的目的活动为前提的。因为人类并不是刚诞生的时候就有能力发现自然界的“先在性”的，事实上，只有当人类的发展达到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后，才可能通过科学实验活动（如同位素的衰变），大致推算出地球的年龄和人类诞生的时间。由此可见，就连人类诞生前的自然界也是在后来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目的性活动的基础上被发现出来的。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自然观的出发点不是排除人的目的性活动的抽象的自然界，而是被人的目的性活动中介过的“人化的自然界”。

　　其二，主张自然科学与人类生活、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是相互分离的。尽管晚年恩格斯对自然科学有很多研究，也充分肯定了自然科学的发现，尤其是其划时代的发现对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但他所赞同的“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却蕴含着使自然科学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分离的倾向。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这样写道：“费尔巴哈说得完全正确：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虽然‘是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是，不是大厦本身’。因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2] 230这段话包含着以下两层意思：第一，恩格斯同意费尔巴哈的观点，认为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是全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基础；第二，正像自然界有自己的科学和发展史一样，人类社会也有自己的科学和发展史，但恩格斯在这里只注意到这两类科学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何况，他也忘了，费尔巴哈的“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正是与社会历史相分离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事实上，每一个不存偏见的人都会发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而工业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的科学之间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所以，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3] 130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批判了德国哲学家关于“纯粹的自然科学”的神话，指出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的发展、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获得材料并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事实上，如果撇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需求，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原动力。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当正统的阐释者们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解为自然辩证法的时候，当自然辩证法以自我运动着的、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的抽象的自然界作为自己载体的时候，这种辩证法本身也是抽象的，是完全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的。

　　二、对自然辩证法载体的反思

　　马克思究竟是如何看待辩证法的呢？我们认为，这里的关键仍然在于如何确定辩证法的载体。与恩格斯和其他正统的阐释者们不同的是，马克思并不赞成以自我运动着的、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的、抽象的自然作为辩证法的载体。也就是说，马克思并不赞成“自然辩证法”这样的提法。

　　其实，“自然辩证法”的概念是由杜林最先提出来的。在1865年出版的《自然辩证法：科学和哲学的新的逻辑基础》中，杜林率先提出了“自然辩证法”的概念。在1868年1月11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曾以嘲讽的口吻提到：“在博物馆里，我只翻了翻目录，就这样我也发现杜林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譬如，他写了一本《自然辩证法》来反对黑格尔的‘非自然’辩证法……德国的先生们（反动的神学家们除外）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条‘死狗’。就这方面说，费尔巴哈是颇为问心有愧的。”[5] 18这段话表明，马克思并不赞成杜林用所谓“自然辩证法”来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杜林的这种做法迎合了当时德国学术界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看作“死狗”的浅薄的时尚，而造成这一时尚的根源之一是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时轻易地抛弃了他的辩证法。从这段话中也可以看出，尽管马克思没有对杜林的自然辩证法进行批判，但他是不赞成这种辩证法的。在1868年3月6日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再度提到了杜林和他的著作：“……他出版过一本（以凯里的观点为出发点）《国民经济学说批判基础》（约五百页），和一本新《自然辩证法》（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我的书（《资本论》第1卷，编者注）在这两方面都把他埋葬了。他是由于憎恨罗雪尔等等才来评论我的书的。此外，他在进行欺骗，这一半是出于本意，一半是由于无知。他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的叙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是我的方法的特点。”[5] 525-526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阐明了以下五层意思：第一，就杜林是谈论《资本论》第1卷的第一位专家而言，应当感谢他；就其著作的语调而言，他是个傲慢无礼的家伙；就其见解而言，又是充满错误的。第二，如果说，杜林的自然辩证法以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自己的出发点，那么，他的经济学思想则是以凯里的庸俗经济学为出发点的。第三，杜林的自然辩证法的宗旨是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第四，马克思的辩证法就其基本立场而言，与黑格尔完全不同，但杜林试图把它们混淆起来。第五，杜林竭力抹杀马克思与李嘉图在经济思想上的根本差异。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自然辩证法”的概念是由杜林最先提出来的，而且他提出这个新概念的意图是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而马克思对他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又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为什么恩格斯仍然把自己生前未完成的手稿命名为“自然辩证法”呢？恩格斯和杜林的“自然辩证法”概念除了内容上的根本差别（这些差别在《反杜林论》一书中得到了明晰的说明）外，是否还存在着表述上的差异呢？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

　　我们还发现，在恩格斯于1876年写下的笔记中，有一个小标题是：“Naturdialektik-references（'er' eise）（自然辩证法—引据）。”② 这可以说是恩格斯首次使用“自然辩证法”的概念，但必须注意到，这一概念在德语的表述上与杜林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在杜林那里，“自然辩证法”的德文是：Natuerliche Dialektik，其中Natuerliche是名词Natur（自然）的形容词；而在恩格斯的表述方式Naturdialektik中，名词Natur直接充当形容词来修饰另一个名词Dialektik（辩证法），从而构成了一个复合词。在另一段不知道确切写作时间的笔记里，恩格斯又写道：“自然辩证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Huebsches Stueck Naturdialektik）是：根据现代的理论，用同名电流的吸引说明同名磁极的排斥。”③ 除这些笔记中的表述外，在1882年11月23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曾提到：“现在必须尽快地结束自然辩证法（Naturdialektik）。”[6] 显然，恩格斯在这里论及的“自然辩证法”是指自己正在写的那些手稿。我们注意到，恩格斯在这里使用了同样的德语复合词Naturdialektik。毋庸讳言，恩格斯之所以创制了这个新的复合词，其用意是把自己和杜林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表述方式严格地区分开来。

　　众所周知，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从1873年一直延续到1886年。马克思于1883年逝世后，恩格斯倾注全力编纂、出版《资本论》的余稿，直到1895年逝世前仍未能完成关于“自然辩证法”方面的著作，而留下了四束亲自冠有不同标题的手稿。据中央编译局译本的说明，第三束手稿的标题是“自然辩证法”④。然而，由于这一译本未标明是从哪个德文本译出的，所以我们无法对此进行判断和评论。但据柏林狄茨出版社1952年德文版“前言”的说明，恩格斯第三束手稿的标题应为“辩证法和自然”（Dialektik und Natur）。[7] 究竟哪个标题是恩格斯生前亲自写下的，只能留待新的研究资料来加以说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至少在上面提到的手稿和书信中，恩格斯都是用Naturdialektik这个复合词来标识“自然辩证法”概念的。此外，虽然恩格斯没有给自己的手稿冠之以Naturdialektik的总的书名，但1882年11月23日致马克思信中的提法至少表明，恩格斯有过以Naturdialektik来指称自己这方面研究的全部手稿的意向。然而，1925年，当恩格斯的手稿在莫斯科以德俄对照本的形式出版时，编者给全部手稿安上了《自然辩证法》的书名，但这个书名的德文表述方式却是Dialektik der Natur，既不同于杜林的Natuerliche Dialektik，也不同于恩格斯的Naturdialektik。[8]

　　从上面的历史性考察可以看出，马克思批判过杜林的自然辩证法，因为杜林的辩证法是用来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尽管马克思也批评过黑格尔的辩证法，但他与杜林试图否定黑格尔辩证法的做法完全不同，他主张祛除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主义形式，使之安顿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然而，在如何理解“唯物主义”这个基本点上，恩格斯与马克思之间存在着分歧。恩格斯是从传统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来理解并叙述“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的。他把承认自然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哲学观点称之为唯物主义的，反之则是唯心主义的。但他忘记了，马克思试图建立的唯物主义与传统的唯物主义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如果说，传统的唯物主义是直观的、不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媒介的唯物主义，那么，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则是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并没有把精神与物质、人的目的与自然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而把这些关系统一在实践概念中。而当恩格斯主张，自我运动着的、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的自然界是第一性时，他所说的“唯物主义”，依然是传统的唯物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在恩格斯看来，只要去掉黑格尔辩证法的载体——“绝对精神”，代之以“自然”，黑格尔的辩证法就以唯物主义的方式得到了改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自然辩证法，但仍然沿用了自然辩证法这个术语，只是在德语的表达方式上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三、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

　　对于马克思说来，在剥掉黑格尔辩证法的载体——“绝对精神”后，应该取而代之的并不是抽象的、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的“自然界”，而是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和核心的“社会历史”。也就是说，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没有沿用“自然辩证法”的概念，他主张的乃是“社会历史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和核心的“社会历史”才是合理的辩证法的真正的载体。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中，包含着以下几层含义：

　　首先，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的基础是“实践辩证法”，而“实践辩证法”的核心则是“劳动辩证法”。实际上，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现实的人正是在劳动过程中诞生出来的，人的诞生与自然界对人的生成，通过人的劳动而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而在对劳动辩证法的叙述中，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的著名观点：“异化借以实现自己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因此，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同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正像他把他自己的生产变成使自己失去现实性，使自己受惩罚一样，正像他丧失掉自己的产品并使它变成不属于他的产品一样，他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3] 99-100。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私有财产和私有制的形成又使异化劳动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现实。其实，私有财产本身就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具体表现。不用说，异化劳动造成了劳动者与劳动过程、劳动产品、其他劳动者乃至人的本质之间的普遍异化，甚至使劳动者失去了人性。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共产主义能够扬弃异化，实现人性的复归。只要我们认真地阅读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文本，就会发现，关于异化和异化劳动的思考贯穿马克思的一生。当然，假如说，青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还没有完全摆脱历史唯心主义的影响，那么，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已经自觉地把异化劳动的理论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之上。总之，异化劳动及其扬弃构成了马克思劳动辩证法的核心内容，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其次，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的实质是“人化自然辩证法”。事实上，只要承认“实践辩证法”，尤其是“劳动辩证法”的存在，也就必然会承认“人化自然辩证法”的存在。与恩格斯主张的“自然辩证法”不同，马克思主张的是“人化自然辩证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当马克思论述到人的感觉的形成及其丰富性时，这样写道：“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3] 126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人化的自然”是指作为人的感觉、认识和实践活动对象的自然界，即被人的精神活动和实践活动打上印记的那部分自然界。只要人类生存着、活动着，自然界就处于不断被人化的过程中。反之，也正是在自然被人化的过程中，人的感觉和需求变得越来越丰富多样。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周围环境的改变，人化自然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告诉我们：“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3] 128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考察的对象始终是“人化的自然界”或“人类学的自然界”，他从不谈论与人类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历史相分离的、抽象的自然界。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辩证法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人是靠自然界来生活的，离开自然界，人就失去了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可能性，从而无法生存下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3] 95。另一方面，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人的现实生活的要素。事实上，也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从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3] 122这就启示我们，离开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便无法索解。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社会归根到底不能妥善地解决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只有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才有可能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从而真正达到人与自然界的统一。

　　第二，人与自然界同人与人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的关系中，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3] 119如果说，在现代文明社会内，男女之间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那么，在史前人类社会中，这种关系则主要表现为一种自然的、直接的关系。在原始的社会形态中，自然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力量与人们相对抗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对自然界的意识也是一种纯粹动物般的意识，即自然宗教。人与自然界之间的这种狭隘关系是与极度不发展的、以直接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为因果的：“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4] 35这样，我们就会明白，无休止地抓住自然界的“先在性”问题，把自然界描述为脱离我们而存在的实体，并没有理解马克思自然观的实质。

　　随着劳动和分工的发展，人与自然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尤其体现在以工业革命为先导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方面，人越是成功地改造自然界，人与人之间在劳动中的分工和协作关系就越扩大。但随着财富的积累和私有制的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也变得越来越尖锐。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当人作为自由劳动者出现时，当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获得巨大发展时，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9] 393当自然界从被崇拜、被神化的对象降低为“有用物”之后，人与自然界关系也被倒转过来了。与这一变化同步的是，人也开始肆意地破坏自然界，从而给自己的生存带来严重的危机。

　　第三，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之间的辩证关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反复重申，人是社会存在物，甚至当人在从事很少同别人直接交往的科学活动时，这种活动也是以社会生活作为基础的。不仅研究科学的人所需要的材料，而且他进行思考的语言，都是社会给予的。在马克思看来，被康德称之为“纯粹的”自然科学的东西，不过是由于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获得材料，达到自己的目的。此外，自然科学也不是消极地置身于社会生活之外的东西，它反过来通过工业日益从实践上进入人的社会生活，改造人的社会生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3] 128马克思进而主张自然科学今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像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也就是说，它们将成为一门科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又把自然史和人类史看做是历史科学的两个侧面，并强调它们是彼此相互制约的。这就启示我们，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人的科学，归根到底都是人的存在方式。尽管它们在对象、材料和研究方法上都存在着差异，但最终都辩证地统一在人的社会生活中。在当代哲学的发展中，人文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在人类学、诠释学、交往理论、新托马斯主义等思潮中的不断融合，一再证明马克思的上述预见是多么深刻。[10]

　　再次，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也蕴含着一个“社会形态发展辩证法”。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9] 104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是围绕着人与物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展开的。在第一大社会形态中，物处于极度匮乏的状态下，人与人之间处于自然的、地区性的依赖关系中；在第二大形态中，物的重要性充分展示，以至于人的独立性建基于对物的依赖之上，从而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但人与人之间仍然处于异化的状态下；在第三大形态中，物的丰富性达到了“按需分配”的程度，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被扬弃，个人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发展辩证法”中，以下三点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一，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变更中，尽管普遍异化的现象在道德评价上受到了谴责，但从历史评价的角度来看，其作用又是积极的。在马克思看来，没有商品经济和普遍异化的存在，个人社会关系的丰富性和能力的全面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异化本身就显现出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变更的辩证性。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而异化又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这就启示我们，异化也是马克思“社会形态发展的辩证法”中的核心内容。

　　第二，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变更是服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揭示的发展规律的。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类必须遵循这一规律，必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主体作用的限度。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告诉我们：“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1] 这段话之所以特别重要，因为它不但彻底地结束了唯心主义历史观，而且也划定了人类主体性发挥作用的范围，从而为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也在哲学上为哲学家们最喜欢谈论的“主体性”或“能动性”的社会历史含义划定了明确的界限。

　　第三，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变更中，东方社会有其特殊的发展规律，决不应该把西欧社会演化的规律轻易地套用到东方社会上去。众所周知，在分析东方社会的演化态势时，马克思坚决反对把仅仅适合于西欧社会的发展规律作为先验图式套用到东方社会上去，而是从对东方社会的具体情况的分析出发，引申出相应的结论。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跨过卡夫丁峡谷”的分析，乃是对“社会形态发展辩证法”的卓越的运用。

　　通过对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的三个层面的解析，我们更加确信，马克思从来不赞成把自我运动着的、与人的实践活动无涉的、抽象的自然作为辩证法的载体，要言之，从来不赞成“自然辩证法”这样的提法。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看来，辩证法只关系到“人”这个社会存在物的全部活动，因而现实地存在着的只能是“社会历史辩证法”，而不是“自然辩证法”。也就是说，以人的实践活动，尤其是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历史才是马克思辩证法的真正载体。

　　注释：

　　①在列宁看来，自然界的先在性问题对唯心主义者说来，是“特别毒辣的”。然而，列宁忘记了，“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这样的用语是在认识论的语境中给出的，因为没有人及人的思维活动的存在，上述两个用语都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只要人们一进入认识论的语境，作为认识者和思维者的人总是已经存在着了。所以，在这样的语境中去设想一个未被人的认识或思维“污染”过的自然界是矛盾的，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②Friedrich Engels: Dialektik Der Natur, Dietz Verlag 1952, S. 325，并参阅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78页。

　　③Friedrich Engels: Dialektik Der Natur, Dietz Verlag 1952, S. 511，并参阅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68页。

　　④参阅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90—291页，未注明其德文的对应表达式是什么。

 

【参考文献】
　　[1]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15.
　　[7]ENGELS. Dialektik Der Natur[M]. Dietz Verlag, 1952, s. xvii.
　　[8]俞吾金. 论两种不同的自然辩证法概念[J]. 哲学动态，2003（3）.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俞吾金. 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辩证法. [J]. 学术月刊，1992（12）.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

qdpan

 

【专题名称】自然辩证法
【专 题 号】B2
【复印期号】1995年09期
【原文出处】《江苏社会科学》(南京)1995年04期第89-93页
【作者简介】张之沧，1948年生，哲学博士，东南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教授

　　内容提要　本文阐述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基本内容，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之间的异同，以及列宁对恩格斯的自然观的捍卫；指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施密特等对恩格斯的“客观辩证法”的批判及否定是形而上学的，也是失之偏颇的。我们只有从历史的和辩证的观点出发，才能正确估价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真正价值。

　　在100年前的8月5日，以璀灿的光芒照亮世界的智慧之灯，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F.恩格斯在伦敦与世长辞。在伟大的马克思之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他和马克思一起，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哲学体系，功垂千秋。这正如他在《反杜林论》中所言：“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①这种拯救的结果，不仅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诞生的标志，而且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哲学和辩证法作了更深一层的估价。但是自1858年之后，这两位历史巨人却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付出了自己的劳动和心血。马克思试图通过经济学，将辩证法引入人类社会建立一种辩证的社会历史观；而恩格斯则试图通过解释各种自然科学成果，将辩证法引入自然界建立一种辩证的自然观。

　　　　一、恩格斯的自然体系

　　恩格斯对于自然辩证法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批判地吸收和继承了前人在哲学和自然科学，尤其在宇宙学和自然观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立足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本立场与方法，建立起一个有别于一切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经验主义和宗教神学的自然体系。这一体系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如下：

　　1.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够是统一的，但是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存在，“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②这种物质的统一性实际上包含3层意思：一是讲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二是讲物质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而决非起源于某一种或几种单一的物质形态；三是肯定了精神是物质的产物，精神统一于物质，而不是物质统一于精神。但是，在物质世界的统一性中，却存在着物质形态和运动形式的区别，而且一切物质形态和运动形式都处在永恒的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

　　2.物质世界的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空间和时间以外的存在都是无稽之谈。因此，物质和时间与空间是不可分离的。物质是时间和空间的本质；时间和空间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一切时间和空间都不是人的悟性的任意规定，而是由各个现实的部分所组成。时间和空间都只有真正地被各种不同的事实充满的时候，它们才是实在的。一切物质的运动都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运动；一切时间和空间也都处在永恒的物质运动中；正是处在各种不同的物质运动的形式中，时间和空间才获得意义；也正是各种不同的物质运动形式处在永恒的相互转化的过程中，才使得时间和空间是一个没有起点和终点的无止境的展开过程，这也就形成了由瞬间性和有限性构成的时间的永恒性和空间的无限性。

　　3.“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任何静止、任何平衡都是相对的，……因此，运动和物质本身一样，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毁灭的；正如比较早的哲学家（笛卡尔）所说的：存在于宇宙中的运动的量永远是一样的。因此，运动不能创造，只能转移。”③换句话说，运动作为物质的固有属性和普遍存在的方式，它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移动起直到思维。而且各种不同的运动形式都处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运动过程中，共同形成了自然界的整体系统。

　　4.把宇宙看作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这是恩格斯的自然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他说，自从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发表之后，便在以往的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而决非一次创生的东西。尤其是化学、生物学等领域取得的成果，不仅使有机界和无机界之间的鸿沟缩减到最小限度，而且使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获得完备：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宇宙中，除永恒变化、运动着的物质及其规律外，再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

　　5.19世纪的自然科学成就，使恩格斯牢固地确立了自然过程、宇宙万物都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系统的思想。在恩格斯看来：由于细胞学说的建立，“我们不仅知道一切高等有机体都是按照一个共同规律发育和生长的，而且通过细胞的变异能力指出了使有机体能改变自己的物种并从而能够实现一个比个体发育更高的发育的道路。”④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表明了自然界中的一切力和能都是普遍运动的各种表现形式，这些运动形式总是按一定的度量关系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当一种形式的量消失时，就由另一种形式的一定的量代之出现。生物进化论的创立，第一次从相互联系中证明了，包括人在内的有机自然物，是由少数原始单细胞胚胎长期发育过程的产物，都是由通过化学途径产生的原生质或蛋白质形成的。由于自然科学的这些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提供的事实，以系统的形式描绘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

　　6.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的自然观的核心内容，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作出的最重要贡献。在恩格斯看来，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面的相互渗透规律，以及否定之否定规律都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它们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规律。这些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只是被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而恩格斯则是清楚、坚定地表明：“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⑤

　　首先在质量转化规律上，他论述说，在自然界中，质的变化，以对于每一个别场合都是严格按地确定的方式进行，只有通过物质或运动的量的增加或减少才能发生。没有物质或运动的量的增加和减少，即没有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物体的性质的。这是由质和量的对立统一的本性决定的。反过来，事物的质变也同样会改变事物的量的情况。这就是“量转化为质，质转化为量”；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有部分的质变，在总的质变过程中，也有部分的量变。

　　针对否定之否定规律，他说：“它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规律；这一规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动物界和植物界中，在地质学、数学、历史和哲学中起着作用。”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而是任何的限制或规定同时就是否定。再说，“否定的方式在这里首先取决于过程的一般性质，其次取决于过程的特殊性质。我不仅应当否定，而且还应当重新扬弃这个否定。因此，我做第一个否定的时候，就必须做得使第二个否定可以发生或者将有可能发生。”⑥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否定同时也是肯定。

　　关于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这些对立，以其不断的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变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变，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⑦吸引和排斥、化合与分解、运动与平衡、加速和减速等都是存在于宇宙中的普遍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的矛盾的连续运动。总之，只要从运动、变化、生命和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就会立刻陷入矛盾，因为一切物质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矛盾的双方是对立的统一，即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而且相互转化。一切事物正是通过矛盾的冲突、斗争和向对立面的转化而不断地发展和进化。

　　　　二、与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之比较

　　那么恩格斯的自然观究竟与马克思的自然观有怎样的区别与联系呢？就两者的同一性而言，他们都是立足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来看待自然和社会的，都把整个世界看作是物质的，看作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看作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而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就其差异性而言，马克思更加强调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或人和自然之间的中介作用，认为认识和谈论自然不能离开人类的社会实践作用。因为，现实的自然总是人所认识的自然，人也总是自然化了的人，自然史总是人所认识的历史，人的历史也总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一句话，人和自然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而实现这种统一的中介就是人的社会实践。因此，思维的运动在马克思那里决不只是对事物的单纯的反映；进行反映的意识同时是人的“实践批判”活动的一个要素，因为思想作为现实的本质之组成部分，总是潜入被思想所反映的现实。

　　换句话说，由于实践主体或生产者总是使认识对象或劳动对象，即自然界或物质材料与自己处于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关系中，这样，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说物质对象或自然界是最高的存在原则；再说，人在实践或劳动过程中，所接触的物质“本身”也从来都不是绝对的抽象，相反总是仅仅接触和处理有关物质的具体的、并从量和质、时间和空间、运动和速度等方面都给予具体规定了存在形态；物质的普遍性对于意识的独立性来说，只存在于具体的、特殊的东西中，所谓的本源性物质或存在物的本源根据并不存在。物质的实在性实际上只存在于与人的社会实践和意识相互关联的关系和相对性中。所以，现实中所谓的自然界或物质世界不仅在它处于“为他存在”时，就是在“自在存在”时，也都和以往朴素的实在论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原理不相容。辩证唯物主义不承认有什么脱离具体的规律而独立存在的自在实体。“在人类历史——人类社会的产生活动——中生成着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而形成——尽管以一种异化的形式——的那种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⑧

　　再一方面，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突出特点，就是把感性与理性、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人和自然有机地统一起来，对哲学和社会科学作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贡献，其中有关“历史”的概念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和一般的哲学唯物主义的区别与联系尤为重要。

　　马克思对于历史和这个世界的意义的理解与规定，既不同于叔本华的所谓历史是杂乱无章的事实的堆积，也没有象黑格尔那样把历史或世界看成是从属于赋予它以意义的统一理论。在他那里，人类的一切行为、实践和目的都是有限的，都是受时间、空间所限制的，都可以追溯到适应环境变化而采取行动的人本身，离开了人就不会有任何目标、目的和意义。所以，他从不把先于人的总体意义的概念作为问题的出发点，也不是仅仅根据19世纪的自然科学成果来看待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意义，而是认为，人类当前只有首先从理论上把自己作为自身的原因来看待，才能达到其本质和实在的现实统一。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详尽地阐发了这个观点，他说：“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立足于自己自身的时候，才在自己的眼里是独立的，而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算立足于自身。”⑨因此，马克思关心的主要问题不是抽象的“人和自然的创造者”，不是先于人类社会的自然的存在。对于自然的存在，尤其是被称之为“绝对第一的基质”之中，一切都已经同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出来的认识和事物交织在一起。所以，它们也就决不是绝对第一的东西，而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具体地说，“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类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既然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亦即人对于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和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具有实践的、感性的、直观的性质，所以，关于某种异已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亦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⑩

　　为此，马克思反对贬低人和自然的一切价值，主张人是最高的存在。因为现实中的一切都是从“作为存在物的人和自然界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11)正是从作为人的感性意识的这一基本出发点出发，从社会实践的具体性而不是从有关物质的抽象体出发，唯物主义者才得出：“凡是物质的东西都是实在的和凡是实在的东西都是物质的”实在论观点；辩证法唯物主义者才得出：自然界中的各种物质形态彼此合乎规律的产生是不证自明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本质上都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尽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有其特殊性，但是自然史和社会史却在差异中达到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自然史不过是构成其历史观的自然科学根据，而他的历史观却把人类社会史看成是他的主要动用领域。对于自然界来说，只有在以意识的主体所创造的人类历史为前提的时候，才能谈得上自然史。自然史是人类历史溯往的延伸。人类用一切打上社会文化烙印的范畴，去把握以往的再也不能回复的自然；人类也不得不用同一范围去把握还没有作为为我之物所占有的自然领域。反过来对于人类的历史来说，“全部历史都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作为人的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所作的准备。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12)而形而上学唯物论者却没有看到这两者之间辩证关系，认为人类历史只是自然历史的一个附属部分，其运动规律不过是生物学运动规律的一种纯现象形态。但马克思看来，“不存在人为自然科学认识对象的完全不受历史影响的纯粹自然。作为合规律的、一般领域的自然，无论从其范围还是性质来看，总是同被社会组织起来的人在一定历史结构中产生的目标相联系。人的历史实践及其肉体活动是连接这两个明显分离的领域的愈趋有效的环节。”(13)

　　然而，恩格斯却把自然辩证法分为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两个系列；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而不是象唯心主义者那样把客观辩证法看作是绝对理念的外化。尽管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在表现上却不同。主观辩证法描绘的规律是可以为人类的头脑自觉运用的；而在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辩证规律则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法运动的自觉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14)

　　所以，在恩格斯那里，自然和人、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不是像马克思所谓的那样是由具有首要意义的历史的实践结合起来的，人作为自然过程的进化产物的突出意义，表明了一切有关外部的现实都被看成只是“事物”的总和。“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进行的、并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15)在马克思那里，自然和历史难分难解地交织着，而恩格斯则把二者看成是唯物辩证法方法的两个不同的适用领域，并把辩证法各个要素从具体的历史内容中分离出来，紧缩成他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表述的“三大规律”。

　　　　三、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评价

　　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之后，由于自然科学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物理学中的许多令人欢呼雀跃的重大发现，不仅使许多科学家为开辟了一个科学的新时代而沉浸在一片胜利喜悦的气氛中，也同时给哲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回声。这种回声来自正反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最新的科学成就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无比正确性，认为“所有这些新知识归结起来就是恩格斯想要提到首位的一点：在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不可调和的对立，没有任何一成不变的分界线和差别’；虽然在自然界中有对立和差别，但是它们的固定性和绝对性只是我们加到自然界中去的。就象一切自然力可以归结为一种实物。”尤其当原子被认为只是以太凝结物时，就更加“辉煌地证实了恩格斯名言：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是运动，它们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我们人所感知的是这种运动的各种不同形式……事实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自然界完全和历史一样，是服从于辩证的运动规律的。”(16)

　　另一方面是哲学中的实证主义者、主观唯心主义者以及深受实证主义哲学影响的科学家似乎毫无疑问地确认：几千年以来一直被唯物主义所坚决肯定的“原子非物质化了，物质消失了”；因此，唯物主义也就成了一门“过时”的学问。对此非难，处于政治斗争和哲学斗争最前线的列宁挺身而出，对各种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对当时的自然科学成就的曲解和欲取消唯物主义的种种企图给予了沉重打击。在1909年问世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一方面分析了现代唯心主义的社会作用，证明颓废的资产阶级哲学不符合现代的自然科学内容，并且是与全部最新的科学成就相对立的。另一方面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更加具体化。

　　但是，继列宁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片面夸大马克思的社会实践观的基础上，却极力贬低和否定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比如德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在其博士论文《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中，在分析、陈述马克思的自然观的同时，就言辞激烈地批判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施密特看来，“只有象马克思那样，承认物质实在一开头就被社会中介，才可能避免本体论和正确对待恩格斯的关于物质本身是一个抽象，关于物质只实在地出现在特定的存在方式中的公式。”(17)再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主要关心于从世界上驱除饥饿和痛苦的可能性，而不是论述灵魂的精神和物质本性问题。”所以，“不是物质的抽象本性，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本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主题和基础”；虽然“物质存在先于每种形式的历史实践，但就其对人有意义而言，这种存在却不是被任何唯物主义理论假定其在发生学上的优先性的抽象物质存在，而是通过社会劳动而被占有的一种第二存在。”(18)

　　由此，施密特一是指责恩格斯借助辩证法范畴去解释业已完成了的放在手头的现代自然科学成果，因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必然还是外在于主题的。换句话说，恩格斯是用“一种唯物主义的符号预先确定辩证法的运动形态，并把它们‘应用’于自然现象，而全然没有关心它们的思辨的含义。”(19)二是指责恩格斯认为的“自然和人类最初并不是通过历史实践而统一起来的，人只是作为自然过程的一个消极反应和进化的产物而出现，而不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出现。”其证据是恩格斯认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任何外来的成分。”而如果把这一论述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反对费尔巴哈的论战中所达到的观点相比较，标志着倒退到素朴实在论。”(20)三是指责恩格斯在一种纯客观辩证法的意义上去解释前于和外于人类的自然的企图，在事实上必定导致辩证法同唯物主义之间的冲突；“必然导致到一个‘自然—主体’的泛神论的—物活论的概念，从而当然抛弃唯物主义的立场。”另一方面，由于“在人类社会存在之前，自然界只能存在于彼此之外的诸要素之间的两极性和对立；至多是相互作用，但不是辩证的矛盾。恩格斯的‘自然的体系’，象霍尔巴赫的一样，是一个单纯的相互作用的体系”；“他的关于自然的见解最终是前辩证法的”。四是指责“恩格斯有意撇开不谈‘人对自然界的作用’，即在自然脉胳关系中那种叫做社会劳动的特种形式的相互作用的现象。然而，……唯物主义理论却要求具体辩证法只有通过社会生产的活动才发挥作用。”(21)最后，在认识论方面，施密特认为，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消极的、非辩证的，不能说明实践对客体的最终构成作用，因而认识的任务不是反映而是“创造”。客观世界关不仅仅是被反映的自在，而多半是一个社会产物。随着现代日益增长地把自然归结为社会行动的一个要素的平面，客观性的规定日益增多地进入主体之中。

　　不论施密特给予马克思的自然观以怎样多的正确解释，也不论他对恩格斯的辩证法的批判中有多少合理的成分，但只要他否定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也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本体论和自然观。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的三者统一，就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施密特想在否定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的基础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点之间划上一道鸿沟既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能的。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不论是恩格斯的自然观还是马克思的历史观都是以唯物辩证法作为基石的。再者我们评价恩格斯的自然观决不能离开历史，离开他所处的时代背景。

　　19世纪下半叶，在自然科学中，谢林的自然哲学、黑格的辩证法遭到普遍的厌恶；在“只有辩证法能够帮助自然科学战胜理论困难的时候，人们却把辩证法和黑格尔派一起抛到大海里去了，因而又无可奈何地沉溺于旧的形而上学。”(22)使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统治着整个科学领域；陈腐的自然观依然占领着一切学校的讲坛。尤其是那些极端蔑视理论思维，仅凭经验以求认识的科学家，他们不仅走到了极端缺乏思想的地步，而且最后竟变成了从美国输入的招魂术和请神术的不可救药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在哲学领域，以贩卖价廉质劣和平庸高超的胡说为特征的杜林的“创造体系”不仅在当时的工人阶级的运动中产生极坏的影响，而且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广泛地宣扬了他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所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不仅是针对19世纪流行的形而上学自然观和经验主义的思维方法而写的，而且它作为一种主客体相统一的理论体系必将永远照亮着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征程。

　　注释：
　　①(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卷13页，38卷203页。
　　②③⑥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1、57、139页。
　　④⑤(14)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6、47、34页。
　　⑦(2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89、29页。
　　⑧⑨⑩(11)(12)马克思：《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2-83、82-83、84-85、84、82页。
　　(13)(17)(18)(19)(20)(21)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71年英文版，第43、35、194、185、195、186-187页。
　　(16)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51页。

qdpan

 

【专题名称】国际政治
【专 题 号】D7
【复印期号】1999年02期
【原文出处】《方法》(京)1999年01期第36～37页

　　自从英国首相布莱尔提出“第三条道路”以来，在欧美各地处处都在谈“第三条道路”。有一种意见说，这没有什么新鲜的，无非是经济政策上的“左右融合”而已。如果只从经济政策上看，确实翻不出什么全新的花样来。然而，若从社会民主主义在整个世纪的变化趋势看，它实际上反映了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化”的必然逻辑：透过它，可以看出，不是如一般舆论所说的，欧洲政治向“左”转了，恰好相反，证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向“右”转了。布莱尔说了句实在话，他说：“经济政策没有左右之分，只有好坏之别。”他在访问法国时在国民议会发表演说，此语一出，举座热烈鼓掌，什么“左”呀“右”呀的，都没有意义了。其实，早在1994年，被称为“第三条道路”的设计者、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就写了书，那书名就叫《超越左和右》（Beyond Left and Right）。

　　布莱尔还有一句话也讲得坦率，他说，社会民主主义是“永恒的修正主义”。本来，“修正主义”就词义论，本无褒贬之意。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主张对凡尔赛条约进行修订的意见，被称为“改订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对“冷战”的起因问题也有一派意见被称为“修正主义者”，在英文都是“revisionism”这个字。 只有在伯恩施坦主义被列宁主义称为“修正主义”的时候，这个字才被意识形态化而在论战的一方成为背叛正统的同义语；而头号“叛徒”自然就是伯恩施坦。

　　伯恩施坦在19世纪末写出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基本原理进行了系统的“修正”，其根据是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末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理论应跟着加以修改。他在这本书的第一版序言里整段地重引了他写给1898年10月3日至8日在斯图加特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一封信中的话。信中提出，“我们看到一切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特权一步一步地向各种民主制度让步”；“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愈减少”；信里还征引了1895年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序言，说明政治性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带领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社会民主党“采用合法手段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颠覆办法所得成就要多得多”。伯恩施坦接着说：“随着民主制度的增加，……在100 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100 年以前的流血革命”当是指法国大革命）他在这本书1920年再版的“跋”中猛烈抨击布尔什维主义是“一种粗暴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对于野蛮暴力的创造力量的过高估计。”

　　对于被谴责为“修正主义”，伯恩施坦在1908年的“第12000 册版序”中作了“反批评”；他说他之所以要“修正”，只是因为历史条件、政治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要说“修正主义”，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该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所见到过的最大的修正主义”；既然发展不会停顿，就永远会出现修正主义。

　　伯恩施坦主义在社会党和共产党分家后，实质上成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指导性理论。各国情况不同，基本理论则大同小异。本世纪前半叶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不妨说基本上是以伯恩施坦主义为指针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初期，各国社会党继续在纲领上、宣言上习惯性地沿袭阶级分析的传统观点，但是在政治实践上已越来越认同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而在阵营对立中站在西方立场上；但在国内问题上与资产阶级政党相比较，仍被称为“左”派的政治力量，他们自己也以“左”翼自诩。

　　各国社会党程度不同地陷入了理论矛盾之中，主要是执政党的地位（或作为争取成为执政党的主要反对党）和它所宣称的社会理想之间无法合拍；它需要在保持“左”派的旗号和适应形势之间找出一种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伯恩施坦时期的理论已显得“过时”，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应运而生。

　　“哥德斯堡纲领”说，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植根于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把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党的纲领中完全排除出去，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完全断绝了。勃兰特在酝酿、提出和推行“新东方政策”的时候，在70年代初与奥地利社会党第一书记克赖斯基、瑞典社会民主党第一书记帕尔梅多次通信和聚谈，讨论社会民主主义在新时期的理论问题，一致认同“哥德斯堡纲领”的思想路线，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概念是“自由公正（平等）、团结（博爱）”，宣告：“我们是启蒙运动的后代”，社会党不是“精英党”，而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一切民主进步力量的党，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

　　社会民主主义在本世纪初与共产主义决裂的时候，还保留若干与马克思主义在名义上的、十分微弱的延续性，实际上，这种延续性很快就越来越淡化，以至不复存在了。“哥德斯堡纲领”只不过是把这种既成事实以文字的形式确认下来而已。

　　最近布莱尔提出“第三条道路”，可以说标志着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进入了另一个新时期。全球化进程以及信息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和激烈的国际竞争，迫使任何一个政党和政府不能不面对每日每时出现的大量的共同问题。在这些无论谁都不能回避的共同问题面前，“左”、“右”之间的区别越来越不是对立性的，社会党的“左”派面目线条越来越模糊不清了。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老问题又重现了，社会党需要既向公众显示自己的个性，同时更必须“跟上潮流”，甚至努力赶在“潮流”的前头，它再次需要理论上的自圆其说。

　　社会主义是从理论斗争起家的，这一点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不同，它需要用理论说明策略变化的必要性，所以它就要不断地修改原来的理论。社会民主主义向来以“左”自诩，一般舆论也依例这样称呼它。这在过去对工人阶级、劳动者曾有相当大的号召力，现在形势变了，这个“左”字已越来越转成为捆绑手脚的羁绊。“第三条道路”，就像伯恩施坦主义和“哥德斯堡纲领”起过的作用一样，试图为理论的困境寻求出路，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说圆，把“左”派的包袱甩掉。

　　“第三条道路”理论的设计师、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的新著《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已经出版，无疑将比1994年的《超越左和右》有更为系统而完整的阐释。然而从报刊披露的报导和评论，已然可以明确，“第三条道路”是扣紧全球化大势中国际竞争问题而提出的，一切的一切最终是为了增强自己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份量。这是它的鲜明的时代感。

　　“第三条道路”是否会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系统的理论，还要看；但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现在就已经比较清楚了。

　　首先在政治哲学上，“第三条道路”要从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大派中吸取“生命力”，甩掉“左”的包袱，同时保留争取“社会公正”的理念；不把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看成是截然对立的，而看成同属于西方的价值观、只是在策略上有所侧重。“第三条道路”重视“务实”、重视“实效”，它不是过去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而是介乎前此的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因此是从前此的社会民主主义以更坚实的步伐走“自由主义化”的道路。

　　其次在经济政策上，它宣布既不是放任自流，也不是国家干预；政府的作用在于促进宏观的经济稳定增长，鼓励充分的自由贸易，摒弃工党以前的国有化政策。特别是在福利政策的改革上提出一条新的伦理原则，即“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权利与职责的平衡”，“伴随着个人主义扩张的，应该是个人义务的延伸”。“第三条道路”的福利政策，首先是福利观念的变革，可以叫做“福利国家”的“私有化”。

　　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欧洲现象。现在，美国也在讲“第三条道路”，有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等，也在讲，但是欧洲讲“第三条道路”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一个社会主义理论上的承接，批判乃至与旧观念决裂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具体政策的调整。从世纪初的伯恩施坦主义，经过“哥德斯堡纲领”到“第三条道路”，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经历了这样3个时期，进行了3次理论修正，每次理论修正都意味着向自由主义的进一步靠拢。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同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主义和“哥德斯堡纲领”告别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和调整社会党的处境而提出的；不能视为偶然的“灵机一动”，或仅仅是应变的权宜之计。“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可能为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解放”打开一个新时期。它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它是世界大势的反映。

　　事实上，欧洲在今后仍将以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为两大主要潮流；但从世界大势看，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将从自己的立脚地向某种“第三条道路”的方向倾斜，不过主要的趋向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化”。

　　以上关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3个时期的划分，只是一种“粗分”；但足以表明，世界的变化实在太快，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主义成份不能不接受实践的考验（其实一切纯理论皆然）；人毕竟是生活在现实世界里，而不是靠概念或任何主观意愿过活。 势所必然， 只是“常识”（Common sense）问题而已，用不着太高深的理论自明。^

qdpan

 

【专题名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专 题 号】D3
【复印期号】2007年04期
【原文出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京)2007年2期第135～139页
【作者简介】程玉海，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聊城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郑永朝，聊城大学世界共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内容提要】伯恩施坦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著名理论家和实践活动家。他在1880-1895年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此期间，他于1881-1890年间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在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后期到1895年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了新认识。对于这些新认识，今天我们应当给予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关 键 词】伯恩施坦/思想/评析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7)02-0135-05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著名理论家和实践活动家。伯恩施坦的人生历程是独特而复杂的。按照列宁的说法，伯恩施坦在1880-1895年间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①。1880-1895年间是伯恩施坦一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他于1881-1890年间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时期，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②。在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后期到1895年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了新认识。对于这些新认识，今天我们应该重新进行研究。

　　一、伯恩施坦的思想变化

　　伯恩施坦在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期间，前7年的时间他生活在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并与伦敦的恩格斯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1888年4月，在德国的压力下，瑞士政府将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人报》其他负责人驱逐出境。伯恩施坦于5月12日到伦敦，报纸也于9月迁到伦敦继续出版，到1890年9月停刊。伯恩施坦在伦敦一直居住到1901年。在此期间，由于工作环境的变化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非常法”废除后面临斗争形势的转变，伯恩施坦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了新认识，他的思想开始发生某些变化。

　　（一）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认识

　　19世纪90年代初，德国一些经济学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开始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坚持的马克思经济理论大肆责难。1890-1892年间，德国经济学家格·冯·舒尔采-格弗尼茨出版了《论社会和平》和《大企业：一个经济的和社会的进步》两部著作，另一位经济学家沃尔夫出版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一书。在这些著作中，他们宣扬资本主义决不会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走向“崩溃”的观点，因为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并没有加剧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相反还使无产阶级的境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也没有进一步激化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相反却改善了社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1891年2月，伯恩施坦受《新时代》编辑部的委托，发表了《卡莱尔和英国的社会政治发展》一文，对这三部著作中的某些观点作了反驳，但对其中一些所谓“认真检验”的观点，特别是他们宣扬的资本主义决不会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走向“崩溃”的观点，他却不愿作正面的回答。他承认，对这些观点，“我宁可避而不答，而不愿求助于辩证法的技巧宣布它们没有根据。尽管我内心竭力抗拒，我仍旧对我一直认为无可反驳的一些原则发生了怀疑，而紧接的几年带来了进一步加剧这种怀疑的因素。”③

　　（二）对议会斗争的新认识

　　1890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取得空前胜利，俾斯麦下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将废除，社会民主党面临着恢复合法地位后的重大策略转变。伯恩施坦为此发表了《悬崖》（或译《暗礁》）和《略谈策略问题》两篇文章。④

　　伯恩施坦在《悬崖》一文中主要论述了党团在新国会中的态度，并认为这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他提出社会民主党应当尽量参加议会的活动，他承认这种做法会带来种种危险，首先是过高估计议会进程的作用、传染上议会痴呆病毒素的危险，但是“人们不能通过回避一种有危险的行动来表示自己有力量，只能通过蔑视和克服这些危险来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德国的政治形势表明，国会对德国民族命运的影响可望大大加强，这也增加了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如果考虑到我们在原则上反对现存国家和社会制度而忽视这些任务，我们认为这是最凶险的悬崖之一，是必须避免的”。⑤在文章的最后一节里，伯恩施坦进一步指出，即使社会民主党议会活动的加强暂时会增加国会的影响，那也不能为此感到不安，因为“通向彻底、完全的政治自由的道路是经过议会政治的，而不是绕过议会政治的。议会政治尽管有种种缺陷，它在今天的德国仍是一切公共设施中最现代化的，任何学理主义的理由都不能使我们忽视这一点”。他认为，社会民主党在扩大议会的影响时丝毫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性质，而只是摆脱了貌似革命的反议会主义词句。⑥

　　伯恩施坦在《卡莱尔和英国的社会政治发展》一文中还提到：“英国真的处在‘通向社会和平’的轨道上吗？它‘有把握和平解决社会困难和社会对立’吗？如果把‘和平解决’理解为不断的、在合法斗争的限度内实现的发展，那么今天只能回答说，这种解决至少并不在必然性的范围之外。”⑦1893年2月，伯恩施坦在《新时代》上发表《卫生事业国有化》一文，认为“长入社会主义”这个提法“肯定具有非常合理的内核”⑧。从上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条件下，伯恩施坦思想中流露出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议会合法斗争，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倾向。

　　（三）对党的纲领和斗争策略的新认识

　　1891年7月，伯恩施坦在《新时代》上发表《自我广告》，他认为党的纲领“是一种有科学论据的国家观和社会观在实践上的表现”，“这种观点的科学性禁止人们把它宣布为党的教条”，“纲领有时候作为政治行动的准则是有约束力的，而理论即使在一定的时刻得到党内绝大多数的承认，仍旧要不断地受到批判，受到自由的讨论”。⑨

　　1893年8月，第二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苏黎世召开，大会的决议指出：社会民主党不容许用损害原则和独立性的办法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凡违反上述原则的一切妥协，也是不容许的。对于这个决议，伯恩施坦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在大会以后，写了《国际代表大会能力的限度》一文，认为：“远非任何妥协或任何联盟都是自杀性的。工人党或社会民主党组织得越好和越能自觉地意识到它的目的和其他党派的关系，它在这方面发生的危险就会越小。今天妨碍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样做的，并不是害怕实行妥协会受到损害，而是确信它不需要这种妥协，它对于任何资产阶级党派都不抱重大期望。但是一旦出现了应该进行妥协的情况，由于纯粹的教条主义而放弃对它所已经维护的利益进行最适当的维护，就会做出很愚蠢的事来。”⑩

　　二、对伯恩施坦思想变化的估价及动因分析

　　伯恩施坦的上述思想变化同他1896年后形成的思想体系有一定的联系，但就其主体而言，这些变化同恩格斯的《〈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一文阐述的思想是一致的，而从恩格斯去世到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十几年间，这一文稿始终由伯恩施坦保存。同时，恩格斯去世前后，无论国际形势、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发展状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伯恩施坦的这些思想变化，正是对形势变化的反映，仍属于对资本主义发展、议会斗争、党的斗争策略新认识的范围。

　　（一）19世纪中后期时代发展的新变化对伯恩施坦思想变化的影响

　　列宁认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1)因此，分析这一阶段伯恩施坦的思想变化，必须对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面临的形势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状况进行综合研究与考察。

　　1.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和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新变化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有了30余年相对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和平的国内环境，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出现提供了良机。19世纪最后30年间，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关于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深远社会意义，恩格斯1883年写道：“蒸汽机教我们把热变成机械运动，而电的利用将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是一切形式的能——热、机械运动、电、磁、光——互相转化，并在工业中加以利用”，“生产力将因此得到极大的发展”，“这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12)这一时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受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影响迅速发展，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开始成熟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更加成熟、老练，它所采取的政策和策略更加灵活、多变。19世纪中后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进行了新的调整：国家机器进一步加强；行政权力不断膨胀和加强；政府机构日趋完善；政治民主进一步扩大；政党政治初步建立。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的同时，在社会领域内也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尤其是在社会领域通过社会立法，推行社会改良和福利措施，使资产阶级有可能在保持传统统治方式和手段的同时采取怀柔政策。

　　2.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19世纪中后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转折时期。随着时代的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面临新的挑战。首先，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暂时繁荣，特别是由于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固有的基本矛盾得以暂时缓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增长，使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时代历史趋势的理论面临严峻挑战。其次，由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对和平时期，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合法斗争特别是议会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加上统治阶级的政策策略的变化——较多地从暴力政策转向“和平”的、“自由主义”的政策，使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面临严峻挑战。这些挑战，要求马克思主义给出新的回答，要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路线、方针、政策、战略策略方面作出新调整。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围绕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和道路、革命和改良、现实行动和长远目标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大范围的理论争论。正是对于时代问题的不同回答，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就在共同的行程中出现了众多派别，主要有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派、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和以列宁为代表的左派。

　　3.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状况

　　19世纪中后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实际上是在肃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地位，同时在政治上反对“非常法”的基础上发展的。从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地位的高度上看，通过这些年的斗争，党的革命性、纯洁性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由于“非常法”在查禁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同时，允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议会选举，允许其国会党团和议员在国会里开展工作，所以它实际上推进了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活动。国会党团成为党的正式领导机关，获得了独立的支配地位。党在国会选举中的得票数节节上升，从1881年的31.2万票上升到1884年的54.9万票，1887年又增加到76.3万票，1890年竟达到创纪录的142.7万票，成为得票最多的德国第一大党。选举斗争和国会讲坛的作用也随之得到越来越高的评价。这样，反对非常法的斗争，在德国党内实际产生了相互矛盾的双重作用：从思想意识来看，它使党更加革命化，理论上更加纯洁；而从运动的实践来看，党在议会合法斗争领域里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辉煌的。

　　1890年9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废除，社会民主党在德国获得了充分开展合法活动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也面临着恢复合法地位后的重大策略转变的问题。1890年9月中旬，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就针对当时变化了的具体情况，指出：“党正进入另一种斗争环境，因而它需要另一种武器，另一种战略和策略。”为反映非常法时期党内所出现的变化，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1891年召开的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新的纲领。爱尔福特纲领的起草者是当时党内公认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和伯恩施坦。

　　（二）恩格斯晚年的革命策略思想对伯恩施坦思想变化的影响

　　19世纪中后期，面对当时的情况，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晚年也依据变化了的世界形势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策略问题上作了一些新调整。

　　第一，恩格斯改变了以前认定的资本主义将立即面临崩溃的结论。他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当时不会威胁这个制度的生存。“……每隔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引起的波动，也已成为习以为常的生存条件。工业变革时期出现的政治运动或直接社会主义运动（那时还不成熟）遭到了失败，遗留下来的与其说是鼓舞，不如说是沮丧；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显得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再要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就需要新的更强大的推动力……”(13)关于新的推动力，恩格斯作了设想，没有确定的答复。但是，他确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危机周期或许只在时间方面有了延长。他更认为抵制危机重演的因素，如卡特尔、保护关税、托拉斯，每一种都包含着“未来的更剧烈得多的危机的胚芽”(14)。

　　第二，恩格斯对议会合法斗争和争取普选权的斗争的意义给予了更高的估价。到19世纪末，在先进的或相对落后的国家，统治阶级的统治方式都有了改变。据此，恩格斯也开始调整主要形成于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中的斗争策略。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他不断思考着这个问题，并在许多谈话、书信和文章中作了表述。

　　1895年，恩格斯在著名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就把德国工人阶级的活动作为典型，指出德国工人阶级的最大贡献之一是：“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15)

　　在这篇《导言》中，恩格斯还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议会活动的积极作用作了详细的、精辟的论述。他认为：(1)议会选举活动可以为党提供每隔一定时期计算自己力量的机会，通过选票的增长加强工人的信心和对手的恐惧。(2)选举可以为党提供衡量自己力量与敌对党派力量对比的尺度，使工人阶级可以避免不适时的畏缩或不适时的蛮勇。(3)党可以利用竞选鼓动广泛接触人民群众，迫使一切政党在人民面前公开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观点。(4)工人代表在议会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和集会上更有权威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议会中的对手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

　　在这篇《导言》中，恩格斯甚至作出了如下的重要论断：“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16)恩格斯指出，在新的形势下，普选权已经由“陷阱”和“欺骗的工具”转变成“解放的工具”，这是因为普选权能为工人阶级最后夺取政权的斗争做准备。在这里，恩格斯所论述的是，在资产阶级已经牢固掌握政权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应当如何利用国家机器的问题，主要是利用普选权和议会斗争的问题。而这又恰恰是第二国际时期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所面临的问题。

　　恩格斯曾经设想过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同时也考虑到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发生逆转的可能性，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力量发展到威胁它的统治时采取用暴力镇压的可能性。因此，恩格斯又指出：“须知革命权总是惟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惟一权利。”(17)而目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充分利用合法斗争形势积聚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18)第三，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恩格斯始终关注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在这个问题上，他特别强调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态度。恩格斯认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19)恩格斯在强调党应当是一个集中统一的党的同时，也强调党内的民主与自由。认为民主的、自由的党内讨论有利于解决不同思想派别的分歧，发展科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达到党的思想统一。“你们——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20)这种强调显然与当时发生了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反对教条主义，发扬党内民主，有助于党在新的条件下制定正确的策略。

　　作为恩格斯的遗嘱执行人之一的伯恩施坦在伦敦期间与恩格斯来往密切，而这段时间正是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逐渐成熟的时期，恩格斯的上述思想对伯恩施坦肯定会有所影响。当然，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博大精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伯恩施坦当时是否完全领会和贯彻了恩格斯的晚年革命策略思想，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三）英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团体对伯恩施坦思想变化的影响

　　伯恩施坦到伦敦后，能亲自观察和体会英国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那时英国和德国相比，经济比德国要发达得多，生产技术和工具远比德国先进，特别是第二次技术革命给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了空前的发展，工人的收入普遍提高了，生活改变了，劳动条件改善了，而经过自由竞争阶段后的英国企业出现了“大合并”，垄断性质的卡特尔、托拉斯也开始出现，这一方面有效地降低了商品生产的社会成本，另一方面使得私有制下的商品生产社会化程度得到提高，有了避免盲目生产的可能性，从而能对抵御或防范经济危机的发生起到一定的效果。这一切都对伯恩施坦产生了深刻影响，他认为：“我不能摆脱这些事实给我的印象。如果说，现代社会的经济体制在英国给我的印象本来已经和在瑞士完全不同，那么现在我对这一社会的经济的各种连带关系和扩展能力也有了不同的理解。”(21)

　　19世纪80年代英国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组织——费边社，费边主义是费边社所坚持的思想体系。由于英国的特殊条件，马克思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始终未能占主导地位，而费边主义却对工党有很大影响。因此，伯恩施坦到伦敦后，还和许多著名的费边社会主义者如韦伯夫妇、肖伯纳交往，他们的思想主张(22)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伯恩施坦认为：“韦伯夫妇关于合作社运动、工会运动和贫民问题的著作，协会出版的没有署名的关于经济和社会情况问题、关于各种部门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问题的若干短论等等，使我的眼界得到许多有价值的扩展。”(23)

　　在上述情况下，伯恩施坦的思想在这一阶段发生了某些变化。对伯恩施坦在这一阶段的思想变化以及对一些问题的新认识，今天我们应当给予正确的认识和评价。

　　首先，伯恩施坦根据时代的变化，努力解答时代提出的问题，这种做法是应该肯定的。

　　恩格斯曾指出：“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24)在这里，恩格斯清晰地表明：马克思和他关于未来社会特征的已有结论，既然是从一定的事实和过程中得出的，那就不应该把这些结论看作是可以脱离事实和过程的现成模式，到处套用，而必须密切结合着一定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来理解、掌握和运用它们。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伯恩施坦能够依据变化了的世界形势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定义，而根据新情况进行探讨，并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理论主张，这种做法也无可厚非。

　　其次，今天，我们应站在21世纪初的历史高度上对伯恩施坦这一阶段的思想变化进行重新研究。

　　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面临新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外部，众多的理论家都对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在新历史条件下怎样推进社会主义运动，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等问题作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解释。事实上，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也依据变化了的世界形势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策略问题上作了一些调整。当时，伯恩施坦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伯恩施坦的这些新认识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判断不一致，就统统视之为“异端”，而应该把它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在历史实践的检验中，来判别其缺失和相对合理性。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716页。
　　②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
　　③(21)(23)伯恩施坦《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4页，第28页，第26页。
　　④《悬崖》载于《社会民主党人报》1890年第15、18、21期（4月12日、5月3日和24日）；《略谈策略问题》载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5期（6月21日）。
　　⑤参见《社会民主党人报》1890年第18期（5月3日）。
　　⑥参见《社会民主党人报》1890年第21期（5月24日）。
　　⑦⑧⑨⑩《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10-11页，第14页，第12-13页，第16页。
　　(11)《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37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45、44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36页。
　　(14)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页。
　　(15)(16)(17)(18)(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16页，第517页，第522页，第523页，第472页。
　　(20)(22)费边社会主义主张“渐进性的”社会主义改良，走民主主义的、合乎道德的、合乎宪法与和平的变革道路。

qdpan

引用:

恩格斯排老二仅仅是因为《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是恩格斯出版的。而《资本论》又被称做《工人的圣经》。而恩格斯的意思就是不要把《资本论》叫做《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版权仅仅属于马克思。

 

美国《控制论》的作者维纳，书中直接说道，《工人组织的领导者应当是人类社会控制器的成员，但是现实中，这批人并不具有足以承当重任的知识》，致使第三国际把维纳列入攻击共运的敌人的花名册。

 

是钱学森替《控制论》平反了。指出马列主义就是控制论。《资本论》就是人类系统论。这已经成为共识。历史学就是关于人类系统发展规律的科学。政治就是控制器（政府）的运作。

引用:

常春藤引用爱因斯坦的译文是：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完全就是胡说八道、疯人之作。

许良英的译文是：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 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 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

这里，显然，“胡说八道、疯人之作”的语气要比“没有特殊的趣味”重的多。不知哪个更符合原文？

引用:

请教博沙：《自然辩证法》对自然科学家有指导意义吗？

实践证明，在国内受教育的中国科学家都受过“自然辩证法”的教育，反而不如在国外受教育的中国科学家的科学成就。是不是“自然辩证法”起了反作用？

引用:

如果仅仅是表示对特种人群的好恶，还是说得过去。

但是作为学术评价，就必须有客观性。

只能说是近似程度有大小。

爱因斯坦连上帝都敢骂。（“上帝不会投骰子”就严重的亵渎了上帝。）

上帝是投骰子的高手。

引用:

辩证法就是模糊法。爱因斯坦就说辩证法是投骰子了。

引用:

既然批评自然辩证法，就应该很好归纳几条具有说服力的理由，仅凭引述哪位大家的一句带帽子的话，能够给思考者什么益处？另外，大陆科学界得不到诺贝尔奖原因实在太多，请看港奥台，以至华人集中的新加坡，不也没有在当地人中出现获得诺贝尔奖的么？即使归咎于自然辩证法，也要摆清楚具有说服力的理由，不然，这样的文章文风会使人很容易联想到文革之类的余孽了。

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谁学过《自然辩证法》？

学过《自然辩证法》的中国人谁得过诺贝尔奖？

怎么能证明自然辩证法对科学发展的“指导作用？

唯一明显的“指导作用”是“自然辩证法”类似“中医辨症法”——后者古来就有。

实践（不是一个人的实践，而是多人多次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推崇自然辩证法的著名科学家只有钱学森，他还主张“唯象气功学”呢？

引用:

这样的文章文风会使人很容易联想到文革之类的余孽了。

我已经想到文革余孽了——文革时期，我们的技术文件开头必须写几段《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中间必须强调：一切技术革新都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成果。

引用:

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谁学过《自然辩证法》？
学过《自然辩证法》的中国人谁得过诺贝尔奖？
怎么能证明自然辩证法对科学发展的“指导作用？
唯一明显的“指导作用”是“自然辩证法”类似“中医辨症法”——后者古来就有。
实践（不是一个人的实践，而是多人多次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推崇自然辩证法的著名科学家只有钱学森，他还主张“唯象气功学”呢？

看清楚想清楚再答。按照你的格式可以这样反问你了：港澳台等地的土生华人科学家没学《自然辩证法》为什么也得不到诺贝尔奖？你能够肯定恩格斯祖国以及那些诺贝尔奖得主全部都没有学过《自然辩证法》？看看你的逻辑怎么这样偏狭好斗？可能是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

引用:

看清楚想清楚再答。按照你的格式可以这样反问你了：港澳台等地的土生华人科学家没学《自然辩证法》为什么也得不到诺贝尔奖？你能够肯定恩格斯祖国以及那些诺贝尔奖得主全部都没有学过《自然辩证法》？看看你的逻辑怎么这样偏狭好斗？可能是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

夜先生忘了自己强调过的中国国情，中国是人口大国，中国人绝大多数生活在大陆，中国人对世界应该有大国的贡献。我肯定知道，港澳台和新加坡没有自然辩证法教育，欧洲美国也没有。欧洲加上美国的人口和中国差不多，可是美籍华人得诺奖的科学家里华人很多，那些华人没有受过自然辩证法的教育

引用:

什么是辩证法

例如真正的辩证思想都讲现象和本质、存在和思维、有和无（这三组范畴实质相同，可以互代）的相互包含和不可分割，而马克思主义却不承认“有无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即不把它们当作一个整体看待，认为“有”就是“有”，不能同时也是“无”，这二者的差异就是黑格尔说的“知性”和“理性”的差异。知性的同一性与理性的同一不一样：知性同一性把两个独立事物看作有一定联系是相依存的；而理性同一则只看到一个事物，只看到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知性是局部分离性思维，理性是整体综合性思维，例如在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上，知性认为思维有思维的规律，自然存在有自然存在的规律，老子和黑格尔认为二者同一，规律只有一个，自然之道也是思维之道，“道法自然”就是讲思维规律来自自然规律。世界的统一性即它的同一性，说“世界是统一的物质世界”并不能提高我们的认识，因为人们还把物质和精神对立着，它们仍然是被分割的两个世界。按“道一”和“抱一”的原则，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都是同一的，这世界只有一个，不分物质精神，不分存在思维，“二者同出而异名”。当你从具体现象来看时，它是存在、是物质；当你从抽象本质来看时，它是思维、是意识。你把人类社会分成两大阵营，就没有全球化；而放弃对立实现和平共处，就走上全球一体化道路，物与事同理。

学哲学有什么用？应该说，错误的哲学思想不能反映自然本质，它当然没有什么作用，但正确的哲学思想却可以把我们引向真理，引向“一”，引向自然本质。
中国的科普是为技术作科普、为教条作科普，从没有把科技发展史上的科学精神即怀疑和创造精神当作科普的重要内容，没有告诉人们发展科学需要依据自然逻辑不断修正违背大一统观的错误理论。

引用:

常春藤引用爱因斯坦的译文是：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完全就是胡说八道、疯人之作。

许良英的译文是：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 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 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
这里，显然，“胡说八道、疯人之作”的语气要比“没有特殊的趣味”重的多。不知哪个更符合原文？


“这部手稿的内容完全就是胡说八道、疯人之作。”——这不是常春藤的译文，这是文革时期“中央文革”审定的译文，当然可能语气重得多，那是为了说明爱因斯坦“反动”。

引用:

封建中国没有科学，这与恩格斯也有关，乃天大的笑话。

《易经》是中国古代的自然辩证法，这不是笑话。

引用:

封建中国没有科学，这与恩格斯也有关，乃天大的笑话。

《易经》是中国古代的自然辩证法，这不是笑话。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批评《易经》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也不是笑话。

引用:

教条害死人，把辩证法当教条来用(比如，把辩证法完全望文生意地等同于“用辩论来证实的方法”，还有，看到“一分为二”很灵，就不分清红皂白地拿将过来进行机械化的运作等等），当标签来贴，恰恰已不是真正的辩证法，

辩证思维的真髓是在觉察和解决、应对难题的实质运行中反映和体现出来的，

这种智慧与其它古老文化参照系中的甚深智慧是相契相印相证的。

但有不少批辩证法的文字却无涉真正辩证的足迹所运化的事实，及一些现实的、实际的问题，从而沦于空洞的戏论、戏批；要么由此如唐诘诃德般的在批假想敌，或者以偷换、变换概念等诡辩的方式来制造假想敌而批之等。这些情况有没有？可以去观察。

爱因斯坦的评价，如果他自己对这个评价的科学性有一个自我的确认，应该要、也会提供一些具体的依据来支持其结论。

至于“疯人”之云，我倾向于认为是翻译不当，即便不认同，也似不应出之于也会被人认为是搞“理想实验”的“疯子”的爱因斯坦之口。

受教育和自我领悟可以是达成真理的不同方式，为了不教条化，即使受了教育，还需要有正真的领悟。故凡事不宜看表象，因为有什么智慧的深入而取得了成果，它（他或他们）不一定会在名相上去标定一个什么的归属权。

（至于种种评价，还要具体地、准确地考察其是在什么情况下，针对什么而说的，还是全盘的、一概的否定。）

引用:

《易经》是中国古代的自然辩证法，这不是笑话。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批评《易经》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也不是笑话。


    我看倒是经验主义阻碍了《易经》的应用，而且这种阻碍使《易经》为神秘主义所用。杨振宁没有批评经验主义阻碍了《易经》的应用，却批评《易经》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似乎为经验主义做了辩护，因为经验是否上升为科学，与《易经》无关，却与经验主义有关。杨振宁的这种批评，也许会成为表示牵强附会的笑话。

引用:

我看倒是经验主义阻碍了《易经》的应用，而且这种阻碍使《易经》为神秘主义所用。

辩证法输入中国以前，《易经》已经普及应用（包括算命）；辩证法输入中国以后，《易经》成为符合自然辩证法的“民族精神”——这就是民族经验主义加传统教条主义的伟大作用。

引用:

辩证法输入中国以前，《易经》已经普及应用（包括算命）；辩证法输入中国以后，《易经》成为符合自然辩证法的“民族精神”——这就是民族经验主义加传统教条主义的伟大作用。


《易经》：在战争中有应用，这就是兵法，最高文本是《孙子兵法》；在政治上有应用，这就是权术，最高文本是《道德经》；在医疗上有应用，这就是中医，最高文本是《黄帝内经》；等等，但作为自然辩证法，就是没有应用于自然界。

引用:

“自然辩证法”决不会因为爱因斯坦的否定就抹去了光辉。当然“自然辩证法”也不会由于某个大学问家的极度赞扬而光芒四射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自然辩证法”有它自己的客观的科学地位，任何人妄想抹煞或狂妄地不切实际的拔高，都统统办不到。唯物辩证法已被许多人所接受，主要不是由于某些哲学家、政治家的推崇，而主要是由于它固有的科学特性，使人信服。当然哲学家、政治家的宣传，起了很大的普及作用，对于其发展有较大贡献。还是那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于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深感唯物辩证法对一切事物的强力支配作用，因此才极力信服这门科学。恩格斯的伟大贡献正是对辩证法在自然界里的作用作了开辟性的划时代的探索，这个历史功绩永远激励着后人继续努力。事实上自然界里的“一分为二”深刻地普及各方和贯穿于一切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因而普遍地生活在自然界的各种矛盾的运动中，只是有些人不愿承认这一点或对这一点视而不见而已。

 

爱因斯坦对光的本质的描述：既有波动性，又有粒子性，所以能以传递能量。这个两重性的认识实际就是辩证的观点。相对论正是由于首先发现了牛顿力学的不足与缺陷，才敢于建立的。如果不敢对牛顿及其力学进行“一分为二”地分析，是决无法创建相对论的。当狭义相对论诞生以后，爱因斯坦由惯性系统联想到其对立面非惯性系统，开始并完成了广义相对论的建立，正是一种辩证思考——寻找与之制约的对立面的典范。不是在爱因斯坦之前的许多大科学家在测出光速不变时，思想僵化，不敢否定过去的理论，因而裹步不前吗？真理在他们脚下溜走了。唯有爱因斯坦具有辩证法的批判精神，敢于歌剧试验结果否定过去的错误，才开辟了现代物理学的未来。爱因斯坦自己比别人高明的地方就是不自觉地运用了辩证法才会有所建树，可以断言如果爱因斯坦没有这种虽然是不自觉的辩证法素质，是决难有如此宏伟的成果。在对待恩格斯的论述上不能一分为二地深入分析，正说明他虽然是个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却还没有成为一个自觉的哲学家，缺乏更深入的伟大贡献。当然我们不必去苛求他，但也不必处处以他为真理的标准。切合实际的，倒是发现其与马克思、牛顿的思维共性，入木三分地揭示其中的辩证思维的基本原理，则是非常迫切的。

引用: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正是第一个运用群论几何学于物理学。什么意思？就是空间仅仅是人类认识对感觉的组织形式，仅仅是客观存在的空间的一个阶段性的近似。而真实的空间，人类还不知道。就是说，人类对空间的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

 

这本身就是辩证法。是对形而上学的绝对时空观的打击。

 

革命者为什么必须遵守辩证法？因为辩证法指出，法律是发展的。任何法律都是临时的。会变化的。变法是必然的。没有绝对的法律。革命仅仅是变法而已。能和平变法是理想的。但是法律总是首先用法律暴力来保卫和执行法律。所以，新法律也必然发挥新暴力功能。内战就是新法律与旧法律的互相施法行为。而和平变法，就是和平谈判。新法律将以停战协定的形式出现。这就是革命的辩证法。

 

至于唯物主义，只不过是说，这一切都是上帝决定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相对论支持辩证法，支持革命。他自己不知道，反对派也不知道。

引用:

意志---------自我认识。
生命---------分子的排列。
为什么意志可以控制意志，但是不能控制生命？
有没有杀人犯自我辩护，我是不想杀人的，不知为什么我会想杀人了，所以我是无辜的。
如果这种辩护成功，法律将不复存在。因为一切杀人犯都不知道怎么会想杀人。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想做某件事。


法官：按您所说 您的却是无辜的  但我们还是要绞死你 本来不想绞死你 但现在突然想了 因此我们也是无辜的 全都是命中注定 呵呵

引用:

法官是这样说的。我们非常同情你。但是法律就这么规定。我们也没办法。

就像宰羊时念叨：羊啊羊，不是我杀你，是刀杀你。

资本家说，不是我想剥削你，是生产力决定现在只能实行剥削。

引用:

自然辩证法原理：

1，对立统一规律。

2，量变到质变规律。

3，否定之否定规律。

这就是辩证法，也就是自然辩证法。

你不觉得是受嘲弄了吗？

应该都受到嘲弄。

引用:

《自然辩证法》该不该是理科研究生的“必修课”？

１）仍然应该列为必修课

２）可以改列为选修课

３）取消此课程

我的意见是可以列为选修课，以适应各种不同的评价，也符合学术自由与多元化原则。

引用:

    不同意高老的意见。课程可以分为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基础课程都是必修课程。专业课程才分为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自然辩证法是研究客观规律本身的科学总观，是各门科学的联系和总结，其成果可以指导具体科学的研究，这就有了普遍科学和具体科学之间的分工。但是，自然辩证法不得不涉及一切科学部门，考察范围极为庞大，这绝不容易编成课程。我们可以把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成果的根本内容、基本内容、主要内容、重点内容、关键内容编成课程，这样的课程属于基础课程，也属于必修课程。本人不赞成把名著变成课程，名著可以作为推荐的课外读物。数学可以部分属于基础课程，大致可以分为初级数学、中端数学和高等数学，而部分属于专业课程。同样道理，自然辩证法也可以部分属于基础课程，大致可以分为初级辩证法、中端辩证法和高等辩证法，而部分属于专业课程。举个例子，初级辩证法可以讲滴水穿石、铁磨成针、汇流成海、积少成多、矛盾寓言等等的道理。

引用:

请教博沙：《自然辩证法》对自然科学家有指导意义吗？
实践证明，在国内受教育的中国科学家都受过“自然辩证法”的教育，反而不如在国外受教育的中国科学家的科学成就。是不是“自然辩证法”起了反作用？


用事实说话。

《自然辩证法》的主要内容是：

1、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2、物质世界的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3、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4、宇宙看作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5、自然过程、宇宙万物都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系统；6、自然界中存在着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面的相互渗透规律，以及否定之否定规律。——————参看54楼张之沧。

再列举三位海外华人获得诺贝尔奖的贡献：

199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美籍华人朱棣文用光子使原子减速，让原子“慢些走”；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美籍华人崔琦在世界上第一次把电子集中起来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液体”。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发现和改造绿色荧光蛋白，利用水母发出绿光的化学物来追查实验室内进行的生物反应。

我且问一问，自然辩证法对于三位海外华人获得诺贝尔奖的“指导”体现在哪儿了？

我的意思：自然辩证法对于科技发展的“指导”作用基本没有。在国外，根本就没有自然辩证法这门课，而代之以科技哲学。当然，在我国，由于特殊的国情，自然辩证法作为一门哲学课程可以保留下来；但即使如此，我认为，对于科技发展的指导作用，自然辩证法远远没有哲学的二级学科——科技哲学来的大。

引用:

科技哲学不是自然辩证法？这不就是《白马不是马》了？

说“科技哲学就是自然辩证法”简直是笑话，这就如同把哲学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是笑话。

引用:

科学技术哲学：

从哲学角度考察科学的一门学科。它以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科学的本质、科学知识的获得和检验、科学的逻辑结构等有关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方面的基本问题。现代科学哲学的形成可以溯源到J.赫尔1833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研究序论》，早期的重要人物有W.休厄尔、J.S.密尔等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E.马赫、K.毕尔生、J.彭加莱、P.杜恒等都在各自的著作中阐述了科学哲学的观点，20世纪20～30年代B.罗索和L.维特根斯坦等人所开创的逻辑实证主义运动，促进了科学哲学的蓬勃兴起。20世纪4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在反对和批评逻辑经验主义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使有关科学活动的研究获得了惊人的发展。代表人物有H.赖兴巴赫、K.波普尔、W.奎因、N.汉森、T.S.库恩、P.费耶尔阿本德、I.拉卡托斯、S.图尔明、D.夏皮尔等。

引用:

    马克思主义者考察科学的总观叫做自然辩证法，非马克思主义者考察科学的总和叫做科技哲学。因为科学家和科技哲学家大部分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自然辩证法应该是不科学的、不技术的、不哲学的。这也许就是他的逻辑。但是，他并没有向我们证明，自然辩证法完全不符合科学家、科技哲学家的存在和价值，也没有向我们证明，自然辩证法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才可以苟延残喘。

引用:

这是图书馆学的问题。

例如，我们叫做道德学，他们叫做伦理学。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叫做政治思想工作，他们叫做心理战。

我们叫做政治辅导员，他们叫做心理医生。

我们叫做土匪，他们叫做义士。

我们叫做业务，他们叫做攻关。

我们叫做利润，他们叫做效益。

我们叫做需要，他们叫做欲望。

我们叫做义愤，他们叫做嫉妒。

所以，不同语系的对话，是需要翻译的。

引用:

《自然辩证法》翻译成他们的语言，应当叫做《上帝逻辑学》。这样，他们就听得懂了。
别以为他们信上帝。但是，上帝逻辑学，他们还真没听说过。
上帝还真的是一个疯子。吃饱饭撑的，要造人干什么？

引用:

伯恩施坦，E. 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主要代表。1850年1月6日生于柏林一个火车司机之家。早年受到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1872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1881～1890年主编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1891年后为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的撰稿人。1896年10月～1898年6月,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责马克思主义有空想成分，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已经过时。1899年发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全面阐述了修正主义观点。从1902年起多次当选为德国国会议员。1918年一度出任财政部部长助理。1932年12月18日病逝于柏林。他的著作还有《德意志帝国的产生和最初的活动时期的历史》、《什么是社会主义》等。

　　伯恩施坦歪曲马克思关于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观点，认为这是马克思用黑格尔的辩证方法研究政治学得出的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布朗基相同的结论。他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陷阱，是妨碍对事物合理观察的圈套。他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的可能性，认为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伦理的思想。他认为近代工业劳动者是由不同职业、要求和收入的人们构成的混合体，他们和资产阶级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因此工业劳动者渴望社会主义的说法，与其说是确定的事实,不如说是假定的事实。他认为,民主是妥协的大学，资本主义可以通过民主的道路转变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是一种粗野的行动，是无谓的生存牺牲,无产阶级专政属于较低文化,是一种“倒退或政治的隔世遗传”。主张阶级斗争应采取文明的形式，提出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的口号。

　　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尖锐对立，曾受到В.И.列宁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但却得到第二国际各国党多数领袖的支持，在欧美许多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成为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　　（马啸原）

引用:

生产力饱和了吗？

 

金融泡沫根本不是泡沫。而是发动机。有人翻译成引擎。或叫做驱动力。这是资本主义的主义所在。也就是说，金钱是经济的动力。就是有意识、有目的、有动机地首先发展金钱生产作为生产的动力。

但是辩证法作为系统动力学，恰恰物极必反，资本过剩导致全面缺钱，就是流通阻滞。这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两极分化。资本的循环被破坏。

本质就是生产力并没有被刺激出来。这好比汽车的油料太多反而熄火，几乎爆炸。

如果说，煤矿工人领不到工钱是因为煤炭太多，那么银行家破产是因为钱太多。

解决危急的办法，不是增加消费。农民每月工资一万，就能亩产万斤吗？《消费论》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理论。

归根到底是精神误导物质。也就是上帝不买账。也可以说：《上帝不要钱》。纸钱烧得再多也没用。

马克思指出，这是生产力饱和了。

引用:

用事实说话。

《自然辩证法》的主要内容是：

1、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2、物质世界的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3、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4、宇宙看作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5、自然过程、宇宙万物都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系统；6、自然界中存在着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面的相互渗透规律，以及否定之否定规律。——————参看54楼张之沧。

再列举三位海外华人获得诺贝尔奖的贡献：

199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美籍华人朱棣文用光子使原子减速，让原子“慢些走”；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美籍华人崔琦在世界上第一次把电子集中起来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液体”。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发现和改造绿色荧光蛋白，利用水母发出绿光的化学物来追查实验室内进行的生物反应。

我且问一问，自然辩证法对于三位海外华人获得诺贝尔奖的“指导”体现在哪儿了？

我的意思：自然辩证法对于科技发展的“指导”作用基本没有。在国外，根本就没有自然辩证法这门课，而代之以科技哲学。当然，在我国，由于特殊的国情，自然辩证法作为一门哲学课程可以保留下来；但即使如此，我认为，对于科技发展的指导作用，自然辩证法远远没有哲学的二级学科——科技哲学来的大。


顾准否定“自然辩证法”对于科技发展的指导作用的话，也完全适用于否定所谓的“科技哲学”对于科技发展的指导作用。

引用:

我不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是很成熟、很完备的作品。

但是一般《自然辩证法》是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最起码的素质。

引用:

我读研时学的《自然辩证法》课程包括了科技哲学的内容，教我们如何搞科研。

请你具体谈一谈《自然辩证法》对你科研成果的启发作用。

引用:

不自觉的应用，不等同于完全没有应用，而提倡应用的不自觉性，这并不是好事。

引用:

顾准否定“自然辩证法”对于科技发展的指导作用的话，也完全适用于否定所谓的“科技哲学”对于科技发展的指导作用。


这句话是既误解了顾准，也误解了科学技术哲学。

查一下顾准先生的原话：“罗素的新实在论、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原子主义、控制论和基本上承袭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逻辑原则的辩证法是抵触的，然而它是电子计算机的哲学基础。苏联先是骂，后来采用了电子计算机。但是，只要辩证法继续是教条，苏联永远不可能成为电子计算机这类划时代发明的故乡。”（见22楼）

这里的“罗素的新实在论、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原子主义”正属于科学技术哲学。可见顾准先生并没有否定科学技术哲学对于科学的指导作用。

科学技术哲学对于科学有没有指导作用？当然有。试举几例。这种例子不用举的太多吧。马赫、彭家勒、玻尔、海森堡、卡尔纳普、赖辛巴哈、拉卡托斯、乔姆斯基等等都是科学技术哲学大家。只要不带偏见的眼光，就可看出，这些人对于现代科技的影响可要比“自然辩证法”之类大的多了。像乔姆斯基的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直接就是计算机系统中语言编译的基础。

引用:

说“科技哲学就是自然辩证法”简直是笑话，这就如同把哲学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是笑话。我读研时学的《自然辩证法》课程包括了科技哲学的内容，教我们如何搞科研。



正如哲学的外延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延大一样，科技哲学的外延也比自然辩证法的外延要大。自然辩证法只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科技哲学；而科技哲学的范围却相当广，并不是自然辩证法独此一家的。

引用:

没有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广泛传播，相对论、波粒二象性等等都难以突破传统物理学。

相对论是爱因斯坦提出来的、波粒二象性理论是德布罗意提出来的；请你详细说说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关于相对论、波粒二象性理论突破传统物理学方面对于爱因斯坦、德布罗意的指导作用。

引用:

不自觉的应用，不等同于完全没有应用，而提倡应用的不自觉性，这并不是好事。

这种说法来自于教科书，完全没有说服力。
一些科学大家，例如马赫，持现象论的观点，被列宁骂的狗血喷头，爱因斯坦也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没有特殊的趣味”，等等。他们的哲学观点与辩证唯物主义大相径庭，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科学上做出重大发现；所以，这就奇怪了：莫非他们在自觉的时候，持有反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而在不自觉的时候，就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吗？

引用:

相对论是爱因斯坦提出来的、波粒二象性理论是德布罗意提出来的；请你详细说说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关于相对论、波粒二象性理论突破传统物理学方面对于爱因斯坦、德布罗意的指导作用。

    辩证法在西方和东方老早就有了，我们通常叫做素朴辩证法。亚里士多德创立形式逻辑学，标志着形而上学主导西方思维方式的时代的开始。直到康德发现了逻辑的二律背反，形而上学算是遭遇了滑铁卢。黑格尔创立辩证逻辑学，致使辩证法在西方思维方式起着革命的、批判的作用。辩证法经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手传遍整个西方世界、各个社会角落。从此，辩证法不像形而上学那样多半在经院里通行，甚至可以夸张地说，已经家喻户晓。这怎么可能呢？除了辩证法具有自然普适性外，几乎无法解释。辩证法的核心是“变”，就是这样主张“变”的思维掀起了近现代西方思想界批判的泛滥和高潮。不但世界在“变”在量变在质变，而且就连精神也在“变”在量变在质变。对思想和生活具有如此不可思议的解放力量，形而上学是办不到的。为什么辩证法在近现代可以风行于世呢？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矛盾不时地强迫人们在经济生活中接受辩证法。这不只是因为辩证法思想家的教导和鼓吹，主要是因为生活所迫。难道就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大部分科学家都能够无动于衷？这绝对不可能。在牛顿力学那里，时空是绝对的、形而上学的；在相对论那里，时空是相对的、可变的。在牛顿力学那里，质能是绝对的、形而上学的；在相对论那里，质能是相对的、可变的。时空和质量都随速度而变，这跟辩证法毫无联系？相对论能够较容易地取代牛顿力学，这又跟辩证法毫无联系？像波粒二象性这样难以想象的存在，这也跟辩证法毫无联系？这些都不违背辩证法，但违背形而上学。函数是不同种的量之间的关系，这是形式逻辑所不能解决的，也并不关心的，它只是默认这种关系，而研究函数本身就是辩证法的事情。你可以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但还是有人要做这样的事情。

引用:

这种说法来自于教科书，完全没有说服力。
一些科学大家，例如马赫，持现象论的观点，被列宁骂的狗血喷头，爱因斯坦也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没有特殊的趣味”，等等。他们的哲学观点与辩证唯物主义大相径庭，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科学上做出重大发现；所以，这就奇怪了：莫非他们在自觉的时候，持有反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而在不自觉的时候，就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吗？

    为什么大部分科学家一涉及哲学就栽跟斗？井底之蛙，相信大家都明白个中道理。在学生时代，我主要对数学才有特别的兴趣，语文和英语都很烂。自从高二后期，由于极为特殊的原因，开始大量阅读其他课外书，其中发现了一本介绍马克思的书，我就逐渐地爱上他。他的事迹让我易于去接受各种知识，特别是科学和哲学，甚至使我荒废了对数学的研究。我在大学的一年时间里，除了上课、睡觉和吃饭，几乎都呆在图书馆里吞咽书籍和杂志，甚至逃课去满足这种欲望——主要逃数学课，因为基础比较好，不致于妨碍学业。记得，爱因斯坦的学业也并不优秀，而偏爱数学，在爱上物理学之后，甚至荒废了对数学的研究，当他创立相对论的时候，曾后悔自己在数学上的不足，不得不经常请教数学家和补充数学知识。专注、专业在此一方面是优势，在彼一方面却多半是劣势。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取向也会影响一个人的思维方式，而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多半取决于他的生活和历史。一个人通常支持符合自身主义的观点，同时就反对不符合自身主义的观点。一个人有时会自觉地有时会自发地维护自身主义的观点，但这并不一定妨碍他可以不自觉地应用不符合自身主义的规律，不过通常不会自觉地支持不符合自身主义的观点。比如：有的人反对辩证法，但并不妨碍他呼吸，他可以憋气，可以只呼不吸，可以只吸不呼，不过后果自负；佛的信徒认为四大皆空，但并不妨碍他的不空，他可以自焚，不过却证实自己的不空。

引用:

辩证法在西方和东方老早就有了，我们通常叫做素朴辩证法。亚里士多德创立形式逻辑学，标志着形而上学主导西方思维方式的时代的开始。直到康德发现了逻辑的二律背反，形而上学算是遭遇了滑铁卢。黑格尔创立辩证逻辑学，致使辩证法在西方思维方式起着革命的、批判的作用。辩证法经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手传遍整个西方世界、各个社会角落。从此，辩证法不像形而上学那样多半在经院里通行，甚至可以夸张地说，已经家喻户晓。这怎么可能呢？除了辩证法具有自然普适性外，几乎无法解释。辩证法的核心是“变”，就是这样主张“变”的思维掀起了近现代西方思想界批判的泛滥和高潮。不但世界在“变”在量变在质变，而且就连精神也在“变”在量变在质变。对思想和生活如此不可思议的解放力量，形而上学是办不到的。为什么辩证法在近现代可以风行于世呢？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矛盾不时地强迫人们在经济生活中接受辩证法。这不只是因为辩证法思想家的教导和鼓吹，主要是因为生活所迫。难道就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大部分科学家都能够无动于衷？这绝对不可能。在牛顿力学那里，时空是绝对的、形而上学的；在相对论那里，时空是相对的、可变的。在牛顿力学那里，质能是绝对的、形而上学的；在相对论那里，质能是相对的、可变的。时空和质量都随速度而变，这跟辩证法毫无联系？相对论能够较容易地取代牛顿力学，这又跟辩证法毫无联系？像波粒二象性这样难以想象的存在，这也跟辩证法毫无联系？这些都不违背辩证法，但违背形而上学。函数是不同种的量之间的关系，这是形式逻辑所不能解决的，也并不关心的，它只是默认这种关系，而研究函数本身就是辩证法的事情。你可以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但还是有人要做这样的事情。

我每次看到“形而上学”这几个字，就很想发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形而上者谓之道”，把形而上学看成是一个贬义词，加诸于某种观点之上，总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

辩证法这个东西，总结起来，据说有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把对立看成是统一的基础，这是一种制造矛盾的思维方式。实则，矛盾只是一种人为的特殊状态——自然界中是既没有矛也没有盾的。对立的状态当然有，然而对立会毁掉统一，而不是维护统一。

辩证法把事物的构成要素都打上了对立的烙印，全然不顾各要素的协同才是统一的基础。
国共两党的对立，促成了中国的统一？扯淡！中国至今也没能统一，不是缺少对立因素，分明是协同不足。

质量互变规律，也大有问题。是的，不断增多的水，可以变成海——可是这里变的只是水之“象”，水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啊！积土成山，积步千里……这些都只是量变导致的象数变化，和质变根本就是两回事情！事物发生质变，一定是有异质参与混化造成的。正如：氧原子无论怎样增多，都无法质变为水——除非在其中按比例增加氢原子。

要我说，“比量函构”更符合客观真相。和辩证法不同，“比量函构”是参证法的范畴，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不同的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函构比，函构比不变，事物就不会发生质变。

任何事物，都不是由单一要素构成的，而是不同要素按比例混合的结果。在参证法中，系统中的不同要素不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互补的关系——统一因于互补而非对立。

至于否定之否定，我觉得这是最搞笑的一个命题了，这等于是葵花宝典——欲练神功，挥刀自宫。你能不能完成对自身的否定？如果能，你都不存在了，还谈什么真理？如果不能，那就是自打耳光了。

引用:

    说河和海的关系，你却说水。说冰和水的关系，你可能会说水分子。说重水和轻水的关系，你可能会说氢氧原子。说氢和氧的关系，你可能会说什么呢？


从这里，你难道看不出辩证法的局限性了吗？你应该向力学看齐，把辩证法定义为“对话法”，那么情况就会好很多。
辩证法喜欢一分为二，可是对话法就不受这样的限制，一分为三、一分为四、一分为N，为什么不可以？
说到氢和氧的关系，我告诉你：那是两种不同的元素——这和对立无关。

引用:

 舟可载人，亦可覆人；药可救人，亦可杀人；话可交人，亦可伤人；火可暖人，亦可烧人；电可明人，亦可击人；食可活人，亦可病人；……

引用:

资本主义法律好像是不得干涉纯粹的私生活的。

你的理解不对，不要以为凡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就和公益无关。资本主义法律的制定，是根据社会的实际需求来的，如果对一种现象，反对的人较多，那么就有可能上升成为法律的来源。

引用:

反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常常是不论有多少人反对某事，只要不符合党主利益，总是不得通过。

 

我觉得允许科学家形成自己的哲学，远比强迫他们接受某种先验的哲学更有意义——哲学源于人的主观体验，而这种体验有着很大的个体差异性。

引用:

上面各位网友所讨论与争论不下的种种问题基本上正是反映了老形式逻辑与老辩证法的一些不足、肤浅与混乱，还有你们自身对老形式逻辑与老辩证法逻辑的一些误读。

你们上面的争论在各大哲学杂志，各大网络哲学论坛，各大哲学校系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一般都是没有任何真正的结果而终了的。

象诸君上面这样各举万例各说万理地论战下去应该也是不可能会有什么结果的。

老形式逻辑与老辩证法都是存在很多问题的(从康德的二律背反到黑格尔到马克思到海德格尔到中国的朴素辩证法)，逍遥子愚昧，自认为已经为解构老形式逻辑与老辩证法，重构新的逻辑，特别是新的辩证法逻辑做出了一些系统性的新工作，有心情的网友可以参读一下逍遥子的一些陋作（譬如《哲学新十条》，《逍遥子的逻辑大厦2008》，《语词内涵层次的哲学研究方法狼刀初试》...............,中国学术论坛有完整的发表。）。

逍遥子绝不敢说这些弊陋的文章一定能够解放大家的思想，当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大部分新的哲学成就，被同时代的人们广泛性的接受往往也不可能是很容易的（其中原创作者自己的“新”思想本身并不对也是当中一大原因）。只是希望能对众网友能有一毫克的借鉴作用。

逍遥子祈望是你们，而不是你们的子孙后代才能注意并来谈到这些哲学新成就。
当然，要是不喜欢，你们就还是坚持你们从老教科书上学到的，并不知不觉地在谈论运用的那些老形式逻辑，老辩证法的“三条大法律”，地球还是会照转。

引用:

矛盾是因为边界模糊而引起的。
辩证法就明确说明，任何两个东西，都是边界模糊的。
他的逻辑语句就是：《在边界里，又是这个又是那个》。
边界是无穷大的，所以任何两个东西，都是：《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般化就是：A是A又不是A。
例如，你是好人又不是好人。
例如，公务员是公务员又不是公务员。
更抽象的语句就是《A不是A》。
例如，皇帝不是皇帝。
例如，人不是人。
例如，猪不是猪。
例如，汽车不是汽车。
不论你说什么，辩证法立刻的回答就是：什么不是什么。
或者说，《什么都是非什么》。
例如，《人是动物》。
一切知识都是由一系列《A是非A》的判断组成的。

引用:

     自然辩证法是什么？个人理解：最初的自然辩证法（萌芽状态的）就是把辩证法的原理往各门自然科学上套，这个确实没多大用处，画蛇添足，多余的一门课程，增加了哲学系学生的负担。我在大学时学的就是这样的自然辩证法，所以我感到很没味道，这门课程结业考试我写了一篇论文《论物质流》交上了，我的文章把我的老师吓坏了，说这个学生怎么这样胡思乱想？专门打听我是不是有精神问题。就是因为我抛弃了那时自然辩证法教科书的东西。自然辩证法的真正内涵是自然哲学，比如我的物质流理论就是自然哲学，自然哲学是发展和成熟了的自然辩证法。西方的大科学家比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更懂自然哲学这个自然辩证法，所以他们获得了诺贝尔奖，我们至今还没获得。

引用:

用事实说话。

《自然辩证法》的主要内容是：

1、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2、物质世界的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3、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4、宇宙看作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5、自然过程、宇宙万物都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系统；6、自然界中存在着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面的相互渗透规律，以及否定之否定规律。——————参看54楼张之沧。




     个人认为，帖主说的这6条是辩证法（也有点唯物论）而不等于自然辩证法。高先生否认自然辩证法的意义，就是因为把这些辩证法的东西机械的套在自然科学上而叫做的自然辩证法，这样的自然辩证法确实没实际意义，没用处。恩格斯那样套，写出的著作，对自然哲学没多大意义，只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当然，他在书里深入的论证了辩证法。

引用:

自然辩证法指出了牛顿惯性定律的根本错误，摘录：  

尽管如此，教材仍然说到：自牛顿第一定律发现以来的三个多世纪中，许多人对它很不理解，甚至对它抱着怀疑的态度。这是什么原因呢？不难猜透，这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一种印象，以为要使小车(物体)匀速直线运动，就必须有外力推动，不去推动它时，它就会停止下来。这种错误的一个根源是没有看到在外力撤去后，小车之所以会停止下来，其实是由于另外一个力(地面给的摩擦力)作用的结果。如果地面十分光滑，小车就会继续运动下去。”③

　　

　　就这样，必然发生的事情被认为是纯粹偶然的误会，牛顿不能自圆其说的匀速直线运动状态能够自然存在的假设，在经过教材的生吞活剥之后竟变成了不可置疑的客观真理。在教材看来，物体匀速直线运动是不需要任何外力来加以保持的状态，因此，当以后物体的运动状态有所变化时，就一定是外力作用的结果，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不是在物体的内部而是在物体的外部，地面给的摩擦力是物体由运动转为静止的根本原因。这是典型的外因论。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一事物与它事物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则是事物运动变化的第二位的原因。物体在撤去外来推动后由运动转为静止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对此让我们来看看恩格斯的回答：“且拿我们地球上的一个物体来看吧。它是靠重量和地球联系着，正象地球是靠重量和太阳联系着一样；但是它和地球不同，不能作自由的行星运动。它只有靠外来的推动才能运动起来，而且推动一旦终止，它的运动也就迅速停止，这或者仅仅是由于重量作用，或者是由于重量和该物体借以运动的媒质的阻抗的共同作用。这一阻抗归根到底也是重量的作用，如果没有重量，地面上就不会有任何具有阻抗的媒质，不会有任何大气了。”②在这里，恩格斯以无可辩驳的理由批评了类似教材上述外因论的错误观点，充分肯定了地球上的物体由运动转为静止的根本原因，是物体本身的重量而不是地面媒质的阻抗作用。这是一目了然的。地面光滑程度的改变，能够或多或少改变物体停止下来的时刻，但是却改变不了物体或早或迟一定会停止下来这一必然结果。这是不证自明的。——事情是如此的简单明了，可究竟是什么东西却使教材对牛顿第一定律是如此的盲目崇信，而对为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和自己的眼睛所看见过的已经发生过一百次、一千次... ...的事实却又如此的怀疑？！  

 

牛顿第一定律可以休矣——对惯性进行新的探讨  

引用:

爱因斯坦是一个马赫主义者。信奉《简单就是真理》。相对论就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原理。

对于他来说，辩证法还是太复杂了。

*******

狭义相对论仅仅是找出电动力学协变变换群而已。

然后再把《能动流张量》凑合成协变量。这就是把牛顿力学修改成爱因斯坦力学。

广义相对论不过是把《引力场论》改写成协变形式而已。

协变性就是最简单的形式。

当初，《日心说》也是比《地心说》简单而已。

引用:

大讲“分”的哲学怎配称“辩证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恩马的“自然辩证法”是对还是错，有没有价值，80年的实践已做出了最好的回答。大搞阶级斗争，大讲“分”的哲学怎配称“辩证法”，它是地地道道的形而上学。百年来，西方科学家几乎垄断了诺贝尔奖，可有崇奉恩马的获奖吗？说爱因斯坦错误的，全落脚于井底，僵化得不可理喻。
当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物理学的发展已是必然发现核裂变现象，谁先发现并不重要，谁能率先应用到实际中才是最重要的，它跟希特勒毫无关系。

引用:

爱因斯坦坚持逻辑，反对模糊。
但是他不懂得模糊与逻辑的辩证法。也就是不懂模糊逻辑。
但是，他的工作，就是格式化。也就是实践模糊逻辑。
这就是自然辩证法

引用:

理性究竟言者到底何谓，和仅仅只是干部情结下的非理性发飙——到底都是怎么回事呢，这里面的生命动力学是什么呢，楼主文的出现和这干系又如何呢～
——更何况，即便很脑袋地知道了很好听地说唱了生命动力学，也从不妨碍生命自身终究被其捏死，如此而谓：生命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所谓哲学思问～

引用:

爱因斯坦顽固地反对统计力学。

为什么科学界不把它列为反动派？

大概是他也有一些功劳吧。

历史上，有不少科学家，政治上是反动的。但是科学成果，倒是被人类认可的。

可以说，科学家几乎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

就是在学术范围内，科学家也是有所反对的。而被反对的也许就是正确的。

引用:

所谓特色，其实就是毛先生反对第三国际的意图。

把《主义》改成《思想》。就是为了表达这种差别。

在中国，是农民革命而不是工人革命。

但是，又不能彻底抛弃工人革命。

这才是悖论所在。

引用:

社会主义中国真正的“悖论”倒是共产党领导资本主义，人为地创造现实“悖论”。

引用:

还悖得不够充分，得背过气才更有效果～

weiqyu

爱因斯坦直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为“胡说八道，疯人之作”

這是開天辟地的獨特之文！要支持!!

qdpan

引用:

原帖由 weiqyu 于 2010-8-24 20:37 发表 爱因斯坦直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为“胡说八道，疯人之作” 這是開天辟地的獨特之文！要支持!!

看来你确实只看了半句就开跑

通常我们看到对国外大科学家文章很少有翻译得如此粗鄙直白的，而且连骂人的成语都用上了

译文“这部手稿的内容完全就是胡说八道、疯人之作。”，是文革时期“中央文革”审定的译文，

当然可能语气重得多，那是为了说明爱因斯坦“反动”。——那时候“政治挂帅”嘛

现在一般都采用了比较斯文的译法——“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

这事儿其实是一笔历史烂帐（跟爱因斯坦无关，纯粹是咱中国人瞎折腾），

世界学术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运动”，正好将该“运动史”贴出来给你看看

你会发现坚定的“唯物主义理论家”是多么强悍，无论懂不懂什么都能说上两句

引用:

文革中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运动

　　作者：胡大年

　　（本文摘自胡大年著《爱因斯坦在中国》（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一书中的第五章：“爱因斯坦：从批判中重生的偶像”的原定稿。出版时有所删改）

　　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对中国来说完全是一场悲剧和灾难。这场主要由毛泽东个人发动的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可能是最具毁灭性的影响。〔１〕由于文化大革命是以摧毁文化机构开始的，中国的科学和科学家都属于最严重的受害者。文革期间，爱因斯坦和相对论遭到了有组织的批判。该批判运动于１９６８年首先发难于北京，１９７０年代又在上海得以扩张和加强。陈伯达和姚文元支持了这种批判，并利用它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在陈、姚这些激进的领导人倒台之后，大多数政治和哲学上的批判都于１９７６年停止了。但由这些批判所引发的一场关于相对论的大争论，却又持续了６个月。直到１９７９年，中国政府才正式给爱因斯坦“平反”。本章研究了这场批判运动的起源、内容、参与者和后果。该调查有助于阐明，在那动乱年代里，中国的科学发展是如何受到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的影响的。

　　◇　北京的批判运动

　　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鼓噪”发生于１９６５年末，当时媒体上也重新出现了针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此后三年半是文革的“躁狂”期，“在这段时间里，由毛泽东引发的政治危机最深、混乱最严重”〔２〕。在这种政治极端主义的恶毒气氛中，一些人看到了通过攻击知名的权威及其成就来成名的机会〔３〕。这种个人自发的攻击，在中国引发了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有组织的批判。１９６７年末，湖南醴陵的一名中年数学教师周友华，〔４〕来到北京宣讲其题为《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的论文。该文根据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导，批判了物理学中的场论，尤其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５〕。

　　１９６８年２月，周友华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宣读了他的“新理论”，该所的物理学家们当场对这个“革命”的场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尽管物理学家们对周友华在讨论该科学问题时的不科学和不负责任的态度表示了谴责，但当时掌握中科院权力的革委会却认为周友华的文章在政治上是正确的，是应当支持的“新生事物”〔６〕。倚仗这一支持，周友华得以继续在北京寻找同志，并推销其“新理论”。终于，一个名叫“‘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小组，于１９６８年３月在中科院正式成立。学习班的成员，包括周友华和来自中科院几个研究所及北京一些高校的十几位年轻的科技工作者〔７〕。学习班的成员中，没有一个人的学术职称在助理研究员以上〔８〕。不过，当时身为副研究员的数学家秦元勋也积极参与了批判运动，虽然他可能并非学习班的正式成员〔９〕。秦自称，他之所以参与批判相对论，是因为该学习班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是毛泽东的女婿孔令华（１９３５－１９９９）〔１０〕。显然，孔令华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增加了学习班的权威性，并吸引了其他人加入进来。

　　孔令华是孔从洲（１９０６－１９９１）中将之子，１９５０年代早期在北京八一学校与毛泽东的女儿李敏结识，两人于１９５９年８月结婚。李敏的母亲是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１９５６至１９６２年间，孔令华在北京航空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理工科毕业的孔令华，对相对论、自然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都非常感兴趣，并在１９６０年代经常与毛泽东讨论相关的问题。１９６３年，孔令华曾把刚刚复刊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转送毛泽东，其中刊载的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之《关于新基本粒子的对话》一文，使毛泽东深感兴趣，并由此引发了毛对现代物理学之哲学问题的一系列评论。关于相对论，毛泽东曾对孔令华说，“从牛顿的绝对论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到相对与绝对统一论，这就是科学认识的辩证法，应当从这个高度来看待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遵照毛泽东的教导，孔令华与其好友柳树滋在北京航空学院组织了一些高校青年教师，“试图在承认爱因斯坦相对论是相对真理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验两个方面进行突破。”为了此事，孔曾“废寝忘食地忙碌了两三年的时间”。〔１１〕

　　从一开始，学习班就将相对论作为主要批判目标，并因此简称自己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１２〕。他们选择相对论作为攻击目标，原因是多重的。首先，相对论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科学理论之一，对一群想出风头的人来说，相对论是理所当然的批判对象。其次，为了达到创造一种新的所谓无产阶级科学的目的，批判者们不得不推翻所有现存的资产阶级理论，而相对论似乎正是这些资产阶级理论的一个典型代表。第三，众所周知，在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的过程中，马赫的思想对他有过重要的影响。由于马赫曾在１９０８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受到列宁的猛烈抨击，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也常因此受牵连，而遭到“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批判。这样的例子，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见过许多。

　　《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是当时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依照这两份文件的精神，“批判相对论学习班”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的严重错误就是目前阻碍自然科学前进的最大绊脚石之一”，因此“（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自然科学才能前进，新的自然科学理论才能建立。舍此，就不能把自然科学理论推上一个新阶段”〔１３〕。

　　１９６８年６月，“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写出了第一篇文章，并自称之为“批判相对论的开端”。文章的标题很长：“彻底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评相对论的基础——光速不变原理”。作者将批判相对论同反对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观点相联系，认为只有“把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批深批透，才能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从而巩固无产阶级在自然科学领域对资产阶级的专政。”〔１４〕。批判者宣称：“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自然科学革命都无法与之比拟的无产阶级科学革命，即将出现在世界东方辽阔的地平线上。这将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彻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下开展起来的科学大革命。”〔１５〕

　　为了打倒相对论，他们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标签和借口。例如，他们称相对论是“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也就是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１６〕批判的焦点之一是光速不变原理，这是狭义相对论的两项基本假设之一。批判者声称，光速不变原理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观点的深刻反映。因为恒定的光速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终极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的极限”。他们认为光速不变原理“根本违反了唯物辩证法”。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荒谬论点，批判者还以光速不变原理“没有得到实验的直接验证”为由反对相对论，〔１７〕但这个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１９０５年，爱因斯坦在已知的所有实验事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光速不变原理。虽然该原理在当时确实只是一项假设，但到１９６５年时已经有许多实验证据直接证明了光速不变原理的正确性。〔１８〕

　　“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文章，蓄意将相对论与哲学上的相对主义相混淆。例如，该文引用了毛泽东１９３７年的一次未发表过的讲话，在讲话中毛批判了相对主义（relativism）。由于讲话中所批的“相对主义”在当时也译作“相对论”，和物理学上的相对论（theory　of　relativity）写法完全一样，读者如果不仔细参照原文的上下文，就很容易将两个不同的概念弄混，以为毛所批的是物理学上的相对论。但是，任何对哲学有基本了解的人都能看出毛泽东的讲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因此，事情很清楚：“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是故意要混淆两个概念，以便利用当时在中国已经被神化的毛泽东的权威。在该文的结尾，“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宣布了这场相对论批判将要导致的结果：“无产阶级就一定能够牢牢地占领自然科学的全部阵地，资产阶级学者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一个个崭新的科学理论，必将迅速地发展起来，自然科学发展真正的新纪元一定会首先在我国到来！”〔１９〕

　　１９６８年７月初，中国科学院革委会将此文呈送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同时附上的还有两份报告，分别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和中科院革委会所作。学习班在报告中称他们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开展无产阶级科学革命，创立我国自己崭新的理论体系”。中科院革委会则请求中央批准和支持将“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当）作典型试验，取得经验”，以便今后在生物学、地质学和其它自然科学领域也开展类似的批判运动。〔２０〕

　　１９６８年中至１９６９年中，“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继续搜集新材料，以撰写更多批判相对论的文章。〔２１〕这期间，学习班的成员也不断增加。〔２２〕不过，直到１９６９年下半年，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才受到了党内高层的有力推动和支持。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九大”使文革头３年中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得到了合法化。１９６９年８月２７日，中国共产党的３个主要喉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共军报》联合发表了题为《抓紧革命大批判》的社论，提出“要开展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斗、批、改。”〔２３〕

　　８月，“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完成了一篇新文章，《相对论批判》讨论稿。其基调与第一篇文章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只是其哲学批判的调门更高、内容更广泛。例如，该文断言：“相对论的大前提是哲学的相对主义；相对论的时空论是资产阶级的唯我论；相对论的基本原理根本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围绕相对论的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学术讨论的范围，始终充满了两种宇宙观的搏斗，同政治斗争的联系极为密切。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相对论的哲学谬误，重新审查它的物理内容，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２４〕

　　为了驳倒相对论中同时性的相对性，学习班里的一位年轻物理学家甚至捏造了耸人听闻的论据。１９６９年３月初，中苏两国在中国东北边界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发生了一系列曾被广泛宣传的武装冲突。中方在这些冲突中伤亡数百人，并在全国各地的举行抗议示威，反对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大国沙文主义〔２５〕。这位年轻的物理学家将中苏边界冲突与批判相对论联系起来，声称如果像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所说的那样，同时性是相对的，那么就不能客观地判断在珍宝岛事件中到底是谁开了第一枪〔２６〕。这种蛊惑人心的论点隐含了一种政治威胁，即任何企图为相对论辩护的人都可能被冠以卖国贼和苏修分子的罪名。但这种蛊惑并不能愚弄任何严肃的中国科学家，连非专业人士也哄骗不了。例如，当时的中科院副院长、１９１８年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竺可桢（１８９０－１９７４），在自学了一个多月的物理学相关经典著作之后，即能从这位批判者的论点中发现概念错误。竺可桢指出，由于苏联和中国同在一个行星即地球上，故处于同一参照系，人们并不能从相对论得出上述结论〔２７〕。因为相对论中同时性的相对性，是一种只与处于不同的惯性参照系中的观察者有关的现象，所以它并不能应用于中苏边界冲突。然而，像竺可桢这样的科学家是不可能阻止当时的批判浪潮的。１０月，“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完成了《相对论批判》的修改稿并印发全国，企图在全国掀起针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大批判〔２８〕。

　　１９６９年秋，这场批判运动由于陈伯达（１９０４－１９８９）的亲自支持而得到了重大的推动。陈伯达长期担任毛泽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顾问，并曾任毛的政治秘书，是文革早期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２９〕。１９６６年５月，毛泽东亲自任命陈伯达为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该小组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总指挥部〔３０〕。到１９６９年初，陈伯达在党内排名已升至第四，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３１〕。

　　自１９６９年秋天起，陈伯达就密切关注着对相对论的批判。他对批判运动作过多次批示，派他的联络员常驻学习班，并指派《红旗》杂志社的编辑到学习班帮助修改文章。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是陈伯达的理论批判计划中的两个中心议题之一。按照他的计划，科学家应该批判爱因斯坦，艺术家必须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３２〕。不过，为什么陈伯达如此热衷于支持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运动呢？这其中有两个可能的动机。在政治上，陈伯达大概以为，这场批判运动可以在他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权力竞争中助其一臂之力〔３３〕。有证据表明，在１９６９年１０月以前，陈伯达就已经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早在１９６７年２月，毛泽东就曾愤怒地责备陈伯达，未经其批准就打倒了政治局常委陶铸〔３４〕。１９６９年初，陈伯达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竞争中输给了张春桥和姚文元。毛泽东批准了张、姚二人起草的报告，却将陈伯达的报告连看都没看就原样退回了〔３５〕。作为曾为毛泽东和党中央起草过许多重要文件的“党内著名理论家”和“笔杆子”，这次意外的失败对于陈伯达来说是一大羞辱〔３６〕。像陈伯达这样野心勃勃的人，必定会寻找一切机会卷土重来〔３７〕。中科院开展的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运动，似乎给了陈伯达这样一个机会，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陈伯达可能事先已得知上述毛泽东与其女婿孔令华关于相对论的谈话，〔３８〕因而认为支持对相对论的批判是一条取悦于毛泽东的捷径。其次，陈伯达是前中科院第一副院长，在文革期间仍对中科院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由于“批判相对论学习班”隶属于中科院，故易于为陈所控制；而它发起的相对论批判，似乎也开辟了一条新战线，如有斩获，陈伯达当可独享其功，并重建他的权力基础，以便与来自上海的竞争者相抗衡。

　　陈伯达积极支持和推行对相对论的批判，还与其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有关。〔３９〕自１９６６年以来，他曾多次公开宣称：“人类的文化是从东方开始的，后来转到了西方；经过一次往返，现在又在更高的水平上回到了东方”〔４０〕。１９７０年４月，陈伯达亲自来到北京大学召集会议，鼓动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并再次提出，“过去科学是从西向东，从欧美到中国，将来中国要领导科学，为此要彻底批倒相对论。”〔４１〕显然，陈伯达是希望恢复中国科学技术在古代世界中所占有的显赫地位。在本质上，他是企图复兴“中国文化中心论”的偏见，这一偏见过去曾经长期被保守的思想家用来抵制西方思想。只是这一次，陈伯达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号下”推行他的文化民族主义的。〔４２〕因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也提出要推翻西方资产阶级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统治，以“创立我国自己崭新的理论体系”，〔４３〕陈伯达一定觉得这场批判正合其心意。

　　在陈伯达的指示下，“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文章《相对论批判》已预定于１９７０年１月在《红旗》杂志和《中国科学》上发表，《红旗》和《中国科学》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期刊中的两种。但当时中科院的负责人刘西尧〔４４〕似乎对此决定较为谨慎。他决定邀请一些著名科学家来审查这篇文章，中科院遂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３日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４５〕

　　参加会议的有“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成员，以及周友华等人。〔４６〕一批著名的中国资深科学家如竺可桢（１８９０－１９７４）、吴有训（１８９７－１９７７）、周培源（１９０２－１９９３）和钱学森（１９１１－）等也奉命出席〔４７〕。由于周培源早年是相对论研究的专家，而且在１９３０年代又曾与爱因斯坦有过个人交往，因此陈伯达特意亲自将周培源从陕西汉中召回北京。〔４８〕另一位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１９０７－１９９８）也接到通知，但拒绝出席，这是不同寻常的。它可能既反映了王淦昌作为中国核武器专家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也显示出他超凡的勇气〔４９〕。出席此次会议并踊跃发言的，还有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１９２７－）。

　　会议由当时领导中科院工作的军代表之一郝梦策主持〔５０〕。在郝代表和院革委会常委戴銮谟的开场白之后，第一个发言的就是量子场论专家何祚庥。何赞成批判爱因斯坦，并声称，“批判爱因斯坦不（应）限于相对论”，实际上“有四大问题”须要批判。他认为，批判爱因斯坦不仅要批判相对论中的“相对主义时空观”，还须批判“统一场论”、“宇宙有限论”，以及爱因斯坦否定量子力学的某些观点。他认为，这四方面问题中，以统一场论的问题最为突出。何指出，爱因斯坦未能完成统一场论与其不正确的世界观有关，称其“早年是受马赫主义的影响，晚年（则相信）斯宾诺莎的唯理论。”关于爱因斯坦的政治表现，何祚庥特别强调，爱氏“曾写信给罗斯福建议制（造）原子弹，为美帝效劳，这是肯定的。”何还提到，“听周培源同志说，爱（因斯坦）逝世时周总理打了电报去。”在具体谈到《相对论批判》一文时，何祚庥不同意文章中所谓“相对论的两个大前提并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的说法。他指出，“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一个实验与相对论预言有矛盾。”在宣读了一段毛泽东主席关于用实践检验理论的正确性的语录之后，何祚庥认为，“说‘相对论的两个大前提并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是不对的，只能说没有直接的证实，但有间接的证实。所谓证实是指在一定精确度范围内（的证实）。”以后，在他的第二次发言中，何祚庥还针对批判文章中许多具体的提法提出了批评。显然，他对批判爱因斯坦的大方向是肯定的，但不同意《相对论批判》一文中的许多具体内容。〔５１〕

　　由于何祚庥在发言中提到了他的名字，周培源紧接着也作了发言。周培源先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生平和工作，在介绍过程中，他在许多方面含蓄地为爱因斯坦辩护。例如，周培源说爱因斯坦“生活比较朴素”；爱因斯坦是犹太人，而“犹太人在欧洲和黑人在美国一样（受歧视），因此他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周培源提到爱因斯坦“爱拉小提琴，（并）觉得比自己的物理高明得多。”〔５２〕这句看似漫不经心的短语，对于有心之人则可谓意味深长。这则富有爱因斯坦式幽默的逸闻，既是对那些狂妄而又无知的批判者的一种嘲讽，又可博得那些同情爱因斯坦却又不能明说的中国科学家们会心的微笑。

　　周培源特别介绍了爱因斯坦与美国原子弹的关系，指出对于这件事要作“阶级分析”。爱因斯坦“主张做原子弹”是“因为当时纳粹要搞原子弹”，而且他并没有直接参加制造原子弹的具体工作。周还提到爱因斯坦在１９５５年曾与罗素联署宣言，反对制造氢弹，并称该宣言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但同时也指出，宣言是“从人道主义出发，而不是从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出发”的。周培源证实，１９５５年爱因斯坦逝世后，周总理发了唁电，并对爱氏“有一定评价”。周总理还叫周培源写了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周培源写了一半，记者写了一半。〔５３〕

　　对于《相对论批判》一文，周培源虽没有作直接的批评，但他上来一句“很抱歉，……文章也没好好看”，便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该文的反感。由于该文在科学上主要是对狭义相对论的两条原理（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提出批判，周培源将其发言的大部分时间用于介绍这两条原理的发展历史，并强调，“（这）两条原理是很重要的”。关于同时性的问题，周培源指出，在同一惯性系中，同时性是很明确的；对于两个作相对运动的惯性系来说，“同时性没有意义，但这不是说同时没有意义。”针对何祚庥号召批判爱因斯坦的“宇宙有限论”，周培源指出，“宇宙有限的模型”主要与爱丁顿（A．S．Eddington）的吹捧有关，“早已放弃了”。〔５４〕

　　无庸讳言，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周培源也不得不在发言中对爱因斯坦作了一些明显是敷衍了事的批评。他曾说“统一场论是完全错误的”，但同时又强调了爱因斯坦在１９３０年代对“运动理论”的研究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他在发言中还客观地谈到，广义相对论里有争议的问题很多，比如坐标应如何定义的问题。这是周培源自１９３０年代起，就开始思考但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显然他在此问题上与爱因斯坦意见不同，但并没有在此审查会上利用这些科学上的不同意见，来谋取政治上的好处。〔５５〕

　　在发言中，周培源还借机建议中科院做一些像穆斯堡尔效应一类的实验，以帮助检验狭义和广义相对论。〔５６〕这实际上是建议科学院恢复基础科学的科研工作。在当时科研业务工作受到全面冲击、基础科学的研究几乎被完全取消的情况下，周培源的建议有重要的意义。

　　钱学森在周培源之后接着发言。他的发言以当年流行的“套话”开头。钱说他读了《相对论批判》的“讨论稿”和“修改稿”，使他“受到很大鼓舞、启发和教育”，他“是（怀着）满腔热忱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以下他谈了四点意见。第一点，他认为，该文“是（科学院）好多青年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后，活学活用主席思想，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取得的初步成果，这个意义是重大的。”为此，他向有关的人员“表示祝贺”。第二点，对爱因斯坦的评价要全面和客观。钱强调，“这个事要慎重”，因为爱因斯坦是在全世界都有影响的。钱学森还指出，对于爱因斯坦建议做原子弹也要具体分析，“因（为）海森堡在德国也在搞，当时要抢在纳粹的前头。”这里，钱明显是在附和周培源的说法，并改变了他自己于１９６５年在《人民日报》上就此事所发表的观点。第三点，应该将相对论本身与围绕在相对论周围的“乌烟瘴气的东西”区别开来。钱学森举例说，“罗马教皇也用过相对论，……想借相对论为他们张目，但这和相对论本身要有区别。”钱认为文章对这方面的区别工作，做得还不够。第四点，“哲学和自然科学理论的关系。”钱学森宣称，“辩证唯物论是人类的最高智慧，全面经验汇总到毛泽东思想。”他告诫说，在证明相对论这个理论时，“千万不能忘记了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依靠这个。”最后，钱学森希望该批判文章能写得“更深入”，希望“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成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下苦功夫，扩大已得的成果，（以）取得伟大的胜利。”〔５７〕

　　《相对论批判》审查会开了一整天。在下午的会议上，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也作了发言。他首先表示，“（他）是学实验物理的，相对论是用过，但对相对论的基础没有考虑过”。吴谈到１９２２年，他曾亲耳聆听洛伦兹的演讲。“（洛伦兹）非常推崇爱因斯坦，说爱因斯坦的理论比他高明，所以搞理论物理的人更推崇爱因斯坦了。”吴说，“爱因斯坦是唯心主义者，恐怕他自己都承认。”吴有训声称，“很支持”“几位青年同志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批判，”他完全同意钱学森上午的发言，建议中科院支持并扩大该批判运动，因为“相对论涉及面太广”。吴的建议似乎也有借机使科学院恢复科研工作之意，而且要扩大范围，不仅仅限于物理所。至于《相对论批判》一文本身，吴有训显然认为文章的表述和概念都不够清楚，当然也就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他还对文章的一些关键论点，如“单程光速不可测量”等，提出了质疑，并尖锐地批评指出：从文章（的观点）看来，实际上存在以太，而相对于以太的运动是可以测出来的。因此，不但光学、电磁学领域中存在优越坐标，而且在一切物理学领域都存在一个绝对坐标，即存在绝对的以太。这样，相对于以太的运动，就成了“绝对运动”。显然，这不是什么“革命”和“进步”，而是倒退。〔５８〕

　　周友华也在下午发了言，并再次鼓吹，“对相对论的批评是很重要的，这关系到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向资产阶级夺权、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大）问题，大方向是对的。（它要）让毛泽东思想占领自然科学（领域的）一切阵地。”他还叫嚣，“一定要把这一工作坚持到底。”〔５９〕

　　主持会议的郝代表所作的总结发言，可能最能说明这场相对论批判运动的荒唐性质。他说，“我是外行，是个用枪杆子的，本来没什么可说。但（我）有点朴素的（阶级）感情，我感觉爱因斯坦这个人要批判一下。听说他是一个权威，束缚（了）很多人的头脑，就想造他的反。为什么不能批判一下？我们不能由他束缚我们的头脑。另外，他最后三十年无所作为，就否认了他以前的（工作），（因为）这世界观是一贯延续下去的。因此要批判。我同意大家的意见，批判要走群众路线，关心的人很多，应该发动群众。物理所能否自己展开批判？可以试一试嘛，发现最后还有个绝对真理也好嘛！批判的角度大家不同，凑起来不就全面了？大家都来搞，就可以把爱因斯坦的问题搞清了。争取再过几个月，能拿出两、三篇文章出来。”〔６０〕

　　郝代表的最后一句话，已经暗示《相对论批判》未能通过审查。的确，与会的大多数物理学家都反对“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这篇文章，虽然很多人说得很含蓄，而且批评意见也主要集中于具体的科学证据和论点。许多与会者表示，他们总的来说支持这场批判运动。有些人是真心这么想，但其他更多的人只是虚与委蛇，以免惹来政治上的麻烦。不过，资深的科学家中几乎没有人赞同《相对论批判》一文，更不用说支持它的发表。该文章最终没能在《红旗》或《科学通报》上发表，这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周培源和其他资深科学家的反对。〔６１　〕在得知陈伯达计划将这篇《相对论批判》发表的消息之后，周培源在会后私下对刘西尧说，“批判相对论的文章不宜刊登在《红旗》上，否则，将来我们会很被动，相对论可以讨论，但不能打倒。”〔６２〕周培源显然非常担心，这场批判可能会使中国在国际科学界的声望受到严重损害。

　　尽管陈伯达在发表《相对论批判》一文的问题上受挫，他仍继续推动该批判运动。１９７０年４月３日，陈伯达到北京大学召集会议，亲自鼓动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进行批判。他强调，有必要开展全面的大批判，以重新审查和估计过去的一切科学理论，超越牛顿和爱因斯坦。陈伯达要求专业科学工作者向中小学的“革命小将”学习，坚持让中小学生也参与批判相对论，因为他们“思想活跃，眼光敏锐，兴趣广泛，很有生气”。陈伯达进而提出，要召开万人大会，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不过，由于陈伯达出人意料地倒台，批判大会并未举行。〔６３〕

　　在这次北大之行中，陈伯达再次召见了周培源。在陈伯达鼓吹了为何应彻底批判相对论后，周培源坚定地回答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已被事实证明，批不到。广义相对论在学术上有争议，可以讨论。”〔６４〕陈伯达并不懂相对论，但执意要批判它。４月８日，陈伯达再次指示刘西尧抓紧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他还下令创办一份特别刊物，来发表有关的批判文章。〔６５〕按照陈伯达的指示，中科院成立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以及刊物编辑部。〔６６〕这份刊物后来被命名为《相对论问题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该刊物的名称用的是“讨论”而不是“批判”或“批评”，这可能与周培源一再的警告有关。〔６７〕

　　《相对论问题讨论》第一期于１９７０年６月出版，共发表了６篇文章，其中来自北京的有４篇，来自上海的有２篇，北京和上海是当时批判运动的两个中心。《相对论问题讨论》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所写的《相对论批判》。文章的内容与学习班以前的三份草稿大致相同，但也有一些次要的更改。例如，文章不得不承认，相对论并不是哲学上的相对主义。〔６８〕

　　来自北京的另一篇文章显得很特别，因为它与整个批判运动的基调明显不合。文章作者是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基本粒子理论革命大批判小组”。此文肯定了狭义相对论的正确性，列出了２３项实验结果，以证明狭义相对论坚实的实验基础〔６９〕。这篇文章的发表，清楚地显示了科学家中间对这场批判运动的抵制。或许该刊物的名称《相对论问题讨论》可以解释为什么一篇反对批判运动的文章会被选中发表：为了显示这是一场讨论而非单纯的批判，编辑必须发表双方的观点。不过，由于其它５篇文章均持严厉批判的态度，选择发表这篇文章可能只是为了装装样子。在这一期《相对论问题讨论》中，来自上海的２篇文章也很引人注目，因为它们的批判调门是６篇文章中最高的，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一点。〔７０〕

　　《相对论问题讨论》的出版，标志着北京的批判运动达到高潮〔７１〕，这主要依赖陈伯达的支持。陈伯达于１９７０年８月垮台。不久，北京的有组织的相对论批判运动“也就草草收场”了。据称“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大多数成员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由批判转为研究甚至捍卫相对论。学习班里的中科院成员后来在物理研究所单独组成了一个研究室，研究引力、基本粒子理论、天体物理学等与相对论密切相关的问题。结果，这些物理学家能够做大多数其他中国科学家当时所不能做的事：专注于科研并探索前沿科学问题〔７２〕。事实上，有些物理学家决定加入“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就是因为在那里有可能重新开展研究工作，并享受查阅科研文献的“特权”〔７３〕。此外，一些前学习班成员甚至在文革后期公开捍卫相对论，批驳荒谬的批判言论。这些“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成员的态度转变，标志着中国批判运动的分化，使顽固的批判者们，特别是““上海理科批判组””的成员，深为不满。他们将这些转变了态度的学习班成员视为“叛徒”〔７４〕。不过，正如我们后面将在《物理》杂志上的“相对论讨论”中所要看到的那样，一些“叛徒”仍继续对爱因斯坦的哲学观点持批判态度。

　　◇　上海的批判运动

　　上海的相对论批判运动开始得比北京晚。１９６９年，为了与陈伯达竞争，张春桥和姚文元指使其上海的亲信，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也积极开展批判。北京的批判于１９７０年末收场之后，上海的批判却愈演愈烈〔７５〕。从１９７２年起，上海的激进分子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政治动机是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因为这时的周总理已是他们获取更高政治权力的主要障碍，而且周总理不久前还曾公开赞扬爱因斯坦〔７６〕。上海方面的批判运动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

　　１９６９年７月，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亲信王知常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会议，动员物理系的教师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王知常指使复旦的物理学家们成立一个专门的批判写作组。为了引诱科学家们加入这个批判组，王知常承诺，其成员可以享有不参加体力劳动和政治学习的特权。但是事实证明，想引诱复旦的物理学家参与批判并没有那么容易。例如，物理学家戴显熹就曾在会上质问王知常：批判相对论的科学根据何在？〔７７〕。虽然王知常未能、也不可能给出什么像样的回答，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和上海的其他激进分子在复旦大学成立了一个写作班子，名为“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组”（以下简称“上海理科批判组”），主要由复旦大学的物理系、哲学系与历史系的教师以及《文汇报》的记者所组成〔７８〕。“上海理科批判组”听命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而后者在１９６７年以后为上海市的党政领导机关，由张春桥、姚文元及其亲信所把持。

　　从一开始，复旦大学的一些老物理学家就对这场别有用心的批判运动十分不满，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抵制〔７９〕。当然，这些抵制行动是十分危险的。例如，周同庆教授（１９０７－１９８９）虽然受到上海激进分子的压力，仍然拒绝支持对爱因斯坦的批判〔８０〕。“上海理科批判组”的头头们指令他和其他资深的物理学家们翻译供批判用的材料，并得意地称其是让这些物理学家“挖自己的祖坟”〔８１〕。周同庆有意地翻译了些与批判不相关的东西，结果被指控抵制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运动，被公开批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８２〕。

　　在陈伯达对北京的批判运动亲自表示支持后，姚文元也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初把朱永嘉召到北京，策划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进一步批判〔８３〕。朱永嘉是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组长，直接领导“上海理科批判组”的工作。在姚文元的亲自指示下，“上海理科批判组”于１９７０年１月起草了一篇题为《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文章，宣称“相对论的要害是相对主义。相对论的组成部分是：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形而上学的宇宙论（和）神秘主义的方法论。”该文还恶毒攻击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爱因斯坦就是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当代自然科学领域中资产阶级反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的典型”，“不把相对论之类的反动理论打倒，什么新科学，新技术都是建立不起来的”。《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于１９７０年６月发表在第一期《相对论问题讨论》上，在同一期发表的文章中，这一篇的批判调门最高。〔８４〕

　　北京的“批判相对论学习班”解散后，“上海理科批判组”也在１９７１－１９７２年间偃旗息鼓了一段时间〔８５〕。１９７１年９月，党的唯一一位副主席、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林彪在反毛政变失败后乘飞机突然出逃，最后机毁人亡。林彪事件事实上已经宣告了文革的破产，党内外许多人由此对毛及其激进政策产生了怀疑。因此，该事件对给毛泽东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其健康状况也因此迅速恶化，党的日常工作则由周恩来主持〔８６〕。从１９７１年底开始，周恩来发动了一场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在科学和教育领域，这场斗争推动了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和教育的恢复工作。〔８７〕在此前动乱的５年中所执行的极左政策，已摧毁了中国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学科的理论研究。对此深感忧虑的周恩来，早在１９７０年就提出，要“搞点基础研究，把实践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８８〕１９７２年夏，旅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访华，于７月１日在北京与周总理会面，敦促他“考虑采取重视基础科学的政策”〔８９〕。两星期后，周恩来在会见一个由１２名美籍华裔教授组成的代表团（大多数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时〔９０〕，宣布了杨振宁的建议。他指示北大副校长周培源“要把北大的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９１〕。９月５日，周恩来会见了来访的巴基斯坦理论物理学家萨拉姆（Abdus　Salam）。会后，周恩来又指示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的领导人要特别重视“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特别是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设计与制造。〔９２〕

　　周恩来还亲口赞扬了爱因斯坦，这可能是为了消除陈伯达批判爱因斯坦所遗留的影响，并提高理论科学家的地位。１９７１年１１月，周恩来在与一些意大利客人会面时说，“犹太民族出了一些杰出的人才。马克思是犹太人，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９３〕。１９７２年夏，作为周恩来最主要支持者之一的周培源，也在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公开表示反对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９４〕。

　　不幸的是，周恩来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并未能肃清极左的思想和作法。它反而更进一步地激怒了极左派的领袖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即所谓的“四人帮”。周恩来受挫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他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到１９７２年底，这些激进派已使毛泽东确信，周恩来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已经走得过远。毛泽东有效地制止了周恩来的反对极左思潮的运动，并转而整肃“极右”，这使得激进派得以恢复他们的攻势。〔９５〕

　　从１９７２年底开始，这些激进领导人便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攻击周恩来。对姚文元和他的同伙来说，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是反击周恩来对恢复中国科学和教育的发展所作努力的一个有效途径。１９７１－１９７２年间，尽管“上海理科批判组”并没有发表任何文章，但其成员仍继续为姚文元和其它激进领导人准备一份批判文件〔９６〕。在姚文元的亲自指点下，该批判组在此期间对这一文件又作了许多修改。１９７２年９月，姚文元终于批准了这份题为《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文件。在毛泽东阻止了周恩来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后，“上海理科批判组”开始准备发表一系列的批判文章〔９７〕。从１９７３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４年９月，“上海理科批判组”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改编成分别讨论时空观、运动观、物质观和世界观的四篇长文，。按照姚文元的指示，所有４篇文章都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用“学术”的外衣来掩盖其政治意图〔９８〕。这可能是为什么姚文元及其亲信没有像陈伯达那样，试图在其所控制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他们的批判文章。

　　到１９７３年８月底，“四人帮”已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在党内的权力，特别是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９９〕。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４篇批判文章中的第一篇《评爱因斯坦的时空观》在《复旦学报》上发表。“上海理科批判组”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爱因斯坦在推翻牛顿绝对时空观、发现时空相对性所扮演的革命角色，另一方面又指责爱因斯坦走得太远。结果，爱因斯坦的时空相对性变成了相对主义，而根据列宁的教导，相对主义又必将堕落为“唯心论的时空观”〔１０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文的作者几乎马上又自相矛盾地断言，由于空时间隔的不变性，“相对论其实是‘绝对论’”〔１０１〕。“上海理科批判组”还攻击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的弯曲时空。因为“弯来弯去，最后总要弯成有限而闭合的圈圈”，因而是“明目张胆的宇宙有限论”。在第４章，我们曾提到苏联的日丹诺夫对相对论宇宙学中有限宇宙的批判。遵循类似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上海理科批判组”同样不能容忍有限宇宙，因为他们认为，“有限的物质世界以外总要有非物质的、超自然的东西（存在），这只能是上帝。”〔１０２〕

　　“上海理科批判组”的另外３篇文章，基本上沿袭类似于第一篇批判文章中的逻辑和观点，批判了所谓的爱因斯坦的运动观、物质观和世界观。总的来说，“上海理科批判组”以轻描淡写的方式承认，爱因斯坦“在某些个别（物理）问题上也有所前进，”并推进了人们对时间、空间和物质的认识〔１０３〕。但该批判组在其文章中所要强调的是：由于爱因斯坦不懂得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１０４〕，他的相对论仅仅将他引向了相对主义，并最终“滚进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泥坑”〔１０５〕。所有４篇文章中都充满了从爱因斯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及其他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中断章取义摘引的词句〔１０６〕。没有任何一篇文章具有前后一致的观点或者清晰的逻辑结构，也没有一篇文章给出真正科学的、历史的、或者是哲学的分析。除了对相对论及其历史演变的一些肤浅的介绍，“上海理科批判组”最常做的，只是滥用各式各样的哲学标签来攻击爱因斯坦的理论及其哲学解释。例如，“上海理科批判组”的成员认为，质能等价和四维能量－动量张量是唯能论的样本〔１０７〕；他们断言爱因斯坦是马赫主义者〔１０８〕，指责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的思想完全是“陷入唯心论的先验论”，并讥笑爱因斯坦未能建立其统一场论，称之为科学上一个“巨大的流产”〔１０９〕。

 

　　◇　对相对论宇宙学的批判

 

　　１９７３年６月，“上海理科批判组”在新创刊的《自然辩证法》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攻击“反动资产阶级”的大爆炸宇宙学〔１１０〕。这一争端起源于新创刊的《物理》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关于标量－张量理论中含物质及黑体辐射的宇宙解》〔１１１〕。该论文标志着中国对相对论宇宙学的研究的开始。其作者方励之（１９３６－）于１９５６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当时周培源教授和胡宁教授都在该系任教〔１１２〕。大学毕业后，方励之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即现在的“原子能所”的前身），领导一个１２人的理论小组，研究设计生产钚的核反应堆，这应该是当时机密的核武器工程的一部分〔１１３〕。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中，方励之被打成“严重右倾”，以后又被开除出党，调离机密的研究工作，并于１９５８年重新分配到在北京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任教。１９６０年代初，方励之在粒子、凝聚态和激光物理学研究方面都非常活跃。１９６９年，他和科大物理系的同事们被下放到安徽淮南的煤矿劳动〔１１４〕。在淮南，方励之偶然发现了一本苏联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朗道（Lev　Landau，１９０８－１９６８）的《经典场论》。他背着监管人反复阅读了朗道的著作，并从此迷上了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研究：“在淮南的几个月中，朗道这本书成了我在劳动之后最心爱的读物，也是唯一的寄托。每当暗夜降临，一身疲惫躺在（蚊）帐子里的我，其灵魂往往就已经随着膨胀的宇宙去寻找那优美动人的原初奇点了。”〔１１５〕

　　到１９７１年底，方励之已转而研究天体物理，但苦于缺乏对该领域当前文献信息的了解〔１１６〕。１９７２年春，临时到北京工作的方励之，在中科院找到了当时的天体物理学文献，并有机会与其他兴趣相同的物理学家讨论。在听说《物理》杂志即将创刊后，方励之便迅速地完成了上述论文，利用“‘标量－张量理论’（一种引力度规理论）和黑体辐射数据来计算宇宙演化的基本空间和时间性质”。文章发表后还不到６个月，就成为“上海理科批判组”的攻击目标，因为该文所支持的大爆炸宇宙论直接与辩证唯物主义有关宇宙无限的教条相抵触，因而被认为是反动学说〔１１７〕。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宇宙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无限性的争辩，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相对论宇宙学于１９３０年代在苏联受到谴责，最引人注目的是日丹诺夫在１９４０年代末的抨击。日丹诺夫的讲话早在１９４８年就被介绍到中国，并很快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接受〔１１８〕。这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相对论宇宙学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虽然并没有明文禁止，但在方励之以前，没有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过相对论大爆炸宇宙学方面的科学论文。〔１１９〕这种情况当然也与大爆炸宇宙学自身的发展历史有关。大爆炸宇宙学虽诞生于１９４０年代，但直到１９６５年发现宇宙的３。５微波背景辐射之后，才开始在国际物理学界“热”起来。〔１２０〕而此时的中国已经陷入文革初期的狂热与极度的混乱之中，根本不可能从事有关的研究。对于大多数中国的科学家来说，当时甚至很难充分了解到国际上科学研究发展的前沿动态。在极左思潮和实用主义盛行的文革期间，方励之得以突破多年来意识形态上的禁忌，发表支持大爆炸宇宙学的论文，这看似不可思议，〔１２１〕但仔细分析起来却是可以理解的。首先，到１９７２年，文革的高潮即最动荡的时期已过，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正领导着一场反对极左思潮的斗争，并强调要恢复基础科学理论的研究。其次，当时国际上关于大爆炸宇宙学的研究正蓬勃发展，并已发表了许多论文，方励之在准备其论文时就参考利用了其中一些西方文献。〔１２２〕第三，当时北京的相对论批判的闹剧已经收场，上海的批判尚处于半休眠状态，而方励之所在的科大又地处远离上述两个政治中心的安徽省，这使方励之有相对来说较高的自由度，来决定自己的研究课题。〔１２３〕第四，当时在中国，研究天体物理和引力理论的队伍有所壮大，使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可以相互交流、共同讨论的研究群体。〔１２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天体物理研究得以加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批优秀数学家的加盟，而这却是激进派片面地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结果。〔１２５〕

　　方励之公开支持所谓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大爆炸宇宙学，激怒了“上海理科批判组”和其他正统马克思主义批判者。为此，他们很快组织了一场批判方励之及其支持者的运动。从１９７３年初至１９７６年秋，在全国性的报刊和学术杂志上，至少有３０篇文章针对大爆炸理论或方励之的论文做了批判，其中许多批判文章出自“上海理科批判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对大爆炸宇宙学的批判却也带来了批判者们始料未及的后果。例如，中国天文学家们就得以借开展“大批判”的名义，在１９７４年恢复召开了各种全国性的天文学会议〔１２６〕。１９７５年，由于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激进分子再次退居守势〔１２７〕。是年秋，方励之及其同事们得以发表一篇回应批判的文章。在这篇题为《河外天体红移是可以认识的》的文章中，方励之认为，“无论大爆炸理论正确与否，射电天文学等最新进展已使得宇宙学成为一门实验科学，可以通过通常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哲学讨论来研究”〔１２８〕。１９７３年，方励之和他在科大的４位同事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天体物理学研究小组，在１９７０年代发表了大量文章。这个小组后来发展成了科大的天体物理中心，霍金在１９８５年称赞该中心“达到了当时天文学和宇宙学研究的最新水平”〔１２９〕。同年，方励之与其日本合作者佐藤文隆分享了美国“引力研究基金会”颁发的年度最佳论文奖，这被认为是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学领域的最高奖。〔１３０〕

　　◇　《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

　　除了促成天文学全国会议的恢复，上海的批判运动还带来了另一个意外结果：《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与北京及其它地方产出的批判文章相比，“上海理科批判组”的文章对爱因斯坦的论著有更多的引述，而这些爱因斯坦论著又是大多数中国读者前所未知的。“上海理科批判组”的优势来自于没收的两份许良英的手稿：一部专著《爱因斯坦的世界观》和一部译著《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１３１〕。商务印书馆在１９６４年底搁置了出版爱因斯坦哲学论著的计划之后（见第四章），于１９６５年初将译稿退还给许良英。此后，许良英继续润饰译文，并与合译者李宝恒于１９６５年合作发表了一篇文章〔１３２〕。可能正是由于这篇合作的文章，李宝恒在１９６６年文革一开始时便遭到了批判。红卫兵从李宝恒在上海的家中查抄了他与许良英合译的《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以及许良英所著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手稿。由于自１９６６年就与李宝恒失去了联系，许良英一直到１９６９年底才听说这两部手稿的下落〔１３３〕。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底，一位来自北京的物理学家来到浙江临海许良英所在的小村庄，代表“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向许良英“借阅”他所翻译的《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以下简称《爱选》）的草稿及有关资料，以便与把持着《爱选》成稿的“上海理科批判组”竞争。许良英从这位北京来的代表那里得知，“上海理科批判组”正在使用他的译稿〔１３４〕。于是许良英便于１９７０年１月３０日写信给上海的批判组，表示希望加入批判工作，并请他们先将他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手稿还给他，“准备彻底加以改写”〔１３５〕。但许良英始终未收到该信的回音。又过了一年多以后，１９７１年１０月，许良英得知商务印书馆已恢复出版业务，便写信给商务，看看他们是否能恢复从前的《爱选》出版计划〔１３６〕。１０月２７日，商务印书馆给许良英回信，要他立刻将《爱选》的成稿寄去，以便决定是否出版〔１３７〕。许良英于是开始努力向“上海理科批判组”索回他的译稿成稿。

　　许良英先给身在上海的李宝恒写信，“要他负责交涉取回《爱选》稿”。但李宝恒后来回信告诉许良英，说他做不到，因为译稿已被上海当局“正式借用”，还打了“借条”。当局告诉许良英和李宝恒，“这些稿子，现在要用，用毕，一定把原稿全部还给你（们）”〔１３８〕。但是，许、李二人并未被告知归还这些译稿的具体日期。许良英立刻写信给留下借条的沈铭贤，“要求在一个月内寄还全部原稿”。在信中，许良英还希望借用者对他的“这些未发表过的劳动果实给以最起码的尊重。”但两个月后，许良英仍未收到其手稿，进一步的询问也石沉大海〔１３９〕。一位在上海的朋友建议许良英与当时的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组长朱永嘉联系，因为“上海理科批判组”隶属于该写作组〔１４０〕。许良英于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８日给朱永嘉发了一封挂号信，告诉他自己将于３月底去北京，要求他们在此以前归还他的两部手稿。３月２７日，许良英终于收到了《爱选》的成稿原稿。但另一部手稿，长达１７万字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却被告知已经“下落不明”。〔１４１〕

　　当许良英拿回《爱选》的译稿时，李宝恒告诉他，“上海理科批判组”已经让他和复旦大学的几位物理学教授对译稿进行了校对，“准备作为内部资料少量印一些”。既然只是“作为内部资料”，而且是“非正式地少量印一些”，许良英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直到５个月后他才意识到，这些“内部资料”几乎毁掉了他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计划〔１４２〕。许良英于３月２９日将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并在一星期后即得到正式答复。商务印书馆“认为此稿重要，决定尽速出版”〔１４３〕。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许良英留在北京校订、润饰译稿。他还从国外最近的出版物中发现了许多新发表的爱因斯坦著作。从这些新材料中，许又挑选了１８篇文章，添入译稿。６月，许良英回到浙江，继续校订译稿。７月，李宝恒也加入了对译稿进行修订和增补的工作，准备加译９篇从俄语文献中新发现的相关文章。许、李二人计划于１０月上旬正式向商务印书馆交稿。〔１４４〕

　　就在许良英和李宝恒快要完成增补和修订工作之时，一则新书预告却使他们大吃一惊。９月份，一位北京的朋友告诉许良英，“上海理科批判组”（以“复旦大学编译组”的名义）将于１０月份出版一本名为《爱因斯坦言论集》的新书。许良英将该书的预告内容与自己的译稿进行比较，发现它实质上就是自己于１９６５年完成的译稿的翻版〔１４５〕。决心捍卫自己呕心沥血多年的劳动成果，许良英于１０月３日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写了一封详细的申诉信〔１４６〕。１０月１２日，许良英又来到上海，亲自与上海当局的有关人员据理力争，以讨回公道。许良英的很多朋友都警告他说，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因为徐景贤和朱永嘉都是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亲信〔１４７〕。尽管如此，许良英还是继续申诉。当时，他的处境十分艰险，但却从未放弃。朱永嘉对许良英的执著和勇气感到吃惊，不得不派人与他谈判〔１４８〕。为了诱使许良英放弃他的要求，朱永嘉提出给他安排工作，在书上加署他的名字，并付予其文革期间罕见的稿酬。对任何处于许良英当时的境地的人（一个摘了帽的“反动右派”，被开除公职，并已被迫在乡下劳动了１４年多）来说，朱永嘉所开的条件都是非常诱人的。但许良英却不为所动，坚持自己及其合作者对译稿所应有的权利。朱永嘉被许良英的固执要求所激怒，据说他曾暴怒地咆哮道：“我们出我们的书，与许良英无关”〔１４９〕。

　　在上海遭受的挫折，并未阻止许良英的继续努力，他决定向中央领导申诉。在从上海回家的途中，他在杭州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托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转交。竺可桢是许良英的母校—浙江大学的老校长。在听说竺可桢将此信转交给国务院后，朱永嘉大为惊慌，连忙答应放弃原来的出版计划。１９７３年３月，朱永嘉从上海人民出版社派了两个人到北京，与商务印书馆商谈。双方达成协议：商务将按原计划出书，而上海人民出版社则只可印刷少量的《爱因斯坦言论集》内部发行。〔１５０〕

　　１９７３年夏，译者和商务印书馆决定将一卷本的《爱因斯坦哲学论著选》扩充成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不仅要收录爱因斯坦的哲学论著，还将包括他关于科学、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文章与言论〔１５１〕。这样，原定的书名“爱因斯坦哲学论著选”显然已不适用于扩充后的三卷本文集。而在确定新书名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一场虽不大但却令人深思的争论。许良英提出用《爱因斯坦选集》作为新书名。有关各方都同意他的提议，唯独国家科委的一位干部不同意。此人的意见是，“选集”一词只专用于革命导师，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爱因斯坦是一位资产阶级科学家，当然不配用这个词。最终，根据于光远的建议，书名改成了《爱因斯坦文集》〔１５２〕。基于类似的理由，爱因斯坦文集的封面不能用红色，书名不可烫金〔１５３〕。１９７４年，“四人帮”又发起一场名为“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其间已列入商务印书馆出版计划的许多西方著作都被取消了。但是这一次，《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此前商务已经与上海当局达成协议，并上报给国家出版局备案〔１５４〕。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捕，文革正式结束。同年１２月，《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首次付印就印了２５０００本，但仅限于内部发行。７个月之后，商务印书馆决定重印文集第一卷，并改为公开发行〔１５５〕。周培源受邀为该卷作序，他让许良英帮他起草该序言〔１５６〕。在草稿中，许良英赞颂爱因斯坦为“人类科学史和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这一说法导致许良英和商务印书馆负责学术著作出版的编辑发生争执。该编辑反对称爱因斯坦为“人类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因为，他辩称，“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资产阶级已经没有思想家”。许良英则反诘道：“（难道）马克思之后，资产阶级都不思想了？！”〔１５７〕最终双方都告到周培源那里。在听了双方的意见后，周培源沉着而又不无幽默地说：既然思想史上的巨星，有人不同意，干脆把“思想史”和“科学史”几个字都删了，改成“他（爱因斯坦）是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吧！〔１５８〕

　　这样，周培源不仅机智地化解了反对意见，而且还给予了爱因斯坦更高的历史地位。重印的第一卷于１９７８年３月问世，其序言于３月１４日全文刊载于《人民日报》，以纪念爱因斯坦诞辰９９周年〔１５９〕。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不仅在学术界大受欢迎，而且引起了政治领袖们的注意。例如，胡耀邦（１９１５－１９８９）在第一卷出版后不久就通读了该书。１９７７年，胡耀邦积极组织“思想解放运动”，反对从文革中继承下来的极左政策。其间他曾向共青团的干部推荐《爱因斯坦文集》，说书中的内容给了他很大的启发。翌年，胡又在中组部干部会上，“要求大家学习《爱因斯坦文集》。”〔１６０〕。１９７９年１０月，《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出版，其内容为“爱因斯坦的社会政治言论”〔１６１〕。这一卷在中国的大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中特别受欢迎。根据１９８０年代中期进行的一项报纸调查，第三卷是大学生最喜爱的图书之一〔１６２〕。

[ 本帖最后由 qdpan 于 2010-8-24 21:16 编辑 ]

qdpan

引用:

 

　　◇　《物理》杂志上的相对论“讨论”

　　《物理》杂志创办于１９７２年６月。当时，周恩来总理正将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扩展到文化教育领域，并采取特定的措施，挽救正陷于危险的倒退之中的中国科学。周恩来特别关心基础科学的研究，因为在文革初期，这些研究几乎被全部取消〔１６３〕。在１９７２年，《物理》是中国唯一的物理专业杂志，也是当时国内仅存的两种自然科学杂志之一〔１６４〕。《物理》杂志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反映我国物理学研究和应用的综合性科技刊物”。其内容，首先要包括“在物理学研究工作中，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科学实验的收获和体会”；其次才是“具有创造性的物理研究论文（包括实验技术、研究简报）及评述性文章”，以及其他与物理学有关的专栏文章、讨论和简讯等〔１６５〕。该杂志的编辑们强调，他们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这也是经常用来走私非正统观点的一个借口。１９７２年底，方励之所发表的关于大爆炸宇宙学的论文，就是一个例子。为了响应毛主席依靠群众办报的指示，编辑们呼吁“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科技工作者”来“支持和帮助”办好《物理》〔１６６〕。《物理》杂志的这些办刊指导方针，预示了它在此后数年内的发展。

　　虽然在计划的刊登内容中，有关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文章被排在第一位，但在１９７２至１９７３年期间，《物理》杂志并没有发表这方面的文章，所有刊登的文章都与科学或技术问题有关。不过，从１９７４年第１期开始，越来越多的政治社论和所谓的有关物理问题的哲学讨论也掺加于《物理》杂志中。这一变化与当时全国整个的政治气氛的改变是一致的：周恩来的反对极左思潮的斗争已被毛泽东制止了，激进派于１９７３年后期借“批林批孔”运动发动了反击。在《物理》新增的“哲学和物理学”栏目里，曾于１９６５年批判爱因斯坦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哲学家柳树滋发表了一篇文章，谈他学习列宁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感想。他将该书吹嘘成“指导现代物理学和各门自然科学发展的灿烂明灯”，并敦促中国物理学家“认真”学习，以便在推进现代物理学的过程中“更好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１６７〕

　　列宁于１９０８年发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为辩证唯物主义辩护，反驳一群所谓的“马赫主义者”根据新的科学发现尤其是二十世纪之交的物理学发现对辩证唯物主义所作的批判〔１６８〕。列宁的一个主要批判对象，就是所谓的“物理学”唯心主义，这是当时物理学家的一个特定学派的唯心主义，列宁认为它与马赫主义有着“无可怀疑的联系”。马赫主义得名于奥地利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马赫（Ernst　Mach，１８３８－１９１６）。列宁称彭加勒（庞加莱）、杜恒和毕尔生是这一学派其他的物理学家代表〔１６９〕。列宁的结论是，这“少数新物理学家，在……新物理学危机的影响下，由于不懂得辩证法，就经过相对主义而陷入了唯心主义”〔１７０〕。

　　在他的感想中，柳树滋强调，尽管自然科学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但是“列宁在那一时期所作出的所有分析和论断并没有过时。”〔１７１〕他还进一步宣称，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科学家“从相对论中‘导出’所谓‘宇宙有限’的结论，妄图在茫茫宇宙的外面为上帝寻找新的栖身之所”；而且他们努力“从相对论质能关系式复活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他告诫中国的物理学家说：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革命的科学工作者，决不应当忽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对于这一切反动谬论都不能漠然视之，不论它们在什么地方出现，假借什么名义，披上什么伪装，都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加以揭露和批判。柳树滋最后得出结论说，“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必须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１７２〕。

　　柳树滋的文章引发了《物理》杂志上一系列对现代物理理论的批判，这些批判经常是以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教导为基础的。例如，在接下来的一期《物理》中刊登的一篇书评，就称海森堡的《物理学和哲学》一书是“当代‘物理学的’唯心论的一个标本”〔１７３〕。不过，在此后的５年里，《物理》上的批判和争论还是集中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引发这些争论的，则是一本广为流传的小册子《空间与时间》〔１７４〕。

　　这本小册子的作者秦元勋（１９２３－），于１９４７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应用数学领域的专家，并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做出了贡献。但他也是积极参与１９６８－１９７０年间北京相对论批判运动的唯一一位资深的中国科学家〔１７５〕。尽管北京的批判运动在１９７０年底就结束了，但秦元勋显然仍在继续完善其批判思想，即使在他被下放到河南上蔡县的农村之后也是如此〔１７６〕。

　　秦元勋的小册子的核心内容，是介绍他自己的新理论。他自称，这一理论将使一般读者能够更容易地“理解狭义相对论的时空本质”，并且抛弃了“有争议的‘光速不变’的爱因斯坦假设。”〔１７７〕。虽然秦元勋认为他的理论是在批判爱因斯坦时空理论方面的一个突破，但他的小册子很快就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并在《物理》上引发了争论〔１７８〕。

　　大多数物理学家在评论秦元勋的理论时都持批评态度。１９７４年８月，一位署名甄敏的作者批评了秦元勋的小册子在基本物理概念和逻辑结构方面存在的严重错误〔１７９〕。１２月，一些天体物理学家指出，秦元勋只是重复了某些西方物理学家自１９１０年以来做过的工作，他“不仅没有击中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中的唯心论及实证论，反而把一些好的东西也丢掉了，宣扬了错误的东西”〔１８０〕。但这些批评并没有阻止秦元勋继续宣扬他的理论。

　　从１９７５年开始，《物理》开设了一个新栏目“物理学争鸣”，以“广泛深入地开展一些物理学问题的讨论”，“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世界观”〔１８１〕。在该栏目中争论的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相对论。为此，编辑发表了秦元勋的一篇论文，并附３篇评论。秦元勋的文章对他先前发表的理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１８２〕除了他以前的一些论断，秦元勋还断言他的理论可以将爱因斯坦理论作为一种近似包含在内，而且能够处理可能的超光速现象、光子的静止质量及光速可变等问题〔１８３〕。在随后的三位评论中，没有一篇完全赞同秦元勋的观点。第一位评论者是北京航空学院的物理学家谢继深，他同意秦元勋关于相对论需要加以修正的意见，并称，“秦元勋同志不满足于相对论已取得的成果，敢于动它，力图突破它，这种精神应予肯定。”但是，谢认为秦元勋过于强调逻辑而忽视了实验，秦文的“物理思想不够清楚，前提假设不明确。”〔１８４〕。北京师范大学的喀兴林和杨展如合作撰写了第二篇评述，该文质疑秦元勋“根本不涉及光的传播”，“不再和光学、电磁学直接联系”去探讨时空性质的作法。喀和杨指出，秦的理论不仅“物理意义是很不明确的，令人费解的，数学上也是很牵强的”〔１８５〕。第三篇评论文章的作者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理论物理学家朱重远。〔１８６〕朱文一方面指出应对“渗进”爱因斯坦相对论体系的“反动哲学思想”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又针锋相对地对秦元勋的主张进行了尖锐的反驳〔１８７〕。

　　秦元勋１９７５年的文章开启了《物理》杂志上的“相对论问题讨论”系列。在８个系列中，该杂志一共发表了２５篇相关的文章。其中专业科学工作者包括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撰写了１５篇（占６０％），其余则由业余科学爱好者们，如中学教师、工人和下乡知青（通常是插队到农村的中学毕业生）等所作。秦元勋写了２篇文章，其它文章中有１８篇（占７８％）评论了秦元勋的理论，但支持他的只有２篇（占１１％）。两位支持者都是中学教师〔１８８〕。评论者中没有一位专业科学工作者同意秦元勋的理论。不过，反对秦元勋并不一定意味着支持爱因斯坦。事实上，在１６篇批判秦的文章中有７篇（占４４％）也攻击了相对论。在所有２５篇文章中，只有９篇（占３６％）试图捍卫相对论的主要内容和结论，然而即使是这些文章的作者，通常也只是有条件地阐述了他们的支持性论点，并且仍然批判了所谓的爱因斯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诠释。

　　“相对论问题讨论”系列始于１９７５年初，直到１９７７年夏才结束。最后一组争论文章发表于１９７７年６月，此时距“四人帮”被捕都已经８个月了。这显示，这场争论并非为激进派的领导人所直接控制，辩论的参与者们似乎也主要不是出于政治动机。推动这一系列“讨论”的真正驱动力是“辩证唯物论”——即所谓“现代物理学的发展的指导”。该争论的发展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在中国科学界的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从１９７７年下半年起，事情就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和发展了。在中国主流专业科学杂志上发表任何挑战相对论的文章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如果不是全然不可能的话〔１８９〕。１９７７年１２月，《物理》发表了范岱年的文章，谴责陈伯达和姚文元领导的反相对论运动。尽管范文谴责批判运动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科学”的罪行，它仍然认同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年间青年物理学家们批判爱因斯坦的主动行动，并且也未提及《物理》上的争论。实际上，范文坚持了对相对论进行哲学批判的合法性：爱因斯坦的哲学观点确实包含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成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确实也歪曲利用爱因斯坦的学说，作出了荒谬的哲学结论。这些都是应该加以批判的。〔１９０〕该文清楚地反映了，所谓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教条当时对于中国物理学家思想的束缚之深，其彻底之转变还需假以时日。不过重要的是，范文代表了一个转折点，它清楚地显示，从政治、科学甚至哲学上对爱因斯坦及其理论的又一次全面反思已经开始了。

　　注释：

　　１．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II: Revolu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66-1982, vol. 15,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HOC）（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07-110.
　　该卷有中译本，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１９６６—１９８２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同上，１１１。

　　３．１９２０年魏兰德恶毒攻击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时，魏玛德国国内的气氛也与此相似。见Albert Folsing, Albert Einstein: A
　　Biography, trans. Ewald Osers (New York; Viking, 1997), 460.

　　４．笔者感谢屈儆诚博士提供了这位中学教师的姓名（屈儆诚的电子邮件，２０００年９月８日）。该信息此前未曾公开发表过。

　　５．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见许良英，方励之编．爱因斯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２１２－２５１。屈、许二人的文章是第一篇详细考察这场批判运动的文章。此文原为屈儆诚在许良英的指导下，于１９８３年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完成的硕士论文。该文的删节版曾发表于《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６（６），１９８４和７（１），１９８５，论文的全文则收录于以上所引的《爱因斯坦研究》中。两种版本都略去了所引用的材料来源及批判运动参与者的姓名，正如屈、许二人所注明的那样，这是因为，大多数资料都属于“内部材料”，根据中国官方规定，不可公开。因此，许多相关的原始史料现在还不得而知。此外，批判运动的大多数参与者都在文革结束前认识到了他们的“错误”，甚至转而为相对论辩护；其中有许多人现在仍活跃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甚至身居要职。为此，有些人的姓名不便披露。在这种情况下，笔者也不得不将屈儆诚的论文，作为本项研究所依赖的原始史料之一。请注意：虽然《爱因斯坦研究》一书已于１９８９年印出，但并未发行，故一般读者至今无法得到该书。

　　６．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２１５。

　　７．同上。

　　８．笔者于２０００年９月７日对许良英教授的采访。

　　９．同上，以及笔者对张操教授的采访。张操当时是一位年轻的大学物理学教师，曾参与了批判运动，但未能成为该学习班的正式成员。在当时，能成为该学习班的一员是一种荣誉，因而也很难得。

　　１０．笔者于２０００年９月７日对许良英教授的采访。根据笔者对张操教授的采访，当时实际上在北京成立了两个小组，彼此相互竞争：其中一个主要由中国科学院的年轻物理学家组成，另一个则由在京高校的青年教师及其他人物如周友华等组成。前一组在中科院物理所聚会，后一组则在北京航空学院集中活动。孔令华是后一组的负责人。根据这一描述，北京的批判运动的组织结构与屈、许二人的论文所述有所冲突，但对笔者在本章中的主要论点似乎并无影响。关于北京批判运动的详细组织结构及其演变，还需做进一步地调查研究。

　　１１．孔淑静、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海南海口：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３．序一：３－４；３５－４１，５６，７４－７５，２４４。

　　１２．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２１５．

　　１３．同上。

　　１４．同上，２１６。

　　１５．同上。

　　１６．同上。

　　１７．同上，２１６－２１７。

　　１８．有关光速不变原理实验证据的讨论，见 W. Pauli, Theory of Relativity, trans. G. Field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58), 5-9; and J. G. Fox, "Evidence Against
　　Emission Theo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 33, no.1 (1965):1-17. 感谢
　　M.J. Klein 教授向笔者指出这些资料。

　　１９．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２１７。

　　２０．同上。

　　２１．由于急需更多与爱因斯坦及其研究有关的中文材料，中科院批判小组曾于１９６９年末派人到浙江去找许良英。

　　２２．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２１７。

　　２３．同上，２１７－２１８。

　　２４．同上，２１８。

　　２５．有关珍宝岛事件的详细讨论分析，见 MacFarquhar and Fairbank, eds., CHOC, 15: 254-265.

　　２６．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２１８。

　　２７．同上。竺可桢．竺可桢日记，１９６６－１９７４．５．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３０３。竺可桢至迟于１９６９年９月７日即开始学习和思考有关相对论的问题，以准备中科院后来于１０月２３日召开的相对论讨论会。他在此期间的学习相对论的详细情况，见《竺可桢日记》，５：２９７－３０３。

　　２８．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２１８－２１９．

　　２９．毛泽东过去曾受益于陈伯达的协助，并因此对陈相当赏识。详细讨论，参见 Raymond F. Wylie, The emergence of
　　Maoism: Mao Tsetung, 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Quoted in
　　MacFarquhar and Fairbank, eds., CHOC, 15:316 n38.)

　　３０．叶永烈．陈伯达传．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３，２８２。

　　３１．MacFarquhar and Fairbank, eds., CHOC, 15:
　　316.　根据陈伯达传记作者叶永烈的说法，陈伯达早在１９６７年１月就已成了中共党内的第４号人物（见叶永烈．陈伯达传．３７７）。

　　３２．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２１９－２２０。斯坦尼斯拉夫斯基（Konstantin S.
　　Stanislavski，１８６３－１９３８）是俄国演员、导演和制片人，还是始于１８９８年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创建人。他最为知名的成就，是创建了一个表演体系或理论，称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方法。

　　３３．张春桥和姚文元是来自上海的更年轻的党内宣传家，于文革早期迅速得势。二人都是“四人帮”的成员。“四人帮”的另外２人是：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司令王洪文。

　　３４．陈伯达与江青密谋，于１９６７年初，搞垮了陶铸。见叶永烈．陈伯达传．３７６－３７７。

　　３５．关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之争的详情，见叶永烈．陈伯达传．４９２－４９９。叶永烈的描述与其它资料中的记载是一致的（见 MacFarquhar
　　and Fairbank, eds., CHOC, 15: 196 n.136, 316.）

　　３６．叶永烈．陈伯达传．４９８－４９９。

　　３７．陈伯达无视毛泽东的一再警告，不顾一切地支持林彪，即是出色的例证。

　　３８．孔淑静．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海南海口：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３．序一：３。柳树滋在该序言中称，毛泽东和孔令华的谈话发生在１９７２年前后，并说，“当陈伯达知道主席这次谈话后，曾以此作为在科技领域中开展‘革命大批判’的理由”。这一说法在时间上显然是错误的，因为陈伯达在１９７０年８月就已下台。不过，柳所回忆的发生在毛、孔和他本人之间的谈话，应该确有其事，内容大概也是准确的，只是事情发生的时间，须要再提前２－３年。

　　３９．感谢董光璧教授告知笔者他对此问题的灼见。

　　４０．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２２２。

　　４１．国际流体力学和理论物理科学讨论会组织委员会编．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２．３１。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５６。

　　４２．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５７。

　　４３．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２１７。

　　４４．刘西尧（１９１６－），湖南长沙人，武汉大学肄业，１９３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６３年授少将军衔。１９６６年８月起担任周恩来总理的联络员。１９７０年，刘西尧担任中国科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见徐友春．民国人物大词典．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１４１５。中国人名大辞典·当代人物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５２８。）

　　４５．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３０－３１。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　２２０。林家治．吴有训传．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１６１－１６２。会议日期引自屈、许的论文。

　　４６．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２２０。相对论批判北京讨论会，记录本之一和之二（由两位不同的记录员同时记录）．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３日．未发表（以下称为“北京讨论会记录”）。该记录现存于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４７．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２２０。林家治．吴有训传．１６２。吴有训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于１９２６年在康普顿（A .H.Compton）指导下获得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康普顿曾对杨振宁说，吴有训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学生之一”。王淦昌．深切怀念吴有训老师．见：郭奕玲，唐孝威，吴惕生编．吴有训论文选集．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xxvi。周培源是物理学教授，北京大学教务长，见本书第３章对他的背景介绍。钱学森于１９３６年从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所有这些科学家生平资料都见于《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

　　４８．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３１。

　　４９．胡济民等编．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２２０。王淦昌于１９３３年在迈特纳（Lise
　　Meitner）指导下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

　　５０．与人们普遍认为的（例如林家治．吴有训传．１６２页所描述的）相反，刘西尧似乎并未参加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３日举行的这次会议。

　　５１．北京讨论会记录。近期有关何祚庥的一项研究，见 H. Lyman Miller, "Xu Liangying and He Zuoxiu:
　　Divergent responses to physics and politics in the post Mao
　　period,"　Historical Studies on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HSPS)
　　30, no. Part　1 (1999): 89-144.

　　５２．北京讨论会记录。

　　５３．同上。

　　５４．同上。根据当时可以得到的实验观测数据，爱因斯坦于１９１７年提出了一个静态有限的宇宙模型，但后来放弃了。到１９３０年，爱丁顿已意识到研究动态或膨胀宇宙模型的必要性。(Helge Kragh, Cosmology and Controversy: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wo Theories of the Univers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7,21.)

　　５５．北京讨论会记录。

　　５６．同上。

　　５７．北京讨论会记录。

　　５８．北京讨论会记录。

　　５９．同上。

　　６０．同上。两本记录中关于郝梦策发言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笔者在保持原义的前提条件下，根据两本记录的内容做了综合与少量编辑工作。

　　６１．北京讨论会记录；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１４６。正如《讨论会记录》中所反映的那样，许多受人尊敬的著名科学家当时并未挺身而出，公开地站出来反对相对论批判运动，有的甚至还随声附和，这可能使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感到失望。但是，应当指出，由于我们从未亲历他们所处的险境，因而也就很难想象他们当时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因此，我们应当理解，在当时那种人人自危的恶劣政治气氛中，他们多数只能尽力而为，以各种婉转的方式，进行间接或消极的抵制。这些科学家们，甚至包括大多数爱因斯坦的批判者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应当受到主要谴责的，是当时的政治体制和思想。

　　６２．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３１。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２２０。

　　６３．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２２１。

　　６４．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３１。

　　６５．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２２１。

　　６６．"Report on Criticizing the Bourgeoisie Reactionary View in National
　　Scientific Theory from the CAS," CAS Archives, Party Committee, no.18,
　　1968. Cited in Shuping Yao,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Science: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Science in Context 3, no.2
　　(1989): 465 n58.另见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２２１。

　　６７．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３１。

　　６８．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２２２。

　　６９．同上。

　　７０．同上，２２２－２２３。

　　７１．同上，２２２。

　　７２．同上，２２３－２２４。

　　７３．笔者对“批判相对论学习班”一位前成员的采访。

　　７４．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２２４。

　　７５．同上，２２７－２２８。

　　７６．同上，２３０－２３１。

　　７７．同上，２２５。

　　７８．同上。关于“上海理科批判组”的组成人员，见 James W. Williams, "Fang Lizhi's Big Bang: A
　　Physicist and the State in China;" HSPS 30, part 1　(1999): 73.

　　７９．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２２５。８０．同上。周同庆是光学专家，师从K．T．康普顿，于１９３２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周同庆于１９３３年回国后，在一些著名大学任教。１９５５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戴念祖等编．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论文集粹．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５８９）

　　８１．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２２５。

　　８２．同上。

　　８３．同上。

　　８４．同上，２２５－２２６。

　　８５．同上，２２７－２２８。在这期间，“上海理科批判组”继续修改他们的批判文章《爱因斯坦和相对论》。

　　８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６０５，１６１０。

　　８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０６１－１０６５。MacFarquhar and
　　Fairbank, eds., CHOC, 15: 340.

　　８８．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６３３。

　　８９．Chen Ning Yang, 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San
　　Francisc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83), 77.

　　９０．C. K Jen, Recollections of a Chinese Physicist (Los　Alamos, New Mexico,
　　USA: Signition, Inc., 1990), 170-174.

　　９１．Yang, Selected Papers,
　　77．另见周培源传略，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３２。周恩来的指示，见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４７３。

　　９２．周恩来．周恩来选集．４７３，５３４，n．３６７。萨拉姆作为巴基斯坦总统的科学顾问访华，他于１９７９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９３．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２２９。

　　９４．同上，２２８。此时，周培源的反对意见应当是针对陈伯达，而非“四人帮”。

　　９５．有关后林彪时代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之间的斗争，以及周恩来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的讨论，参见 MacFarquhar and Fairbank,
　　eds., CHOC, 15: Chapter 4,
　　特别是３３６－３４２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下）．１６４５－１６４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下）．１０６５－１０６９。

　　９６．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２２７－２２８。

　　９７．同上，２２９－２３０。

　　９８．同上，２３０。这４篇文章用“上海理科批判组”的笔名“李柯”（“理科”的谐音）发表：评爱因斯坦的时空观．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３期，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１－１４；评爱因斯坦的运动观．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１期，１９７４年３月．１－２０；评爱因斯坦的物质观．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２期，１９７４年９月．１－１５；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自然辩证法杂志．第３期，１９７４年．５５－７４。

　　９９．MacFarquhar and Fairbank, eds., CHOC, 15: 3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下），１０７４－１０７６。

　　１００．李柯．评爱因斯坦的时空观，９－１２。

　　１０１．同上，１４。

　　１０２．同上。

　　１０３．李柯．评爱因斯坦的物质观，１。李柯．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５５。

　　１０４．李柯．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５５。

　　１０５．李柯．评爱因斯坦的运动观，２。

　　１０６．除了爱因斯坦的著作，这４篇文章中引用得最多的是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１０７．李柯．评爱因斯坦的物质观，６。李柯．评爱因斯坦的运动观，１７。一个典型的唯能论的支持者是奥斯瓦尔德（Wilhelm Ostwald,
　　1852-1922），他“主张应以唯能论替代动力学和原子论，成为一切物理学的基础。他声称，自然界唯一真正的本质是能量，而不是物质。”（W. F.
　　Bynum, E. J. Browne, and Roy Porter, eds.,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1984 reprint 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123.)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唯能论者奥斯瓦尔德进行了批判。

　　１０８．李柯．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５８－６０。

　　１０９．李柯．评爱因斯坦的物质观，２。

　　１１０．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２３２。

　　１１１．方励之．关于标量－张量理论中含物质及黑体辐射的宇宙解。物理，１（３），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６３。

　　１１２．Williams, "Fang Lizhi's Big Bang," 66, n.83.

　　１１３．同上，６６－６７。方励之在上大学时入党，四年级时又被选送到一个新成立的高度机密的核物理部门接受特别训练。

　　１１４．Williams, "Fang Lizhi's Big Bang,"　68-69, 70.

　　１１５．方励之．方励之回忆录（未发表）。Fang, Lizhi, Memoirs of Fang Lizhi (unpub., 1991),
　　163. 引自 Williams, "Fang Lizhi's Big Bang,"　71.

　　１１６．Williams, "Fang Lizhi's Big Bang,"　71.

　　１１７．同上，７２，７３。

　　１１８．有关苏联的抨击，同上，７３－７４。有关日丹诺夫１９４８年讲话的介绍，见许良英．争论从何而来？分歧何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５，１９８７，６２。有关中国的宇宙学论文，见Williams,
　　"Fang Lizhi's Big Bang,"　74, n.123.

　　１１９．Williams, "Fang Lizhi's Big Bang,"　75. 方励之教授给笔者的电子邮件，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１日。

　　１２０．Helge Kragh, Cosmology and Controversy: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wo Theories of the Univers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376.

　　１２１．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２３２。

　　１２２．方文中共引用了１１种参考文献，全部为英文资料，其中８种（７３％）是１９７０年以后发表的。见：方励之．关于标量－张量理论中含物质及黑体辐射的宇宙解．物理，１（３），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６６。

　　１２３．笔者曾询问方励之教授，“在撰写１９７２年的那篇论文时，是否曾顾虑或意识到它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后果？”方教授告知，“没有什么（顾虑），因为科大的（政治）气氛，要比北京和上海好得多。”（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１日方教授给笔者的电子邮件）

　　１２４．方励之在撰写其论文时就曾与邹振隆，陆启铿，刘煜奋和郭汉英进行过讨论。见：方励之．关于标量－张量理论中含物质及黑体辐射的宇宙解．物理，１（３），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６６。

　　１２５．郝柏林．２０世纪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艰辛历程。《北京观察》２００２年第９期．亦见网址：http://www.casad.ac.cn/2005-3/2005323240410.htm.

　　１２６．Williams, "Fang Lizhi's Big Bang,"　73,75.

　　１２７．有关邓小平于１９７３年重新上台、以及他在１９７６年第二次失势的情况，参见MacFarquhar and Fairbank, eds.,
　　CHOC, 15: 347-358.

　　１２８．方励之等．河外天体红移是可以认识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No．４　（１９７５）：５３－６９。引自 Williams, "Fang
　　Lizhi's Big Bang,"　75.

　　１２９.James H. Williams, ed., Chinese Studies in Philosophy 19, no.4 (Summer
　　1988), 95.

　　１３０．同上，１０，n.3 。关于美国“引力研究基金会”的情况以及历年来获奖人的名单，见网页http://www.theinternetfoundation.org/grf/default.htm

　　１３１．许良英．出版界和学术界的一件怪事。未发表的手稿，１９７２。

　　１３２．同上。有关许良英１９６５年的哲学文章的详情和真正作者，见本书第４章。

　　１３３．许良英．出版界和学术界的一件怪事。

　　１３４．同上。

　　１３５．同上。许良英当时希望加入批判队伍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第一，他想拿回他的手稿；第二，他想知道“上海理科批判组”到底想干什么，并且想对批判的方向有所影响；第三，他当时仍对爱因斯坦的政治和哲学思想持批评态度，这一点在他１９６５年的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笔者于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９日对许良英的电话采访。）

　　１３６．许良英．出版界和学术界的一件怪事。１９７０年９月６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会议的闭幕式上正式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仅仅１１天之后，周恩来总理就指示商务印书馆及其他出版机构恢复出版工作，为年轻人多出一些书。见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４６７。有关陈伯达在庐山会议受批判的情况，见叶永烈．陈伯达传，５４３。

　　１３７．许良英．出版界和学术界的一件怪事。

　　１３８．同上。

　　１３９．同上。

　　１４０．胡国华．绿色的文集，瞭望周刊，３７，１９８４，４５。

　　１４１．许良英．出版界和学术界的一件怪事。

　　１４２．同上。

　　１４３．同上。

　　１４４．同上。

　　１４５．同上。胡国华．绿色的文集，４５。

　　１４６．许良英．出版界和学术界的一件怪事。根据许良英在这份文件中的记录，他于１０月３日写了这封信，并于１０月１２日前往上海。

　　１４７．许良英．出版界和学术界的一件怪事。胡国华．绿色的文集，４５－４６。

　　１４８．胡国华．绿色的文集，４６。

　　１４９．同上。

　　１５０．许良英教授于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８日给笔者的信。另见胡国华．绿色的文集，４６。

　　１５１．胡国华．绿色的文集，４６。另见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１４４。

　　１５２．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１４４。

　　１５３．胡国华．绿色的文集，４６。

　　１５４．许良英教授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８日给笔者的信。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２３５。见
　　MacFarquhar and Fairbank, eds., CHOC, 15 (ref. 135): 343-347.

　　１５５．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１４６。

　　１５６．同上，１４７。

　　１５７．同上，１４７－１４８。

　　１５８．同上，１４８。

　　１５９．同上，１４８。

　　１６０．许良英．耀邦与知识分子心连心。刊载于张黎群等编．怀念耀邦。香港：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第三集，２７９－２８０。Xu Liangying,
　　"Einstein's Ideas on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heir influence on China"
　　（１９９５年２月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提交的论文）。胡耀邦是一位改革派领导人，于１９８０年代初担任党的总书记，但１９８７年１月被免职，并于１９８９年４月１５日因病意外地去世。

　　１６１．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共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第三卷。 Xu, "Einstein's Ideas,"　4.

　　１６２．Xu, "Einstein's Ideas,"　4.

　　１６３．有关周恩来对中国科学的担忧，见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１６３３。他在１９７２年为恢复科研工作所作的努力，见 MacFarquhar and
　　Fairbank, eds., CHOC, 15: Chap 4, 特别是第３３６－３４２页。

　　１６４．１９６６年夏天之后，除了《中国科学》之外，中国所有的科学期刊都停刊了。这一情形直到《物理》杂志创刊后才有所好转。关于中国科学期刊的出版情况，可参见于鸣镝主编．全中国中文期刊标准著录手册。大连：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３。

　　１６５．前言．物理，１（１），１９７２。

　　１６６．同上。

　　１６７．柳树滋．学习《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物理，３（１），１９７４，３。柳树滋是毛泽东之婿孔令华的高中同学兼密友。见孔淑静．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前言。

　　１６８．V. I. Lenin,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Critical Comments on a
　　Reactionary Philosoph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0), 13.

　　１６９．同上，３１３－３１４，３７０。

　　１７０．同上，３７０－３７１。

　　１７１．柳树滋．学习《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４。

　　１７２．同上，５。

　　１７３．代山．当代“物理学的”唯心论的一个标本——试评海森堡的《物理学和哲学》。物理，３（２），１９７４，８７－９０，９９。

　　１７４．秦元勋．空间与时间。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３。此书第一次印刷的印数为４．９万本。１７５．据与许良英的访谈：秦元勋是当时的批判者中唯一的一位副研究员（副教授），其他参加者的职称均在副教授以下。

　　１７６．秦元勋在河南上蔡完成这本书的写作。秦元勋．空间与时间，vi。

　　１７７．秦元勋．空间与时间．v－vi和封底的“内容简介”。秦元勋这本书是写给“只学过一些牛顿力学、初等数学的读者”看的。

　　１７８．甄敏．简评《空间与时间》一书。物理，３（４），１９７４．２４９。

　　１７９．甄敏．简评《空间与时间》一书，２５２。甄敏似乎是一位或一组物理学家的笔名，“甄敏”可能取自“争鸣”之谐音。在文革期间，以笔名发表文章是很流行的做法。

　　１８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相对论天体物理组．评时空对称原理及其它。物理，３（６），１９７４，３７３－３７４。

　　１８１．秦元勋．等速条件下的空时对称理论。物理，４（１），１９７５．５７（编者按）。

　　１８２．秦元勋的文章被认为是中国第一篇挑战爱因斯坦理论的论文。见宋正海等编．相对论再思考。北京：地震出版社，２００２，前言，１。

　　１８３．秦元勋．等速条件下的空时对称理论，６２。

　　１８４．谢继深．相对论要不要动？怎样动？物理，４（１），１９７５，６３。

　　１８５．喀兴林，杨展如．不能离开物质去讨论时空性质。物理，４（１），１９７５，６３。

　　１８６．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４日对张操教授的采访。作为一个非正式成员，张参与了北京和上海两地的批判运动，并一直对相对论持批评态度。朱重远于１９６３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物理系，１９６７年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理论物理室研究生毕业。
　　http://www.itp.ac.cn/en/JiGouSheZhi/show_user.php?login=ZhuZhongYuan，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４日查阅。

　　１８７．朱重远．这样的“体系”好吗？—与秦元勋同志商榷。物理，４（１），１９７５，６４

　　１８８．黄政新．评爱因斯坦的“光速极限论”。物理，４（５），１９７５，３１４－３１７。舒昌清．不能把相对论绝对化。物理，５（２），１９７６，１２７－１２８。黄政新是下放到福建省的知青。

　　１８９．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中国的一些“相对论异见者”一直在抱怨中国理论物理学界：“有关相对论的学术讨论环境还不宽松，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常被忽视，论文难以发表”。因此，他们从１９９０年代开始自行举办讨论会和会议，并于２００２年出版了第一本自己的论文集。见宋正海等编．相对论再思考．前言。

　　１９０．范岱年．“四人帮”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的一个罪证——批判他们对爱因斯坦的所谓“批判”。物理，６（６），１１９７７．３２２。

 

该文最起码让我们懂得：

1、在中国和苏联发生过的极为荒唐和滑稽的对于科学的大批判（苏联批判遗传学、中国批判爱因斯坦），其本质原因在于认为科学属于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科学当然要批判资产阶级科学；其直接原因在于当时政权的专制性，毫无民主气氛，大搞一言堂，一语不合，立马上纲上线，不但精神上遭到打击，而且甚至肉体上直接被消灭，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良心的科学家说些违心话应该被原谅。此外，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围绕着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好恶，一些政治派别借批判科学和科学家而大谋其私，争权夺利。

2、居然在这里见着了久违的何祚庥先生，原来他一贯紧跟形势，在批判爱因斯坦的伟业中充当了排头兵。何祚庥先生曾经自诩为自然辩证法专家，喜欢在专业之外指手画脚，有些事情也还说到过点子上，但总的说来，何先生的哲学至多停留在18世纪唯物主义的水平上。他的高调“人不应该敬畏自然”不过是18世纪乐观主义的翻版，我估计何祚庥根本没有受过反思启蒙、反思技术的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之类的影响。他的“人不应该敬畏自然”不过是为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推行“以破坏自然作为发展经济的代价”的政策造势罢了。

3、列宁对于马赫的批判可谓为苏联和中国的大批判开了个坏头。列宁那句名言“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至今还在干扰着一些人，以至于说起庞加莱、马赫、玻尔等人，仍然不屑一顾。实质上，正好相反，上面几人实在是哲学史上最好的哲学家之一。

4、很佩服王淦昌，他坚持不说昧心话。真是奇怪，可以拉上任何人去批判爱因斯坦，为什么偏偏找上王淦昌呢？他都制造出了原子弹，而制造原子弹的原理正是爱因斯坦的理论。如果问到底是谁有权判断爱因斯坦的理论是真是假的话，无过于王淦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