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腾讯网“影响中国年度华语传媒盛典”
年度最佳专题报道：
凤凰周刊：1、泛突厥主义阴霾下的新疆问题 2、分离主义困扰的世界 3、维吾尔与中亚地缘政治
张洁点评：
丰富的背景、开阔的视野、恰切的时机，给了读者观察新疆问题的另外一种信息支撑；是年度的聚焦，也是历史的注目。在历史与 现实的融合叙述中，读者寻找到团结与分裂维度之外的参照。
长平点评：
难得一见的题材，相对持平的报道。每一次对边界的突破，自己就跟着长大了一些。了解新疆人，就像了解我们自己一样。最可怕 的是就是媒体的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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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 泛突厥主义阴影下的新疆
□ 记者 段宇宏
从西亚的土耳其到中国西北，生活着近1.7亿操突厥语的各个民族，分布在1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语言、宗教、文化相近， 泛突厥主义一直就是对新疆问题影响最深的外部环境因素。今天，国际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泛突厥主义在其大本营土耳其渐成主 流思潮，为北京处理新疆问题平添了诸多不利因素。
7月12日，土耳其幸福党在伊斯坦布尔发起逾万人集会，抗议中国所谓“虐待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会上有人高举着热比娅 肖像，“中国是杀人犯，解放东土耳其斯坦”口号声起伏不断。刚过一周，土耳其97个民间组织联合署名，由“突厥世界人权协会 ”会长布史苏尔向联合国驻安卡拉代表处递交一份申明，要求调查“新疆维吾尔突厥人所遭到的人权侵犯”，呼吁“东土耳其斯坦 出现的罪行”应该提交到联合国和伊斯兰会议组织讨论。
最引人瞩目的指责来自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他说“我们与维吾尔人是兄弟”，称中国在新疆“像是搞种族灭绝”，呼吁“中 国放弃同化政策”，承诺要为热比娅进入土耳其发放签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7月14日回应：“哪个国家能将这种事情称为种族屠杀？”他说：“我们希望我们的穆斯林兄弟能认清 乌鲁木齐‘7·5’事件的真相。一旦他们了解了真相，他们就会支持我们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以及中国政府为处理这一事件所采取的 措施。”中土两国因新疆问题的外交龃龉，不是第一次，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但北京方面公开回应却是首次。
中土口角由来已久
北京刻意把新疆分离主义称为“东突运动”，而非海外所说的“东土耳其运动”，除却政治考量之外，也有不愿把土耳其牵扯 进去之意。而土耳其官方对埃尔多安言论的纠正——据土耳其媒体报道，7月16日土耳其外交部以向中国间接道歉的方式纠正埃尔 多安“种族灭绝”的表述，7月17日，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称，他不知道有任何将新疆近来的事件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的企图——亦 表明土耳其官方外交立场上对新疆问题依然秉持谨慎小心的现实主义态度。
但在现实政治层面，土耳其却是新疆最重要的外部因素。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从东土耳其斯坦来！”
“喔，我亲爱的同胞，你们还在Khi tay人（契丹人，指汉族或中国）的统治下生活吧。”
这是“流亡”维吾尔人在土耳其经常碰到的情景。土耳其以突厥国家“老大”自居，自称是一切突厥人的祖国，多年来一直接 纳包括中国维吾尔族人在内的突厥“难民”，以此显示“种族友善”和“人道主义责任”。
土耳其是“流亡”维吾尔人最自在的地方，除了可自由结社集会，无证件过期被捕和遭遣返的担忧外，时常还有政客和议员前 来嘘寒问暖，而在中亚其他突厥国家，却未必有如此待遇，尽管那里生活着众多的维吾尔人。
目前土耳其从未有官方正式数据统计过该国维吾尔人移民的数量，据民间数字，应超过5万，若加上早先迁入已融入土耳其的 维吾尔人后裔，则说有几十万。但该国的维吾尔人流动性大，部分人是把土耳其当作赴欧美的跳板。流落在巴基斯坦和中亚的逃亡 者中，小部分青年被基地组织吸纳。
至1990年代，长期定居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已获得公民身份和住房，有人已进入军队服役。一部分维吾尔人忙于生计发展，对 政治淡漠，一部分成了推动东突运动的积极分子，总体而言，近年越来越多人积极介入政治。
1995年，“东突运动”领袖艾沙·尤素夫·阿布泰金以93岁高龄在伊斯坦布尔去世，时任伊斯坦布尔市长的埃尔多安下令为其 修建公园和纪念碑。此后纪念艾沙的活动，土耳其很多政党领袖经常出席，往往通过上百座清真寺广播告知信众参加祈祷。
“领导东土耳其斯坦运动精神领袖艾沙是所有突厥民族的领袖，也是土耳其的朋友。”从来以“口无遮拦”着称的埃尔多安曾 在纪念活动上如此评价艾沙。
公园入口有“东突”国旗，园里有艾沙铜像，北京为此向安卡拉提起抗议，土国外交部顾及两国关系，曾多次施压，派人前往摘旗 ，但遭到抵制，引发大规模抗议。前来阻挠土国外交部摘旗的当地人斥责道：突厥人的旗帜只能升起，不能降下。
“你北京的事我不管，我伊斯坦布尔的事你也别管。”埃尔多安强硬地回应。若不是这次埃尔多安主动“管”到北京来，实在 回避不开，否则北京极可能保持多年来处理与土耳其有关东突问题的低调态度。
1986年，土耳其同意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馆商务参赞、维吾尔族人穆罕默德·尼亚孜的避难请求，北京甚至都没有公开回应一下 。即使趁着搭乘美国“9.11”全球反恐号列车之机，北京将“东突”问题公诸于世，从来总是小心抹去这个“东突大本营”的身影 。
土耳其与泛突厥主义
历史上，契丹人曾在中国北部建立过辽国，辽国灭亡后耶律大石西逃，创建称雄中亚的西辽国。契丹与突厥语诸民族交往频繁 ，突厥诸民族就用“契丹”作为汉人或中国的称呼。受此影响，今天俄罗斯也用“契丹”称汉人或中国。
历史学家将生活在从土耳其到中国新疆等地的十几个民族统称为“突厥语诸民族”，因为他们有相近的语言风俗、宗教信仰、 祖先起源传说、狼图腾崇拜，都自称是突厥后裔。
突厥语诸族主要分布在中亚地区，所操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人口将近1.7亿左右，其中以土耳其所占比例最大，约 7000万，维吾尔人口占到第四位。
中亚地缘政治，中、俄、伊、土四大国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在经济上占优势，俄国有传统力量的凭借，伊朗有宗教优势，土耳 其则集宗教、文化、种族优势于一体，近年则在中西亚外交中猛打同语同种的突厥牌，即泛突厥主义。
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又称“大突厥主义”，是西方民族主义与西方列强刺激下的产物，19世纪80年代沙皇俄国统治下 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中国称塔塔尔族），其知识精英最先勾勒出泛突厥主义理论，以应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文化泛突主义提出突厥民族“三统”问题（语言、思想、行动统一），而政治层面的泛突厥主义者则计划在中亚建立各突厥国 家，然后实现大联合。俄国十月革命后，这些鞑靼知识分子大量流亡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泛突厥主义在此全面开花。
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正逢内忧外患。苏丹既是奥斯曼帝国的君主，又是伊斯兰世界最高领袖——哈里发。苏丹醉心于用“ 泛伊斯兰主义”力挽狂澜，精英阶层试图以“奥斯曼主义（奥斯曼帝国爱国主义）”扶大厦于将倾。当泛突厥主义传来之际，大家 纷纷为之迷醉。
奥斯曼的苏来曼·帕夏将军把这种新理论融入到自己的着作《世界历史》中。孜牙·乔加勒甫则写下了着名的泛突厥主义书籍 ——《突厥主义原理》，彻底将这种思潮理论化、体系化。后来泛突厥主义也有大土耳其主义之称。
青年土耳其党1908年领导奥斯曼帝国宪政改革，同时操作三种主义来挽救国运，奥斯曼主义作为立国之本，泛突厥主义用来处 理与其他突厥民族关系，泛伊主义则处理与非突厥穆斯林的问题。泛突厥主义者一般主张用现代化手段改革宗教，同时具有强烈的 反俄色彩。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为赢得良好的国际生存空间，总统凯末尔一直压制着这两大思潮，试图把土耳其民族主义控制在安纳托 利亚半岛，即民族边界之内。但泛突厥主义散布到全世界突厥语民族中，文化泛突厥主义，在突厥语民族中则扎根更深。泛突厥主 义思潮甚至影响上世纪中国新疆的局势几十年。
30年代，欧洲法西斯运动兴起，某些新生代泛突极端分子沾有了纳粹主义气息，蒂尔罕办《苍狼》杂志，俗称苍狼派，“突厥 种族高于一切”、“ 突厥种族优于其他种族”是他们的口头禅，但在“凯末尔主义”的压制下，始终不得志。
19世纪末，西方出现族源或文化相近群体一致对外的思潮，“泛斯拉夫主义”、“泛日耳曼主义”轮番登场。泛突厥主义是受 此刺激和沙俄帝国直接威胁下的产物，认为从亚德里亚海直到中国的所有操突厥语民族都属同一种族，应当团结起来。
从来就很国际化的新疆政治
维吾尔族绝大部分居住在新疆南部，其次主要分布在乌兹别克与哈萨克两国。中亚民族宗教的盘根错节、大国地缘政治的错综 复杂，致使近世中国新疆——这片富饶土地上，既撒满美酒鲜花，也流淌着鲜血与眼泪，是国内外各种势力集团与意识形态厮杀的 战场。维吾尔人反倒不是这里的主角，其国际化情形从来就不容忽视。
清朝初年，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四大部组成的漠西蒙古控制着西北与西藏，准噶尔统治西蒙古后称雄天山南 北，控制中亚，盛极一时。沙俄逐渐东侵，汗王噶尔丹既接受清廷册封，又接受沙皇册封，与双方周旋，力图扩张，幻想建立大蒙 古帝国。
经康雍乾三代帝王，与多位西蒙古汗王争战，最终信奉黄教的准噶尔部被全数消灭，只留下一个地名，遂有了全疆及中亚彻底 伊斯兰化和突厥化。满清控制新疆后，好景不长，先后经历大小和卓之乱、张格尔之乱，同治年间又爆发“西北回乱”，安集延（ 今乌兹别克境内）人阿古柏趁机占据了新疆大部，建立“哲德沙尔汗国”，沙俄随后出兵占据伊宁河谷，清朝在新疆只剩几个据点 ，大片国土几近全部丧失。
阿古柏心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请求苏丹册封其为“埃米尔”（有总督、国王、亲王之意），自认是“属国”，从奥斯曼请来 了军事顾问，获得军火援助。外交上，阿古柏在虎视新疆的俄国与觊觎新疆财富的英国之间周旋。
1875年前后，已经吞并中亚的沙俄准备出兵，攻灭倒向英国的阿古柏，拿下新疆，不巧，中亚塔什干发生反俄暴动，沙俄只得 调兵围剿。
第二年，左宗棠率军西征，沙皇在吃不到新疆的情况下，向湘军提供军火粮食收拾阿古柏。沙俄刚平息塔什干暴动，第十次俄 土战争爆发，待战事结束，清廷已彻底平定新疆，被沙俄占据长达10余年的伊宁也被收回。1884年，清廷颁旨，新疆正式建省。
民国时代，先后经历杨增新主政的小康年代、金树仁统治的动荡时期，盛世才最终在苏联帮助下，成为新疆王。直至抗战末， 中国中央政府力量才正式进入新疆。
三四十年代，“世界各民族之父”斯大林的巨手一直在新疆各种势力间搅浑水，用“双泛主义”和民族主义作煽动工具，以金 钱和武器当后盾，甚至直接派克格勃及正规军入疆，策划了两次“东突国”闹剧。搞第二次的目的，是想勒索在中国东北和外蒙的 利益。
国民政府反对新疆独立，但同意高度自治，张治中辞去主席一职，1947年任命维吾尔人麦斯武德担任联合政府主席，麦被称为 数百年来第一个主政全疆的维吾尔人。1949年，国共内战即将结束，以省府秘书长艾沙·尤素夫·阿布泰金和建设厅厅长穆罕默德 ·伊敏为首的一派不愿与中共合作，出国流亡，先后到达土耳其，被称为第一波正式移民土耳其的维吾尔“开拓者”。
60至80年代，苏联仍通过阿拉木图、塔什干电台，每天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向新疆展开宣传攻势：“东突厥斯坦是维吾尔人 的祖国。”
中苏边境多跨境民族，很多人有双重国籍，包括大量党政军干部。50年代初，新疆进行恢复苏籍和鼓励中国人加入苏籍的工作 ，到50年代末，中苏两党分歧日显，就变成了遣返苏侨（有苏联护照）运动，苏联也鼓励中国边民移民过去，据说全疆1958年就遣 送苏侨99万余人。
1962年，新疆军区两名少将马尔果夫和祖龙太耶夫向北京打报告，称与十几名军官要求一起去苏联，中央军委同意请求。结果 在二人与苏联特工煽动下，中苏边境出现惊动世界的“伊塔事件”（时称“伊塔反革命暴乱”）：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20余县 ，6万多人拖儿带女，扔下房舍和器具，逃往苏联，有些县城跑得仅剩几百户人。
此事件因苏联多年强势影响所致，当地少数民族认苏联为祖国，孩子们甚至不知北京是哪国首都。吸取教训之后，当地才开展 “三个一（一个党，一个国，一条路）”教育。据亲历者说，实际跑出去的人比官方统计多得多，塔城当年与现在的人口数量差别 不大，但因为那次逃亡，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比例被倒换过来。
苏联对新疆巨大的影响，直到60年代后期才彻底削弱。
土耳其的维吾尔流亡者
尽管苏联在中亚拥有巨大的支配力量，但从文化和种族上看，当年的维吾尔精英对土耳其更心驰神往。据说1914年，土耳其人 艾买提·卡马尔到新疆阿图什，就通过办学方式讲授泛突厥主义思想，成为最早的传播者，而泛突厥主义最重要的载体《译文报》 当时也已传入新疆。
艾沙和伊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新疆风云人物，被视为海外“东突运动”元老及“火种”保留者，在土耳其和突厥语各民族中 有一定知名度。1940年代末新疆联合政府中的维吾尔族官员，几乎都参加过之前的东突运动，从泛突及不同程度分离主义角度来看 ，各派之间区别在于对待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态度。艾沙和伊敏被认为是温和派，他们可以接受在中华民国之内的自治，而不愿被斯 大林吞掉，或在斯大林庇护下的“独立”，他们同意中国政府驻军新疆，政治上倾向国民党，对苏联和共产主义抱敌视态度。
非官方层面，至少土耳其政府通过提供财政资助及活动空间，逐渐使该国变成全球东突运动的总部，近年德国和美国维吾尔移 民增多，这个“东突心脏”的作用才适度减弱。
艾沙和伊敏在土耳其继续领导东突运动，先后创办《东土之声》、《东土新闻公报》、《自由土耳其斯坦学报》等政经和文化 刊物，用英文、维吾尔文、土耳其文出版。伊敏早年撰写的《东突厥斯坦历史》自然是培育年轻人“民族意识”的教材。
伊敏1965年去世后，艾沙成为实质上的领导人，先后建立“东土流亡者协会”和“东土基地”，基地的目的是“致力于维吾尔 文化和社会身份的保存”，为年轻一代提供精神资源，艾沙认为其重要性胜于谋求独立和暴力“复国”。
“东土学生联盟”、“东土妇女协会”、“开塞利东土文化和团结协会”也相继在其孵化下生长出来。
为使国际社会不忘东突，艾沙利用一切国际场合发出声音，参加过新德里和摩加迪沙的亚非会议、巴格达穆斯林国家会议、麦 加伊斯兰大会。
艾沙的长子艾尔金·阿布泰金亦是着名东突活动家，“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的创立人之一。该组织吸纳了五大洲几十个“ 流亡政府”及分离主义组织作为会员，艾尔金曾任总秘书长。“世维会”成立后，艾尔金担任了首任主席，其继任者是热比娅。
作为早年突厥语诸民族中文明成就最高的维吾尔族，东突通过文化泛突作为纽带，得到不少土耳其政要和知识分子支持，在这 个以“一切突厥人祖国”自居的国家，有人称维吾尔是其“文化母亲”。
苏联解体之后，沉寂多年的“双泛”伴随着宗教复兴与民族主义复兴，在中亚及新疆活跃起来，土耳其作为泛突心脏的输血作 用自然功不可没。经过中亚，艾沙与伊敏的精神资源渗透至新疆，八九十年代影响力不可小觑，北京自此开始与“双泛”长期角力 。
据《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的渗透及对策研究》一文透露，1980年，新疆大学历史系两个学生刻印和传播伊敏的《东突厥斯 坦历史》，有的师范学生毕业后，把这个作为教科书向中学生讲授。
仅1988年，喀什维吾尔高级中学高二15名学生成立了“母系突厥解放组织”；另有5名学生成立“阿塔图克解放组织（凯末尔 又被称为阿塔图克，意为突厥国父）”；和田地区墨玉4名中学生成立了“天山联盟”，墨玉县一中有13名学生成立“东土耳其斯 坦民族解放党”。
90年代，新疆大学生中，“东土族解放”、“青狼青年联盟”、“天山雄鹰联盟”、“东土耳其斯坦子弹”、“兰狼解放”、 “东土伊斯兰党”、“东突星火联盟”一类组织纷纷涌现。
1987年，《东突厥斯坦历史》在安卡拉出增补版，《东土之声》经过连载后，大量流入新疆，疯狂传播。4年前去世的新疆文 联作家吐尔贡·阿勒玛斯在此期间先后出版了《维吾尔人》、《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史》，后来自治区党委在全疆文化 教育界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认为这三本书是“双泛”大毒草、伊敏的流毒，破坏祖国统一，损害民族团结。
从清廷灭亡西蒙古准噶尔部控制全新疆以来，新疆其实一直就是各种国际力量角逐之地。冷战结束后，苏联的威胁和作用突然 消失，但一度冷寂的泛突厥主义则在广阔的中亚西亚地区蔓延起来。而土耳其的外交和国内政治生态变迁，泛突厥主义思潮已渐成 主流。
土耳其的突厥外交
作为世俗化自由化程度最高的穆斯林国家，土耳其有极其独特的政治体制——“政党执政，军队监国”。二战后，作为凯末尔 主义大本营的军队坚守世俗主义，时常“挺身护宪”，抵制政府的宗教化政策，压制极端宗教力量，局势稍稳后又开启选举，还政 于民。每当此时，激进泛突或宗教势力就暂时退缩到文化生活领域。
苏联解体前，土耳其始终生存在强邻的威压之下，泛突厥主义只是一种无现实空间的幻想。中亚各国独立后，土耳其最先给予 承认，中亚各国领袖对泛突思潮亦一度趋之若鹜，与土耳其关系迅速升温，土耳其也日益重视泛突主义在中亚外交中的基石作用。 土耳其通过接受中亚突厥语民族留学生，出资援建大学、清真寺，设立文化机构，提供贷款等方式，拉近与中亚各国感情。仅2001 年同中亚国家签订条约协议就达400多个，90年代中期，哈萨克斯坦的土耳其公司已有269家，项目金额达10亿美元。
土耳其政府定期召开“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国际突厥语民族团结合作大会”，政治、经济、文化议题无所不包，甚至与 阿塞拜疆有“一个民族，两个国家”之类的议题，并已着手建立欧洲议会那样的“突厥语国家大议会”。
2006年9月，第十届国际突厥语民族团结合作大会在土耳其凯麦尔召开，大会建立贸易、经济合作、教育、科技、文化、青年 组织6个国际委员会，中亚诸国、俄罗斯的图瓦、阿尔泰等自治共和国、欧美的突厥语民族社区600多代表参加。
“有法语、英语、西班牙语地区，为什么不创立突厥语地区，我们需要改写我们共同的历史，各国应统一语言”；“要建立突 厥联邦，历史给了我们独特机遇，我们有共同的文化历史根源，我们要经济一体化，才能使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同一立场”；“国际 关系委员会的必要性工作即突厥世界联合行动，要公平解决东土维吾尔问题 ”……这些都是会上各代表提出的议题。
埃尔多安强调，土耳其会在外交上日益加强突厥因素，当作外交政策中最重要手段。他呼吁各国“拥护土耳其突厥合作的外交 政策，统一在国际社会的立场，以便有效地对付孤立突厥语国家的企图”。
土耳其近年与西方关系有所疏离，外交重心略向中亚偏斜，亦有国际地缘政治环境的巨大变化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一向与欧美 关系极其亲密的土耳其，苦苦加入欧盟的努力屡次受挫，国父凯末尔力主的“脱亚入欧”之梦依然看似遥不可及。西方的小弟当不 成，自家兄弟的老大则看似更易争取。
而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互相作用，也直接影响到了土耳其的政治生态。被认为是极右的泛突主义政党——民族主义行动党， 1969年在议会仅有一席，曾被中国学者视为“毫无群众基础”。不过现在的数据，三大政党分别是：正义与发展党，有46%选票， 占340席；共和人民党，有20%选票，占98席；民族主义行动党，14%选票，占70席。
共和人民党是凯末尔创建的政党，民国时代中国称之为土耳其国民党，意识形态为凯末尔主义，土耳其目前第一和第三大党都 有不同程度的泛突倾向、比较浓厚的宗教背景。起码能说明，泛突在近二十几年的土耳其，成为一种主流思潮，埃尔多安就是正义 与发展党的主席。
虽然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对北京的指控，被土耳其媒体批评为过分“横蛮”，但在有“东突大本营”之称的土耳其，同样有很 多泛突主义的刊物，不乏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如《突厥祖国》、《突厥联盟》、《我们的圣地》、《突厥文化》、《突厥斯坦之声 》……它们经常指责政府冷漠无情，不关心国外“受压迫突厥同胞”。无疑，“双泛”思潮在土耳其全社会的抬头，为北京解决新 疆问题平添了诸多不利因素。
原文2009年8月刊于凤凰2009第23期(总第3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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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二《新疆问题与中亚地缘政治》
□ 记者 段宇宏
中亚五国中，除塔吉克斯坦人为操东波斯语的民族外，其他国家的主题民族均为突厥语民族。通行在突厥语各族知识精英中的 一种说法，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中国称柯尔克孜族）等本来就是一个民族，由于政治上长期不统一，近现代被 沙俄与苏联分而治之，人为划分成了数个民族。尤其是维吾尔与乌兹别克，他们认为完全就是同一民族，相似性达到100%。
突厥语诸民族文化的互相影响往往难分彼此，譬如大陆人熟悉的维吾尔传奇人物阿凡提，其原型生活在土耳其，而非新疆；而 对突厥文化有巨大影响的《突厥语大辞典》，作者是11世纪出生于喀什的维吾尔人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熟悉中亚民族问题，当过记者，从事NGO工作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海莱特·尼亚孜介绍，在从来没学过的情况下，乌兹别克语 100%能听懂，哈萨克语懂八成，土耳其语懂五成，陌生单词是近现代产生的新词汇，日常用语完全通用，只有口音区别。中亚各国 和土耳其的音乐、影视剧流入新疆，无需翻译。“维吾尔人去中亚经商、旅游几乎没有语言障碍，”他强调，“当然那是历史，现 在大家分属不同政治实体，也可说是不同民族，要承认现实。”
正因为有着种族和文化上的亲近关系，改革开放后，维吾尔人成为中国与中亚交流的排头兵。中亚国家在独立前未经历过市场 经济的洗礼，自古就擅长经商的维吾尔人很快在当地的服务、贸易行业占据优势。同时也为东突兴起提供了一定的人力和资金来源 ，90年代，中亚一度有十几个较活跃的东突组织。
据哈萨克斯坦《民族报》2004年引用的官方数字，在该国维族人多达217万，有70多所维族学校，为中亚各国之最，1991至 2001年，曾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高度活跃的政治活动。
曾在新疆工作过的哈萨克总理马西莫夫拥有一半维吾尔血统，哈萨克议会中有一名维吾尔族代表，但在部长州长这一层次中则 没有维吾尔族人（北京一位维吾尔学者称，哈萨克斯坦不少高级官员私下称自己其实是维吾尔人）。《民族报》认为维吾尔族对法 律制定的影响不大，其人口数量与政治权力分配不平衡，“政府对维吾尔人的态度，一般情况下是正常的，影响其变动的外部力量 来自中国”。
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的民主化程度被认为比较高，维吾尔族在此地的政治生活环境已算最好。乌兹别克斯坦甚至 严格限制维吾尔族人在本国从事新闻、出版、教育行业，严禁其组织结社。
海莱特·尼亚孜认为，乌兹别克斯坦的维吾尔族人其实才是最多的，应该在500万之众，但大部分人并未标明民族身份，数量 时起时伏，这主要取决于政治环境松紧。“当然在生活水平上，维吾尔族人在中亚是比较富有的。”他说。
俄罗斯名为《关于亚洲》的杂志报道，吉尔吉斯政府2004年禁止维吾尔文化中心15周年比什凯克大会，是最重大的压制案例， 但该国南部地区非常流行维吾尔语电视剧，每周六，当地私营电视频道OSHTV还用维吾尔语播出。
中亚各国的民间及当地维吾尔族同情资助东突组织难以避免，北京的反东突战略自然就不可能是“纯粹内政”，必须得跨出国 境，寻求合作。
中亚国家民族宗教问题同样错综复杂，专注于发展经济的同时，自身也面临分离主义威胁：塔吉克斯坦有“戈尔诺—巴达赫州 ”分离问题，并在1992年该国内战时曾一度宣布独立；乌兹别克的“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有分离倾向；这些国家的维吾尔族 人还有成立自治区的诉求。
这是中亚与中国联手共同反击分离主义的政治经济基础。北京通过“上合组织”在中亚打击东突的成效目前十分显着，中亚上 合成员国给予积极配合，对当地关涉维吾尔的政治活动严加限制。
试图挖掘突厥语国家大金矿资源的东突组织遭遇重大挫折，这几年纷纷把活动重心转向欧美，很多东突组织及成员移居西方， 并效法达赖希望在西方寻求支持。目前来看，获得西方世界支持比从中亚汲取资源似乎更加容易，更有成效。
中亚诸国独立数年后，已脱离外交上的稚嫩，当初的泛突热情渐趋理性，它们开始利用和动员一切有利发展的资源：跑到土耳 其进行突厥语民族大联合的同时，也不妨碍进入“上合组织”与中国联合打击三股势力。
但中亚作为突厥语民族聚居的地带，东突仍将之视为潜在的天然的“盟友”，东突精英往往寄望于各国进一步“民主化”，更 利于从民间获得更多资源。
新疆“三股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大陆学界常归结为“双泛”的恶劣影响，因它是承载“ 三股势力”的思想温床。已有学者指出，“双泛”使中国民族问题解决复杂化、国际化，也将会对已解决的边界问题造成前途不明 朗情形，进而影响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商贸往来、劳务输入，甚至中国海外企业的安全。
但这种说法有时过于笼统和模糊，缺乏深入研究，未到“知彼”的程度，而且在表述中常常误把泛伊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与恐怖主义划上等号，这种误会又是照搬一些西方学者的误会所致。中亚国家的宗教复兴，与二战后西方出现的宗教复兴性质差别 不大，大陆改革开放后，也有传统文化宗教热。但泛伊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在突厥语民族中并没太多市场，他们对伊斯兰教义的解读 从来都很宽松，经过苏菲神秘主义千年传播，伊斯兰教才在中亚扎根，其信仰有颇多异质成分。
原教旨主义只是要求严格复归本初伊斯兰生活方式等思潮的泛称，如不吸烟不喝酒，妇女戴面纱。虽然守旧，这种生活及精神 层面的原教旨主义并不暴力，沙特阿拉伯就是以标准的原教旨主义的瓦哈比派作为国教，接近一种清教主义，但沙特与英美关系十 分和谐。政治性和暴力性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则以基地组织为代表，对世界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宗教情感上的泛伊主义也不似政治性泛伊主义那般面目狰狞，世界上同种宗教经常举行的全球交流大会，即是这种共同信仰牵 线的作用。
泛突主义同样具有多面性，因种族和文化接近而有亲切感为人类本性，情感和文化上的泛突主义不应笼统归为分离主义和恐怖 主义。
全球某处华人的遭遇，常会牵动其他华人的情感，亦不可说成是“泛华主义”。政治上与种族上的泛突主义才应该引起警惕， 会对主权和社会安定造成威胁。在中亚各国，现实政治中真正的民族议题，是由于民族混居，都存在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往往是 邻国的主体民族）的权益问题，所以政治与种族上的泛突厥主义，在现实政治层面经常是受打压对象。
时至今日，没有几人相信，全球某种宗教能组成一国，某个种族集群能联合一体，即使社会发展水平达到欧盟程度，欧洲一体 化亦困难重重，何况在发展中国家主权意识强烈的时代，谈何容易。
原文2009年8月刊于凤凰2009第23期(总第3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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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三《分离主义困扰的世界》
□ 记者 段宇宏
分离主义几乎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即便在西方国家亦不例外。今天还没有一个国家找到可以完全消除分离主义的办法，但通过 发展经济，落实民权，制度设计，运用法律手段，不断使其边缘化和非暴力化，增强向心力，维护国家统一，消解国际化压力，却 有颇多成功案例。
全球并不只有中国面临疆独、藏独、台独威胁主权安全，不管何种政治体制，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国家，分离主义的身影无处不 在。
分离主义在西方语境中被视为中性词。基于各自立场，反对者称它为“分裂主义”，支持者叫做“独立与自决”。民族主义思 潮催生近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概念，它强化主权与领土意识的同时也滋生了分离主义，两者冲突对峙百年来绵延不绝。
一战后，列宁和威尔逊首先提出“民族自决”，曾激荡起一波又一波的主权与分离的较量。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又引发过两 波分离高潮。支持“自决”者也反对“分裂”，反对“分离”者也会支持“独立”，这中间不外乎就是种族、文化、宗教、经济、 政治利益的博弈。对分离主义威胁感到日益紧迫的中国，或不必过度恐慌敏感，而需集纳全球消解分离主义经验，运用政治智慧维 护国家统一。
千奇百怪的主权与分离问题
法国被科西嘉问题困扰，英国备受北爱纷争折磨，西班牙有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问题，加拿大有魁北克分离运动，俄罗斯被车 臣战火搞得焦头烂额，土耳其面临库尔德和亚述分离主义的挑战，日本的琉球复国运动一直搞得有模有样……
2004年2月，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监狱里一名犯人提起抗议：“我是德克萨斯共和国公民，不是美国人，你们无权将我引渡 到加利福尼亚。”这名犯人认为，阿斯彭历史上曾属于“德克萨斯共和国”。即使世界上政治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也无法消除分离 主义。
美国境内的分离主义运动多达几十个，相关组织不计其数，堪称光怪陆离。有黑人发起的“黑带共和国运动”，印弟安人发起 的“拉科塔复国运动”等；“卡斯古底亚共和国”、“德克萨斯共和国”、“佛特蒙共和国”、“夏威夷王国”则已宣布建立，有 自己的网站、报刊。有些分离运动，还有几个“临时中央政府”，由同一运动的不同组织各自组建。
“德独运动”认为1865年美国收该州入版图为非法，不予承认。1995年12月，一个主要的德独组织在奥文顿市宣布建立“德克 萨斯共和国”，并制定“宪法”。“国家”刚成立，组织却出现裂痕，分成三派，因为内讧（绑架）和威胁谋杀政府官员（包括克 林顿总统），大量成员入狱。直到2003年，内部整合后才趋于团结，共同承认了现在由米勒“总统”领导的“临时政府”。这个“ 德国政府”的运作自然离不开金钱，财政来源主要依靠募捐和出售证件（护照、身份证）。不过这只是“诸德国”之一，另一个德 独组织成立的“德克萨斯共和国”，正副“总统”分别叫拉里·胡格赫斯和戴尔·罗斯。
美国这类分离主义运动，大多数不具暴力色彩，没有群众基础，几乎沦为极少数社会激进边缘人士自娱自乐的活动。只要不触 犯法律，美国政府从来爱搭不理，这是美国独有的一道奇特景观。
英国除北爱问题之外，还有苏格兰、威尔士分离运动，但这不足以令人惊讶，作为英国主体民族的英格兰同样存在着英独运动 。2008年，安德鲁·康斯坦丁，一位英国民主党的前成员，正式组建“解放英格兰党”，成为当代英独运动的代表性组织。该党的 政治目标，是把英格兰从英国独立出来，并促使英格兰退出欧盟。
直布罗陀16世纪初并入西班牙版图，18世纪初被割让给英国。西班牙从上世纪60年代起宣布永不放弃对直布罗陀的主权要求， 两国争吵不断。对北爱问题一直头疼的英国，在这里找到巨大安慰。
“英国出卖了我们”，2002年，英国试图接受西班牙“主权共享”要求的消息传出，直布罗陀数万居民罢工罢市，强烈谴责英 国政府出卖主权的“卑鄙行径”。两年后，当地官民热情洋溢地举办庆祝英国占领直布罗陀300周年活动。值得玩味的是，当地居 民中的英国移民只占15%，其他居民则来自意大利、马耳他和西班牙。
不同国家，不同组织印制的地图能告之我们奇特世界的另一面。中国大陆的世界地图上找不到“萨拉威阿拉伯民主共和国”， 但它却赫然出现在朝鲜、越南、古巴、安哥拉等几十个国家的地图上，因为在中国看来，它只是摩洛哥南部一个省份。2005年之后 中国出版的地图上，一个人们比较熟悉的国家——锡金悄悄消失，印度方面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承认锡金属于印度的国家。
东欧南欧地区，这里的主权与分离问题如同一团乱麻。俄罗斯面临国内各色分离运动困扰的同时，又同外部世界在此问题上有 着趣味性互动。“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国”位于摩尔多瓦与乌克兰之间，国际社会均认为它属于摩国一部分，唯有“南奥塞梯共和国 ”、“阿布哈兹共和国”承认其独立。“南阿两国”宣布从格鲁吉亚治下独立，同样未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只有俄罗斯和尼加拉瓜 与它们建交。
意大利是唯一一个在自己首都（罗马梵蒂冈）派遣驻外大使的国家，经常被视为奇闻，而一个不拥有半寸领土的组织却被联合 国和国际法视为“准主权国家”，却不是天方夜谭。起源于11世纪十字军东征的天主教军事修士会——“马耳他骑士团”，与100 多个国家建有“外交关系”（包括梵蒂冈），发行自己的护照、邮票。与之建交的国家，派驻梵蒂冈的大使兼任驻骑士团大使。骑 士团在罗马的修道院，既是外交部，又是驻教廷和意大利的大使馆。
总而言之，全球主权与分离问题的纷乱复杂状况，远远超出一般人想像。
发达国家治疗分离主义伤痛的努力
拥有分离倾向的多民族国家，不意味着民主化后，民族冲突会加剧并导致国家分裂，西班牙是其典型代表。而南斯拉夫则是 民族分离倾向并不显着，民主化转型后，主体民族煽动民族主义导致国家分裂的典型。
如果说奇形怪状的非暴力分离主义还具有一定喜剧色彩，而暴力性的极端分离主义则会给一个国家带来难以弥合的伤痕。西班 牙的“埃塔”(巴斯克祖国与自由组织的简称)和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是发达国家仅有的两个暴力性分离主义组织，造成无数 起生命和财产损失，一个已放弃暴力回归主流政治，一个已至穷途末路，但它们造成的恐怖阴影，在很多人心中挥之不去。
至今没有一个国家找到完全消除分离主义的办法，但通过发展经济，落实民权，制度设计，运用法律手段，不断使其边缘化和 非暴力化，增强向心力，维护国家统一，消解国际化压力，却有颇多成功案例。
日本被视为单一民族国家，种族与文化同质性极高，按理不应有分离主义之忧，但在冲绳地区却有点例外。70年代兴起的“琉 球独立党（2008年3月更名为吉嘉利俱乐部）”一直致力于建立“琉球共和国”，然而日本凭着经济世界第二的优势，使“琉独” 变成皮肤之患。
琉球大学华裔教授林泉忠2005年进行的民调显示，当地认为自己是冲绳人也是日本人的占56.8%，认为自己是冲绳人的占40.6% ；假如日本政府不许可，认为琉球可以独立的占20.5%，日本政府许可，有57.4%认为可以独立。2006年冲绳县知事选举证明，即使 在有分离倾向的民众中，最激进的琉独党，也没有群众基础，该党第二代党首屋良朝助参加选举，仅得票0.93%，铩羽而归。
现代政治发源地英国，一向具有政治稳定的传统，却也免不了遭受暴力分离主义之痛。但北爱问题的特殊性，对面临类似问题 的后发国家不太有借鉴意义，占大多数的新教徒居民愿意留在英国，占少数的天主教居民希望与爱尔兰合并，双方长期处于仇视状 态。光凭自治，不解决问题，占少数的天主教徒难以在选举中获得权力，更增添仇视情绪；两次公投，多数人愿意留在英国，爱尔 兰共和军又执意以暴力对抗主流民意，北爱问题一度成为死结。
直到上世纪末，英国政府从权力分配、族群和解的每一个细节设计制度；爱尔兰放弃对北爱的领土诉求，配合英国政策；美国 爱尔兰裔组织施加压力，进行和平游说，三种因素加在一起，爱尔兰和平才迎来曙光。
西班牙作为最早的西方殖民帝国、最晚实现现代化的西欧国家，长期面临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挑战，而西班牙成功政 治转型的同时逐步消解分离主义，维护国家统一，则被视为典范。
1976年苏亚雷斯首相推动政治转型，告别佛朗哥威权时代，决意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实现政治现代化。转型期的西班人突然发 现，威权时代用武力震慑分离主义所获得的平静，只是假象。分离主义不仅具有深厚群众基础，并像火山一般喷发，极端力量还借 着转型的机会“杀”出一条血路。
因为种族和语言的巨大差异，巴斯克的分离主义情形尤为严峻，达到当地几乎全体民众支持独立的境地。自称信奉马列主义的 埃塔从地下分离组织变成反政府恐怖武装集团，一阵阵的爆炸声在西班牙各地响起，一宗宗谋杀案接连发生。尽管埃塔宣称只是刺 杀政府官员，实际上更多的平民丧身其手，迄今为止欠下数千条人命的血债，埃塔的恐怖名声很快传遍世界。
西班牙强硬打击暴力性分离主义的同时，在反对民族分裂的宪法框架下，决定建立一个新的分权体制，前所未有地向非主体民 族地区授权，彻底修正佛朗哥时代强行推动的同化政策，力倡民族和解。1979年10月，吸纳各方建议，平衡双边利益的《自治条例 》提交给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两地选民表决，分别有87.9%和90.3%的选民投了赞成票。巴斯克地区历史最悠久、最强大的非暴力性 分离主义政党巴斯克民族党史无前例地赞同了政府的《自治条例》。
埃塔红火一阵后，随着自治的推进，从此走上边缘化道路，在整个西班牙乃至巴斯克，名声日降。10年间，巴斯克地区民意发 生了变化，1979年，只有5%的人认为埃塔是“犯罪分子”，10年后这一比例提升到16%；当初17.1%的人认为埃塔是爱国者，10年后 降至5%，将埃塔视为疯子的人则从8%提升到16%。
西班牙立法禁止与埃塔有牵连的政党，一旦发现，法院可宣布其非法，驱逐出政坛。激进的分离主义政党巴斯克人民团结党（ 被认为是埃塔政治组织）、巴斯克祖国共产党、巴斯克民族行动等党派因为勾结埃塔，先后被法院禁止，退出主流政治舞台。
西班牙转型彻底成功后，巴斯克大学现今在当地进行的民调数据则显示出乐观前景。33%的人支持巴斯克独立，31%的人赞同以 联邦制方式留在西班牙，32%的人赞同成为西班牙的民族自治区，也就是说，不支持独立的人占了63%。对于埃塔的态度，60%的人 完全排斥埃塔，18%的人声称早年曾支持埃塔但将不再支持，13%的人赞同埃塔的终极目标但反对其暴力方式，仅有2%的人完全支持 埃塔及人民团结党。
在文化和种族与西班牙主体民族更相近，但之前分离主义同样严重的加泰罗尼亚，今年5月份的民调数字则更令西班牙兴奋， 近八成加泰罗尼亚人以身为西班牙人为荣，20.9%的人赞成独立，35%的人赞成以联邦制方式留在西班牙，34.9%的人赞同成为西班 牙的民族自治区，4.4%的人赞同成为西班牙普通省份。最新一次加泰罗尼亚议会选举中，公开鼓吹独立的“共和左翼”仅得票14% 。
原文2009年8月刊于凤凰2009第23期(总第336期)
