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媒报道，3月18日，日国土交通省公布了2009年度全国基准地价的最新数据：商业用地价格连续两年下降，与前年比降幅为6.1%；住宅用地价格则连续18年持续下降，与前年比降幅为4.2%。该项调查对全国2.7万处地方的地价变动情况进行统计，与前年度相比，增值的只有7处。从价格推移上可以看出，1991年为峰顶，其后一路走低。就商业用地而言，仅在2006年至2008年的3年间，三大都市圈（东京、大阪、神户）受小型不动产泡沫的影响，地价有所上升，但地方则与住宅用地一样，连续18年下降。因此，总体而言，日本全国地价持续下挫。尤其是商用地，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降幅有扩大的态势。
土地也是一种商品。与其他商品一样，地价的高低取决于供求关系。地价的持续下挫，意味着供大于求状况的持续。进而言之，说明拥有土地的魅力在衰减：即使成“地主”也难获利，或即使建了宅子，乔迁新居，也难耐“房奴”之苦。如此事态，对日本的影响相当深刻：名义GDP已退回到1992年的水平。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家经济规模在缩小。具体到一些可能导致这种状况的要素，诸如次贷危机发生后，外资基金的撤退；人口减少，老龄少子化社会中长期需求不足；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内企业的压力陡增，为了提高竞争力，不得不把生产基地迁至海外，或压缩雇佣规模，降低员工待遇等等，凡此种种，要么是持续有年的宿疾，要么就是短期内绝难治愈的新痛，无一不是结构性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到底何在，何以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伤筋动骨的病灶呢？恐怕还要从“泡沫经济”谈起。
在日本战后当代史的叙事中，“泡沫经济”时期被称为“失去的十年”。但若就其对国家经济和世道人心的影响而言，“失去”的何止“十年”。从某种意义上说，“泡沫经济”是日本战后所遭遇的最大的灾难，对这个国家的打击就像战争一样，其创伤注定会绵延至后一代，乃至几代人的时间。
众所周知，日本“泡沫经济”的重灾区是在股市和楼市。与前者相比，后者的泡泡更坚挺、持久，更令人致幻，更像是一个神话。大约1983年前后，东京都心地区的土地开始以法外的价格交易，地方上掀起了高尔夫球场开发热，但政府公示地价的显著上扬则始于1986年。东京都的住宅用地总价在80年代中期才相当于全国GDP的一半，大致保持了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的水平，但从1986年开始直线飙升，翌年膨胀至GDP的1.5倍。泡沫初期，舆论全然不察，而且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如日中天，加上自民党政府的社会分配政策比较公平，国民手中似乎有花不完的钱。但状况急转直下，“地王”叠出，各领风骚三五天。当时一个名叫早坂太吉的地产商，以两年半的时间，把西新宿的一块地了炒了10倍，被称为“抬地之王”。时势造英雄，这位出身于东北农村的其貌不扬、无学历的风云人物，弹指间身价数百亿，居然在媒体上放言说，“一坪（日本土地计量单位，1坪等于6平方尺）大小，也就是俺在乡下的便所脚踩蹲坑那么大块地儿，转眼间可就是3500万（日）元……”
热到这个份上，情况就不妙了。几年光景，从东京都心辐射60公里的范围内，拥有5亿日元以上的土地资产者，超过100万人。但这种诸神狂欢的盛宴，却成了梦想像父辈那样，在城市的某个街区置一爿恒产以“诗意地安居”的中产们的地狱：1990年首都圈内的公寓价格，相当于上班族平均年薪的10倍，都心部则近20倍。按1989年末的市值计算，东京都土地总价可买下全美国，一个皇居便可抵一个加拿大。至此，即使是首都圈的廉价集合住宅，也成了普通工薪层渴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
事实证明，处于泡沫漩涡中的人，不知道什么是泡沫。泡沫的被认知、理解，往往是在泡沫破灭之后—— 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从对“泡沫”（Bubble）一词见诸第一主流财经大报《日本经济新闻》频度的统计中即可见一斑：截至1988年，每年只“偶尔露峥嵘”（1987年仅一篇），而且是作为外汇汇率的报道登场，并非关于股市或楼市的报道。仅3年后的1991年，便猛增至2546篇；翌年，更膨胀至3475篇。
日本的“泡沫经济”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非理性迷狂，集体高烧。应该说，在这中间，主流学界和媒体也扮演了不甚光彩的角色。1990年新年伊始，日经指数便一气狂泻，股市崩盘已是既成事实。一时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这时，包括权威如《日本经济新闻》这样的专业性媒体，也纷纷作乐观，至少是“谨慎乐观”状：“股价可涨停、下挫，但地价不同”云云。于是，在股市受挫的投资者纷纷撤资转战楼市，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楼市的牛气好像也被托住了似的，晃了两晃，又“立住”了：楼市的增值一直到股市崩盘的一年半之后，持续到1991年9月。
接下来发生的，有目共睹，那就是作为“泡沫经济”的尾声的桥段：“呼喇喇大厦将倾”就好像“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前奏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