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梦幻少年
1 苦难和恐怖过早地闯入我的心灵。
一九六二年,中国大陆进入了最残酷的岁月。由于毛泽东的错误所带来的大 饥馑使全中国人饿死了至少两千万。
那一年我刚刚记事儿。父亲在县城里的政府人事局工作,母亲则带着我们五 个孩子住在城郊,我是靠母亲和兄长们挖野菜活下来的。那时候,我最喜欢的人 是我的长兄,他当时在县城里中学读书,每天学校发给他几块黑面的饼干,他舍 不得自己吃,全都给我留下来,星期天放假回家带给我吃,在我上小学之前,再 未吃过比黑饼干更好的点心了。
郊区村子里几乎每天都有饿死的人,而我们那富裕的松江平原却是中国最著 名的产粮区,当我后来成为了报告文学作家后才知道,我所生活的地区几乎是全 中国饿死人最少的地区之一。
就在那一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母亲抱着我去参加一次批斗大会,一个四十岁 左右的汉子在批斗会上被村干部和民兵打死了。他的“罪行”是因为熬不住饥饿
偷了人民公社生产队的青玉米。我永远忘不掉他死时的样子,他两只眼睛大大的 望着天空,一缕鲜血从额头流到脏兮兮的脸上;而他的嘴里塞满了嫩嫩的玉米粒 白浆,直到被打死他也不愿吐出来。
我发现他的嘴偶尔抽动一下,便喊:“他没死!”母亲把我抱得紧紧的,告 诉我,他死了,我感觉到母亲的身子在发抖。
饥饿常常折磨我,而我却不懂事地去折磨母亲,母亲的乳头被我吮得又红又 肿,我得不到乳汁而大声哭叫,而母亲只有暗自垂泪,喃喃说我不应该来这个世 界。
据姐姐回忆说我小时候最倔,而且不喜欢穿衣服,每天赤条条地和小伙伴在 水沟中嬉戏,如果我要吃奶,母亲来得迟了一会我绝不再吃,直到哭乾嗓子为止。
也许是因为我的倔强或我不该来这世界,父亲十分不喜欢我,我甚至觉得他 厌恶我,我五岁那年,母亲带我们搬进了城里和父亲住在一起,从此,父亲的巴 掌常常落在我的身上,而母亲只好用孱弱的身体护着我。
做为我挨打的补偿,母亲常常在我皮肉受苦后给我讲故事。母亲的故事很少 有童话,都是真实的历史传说,譬如:“苏武牧羊”、“岳母刺字”、“包公赔 情”等等。这对我人格的形成影响颇大,我从小就幻想长大以后能成为苏武或包 公式的人物。
我是一个爱幻想且又敢做敢为的孩子,当我上小学读书后,不仅功课是全班 最好的,在体育、音乐、绘画上我也充分显露才华。我是班长,这个职务从小学 一直伴随我高中毕业乃至大学毕业。
读小学时,我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但遗憾的是我那时接受的全是毛式思想教 育,当时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风暴袭击了每一个地区。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便 能把“毛主席语录”全部默背下来,并且读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 游记”、“红楼梦”、“七侠五义”等历史小说。这些书,多数是我们从被压封 的县图书馆中偷出来的,我们一些小伙伴常常互相借阅,以弥补无书读之苦。那 时是我较“风光”的时候,一到下午自习课时,老师开会搞大批判,各班同学便 请我讲故事,有时两个班为了争抢我这个业余故事员竟大打出手,制造“流血事 件”。这使我的父亲更不喜欢我。
父亲是一个十分谦和、对功名利禄又十分淡泊的人。他不高兴我过份活跃, 他认为我或早或迟要闯大祸。
记得一次语文老师朱辉给我们讲毛泽东诗词,那首诗词是毛泽东年轻时最得 意的诗词,词牌子是“沁园春”(长沙)。毛泽东在这首词中体现了他的“看苍 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远大政治抱负,那是我少年时代最喜欢的诗词中的一首: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桔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出长空,鱼翔浅底……
当朱辉老师读到“鱼翔浅底”的“翔”字时,竟把这个字读成了“翅”。于 是,变成了“鱼翅浅底”。我于是举手起立,指出了读音的错误。这首词我的二 哥已经给我讲过多遍,当时我不仅能深刻地领会词中的思想,而且能倒背如流。 二哥当时正在县城的唯一高中读书,并投身了文化大革命,和同学们一起编了一 张“红色造反报”,而那张报纸成了我常常阅读的东西。报纸上经常登载毛泽东 的诗词或由二哥亲笔撰写的“社论”。
在我指出来老师的错误后,她震怒了。她把黑板擦向我的头打来,厉声说: “我读翅就是翅,老师还不如你!”
我很吃惊,弄不懂为什么她读错了却要坚持说没错,忙解释说:“老师当然 比我有学问,不过,字典上这个字的注音也读翔,难道字典会错吗?”
盛怒之下,朱老师把我赶出了教室。 那是一个多雪的冬天,室外滴水成冰,我衣服单薄,忍不住寒冷的袭击,于
是便回家了。
没想到,放学后,朱老师带着几名女学生找到我家来,父亲热情地接待了她 们,而朱老师向我父亲汇报了我的“劣迹”。她说我“扰乱课堂”、“顶撞老 师”、“逃学”。
于是,父亲把我叫进屋,让我当面向老师道歉,承认错误。我如果承认了“错 误”也许不会挨打,但是我觉得有错的不是我,而是朱老师,她不但教育有误, 而且给我的三条罪状也是莫须有。我不服气,不仅不承认“错误”,而且把真实 情况讲给父亲听,以便为自己洗刷罪名。朱老师恼羞成怒,一甩身走了,扔下一 句话:“这个学生我不要了!”
于是,我的噩运又来了。 当老师走后,震怒的父亲猛然给了我两个耳光,并斥令我跪下,我的两颊迅
速地肿得很高,两耳高声鸣叫,嘴角的鲜血一滴滴掉在地板上,但是,我没有跪
下,任父亲的手一次比一次重── 父亲把我打糊涂了,我究竟犯了什么错?!
我在思考:是我错了?还是他们错了?事实是他们错了,那么挨惩罚的为什 么反而是我?母亲抱住父亲,让我快跑。
我不想跑,因为我想如果我跑反而会给父亲造成是我错了的感觉,既然我没 错,为什么要跑呢?让他打死我好了。
母亲哭着喊:“小伯笠,你要把你爹气死吗?” 我恍然大悟,要给父亲一个台阶,要不然他如何下台?我痛苦地走出家门。
黑色的夜空飘着鹅毛般的大雪片,朔风在雪中怒吼,我嘴角的血很快冻成了 冰粒,寒冬之夜,我去哪呢?
我想起了我的小伙伴一只大大胖胖的白鹅。夏天的时候我每天都到郊外为它 割青草,所以它跟我尤其亲热。我和小伙伴们玩耍时,它也常常跟着我,昂头挺 胸,像个大将军,我的小伙伴们常常被它啄得四处逃窜。于是,我走到我在柴禾 垛里为它掏的窝,钻进去。寒风夹着大雪灌进来,我便用柴草把洞口堵严实。我 抱住大白鹅温暖的身子,觉得自已不再孤独。我和它喃喃对话,我说:“大白鹅, 你全看见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就因为我是孩子他们是大人吗?”我说:“大白 鹅,我长大后绝不会这样,父亲和老师也有错。”我说:“大白鹅,你要多下蛋, 重病的父亲吃了你的蛋身体就会健康,他就会多给我们的生活一些快乐。”我隐 隐为刚才让父亲那样震怒而忐忑不安,父亲是肝硬化,是生不得气的……
一个十岁的男孩就这样抱着大白鹅在风雪中进入了梦乡。他听到了母亲和大 姐玉馥在风雪中的呼喊。听着亲人那带着哭泣的呼喊,在风雪中越传越远而任泪 水纵横,但是他没有回应,他和大白鹅渐渐地进入了梦乡……
我记得我醒来时已躺在热烘烘的火炕上,身上盖着温暖的被子。大姐玉馥一 面哭一面为我青肿的脸抹药水,母亲也在不停地数落父亲:“这么狠,他才十岁 呀!等小伯笠伤好了,我带他回外婆家,他三姨没儿子,给他三姨算了,你们不 喜欢他,让他离你们远一点,也省着让他活着难受……”
父亲显然已经后悔,他说:“这孩子我以后不会再管了,等他以后闯了大祸, 出了大事,你们就会体会我所做了,那时后悔就迟了!”
父亲的话似乎真有预见性:二十年后我成了中国政府全国通缉的二十一名学 运领袖之一。我的通缉令和照片在“人民日报”、“ 中央电视台”上出现,并 贴在全国城市乡村的大街小巷,中国铁路公安局长竟命全国铁路警察发现我可以 当场击毙。我不知道父亲看到我通缉令的想法,他是否会后悔儿时放弃了对我的 管教?不得而知。
我很崇拜的二哥从学校回来,问我:“为什么挨打?” 我回答说:“为了一个字。” 二哥看了看父亲,什么也没说,从印着“红太阳”的旧书包里拿出一本书塞
进了我的被窝里。我拿出来一看,书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是苏联的
奥斯特洛夫斯基。
父亲放松了对我的要求后,从此我多了一些快乐的幻想,这个世界是神奇、 残酷、苦难、沉闷而又多变,使我目不暇给。当时的红卫兵砸碎了所有的机关和 学校,县长和演戏的一起挂着沉重的大牌子游街,我们这些小学生没什么事做, 每天跟那些挨游街的共产党官员后面瞎起哄或捡红卫兵扔的传单。而我从那时开 始重新设计自已,我认为只有自已是真实的、可信的。老师、父亲以及许多的有
权威的人并不都能实事求是。所以要想掌握自已的命运只能靠自已,而掌握自已 命运的钥匙是知识。于是我把所有的时间用来读书。
文化大革命中,学校从来不给学生留作业,我乐得自由,读自已喜欢的书。 不久,我想当画家,便背着画夹到县文化艺术馆去画石膏像,于是结识了和我同 龄的关玉良,玉良后来创建了“关东画派”成为大陆很优秀的青年画家。我的音 乐天赋使学校所有的音乐老师感兴趣,我是学校业余文艺宣传队的重要人物,十 四岁那年我主演过京剧“海港”,我饰演“海港”中的男主角高志扬,我模仿黑 头唱的那段“满怀豪情回海港”,把县京剧团的演员震得一愣一愣的,他们鼓励 我报考剧团小班,然而我认为我唱戏只是好玩,让我终身唱戏,我觉得是辱没了 我。而我最大的理想是想成为一名作家,像雨果、罗曼罗兰、海明威或鲁迅那样 的作家。我写了许多诗,有的竟然能发表在县文化馆门前的橱窗里。一九七五年 县文化艺术馆办了一期工农兵文艺创作训练班。在训练班里我写了一部独幕话 剧,经过几番修改,在县文艺演出中竟获了奖,而且是几个一等奖中的一个。奖 品是鲁迅的“呐喊”、“旁徨”以及一套“毛泽东选集”。
从此,我沿着这条路走了下去,并为此一步一步踏踏实实。 随着对社会和家庭观察和体会的加深,一个问题总在困扰我,家里经常来一
些乡下亲戚,但奇怪的是他们都是“地富反坏右”。父亲总是要帮他们一些,因
为他们都是父亲的堂兄堂弟,而父亲当时毕竟是一个官员。母亲更为慷慨,尽管
这些亲戚走后,我们会几天不能吃肉或买菜。这个问题困扰了我许多年,这是我
们张家的历史。但我不敢去问父亲,而母亲似乎也不愿意说,我真正知道我家的
历史是我成家以后……
2 松花江有一个支流叫呼兰河,这条河不仅因为哺育了著名女作家萧红而著
名,更重要的是她滋润了两岸肥沃的土地。
大约一百年前,山东省惠民县一个农民挑着自己的儿子,带着自已的妻子来 到了这个美丽河边。这是黑龙江的第一代移民,在呼兰河北岸那陡峭的黄色土崖 后,展现在那个山东汉子面前的是一望无垠的荒野,以及漫野奔跑的獐□野鹿和 可以飞进饭锅的野雉。
于是,那个山东大汉住了下来,他一把火点燃了大草原。大火过后,油旺旺 的黑土地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那个山东大汉是我的曾祖父,而挑子中的小孩则是我的祖父。 当我的祖父娶我的祖母的时候,张家已是良田千顷,房屋百间的大地主了,
而曾祖父开创基业的地方已成了繁华的水陆码头,人们惯称这个地方为“黄崖
子”,官名通江镇,隶属黑龙江省望奎县。
那时候的张家和所有的有钱人一样,为了防备胡子(土匪)的攻击,不仅寨 墙高筑,而且长短枪都有,并配有“老母猪炮”。但当时的少掌柜也就是我祖父 确是一个当地著名豪爽的人,所以张家很少遭到土匪的攻击。
祖父为人豪爽是众口皆碑的。他从不欺压长工和佃户。据说一个农活技艺很 好的长工,因为喝多了酒和爷爷吵了一架,他赌气不再为祖父效力,并扬言:“屙 屎也不往张家地里屙。”祖父便和他打赌,说:“如果你把屎屙到我家地里怎么 办?”那长工道:“我要是屙到你地里便白给你扛一年活不要钱。”那长工一大 早吃饱喝足开始上路,走到太阳西斜,实在忍不住了,便在小屯道的边上屙了滩 屎,撒了泡尿,然后去问一个佃农:“这是谁家的地?”那佃农回答:“这是黄 崖子张家大院的地。”那长工二话不说,便回到爷爷家拿起锄头去锄草了。当然, 祖父还是给他工钱的。
祖父经管着偌大的家业,但遗憾的是奶奶却不曾生育。我们山东人是孔夫子 的乡亲,孔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儿女是中国人最大的不孝。
于是,祖母鼓励祖父再娶一房。当时,祖父和兄弟姐妹一起生活,要娶亲就 要从大家股上出钱,这理所当然地遭到家族的反对。祖母为了能有子孙,继承家 业,便从自己的私房中拿出五个金元宝,为爷爷娶了一个体面人家的女儿,那便 是我的亲奶奶。她为张家生了六个儿女,而大奶奶和她相处融□,如手足姐妹, 当我记事时,我的大奶奶还活着,她常常骄傲地告诉我们这些张家的子孙们:“你 们张家这几十口人都是我五个金元宝换来的。”
如果生活就是这样发展下去,张家的子孙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但是,在爹 爹四岁的时候,张家开始衰落了。
爷爷有一个最要好的磕头弟兄(结拜兄弟)。此君天生一副反骨,爷爷给他 骏马和快枪,让他去投军,可他在张作霖手下当了半年连长后,却又拉了一批弟 兄跑回家乡当了胡子(土匪)。他落草为寇,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杀富济贫, 后来被击溃,他本人负伤入狱,被判死刑。
爷爷决心救他,发誓把他从死牢中救出来。那时,爷爷已经和弟兄们分家了。 爷爷分得数千亩良田,为了救自已的磕头弟兄,爷爷开始卖土地,而这些土地多 数被本家兄弟买去了,爷爷用两麻袋银元把人从死牢中买了出来,那人把家人托 付给了爷爷,骑上快马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他去了苏联,成了苏联 红军,有人说他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总之,这个使张家败落的人永没再回来, 但谁会想到,大半个世纪后,就是这个人的后代掩护了我这个全国通缉的要 犯.....
后来,爷爷英年早逝,两个奶奶,一个管家,一个管外,带着六个孩子生活, 家道逐渐败落,爹爹也只读了几年书便要为生活辛苦了。
一九四六年东北光复,日本鬼子投降了,满州国的皇帝也被苏联红军押到了 苏联。读过几年书的爹爹便参加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改革工作队。父亲在读书 时被手拿戒尺的老师灌了一脑子的孔孟之道,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思想里,父亲注重的是前面两项,而治国、平天下则不去多想,否则,他不会在 共产党夺取大陆政权后急流勇退。
据父亲回忆,当时的土改工作队员的素质很低,打击面的扩大使许多小康之 家的农民被划为地主成份。由于父亲参加了“革命”,况家道已衰败,我家在土 改时被划为贫农成分,而父亲的叔叔们则统统划为地主,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 象。那时候,参加土改工作队的人多数是流氓无产者和青年农民,他们不仅大吃 大喝,还奸宿地主家的姑娘媳妇。而动刑杀人则视儿戏一般。一个土改工作队员 问一个地主婆坐没坐过火车,那地主婆连汽车都没看过更没看过火车,于是,那 共产党员便把铁炉子绕红,然后把地主婆放在炉子上,让她坐“火车”。
还有一次,一个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员把一个地主用绳子吊在树杈上。 土改队员:“看到蒋介石没有?”
地主:“没看到。” 于是,那土改工作队员把绳子往下拉,被绳子吊起的地主又升高了几尺。 土改队员:“这回看到蒋介石没有?”
地主:“没……看……到” 土改队员又拉绳子,地主又升高几公尺。 土改队员:“这回看到了吧?” 那地主被绳子吊得吃不住劲了,只好回答:“看到了。” 那土改工作队员冷笑一声:“去找蒋介石去吧!”
于是把绳子一松,那地主便从十几米的高空中摔在地上,脑浆迸裂,在土改 工作队员的笑声中死去了。
3 父亲最懂得政治的残酷,这也许是他反对我太介入政治的原因。
父亲当时还算是一个文化人,在由农民组成的土改工作队里显得很突出。他 很快成为第二行政区主要负责人,但后来发生在他所在行政区的“河口事件”改 变了他的命运。
我的家乡有一家姓郑的地主,郑家有一个男孩十几岁便到北京读书,从此再 无音讯,谁会料到,二十几年后他成了共产党的大人物。
他叫林枫,日本投降后任共产党东北局副主席(主席是高岗,中共建国以后, 林枫曾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这个林枫在坐上东北第二 把金交椅的宝座后,便想起要光宗耀祖。我们的邻县绥化县当时还有日本人修的 机场,而从绥化县到望奎县还有五十公里的路程。呼兰河从两县交界处流过,湍 急的河流上没有桥梁,来往的车辆行人要靠渡船,交通十分不便。
林枫的座机在绥化机场降落后,他们从安全方面考量,没有到望奎县,而是 让共产党望奎县委把他的父亲送到绥化与儿子见面。
郑老爷子在县委书记冯耕夫和一个连共军的护送下,到绥化见到了儿子, 然而在他返回望奎县行到呼兰河时,他们遭到了“土匪”的袭击。就在三辆汽车 开上渡船时,埋伏在树丛中的“政治土匪”开火了。船上的汽车被机枪封锁了, “土匪”们喊话,要他们交出林枫,缴枪投降。
被困在车上的望奎县大队政委胡再白建议:既然林枫不在车上,车上又有林 枫的父亲和妹妹,是否应该和土匪谈判,以便保全生命。但县委书记冯耕夫坚决 不同意,他向战士下达了命令,决不投降,直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共军开始还击,然而寡不敌众。 遭到抵抗的“土匪”恼羞成怒,把子弹和炮弹像秋风般泼向三条渡船。 只短短五分钟,三辆汽车上一百多人全部遇难,鲜血染红了呼兰河水…… 这就是当时震惊东北的“河口事件”。
当驻扎在望奎县城里的共军骑兵团赶到呼兰河时,“土匪”早已无影无 踪,留在河面上的是一百多具尸体和仍在燃烧的木船、汽车……
据说:刚从绥化飞回渖阳的林枫听此噩耗大怒,立即给在哈尔滨的林彪打电 话,要林彪动用野战军为他复仇。于是,一个师的四野部队开进了我的家乡剿匪, 短短一个星期,他们抓到了两千多名“土匪”,并在埋葬郑老太爷的县城东北角 的“花园”开了杀戒。两千多“土匪”(其实大多是无辜的农民)被分期分批处 决。行刑者使用的不是子弹,而是大刀或锄刀。他们杀一批埋上一层土,再砍一 批,再埋一层土,后来,土堆高了,形成了一座很大的土山,在这土山里,埋着 两千多幽魂;在土山的前面不远处,是三座高高的纪念碑,刻着冯耕夫等三个县 委领导人的事迹,在纪念碑的后面,是一百多座白色的小坟墓,每个坟墓中安葬 着一个为保卫郑老爷子而献身的共军战士。
我在九岁那年的清明节,在那蒙蒙细雨中,面对着这三座纪念碑举起了稚嫩 的手臂,当老师把红领巾系在我的脖颈上,并告诉我那是革命烈士鲜血染红的红 旗之一角时,我是噙着热泪高呼着:“准备着,时刻准备着!”加入中国少年先 锋队的,我的心里充满了对敌人的仇恨。
我那时候绝对恨埋在土山里的“土匪”。那时候,共军战士常常在土山后 打靶,靶子就竖在山角下,我和小伙伴常常去挖子弹,但挖出来的都是白骨。伙 伴们常常吓得跑掉,而我却不怕,常常拿着人的头骨发呆,心想:为什么这些人 没有坟墓也没有纪念碑呢?
回家问父亲,父亲瞪我。问母亲,母亲说:“那是土匪。” 读高中时常去县文化艺术馆,那里有几个文人在写县志,听他们讲,才知道
林枫的父亲是这样死的。当时想:这个老头死的也真是惊天动地,竟要两千多人
殉葬。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林枫老爸的坟被红卫兵给撅了,棺木也给烧了。据
说:林枫在北京对此耿耿于怀,并发誓再不回家乡去。不过,这一点他是做到了。
父亲见不了这样血腥的场面,要求去读书,县委同意了,这样年轻,又有文 化,将来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于是让父亲去延安。
父亲很高兴,这样可以不必看这腥风血雨了,于是回家向两个妈妈辞行。 我的亲奶奶坚决反对:“父母在,不远游,你要走就是不孝。”
我的大奶奶更是反对,父亲己经订了亲,女方是邻县一个姓宫的地主的女儿, 宫家老爷子在土地改革中死掉了,据说是被土改工作队打死的,大奶奶的意见是: 赶快成家,救那宫家女儿于水火。后来,这个宫姓地主的女儿成了我的母亲,她 是影响我最深的女人。
在县委派人找父亲出发时,奶奶把父亲藏在了柴禾垛里。 从此,我父亲脱离了革命,不过,两年后他不得不又到县政府工作,但他从
不再要求加入共产党。而成为了一个“革命”一生的非共产党干部。
四十年后,当我被中共全国通缉,逃离北京大学后,林枫的儿子林言志进北 京大学主政,在他的主持下,我被开除了学籍和党籍。
4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除了苦难和恐惧外,看得最多的是人性的扭曲。当文
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得课堂里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爱心
也随之消失了。好多同学和自已出身不好或被专政的父母划清界限,人们用一个
小小的“毛主席语录”包裹住自己的思想和灵魂。不过,那个时候我也常常忘记
外边的世界,最值得回忆的便是读书的幸福。我常常和邻家的小伙伴到县图书馆
去偷书,或到红卫兵烧书的现场去抢书。慢慢的,书给我展现了一个个陌生而新
奇的世界。我那时候读书读上了瘾,一天不读书就感觉是一种人生的浪费,当时
读书的感觉就像是赚钱,一本本地读,一分一角地赚。
上中学以后,我开始读欧美作家的作品,雨果、莫泊桑、屠格涅夫、托尔斯 泰、海明威....还有日本的川端康成、印度的泰戈尔。记得一次被“沉船”迷住 了,竟拿到课堂去读,被老师叫到讲台前去出丑。
书读多了不免爱胡思乱想,并把自已的所感记在日记上,不过,我记日记常 常间断。当时只不过是幻想能成为一个对国家和民族有意义的人。
书读多了也开始幻想爱情,但我在爱情上是一个懦夫,同班的女同学有那么 几个喜欢于我的,我也看得出来,但当时的男女生是不说话的,谈恋爱也会被视 为是一种丢人的事。我在高中时曾暗恋一个女同学,她人长得美,小巧玲珑,但 我却从不敢向她表露我的感情,相反,却和她最要好的女伴表现得亲热大方。她 对我其实也是一往情深,但一看到我和她的女友大方地谈话,她就很伤心,这都 是十几年以后她才告诉我的感受。
一九七四年,我高中毕业了,那时候,毛泽东的上山下乡运动方兴未艾,很 多同学都像躲瘟疫一样躲避街道办事处的人,这些人动员你到乡下“插队落户” 的功夫会让你是铁也变成豆腐。而大多数人不愿到农村去受苦。
当时我是少数主动要求到农村去的人之一,我已满十五岁,新生活对我有较 大的诱惑力。前面的路漫长崎岖却又是未知,而我却跃跃欲试,我当时觉得毛泽 东说的有道理:“不了解农民,便不了解革命”,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 农民,而这些农民究竟生活得怎么样,以及他们有什么样的诉求和希望,这是我 急切想知道的。
于是我在学校第一个报名要求上山下乡。 此举惊动了县广播电台,派个记者访问了我,搞了一个录音专访。我当时对
记者说的都是“豪言壮语”:“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扎根农村干
革命,一生交给党安排”。我告诉记者,我的同学百分之九十九和我一起到广阔
天地去“炼红心”
当记者问我:你们到农村后生活会比城里苦一些,离父母远一些,你能克服 吗?
记得我当时当着记者和老师、同学们的面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到农村后 离父母是远了一点,但我们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近了,生活是苦一点,但却能 锻练我们的坚强意志。我们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就是要以实际行动粉碎帝国主义预 言家们(杜勒斯)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这一代身上的预言,以保证我们 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我的讲话使我的老师和同学都激动得流了泪。 当这个采访录音在全县有线广播播出后,街坊邻居都来道贺,说我将来一定
有出息。母亲很高兴,只要我下乡,比我大三岁的哥哥张伟便可在城里找到工作,
那时三哥已学会了木匠手艺,他心灵手巧,又很体贴父母的难处,对家的帮助很
大,而老么的我却是什么也不会,只会读书。母亲说:“下乡也好,可以学点活 计做,庄稼活只要肯吃苦就能学会。”父亲则不置可否,好像大家在说一件与他 无关的事儿。
记得那天晚上母亲特意多烧了几个菜,过去我是从来不上桌吃饭的,而明天 我就要走向新的生活了,开始自食其力。父亲说:“这是大事,应该庆贺一下。” 父亲让我坐在他身边,破例给我倒了一杯酒。
那天父亲喝了很多酒,给我讲了许多他们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他 说那时候他可以喝一斤多酒。他告诉我酒要少喝,喝多了不仅对身体不好,还容 易误事。但他让我把杯中的酒喝掉,说有话对我说。
父亲说:他有七个子女,三个女孩不说了,将来都结了婚找个好丈夫,不挨 骂不挨打,饿不着冻不着就行了。父亲说:他这四个儿子谁见谁夸。老大张彬是 军官,共产党员;老二张翘在北京铁道部三局二处当科长,也是党员;老三张伟 学得木匠手艺,又聪明又能干,将来也准有出息。父亲说:他最不放心的就是我, 他说我倔得出奇,这些年脑子里又装了些怪里怪气的东西。他说:他总是担心我 早晚会闯大祸。
最后,他告诉我三句话,让我记住: 不要把功名看得太重
不要把金钱看得太重
不要把女人看得太重
他让我切记。这三句真言对我以后的人生影响很大。 第二天,我扛起行李到了学校。 一部敲锣打鼓的汽车把我送进了“广阔天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