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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闻新知】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1928-1932)—吾讀我見(作者:楊緒東)

【旧闻新知】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1928-1932)—吾讀我見(作者:楊緒東)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著作簡介   
日治時代的台灣共產黨,從建黨到瓦解,一直都是以隱晦、秘密的形式存在著。台灣社會似乎沒有多少人感知他們潛進、穿透式地串接農工群眾,批判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的運動角色,積極掀起了台灣左翼運動的「革命」浪潮。

這本專書是盧修一在巴黎大學以法文寫成的博士論文,它的重要性,在於超越廉價的民族主義的解釋,真正落實到台灣社會去觀察台共成立的經濟基礎與歷史背景,詳載台灣共產黨的建黨、演變與毀滅。結實地填補台灣史研究一段被扭曲、污名、虛渺的活躍史實。
盧修一,2006,”盧修一博士”,《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封底。


作者盧修一簡介   
台北縣三芝鄉人,先後畢業於台北建國中學、政治大學政治系,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一九六九年留學歐洲,獲得法國巴黎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

一九七五年返台服務,受聘文化大學政治系教授,歷任文化大學教育推廣中心主任、夜間部行政管理系主任、日間部政治系主任。一九八三年因「台獨案」裁定三年感化教育,拘禁於土城「台灣仁愛教育實驗所」。一九八六年出獄,一九八七年獲聘為清華大學副教授,一九八八年出任民主進步黨外交部主任。

一九八九年以第一高票當選台北縣增額立法委員,至一九九五年為止,膺選連任三屆立法委員,任內成就斐然,成為讜論嘉謨,朝野望眾;尤以擔任法制、內政委員會召集委員、折衝議壇,推動法制、民生等法案,促進議會民主政治之發展,績效昭彰,時論譽美。一九九三年成立白鷺鷥文教基金會,宏揚鄉土文化,造福鄉梓,聲華益懋。

一九九五年發現罹患肺腺癌,但仍以達觀開朗的態度和堅毅的意志面對抗癌的艱辛長路,不忘關懷他人、關懷社會,豎立熱愛生命、知福惜福的典範,並透過白鷺鷥文教基金會之推動,實踐永續建設人文台灣之理念。

一九九七年底於全國縣市長選舉選前之夜,不顧嚴重病情及醫生勸阻,親自出席台北縣長候選人蘇貞昌在板橋市的最後一場造勢晚會,突然向在場的數萬群眾「深情一跪」,他的「驚天一跪」透過當晚的電視新聞不斷地重播,深深感動了台北縣及全國的選民,扭轉了當年全國縣市長的選情,為2000年「政黨輪替」奠下基礎。

一九九八年八月六日,安詳地走出人生舞台,步入台灣歷史長流之中,留給敬愛他的台灣人民無限的追思與懷念。

著有<連雅堂民族思想之研究>、<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獄中沉思錄>、<出頭天>、<蘆葦與劍>、<白鷺鷥之歌>等。
盧修一,2006,”盧修一博士”,《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封底。

前言:
這本書會變成為盧修一被捉的原因之一,實在令人不解。

此書所述,皆是給KMT統治台灣,做指導棋,KMT之妒賢如是,無怪乎ROC是鬼國。

甲午之戰,台灣成為日本領土,其殖民統治由嚴漸寬,中共想在台灣分一杯羹,宗主國蘇維埃不重視台灣,故中共對台有氣無力。

國共會談之後,KMT落跑台灣,得美國之賜,佔得台灣,統治方式由騙、搶、奪、土匪方法,壓制歡迎回歸祖國的台灣人,其殖民政策就是軍管、228大屠殺到白色恐怖,為保障少數特權,立法管束人民,過去如此、現在如此。

故苦思如何欺騙人民,到如何用金錢平撫民怨,成為德政,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只是手段變得細緻。

一個國家要獨立,必須有國際強權作為後盾,這是不爭的事實,而獨立建國的先決條件,就是大部分的台灣人,想要當家作主。

阿扁2000-2008執政,好像是台灣國獨立在望,可惜台灣人分兩邊,中國配合美國,兩強阻擾。


台灣人現階段要以自由、民主、人權來做全民教育,先了解何謂公義與公理,到現在,阿扁總統受到政治鬥害,司法成為殺人的武器,未審先押,打破國際人權公義,竟然還有人不痛不癢,認為阿扁有罪。阿扁總統之受到政治迫害,是台灣國的國恥,是國際人權的惡劣紀錄,談獨立建國的台灣人真是可悲。

此書所述的先人不論是台共、中共或是蘇共、日共,皆比現在的台灣人有guts,KMT對台灣民主人士的偵防無孔不入,要迫害台灣人非常容易,然而經過包裝加上統媒名嘴的胡說八道,會令人感到正義感十足。


一九七二年初,我在巴黎一個偶然機會裏,看到了日本人山邊健太郎主編的兩本有關日據時代台灣政治運動的史料集,赫然發現二o年代的台灣人組織了共產黨,而且在距離今天的六十年之前,就已經提出了台灣獨立、建立台灣共和國的明確主張。這個發現非常有刺激性也非常有意義,因為那時候,我的政治理念已經很清楚地指向同樣的目標。當時我的心情非常矛盾,一方面很想針對台共問題做深入的研究探討,希望能把六十年前的這段台灣歷史,跟現代的台灣人追求自由解放的運動作一個結合;另一方面又擔心這種觸犯政治禁忌的研究,會影響到以後回台灣的工作和安全。

然而我又深深覺得作為一個台灣人,為什麼不能面對台灣的歷史?為什麼不能夠以台灣人的觀點、以台灣人的立場來詮釋自己的歷史?特別是日據時代的左翼運動,不僅當年遭受到日本統治當局刻意的鎮壓,就是在日本結束殖民後繼之而來的國民黨政府,對這段歷史更是刻意地加以封鎖、扭曲。面對這種不合理的壓制,如果一個知識份子不能勇敢地站出來,對這歷史從事一個客觀的、公正的研究,那麼知識分子的尊嚴要往那裏擺?經過一番內心的掙扎,我終於決定以《台灣共產黨史》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這個決定不僅符合我的心情,也符合我的理念。

一九八o年底回到台北後,我繼續在文化大學任教,並擔任日間部政治系及夜間部行政管理系兩個系的系主任。我一直有個心願,想將博士論文翻譯出版,但是在繁忙的教務工作下,我始終無法抽出時間來做這件事。一九八三年初,我因為台獨案被判感化三年,我很想利用坐牢的時間從事翻譯的工作,只是參考資料不在手邊,無法進行,翻完導論之後,其它的就擱下來了。想不到法務部調查局竟然未經我的同意,在我坐牢期間逕行將我的博士論文翻譯出版,令我感到既憤慨又無奈!一九八六年三月期滿出獄後,我由別人手中輾轉拿到這本翻譯本,發現裏面有不少的錯誤,而且只翻譯了論文的本文部分,論文最重要的註釋和參考文獻都沒有譯出(事實上,調查局無法掌握參考資料,根本無法進行這部分的翻譯)。去年四月,時代雜誌鄭南榕先生到民進黨中央黨部來,談出版中文版的事,並要求馬上簽約。我因為工作非常繁忙,沒有時間,不敢輕言答應。今年年初我才開始著手翻譯,然而鄭南榕先生卻在四月七日為了台灣獨立的建國理念而自焚,壯烈成仁!鄭南榕的犧牲加速我的工作,決心以這本論文的出版作為對他最高的紀念!
盧修一,2006,”自序”,《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自序5-7。

1929年日本人的能源恐慌與現在的中共完全一樣,中共肖想台灣有阿九幫忙,甚為方便,日本害怕台灣為中國佔有,皆有盤算。

日本在一九二九年的世界大恐慌之前,就已經在一九二七年發生了昭和大恐慌,軍國主義與白色恐怖同時出現。因此日本社會內部的矛盾也越趨尖銳。為了減緩階級衝突的惡化,日本統治者遂加緊對殖民地的搾取,並進一步向殖民地以外地區,尋找新的原料市場。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殖民地的台灣,自然就遭受空前未有的經濟掠奪。

一九二九年發生的世界經濟大恐慌,衝擊了全球各地的各個角落。捲入世界經濟體系的日本,更不能倖免。為躲避這場巨大的災難,日本軍國不能不更處心積慮要把本國的內部矛盾迫切轉移到海外。一九三一年終於爆發了「支那事變」,日本武裝侵略中國東北,也精心設計出一個傀儡政權──滿州國。可以理解的,日本統治者的目的,乃在於舒緩其政權所面臨的危機。

從政治史與思想史的立場來看,台共的建黨完成確實具有相當深刻的意義。在二十世紀,台共是第一個提出「台灣革命」概念與主張的政治組織,而且是歷史上第一個提出「台灣獨立」理念的政治團體。這兩個主張,又建基於「台灣民族」這個極富現代意義的國家意識之上。較諸當時的任何政治運動組織,台共的政治觀點,可以說非常精確,並且真正落實在台灣社會的格局。從思想史的立場來看,台共本身的孕育誕生,證明了二o年代的台灣並未落於世界政治思潮之後。
陳芳明,2006,” 陳芳明序”,《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陳芳明序10-11。


 





第二次大戰之後,當時的蘇俄不撐腰,台灣成為美國的地盤。

台灣共產黨一直是以隱晦、秘密的形式存在著。從一九二八年的建黨到一九三一年的瓦解,在台灣社會裏似乎沒有多少人感知他們的活動。這種現象並不令人詫異,因為,台共本來就不是一個合法的組織,根本不可能以公開的活動來鼓舞風潮。台共的黨員,自始至終,都是採取化整為零的手法,附存於其他合法的政治團體,這包括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農民組合以及散佈各城市的工人組織。從表面上來看,台共並不具任何影響。然而,進一步深入觀察的話,就可發現台共成員在抗日運動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自一九二九年以後,台共的地位益形重要。這是因為右翼運動者陸續從文化協會退出,集結在台灣民眾黨與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組織。這些右翼組織都傾向於體制內的合法改革,對於較為激進的鬥爭方式,全然摒棄不取。所以,農民運動與工人運動的責任,自然而然就落在台共的身上。

長期旅居日本的政治運動領袖史明,便是第一位深入剖析台共興亡過程的史家。他突破一般人對於右翼運動的高度評價,而站在社會主義立場肯定台共的歷史地位。在他的《台灣人四百年史》裏,史明特闢專章,對台共的政治、思想背景,以及發展過程中的內部紛爭,並且對其最後終告覆亡的史實,都有詳細的討論。
陳芳明,2006,” 陳芳明序”,《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陳芳明序12-13。

盧修一寫這本書,應該成為KMT的講師,不知為何要關他入牢。

《台灣共產黨史》,是盧修一在巴黎大學以法文撰寫的博士論文,原來的題目是《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一九二八~一九三二》。這份論文,曾經由孫亞光譯成漢文,是國民黨法務部調查局授意的,並於一九八四年元月出版,非常諷刺的是,調查局人員在翻譯這部論文時,盧修一正在坐國民黨的監牢

盧修一是在一九八三年被捕的,主要原因是他曾與史明有過接觸。事實上,盧修一在撰寫博士論文期間,在資料與歷史解釋上,獲得史明的協助。因此,盧修一與史明之間的往來,大多是思想與學問的切磋。在戒嚴令當道的時代,任何有關社會主義思想的討論,以及任何觸及台共歷史的研究,都是被視為「非法」的。

歷來中國與台灣的官方史觀,都企圖要把中國的抗日運動與台灣的抗日運動聯繫起來。這種歷史解釋的終極目標,便是要擦拭台灣社會的固有性格,並進一步虛構台灣與中國是屬於命運共同體。
陳芳明,2006,” 陳芳明序”,《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陳芳明序14-15。


日本要台灣成為供給日本物資的供應地,初期打壓、後期寬容,頗有建設。

西元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七日這一天,是日本統治台灣的開始(日本人後來訂這一天為「始政紀念日」並集會慶祝),日本人在台灣連續實施了八個月的軍事統治,直到一八九六年三月三十日成立台灣總督府為止。同時在這一天,日本帝國議會通過了所謂「六三法案」。

六三法案給予台灣總督完全的立法權和行政權,使他掌握最高的權力,可以做任何決定,並以「律令」作為統治的依據,因此他所下的決定就是法律。

該法成為日本在台專制統治的法律依據,同時也是「台灣一切惡法之所由來」。這激起了台灣人發起所謂的「六三法案」撤廢運動。

「保甲」制度和警察也同樣進行政治控制。一八九八年,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和他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推動警察制度的現代化,這是日本當局一項積極的革新計畫。在新的制度下,一般警察在經常性的職務以外負有相當多的新任務。他們控制了戶籍和居所的變更、賦稅以及徵兵等等。依據文獻,我們可以發現日本當局在治安方面比在行政上加倍用心。

日警對待台灣人相當嚴厲,但是日警極為有效的控制力的確強化了殖民統治,我們可以說日警是日本統治力量的脊柱。
這種警察制度延續到一九二o年秋季,才在第一個文人總督田健治郎任內獲得修正。但是警察的活動仍然遠超過法律的限制範圍,直到日本統治結束,情形始終如此。

在台灣人的眼中看來,日警就是所謂的「地下的總督府」。


日本的殖民策略目的在使台灣成為日本的後勤基地,因此重點放在使這兩個地區的經濟能夠互相整合。換句話說,台灣經濟必須成為日本的附屬經濟,以幫助日本養育逐漸成長的工業人口。

台灣對日本輸出米和糖,相反地,日本將工業產品輸往台灣,而且由於形勢使然,台灣的農業部門必須購買日本的工業產品以及附隨的各種服務。在殖民化的前十年,只有百分之一的台灣輸入品來自日本,而輸出品近百分之十則送往日本。但是一旦殖民化之後,因為資本的投入和先進技術的引進,農業的生產有大幅度的成長。農業生產量的增加很明顯地是由於日本農產品缺乏的緣故,這同時也增加了台灣的輸出數量。台灣和日本之間經濟的快速躍進,我們可以從台灣經濟中兩種重要產品輸出量的變化獲得證明:這兩種產品是米和糖。事實上,這兩種產品估計占台灣農業輸出量的百分之五十至七十,每年台灣有百分之九十的糖向外輸出,而實際上台灣所有米和糖的輸出幾乎都是銷往日本。即使從台灣輸出後的剩餘產品最後還是輸往日本,因為台灣產品的分配銷售都控制在日本人手中。
盧修一,2006,” 日本殖民統治的特徵與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7-10。

要矮化台灣人,就必須給台灣較低級的日式教育,當時能留日、留學的台灣人,皆大多為地主之子女,這批放洋的菁英,到了KMT時代,大多被ROC幹掉。

一九二二年以後,台灣人雖然能夠進入高等教育的圈子,但仍受到許多限制,這樣的做法無法再確保日本人的統治地位。一九二五年籌備、一九二八年開學的台北帝國大學,本質上仍舊是為日本人設置的。高等專門學校也仍舊由日本人壟斷控制,台灣人獲准入校就讀的機會相當有限。這反映出一個與經濟方面相同的壟斷現象,即日本企業大資本家和日籍職員在企業中往往占據了特權的地位。

總括來說,日本人在台建立了一個現代化的教育制度並且普及了教育,但是日本教育的特徵在於維護其高階層的統治地位。因此我們可以說,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上,日本人在各個層面都建立了他們的統治地位。

台灣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數目是相當有限的,也難以在日本政府和日本人公司中工作。他們成為「高等遊民」的菁英份子,背負著知識份子的重擔,成為反殖民主義的先鋒。

總之,日本統治政策的重點在使台灣從中國分離,以便與日本整合成一體,最後的目標是使台灣在日本的權威統治下成為一個堡壘,以便滿足日本的經濟需求,並利用台灣成為日本南進的一個中繼站。日本在政治上施行控制和壓制、在經濟上要求獨占性的臣屬、在文化上採取歧視態度等作為,都可以從這些目標得到解釋。
盧修一,2006,”日本殖民統治的特徵與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3-14。


 





日治時代台灣的民族性很強,自以為是中華民族,1921開始,台灣人有柔性請願與剛性反抗兩股力量,挑戰日本人。

從一九二一年二月開始,台灣人開始向日本帝國議會請願。這是一個具有自治特徵的運動,為的是在日本統治下,台灣人民能夠獲得某些民政事務上的權力。換句話說,選出一個代表全島居民的立法團體,它的功能彷彿帝國議會的縮影,能夠公佈法律並通過總督政府的預算。這個運動和他提倡的觀念受到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廣泛的支持,再加上許多日本自由主義者和有影響力人士的幫助和鼓勵,使得這個運動持續了十五年。面對日警嚴格的控制力量,這的確是一項卓越的成就。

然而,帝國議會從未審查這些請願書,總督府對這個運動也一直懷抱著敵意。一九二三年年底,依據治安警察法,日本總督下令逮捕「台灣議會期成同盟」的會員及相關人士(這個同盟組織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底成立,但是三天後即遭日本當局禁止)。在被逮捕的人當中,約有一打人被起訴,這就是所謂的「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簡稱治警事件)。最後,蔡培火、蔣渭水被判禁錮四個月,蔡惠如和其他四人禁錮三個月,其餘則判處罰金或無罪釋放。

這個事件帶給日本當局意想不到的後果:即台灣人從此更積極地參與民族運動。這個事件使得部分積極份子瞭解到:政治運動如果獲得工農大眾的支持,便能夠給日本當局帶來壓力。有一部分積極份子開始思考馬克思主義,並傳佈推廣階級運動,因而造成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內部的分裂。

與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同一時期,「台灣文化協會」(以下簡稱文協)在一九二一年十月成立,負責人同樣是林獻堂、蔡培火與蔣渭水。因此我們可以說,「台灣青年」、「台灣議會期成同盟」以及「文化協會」可以說出自同一根源。

文化協會的實際目標在喚醒台灣人們的民族意識,並培養一種有利的氣氛以推展政治運動,他設立閱讀書報的場所,使人們能讀到報紙內容,特別是《台灣民報》,並組織暑期學校及夜間班傳佈知識。他們同時在城市和鄉村組織演講隊,演講的題目極為豐富:包括歷史、地理、自然科學、對殖民政治的控訴以及土地問題等等。這些作為喚醒了大眾、激發了農工運動,以及領導了青年運動。

文化協會密切地加強與東京和中國的台灣留學生組織之間的關係,以便喚起台灣人的民族意識和引導台灣人的政治意識,追求台灣的解放。

當這些運動逐漸擴大,並傳佈到日本、中國和台灣各地時,他們組成了支持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的聯合陣線。但是當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興起,並影響青年知識份子以後,這批青年開始批評民族運動所採取的溫和態度,並對它產生的效果發生懷疑。年輕人當中形成一個新的派系,造成一種分裂局面,台灣的民族運動也因而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盧修一,2006,” 日本殖民統治的特徵與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6-18。

當時中國共產黨的理想,合乎台灣民主人士的要求,故參加台共的人也不少。


正當階級運動在台灣發展的時候,留學日本和中國的台灣學生也接受了共產主義的影響,開始進行左翼的活動。一九二八年終於在上海成立了「台灣共產黨」(以下簡稱台共)。台共在台灣成立了黨中央機關,逐漸地控制了台灣的左翼組織,但是它的活動發展情形以及所達到的效果,終於招來日本當局像對付其他左翼組織一樣的破壞措施。這些事件在以後的章節裡會陸續提到,它們構成這本論文的主體部分。

文協左傾以後,包括林獻堂、蔡培火、蔣渭水以及其他人在內的民族主義派老幹部,秉持他們原先的觀點,決定離開文協。一九二七年七月,這些人組成一個新的政治組織─「台灣民眾黨」,揭示的指導綱領是「確立民本政治、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及革除社會制度的缺陷」。

但是從民眾黨創立開始,它的內部就已經存在兩種意識型態不同的派系。一派抱持著爭取殖民地自治的目標,偏向合法而漸進的改革路線。另一派堅持為了實現自決可以使用革命手段。在這種情況下,民眾黨所以能夠繼續存在,在於它能與急進份子妥協,這樣也使得民眾黨的領導權落入急進份子手中,它的活動也日趨激烈。一九三o年,民眾黨內中產階級和大地主宣佈脫離,組成另一個溫和的團體─「台灣地方自治聯盟」。
盧修一,2006,”日本殖民統治的特徵與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9-20。

日本學生參加共產黨的人很多,台灣學生受社會主義思潮影響,參加在日本的共產黨,以茲發展台灣獨立建國理念。

當社會主義思潮瀰漫日本的時候,日本學生基於研究馬列主義思想潮流的需要,在一九二三年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這個社會主義團體,隨後於一九二四年年底改稱為「學生社會科學聯合會」。這個聯合會擁有遍佈全國的五十八個支會組織,包括一千五百位會員。台灣學生在感受到這些社會主義團體的影響後,造成「台灣青年會」第一次分裂。社會主義潮流滲入了青年會,受到影響的主要人物包括:許乃昌、楊貴、揚雲萍、商滿生、高天成、黃宗堯、林朝宗和林聰等人。許乃昌於一九二二年在上海大學就讀,稍後在一九二四年被當時擔任孫文政治顧問的鮑羅廷送往莫斯科,進入「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KUTV)受訓。許乃昌和同輩的謝廉清當時都是「上海台灣青年會」的領導人物,他倆是鮑羅廷當時送往莫斯科學習的一百五十位學生當中的第一批台灣學生。當許乃昌從莫斯科東返後,於一九二五年八月回到東京,負責發展台灣人的共產主義運動,並且成為台灣人組成的社會主義團體的一個主要成員。
盧修一,2006,” 台灣共產黨成立前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32-33。


 





毛澤東要台灣能獨立建國,對於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台灣人,鼓勵有加。

一九二二年以後,由於日本人在教育制度上的不公平安排,造成越來越多的台灣學生無法在台灣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另一方面,文協的活動與民族意識的覺醒相互結合,而與一九一一年的中國革命產生關連,無可避免地吸引了許多台灣學生前往中國求學。他們或者偷渡到福建,或者取道日本再轉往中國沿海大都市就讀,包括廣州、廈門、上海、北京等。

日本在華南設有領事館,負有監視台灣人的任務,防止他們與中國人聯繫,日本當局懷疑台灣學生受到中國民族主義革命運動的影響,特別擔心他們回台推展共產主義。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成立前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36。

西元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間,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有了新的變化,在台灣內外台灣人左翼運動的影響下,原為統一戰線形式的民族主義運動,無可避免地面臨分裂的命運。這種情形,蔡孝乾在他的文章「轉換期的文化運動」中有所指陳:

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主要在台灣的年輕人中發展勢力,它對在台的日本青年也產生影響,這些年青人當中出現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團體,即一九二八年在台北成立的「第一線讀書會」。它與文協及農組都取得聯繫,儘管它的存在相當短暫,但「第一線讀書會」為台灣人和日本人指出一種可能性,那就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型態基礎上,他們可以採取共同的行動。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成立前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45。

西元一九二七年年底,兩個台灣共產黨人─林木順和謝雪紅結束了在莫斯科的訓練課程,攜帶第三國際要他們發展台灣共產主義運動,並應服從日共指導的指令,返回上海。他們與日共聯絡,同時也與中共黨員翁澤生取得聯繫,以瞭解台灣和上海的情勢。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的成立”,《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56。

由於民族和民主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先決條件,因此「工農政府」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應於適當時機提出。從對台灣經濟和政治情勢的研究出發,台共將台灣人分為九個社會階層:(1)日本帝國主義的資本階級,(2)包括大地主在內的反動的資產階級,(3)進步的資產階級,(4)小資產階級,(5)大地土,(6)中地土,(7)自耕農,(8)貧農及農村工人,和(9)工人階級。

在社會階層中最窮困的要算是占台灣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工人和貧農,他們因此構成革命的主力。當然,工人階級應該構成革命先鋒。除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資本階級和反動的資產階級外,我們可以說其他社會階級都具有反日的革命特徵,雖然工農革命力量對進步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構成威脅的時候,彼此可能會妥協,但是後者仍應該歸併於反動陣營。

然而基於實際的政治條件,工人階級作為革命的先鋒部隊,應該在與資產階級建立聯合陣線的時候,仍舊掌握台灣解放的領導地位。在我們所指出的台共政治方針這個基礎上,台共提出了十三項基本口號,這些口號和日共”一九二七年綱領”提出的口號非常相近:
1.    打倒總督專制政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2.    台灣人民獨立萬歲
3.    建立台灣共和國
4.    廢除壓制工農的惡法
5.    勞動七小時─不勞動者不食
6.    爭取罷工、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
7.    土地歸與貧農
8.    打倒封建殘餘勢力
9.    制定失業保險法
10.    反對鎮壓日、鮮無產階級的惡法
11.    擁護蘇維埃聯邦
12.    擁護中國革命
13.    反對新帝國主義戰爭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的成立”,《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61-62。

關於土地問題,台共強調兩個重點:
(1)    在民族解放運動中,台共提倡在革命者之間要有服從和聯盟的關係。確立無產階級是領導階級,而農民是它的同盟軍。
(2)    民主革命的主要社會成分是農民革命的實現,也就是消滅封建勢力,解決土地問題。換句話說,在民主革命的階段中,應該將封建地主的土地充公並分配給農民。

事實上,台共在”政治大綱”中指出,不只應該將充公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最後的目標應該是土地的國地化(土地應該屬於農民蘇維埃所有),這樣的作法不只可以完全廢除土地私有制,最後還可以達到土地社會化的目標,目前提出「土地歸與農民」的口號,只是革命發展到一定階段必須有的做法;換句話說,當前台共要解決的農民問題,是屬於民主革命時代的農民問題,但同時應該為下一個階段─蘇維埃政權的階段預作準備。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的成立”,《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63。

在一項討論到國際問題的特別綱領中,台共指出目前所有運動沒有關注國際問題的錯誤趨勢,這個趨勢造成運動的孤立現象。因此,黨決定推動負責日常鬥爭的各個系統組織,使工農大眾都能掌握國際相互支援的意識,藉著各種不同的國際性紀念節日來擴展黨的影響力。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的成立”,《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66。

台灣共產黨,得不到國際蘇維埃的奧援,中共對台共的具體幫助,亦因為忙於國共戰爭而後繼無力。


台共中央委員會當時由謝雪紅、林日高、莊春火三人組成在一九二九年年初以前,只空有這個領導機關,缺乏堅強的實質組織,也沒有幾個黨員。但是,兩位候補黨員蘇新和蕭來福在日本四月十六日逮捕行動前,已應東京特別支部派遣回台,莊守也在被釋放後返回台灣。此外,居住在中國大陸參加中共共青團的王萬得、吳拱照、劉守鴻也相繼返台,並成為台共黨員。文協和農組的成員也陸續入黨,不僅增加了黨員的數目,同時也增加了台共的影響力。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逐漸蕭條,各地的無產階級運動也逐步獲得進展,這種情勢對停滯不前的台共發展相當有利。
盧修一,2006,” 第一次破壤與黨的重建”,《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94。

喊口號是一回事,後台有金主撐腰才是實力,台共缺乏蘇聯的支持。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日,東方局透過中共的協助,以”致台灣共產主義者書”答覆台共的報告。這封信延伸了第三國際第六次大會採用的資本主義第三期的理論,東方局強調:世界經濟蕭條日益加深,資本主義與蘇維埃社會主義之間的衝突也日益擴大,同時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也加深了。新的世界大戰已無可避免,為了化解這個危機,資本主義國家毫無疑問地將加強他們的剝削與壓制,這種情形因而有助於無產階級運動及解放運動的迅速發展。台灣是殖民地的一環,並不能避免革命鬥爭高潮的來臨,因此台灣的同志應該克服自己的主要弱點─諸如它們的被動以及缺乏組織和革命鬥爭的指導等,應該將少數人組成的小團體轉變成一個堅固而團結的共產黨組織,以便完成它最初的任務─領導台灣的工農運動,確保殖民地解放,並參加世界革命的陣營。在同一封信中,東方局列出聞名的十項基本口號,這些口號反映了國共當前革命階段的需要。
盧修一,2006,”第一次破壤與黨的重建”,《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112。


 





謝雪紅看出台共的弱點,主張利用適當機會來做社會運動,激進行為反而會被消滅,結果被除黨籍。

改革同盟的成立原本是基於第三國際的指令和中共的支持,因此,臨時大會的召開不僅象徵台共「激進分子」的勝利,更具意義的是,象徵了第三國際權威的維持與勝利。儘管謝雪紅曾赴莫斯科受訓,但由於她對第三國際的指令採取懷疑的態度,因而遭到開除黨籍。台共臨時大會的作法,就是要貫徹第三國際的路線與權威,任何反抗者不論所持理由為何,都必須受到制裁。就這一點而言,一九三一年在台灣海峽兩岸共黨陣營中所發生的結果,竟然是一致的。
盧修一,2006,”改革同盟與臨時代表大會”,《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115。

第二次大戰之前後,階段革命有其主要目標。

因此,只有在無產階級的指導下,農民、小資產階級、工人大眾才是革命的推動力量。也只有在無產階級的指導下「廢除民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政策」,在農村及工廠內進行猛烈的階級鬥爭與武裝革命,才能完成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這份新的政治大綱和一九二八年的大綱有所不同,在它的策略中顯示出三個主要目標:
1.    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實現台灣獨立。
2.    實施土地革命,消滅封建殘餘勢力。
3.    建立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

為了達到這三個目標,在第三國際東方局的指導下,新的政治大綱將其政治策略濃縮為十點:
1.    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實現台灣獨立。
2.    沒收帝國主義者的一切企業和銀行。
3.    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貧農和中農使用。
4.    實施八小時勞動制,實施國家失業救濟、實施社會保險等制度。
5.    廢除一切苛捐雜稅,實施統一累進稅制度。
6.    革命的言論、出版、罷工的絕對自由。
7.    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
8.    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
9.    聯合日本、中國、印度、朝鮮的工農大眾
10.    聯合蘇聯和世界無產階級。

新的政治大綱抄襲第三國際第六次大會有關資本主義第三期的理論,它強調台灣的革命運動依靠著世界革命和台灣內部情勢的變化,這個運動將逐步發展,無可避免地應該會達到它的發展高潮。

盧修一,2006,”改革同盟與臨時代表大會”,《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16-117。

赤色救援組織運動給予革命者,有犧牲的代價,阿九若是賣台逃美,掌控黨、警、軍、特、憲迫害台灣人民,陷台灣人於浩劫,此種救劫之「人權律師」與救援團體就不可缺乏。

現在阿扁全家受害,加上許多KMT造成的陳文成、林義雄、KMT黨產、尹清風命案…台灣人早就要覺醒。


「赤色救援會」是非社會主義國家內廣泛支援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種組織。第三國際第四次大會召開於一九二二年,會中即決定創立救援共黨受難者的常設組織。一九二四年,第三國際第五次大會中確立赤色救援會屬於一個「非黨」性質的組織,並要求各國共黨予以支持,一九二四年七月,在莫斯科舉行這個組織的第一次世界大會。赤色救援會的角色不僅在幫助共黨運動的犧牲者及其家屬,並且以意識形態的宣傳來聚集各類「非黨」組織,共同對抗所謂的「白色恐怖」。

隨著反日社會運動的開展,受難者的數目日見增加,這種情勢導致一九二八年四月台共建黨大會通過有關「赤色救援會」的組織計畫。但是台共在建黨大會之後,隨即遭到第一次破壞,無法實際推動該項計畫。當時在台共影響下的文協和農組即企圖組織赤色救援會,後來因為這兩個組織的幹部被捕,使得赤色救援會必須迅速發生作用。
盧修一,2006,” 最後的破壞與黨的重建企圖”,《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130。

三民主義信徒的蔣渭水,又能如何。


日本當局在採取行動對付台共之前,已經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台灣民眾黨第四次大會時將民眾黨解散。民眾黨的領袖蔣渭水是一位信仰孫文三民主義的醫生,他於同年八月死亡,他的死使民族主義運動受到致命的打擊,此後不再出現這類性質的運動。台灣的大地主雖然推動有限度的自治運動,舉辦象徵性的活動,然而在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前,他們的活動也已告結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沒有一個真正的反日組織重新出現在台灣。
盧修一,2006,”最後的破壞與黨的重建企圖”,《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140。

理念可以騙人,真正執行起來,就必須殺人,全民共識,是必然的和平手段。

第三國際從成立開始,一直寄望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運動,並且將民族解放運動視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列寧早已看出遠東地區的殖民地將是一個有利共黨滲透的廣大地區,因此在第三國際第二次大會中,決定組織一個「殖民地委員會」,並通過「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這個提綱為遠東的革命策略提供一個發展的基礎,又因為當時亞洲許多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傾向於共產主義和俄國的革命經驗,它在蘇維埃領袖的心目中更具重要性。
盧修一,2006,” 台灣共產黨與第三國際、日共及中共的關係”,《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147。

實際上,台共放棄了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含混態度,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是與帝國主義妥協的反動團體,構成台灣革命的一個障礙;它同時在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意念下,強調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與武裝鬥爭。

然而第三國際策劃的戰略最後並未能達到:事實上,改革同盟的成員遵從東方局的指示,排斥由謝雪紅指導的「關門機會主義者」的政策,在迅速擴大黨組織的目標下,遵循「開門的急進主義者」的路線,以配合「資本主義第三期」的新情況,這種作法事實上加速了台共的毀滅。
盧修一,2006,” 台灣共產黨與第三國際、日共及中共的關係”,《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50-151。

和平請願失敗,方可以因此而擴大激烈的流血革命。

一九二一年台灣人開始進行一項自治運動,他們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請願書,要求設立台灣議會,這個運動受到日本自由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支持。自治運動於一九二七年遭到日共反對,當時認為這是一個傾向獨立的運動。在這之前,日共領袖佐野學曾在東京青年會本部出版的刊物上發表一篇文章,呼籲支持台灣議會的成立,同時指出這是台灣人民走向自決的第一步。
盧修一,2006,” 台灣共產黨與第三國際、日共及中共的關係”,《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152。

台共的領袖過於順從日共的指導,缺乏創造與獨立自主的精神,這些弱點謝雪紅是瞭解的。

此外,日共對台共的指導被證實是不充分的,這在謝雪紅心目中是台共落入「機會主義的錯誤」的第一個原因。

但是這種指導力量的不足從日共的立場來看是可以理解的,在警察有效而持續的壓制下,日共與台共遭受相同的命運,在一九三三年即告被摧毀。

依據我們的研究,日共似乎沒有對台共提供任何金錢上的援助,台共中央機關因為黨員有限,完全依靠台北國際書店的資助。台共在沒有其他維持生計的方法之下,應該會尋求財務上的支援,根據謝的說法,正由於沒有財務上的支援,所以台共無法召開大會以糾正「機會主義的錯誤」。
盧修一,2006,” 台灣共產黨與第三國際、日共及中共的關係”,《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56-157。


 





當時的中國要台灣獨立,後來因為開羅宣言的假消息,加上ROC自稱為China的代表,才…

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台灣人曾經推動多種不同的抗日形式。這些抵抗運動觸及到台灣前途問題,民族主義運動者考慮到下面三種可能性:
1.    繼續作為日本的殖民地,並且向自治的目標演進;
2.    回歸中國
3.    爭取獨立

第一項考慮是承認日本的統治,在合法的範圍內推動政治運動以實現自治的目標,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台灣民眾黨和台灣地方自治聯盟都依循了這個路線,但是,這些活動都暗含有台灣回歸中國的趨向。後兩項考慮則完全拒斥了殖民地政權,有時候他們的主張也相互混淆,認為台灣獨立是回歸中國的初步階段。

「台灣人民獨立萬歲」和「建立台灣共和國」這兩個表示台共基本方面的口號,造成各人解釋上的分歧。某些人認為這兩個口號如果與其他台灣人組織的口號相比較,是對台灣前途的一項清楚而明確的聲明;相反地,有人認為「獨立」這個名詞意指脫離帝國主義的統治,以及台共反對回歸到國民黨反動政權控制下的中國。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三年間,中共的黨領袖總是將台灣人民視為一個「民族」,並且承認台灣民族解放運動是一種「弱小民族」的鬥爭行動,這個鬥爭與中國的革命並不相同,而且具有潛在的獨立自主權。

有關中共支持台灣獨立的最重要資料,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毛澤東在延安與史諾(E.Snow)的一段話。毛在談話中,談到收復失土的問題:

「中國當前的任務在於收復所有的失土,而並非僅在長城這一邊保衛我們的主權,這就是我們應該收回滿州。可是,這裡並沒有包括中國以前的殖民地朝鮮在內。但是當我們收復中國失土、重新獲得獨立後,如果朝鮮人希望掙脫日本帝國主義的枷鎖,我們將熱烈幫助他們的獨立鬥爭行動。同樣的,這項原則也適用於台灣。

獨立之路,這一點意義極為重大。然而,從一九四三年開始,中共的立場已有所改變,當時開羅宣言公開宣佈,台灣以及其他的土地將歸還中國。從這個重要的日子開始,中共開始認為台灣是中國的領土的一部分,從此拒絕台灣人的獨立自主權。一九四九年開始,中共特別強調台灣的解放問題,並且認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與第三國際、日共及中共的關係”,《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60-161。

農民容易被利用,政客就是喜歡操弄農民當炮灰,不論農民如何成為建國功臣,到頭來皆為政客所殺害,全民的民主、人權、自由、法治,教育才是重點。

一九二六年中期,當各地農民組合以「台灣農民組合」名義組成一聯盟組織時,民族主義的分裂正迫在眉睫。因為日本農民組合和勞動農民黨的協助和支持,台灣農民組合的活動迅速地發展開來,這一點和其他台灣人組織大不相同。農民組合依循日本的行動模式放棄被動的請願,除了鼓勵農民大眾示威之外,並採取激進的行動。他們逐漸與狹義的民族主義運動分道揚鑣,並和階級鬥爭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到了一九二八年年底第二次全島代表大會,會員人數已達兩萬五千名,共有二十六個支部、四個區域性支部聯合組織。鑒於農組這樣的成長情形,台共認為「農民組合實際上已經成為台灣革命運動中戰鬥的、最大而且最鞏固的大眾組織」。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對台灣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影響”,《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77-178。

一九三一年年初,農組中央委員會在嘉義竹崎召開秘密擴大會議,這個會議被稱為「竹崎會議」,由於農組中台共分子的努力,大會採用了「支持台共」的決議。農組自此成為台共的一個外圍組織。

然而,關於文化協會的解散問題謝雪紅和農組領袖早有歧異,一九三o年十月松山會議期間,激進年輕黨員的不滿削弱了謝雪紅的領導權威。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對台灣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影響”,《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182。

勞工階級成為農民階段的領導幹部,中共利用以工農起家,工人成生產管理幹部,而農民卻再度成為農奴。

至於台灣工友總聯盟,台共尋求「由上層聯合」和「由下層鬥爭」的策略。換句話說,為了共同的鬥爭行動應組織一個委員會結合成總聯盟,同時派遣黨工進入工友總聯盟內部,爭取工人羣眾。由於黨員數目仍屬有限,且多任文協和農組職務,因此,要在敵對陣營內建立領導地位實屬幻想。此外,雖然民眾黨和工友總聯盟也強調聯合陣線的重要性,但就整體來說,其結果似乎一無所成。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對台灣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影響”,《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187。

日本殖民台灣,逐漸把台灣人皇民化,對於人民的請願,採寬容的態度,給台灣人感覺到,漸漸與日本人平等的感覺。

日本殖民統治的五十年間,台灣人對日本人進行許多不同形式的抵抗活動,初期二十年的武裝抵抗失敗之後,抵抗運動改採一種政治運動的方式出現,並由知識分子來領導。這些知識分子受到民主主義或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並且受到自決思想的鼓舞。這批抵抗運動者均曾提出台灣解放與中國革命之關係的問題。台灣人的抵抗行動應該隸屬於中國革命之下,等待一個強大的中國出現來收復台灣呢?或者日本殖民統治的解放應該採用與半殖民地中國不同的革命策略,以瓦解日本的殖民統治,並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呢?

自從一九一四年同化會成立開始,經過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直到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為止,它勾繪出一條接受日本統治並自我拘限於合法範圍內的政治路線。這條路線是在全島未來自治的展望下,以改革殖民政策和改善台灣人地位為目標,是反抗異族殖民統治所遵循的第一條路線。

只有在一九二八年台共成立,這個時候,另一條路才明確地標示出來。從一九二七年的文化協會分裂開始,台灣人的解放運動開始出現階級運動和所謂的民族主義運動對立,並衍生一個新的趨勢,想藉革命行動推翻日本人的統治。共產主義運動就是屬於這第二條路線。
盧修一,2006,” 結論”,《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95-196。

現代世界經濟不景氣,中共那一套大行其道,亦懂得如何與民主大國打交道,化妝演出種種,軟化身段,很得某些國家的歡心,台灣美國家族阿九,扮演中共行銷的推手,直接把台灣給賣了。

我們之所以注意到這些事實的存在,對諸君而言,是要指示其重要性,是為了要迅速確定的獲得戰勝的果實。諸君這種消極的表現以及被機會主義的毒素所限制住的心態,全是因為沒有清楚的意識到指導集體的革命鬥爭,擁有組織力量的人只有共產主義者,指導台灣的士人階級和農民對抗日本帝國主義和台灣的榨取階級,能夠獲得最後勝利也只有共產主義者。所以,台灣的共產主義者有可能在消極中開始被分化解放。若非因此,這項任務的解決不會成為不可能,台灣革命運動也不會延遲吧。特別是現在,上至國際情勢,下至台灣島內的革命運動之條件看來,這種消極性是不會被允許的。就實際而言,現在國際帝國主義一切的矛盾,因世界性的經濟危機而越來越惡化,一方面帝國主義國家相互間鬥爭,也覺得越來越激烈。因此,對新帝國主義之戰的釀成爆發是無可避免之事。

國際資產階級在遭遇此經濟危機時,變得更加殘暴,進行殘酷的鬥爭,圖謀殖民地以及勢力範圍的奪取。照此事實進行,對全世界的政治環境帶來相當大的影響,而在各國勞苦群眾的面前背負了新的重大任務。

在另一方面,國際資產階級為了要從此經濟危機中逃脫,對工人階級的生活水準施加壓力,幾千萬的工人群眾被棄置置於街頭,因流浪和飢餓而痛苦掙扎。伴隨而來的,失業工人的人數最近空前增加,勞資雙方之間的矛盾,在各方面也顯得越來越複雜。
盧修一,2006,”附錄”,《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219-220。

台灣於國共會談開始之後,阿九已經被綁架,不得不ECFA一番,故到時候,台灣人民一翻兩瞪眼,事情大條。

在爭取群眾鬥爭方面,恐怕諸君非採取最大的積極態度不可。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以非常的強暴手段,諸君要利用此激發群眾的怨恨,擴大勞苦群眾的鬥爭,對此帝國主義的壓迫,非加反對不可。諸君,要利用勞資間、兵士和長官間、農民在土地上的一切衝突,組織群眾,非反對階級敵人不可。在日常的政治、經濟鬥爭上,要爭取勞苦群眾歸向自己,而且非把鬥爭往高層度的形式推進不可
盧修一,2006,”附錄”,《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222。

後言:
帶賽、帶衰的阿九,成為台灣人的厄夢。

救出阿扁、回歸人權法治,台灣才會有希望,到Holy Maintain走走,亦可解解悶氣!


(全文完,撰於2009/08/08)


PS本文作者为 綠營寫手  




[ 本帖最后由 qdpan 于 2010-4-25 15:59 编辑 ]
☆ 不要去盼什么英明之主,而要去争一个可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制度
  不要跪什么青天官员,而要去争一个可监督问责官员的制度
  不要歌颂什么伟大领袖,而要去争一个可选举弹劾权者的制度
  不要说什么拥护感谢,而要去争一个可言论迁徙自由的制度
  不要等什么英雄勇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推墙的力量


★ 史上最强最热血“爱国者”手册——“五毛党”“美分党”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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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风味的音乐
     
Another Year,Lots of New Dreams.
在主要的信条上保持一致,在次要的信条里用爱包容。
I miss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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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见到"共產黨"三字就 没有好的体制管你什么党都TMD不是好东西
俺金家媳妇也不是好惹滴....我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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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台独份子啊
http://hi.baidu.com/rio_carnival柚木提娜RIO新的空間,歡迎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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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管是什么独.我都尊重他.
但拿人民的鲜血来做政冶资本就是不对的.
中共跟台独没区别.都是自私的政治商人.
你们打着为自由而战的旗号.却给人民带来流血和苦难.而自己却站在高处笑人民是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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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哪派哪党,搞分裂就只能等着被喷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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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分裂就只能等着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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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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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阅,台独分子!
你可以有不同的信仰和政见但搞分裂。。。。。。你会死得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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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不要脸的台独分子!中共不是好东西你台独也不咋地!任何一个想搞分裂的组织、帮派都会在华人的历史上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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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独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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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让世人知道台独的源头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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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绿头大苍蝇写的,看的我真想吐,TG不是好东西,这些胎毒分子更不是好东西!如果就反对TG都是胎毒,轮子之类的东西,那么我要好好的思考下你们的观点就像一寸河山一寸血这么好的一部片子,可是下载的片子里面却又夹轮子的宣传片,真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KMT有优点,有缺点,但是这个政党是个堂堂正正的政党,TG也做过很多荒唐的事情,但也做过对的事情就是这些胎毒分子生出来就是给中国找麻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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